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一般都是研究者历经长期苦心孤诣的思索结晶，而读者自以为的会心之悟却可能是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即时感触。
在这场漫长的庚子大疫期间，笔者经历了数月羁旅和多次自我禁足，手边无书也无心读书，终日捧着手机打发光阴，或是和熟识的老少知交煲电话粥。从这些方式接受到的讯息，也使我深感疫情的范围之大和程度之烈，除了造成直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之外，还有和以往灾害的不同之处，即催化了内部认知和思想的分裂，加剧了与外部国家关系的紧张。在诸多重大问题面前，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同行难免流露出无力感，专业研究的动力随之减退，在年事稍高者“健康第一”的彼此叮嘱中，更难免带有把“第一”变成“唯一”的消沉气息。笔者在类似心境中阅读章先生的新书（收录章先生上世纪末至今有关治史的论说和演讲）而任由思绪写成的这篇文字，只能说是读书杂感而不宜视为书评。至于“究通之言”，则是从章先生最爱引用的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语浓缩而来。
这种“究通之学”的价值或者说功用，章先生曾引用王国维的理解：“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章开沅《走出中国近代史》，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P132，以下凡引此书只标页码）。章先生更进而认为“历史就是民族的灵魂”，而“史学不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授，也不仅是讲抽象的什么规律，而且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智慧宝藏”（P171）。尤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其无尽的地下文物和地面文献，应该能给国人和全体人类贡献足够的各类知识和智慧。
但实事求是地说，从古至今中国的史书可说汗牛充栋，经得起历史长河冲刷的作品毕竟不是太多。在漫长的帝制时代，专制君主自以为天命所归并且无不企望皇统永固，其“帝王术”中就既有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和各种文字狱，也始终有史官的一席之地，有史局为前朝修史，以至纂修四库全书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历代读书人中的治史者，或者曲学阿世以邀荣宠，或者因为不识时务而终老草莱，或因声不中律被污名化之后还遭荼毒。故20世纪初年不约而同提出“史学革命”的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批判传统社会中主流的“正史”及“类正史”，称其为“帝王将相家谱”而“文明史不详”，尤其因为禁毁书籍和禁言时事，使得后世“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
在民族复兴的20世纪中，中国史学也逐步转型并取得巨大进步。唯物史观使人们知道了社会发展变化的机理，革命观取代天命观，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然而“诸如社会心态、文化趋势、意识形态、权势干预、金钱诱惑、人际关系等等”（P109），仍会有力地影响到史学工作者的人格养成；历史学科或受重视或遭冷落的地位变化，以及“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历史过程简单化”的非科学方法，还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等因素，也严重地妨碍了历史复杂性的应有彰显”（P122）。
章先生此处所列举的客观因素，有的主要是指官方导向，如意识形态，权势干预等，这种环境条件历来有严重和宽松的变化，犹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的则指社会风气和文化流行态势，如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上的物质追求高过精神追求，还有大众娱乐的兴起乃至泛滥，也使得人们对一些严肃与崇高的理论和思想有意回避，“戏说”、“脱口秀”及各种包装华丽而且易于人们“体验”乃至“参与”的文化产品层出不穷，而首当其冲受到冷落的就是“故纸堆”。这种风会所趋，在西方国家和东亚的日本、韩国也几乎一样，非一时或数人之力所可扭转。当然，“金钱诱惑、人际关系”以及“脸谱化、简单化”，还有“正统观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等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史者的主观品格和能力。我们多少受到犬儒主义的濡染，定力不足，思想和方法贫乏，浅薄平庸的应景或交差之作自然没有读者。但是也要看到，即便是在同样的环境中，仍有不少学者能够遮拨华丽话语的笼罩和历史尘埃的浅层覆盖，开出新路或对习以为常的定论作出独到的表达，而这样的研究成果更显珍贵。
为了历史学的繁荣发展，章先生的新书在总结前之优秀史学家和自己治史心得的基础上，陆续提出许多针对性的精辟见解，无疑对后学具有启示意义。诸如：
维护学术的“尊严与良知”。“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P144），只有具备了这种独立品格，养成了弘毅无畏的气度，才能不“唯书唯上”（P113），“不为媚时语”而全副身心“寻真知”（P144）。真实性是历史学的生命所系，也是历史研究的学科品格和历史学家的生命所系。历史研究的学科品格和历史学家的人格乃至“真知”，均只能存在和体现于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治史者应能摒弃一切干扰和诱惑，恪守学术规范，花大功夫下大气力，尽可能多地占有充足资料，客观理性地思考分析，排除前人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和虚构，以及因为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造成的偏颇失误，得出科学的新发现新见解。
养成时、空维度方面和学术范围方面的宏阔视野。章先生基于史学“是把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P129）的认知，概括自己《走出中国近代史》一文的主旨说：“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P42）。他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提出“必须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即百年历史背景，百年的历史本身，都需要通盘研究，同时还要进行未来一百年的展望”，这样才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刻”（P58），这是拓展时间维度的理由。空间维度的拓展，则是指“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应该如此，因为“近代中国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更加日趋紧密，中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P40）。而当代史学家的“通识”除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之外，还有科际整合的要求，“需要继续努力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史学研究”（P40），不能以历史学的资历最老而轻视新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现代方法。
当然种种拓展也不能泛滥无归。“考据实证仍然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P40），不能丢掉而只能发扬光大。史学研究仍然要首先关注“重大问题”，不能“把题目做得越来越小”（P183），否则“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饾饤之学”（P136）。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倡学术交流，提倡向外国学习”，但也不能“老是跟着别人转”（P174）而迷失自我，“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思想”，“自己的独立思考”，“自己的研究特色”，“形成中国风格”（P176）。
