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纯粹出于偶然的机缘”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烧、杀、淫、掠随之而来，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历来颇受关注，中外史学界以此为专攻者颇不乏人。章开沅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却异军突起，硕果累累，在学术界、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研究，是围绕着《贝德士文献》展开的。
贝德士（M.S. Bates）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历史学家。189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16年毕业于哈莱姆学院，获学士学位，同年去牛津大学攻读历史。1920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到美国，同年7月被联合基督教布道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授予传教士资格并前往中国南京，任教于金陵大学。南京大屠杀之际，贝德士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并被委任为副校长，负责保护校产。他积极倡导并参与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南京安全区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并成为该会第三任主席，为揭露日军暴行、保护中国难民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贝德士去世之后，他生前保存的全部文献都转交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保存。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将其命名为《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归入“中国文献项目”（China Records Project，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tion），庋藏于该馆的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中。章开沅教授是最早发现并系统研究且积极向学界推介《贝德士文献》的中国学者，他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该文献展开的。不过，据他自己讲，他之所以研究《贝德士文献》，“却纯粹出于偶然的机缘”。
这一“偶然的机缘”就是，他在1988年专程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中国13所新教教会大学的档案。工作开始不久，他就发现了馆内保存的《贝德士文献》，并“集中好几天时间粗略检索这些卷宗的内容”，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一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包括该委员会的往来公文及其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文稿、备忘录等等。章教授马上意识到，“这些都是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最宝贵的原始资料”，此后不久，就开始了对这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这一“机缘”，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术史中，在章开沅教授的个人学术生命中，都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而言，这一“机缘”为学者们打开了一扇新的资料的宝库之门，为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源；对章教授而言，这一“机缘”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迎来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峰。由于章教授自己说了，这一“机缘”，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因此，几位研究章教授学术思想的学者都跟着说，章教授之研究南京大屠杀，是出于偶然。鄙意以为，这种评论固然没有错（毕竟也有根有据），但却失之简单化了。没错，章教授确实说了他之研究南京大屠杀是出于“偶然的机缘”，甚至还在“偶然”一词的前面加了“纯粹”二字，但是，只要我们细察章教授的行文，就可以发现，即使他在述说这一“纯粹”“偶然的机缘”的时候，也明示了造成这一“机然”背后的其他众多的“机缘”，而这些机缘又显示，其实，章教授之研究南京大屠杀，不尽出于偶然。窃以为，要准确揭示章教授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必须首先把造成那次“偶然的机缘”的种种“机缘”揭示出来，否则，人们将容易对章教授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充满误解。鄙意以为，那一次“偶然的机缘”，至少是由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机缘”所成就的。
机缘之一，是章教授学术领域的拓展。章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但不像有的学者那样终身只耕耘于一个“山头”，而是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他早年曾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后来则潜心于辛亥革命史领域，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大家。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领域又进一步拓展，一面积极参与文化史的探讨，一面投身“现代化理论”的构建，同时还开始涉足于教会大学史研究。章教授之发现《贝德士文献》，正是缘于他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中国13所新教教会大学的档案。我们可以想见，如果章教授一生只在一个“山头”耕耘，而非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他怎么可能会到耶鲁神学院查阅教会大学档案，又怎么可能有缘接触到《贝德士文献》？章教授之所以能“偶然”发现《贝德士文献》，与他在80年代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了教会大学史领域这一“机缘”有很深的关系。
