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读了《世纪的馈赠：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的一点感想，以庆贺章开沅先生九十华诞。
章先生曾说：“历更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而他，就是在茫茫史海中远航的一位历史学家。
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不惧汹涌波涛，不畏凶险潜流，坚持在史海中永无止境地远航，从他置身其中的城市发生过的辛亥革命，“远航”到具有全球意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其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研究、张謇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基督宗教研究等众多领域，都曾是他的“锚地”或“新大陆”。史海的远航，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有新的收获，因此他硕果累累，著作等身，被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誉为“伟大的史学家”。
章先生为什么能像一位执著的老船长坚持史海远航？
其实，他最早的志愿并不是当历史学家，而是想从事文学活动，当一名作家和随军记者。但是，诚如一位哲人在青年时代所说：“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让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马克思语）这就是说，一个人的职业，在自己能够选择之前，社会已经给你安排好了。1948年国共内战的局势，使认清形势、向往革命的章先生从金陵大学历史系肄业后，投奔解放区，来到中原大学学习与工作。虽然他渴望直接参与革命战争，并实现自己做随军记者的梦想，但是领导认为他更适合做理论研究，把他安排到政治研究室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还是那位哲人所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这些意思，用当年的革命话语来说，就是个人志趣应该与解放全国人民的革命需要相结合，有了这样的认识和态度，章先生便走上了一条“历史研究”的“不归路”。他在与池田先生对话时幽默地说：“我时常感到历史学就像父母之命安排给我的包办婚姻。结婚之后方才开始恋爱，而时间越久成情越深。这正是上天赐予我的缘分。”正由于感情日益深厚，历史研究已然成为他的“精神食粮”、“最大幸福”，他简直成了一个“历史狂”，在历史探索中获得莫大快乐。
章先生既然选择了历史研究这个职业，驶上了一条无涯的史海航程，就必然会遇到种种风浪，处处暗礁，如果遇到险阻就退缩，甚至“返航”，那不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是越是艰险越向前：“航海中虽然会遇到重重困难，但是这此困难更能增添探索研究的兴趣和动力。”浅尝辄止，是开掘不出滚滚不尽的源头活水的；不入山采铜，是无法铸造出真正的“通宝”的。
他遇到的困难，既有史学以外的恶劣环境，也有史学研究领域内的复杂因素。对于恶劣环境，他用坚强的意志去应对。无论是肉体的磨难还是精神的折磨都未能摧垮他为研究历史以追求真相与真理的意志。上世纪60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体重消瘦到只剩40多公斤，他却不顾一切地沉迷于辛亥革命研究，外出考察时，甚至曾在山间小路上饿得瘫坐在地上爬不起来。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写出高水平的辛亥革命论文，在1961年全国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前辈学者的充分肯定，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中南地区乃至全国辛亥革命研究的领军人物的基础。“文革”中，只因发表了试图对李秀成及其自述作出合理解释的题为《不要尽量美化，也不要一笔抹杀》的文章，遭到猛烈批判，接受“喷气飞机”式的批斗，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受尽人格侮辱和精神折磨。然而他没有屈服于逆境，时常告诫自要屹立不倒。他利用劳动改造的间歇，通过阅读英文版《毛主席语录》维持英语水平；利用短暂的借调机会搜集资料，进行学术积累。“文革”刚一结束，他便重振精神，与几位同样遭受过批判的同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推倒罩在辛亥革命研究头上的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的帽子，推出了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瞩目。
对于历史研究领域的复杂性，他则用历史学家的求真务实的态度去破解。他对池田先生说：“识山不易，识史更难，因为历史比山川更为复杂更需要多维度、多侧面的观察与分析。”这种多维度、多侧面的观察与分析，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的。他说：“对历史研究而言，实证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支持。如果没有地道的实证努力，再宏伟的“学术建筑”也会化为空中楼阁。就算暂时能赢得大众的欢心，也决不会持久。史学和其他所有的学问一样，是踏实的学问，既容不得投机取巧，也来不得半点虚伪。”他认为史学的品格是诚实，史学家是历史真实的守护者，必须在道德上严于律已，坚守自己的人格，无论是在政治的压力还是金钱的诱惑之下，都绝不屈服，绝不说“媚时语”。
章先生曾将国内的辛亥革命研究推向世界，也率先将海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引进本土。教会大学从进人中国起，就备受争议，后来在革命话语中，更被说成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尽管到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影响仍存，章先生发起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也遭到来自某些大人物的非议，他建立的中国教会大学史专业甚至一度不被认可，但是他顶住了政治压力，坚持研究，并从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实事求是地肯定教会大学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事实证明教会大学史研究完全可以摆脱“文化侵略”的思维定式，从积极方面为学术和现实服务，使人们对这一新兴学科刮目相看。在他的指导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牌子擦得锃亮，中国教会大学专业培养了十多位博士，教会大学史也逐步拓展到基督宗教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他小结道：“在许多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成果累累，而且整个基督宗教史研究也蔚然成风，涌现出许多年富力强的优秀学者，出版了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这一可喜趋势看来还将继续下去。”
