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代资产阶级是国内外史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是章开沅先生多年治史学术生涯中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先生不仅发表过多篇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高质量论文，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而且还曾出版论述近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张謇的专著，受到史学界高度重视特别是其有关研究近代资产阶级方法论的一系列独到见解，对于推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不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早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史学界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尚未予以重视，有关的成果并不多见。但先生当时即已意识到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价值，率先开展了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开拓性研究。1961年在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先生向大会提交了与刘望龄合写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一文。这篇发表于三十余年前的长文，对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派别在辛亥革命准备、爆发、失败这三个历史阶段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剖析了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集于一身的性格特征。与先生后来所写的有关论著相比较，此文自然显得不够成熟，而且存在若干时代的局限但却堪称先生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开篇之作，也是当时论述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较为全面、系统的一篇论文，因而在会上引起许多著名学者的关注。会后，《新华月报》1961年第11期刊载了此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后不久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严重干扰，难以正常进行。先生更因所谓李秀成评价问题遭受不公正待遇，根本无法从事学术研究。虽然多年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但先生并未停止对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及有关学术问题的思考。“四人帮”垮台后，随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恢复和发扬，先生始得以充分施展其才华。“文革”期间，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无形中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禁区，有关论著偶尔提及近代的资产阶级也只是以批判的口吻大加鞑挞，谈不上学术研究。要想使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迅速获得发展，就必须打破这一禁区。
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于此不无洞察，在1979年初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一文中，即大声疾呼近代史研究者应加强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探讨，“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诬陷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同时，此文还依据有关史实分析了对近代资产阶级“立足于批”，其实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近代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取代地主阶级，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大进步，而且是比奴隶制取代原始社会、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更为重要的一大进步。此文发表后，不仅在国内史学界，而且在海外学者中也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美国学者将此文译成英文重新发表，认为文中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新动向。
不仅如此先生还花费大量时间奔走于各地，广涉收集有关中料对近代江浙地区的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性具体研究。1981 年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先生提交的长篇论文《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再次引起与会的国内外学者重视。该文依据丰富的史料，翔实而全面地论证了辛亥革命时期江浙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了相当发展，尽管用现在的标准看江浙资产阶级所拥有的经济实力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已经足以为革命运动提供起码的物质基础。该文还具体论述了江浙资产阶级在辛亥前后的主要社会活动及其特点说明江产阶级在全国整个资产阶级队伍中占据着领袖群伦的地位，其政治动向对辛亥革命的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先生之所以选取江浙资产阶级作详尽的个案剖析，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该文于1981年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之后，经众多专家和读者推选，被评为发表在这一严谨史学杂志上的优秀论文，后又被译成英文收入美国出版的有关论文集中。
1982年4月，隔膜已久的海峡两岸历史学者首次在美国芝加哥共聚一堂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交换了各自的不同意见，台湾学者坚持认为辛亥革命并非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性质的革命。先生在会上代表大陆学者作了精辟的发言和答辩，为了增进两岸学者的交流，充分了解各自的学术观点，先生于会后又撰写了《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一文。两岸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之所以有不同意见，焦点之一即在于对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有着相异的看法。所以，先生在该文中以大量史实阐明20世纪初年的中国，不仅确实存在着一个作为新兴社会集团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已经形成了一股独立的阶级力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新兴阶级的影响。并说明资产阶级直接参加革命为数不多，这是各国早期资产阶级的通病，并非辛亥革命所独有，因而不能以此否认其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先生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视野十分开阔，不仅有整体上的宏观论述，也有区域性的个案剖析，同时还对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典型人物进行过细致入微的考察。由状元而走上经办实业道路的张赛，即是先生研究多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先生早年即曾发表颇其分量的《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一文，后又有多篇论述张謇的论文问世，1986年中华书局还出版其专著《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2000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又出版其专著《张謇传》；先生还与人合著《张赛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同时还主编有《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186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切入，先生都特别强调首先必须深入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由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因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环境，个人与整个社会关系如此，个人与自己厕身的某个小社会（阶级、阶层群体）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不深入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就往往流于空泛的议论，或是局限于史事罗列，难以更贴切地判断和说明隐藏在人物后面的社会动因。正是因为紧密结合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所以先生对张謇的研究，既注重分析社会对其产生的各种影响，如何促使其从一个群体进人另一个群体，又注意探讨张謇如何通过自己的活动，为一个个小社会增添活力并渗入自己的风格，由此得出张謇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这一结论。毫无疑问，先生的这一研究思路和方法，其意义不仅在于将张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大大拓宽了我们研究整个近代资产阶级的视野。
先生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研究者，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数十年，在国内外史学界已享有盛誉。尽管如此，他仍勇于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其早年所写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一文，按照传统的说法将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又有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别不同的阶层各有其不同的政治态度。20世纪70年代末与林增平先生共同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也仍持这种看法。但到80年代以后，先生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即对这一看法进行了修正。多次提出这种“一揽子”式的传统划分容易导致笼统和一般化，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考察，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结论更符合历史实际。先生这种科学的态度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有的宽阔而坦荡的胸怀，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可贵的治学精神。
二
先生对推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贡献，不仅体现于自身做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独到见解，而且还表现在从方法论的高度，对如何进一步拓宽资产阶级研究的领域，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为不少青年学者致力于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起了指引门径的重要作用。这方面的影响，甚至较诸先生自身所做的研究更为深远，因为它既促进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也推动许多青年学者得以迅速成长，使史学研究队伍后继有人。
