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上午，我请一位同事将一篇纪念南开刘泽华教授的文字发给编辑纪念文集的主事者，这位同事发完微信后对我说：老师，章开沅先生刚才也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吃了一惊：章先生身体素来康健，怎么说走就走？章先生是辛亥革命研究的老行尊，他与林增平先生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是我们这一代相关读者甚至研究者的教材，他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是研究者羡慕的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门生故旧遍天下，我与章先生关系很疏，充其量只是同行后进而已。但是，我想，不要怕人家笑自己凑热闹、沾名人的光，还是要写点文字，悼念这位深受尊敬的逝者。
1981年1月，我离开东北，到中山大学报到，从此开始对孙中山、晚清民国史的研究。同年秋，我所在单位孙中山研究室三年前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室主任陈锡祺先生诚聘华中师院的章开沅先生、湖南师院的林增平先生任答辩的导师。陈先生郑重其事，章、林二先生也给足了面子。我是新来乍到，是旁听者，诸事懵然。但陈先生对我指示，注意答辩会学术秘书（林家有同志）的工作程序。次年，陈先生的另一位研究生桑兵同志毕业，还是请来章、林二位先生主持答辩，陈先生可能是考察我，让我担任学术秘书。章先生在评论中说了一句话：“这篇论文（《晚清的学堂与学生运动》）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这是高度评价。我将这句话写进评论结语中，得到通过，自然也载入了答辩人的学术档案。会后章先生问我：这么快就写上去了？我回答说：这么重要的评语，一定要赶快写上去。随后，桑兵同志便入了章先生门下，从此走上治学的坦途。经过此次交集，章先生可能便知道有李某其人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大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几乎隔年便会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诚邀国内外学者与会，章先生只要有空，都会前来赴会。记得有一次，我去接章先生（研讨会会务有固定程式，我是迎来送往的“知客”），在车上，我冒昧问了一件事：先生用实斋名室，敢问先生与章学诚有宗族关系吗？先生说，没有亲属血统，是同族，不是同地，只是觉得“实斋”很好，便用了。的确，章学诚（实斋）作为清中叶一位大学问家，他的《文史通义》是治学者必读之书，他主张“六经皆史”，在刘知几有关治史须有“才、学、识”之外，主张加上史德，治史要有史德，至今还要遵行。章先生问我：看过章学诚的书？我回答说：看过，我有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史通义》。章先生又说：好版本，可惜现在古籍出版社被撤销了。章先生处事治学，务真求实，以实名斋，恰如其分。
1995年，在台北举行两岸四地学者参加的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不邀请外国人参加）。章先生是大家，当然出席。我有幸与会。在深圳会齐（过港登机前）的当晚，章先生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学生，请他在名为“老地方”的饭馆吃饭，他把我也拉去了。一饭之恩，感念不尽。研讨会开幕式休息期间，美籍华裔学者吴天威起草了一份向日本政府索赔的宣言，宣读后请与会者签名。章先生坐在前排，签了。传递到我这边时，我也写上了名字。结果签名满纸。南行参观车上，章先生讲起这件事说，宣言应尽快公布，不论办得成办不成，乘此时机，学界应有个态度。但此事后来似无下文，殊属憾事。在台北开完会，便是到中南部参观。在游日月潭时，走得比较散。行进间，我“喂、喂”地招呼一位熟人，这位仁兄或许是没有听到，没有搭理我。这时，走在前边的章先生回过头来，我只好致歉：不好意思，章先生，不是找你。他“哦”了一声。过后我反思，对人说话或背后唤人，要有礼貌，不要引起对方（或他人）不快。在高雄，参观中山大学后已晚，在该地过夜。在酒店等晚餐时，饭桌上胡乱说话，有位先生说，大陆某地公厕起了一个“雅号”，你们听说过吗？没有人回答。我唐突地说：听雨轩。该人说，对、对。接着是哄堂阵笑。此时，章先生看了我一眼。我顿时感到十分尴尬。饭后，章先生像长者对子弟训诫一样对我说：以后不要参加这种闲聊。我羞愧地回答：我记住了。确实，人不自尊自爱，难免自取其辱。
