5月28日，原定下午三点从学校出发，由我陪同近代史所四位老师前往楚园看望章开沅先生和师母黄老师。自二老去年12月26日入住楚园，由于疫情防控，很少有机会去看望二老。一早我就兴奋地来到办公室做相关准备。不料没过多久，彭剑老师一脸沉重地走进来问我先生是不是走了。“怎么可能？我们约好了下午去看望，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坚信这是谣传。不一会，电话响起，随后便听到章先生长女明明老师的哽咽声……天降噩耗，泪水夺眶而出。
4月2日我曾陪同马敏所长、彭南生副校长等去楚园看望章先生，先生一如往日那样神采奕奕，侃侃而谈，还不乏幽默，在交谈间隙向负责整理其曾祖父章维藩函札的弟子张晓宇行礼；5月23日陪同贵州冯祖贻先生夫妇、马敏所长夫妇以及历史文化学院纪红书记再去看望先生，离别走到门口时，我转过身依依不舍地向先生挥手，先生用饱含期许的眼神目送我们离开。
真的天人永隔了吗？先生真的离去了吗？我却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先生依然与我们同在。家里床头柜上摆放着多本先生赠送给我的个人专著，随手翻阅，先生的句句诤言激励人心；坐在办公桌旁，一抬眼便仿佛看到先生背着双手、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亲切地招呼我过去一下；一打开先生的办公室门，仿佛看到他端坐在办公桌旁，戴着眼镜，或捧书静读，或埋头疾书……睹物思人，往事历历在目。先生对我的包容、关爱、教诲与提携，一一涌现于眼前，我禁不住失声痛哭。
一、先生给我面试
初识先生，是在电视里，那时学校电视台正在播放华师建校100周年庆祝晚会，先生振臂高呼“华师永生！华师万岁！”，这一慷慨激昂的话语令观众动容，使晚会达到高潮。当时我对先生并无多少了解，只从我爱人口中略知他是受人尊敬与爱戴的华师老校长，但通过电视里的这一画面深切感受到先生身上所散发出的像高山那样巍峨挺拔的气质与魅力。没想到过了不久，机缘即至。2003年10月底，我突然接到学校人事处的电话，说近代史所招聘办公室人员，让我去近代史所面试。记不清是在上午还是下午，只记得时间很紧迫，我事先没做任何准备，连行头都没刻意换一下，就灰头土脸地随人事处钟选友副处长到了近代史所。
面试官正是章先生。我诚惶诚恐，不敢抬眼看他，心里不停地揣测着，这样一位大家会问什么问题，我可能无以回答而出洋相，紧张得要命，以致先生和蔼地招呼我坐下，我都没听见。待我坐下鼓足勇气抬起头时，正好与先生慈祥的双目相对，心里稍稍安定。先生让我做自我介绍，我如实告知已辞职在家照顾小孩、与社会脱节两年有余。不料竟引发先生对往事的追忆，他将自己小女儿的经历向我娓娓道来：“我自己的孩子，说实话，我没怎么管，只是在大的问题方面给点建议，让孩子们把握一个方向。我的小女儿当初学理论物理，后远赴美国，在一所学校教物理，教学得心应手，可后来不知怎么突然想起要做家庭主妇。再后来又出去找工作，接着又改学精算，考精算师很难，需要一级一级地考……”。讲述过程中，先生有时凝神陷入思索，可能在回忆曾经与两个爱女相处的温馨时光或画面；有时会发出愧疚的叹息，说女儿年幼时自己因各种原因而疏于照顾，在女儿最需要帮助时又鞭长莫及；有时也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女儿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不懈努力。记得先生还问了我今后的打算，我说想工作一段时间后读在职研究生。谈话结束时，先生微笑着勉励我：“以后好好做，‘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连连点头应允。
面试就这样结束，它是我此前所有面试中最轻松最温馨最鼓舞人心的一次面试。当时虽不知面试结果如何，但先生待人接物时的和蔼可亲、温文尔雅和慈祥率真由此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不知是出于个人少许经历与先生次女经历相似之因，还是出于先生事先看过我的简历、看重我有一点英语基础之因，面试竟然顺利通过。到家不久，人事处即通知我第二天到近代史所上班，负责章先生创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今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以及章先生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今章开沅文化交流基金会）的行政事务。事后回想起来，先生接纳我的首要原因还是他对晚辈无私的关爱，他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尽早从迷茫、困惑、失落的低谷和困境中走出来。
由此，才疏学浅，又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历练的我，在经过两个月的试用期后，正式成为近代史所的职工，并且蒙先生不弃，在所里工作至今。
二、先生教我为人处事