在这方面先生曾发表《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历史研究》1981 年第4期）、《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人》（《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等多篇文章，既指出了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的各种缺陷，也阐明了弥补和改进这些陷的方法。关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先生在强调专题及分省份研究重要性的同时，认为还必须根据旧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做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如对东南沿海、西北边疆、长江中下游等的研究；也可做范围更小的个案研究，如对盛泽、平望、拱宸桥、佛山等作为城乡经济枢纽的小镇的研究。因为清末行政区划并不完全同于实际起作用的经济地理区划，如果只停留于省、府、州、县之类研究格局，有时容易忽视以至割裂客观存在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这一见解，对于推动近代资本主义研究显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已有研究机构和学者从事长江上游长江中下游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并已取得若干成果。美国学者黄宗智对华北农村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变迁的探讨，实际上也是跨省份的大范围区域研究。但迄至目前，先生多年前所指出的加强对作为城乡经济枢纽的小镇开展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需要有志之研究者花大气力沉下心来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学者都知道，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面考察，是研究资产阶级的前提。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就很难准确地把握资产阶级的实力及其影响，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关于资产阶级研究，先生认为探讨个别企业主的经济活动固然必要，但同时还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资产阶级的整体着眼，认真考察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对于商会以往研究较少，其实这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所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活动能量，是与他们有了商会这个纽带和基地分不开的。商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团，有了为本阶级说话办事的地方，从此不再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他社会势力相周旋。先生还指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会的势力不仅渗透到传统的社会组织——会馆、公所、善堂等等，而且还控制了新建立的各种社会团体——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市政工程机构地方自治机构以至学校、教育会、文艺社团、医学团体等。就不少大中城市而言，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因此，深入考察商会，对于拓展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不无神益。
先生不仅强调研究商会这一新式工商团体的重要意义，而且认为对于资产阶级在其他社会团体中的作用，也不应忽略。例如资产阶级与市政管理和地方自治等机构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与体育会、尚武会、救火会、教育会以至书画、医药等团体的关系，资产阶级与新闻出版机构的关系，都是全面研究资产阶级所应考察的对象。即使是会馆、公所等传统的工商组织，也需要进行新的探讨。及至20世纪初，会馆、公所虽仍然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许多封建传统，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而厘清这些变化无疑是深入了解资产阶级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途径。资产阶级并非一个空空洞洞的概念，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体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占据独特地位的集团。如果不去研究他们经常活动于其间的那些团体或机构，就很难获致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较完整和充实的理解。过去，我们往往浮光掠影地强调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却未深入探究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到底是怎样在那里活动，因而无论对革命运动还是对立宪运动所做的阶级分析和功过评论，便常常因为论证不足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在先生和其他知名学者的大力呼吁之下，近20余年来史学界对商会及其他与资产阶级有关的社会团体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尤其是商会研究，已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一个十分热门的新领域，不仅发表了一大批有关商会的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上海总商会史》《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泰——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过渡形成：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近代中国商会、行会与商团新论》等有分量的专著，并曾举办以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其他工商团体以及与资产阶级有关的组织机构，也普遍受到研究者重视，如近代上海的市政机构，武汉、苏州和广州的地方自治及机构，都有专文进行论述，另还出版了有关的专著《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研究》《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显然大大扩充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领域，标志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进展的取得，无疑包含着先生的一份辛勤努力。
除此之外，先生还提出应该分行业或部门加强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在选择课题时需要注意构成国民经济主体的各种行业、构成行业主体的各个企业以及行业之间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就是说，在研究行业的过程中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的孤立考察，而应弄清它们与外界的关系，否则至多只能说明某个行业、企业的内部情况，难以综观全局。另外，以往为数有限的若干专题论著，多半限于近代工码和交通运输业方面的考察，对于手工业、商业、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研究则很不够。与此相应，对金融、商业、农业、手工业资产阶级的探讨也比较薄弱，实在大有加强研究之必要，先生认为，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都应该注意整体布局在做好扎实的各行业或部门的专题研究基础之上，进行比较全面的综合性论述。
在《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中，先生进一步从概念、模式、类型、布局四个方面，就如何加深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尤其是研究方法的改进，提出了颇具启迪性的独特见解。该文分析了国内外学者使用资产阶级广义和狭义概念的异同，并指明如何在具体解释中将这一概念运用得更为准确贴切。同时，在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系分析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时，应该特别注意不能生搬硬套，把西方模式简单化绝对化。既要善于同中见异，又要善于异中见同，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放在世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历史的总体中加以探讨，该文还阐明应将集团研究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因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简单的相加，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不是企业的简单相加一样，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如果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将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实际。至于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布局，则不仅要注意打破行政区划的区域研究，集团研究也需要合理布局。另外，对市场和入口这两个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亦应加强研究。
在强调改进研究资产阶级方法的同时，先生也特别注重挖掘和整理有关的文献资料，并在这方面付出了较多的心血。他在1964年春，即曾前往天津调查商会档案收藏情况，初步了解其研究价值。苏州市档案馆珍藏的大量商会档案，也是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980年，先生经与苏州有关部门及档案馆商议接洽，组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与苏州档案馆共同整理编辑该档案，后又克服各种困难，使该档案得以出版。受此推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的研究者和档案部门，也相继着手整理编辑当地及全国商会的文献资料毫无疑问，商会研究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获得迅速发展，与有关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是分不开的。除苏州商会档案外，苏州市民公社的档案经先生努力，也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刊布，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
近年来，先生又针对当下学术界某些论著不重视发掘史料，不重视运用原始资料的浮躁之风，提出将时下流行的“原生态”一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近二十余年的商会史研究之所以还能够取得一些为国内外同行所认可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会原始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如果说商会史的研究是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亮点的话，那么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原生态”的商会史料。这对于我们目前改进学风，推进商会史研究的继续深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先生对于推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在各方面所做的辛勤努力，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今在先生直接指导下或受其影响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新骨干力量。他们在取得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当不会忘记像先生这样的一批前辈学者创榛辟莽和指点迷津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