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上午，在去南京禄口机场的出租车上，看到马敏老师发在朋友圈的信息：“我们最尊敬的章开沅老师已于今天早晨8:15永远离开了我们”——不敢相信，更无法接受！尽管章先生早已年过九旬，这几年时常在互联网和自媒体上看到关于先生的报道，总觉得他和以前一样和蔼，一样矍铄，一样健康，谁能想到，突然传来这样的噩耗！
章开沅先生，是我的祖师爷，也是我的校友和学长。
我于1992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四年后考入本校历史研究所（现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跟随罗福惠、严昌洪两位老师攻读硕士学位，他们都是章先生早期指导的研究生。我来自鄂西北一个偏远的山区小镇，靠着每年高考时针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定向”录取指标，才得到在华中师范大学念书的机会。上大学后很快发现，这所学校拥有国内一流的历史学专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两位张/章老师，一位是研究历史文献学的张舜徽，一位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章开沅。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为自己的学校和专业而自豪，认认真真地学习，勤勤恳恳地读书，很少有人为这样一个“冷门”专业的就业前景感到忧虑。
我读大二的时候，章开沅先生结束在普林斯顿、耶鲁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期三年的访学和客座生涯，回到华中师范大学，为同学们举办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讲座。我很幸运地提前来到会场，见证了在桂子山求学期间最火爆的一次学术盛会。公共教学楼最大的教室之一，走道、地板和窗外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很多人坐在地上或贴在墙上听完这场讲座并满怀热情地提问。这样的场景，我总共只见过两次——另一次，是2014年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请葛兆光先生做揭牌演讲的时候。正是章先生的这次讲座，激发了我对史学研究的热情，坚定了我毕业后继续考研、“以学术为志业”的决心。两年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章先生的再传弟子。
硕士毕业后，我考入南京大学随蔡少卿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入学后才知道，章开沅先生曾于1946至1948年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南京大学的主校区便是以前金陵大学的校园），后赴中原解放区工作而肄业。当年他住的学生宿舍“辛壬楼”，很长时间被用作南京大学人事处的办公楼。2012年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章先生众望所归地当选南京大学“十大杰出校友”。时至今日，在南京大学档案馆的网页上仍能查询到如下学籍信息：
姓名：章开沅
毕业院系：金陵大学中途离校学生
入学时间：民国三十五年九月（1946.09）
籍贯：浙江嘉兴，21岁
案卷号：1.0147
余生也晚，且愚钝，在华中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只陆续听过章先生的几次公开讲座，并在历史研究所举行学术会议和论文答辩时聆听先生教诲，而很少有机会面对面地直接向他请益。印象中，七年间只和同学们到先生家去过一次，聊的时间也不长。如今想来，这是桂子山生涯最令人遗憾的事情。章开沅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对此，学界早有公论，晚辈不敢亦不必置评。我只知道，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随时都能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和灵感——通过他的学生、我的老师的耳提面命，通过他在会议上和答辩时发表的真知灼见，更通过阅读先生撰写的煌煌著作和锦绣文章。从武汉到南京到天津再到南京，我的书架上总摆放着先生的作品——《离异与回归》《辛亥前后史事论丛》《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实斋笔记》《比较中的审视》等等，甚至还有一本1983年出版、由先生主编、诸多弟子共同撰写的《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在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撰写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历史紧迫感”对中国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造成了多大影响！）、一百周年撰写的《百年锐于千载》（标题本身就如此迷人！）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清楚地记得，阅读《实斋笔记》和彭剑兄整理的《章开沅口述自传》时的心潮澎湃；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早期习作《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和《“东方主义”与自我认同》如何从先生的《“排满”平议》一文和《离异与回归》一书中找到立论的根基。
章开沅先生又是学界公认的优秀教师和杰出教育家。他锐意进取，不断为学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不过是一只老母鸡，东扒扒，西啄啄，扒出一点东西就让小鸡们来吃”，培养了一大批知名中青年学者，桃李满天下。他胸怀宽广，支持学生去更好的平台，“我的学生不一定都要留在身边，对历史研究所而言也是如此，哪里更有发展前途，就鼓励去哪里”。他心系天下，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忧心忡忡，“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他淡泊名利，想要打破高校体制的围墙出去“透透气”，率先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并拒领津贴，为破除学术头衔终身制开了个好头。
于我而言，章开沅先生不仅是华师的前辈、南大的学长，还和我的博士师门有一段渊源。1961年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章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外国学者的成就让他深受刺激，从此与辛亥革命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另一方面，会后他获得两年学术休假，得以去北京“访师问友，提高学术水平”。他向往的去处之一是北京大学，“经过侯仁之亲自联络，邵循正满口答应接受”。后来曾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的杨东莼捷足先登，把他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协助征集北洋政府时期资料，但章先生始终记得，1960年代在北大历史系“曾蒙邵先生的照顾”。彼时，蔡少卿先生正担任邵循正先生的学术助手并随他研治近代史。2017年，蔡先生的大弟子孙江教授应邀作为首届“章开沅学术讲座学人”到华中师范大学作系列讲座，章先生特意提及此事。孙江教授和诸位同门、同仁一道创办的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也始终以章先生为学术研究和立德树人的楷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此为史学之观念。“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此为史学之境界。“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先生走了，他的德行、功业和著述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历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章开沅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