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突然在微信上看到何兆武、章開沅兩位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沉重。就在幾天前，袁隆平、吳孟超兩位院士也是同一天去世，再聯想到12年前季羨林、任繼愈教授也同在一天去世，而1999年我曾有幸陪同季、任二老一同前往台灣參加聖嚴法師的會議，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國士無雙，大師遠去，這一切豈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因為從事研究的範圍，我接觸的學者主要是近代史領域的學者，所以一直無緣拜見何兆武先生，但他那本《上學去》卻早就閱讀過，並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章開沅先生則是中國近代史的領軍人物，將近40年來，有幸與章先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場合多次見面，聆聽教誨，如今回憶起來，往事一一浮現眼前。
我第一次見到章開沅先生是在1982年的春夏之交，那時我即將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當時正值南大慶祝80年校慶，邀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賓客到訪學校，並作學術報告，章先生作為南大的傑出校友也在受邀學者的名單之中。當時章先生剛從美國參加辛亥革命學術會議回國，他報告的題目正是介紹此次芝加哥會議的情形，這次會議也是1949年之後兩岸學者的第一次會面。章先生興致勃勃地介紹了會議的情形，特別是講述了他與台灣中央研究院張玉法先生關於對辛亥革命性質的爭論（這就是日後學界著名的所謂「章張之爭」）。我當時雖然只能在遠處聆聽報告，但章先生睿智的思想和生動的演講，卻在心中留在深刻的印象。
其後不久，我畢業分配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從事民國檔案和民國史的編輯與研究工作。當年11月，江蘇省經濟史學會即將成立，準備在南通市召開學術會議，我們館也有幾位參會名額，因為我被分配編輯財政經濟方面的檔案，館領導同意讓我這個剛剛進館工作幾個月的新人隨同陳鳴鐘、魏振民、李安慶、孔慶泰等幾位老師一道參加。南通是張謇先生的老家，當年他在這裡創辦的大生企業集團在中國近代工業史上曾發揮過重要影響，在這裡留下許多歷史遺跡，而且南通市檔案館也保藏著相當豐富的大生集團歷史檔案，因此在此舉行首屆經濟史會議自然具有重要意義。與會學者除了來自本省各地從事經濟史的學者（如南京大學的茅家琦、嚴學熙、史全生，省社科院歷史所的陸仰淵、徐梁伯等老師）之外，還特別邀請華中師範學院的章開沅教授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徐鼎新老師等參加。章先生是國內外研究張謇的大家，而徐老師此時正在研究上海總商會的發展歷史。這也是我與章先生近距離地的第一次接觸，能夠當面聆聽著名學者的演說，對我來說影響極大。
在這之後，章先生曾多次到南京參加學術會議，如1984年的民國史學術討論會（「白下會議」）、1987年的首次張謇學術討論會和同年召開的民國檔案與民國史討論會（「金陵飯店會議」），我作為與會代表和會務人員，雖然多次聽到他的發言，但都沒有機會當面請益問學。
在這之後不久，我卻陰錯陽差，離開南京來到香港定居，並成為香港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學之初，導師趙令揚教授讓我多參加些系裡舉辦的學術會議，記得參加的第一個會議就是1989年4月間召開的「章太炎、黃侃學術研討會」，章開沅、金沖及、韋慶遠等內地學者應邀參加。一年多前在南京的「金陵飯店會議」上與他們剛見過面，忽然又在境外重逢，章先生和金先生既感到意外和詫異，但更多的還是對我的學業和前途予以關心，此情此景恍如昨日，讓我銘記於心。
1990年8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辦近百年中日關係史學術討論會，在這之前我已與台灣中研院的張玉法先生多次通信，但一直沒見過面。張先生要來香港參加會議，他就告訴我這一消息，希望與我能在香港見面。我當時正為撰寫論文在南京收集資料，得知這一消息後即趕回香港，並得到中大歷史系譚汝謙教授的同意參加會議，見到了張玉法、蔣永敬、唐德剛、劉紹棠、吳天威等眾多台灣學者，章先生也參加了這個會議。當時我只知道章先生會後就要出國講學，卻不了解其中的背景，直至以後，特別是看到先生後來的遊美日記，才對當時先生的境遇有了更深的理解。而我本人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之後的一個多月，應聘來到中文大學，自此就在這裡一直工作到退休。
再一次見到章先生還是在中大，那是兩年後中大召開的第一次中國教會大學研討會。記得當時章先生還在海外講學，是從韓國飛到香港的、章先生在耶魯大學收集到大量的教會檔案，並以此為契機，開拓了中國教會大學的研究，功莫大焉。記得馬敏兄是從武漢前來開會的，從他那裡我了解到章先生近年來的一些情況。
1994年初冬，南京大學決定在南京召開第三次民國史會議，除了國內外學者之外，這次還邀請了眾多台灣學者與會，因此規模要比前兩次的會議還要大，而且張憲文老師也給我發出了會議邀請。到香港之初的幾年，我與國內學術界失去聯繫，有時雖然也收到一些會議的通知，但因種種原因均未成行。而這次會議卻不同了，不僅是我參加過前兩次民國史的會議，而且這次會議也是我重返民國史研究隊伍的一個重要契機，因此決意爭取參加這一盛會。
