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去武汉看望章老师，由于疫情的原因耽搁下来。我知道章老师一向身体很好，去年还在参加学术活动。年后听说章老师和黄师母住进武汉一家条件最好的康养机构，更是心得慰藉。
5月9日，朱英师兄来开封参加学术会议，告知章老师在家跌倒一次，虽康养机构照护得很好，但身体机能有所减退。5月26日，与马敏师兄通了一次电话，学术话题之外，多半是谈章老师的近况，师兄直说章老师身体状态不好，令人心生焦虑。不想，5月28日早晨收到马敏师兄的微信：“十分沉痛地向大家通报，我们最尊敬的章开沅老师已于今天早晨八时十五分永远离开了我们，他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详。学校正在安排各项治丧事宜。有后续消息再向大家通报。最最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章开沅老师！”
得悉噩耗，悲恸万分。我当即通过近代中国网发布了一则“沉痛悼念章开沅先生”的专讯，又与师弟赵广军约定5月29日赴武汉吊丧送别章老师。当天来到桂子山，来到历史所，来到章老师的办公室，触景生情，无比哀痛。5月30日，到武昌殡仪馆参加悼念活动，送章老师最后一程，并看望了黄怀玉师母。
章老师就这样转身离开了我们，给弟子们留下了无限的思念。在此，摘录我在章老师八十五岁寿辰时写的一段文字，作为记念。
▲马小泉与章老师，摄于河南大学（中原大学曾在此办学）
我于1988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师从章开沅老师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到校之后，得知章老师早年曾在我的母校河南大学短期驻留，这使我内心平添了一层亲切的感觉。
河南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一百多年来，在中原大地这块文化沃土之上，演绎着曲折而又艰辛的故事。
1912年由林伯襄等进步人士的推动，在省会开封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与同时期的清华学堂、南洋公学一样，是为数不多的培养留学生的学校。1922年冯玉祥从查抄军阀的财产中拨出专款作为创办大学的基金，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州大学。1927年改名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后为河南省立中山大学，1930年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经抗日战争烽火硝烟的淬炼，1942年河南大学由省立升为国立。1944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门综合评估，河南大学以优异成绩排列全国国立大学第六名。
辉煌时期的河南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名家学者，构成了堪称国内一流的师资队伍。河南大学的教授和历届毕业生中，产生过三十余位“院士”和“学部委员”，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共同铸就了河南大学。在颠沛流离的抗战期间，河南大学是少数坚持前线办学的大学之一，经受了颇多磨难。英国杰出的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于1943年和1945年两次访问河南大学，与有关专家学者探讨学问，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巨著中专门提到了河南大学。
1948年6月，著名学者嵇文甫、王毅斋等率领河南大学进步师生奔赴河南宝丰，在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首长的主导和筹划下，参与创办解放区的最高学府：中原大学。
当年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文化背景之下，章老师与河南大学有过一段值得书写的交往。1948年章老师于南京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肄业后进入解放区中原大学。1949年河南大学接南京政府命令南撤至江苏苏州，中原大学的师生进驻开封河南大学校区，章老师也就在此时第一次来到开封，开始了教学和研究工作。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2003年，章老师偕黄师母重访中原，重访河南大学。章老师这次中原之行，主要访问了开封、洛阳、新乡、安阳等地，并在河南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等校讲学。此次中原之行，显然不是单纯的讲学活动，毕竟章老师与中原、与河南大学有着一段值得回忆的人生经历，因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章老师和黄师母由在读博士生苏全有陪同，先行到河南大学参观、讲学。我当时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于是带领校报、摄影方面的同志陪同章老师，参观了他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古朴的河大校园。虽然时隔半个世纪，章老师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并不陌生，而且还为我们讲述了很多现在河大师生并不熟知的趣闻轶事。
河南大学校园北侧，有一座屹立一千余年的北宋开宝寺塔，用深灰色琉璃砖建成，俗称“铁塔”。听陪同人员说河大师生自称为“铁塔”牌时，章老师很有兴致地问道：“你们知道河大还有个双塔牌的说法吗？”这倒把大家问懵了，因为现在的河大师生从来没有双塔牌的概念，最后，还是章老师给我们揭开了谜底。