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文献，其主体部分是中国13所基督新教教会大学的档案全宗，另一部分则是“中国文献项目”，《贝德士文献》是“中国文献项目”中之一种。“中国文献项目”虽然与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有重要关系，但与教会大学档案全宗相比，关系毕竟比较远一点。看了那一次“偶然的机缘”，人们可能要纳闷，因为章教授那次本为检索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档案全宗而来，为何却对“中国文献项目”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中国文献项目”包含许多传教士的文献，他却为何对其中的《贝德士文献》情有独钟，并花费大量时间翻阅之？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机缘。这一机缘，乃是章教授与贝德士的一段师生缘。章教授在1946年考入金陵大学，就读于历史系，其时贝德士是金大历史学教授。由于贝德士“确实博学多才，开设的课程（特别是新课程）也最多，而且效果也较好”，并且，贝德士还非常关心学生，“除认真教学外，还常在家中安排简单茶叙，与学生亲切交谈”，因此章教授对他一向都是“心口如一地推重”，选修过他的世界通史、俄国史等课程，并在他的指导下研究过印第安人文学。正是有此学缘，当章教授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中国文献项目”中发现了贝德士个人的专档之后，“不禁怦然心动”，并“怀着思念与好奇交织的复杂心理，在逐卷阅读其文献的过程中重新走近了他”，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贝德士文献》中有大量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文献。如果没有20世纪40年代那一段学缘，则章教授在1988年初次到耶鲁查阅文献的时候，很有可能不会在《贝德士文献》中流连，也就不会有那一次“偶然的机缘”。虽然可以想见，即使没有那一段学缘，随着章教授对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深入，终有一天会检索到“中国文献项目”，并发现《贝德士文献》中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资料，但其时间可能就要推迟好多年。
章教授与贝德士有此一段师生情缘，因此见到《贝德士文献》之后“怦然心动”，并忍不住仔细翻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贝德士文献》中，对当时正着手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章教授而言，最有价值的，似乎是与教会大学相关的文献，或者是贝德士的未完稿《基督徒在华60年，1890-1950》及其大量相关文献，而他为何却对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献产生了浓厚兴趣呢？毕竟，南京大屠杀是他涉足甚少的研究领域啊。章教授在当时会对《贝德士文献》中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献产生兴趣，与他当年参加的一项社会活动有关，这就是笔者所说的第三种机缘。当年五月，他应邀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中国民主运动史学术研讨会，“记得是在一次会议休息的时候”，唐德刚、邵子平等先生提出筹建“对日索赔会”，“并且当场邀集发起人签名”，章教授出于民族大义，“成为义不容辞的祖国大陆当然代表”，毫不犹豫地作为发起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对日索赔会”是一个民间组织，由唐德刚先生任会长，邵子平先生任秘书长，致力于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与利益，后来更名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参与了“对日索赔会”的发起成立活动之后，章教授马不停蹄，马上赴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中国教会大学的档案全宗。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贝德士文献》中藏有大量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档案材料。我们虽不能说章教授当时会留意这些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材料完全是因他前不久参加了“对日索赔会”的创建工作，但我个人认为，参加“对日索赔会”的创建工作，确实是他会特别留意这些文献的一个重要机缘。
而章教授之所以会参加对日索赔会的工作，表面上是缘于那一次北美学术会议，但从深处讲起来，实有另一层更深刻的机缘，而这一机缘，也就是他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第四个机缘。这就是，在战后的日本，有那么一群特殊的日本人，他们是军国主义后继的支持者，矢志要延续其先辈的未竟之业，不断为法西斯战争翻案：“一年一度的内阁成员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多次错误否定，政界要人周而复始地跳出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侵略暴行……”甚至在日本知识界，也有极少数这种“特殊的日本人”，如1973年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一书的铃木明，1975年出版《我方的日本军》一书的山本七平，1984年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的田中正明等，他们或称南京大屠杀为虚构，或称南京大屠杀为“无稽之谈”，肆意淆乱是非，篡改历史。这些特殊的日本人的特殊行为，是对曾经因日本的侵略战争而遭受巨大苦难的亚洲国家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凡是有正义感的学者，均不可能对此表示沉默。“这些特殊的日本人逼着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与追忆往事，作为受害国人民的我们，不能继续沉默。”正是战后日本社会中涌起的这种为历史翻案的逆流，促使章教授积极投入到对日索赔会的工作中，并在看到《贝德士文献》中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文献之后马上为之吸引，不惜将其他研究课题暂时搁置，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南京大屠杀这一“本非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中。
综上可知，章教授之投身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虽然直接缘于1988年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发现了《贝德士文献》，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次偶然的机缘，则跟章教授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勇攀学术高峰的学术追求有关，也与他与贝德士之间的师生缘有关，还与他当年参加“对日索赔会”的创建工作有关，更与战后日本出现的为侵略战争及日军暴行翻案的逆流有关。章教授之投身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并非一缘注定，而是多缘造成。其中的有些机缘，必将对章教授之研究行为产生影响，并对我们理解他在研究过程中所寄托的人文关怀有所助益。
