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我回武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参加“光宣困局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会议间隙，马敏老师跟我提及章开沅先生身体欠佳，我们都期待他能够好转。未曾想，28日早上，当得知先生逝世的噩耗，都很震惊，一时很难接受，往日受到先生教泽的情景历历在目。
作为先生的再传弟子，我本人，以及内子都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本科生，说起当年在母校聆听先生教诲，我俩都格外感慨。作为老校长，他的见识与风骨已经深刻映入我们脑海，如果说华中师范大学有校格，那么章先生就是标尺。
爰就记忆所及，将印象中的章先生形象做一追忆，期待能加深各界对于老爷子的认识。
给小毛头改整理稿
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前后每逢开学，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邀请章开沅先生来给新生做演讲，这个演讲一般不是开学之初，而是军训即将结束，孩子们马上开始正式学程。记得不错的话，章先生类似的演讲前后坚持了十多年。
我们那一年，是2000年9月19日下午在风雨操场，也是露天电影院举行的。
当时历史文化学院2000级男生临时住在老幼儿园旁边的小院里，离风雨操场一墙之隔。
本来我很想去听，可是奉命与龚余男、石小琴一起做黑板报，要求还很紧，我们只好边做黑板报，边竖着耳朵搜寻从风雨操场广播里传来的章先生宏亮的话语。可是毕竟有点远，断断续续，倒是掌声不断。
我本人带着万分的惋惜，因为那时候根本很少录音，以为会跟这次讲座失之交臂。
事有凑巧，章先生的讲座太精彩了，以至于不少同学回到宿舍，晚上九十点钟还在谈论，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同学甚至说“你不去听，太可惜了，我简直崇拜极了”。从他们的讲述里，我发现的确言之有物，值得追记。
于是，我想了一个笨办法， 分别找了我认为最有学识的三个男同学，其中一位是已故李文博兄，让他们给我单独讲述一遍，我再根据三份整理稿汇总，拼接出章先生讲座的完整轮廓，将近四千字。
整理完毕，有广播台的师姐很想拿去播报。我担心毕竟是如此写就的，说不定失却老先生的本意，师姐说，那么你去找章校长给你确认一下。我私下想，老校长这么忙，我这么一个小毛头，他有机会搭理吗？
在师姐和学院老师的鼓励下，我在院办公室给章先生打了电话，问他是否有时间帮我斧正一下整理稿，没想到，老先生很爽快，“可以，你23日上午十点来找我！”
由于过于紧张，我忘了追问，到底该去哪里找他，电话挂断，我也不好意思再次去电。老师说，章先生住北区多少号，你那天上午十点去找他好了。
我惴惴不安地等到23号上午，九点四十就来到章先生北区住所的那一单元楼下，可是也不知道他家的房间号。等了几分钟，恰好一位老奶奶回来，她看到我有些焦急的样子，就问我找谁。我忐忑地告诉她，我找章先生，可是不知道他家门牌号。她和蔼地笑了一下，带着湖南口音说，章先生啊，他在所里，你去所里找他。原来是章师母买菜回来，恰好遇到。
我赶紧拜谢，跑着前往位于逸夫会议中心后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先生办公室，当时还开始下起了中雨，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时，已经快十点半了。
我立马呈上整理稿，章先生没有寒暄，立即提笔修改起来。我站在他对面，一动也不敢动，看着他勾勾画画，花了二十多分钟改完，连标点都改了过来，有些文绉绉的说法也换掉了。
他当时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傻乎乎地说，我们现在国学功底不好，您觉得应该怎么补？他没有多说，告诉我，这个你要请教文献学的老师。
我紧张地接过他的修改稿，致谢后赶忙落荒而逃。
现在想起来，还格外惭愧，自己没有按时前往，老爷子不仅没有见怪，反而如此细心地修改。书稿在我繁复的文稿书籍中，一时怎么也找不到，今后有机会一定找出来。
倒是他讲稿里的一段话，让我格外心迷：
他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书，学生们面对海洋上课，他就问：“你们不会被大海迷住吗？”学生们没有作答，反而问他：“老师，那么您呢？您肯定会被这片大海迷住吧？”他回答说：“不会，不会，因为对面是我的祖国！”
二十余年过去了，这段话每当回味，依然心头一热。当时的忙中出错，紧张忐忑，也格外因着老爷子的宽容而倍感温馨。
2019年9月下旬，章开沅先生与谭徐锋合影
万事在经营
不夸张地说，章先生是他们那一代人海外交往最多的近代史学人，从时间跨度到区域广度，跟海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海外友人称他为非著名大学的著名大学校长。
这里面，当然不是游山玩水，他每到一地，都留下了详细的访学记录，将各地学人与学术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与海外学者进行了充分的切磋与沟通。
除此之外，他围绕海内外的学术发展动态，对于华中师范大学的近代史学科进行了长远布局，从学科发展重心到学人访学，都有周密的计划。与此同时，会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尤其是商会档案等珍贵文献的共享，同时从海外获得了珍贵的中国教会大学档案，开辟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学术板块。
无论从办校，还是办所，他都是走开放路线，走出去，迎进来，推动广泛深入的文化、学术交流。从学术底蕴来讲，华中师范大学的学术底子并不厚实，正是由于张舜徽先生和章开沅先生的努力，使得华师历史学科有了较为深厚的底子。章先生有想法，有办法，还拼命硬干。他不仅鼓动其他人干，自己哪怕在特殊时期也笔耕不辍，所以才能著作等身。他学如其人，能广泛开源，不断拓展新的学术领域，这一点既让学生受益，又让学术团队不断有所发展。