“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是先生生前最喜欢的名言，他不仅拿来当自己的座右铭，还以此勉励青年后进。无论在治学、为人、还是处事上，章先生都以此为坐标，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无论在任何时候，他都不趋时，不唯上，不媚俗。
先生的守时是出了名的，但凡有邀约，他必定准时到办公室，很多时候还是提前到办公室等候，真诚地迎接前来求教的每一个校内外学者或前来采访的相关媒体记者。记不清是哪一年，有一位记者并未提前联系而径直来到先生办公室门前。凑巧先生刚好在办公室。研究中心办公室与先生办公室相邻，当我看见这位记者要进先生办公室时，急忙出来拦住了他，并询问有无事先预约。看见先生正在阅读，并且得知这位记者并无预约，我不忍打扰，婉言劝其离开，择日再访。没想到，先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叫我过去，放下手头书本，笑盈盈地说：“既然人都来了，就让他进来吧。人要自得其乐，我是活一天赚一天，权当是休息。”像这类突发性来访，平日多有发生，但先生对来访者往往不忍拒绝，总是以礼相待，对我也并无半点责怪。
还有一次，有一位杂志的编辑，曾来拜访先生多次，此次未经预约，带了一个朋友再次来托先生办相关事宜。时值先生忙于要事，而且先生事先已跟我说好上午不会客，我先把他们迎接到了中心办公室，并告以先生已年近九旬，目前事情繁杂，无暇顾及他事。这位编辑一听就来气了，认为他所托之事就分分钟事，并且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我和中心的几位学生再三劝说无效，后也有点动怒，与他争执起来。先生听到这边有动静，在了解原委后，把他们请到办公室，满足了他们的意愿，与他们合影。之后，先生恭恭敬敬地送他们离开，并举手行礼，说：“做得不好的地方，你们多批评！”我为自已的焦躁、不理性而汗颜，为先生的儒雅风范而感动。一位学生说：“章老师，您的心胸太豁达了，我们年轻人很难做到。”先生笑着回答：“我比你们大四倍啊，这都是磨练出来的。我年轻时也不行，爱惹事。你们不要学年轻的章开沅，要学年老的章开沅。”
章先生常常说：“爱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归宿。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至少是教育失去了灵魂。”先生爱学生，而且这种发自内心的无私的大爱绵延不绝，如一股甘泉滋润着每个曾与他接触过的学生的心田。2007年，湖南省益阳市一名叫张蓉的高中生给先生来信，本以为先生会让我做礼貌性的回复，不料竟然亲笔写了两千来字的回信，他说：“看到你的信，很受感动。你思考那么多问题，又提出那么多问题。我仿佛自己也变成一个考生，而且还是个交不出满意答卷的考生。作为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我感到惭愧，更感到痛苦。我们的教育已经生病，但我却表现出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他还勉励张蓉同学：“一次考试决定不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坚强者，经得起任何挫折与挑战。”
2013年底，先生向学校递交资深教授请辞报告。那一天，他很郑重地把手稿交与我，让我打印并呈交给相关领导。报告中说：“年迈退休，应属当然。荣誉可能终生，工作自有了时。现今学校、学科形势大好，后继有人，英才辈出，实乃敝人急流勇退，圆满谢幕之良机，庶免挂名装点、尸位素餐之过失。…..”2014年4月16日上午，学校为先生举行了荣休仪式，随之掀起媒体竞相报道的浪潮。有的媒体报道失实，说先生“三年四请”。为此，先生又专门撰写《关于辞退的两点说明》，来澄清事实，因为他不想给学校造成任何压力，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我为先生非凡的气度与风骨所折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其实，退休前后，先生都无比忙碌，每天殚精竭虑，孜孜以求，为历史学科和学校发展、为家乡发展、为改革社会弊端和提升社会文明、为促进中西学术交流，建言献策，搭桥铺路，甚至以年迈之躯，多方奔走，何来“尸位素餐”之说？
像这样的事情不胜赘述，它们让我见证了先生的真、善、美，让我从懵懂无知、不谙世事，渐趋成熟起来。
三、先生教我写传记
先生勤于写作，每年都会撰写数篇论文、随笔或序言，这些文章基本都由我打印，在打印和校对过程中通过慢慢品读、领悟，我学到不少知识。有时我辨认不清先生字迹，或弄不懂先生遣词造句、引经据典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解说，我因此逐渐增加了对史学的兴趣，写作方面也稍有提高。看到我的进步，先生自然是由衷的喜悦，从不吝啬在人前人后夸奖我，平日还总以台湾张朋园先生的秘书从一个全职太太到打字员再到副研究员为例，鼓励我工作之余做点学术研究。他说：“你现在已经有了一点基础，英语也还不错，中文文字表述也有一定基础。加上平时你积累我的东西最多，那么多信件，那么多报道，只要有心，还是可以做出成绩的。”先生也总对我说“时间是挤出来的”。可我倍感惭愧，平日只是应付繁琐工作和家务，懒于看书，惰于写作，当时除了撰写两三篇关于先生的小文，协助导师刘家峰老师翻译一部英文著作和一篇英文文章外，似乎再无任何作品呈与先生斧正。