二、学术的新高峰
有评论者指出，章教授在那个“偶然的机缘”之后，“一头扎进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终于在古稀之年迎来了又一个学术高峰”，这种评论是切近实情的。不过，章教授在1988年发现了《贝德士文献》中的那些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文献之后，并未马上着手研究，原因是，他当时正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由于校务的牵挂，除稍做索引外没有可能认真阅读与研究这批文献”。
两年之后，1990年8月，章教授结束了学校行政事务，应邀前往美国正式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期间得到耶鲁大学历史系邀请并获得鲁斯基金（Luce Foundation）资助，于1991年7月专程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得以“潜心系统阅读《贝德士文献》”，经过8个月的辛劳工作，“历经酷暑寒冬”，发现并复印了1000多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这一项工作为章教授迎来学术的新高峰准备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章教授自己也说，这是他旅美三年中“极大的收获之一”。
但是，在美三年期间，由于忙于教学与其他科研，实际上顾不上整理与研究这批资料。结束旅美生活之后，又于1993年夏天应邀访日，并在同年8月前往台湾政治大学讲学。“直到1994年春重返武汉，我才有可能把这批复印资料初步加以清理归类，为进一步研究做必要的准备”。在此基础上，并应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稿约，章教授在当年写成了一部书稿，这就是于次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这部著作由缘起、正文、附录、参考文献几个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目次如下：一、贝德士其人其事；二、贝德士文献简介；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四、南京大屠杀的实录；五、毒品、慰安妇及其他；六、战争损失调查；七、东京审判与贝德士证词；八、未能结束的结束语。全书以《贝德士文献》为依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很多鲜为人知的面相，尤其是贝德士等美国传教士为抗议日军暴行、挽救难民生命财产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
1995年5月中旬，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从事讲学与研究的章教授接受了香港三联书店的邀约，与旅美华裔女导演汤美如合作编译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以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这就是同年七月出版的《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书。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书，由“导论”、“保卫战”、“安全区”、“访问”、“附录”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收录了章教授的《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日本学者洞富雄的《南京暴行事件的责任》、美国学者罗慕士的《一九三七年的中国历史脉络》三篇文章，其中章教授的文章是他专为这本书而作的，对于我们了解章教授由不了解到了解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心路历程很有帮助。“保卫战”部分收录了谭道平的《南京卫戍战》一文，以便让读者对南京保卫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安全区”是全书的重点部分，介绍了魏特林（中文名“华群”）、马吉、麦考伦（亦作“麦卡伦”）、威尔生（亦作“威尔逊”）、贝德士等美国传教士的生平并收录了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写的一部分书信、日记和备忘录等，并收录了亲历了南京大屠杀的两个中国人蒋公榖和王英对安全区的有关叙说，可以说是多侧面多层次地向读者展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访问”部分收录了汤美如的《奉天皇之命》电影拍摄组在1992年夏天和1993年秋天两次在日本进行采访的记录，包括采访前情报员永富博道、退伍军人东史郎、上宇武一郎、前慰安妇宋神道的记录，这一部分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日军的残暴提供了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证言。附录部分收录了两份文献，一为出自《贝德士文献》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一为当年由国际委员会在调查基础上撰写的《南京地区战争损失》（节录），这两份文献对于读者理解大屠杀前后救济工作之艰巨和大屠杀对南京地区所造成的损失很有帮助。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章教授上述两部著作的问世，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对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两部著作更为重大的意义，是让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通过他那优雅的文笔，对南京大屠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逐步了解到《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诚如章教授自己所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的写作是对他在耶鲁期间工作的“初步小结”，而《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则“更提高了《贝德士文献》的知名度”。
同年8月中旬，章教授还出席了在台北为抗战胜利50周年而举办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97年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是年8月，章教授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同年12月，章教授又赴日本，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讲题为《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随即又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耶鲁神学院藏档有关南京大屠杀文献述评》。