章先生似乎并未厌恶我。大陆学者在台期间，除了离台北南行，几天都住在南港“中研院”，楼下便有食堂。离台前的一个傍晚，我下楼准备去就餐，遇到章先生。他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说没有。他说，走，我们到张玉法先生家去。我问，合适吗？章先生说，不要有顾虑，来往多了就成朋友了。张先生是院士，在台地位较高，此前见过，未接触，后来也没有什么往来。不过，张宅这顿饭，新知旧雨，颇为欢洽，也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从内心里感激章先生的提携。
由章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自1980年发刊以后，刊载了许多论文和史料，深受同行的重视和欢迎。后因各种原因一度中断。1999年改版，换出版社出第10期。听说该刊由严昌洪兄等具体编辑，我寄了一篇文章《是非蜀洛待澄清——孙中山章士钊关系探索》给编辑部。给学术杂志编辑部寄文章而结果被退稿，对研究者来说并非稀罕的事。不成想，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武汉寄来的邮件，拆开一看，原来是第10期《辛亥革命史丛刊》，再看目录，我的文章收进去了；不但收进去了，还排在章先生《前言》后的第一篇！真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按常理，排在刊物前边的文章，一般是重量级作者或较有价值的作品。而这第10期所收11篇论文（或资料），除去我这低档次作者，均是学界耆宿或高知名度学者，这种安排，我相信，读者如果注意到这点，一定会认为不妥。至于为何如此安排，我不便问昌洪兄，估计是看在中大孙中山研究所的面子上，或者是出于提携后进，并非文章写得如何精彩。无论如何，文章发表了，对我是鼓励和鞭策，生命不止，研究工作还要平实地做下去。
章先生荣退后，有时住在广州，因为他们夫妇有一个孩子在广州工作。2017年新春，章先生的弟子、广东社科院的研究员王杰兄，邀了几位朋友，在滨江路的一个饭店，请章先生茶叙。显然是事前有计划，在茶叙过程中，章先生吩咐王杰兄将一包书解开，原来是新出版的《章开沅口述自传》（由章先生的门人彭剑同志整理），赠给在场者各一本。我有幸也获得一本。章先生提笔在书上写“吉奎老友存念”。写完递给我，仔细一看，我连忙说：章先生，不能这样，我是晚辈！章先生回答：没错，就这么写。我说，实在不敢当！我知道，老辈的人，对人处事都是很客气的，我当然不是先生的“老友”，确确实实是后学或晚生。但既然写了，便当珍藏而细读，从中深入了解先生，师法其道德文章，不负赠书之雅意。
嗣后大约两年，我无意中遇到一桩与章先生著作有关的事。事缘1989年下半年，他决定结束其校长生涯，请假出国访学。迄1994年3月，他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及台湾、香港访学。学界都知道，钟叔河编印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该丛书收集了晚清官员、学生人等的著作，对中国人如何身体力行，睁眼看世界，影响巨大。章先生在海外四年，为记忆方便，逐日记事。返国以后，整理成一册约四十万字的海外访学录，用繁体出版。一位朋友找到我，说看看这本书的内容，作若干技术处理后能否在内地出版？虽然章先生《口述自传》的部分章节中已讲到这本书的内容，具体而微，君子坦荡荡，无需回避，但是，考虑到一些现实问题，恐怕难办，所以最终作罢论。毫无疑问，书中所含丰富的开拓性的国际性及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内容，作为历史资料，是《走向世界丛书》的一部当代版，价值不容低估。尤其是，它记录了章先生经过辛勤努力，从耶鲁大学获得一批贝士德文件，写成《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在境况不顺时的作为，不论处世还是治学，都令人敬佩。
章先生以九十五岁高龄还归道山，套用古语，是福寿双全。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他的著述将以典册传世，他的家国情怀，值得世人尊崇。一代史家，章先生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