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在桂子山的校园里，我们同章先生的关系够不上特别密切。刘伟固然已经忝列门墙，但在历史系忙于教学；周光庆却只是私淑弟子，并且还未当面提起。然而，在心灵的校园里，对于章先生，我们时时都有一种崇敬感，一种亲切感，如沐春风，如饮春雨。
章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终生的老师。记得1985年第一届教师节时，身为校长的章先生在献词中曾引用龚自珍的“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诗句时说道：“这种无声的师无形的师，不自以为师而人尊之为师的师，乃是最高层次的教师，潜移默化的教育，其精英堪称万世师表。”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他对我们的影响，既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
章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有形的，这是因为，我们有幸能亲耳聆听到章先生的教诲。我们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走上大学讲台的，当时的学界，刚刚从十年动乱的梦魇中走出来，荡漾着一种激情和向上的气氛。那时的我们，心里也充满了庄严的感觉，身上洋溢着认真的精神，却又不知如何有效地传道、授业、解惑。记得1982年下半年，当时刘伟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助教进修班学习，正值中国史学会在北京开年会，听说章老师也在开会，便与邓鸿光（时在首都师范大学进修）前往拜访，其中主要求教的问题就是如何上好课。记得先生当时并不作正面回答，只是微笑着讲了一个自己刚刚走上讲台时发生的故事：忘了带讲课提纲！先生说自己当时一下子懵了，但随即镇静下来，凭着扎实的功底和良好的记忆，仍很出色地把这一堂课讲了下来。先生还意味深长地说：作为一名教师，并不希望学生记住自己在课堂上讲的每一个结论、每一句讲辞，但如果有一两个富于启发性的问题、有一两句富于思想性的话语，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学生思考，这堂课就是成功的。这些话使刘伟深受教益，后来多次对周光庆谈起，使周光庆也受益匪浅。我们从章老师的话里体会到：要上好课，首先自己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功底，自己要有研究和思考；与此同时，上课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要将自己的思考与收获化为问题在课堂上提出来，化作论证在课堂上讲出来，与学生一起学习讨论，互相启发，共同受益。到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本科教学岗位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但章老师的话始终是我们教学的最高标准，使我们始终不敢懈怠。每一次上课，我们都要认真思考，怎样把最新的收获传授给学生，怎样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并从每一堂课中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幸福和快乐。
章先生是我们的有形老师，还是因为在我们的成长里程中，离不开章老师的提挈与帮助。他对我们的帮助是具体的、终生难忘的。我们知道，作为大学教师，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工作是教学与科研。当我们刚刚进入大学工作时，也常常感到科研对自己的无形压力，常常苦于找不到选题或写出来的东西难以发表。上世纪80年代，章老师主持了一个大型项目“中国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并计划组织一套丛书，由当时颇有声望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承章先生关照，我们也申报了一个选题，试图从近代汉语与新文化的共变关系入手，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观念变革。书稿刚刚完成，遇上了198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湖南人民出版社遭到整肃，我们的书稿也随之搁置。尽管我们也很着急，但我们更知道，当时章先生正担任着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职务，各种风险、各种压力、各种事务已使他心力交瘁，我们不应该拿个人的小事去打扰他，便默然将书稿压入箱底，一任时光消磨它的锐气。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章先生竟然一直将此事放在心上。1994年，章先生应邀到台湾讲学，向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先生推荐了这部书稿。当我们得到消息，在喜出望外的同时又感动不已，随即遵循章、张二位先生的指导意见对书稿进行了扩充与修订，终于列入张玉法先生主编的丛书而在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如果说，这本书的出版使我们感到振奋和愉快，那么，章先生的关怀更使我们难以忘怀。
章先生还是我们的无形的老师，这是因为，在校园里，甚至在整个学术界，我们都能够时时感受到章先生的思想力量。经历过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人都知道，随着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来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人文社会科学造成了极大地冲击，一时之间，“史学危机”之论泛起。在我们教学的过程中，几乎每届都有学生在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学习古汉语有什么用？一部分高校教师也纷纷“下海”。这时的章先生却一次又一次地在文章中、在演讲中大谈人文社会工作者的责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学的冷落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根源乃在于人类文明业已生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人文精神才能“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他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每一个人：“历史学家不应单纯埋怨社会冷落历史，而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历史的价值，自己是否已被历史的永恒魅力所吸引。”每每看到或听到章先生的这些言论，都会触发我们的思考，使我们能够从超越狭隘功利主义的角度去认识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意义，从而怀有一种人文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么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不为钱少所困苦、不为钱多而蠢动，认认真真读书、安安心心为学，在任何境遇下都相濡以沫、互相勉励，个中原因就有章先生给予我们的精神感召。