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宣称贝德士是“伪证制造者”。章开沅教授则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撰写《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一文，于1999年发表，“以确凿而且充分的史实予以严正驳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贝德士是一位经过严格史学训练的历史学教授，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都客观公正，经得起考验，田中正明等日本右翼才是真正的伪证制造者。
与此同时，章教授又协助吴天威、郭俊鉌等先生，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玛莎·斯茉莉（Martha Smalley）合作，并由她出面编辑出版《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一书。“其用意即在于正式公布一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以充分显示历史真相并揭穿日本右翼的无耻谎言。”此书的出版，使《贝德士文献》等珍贵史料直接为西方人士所了解，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贝德士文献》的影响力。
不过，由于财力与篇幅的限制，斯茉莉主编的那本书所收文献数量较少，不足以反映耶鲁相关藏档的全貌。因此，章教授又与吴天威、郭俊鉌等先生反复磋商，最后商定由斯茉莉代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授权章教授，再编辑一本文献数量较大也更为全面的资料汇编。于是，章教授在1998年5月再次与夫人一道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文献，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藏档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全面搜索。回国之后，章教授与夫人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刘家峰、王薇佳通力合作，经过8个月的艰苦工作，于1999年9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以下简称《天理难容》）一书。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两本著作相比，《天理难容》一书的取材有了明显的扩充。前两书取材基本上不出《贝德士文献》之外，而《天理难容》则扩大到中国文献项目之其他部分、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编号为RG11）和“史德蔚文献”（Alert and Celia Steward Papers，编号为RG20）等，从而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全书40多万字，由冠图、序、编译说明、历史背景、美国传教士文献、大事记、附录、后记构成，其中主体部分是美国传教士文献，依次收录了贝德士、费吴生、福斯特、马吉、麦卡伦、米尔士、史迈士、史德蔚、华群、威尔逊共十位美国传教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天理难容》出版之后，以其文献的权威和详实，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很快就出了英文版和日文版。后来，张宪文先生主持编纂南京大屠杀大型资料集，《天理难容》又被列为其中一种，经适当删削增减，作为《南京大屠杀资料集》第四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出版。
讲到章教授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尚不能不提到他的《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一书。虽然这本书几乎没有学院式的研究，但正如该书责任编辑倪腊松所言，此书乃是章教授“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近15年的一个总结”。全书以行文流水般优雅的笔调，述说他在耶鲁发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及其后从事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在东京等地向日本人士加以介绍，以及他在美洲、日本等地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友人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作证、同日本右翼分子作斗争等等经历，对于世人了解一代历史学大家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各界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鸣良有助益。
从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自1988年那一次“偶然的机缘”至今，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新论迭见，硕果累累。其成就，既是章教授学术生涯中的学术新高，也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新高。
章教授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过程中，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是，他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耶鲁藏档特别是《贝德士文献》展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前文对他的研究成果的介绍中看出来，不再赘述。这里只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研究中的这种侧重，与他1988年那一次“偶然的机缘”有甚深的关系。正是那一次“偶然的机缘”，他发现了他的业师贝德士的文献中藏有大量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第一手文献，而这些文献虽然价值巨大，但在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并且，这些材料能够用来反击日本右翼学者的谬论——这些学者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南京大屠杀缺乏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而《贝德士文献》则提供了大量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凡此，都促使章教授以《贝德士文献》为中心展开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