到南京開會後見到許多過去認識的老師和朋友，更多的是那些新朋友，特別是來自台灣那些神交已久的老師。與以往兩次民國史會議最大的不同是，本次會議邀請了許多台灣學者如張玉法、蔣永敬、陳三井等參加，張先生此時剛剛卸任台灣中研院近史所的所長，也剛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並擔任台灣中國近代史學會理事長。張先生在台灣的聲望極高，人稱「法老」，經他發起並籌款，計劃於1995年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之際，在台灣召開一次盛大的學術會議，對象則是來自兩岸的學者。在南京開會時張先生找到我，問我對這個會有沒有興趣，我說當然有興趣了。他說，那好，我還是把你算在大陸學者一邊。回到香港後不久，我就收到會議籌備委員會寄來的邀請函。
這次台灣邀請的大陸學者除我之外共有32人，但其中有一名學者因故未能成行（聽說是他在申請表格的職務一欄上填寫的是某大學歷史系黨總支書記，因而未獲台灣批准），學者中既包括章開沅、張憲文、楊天石、王檜林、黃美真、陳鐵健、解學詩、張同新、蔡德金、陳勝粦、楊光彥、周啟乾等學界前輩，也有馬敏、楊奎松、謝放、何一民、陳謙平、陳紅民、申曉雲、馬振犢等這些後起之秀，這麼多的內地學者一起到台灣，創下了海峽兩岸學術史上空前也可能是絕後的歷史紀錄。
我是自己先行從香港飛到台灣，其他31位學者可就辛苦了，那時從大陸到台灣必須途經香港轉機，因此大隊人馬頭一天先集中住在深圳，第二天一大早從羅湖入境，集中之後再趕到金鐘的台灣中華旅行社換取入台證，所有一切手續辦好後天色已晚，才能前往機場辦理登機證乘搭飛機。那天香港正颳颱風，掛起八號風球，他們乘住的那班飛機是最後一班離開香港的。飛機升空後不久就遇上強大的氣流，飛機忽然上升，又猛地下降，顛簸了好長時間，終於有驚無險，到達桃園的中正機場。在第二天會議的開幕式上，華中師大前校長章開沅教授代表所有大陸學者致詞，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昨天夜裡我們可是經歷了九霄驚魂，萬一飛機出事，對中國和世界的民國史學界來說，那可真是一個極為重大的損失！
在這之後我還在不同地方見到章先生，2000年夏天召開的中國經濟史年會是由華中師大主辦，地點在湖北武當山。我亦遵照會議要求先到華師集中，在歷史研究所又見到了章先生。會議安排我與章先生和王笛兄等乘坐同一車廂，一起從武漢前往十堰，路上交談甚歡。第二年10月又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會議上見到先生，記得會上有人還追問章開沅和張玉法先生20年前的那場爭論，他們二人都笑著說，我們是君子之爭，友誼長存。2011年6月，香港有關單位與武漢市政府聯合舉辦辛亥革命文物香港特展，展出了眾多珍貴的歷史文物，同時還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報告會，邀請內地、台灣和香港的學者發表報告，我亦獲邀與章開沅、張玉法、馮天瑜、馬敏諸位先生同台報告，對我來說，實乃榮幸之至。
2016年5月，華中師大的馬敏、朱英諸兄邀請我去他們學校訪問講學，行前我曾向歷史學院提出拜訪章先生的要求。負責接待的老師對我說，訪問章先生需要事先徵求他的同意，但很快他就答覆我說，章先生說：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對你能來訪問特別高興，我聽了之後真是受寵若驚。到武漢後的第二天上午我就依時和妻子一同去拜訪章先生，他早已在辦公室工作了。見面請安後我即將最近出版的幾本書面呈先生，恭請指正，章先生也將他剛剛出版的口述回憶贈送與我。原來學院的老師對我說只談半個小時，但章先生特別健談，說到往事，聊起現狀，一直談了兩個多小時。我看到他口述中說1988年在香港參加「章黃研討會」，就說這個會肯定是在1989年舉行的，因為1988年我還沒有來香港。章先生為之感嘆說，看來個人的回憶真的不一定完全正確。當天中午馬敏、朱英兄邀請，與章先生及同時到訪的王笛兄等眾人共進午餐，先生依然興致勃勃，並於餐後合影留念。
我們研究所老所長陳方正的父親陳克文先生原來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資深參事，也是立法院在大陸時期最後一任秘書長。1996年我在台灣查閱檔案時，曾在國民黨黨史館看到大革命時期陳任國民黨農民部秘書時與毛澤東、徐謙等人的往來函件，便復印下來交給方正所長。後來去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又知道陳克文的日記就收藏於該館，我想看看，但說是必須有其家人的同意方能閱覽，因而只好作罷。
就在我退休之前，方正所長計劃將其父的日記整理出版，讓我對其整理的打印本予以校勘，並希望我對日記中出現的部分人物加注，我均遵命完成。後來日記先後在台北的中研院近史所和北京的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引起學界的極大轟動。陳方正即藉此契機，與他的外甥女、香港大學的梁其姿教授，捐款在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設立了一個「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計劃每年聘請海內外著名學者到大學和研究所進行多次演講。我從武漢回來後我即向方正先生報告了章先生的近況，因此第一位受邀來訪的就是國際著名學者、華中師範大學前校長章開沅教授。2017年初，章先生就作為「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的第一位學者訪問中大，受到香港學界的熱烈歡迎。