章先生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精神的感召，还有研究方法与道路的指引。章先生是一位大家，他的研究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按我们的理解，章先生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除了他的学问精深、严谨以外，还是由于章先生的思路开阔，思考和提出的问题富有前瞻性，总能引人思考。他不仅以自己的言传，而且以自己的身教教会我们如何做学问。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在一篇总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文章中就提出了开阔视野、上下贯通和横向会通、注重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的研究，以及开展社会群体研究等等方面的问题。章老师的这些话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促使我们把眼光转移到“社会环境”、“历史土壤”方面来。当我们把视野放大以后，原有知识结构的不足与局限也日益显现出来。为了弥补不足，我们注重学习与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与理论。刘伟不仅学习了政治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还在历史系为本科生开了“社会学概论”的课，努力把历史学与社会学联系。正是在这种跨学科审视的基础上，她完成了《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一书。周光庆则将解释学理论引入中国传统的训诂学研究，别开新生面，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部为创建中国解释学而努力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
章先生曾说自己聊以欣慰的是两件事：一是开拓了辛亥革命和教会大学研究领域；二是为辛亥革命研究培养了一批后继者。其实，在这两件事的背后，是他为后学者所提供的思路，为后学者所指引的努力方向。如果说我们这几年还做了一点事情的话，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受惠于章老师的结果。
章先生是我们的无形之师，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思想，他的胆气，他的智慧，时时能在风云际会之时、能在政治风波之中、能在庄严的讲坛上、能在肃穆的会议上，闪现出独特的风采，折服了许多的海外学者，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感召了无数的青年学子。所以，他有很多轶事和故事在人们中间传诵。每每听到他的轶事和故事，有时觉得大快人心，有时感到津津有味，有时也能进入遐想。和许多人一样，我们并不能够考证这些轶事与故事的准确的时间、地点和情节，但是却能从中领略到章先生的形象。譬如：他以学者而任校长，但却无书呆子气，却并不容易被“糊弄”，而是善于识破“工作汇报”中常有的虚假与“水分”，而是直接揭破“工作讨论”中常有的“顺风发言”，使得其他领导都很“怕”他。他以高校负责人而参加省里主要领导主持的会议，却无当今官场“下级干部”的常态。一次，省里的某书记未能按时到会，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极为正常的事情，正好表明“领导工作繁忙”，而他却大为生气，竟然站起身来朗声说道：如果再过几分钟领导还不能到会，我就要回学校去工作了。从这许多事例中，我们看到了章先生的威严、胆识和坦荡胸怀。然而，我们还看到过章先生的另一面：在他当校长时，鲜明地提出了“高校一切工作要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为此，他深入学生食堂与学生共进午餐，并首创了与学生“对话”的形式；在那特殊年代的政治风波之中，他更是顶住压力，挺身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还看到，在江西共青城胡耀邦墓前，他那充满深情的回忆；看到他在文字中对老校长杨东莼的深沉追思……
我们想，这一切恐怕都来自章先生的一个基本信念：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正义感和使命感。章先生说过：“没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章先生所说的使命感，不仅仅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和责任感，还包括他的现实关怀，他的批判精神和特立独行的品格。正如他所说的：“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每每读到这些文字，都会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激情、一种召唤力量，从而也多一份思考与担当。
经历着当今这个转型的时代，社会上的一切美与丑的现象，都会时时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激起我们参与与鞭挞的愿望。周光庆在思想上学术上是一个不太安分守己的人，曾经自说自话：“20年来，我研究过汉语历史词汇的发展，研究过语言与文化的互动，研究过中国古典解释学，并以在这些领域里阐释文化、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为职守。然而，在心灵深处，我又始终认为，我首先应该是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无论现实生活中有多少险阻，有多少清苦，但我相信，自我实现与人文关怀，总是读书人能够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支柱，总是读书人独立自由的人格境界的精神支柱。”基于这样的信条，他竟然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一本与所事专业、与评聘职称全不相干的《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格》。这本书的选题提出时，就得到章先生的首肯，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书稿完成后送到一家预约的出版社，却被编辑室主任指为“有明显的自由化倾向”而拒绝出版。章先生听说以后，仔细审阅书稿，询问情况，多方鼓励，并且以作序的方式予以支持。每当周光庆读到章先生《序言》中“作者不仅是用脑和笔来写作，而且是用心与情来写作，不仅反映了勇敢的科学探索，而且体现了执着的人生追求”一段话，总是感到自己的心灵竟能与自己所崇敬的史学大家的心灵相通，因而非常激动，非常自豪。在章先生的支持下，该书终于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位素不相识的广州老人在来信竟称：“大著引古论今，眼光独到，立论坚实，文章也富于文采，的确令人佩服不已。所以，我不但自己买了一本，而且给儿子、外甥也各买了一本（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叫他们认真阅读，从中汲取精神营养，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当我们读到这些来信时，感到了欣慰和鼓舞，同时，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章先生的话：
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我们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
附记：这篇小文写于祝贺章先生八十华诞之时。当年章先生朗朗的笑语犹在耳边。如今章先生已经仙逝，作为时时沐浴着先生学问、思想、人格感召力的后辈，心中的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对先生的感激之情永世难忘。谨以这篇写于十多年前的小文表达对先生深深的敬意、永远的怀念！
2021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