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这个人，中学历史课本上讲，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也讲。在中学和大学课本里，主要讲他的变法思想。他的世界观是变易进化的世界观，他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上清帝第六书》。运用在政治上，就是要变法救亡，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他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清帝第六书》。他要求的“全变”，说到底就是要把封建专制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像康有为诸如此类的思想言论，大家已经反复学过了。我们这里不再讲了。我们只想讲一讲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他的学术思想，是他变法思想的理论基础。讲一下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对大家将来教书或进一步搞研究都是有好处的。不过，要说清楚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先要对清代以前的经学的发展，作一历史的回顾。
一、古代经学发展的回顾
大家在中学里学历史，可能就知道康有为“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到大学，学中国近代史，又学了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还有汉学、宋学这一套。但是我曾经问过个别同学，到底什么是汉宋之争？汉宋之争为什么又出来个经今文学？经今文学经古文学的区别是什么？他们说不上来。我们的一般教材上也写经今文学这一套，但同学们看了还是模模糊糊，讲思想史，光就事论事是不行的。总得有一个历史的观念。一个学说、一个学派是怎么发生发展的？怎么提出来的？把它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讲，才能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所以我不得不在这里大致讲一下，时间的关系，不能讲得很细，划个粗线条吧。
中国的旧学问，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经学”。经学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互相争鸣，地位是平等的，谁也不是什么“经”。如果说有经，各家有各家的经。比如墨家学派有人家墨家学派的经，《墨子》一书，到现在还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几篇，道家学派有《道德经》。这一派的经，那一派不承认。各学派是平等的。那时候无所谓经学。
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概打倒，实行愚民政策，也无所谓经学。秦亡汉兴，汉惠帝废挟书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了五经博士，把孔子整理过的古代文献《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时《乐经》已亡）尊奉为《经》，共五经，能通一经的给官做，对其他各家的书，研究得再好，也不给官做，其他各家的书叫“子”，只有儒家那五种典籍，才叫经。从此以后，读书人只读儒经，通经才叫有学问，其他的知识都从属于经学，中国的学问，就基本上围绕着五经打圈子，进入了“经学时代”。从西汉起，一直到清朝，2000多年，都是经学时代。汉代是五经，到了唐代，加上《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共十三经。
经学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也有发展变化。分成三大派：一是今文经学；二是古文经学；三是宋学。
今文经学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汉朝兴起以后，废除了秦始皇的挟书令，民间就开始有人传授儒家经典。最初都是口耳相传的。例如田何传《易》，伏生传《书》，申培传《诗》，等等，全凭记忆力相传，学生就用当时的隶书记下来，叫今文经。不过，这并不保险。则传经的人，记性再好，也总有记漏的可能；再者，五经上许多是上古的语言，尤其是《书经》，是保存商周以来的古代文献。那里面的语言同西汉的语言差距很大，让老头子凭记忆背诵，学生记笔记，能不出错误吗？（我现在给大家讲课，大家的笔记就记得那么准确？我就不信。另一方面，我讲的就不出错？大家也不信）汉文帝时让晁错跟伏生学《书经》。据《史记·儒林传》记载：“孝文帝时，欲求能《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晁）错往授之。”伏生90多岁，牙都掉完了，他是山东济南人，晁错是河南人，口音又不同，记的笔记能不出错吗？但是这五经，以后这么整理成书，就成了天经地义，不能怀疑。几千年来，这就是学问。有些句子，讲不通，你一个讲法，我一个讲法，他一个讲法，互相打官司，脑力都耗费在这里面了。
有经就有“传”，“传”是解释经的。例如《春秋》有颜（安乐）、严（彭祖）；《诗》有齐（辕固生）、鲁（申培）、韩（婴）三家；《书》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家派不同，传授的方法不同，经义的解释也不同。所以一种经不只设一个博士。西汉五经共14个博士。不过这14个博士全是搞今文经的。
