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一位历史学家列一份年表的话，我们在今天悼念章开沅先生，只把他漫长的人生道路，从1954年排列到1974年。在这二十年中，有一个人始终扶植他，他就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翻译者、著名历史学家杨东莼先生。
1954年，杨东莼从广西调到武汉，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是历史学家，在院长任上联系历史系，章开沅是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杨发现了章的才华，每有外宾来访，就让章陪同，并让章给他准备发言稿。会谈中碰到近代史分期的问题，杨自己不讲，请章对外宾讲。这些外事活动，锻炼了年轻的章开沅。多年以后，他担任华师大校长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就用上了他跟随杨院长时的经验，并且显得游刃有余。
1956年，在全国“向科学进军”的高潮中，章开沅热情高涨，拼命工作，导致吐血。杨院长知道后，批评他：“年轻人不要霸蛮！”霸蛮是湖南话，意思是干工作不能不要命。据章回忆，杨的话对他影响很大。杨作为一个老教育家，在那个头脑发热的年头，不鼓励青年带病工作，更不把“霸蛮”作为典型来宣传。
1957年，杨东莼离开华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临行前，将一箱近代史方面的史料赠送给章。
1963年，杨东莼借调章开沅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为章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们住在社会主义学院，有专门的厨师，司务长是蔡锷的儿子。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他们的伙食是：每人一天八毛钱。中晚两餐是两荤两素，四菜一汤。早点是油条豆浆，一样不少。他们在特殊的年代享受特权，连章士钊都跑来蹭饭。更重要的是，杨东莼以他的地位、权力，为章开沅创造了稀有的研究条件。他可以使用两个借书证，可以借他人借不出的书，可以查他人不能查的资料。那时图书馆的设备老旧，需要的资料，雇人来给他们抄。抄写员都是戴帽子的知识分子，据章回忆，抄件本身就是艺术品，现在已成文物了。
1964年，杨东莼建议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章开沅又进入这个和自己的专业一致的机构。在这期间，他写了一篇研究李秀成的文章，在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上，公然挑战戚本禹！可以说，从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显露了作为学者的章开沅的品质。历史学是求真的学术研究活动，为学不作媚时语，章开沅有他坚守的学术情操。如果是他人，稍微打听一下戚本禹的来头，断不敢同当年的权威叫板。
1966年初，为纪念孙中山诞生100周年，杨东莼又把章开沅调到北京，让章协助他处理一些事务。行政事物，还是与他的研究领域紧密相关。
1974年，《历史研究》杂志筹备复刊，章开沅又被调到北京。不过，这次赴京，是他的好友戴逸、苏双碧促成的。他去看望杨东莼，杨的话显示了一个久经历史风云变幻的老人对政治形势的敏锐观察。他对章说：“你是在不适当的时间来到不适当的单位从事不适当的工作。”次年，《历史研究》改组，章就坡下驴，及时退身。他到医院向杨辞别，杨得意地对他说：“我早就讲过干不久的，是吧？”杨早就想让章长期在京工作，但看到章在“不适当的时间”脱离高危地区，反而欣慰。杨东莼，这个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早期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西方经典，研究历史，在复杂凶险的政治环境里，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对章开沅的言传身教，对一个近代史研究者的扶植，实际塑造了章开沅。稀有的学术研究环境，使得章的近代史研究别开生面；在北京见过大人物，经过大世面，往后担任区区师大校长，真正是牛刀小试啊。
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人生和学术道路，有的相近，有的相远，不尽相同。章开沅这些经历，对开拓视野，掌握史料，当然有与众不同的机遇。我读他的书，突出的感受是，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讲，接受记者采访，他一路讲来，都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说自己的话。他研究中国的近代史，把眼光放到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影响；他研究辛亥革命，特别注意为什么首义是在武昌？湖北为什么敢为天下先？他剥离早期那些演义式的说法，特别提出张之洞对湖北的影响。研究近代史，视野不囿于近代史，是章开沅取得重大成就的秘密。他说过，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的研究，这是受到经济学家的启发。哲学家保罗•利科说：“经济学家的趋势和周期概念启发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学到了长时段概念，而这种概念也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态势的时间。”在对外学术交流，了解西方的最新研究动态时，章开沅深悟历史学家的责任。他爱引用胡乔木在全国史学会上的一句话：“历史学不是政治的奴婢。”在个人品格和学术道德上，章开沅是独立自主的。当年，他的张謇传稿杀青后投寄上海的出版社，出版社格于形势和世风，认为他对张謇评价太高，让他按形势要求修改。他断然拒绝，要回书稿，宁可不出版，也不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在《史学与政治》中说：“史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决不是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摆弄的小玩意儿。”
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逝世了。我们继续读他的书，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