当年学校进步师生为支援前线将士、迎接全国解放而节衣缩食，大家把天天相见的北宋铁塔和顿顿相见的“窝窝头”黑塔称为“双塔”。轻松的欢笑声中，大家才明白面前这位慈祥、和蔼、让人肃然起敬的“客人”，竟是一位数十年前就与河南大学有过感情交融的“亲人”。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章老师说，1948年11月他从金陵大学历史系肄业后，就来到河南，参与中原大学的建设工作。之后随中原大学进驻河南大学校区，在政治研究室工作并读在职研究生。1949年5月又随中原大学南迁武汉，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至今。可知章老师在河大这座古朴典雅的校园里工作、学习了半年时间，亲身经历了中原大学与河南大学两校的学脉交错。得知这些，陪同人员激动地拉着章老师的手说：“这么说我们可是亲校友啊！”章老师则用开封话说：“是的，咱们是啥弯儿也不拐的亲校友。”乡音一语，亲情倍增。
章老师对河大的建筑、河大的历史，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他指着建于三十年代的大礼堂，描述当年潘梓年校长在大礼堂门前台阶上作动员报告，带领师生振臂高呼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动人情形。在小礼堂（曾被侵华日军作为战区司令部）门前，陪同人员用镜头记下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神情。在按原型复建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大门旁，他和黄师母一起与林伯襄老校长的塑像合影留念，表露出对教育先贤的敬仰之情。
游访校园的过程中，我们饶有兴致地聆听着章老师讲述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往事。章老师还特别提出，要去看看当年他曾居住过的地方——贡院号房，他五十多年前的“小家”。非常遗憾的是，数十年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排排的号房竟然不可思议地被拆除掉了。章老师听说号房原址旁仍然挺立生存着两棵柏树，他本已走出很远，又惊喜地折返到古树旁拍照留影。
▲马小泉和夫人朱玲（右一）与章老师和师母黄怀玉老师
参观校园之后，章老师来到河南大学校史馆。他在一块介绍教育系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余家菊的展板前停了下来。“余家菊，我认识。怎么没有照片呢？真可惜。”陪同人员解释说：“我们费了好大劲儿，还是没找到余院士的照片。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先留一块‘白板’，找到照片后再填补上去。”章老师却满有把握地说，“余家菊院士的照片我负责找到。”果然，章老师回武汉后不到两周，就寄来了余家菊院士的照片，而且还是两幅！
章老师在信中详细讲述了余家菊教授在河南大学的时间：“余家菊1936年应杨永泰聘，任湖北省政府编辑部主任。1937年七七事起，辞编辑部主任职，应河南大学教育系主任聘。次年六月初当选参政员，遂经常在重庆。可见，在河南大学任教大约是一个学年。”两幅照片，一幅是1925年余家菊在英国爱丁堡留学时的单人照，另一幅是1950年在台北合江街寓所与妻子的合影。这两幅照片应是章老师专门请行家用座机翻拍后寄来的，其中周折可想而知。从这般“小事”可以看出章老师对河南大学的深厚情谊。
下午的活动结束之后，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教授陪同章老师共进晚餐，代表河大师生表达对章老师的景仰之请。章老师说，因为中原大学的这层关系，我也应是河南大学的校友。关爱和校长极表赞同，并说我们的校史会体现与中原大学的这层关系，也希望章老师多多关心和支持河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晚间，章老师不顾劳累，又与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和在校研究生进行座谈。章老师讲话幽默风趣，师生们听得兴致昂然。章老师说，做为一个历史学者，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国家，而且要关心世界，要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我们现在总是强调要适应社会，却没有想过这个社会是否健全，是否完美无缺，谁来改造社会。章老师强调，我们不要以弱者的姿态去乞求怜悯，我们要以强者的姿态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史学不要埋怨社会，要看自己是否重视自己。
章老师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历史学者要以“参与意识”做学问；二是不管国内国外，要让世界都听见历史学者的声音。章老师还对世界的精神文明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说现在全世界都有一种精神文明的缺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同步，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我们历史学者应当关注这个问题。
章老师结束河南大学的访问活动之后，又应河南师范大学的邀请前往讲学。期间还参观了洛阳龙门、安阳殷墟等文物古迹。
本文标题所注的“中原情”，毫无疑问，包含着章老师对于自己在中原大学那段经历的深情怀念，因为这是他走向革命、走向学术人生的重要起点。当然，以我个人理解，也包含着章老师对我们在河南工作的诸位弟子的亲切关怀。章老师一生道德、学问、事功成就卓越，我在朋友圈中转发悼念专讯时写下这样几个字：“吾爱吾师，吾师乃完人。”他对弟子也是倍加爱抚，故此再略补两笔。
▲马小泉与章开沅老师，摄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博雅楼前
记得章老师和黄师母游览开封、洛阳名胜古迹时，我和夫人朱玲、儿子马方陪同，章老师意味深长地对朱玲说：“小泉在华师读书时，你一人在家带孩子，又要工作，很是辛苦。”还有一年，我们带小孙子到武汉看望章老师，章老师对小孙子格外疼爱，又对我夫人朱玲说：“小朱你是家里的第一功臣。”真是一语暖心。
章老师八十寿诞时，我回武汉参加庆贺，意外地发现章老师的生日是1926年7月8日，我的生日是1954年7月8日，欣喜之中向师友炫示。按照传统习惯，年长老人往往淡化自己的年龄，而我坚持在每年的7月8日，通过电话问候章老师。没有想到的是，黄师母往往还会插上一句：“谢谢你，也祝你生日快乐。”这本是一个小小的巧合，黄师母竟然记在心上，令弟子感动莫名。
愿章老师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