后来在各处又陆续发现一些儒经，都是用籀文（篆）写的，叫古文经。例如，拿《书经》来说，据《史记·儒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以后兵荒马乱，伏生也流亡在外，汉平定天下后，扒开墙找，丢了几十篇，只找到二十九篇。他口授弟子，弟子用今文记下来，就是今文尚书。后来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以后孔安国（孔子后人）得到了这批古文尚书，同今文一对勘，“以考廿九篇，多得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孔安国为古文尚书作了传，但未被立于学官（西晋以后古文尚书失传了）。在鲁恭王坏壁里，还得到古文《逸礼》，比今文礼经（仪礼）多得39篇。春秋、公羊传是今文经，左传是古文经。诗经古文有毛诗（河间献王博士毛苌传），易经古文有费（直）氏、高（相）氏。
古文经陆续发现以后，要求立博士，但原14位博士全是今文，他们反对古文经，说古文经是假的，双方引起长期争论。
龚自珍云：“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太誓答问第二十四》。古文经同今文经的区别，主要不是文字不同。因为治古文经者在教授学生时，也要用汉隶写定。区别是两者篇目有不同（古文经多一些），字句有不同，解释不同，学派的见解不同。比如拿《春秋》来说，经文一样，但传文完全不同。今文经的公羊传不解释《春秋》经里所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光讲微言大义。《春秋》上第一句话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正月”本来意思很简单，只是说，周历的正月，王是周天子。因为鲁国是周所封的诸侯国，用周的历法（即所谓的正朔）。周历建子，以冬至月（相当于夏历十一月）为岁首；殷历建丑，以冬至后一月（相当于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夏历建寅，以今农历正月为岁首。“元年春王正月”，是说鲁隐公元年的周历一月。可是公羊微言大义，讲成大一统。此外还讲什么“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等，很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再加上今文经师同阴阳、五行、灾异、迷信结合起来，讲起来很灵活，可以随便附会，怎么说怎么有理，为西汉政权服务很得力。而古文经的左传，比较朴实，就事讲事，把历史事实讲清楚，不讲微言大义，因此对汉朝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不那么直接，所以西汉皇帝偏袒今文经，古文经不能立为博士，只能在民间流传。
到了西汉末年，刘歆（校领秘书）再一次要求将古文经立于学官，又遭到博士们的反对。刘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移让太常博士书》。谴责今文博士“专己守残，党同妒真”，引起一场激烈争论。后来，由于王莽支持古文经，终于立了5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博士对抗。王莽为什么要支持古文经呢？原来，王莽为了夺取政权，想解决土地集中问题，依托《周礼》上的一些说法，提出“王田”的主张，把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周礼》是古文经，因此便提高古文经的地位。顺便提一下，中国封建社会一些人想要解决土地问题，往往喜欢从《周礼》上找根据，龚自珍《农宗》、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样。
到了东汉光武帝以后，又废古文，提倡今文。因为今文经学这时不但讲阴阳五行灾异，而且讲“谶纬”，谶是方士的预言，纬是假托孔子所作解释经书的。比如图谶上说“刘秀当为天子”，这很符合当权者的心愿。这样，今文经学又压倒了古文经学。不过，今文经学在长期的官学地位中，从内部生长了衰亡的因素。主要表现就是烦琐主义恶性发展。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至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秦近君约为西汉末平帝及王莽时的人，是王莽时新设的官，名为讲学大夫。《尚书》第一篇《尧典》的篇名，意为“尧之资料”。博士秦近君讲这2个字，竟用了10余万言。《尧典》的第一句话是“曰若稽古”，曰、若都是发语词，稽是考的意思，考察古代怎么怎么样。秦近君解释这4个字又用3万言。所以一部经书的注释，多至百余万字。《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成了没有用处的东西。一个学派到这种地步，非灭亡不可。魏源论今文经学衰落时云：“今文之敝，非尽东汉古文家敝之，乃今文家先自敝也。夫‘尧典’、‘若稽古’有何奥难，而漫衍至是三万言、十万言之多，盖后世之制艺、讲章也”，“故以马融之贪肆而公诋欧阳生为俗儒，犹今之淹博词章有诋业科举之士为俗儒也。以彼今文家皆利禄之徒，而古文家为高材博学之徒矣。夫欧阳、夏侯（按：指传习伏胜书经之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不敝，而诸生习其支叶甘为利禄者敝之”。魏源说东汉之今文博士是“忘其本教而稗贩圣经以博衣食”《书古微·例言中》。。