另一个特点则是，在潜心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参与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如前所述，还在接触耶鲁藏档之前，他就参加了对日索赔会的创建工作。在那之后，他参与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活动还有很多，要者如：1991年12月12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集会，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199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与研究期间，就《贝德士文献》接受《星岛日报》、《南华早报》等媒体采访，从而使“《贝德士文献》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史料价值，遂为海外许多学者所逐渐知晓”；1997年8月中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中日学生夏令营授旗仪式；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在中、日接受一系列采访，让人们了解南京大屠杀；1998年6月28日，与邵子平、吴章铨等参加AJPAP在纽约举办的“日本证人访美代表团”（Japanese Witnessing Delegation to North America）报告会；1999年11月26日，在华中师范大学担任野泽丰讲座第一讲，题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新进展》；是年底，再次应邀前往东京参加“战争犯罪和战后赔偿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2000年12月，在日本关西地区作巡回演讲，足迹遍及冈山、神户、大阪、京都等地；2003年12月12日，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作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演讲；2007年12月10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作题为“从牛津到金陵：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演讲。诸如此类的社会活动，可以说与其研究活动相始终。
三、为了人类的和解与和平
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其研究都不会仅仅是“为稻粱谋”的工具，而往往寄托有深沉的人文关怀。章教授就属于这种历史学家，其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就像他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有其独特的人文关怀。那么，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所寄托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文关怀？对此，学术界已经做了很好的探讨。笔者注意到，有几位学者，将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所寄托的人文关怀归纳为爱国主义或民族情怀，另有几位学者，则将之总结为维护历史的尊严。
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为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或民族情怀找到证据。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中》，章教授写道：“这些特殊的日本人逼着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与追忆往事，作为受害国人民的我们，不能继续沉默。”在《从耶鲁到东京》一书中，章教授如此记录他自己1997年12月13日在东京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的感受：“我站在高高的讲台上，面对着密密麻麻的众多日本听众，聚精会神而又寂静无声，我蓦地产生一种感觉，仿佛现在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所有中国历史学者、中国公民和我们伟大而又曾经苦难深重的祖国在说话。尽管没有受到任何授权与委托，然而自觉应该利用这个讲台，把我们民族的正义声音传播到全世界。” 2003年章教授在中山大学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讲座时，曾经说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要捍卫民族的尊严。”从诸如此类的言论中，我们能够领略到章教授在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祖国爱，民族情。
关于捍卫历史的尊严，我们也可以从章教授自己的论述中找到很多证据，如：“严酷的现实教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尊严。” “不能让这些特殊的日本人胡诌历史，我们必须捍卫历史自身的尊严。” “严酷的现实教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不容许篡改历史。而作为历史学家，更应该捍卫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尊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要捍卫历史的真实。”凡此均可看出，维护历史的尊严，确实是章教授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然而，若说章教授在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过程中所寄托的人文关怀就是爱国主义与维护历史的尊严，则又有欠准确。实际上，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所寄托的人文关怀，有比以上两个方面更为深沉的一面。这更深沉的一面，乃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人类的未来会怎么样？人类这个数千年来自相残杀的物种将何去何从？这是章教授一直萦绕于心的问题，他也一直强调，历史学者应该有这样的人文关怀。冤冤相报只能造成战争不断、人类相残终无已时，这不是人类应该有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必须通过和解，走向和平。追求人类的和解与和平，是章教授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深层次人文关怀的本质所在。