他对于弟子也并非命题作文，而是因材施教，经常悉心与他们讨论研究论题，所以不少弟子都卓有所成，这里面也不见得都是根据章先生所开辟的矿源所确定的论题，反而是由他所提倡的社会历史土壤学的研究，深化出不少可圈可点的重要论著。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能够如此根深叶茂，团结一心，除了章先生个人的魅力，这一用心经营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其中的根子就是充分的互动与对于学生个性的尊重。
到处逢人说项斯
我本人自从那次找章先生改稿后，后面除了认真读他的论著之外，主要是跟他的几位弟子请教，很少主动去打搅，因为担心他太忙。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打基础更重要，混个脸熟，最终无法代替自身的学术积累。
不过，他的讲座绝对一次不落，甚至很多华师学子把听他的讲座当作过节一样，往往是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他经常容易动情，但是由于血压略高，还得有老师陪着，随时提醒他注意，有一次讲到中途不得不吃了点药。
倒是我北上硕士毕业后，到出版社工作，跟他接触反而多了起来。
首先是我策划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将他的《离异与回归》再版，中间给他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他在邮件中格外客气，说了不少鼓励的话。
其次是十年前，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后，我当时想策划一套海内学术耆宿的口述自传，其中章先生是很重要的一位，我就跟师兄彭剑商议，也跟章先生请教。当年彭剑陪他来京参加宫崎寅藏家藏革命文物首发式，我还专门去拜谒，他说忙过这一段，请彭剑来仔细做。
他一见面，就提到我与杨天石老师编的《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又再三谈及他在我重庆老家读中学时的情形，以及老一代出版人的风范与操守。中间甚至还杂着几句四川话，让人格外亲切。因为怕他激动，只好适可而止。
后来因为他的配合，彭剑兄的努力，自传非常成功，获得大家一致好评。可惜其他想联络的老先生，都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现在想来，要不是章先生的积极支持，要成书也很难。
随着出版阅历的增加，不少熟人到华师后都告诉我他对我的鼓励，甚至日本京都大学都有朋友当面提到他鼓励我的话。前年九月，我回华师拜谒，谈到再版《张謇传》，他戏称，把书交给你这根出版界老油条，我放心。
王龙飞师弟拍下了他说这话的瞬间，我也格外开心。在我心目中，跟川中老辈请教，时不时带点麻辣，这就是那种情况。老爷子性格中的可爱之处，在他的话语中时不时闪现出来。后来再邀约再版他的两本随笔集，他也格外支持。
最近跟范军老师聊天，他提及编《章开沅文集》时，章先生跟他特意提到我，要求有徐锋这样一个可以总其成的编辑。类似情景还有不少，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我时常想起那句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每当此时，心中都格外激动。也曾设想，将他数百万字的论著编为一部《章开沅谈近代史》的语粹，使得更多一般读者了解他的思想。
只是此事有待将来了。
1950年代，章开沅先生在桂子山华中师范学院
“头是×姓物”
我时常想，章先生身上是有豪侠之气的。
他在《实斋笔记》中赞扬湘军名宿刘坤一在应对庚子乱局毅然决定参与东南互保时，慷慨陈词“头是刘姓物”，因为“确实表现出很大勇气”。
章先生经常向年轻学者讲这个故事，借此提倡秉笔直书与独立思考，“头既然长在自己身上，理应属于自己”，想奉送给史学家一个“无畏”。
这里面除了史学家的理念，当然也有他早年经历的磨砺。他少年时流浪过，当过纤夫，也当过兵，三教九流都有所认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比一般知识人更在意民间疾苦。其实，另一个维度看，他见多识广，所以才能处变不惊。风雨如晦之时，更多是秉持自己的良知，做好分内之事。
他之所以有这么多朋友，这么多拥戴他的弟子，也在于这种豪侠之气，尽管有老师说他不怒自威，但其实真正交往起来，发现相当幽默，经常妙语连珠。当年《辛亥革命史》之所以成功，章先生称是林增平先生与他天造地和的配合“林章配”，在我看来，林先生的一丝不苟，配合章先生的大开大合，加上各路学者的鼎力支持，才有了这么一部名著的诞生。
1980年，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部分理事合影（右二章开沅，右三林增平）
十七八年前，我经常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看书，有时离开得很晚，会时不时遇到一个小个子的老人，住在近代史所一层的小隔间，他说都是靠章先生照顾，才让他不至于流落街头，那人还是川中广安人。当时那位老乡提到章先生时的表情，格外亲切，我有时候想到这位不知名流浪者的形象，就想到章先生胖胖的脸庞，温厚待人，我想，除了师友弟子，在如此漫长的人生长河中，想必有不少人曾经受过他的恩泽吧！这个晦暗不明的流浪人形象，很可能是冰山一角。
西典有云：“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在由京到汉的高铁上，我接到一个好友的电话，谈及先生的去世，我认为，他可以说完美地守住了知识人的道。
新史学开山梁启超的绝笔《辛稼轩年谱》，记了辛弃疾悼朱熹的四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移之章先生，可谓若合符节。
作为后死者，我们当然有莫大的责任，毕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其间，远远不止学问。
走笔至此，心思纷繁，今日凌晨，窗外风声大作，思及章开沅先生行迹，夜不能寐，数小时后，即将登车南下送先生最后一程，因改昨日挽先生联如下：
源溯江南荻溪，诗书传家，风雨如晦，肝胆常带豪侠气；
汗挥湖北桂子，学术立校，领域时新，著述岂惟辛亥史。
章开沅先生千古！
2021年5月29日下午
草于武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