古文经则没有今文经这些毛病。所以到东汉末年，古文学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今文经没有人愿意学了。古文经学家给古文经全部作了注释，学古文的越来越多。后来大学者郑玄又打破今古文的家法，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遍注群经。一般人都读郑玄的注，今文经学被推倒了。经过汉末黄巾起义、三国纷争和“五胡乱华”，今文经便逐渐失传，基本上只剩下一部《公羊传》算是没有失传。但读书人都是读《左传》（古文），很少有人读《公羊传》了。此后一直到隋唐，开始产生了科举制度，科举考试题目出自五经，但所用的经书都是古文经，所根据的训诂章句，都是古文经学。
当然，两汉今文经学极盛，魏晋以后衰落，除因其烦琐教条之外，还有社会原因。杜恕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三国志·魏书·杜畿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三国的君主为了富国强兵，遂用商韩刑名之术，废弃儒家学说。这是经学衰落的政治原因。当然，首先是烦琐的今文经学受到打击。
到了宋朝，中国经学史又起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程朱理学兴起了，也就是“宋学”兴起了。宋学是把儒家思想同佛教、道教的思想结合起来，加以批判吸收、总结提高，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宋学同今文经学不同，不讲微言大义，也不讲谶纬迷信；同古文经学也不同，不注重典章制度的训诂考据，不遵守古文经学的家法。而主要是讨论“理”、“气”、“心”、“性”等哲学问题，讨论“纲常名教”等封建道德问题。程朱用他们的观点遍注群经，把儒家的五经四书重新作了注，加以解释，独树一帜，在中国经学史上成为后来居上的学派——宋学学派。宋学兴起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提倡，很快统治了学术思想界，代替了古文经学。
不过，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宋学家遍注群经，经书的底本还是古文经的经书（今文经已失传）。从使用的经书底本说，是古文经；从对经书的解释说，不是古文经学，而是宋学。这一点要明确。
宋学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大约四五百年的光景，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在明朝，王阳明学派盛极一时，但他可以算作宋学的支流，不算宋学的正统。正统是程朱理学。朝廷科举考试，作八股文，必须以四书朱注为标准，拿程朱理学作为划一思想的工具。元朝初年的一个理学家许衡曾说：“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元史》卷164。元朝皇室很赞赏这个话。其实，历代皇帝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拼命抬高宋学的地位。因此“宋学”号称“正学”，也就是官方承认的正统学问。
二、清代汉宋并立与今文经学的兴起
明亡以后，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痛定思痛，总结了明亡的教训，批判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要求“拨乱反正”顾炎武：《日知录》卷18，“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顾炎武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主张，就是呼吁知识界摆脱理学的羁绊、歪曲，踏踏实实研究经书，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和根本精神（古人总是用一个权威来对抗另一个权威，顾炎武用孔子对抗程朱，正像洪秀全用上帝对抗孔子一样）。什么是孔子的根本精神呢？炎武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又《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他们提出“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口号，要求不谈空理，踏踏实实地读书，踏踏实实地做事。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音学五书》。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每下一个结论，都要搜集广泛的材料作为证书，使结论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这就是以后考据学的方法。“孤证不立”，有“本证”还要有旁证，都是顾炎武创立的。
在这种学风指导下，发展起了以后的“汉学”（亦即所谓的朴学、考据学）学派。为什么叫“汉学”？就是抛弃宋明理学空谈道理的毛病，不要宋学强加于孔孟的东西，读经时不用程朱的注解，要寻求经书的本来涵义。可是五经离清朝已经几千年，语言变化很大。经书上某一句话到底怎么讲？汉朝人有注释，汉朝离古代比宋朝近，汉朝人的训诂总比宋朝人的注释近真。以汉朝人的训诂为基础，再广泛收集古代文献资料，加以对比、分析、综合，考证古代典章制度、文字音韵，寻求五经的本来涵义，寻求历史的真相。
汉学一派尊重汉朝人的训诂，但我们知道，西汉的今文经训诂基本上都失传了，保存下来的都是东汉末年马融、郑玄的古文经学。所以，汉学是属于古文经学这一派的。