我们看到，他在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时候，有着对人性的非常深层的思考，这里仅举一例。章教授写过一篇题为《“拉贝”现象》的文章。拉贝是一个德国纳粹，但他本人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做了大量保护中国难民的工作。就此现象，章教授做了深刻的思考：“人类社会没有任何堪称纯之又纯的群体，好的群体中难免有害群之马，坏的群体中也未尝没有善类混迹其间。就是从某一个人来说，好人并非都是绝对的好，坏人也不一定都是绝对的坏。正如佛家所言，阿赖耶识本来就伏藏着善与恶两类种子，章太炎则把此义发挥成为：‘种子不能有善而无恶，故现行亦不能有善而无恶。’”这是对人性非常深沉而准确的定位。人类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动物，体内似乎同时有善恶两颗种子，因此，优雅起来，则表现得如同天使，暴戾起来，则表现得如同恶魔。个人如此，民族亦如此。没有绝对的善类，也没有绝对的恶类。这种认识论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我们目前没有为恶，表现得像个善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可能为恶，我们必须提防体内恶的种子发芽；而对于那些曾经为过恶的个人或民族，我们也不要给他们贴上“恶”的标签，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一样有着善的种子，只要精心培育其善的种子，他们就有望得到改造，人们就有望跟他们达成和解，实现人类的和平。
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这种深刻的认识，章教授并没有因为日本侵略过中国并在中国进行过南京大屠杀等暴行，而将日本民族视为一个恶的民族，更没有把日本人民视为恶类。1995年，章教授在台北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会议时说：“人们都说，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日本不如德国。我不愿意说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而宁可说日本政府不如德国政府，因为我深知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都是强烈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在同一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中，他则声明，他愿意将这本书献给广大善良的日本人民：“田中正俊在《战争·科学·人》一书的扉页上写‘献给中国抗日战士’，我则愿意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坚持真理和伸张正义的日本历史学专家，当然也愿将此书献给众多平凡、善良的日本人民。”在2003年出版的《从耶鲁到东京》的《缘起》中，他更是饱含感情地抒写他对日本的好感：“自从1979年首次访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来，我一直热心从事中日友好与学术交流工作。日本的山川秀丽与人民和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众多学界友人的深情厚谊更使我终生难忘。我像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一样，不愿也不忍重新揭开历史的疮疤，惟恐因此而可能伤害这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新局面。”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章教授对于日本人民的态度是非常公正的、客观的，不存在任何偏见。他甚至不愿意揭历史的疮疤，以免日本人民产生什么误会，伤害了中日友好的局面。但是，他最终还是揭了历史的疮疤，展开了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这一方面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一再出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篡改历史真实，伤害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则是他对人性善恶的深刻认识使他坚信，日本人民中善的种子必然会战胜恶的种子，中日两国人民以致所有有过矛盾冲突的民族之间，最终都能够实现和解与和平。
田中正俊在《战争·科学·人》一书的扉页上印着一首战死学生兵的小诗：“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共欢乐，共悲伤？”这是一首忧伤的小诗，表达了诗歌作者和引用者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类能够共欢乐、共悲伤的憧憬。章教授非常喜欢这首小诗。当他第一次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对它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专门写入《东京学人》一文中。后来在《巧遇东史郎》一文中，又专门谈及此事并引用该诗。而在《难忘田中正俊》和《1997年的抗战——会师东京》两文中，章教授都谈及了1997年底在东京演讲时引用这首诗的情况，我们还注意到，章教授在前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该诗一次，在后一篇文章中则引用该诗两次。章教授引用这首诗歌频率之高，值得引起重视。我们固然可以说，引用频率如此之高，显示了章教授对这首诗歌的青睐程度非同一般，但我们更应该想到，章教授之所以如此青睐这首小诗，实际上体现了章教授对这首诗歌所表达的意境与追求的深刻认同。这首忧伤的小诗，表现了一个正在走向战场也是走向死亡的日本学生兵对人类相残的厌恶和对人类能够同欢乐、共悲伤的向往。而他所憧憬的人类同欢乐、共悲伤的未来景象，其实就是一个人类达成和解实现和平的人间美景。章教授如此青睐这首小诗，也就无异于说，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和解与和平的追求，是章教授的一个重要的人文关怀。
这就能够理解，章教授为何会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并且每次还会引用贝德士的名言：“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Men.）。”是出于对人类前途的关心，出于对战争的警觉与对和平的渴望，章教授才20年如一日，从事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研究与社会工作。
1999年底，章教授赴日本东京参加“战争犯罪和战后赔偿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积极参与讨论并通过了《东京宣言——为和解与和平的21世纪》，该宣言曰：“我们在此郑重宣布，我们将通过正视20世纪的历史事实，来追求一个和解与和平的21世纪！”这是一个集体讨论的宣言，但也可以作为章教授在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过程中的深沉人文关怀系追求人类的和解与和平的一个绝佳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