先生对我宽容、体恤有加，仍然给予莫大的鼓励。2012年3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戴宁宁给章先生来信，请他推荐合适的人写一本小传，作为该社“大家丛书”的一种。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先生向戴编辑推荐了我。戴编辑随即找了我，并在电邮中附上“大家丛书”的介绍。我再一次像当年面试一样诚惶诚恐，自己学识肤浅，思维狭隘，有何德何能撰写章先生这样鼎鼎有名的学者传记？我下定决心要向先生说明，并请先生另找作者。
第二天先生到办公室，未等我开口，就说：“写传记那件事，不要急，慢慢来。它的读者群体是青少年，不像学术传记那么复杂。写好了，还可以给你儿子看看写得好不好。呵呵….所里老师像严老师、罗老师，对我都很了解，写作前后都可以多找他们聊聊，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一时语噎，不能拂了先生的美意啊，只好硬着头皮应允。
随后，戴编辑给我寄来戴逸先生等人的传记，我一边学习，一边按照先生的建议，找所里多位老师征集意见，并初拟提纲，搜集相关素材。后来又承蒙严昌洪老师、罗福惠老师、魏文享老师、彭剑老师、徐炳三老师等多位老师的指点和帮助，初步定下框架，于暑期正式开始动工，并完成初稿。初稿比较粗糙，本想再好好改一下呈与先生。没想到先生惦记着此事，九月一开学就问我进展如何，我据实告知。先生让我打印前两章先给他看看。先生阅后，对我说：“第一章第一段很有文采，有看头，可看到下面，就变味了。有些史实你还没弄清楚，需要再挖掘。范文澜先生曾说，改文章要改得死去活来。还要多改，多打磨。”先生也没告诉我具体如何改，只叫我好好看看戴逸先生的传记，多看看他自己的著作，或许是要我自己揣摩，多加感悟，多加锻炼吧。
改稿子基本是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断断续续，思绪仍然不够清晰，自己从头读到尾，明显感觉一定是不符合先生要求的。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先生要我把再次修改的稿子给他看看，是全部，而非一两章。
先生把书稿带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才约我到办公室。他并未急于把修改后的书稿交与我，而是说：“写人物传记不能仅仅满足于事迹的陈述与功过的评论，更为重要的应该是人性的深层发掘，要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灵魂的人。现在的问题是理解，不要老是想着拔高，反而成了败笔。要故意留那么一点尾巴，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另外，不要老是写获了什么奖之类的，你看戴逸先生那本，人家也获了不少奖，可一点都没提。你只需要平实地写出我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另外，你在用词方面要丰富一点，不然，很难提高人物形象。”这一次，先生从头看到尾，很多地方作了修改，有些地方也提了一些建议。我心中愧疚难以言说。先生平日已经够忙了，还为此付出如此多精力与时间。
接下来，我再次向严老师、罗老师、刘家峰老师和徐炳三老师请教，他们也帮我作了不少修改，乃至有些小标题都帮我费神琢磨。后来奉先生之命，将修改后的稿子再次呈与他阅。清晰地记得11月29日这一天，先生一早就到了办公室。我料想先生肯定不悦，心里忐忑不安，不曾想，先生很和气地说：“现在改后的稿子比第一次有看头多了。第一次确实是粗糙了点。那也不怪你，毕竟我们年岁相隔太远，你对我可能不太了解，也很难把握。你的问题还是出在过于细化，要写得比较有空间一点。另外，这个不是文学创作，即使带有文学成份，也是文学纪实性的。所以，有些事情不能凭空想像。比如，你说我毅然离开大哥，其实并非如此……”。
就这样，在先生的指点下，在所里诸位老师的帮助下，我继续修改、润色，并在次年1月底将成稿交与出版社。后来在出版社的建议下，又将书稿略作修改，并经先生过目，严昌洪老师惠赐封面宣传语，于6月正式出版。
回头来看，这部章先生小传还存在许多问题，很不成熟，有负先生的厚望和期许。但通过这次写作，先生的谆谆教诲我铭刻于心。更重要的是，我对先生又增进了认识。正如马敏老师所说，先生“就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一个至纯至性的人。”
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也是一位谦和儒雅的学者，人品与学问均属一流；是桂子山上的一棵大树，是我们心中的一盏明灯。在伴随先生的这十余年里，我在各个方面都受益良多，有太多太多美好回忆。可叹我文笔拙劣，只能叙述点滴小故事，来抒发一下我对先生的敬仰与怀念。
谨以此深切缅怀先生。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的高尚风范，将继续照亮晚辈的天空，指引晚辈砥砺前行。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