毋庸讳言，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得到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和章利·鲁斯基金会的资助，但章先生和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并不被这种资助所支配，他接受资助的条件是，坚守自己的立场，秉持通过客观研究得出的观点。他重申：“从事这一研究，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保持重为客观的，全面的，科学的杰度，严格划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章先生能执著地坚持史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驱使他孜孜不倦地去探索历史的真相，追寻事物的真理，然而他并不止步于探索真相，迫求真理，他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就是要从历史真相中汲取经验教训，用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池田先生主张通过“人间革命”来改变，净化潜藏在人类生命中的“贪欲”“愚痴”“嗔恚”三毒，并把它们转化为价值创造的能源，从而实现“生命转换”。章先生非常赞同池田先生的这一思想，他对池田先生说：“身为历史学家，我认为历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人类如何实行自我改革，如何促进自我改善。”“历史学家必须通过揭示历史教训，引起人们对未来的关注。我认为，历史学家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切实地教育和启发人类，告诉他们为了避免过去的悲剧重演，人类必须克服自己的贪欲、愤懑和愚昧。”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贯提倡“参与史学”，主张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从中寻求智慧，用这种智能对一系列有关中国和世界前途的问题进行深沉思考，从而参与历史的创造。他本人的学术研究总是选择那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力图对现实问题有所观照，他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把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当然包括他自己）摆在“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的位置上，所谓“连接”是一种智慧的连接，即通过历史中的无穷的智慧指导“现在”、开创“未来”。他主张在历史海洋里，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即不仅跟古人对话，也跟今人对话，还学习“与后世的人对话”，并要为之努力奋斗。他在参与现实的时候，保持着独立的学科品格和独立的个体人格，通过独立思考和独立追求，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笔者曾将章先生的这种参与称为“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
他对现实的关怀，从近处说，他在武汉研究辛亥革命，将武昌首义精神概括为“敢为天下先”，并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某些盲目性，适时地提出不仅要“敢为人先”，还要“善为人先”的观点。现在“敢为天下先”和“善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已被吸收进武汉城市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之中，成为武汉人民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精神源泉。从远处说，他几十年倾心研究江苏南通籍近代实业家张謇，不仅系统地研究张謇一生的事功，予以理解的同情，实事求是的评价而目还联系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探究张謇事功的深刻意义提出城市近代化道路的“南通模式”，经过他的阐释，张謇及其在南通开创的事业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意义，他为南通打造了一张亮丽的名片，使南通成为当代民营企业家向往的“圣地”。
他对现实的关怀，从小的方面说，对身边发生的，人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歪风邪气，也会从历史学家的良知发出棒喝。比方说，他看见校园的栀子花被人随意采摘，对近在咫尺的小学与幼儿园的小朋友造成不良影响，不仅经常走上前去用恳求的语气劝阻摘花者，而且写信给校报呼吁爱护校园，救救孩子。他质问道：当我们乃至我们的长辈读小学的时侯，就受过爱护公物、遵纪守法的教育，为什么一百多年来课堂上反复讲解的“公德”，至今仍然未能化为多数国人的自觉行动？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往更深层自寻根源吗？又比方说，他耳闻目睹街上叫卖fapiao的情景，联想到历史上的好官多半亲民而且善于倾听民间声音，关心民间疾苦，便通过媒体发表看法提出发票公开叫卖，涉及贪腐源头的清理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希望我们的官员不要听之任之，毫无作为，因为这毕竟关系到整个社会空气的净化和整个改革事业的成败。从大的方面说，他对有关中国和世界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行过深沉的思考，提出过自己的见解。比方说，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他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对新世纪的认知，撰写了题为《珍惜辛亥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的文章。在比较了两次世纪之交人们对新世纪的期盼之情后指出：“我总觉得现今流行的世纪话语缺少几分当年的真诚，更缺少当年那么深沉的优患意识与强烈的自我鞭策。”其中夹杂着不少政治权谋与商业炒作。他主张认真思考21世纪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中国在这个时代将处于什么地位，并起什么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时代使命与历史职责，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停留于“思索”，应该通过“实行”以谋求解决。他呼吁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在考虑21世纪中国的命运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全人类的命运。再比方说，他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他认为，用历史来教育人民，唤醒亿万人民反对得略战争并努力消除战争根源，乃是我们理应承担的时代使命。因此，他在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时，与对方一起从总结两国交往的历史出发，正视两国关系目前的困局，呼吁日本应取信于亚洲人民，并认为青年的交流是中日未来友好的基础，寄语两国青年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不断加强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更高的精神境界推动社会进步，为实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贡献一份力量。这，正是两位睿智老人的“世纪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