汉学学派在最初很有生气，人才辈出，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舆地、历算等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例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在学术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
所谓古文尚书，可不是指西汉鲁恭王坏孔子壁所得到的古文尚书。我们已经讲过，今文尚书原是伏生口授，残缺了，只有29篇。鲁恭王坏孔子壁得到的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了16篇，后来由孔安国作了传，但没有立于学官，以后这16篇就失传了。到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忽然宣布，他发现了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并且献给晋元帝，比今文尚书增多25篇。以后这25篇古文尚书就和今文合刻为一种书，大家没有人怀疑。1000多年，都当成圣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科举考试也把它作为考试的内容。小孩子读书，背诵五经，把这25篇伪古文也同样背得滚瓜烂熟。特别是程朱陆王，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当作孔门心法、十六字真言，认为这是孔子的真传，成天讲这个。其实这句话乃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朱熹曾经怀疑过伪古文，他只是觉得古文应比今文还难懂些，为什么这些古文比今文还通俗易懂？不过他没有提出进一步的根据，而且十六字真言他还照样讲。以后伪古文尚书照样被看作神圣经典。阎若璩经过厨密论证，找出了128条论据，证明所谓古文尚书乃东晋所伪造，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宋儒最津津乐道的十六字真言一下子破产了，大大动摇了宋学的基础。梁启超说：“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9页。过去2000年，读书人对于五经只许背诵引证、照办，现在阎若璩把书经加以考证，揭露了其中有不少冒牌货，神圣的东西不那么神圣了，这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是很大的。
同时代还有一个胡渭，著《易图观辨》，考证了太极图、河图洛书（《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出龙马，洛出神龟驮了图、书，给人以启示）。这太极图、河图洛书，是宋儒周敦颐、邵雍、朱熹最津津乐道的，以为是圣人的真传，成为宋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胡渭考证的结果，证明这河图洛书是从道士陈抟那里偷来的。一下子又揭了宋学的老底，对宋学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此后，程朱理学在许多读书人的心目中就不是那么不可侵犯的了。汉学家的训诂考据成了时髦的学问。清朝科举考试，作文章必须用四书朱注，八股文，熟读四书朱注。但一旦考上，就不再读这些东西。程朱理学那一套成了纯粹的敲门砖，敲开做官的大门以后，还搞考据。这样，到了乾嘉年间，汉学便达到极盛阶段。
不过，乾嘉时期的汉学，在治学精神上已经同它的开山祖师顾炎武、黄宗羲这些人大不相同了。顾炎武、黄宗羲主张经世致用、救民水火，乾嘉汉学不问政治，脱离实际。顾、黄这些人高风亮节，骨头很硬。后来的汉学家许多人只知道沽名钓誉、富贵利禄。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在明末是东林党人，是复社的骨干，反对魏忠贤的阉党，不要荣华富贵，不怕政治压迫。清兵入关，占领江南后，他起兵守吴江，经过战斗，失败了。他九死一生，幸而逃脱，流浪在山西、陕西一带不回家，一方面从事反清活动，一方面读书著书。顾的母亲王氏，也是一个奇女子，她从小受父母之命，同顾炎武伯父顾同吉定婚。尚未出嫁，17岁，丈夫死了，她到顾家守节，不再嫁人。她父母都不愿意，婆家也劝她再嫁，可她非守节不可。以后顾家把侄儿过继给她，这就是顾炎武。她一手把顾炎武抱大，顾炎武很崇拜他这位过继的母亲。清兵占领了昆山、常熟，他母亲王氏从此绝食，15天粒米不进饿死自己，临死遗言说自己“与国俱亡”，要求顾炎武不做清朝的官《亭林全集·先妣王硕人行状》。。顾炎武记住他母亲的话，一辈子不做官。他学问大，威望高，清政府想拉拢他。康熙年间，开博学鸿儒科，北京一些大官都劝他出山应考，他说：“刀绳俱在，无速我死！”黄梨洲（浙江余姚人）也讲究气节，清兵占领江南后，他在浙江起兵抗清失败，以后又和张煌言等合作到处奔走，进行抗清活动。一直到南明几个小朝廷都覆灭了，他才奉母乡居，从事著述，终生不仕。但顾、黄以下的学者就差远了，比如毛奇龄（浙江萧山人），本来也是反对程朱理学的学者，清朝入关后，曾在江南组织抗清活动，失败后出家当和尚。以后清朝捉拿他，他亡命湖北、河南、山东各省。康熙十七年，他却去应征博学鸿儒，做了官（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撰明史。他本来是提倡汉学，反对宋学的，一提起朱熹就“狂号怒骂，惟恐不竭其力”。他写了234卷书，其中《四书改错》，专门反对程朱，把朱熹骂得一塌糊涂。他为什么要骂朱熹骂得那么积极呢？因为他看错了形势。清朝初年，满洲贵族才统治中国不久，政策上还处在摸索试验的阶段。甲辰（康熙三年，1664），当局曾废八股考试。毛奇龄以为，清朝大概与明朝不同，不再提倡程朱了。不料后来清朝又恢复了八股考试，把朱熹升配大成殿。毛奇龄一看气候不对，那时他已80多岁，赶快拿斧头把《四书改错》的刻板劈毁了。一来害怕惹祸，二来表示效忠。以后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拥护宋学。又如阎若璩，以后也变了，去应征博学鸿儒科，但没考上，又坏了名节，他还以为自己运气不好，终生遗憾。那时康熙在位，雍正（胤禛）以皇子的身份写信召见他。阎那时已经69岁，正在家中害病，听说皇子信到，霍然而起，告其子孙说：我苦学一辈子，没有得到朝廷赏识，这是个好机会，咋能不去呢？69岁的老骨头，力疾赴京，一路颠顿，总算见了雍正。以后竟一病不起，死在北京，读书人也真可怜。