除了上述以“求真”来救赎历史学的价值与尊严，以拓展“通识”来炼成史学工作者的功夫这两点之外，由于章先生从世家少年——流亡学生——投入革命的民主青年——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苗子——力行改革的大学校长——主动辞去荣誉和待遇的离休长者的人生经历，以及他重视知行合一的性格特征，新书给人的特殊感受还有两点。这就是由忧患意识而生的憧憬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论，和历史学者如何参与现实的经验之谈。
关于前者，先生的忧患意识不能排除章太炎的“善恶俱进”和张謇的“一生忧患”的影响，但更主要的仍在先生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虑。面对新旧世纪之交国内一些人的浮躁乃至虚骄，如“经济学家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政治学家预言中美两国领袖携手引导世界潮流，简直是一种世纪的狂欢，世纪的迷思”。先生却率先直言“新的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新的更大的危机”可能在逼近。不久就有“科索沃战争，美国飞机就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然后一个一个问题接踵而至，伊拉克战争来了，自然的报复也来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疾病都来了。首先是‘非典’，接着是‘禽流感’，明年又会来一个什么病大家还不清楚”（P171-172）。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世外桃源，任何一件大事都牵涉国际”（P170），“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P151）。
章先生以为人类要客观冷静地看待全球化，“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分享现代文明的福祉，全球化也使我们必须分担现代文明的灾难”（P51）。因为“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仍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其内核还包藏着“霸权主义的挑战与地缘政治的复杂化”（P98），而在主要的表现形式上是经济、科技和贸易的物质性、功利性的追求，指挥棒仍是利益而非人类命运共同的价值标准。后进国家无论被迫纳入还是主动加入全球化，在硬、软实力方面都处于弱势，只能屈从发达国家造成的世界秩序，遵从既成的交往规则，从中分取一杯羹。于是种种的不平等，以及“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依然沿袭着“将近二百年的历史”惯性（P10）。人类不断感受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艾滋病蔓延……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阴影”（P51），直至“战争与恐怖（主义）等凶险警报”的威胁（P49），整个人类的文明始终处于一个接一个的十字路口。
特朗普祭起“美国优先”的旗帜，发动与多国的贸易战及和中国的科技战，同时摆出光荣孤立的姿态，退出或扬言退出多个国际性组织。也有若干国家或为迎合民粹主义及狭隘的民族主义，实为争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制造“逆全球化”的舆论和氛围，使本来就有利弊双重特征的全球化也处在十字路口。读章先生的新书，就不难发现他早在多年以前就反复声言，“未来的百年，需要扩大视野，把中国置于全球化及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大背景，……勇于面对当今及今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面临的新问题”（P60），全球化既然无可回避，就只能以开放的视野和格局处之。而对全球化如何趋利避害，则只有以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目标才是正道。为此“需要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以全球大局为重，从共同利害抉择中求同存异，或曰寻求易于导致趋同共识的最大公约数”（P60），合理调适全球化过程中追求人类社会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交流物质技术与提升人文精神，维护自身利益与相互扶助等等关系。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的提出，应该是来自先生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使命感，并受到20世纪欧洲年鉴学派的影响。其立足点仍在历史是把过去、现在及将来连在一起的桥梁，所以应该而且能够双向互通。章先生认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P31、P34）。如同法国历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n）所说的对历史“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用自己的现实关怀乃至前瞻性，使因沉默而遭人们冷落的历史鲜活起来，这是历史学家“对史学的奉献”。另一方面，鲜活的历史百科全书又有助于人们“超物质利益的精神”生活，如满足人们求知的欲望，认同感和使命感的培育，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汲取，以及作为人的良知和智慧的发现养成等等，来参与塑造当代。尤其在社会生活出现问题，甚至人类文明“生病”的时候，不妨像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k Bloch）一样反躬自问：“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习得是否正确？”历史学家的研究如果能够“增进人类的利益”，也就是“对人类的奉献”（P29、P30）。
而且章先生所说的双向“参与”，更有一层知行关系上学以致用的实践品格。如同布洛赫作为一个拿笔的学者，也曾拿起枪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参加了“历史的创造”。章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曾经主张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丰富了8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内容。90年代，先生在通过深入发掘“贝德士档案”，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时，不仅参加了“对日索赔会”的活动，还到日本巡回演说，实际参与了日本主张战争反省人士回击右翼势力的斗争。先生更多次在武汉、珠海、南通、湖州和芜湖等地，结合当地的历史事迹和人物言行，如围绕武昌首义、后期洋务新政、早期留洋学生和民族工商业等主题，为建立有关纪念馆和文化遗址设施，地方史志的编写，乃至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订，提出许多高瞻远瞩的建议，引起当地的重视并得到采纳。2004年冬，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P172-173）。这样“把学问写在大地上”的思考和行动，显然也体现了历史参与和参与历史的精神。
今年猝然暴发的病毒疫情“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人们纷纷不同程度地预测世界局势会有巨大变化。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是更“好”还是更“坏”，诸说不一，而且对“好”与“坏”的理解也许各不相同。长远地看，恩格斯的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很值得重温。但这种信仰或者说愿望，必须建立在对布洛赫之问，即“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习得是否正确”的理解和回答之上。从短期的技术性角度来看，研制对症的特效药物和防疫疫苗，还有中医传统的“治未病”的培本固元，都将有效地保护人们的身体和生命。但从长远的更根本性的人类精神健康而言，历史和现实中关于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协调等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值得人类认真总结记取。
大道明显而大智圆融，闭户读书而出门识途。个人在大疫中除了平安无事之外，读章先生新书的收获更足够受用，故随兴之所至抒发浅见，写与读者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