前幾年武漢華中師大的朱英兄介紹了一位陳新林先生與我相識，這位陳先生原來是體制中人，後來下海經商，生意作得很大，但他因出身和經歷有關，對歷史特別感興趣，人過中年、事業有成之後，空餘時間都在讀書，特別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論著。他的公司設在香港和深圳，但他是武漢人，在武漢也有房地產項目，於是就拜章開沅先生和朱英兄為師，在華中師大攻讀歷史學博士，為此朱英兄便介紹我們相識。
新林兄年齡比我略小幾歲，可以說是同一時代的人，彼此的家庭和經歷也有許多相同之處，所以交談起來甚為投機。他告訴我，他一直有一願望，就是想在香港籌辦一個學術研究機構，利用香港的政治和地理優勢，籌備資金，資助和出版一批民國史的檔案資料和專著，若有可能，以後再設立相應的研究機構，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對於他的設想我極表贊同，也表示若需要的話定當盡力襄助，章先生和朱英兄在武漢和香港見面時，也多次囑咐我，要對新林兄的這一計劃予以支持。因為我在兩岸三地認識的朋友較多，所以這幾年凡是有重要學者訪問香港，我都將他們介紹給新林兄，並積極宣傳他的計劃，聽取諸位學者的意見，這個計劃自然也都得到眾人的一致贊同。
2017年4月，經過新林兄的多年籌劃，並得到章開沅先生的大力支持，開源研究機構Kaiyuan Research Academic Foundation Limited正式在香港注冊成立，這是一家非牟利的公司，由陳新林、陳博（陳之子）和我三人出任董事，機構就設在金鐘陳新林先生的公司。按照陳總的計劃，開源機構下將來會開設開源書局、開源學術基金和開源中國歷史文化研究所等幾個機構，成立開源研究機構的宗旨，就是希望藉助這一學術平台，出版歷史檔案，以及海內外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高水平原創性的學術著作，注重學術交流與信息分享，並通過各種方式促進學界同人之間的互助合作，建立學術基金，支持與贊助學者、特別是鼓勵和支持中青年學者對中國近現代歷史進行認真深入的研究。開源研究機構首先成立的是學術委員會和開源書局，其他的工作慢慢進行，為此我向新林兄提出了學術委員會的建議名單，其成員包括兩岸四地重要的歷史學者，這個名單經過與章開沅先生及馬敏、朱英諸兄反復斟酌商議，最後予以確定，再分別致信給各位，均得到他們的熱情支持。
10月20-22日，開源研究學術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香港香格里拉酒店舉行，開源書店特別趕印出章開沅先生的日記《北美萍蹤》，並在開幕式上予以發布，以慶祝章先生的學術貢獻。開源研究學術委員會由章開沅先生出任主任委員，張玉法、張憲文和楊天石三位前輩擔任顧問，學術委員（以姓氏筆劃排列）包括：王奇生（北京大學）、王笛（澳門大學）、朱英（華中師範大學）、呂芳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吳景平（復旦大學）、馬敏（華中師範大學）、徐思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桑兵（中山大學）、黃克武（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紅民（浙江大學）、陳謙平（南京大學）、陳新林（開源書局）、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學）、梁其姿（香港大學）、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鄭會欣（香港中文大學）、羅志田（四川大學）等人組成，應該說都是當下學有專長的學者。
開源研究機構和開源書局成立後，陳新林主要在台灣，在張玉法、呂芳上等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眾多民國時間的檔案以及民國名人的日記，已經引起學界的廣泛注意。我雖然沒有參加其中的工作，但我對這項工作的意義深表認同，並預祝開源書局出版更多的檔案與論著，進一步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
自2017年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章先生，但還是經常在微信中看到他的講話和以及他的弟子們介紹先生的文章。去年武漢發生新冠疫情時，大家都很關心章先生和其他武漢學人者的狀況，紛紛在微信中問候，好在最終都沒有人受到感染。前些天從新林兄處得知章先生夫婦已住進養老院，說是只是走路不大方便，其他情形還好，華師的弟子們還在籌備先生的祝壽。今天早上驚悉先生駕鶴西去，遽歸道山，大師遠去，高山遠止，留給學生們無盡哀思。今天一天都在回憶與先生在一起的往事，信筆寫來，雖說都是一些流水賬，卻是學生的一片崇敬追念感恩之心。
章先生的道德文章永垂不朽！
鄭會欣寫於2021年5月28曰21時30分
2016年5月31日，敬呈拙著给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