清政府对读书人能拉拢的拉拢，不能拉拢的就镇压。特别是经过雍正、乾隆年间几十次的文字狱，读书人被整怕了，服服帖帖，不敢再议论时政，正好钻到故纸堆中搞训诂考据。考来考去，都是考一些小事，最多的，考据一下古代的车制、冕服、禄田……与现实完全脱节，顾炎武、黄宗羲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救民水火的精神被忘得一干二净。到了乾嘉时期，惠栋一派的汉学家，完全走向厚古薄今的道路，认为汉学所以比宋学好，就因为汉朝人离古代不远，传的经是真的；宋学所以不好，就因为宋朝离古代远一些，传的经是假的。这一派人的治学方法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0节。他们主张“古训不可改”惠栋：《九经古义首述》。，主张“墨守汉人家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这样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的学风，对于清朝的统治毫无妨害。清政府当然也给他们官做，像纪晓岚，官做到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阮元，官至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大学士，太子太保太傅。上边一提倡，下边就形成风气。所以乾嘉以后，“家谈许（慎）郑（玄）、人说贾（逵）马（融）”，形成汉学专制的局面。
至于另外一派，宋学（程朱理学），毕竟是宣扬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清朝统治者当然更是大力扶植。程朱理学讲得好了，同样给大官做，汉学是官学，宋学更是官学，而且叫正学。汉学、宋学并立，不能两大，就互争正统。就像旧社会卖刀剪的一样，你说你是王麻子，我说我是老王麻子，他又说他是真王麻子，互相踢咬。宋学家骂汉学家“琐碎”，汉学家骂宋学家“空疏”；宋学家骂汉学家“离经畔道”，汉学家骂宋学家“诬圣乱经”。其实，汉学和宋学都成了统治阶级的帮闲者，都是脱离实际，厚古薄今，对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谁也不管。
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种新的学派异军突起，兴盛起来了，这就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从东汉末年以后，已经衰落了2000年，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复兴起来呢？这有中国经学本身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政治上的原因。
从经学本身发展来看，大凡一个学派，不管多么兴盛，只要走向烦琐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就必然衰落。今文经学在两汉400年间，本来是官学，十分兴盛。后来由于走向烦琐主义而衰落失传。到了清朝，只剩下一部完整的《公羊传》，烦琐主义经过自然淘汰，不存在了。相反的，古文经的汉学，在清朝走向烦琐考证的道路。汉学家标榜读经从认字开始，由字以通辞，由辞以通道，但汉学家为了考证一个字的古义，举出上百条证据，写了几千言几万言还考不清楚。对于车制、冕服等典章制度也是如此。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把一部经书读通？所以当时有人说：“虽假以彭、聃之寿，而亦有所不能及矣。”许周生：《止水斋集》卷16。古文经走向烦琐主义的死路。宋学呢，元明清三代都当成样板，既然是样板，就不许走样，所以必然是走向教条主义的死路。讲来讲去总是那一套，没有发展，令人讨厌。中国经学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必须另找出路。而今文经学就趁这个机会兴起来了。这是经学本身发展的原因所造成的。
此外，更重要的，还有社会政治的原因。清乾嘉汉学最盛之日，也是清朝的国势开始衰替之时。吏治腐败，土地集中，鸦片泛滥，使各种社会矛盾都激化起来。抗粮、抗租、暴动和起义连年不断。这种社会现实使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大祸临头的感觉，要求研究现实问题，挽救社会危机。宋学、汉学都严重脱离实际，对国计民生有什么用处呢？没有。所以许多士大夫对汉、宋两派开始表示不满，他们重新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要求关心现实，讨论时政的得失。今文经学不重考据训诂，而善于附会经文，“微言大义”，是议论时政的一种方便的形式。今文经学的中心是公羊传，而公羊传“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比较地能够容纳一些变革现实的思想。所以一些人开始向今文经公羊传里用工夫。今文经学逐渐复兴起来了。
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祖，是江苏武进庄存与。他主张打破汉宋门户之见，重在剖析经书的意义，他著《春秋正辞》一书，撇开了训诂名物，专讲微言大义。他的两个外孙、弟子刘逢禄和宋翔凤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刘作《春秋公羊传何氏注释例》，发挥了张三世、通三统的思想。他又作《左氏春秋考证》，说古文的左传本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一性质，是记事的书，不是解经的书。从此，今文经学的地位才得以巩固，俨然成为一个学派。由于庄、刘、宋都是常州人，史称常州学派。不过，刘逢禄和宋翔凤（尤以宋为甚）还是走西汉今文经学的老路，讲什么天人感应，灾异谶纬，这实在太陈旧了，所以在思想界不能造成大的影响。再者，今文经学复兴的初期，还专限于公羊传一本书，规模气象还比较小。
到了龚自珍、魏源出来，在经世致用的原则下，大胆地用今文经学来抨击时政，在思想界引起震动。龚自珍利用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把历史的发展分成治世、乱世和衰世。断定清朝的现实是衰世，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并且预言将有“山中之民”起来吊民伐罪，代替旧的统治者。这对思想界影响很大。
不过龚自珍才气纵横，不守今文家法的约束。他在有些地方，是今文学派的观点，有些地方，是古文学派的观点。比如他同章学诚一样，认为“六经皆史”，不是孔子所作，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他认为，毛诗左传都是解经的传，与齐鲁韩公羊同等看待，并不加以排斥，而毛诗左传都是古文学派的观点。这些观点，从今天科学的眼光看来，当然是对的，但在今文经学派的人，却认为他不守家法。
到了魏源手里，今文经学的壁垒才进一步森严起来。魏源不但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上影响巨大，而且在学术思想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蔚然成一大家。他对宋学和汉学进行猛烈抨击，说宋学空谈心性，“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默觚下·治篇一》。，这样的学问毫无用处。汉学专摘训诂名物，烦琐考据，“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默觚上·学篇九》。，同样毫无用处。他大声疾呼要恢复西汉今文经学的传统，要通经致用。
整个清代的思潮，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形式上，越来越“复古”（谁都打着古人的旗号），在实质上，却越来越前进，越来越结合现实。这有点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也打着复古旗号，用希腊、罗马来反对当时封建文化思想。诚如梁启超所说：“以复古为解放。”《清代学术概论》第2节。
清朝的汉学一派为了反对宋学，就用东汉的马、郑来压宋朝的程、朱。而今文经学复兴以后，为了反对宋学和汉学，就用西汉的董（仲舒）、伏（胜）来压东汉的马郑及其宋朝的程朱。作为今文经学家的魏源，正是运用这一战术来同汉、宋二派进行斗争的。他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刘礼部遗书序》，又《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字句与此相同。这话怎么讲呢？春秋末年，齐国是个先进国家，制度习俗较新，鲁国落后，保存了许多西周“先王”的遗风旧俗。孔子主张复古，说过这样的话：“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魏源利用这句话来比喻汉学和今文经学，认为从东汉古文经学回复到西汉今文经学，就好比“鲁一变至于道”。魏源还公开宣布，今文经学才是真汉学，清朝所谓考据之学的汉学，是伪汉学。表面看来，这是要复古，实际上却是打着复古的旗号，利用微言大义、通经致用的形式，为现实的政治改革服务。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初期，不过是一部公羊传的发挥研究，还没有涉及其他的儒家经典。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等书，把今文经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诗古微》攻击古文毛传，是晚出伪造。《书古微》不但把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看作伪书（这是阎若璩等人早已考明的），而且说东汉马、郑的古文说也不是来自孔壁真本，真本早就佚失了。同时，另一个今文家邵懿辰著《礼经通论》，说今文礼经《仪礼》17篇是足本，并无残缺，所谓古文《逸礼》39篇，纯系刘歆伪造。
这样，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推倒了古文左传，魏源《诗古微》推倒了古文毛诗，邵懿辰《礼经通论》推倒了古文逸礼。这些古文经书都成了问题，今文经学一派的壁垒更加森严了。如果沿着今文经学一派的发展逻辑，非将古文经学全部推翻不可。这就是康有为以前中国经学的发展概况——汉宋并立，今文经学兴起以及今文经学批判汉学宋学及古文经学的概况。
（此为胡思庸经学讲堂录，由郑永福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