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革命不但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伟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思想界也激起了空前的波澜，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就像人们无法摆脱万有引力一样，当时思想界的人物，不管来自哪个阶级，农民也好，封建士大夫也好，都不能超然于这次伟大阶级斗争的旋涡之外。封建统治者当时面临着两大问题：农民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当时思想界所提出的和所争论的问题，无论怎样千奇百怪、“离题万里”，其实还是围绕着上述两个中心问题旋转。尤其是前一个问题——农民战争，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急迫问题，所以在思想界的反应也最为强烈。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作用，推而大之，研究历代农民战争在整个思想史上的作用，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本文试就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思想界的一个“怪物”——汪士铎加以剖析。当然，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浩荡洪流中，汪士铎不过是一个“泡沫”。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4页。通过对汪士铎的研究，也可以窥见当时整个思想界的一般趋势和斗争实质。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武装起义的同时，就发动了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其中主要是大规模的排儒反孔的斗争。这在农民战争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壮举。这一革命壮举确实吓坏了中外反动派，他们如丧考妣，一片哀鸣。然而就在这个当口，汪士铎却与众不同，为太平天国排儒反孔叫好。他认为儒家思想同佛、道教义一样，都是惑世诬民的“邪说”，太平天国打击儒家，“此功德不在禹下”《乙丙日记》卷2，第10页。。他在此后的著作里，尤其在其秘不示人的《乙丙日记》里，从时儒骂起，一直骂到程朱陆王、孔孟颜曾，真可谓狗血喷头、淋漓尽致了。这确实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30多年以前，曾经有人对汪士铎的反孔言论大为激怒，为了“正人心”起见，专门著了一本书——《〈乙丙日记〉纠缪》，对汪氏逐条反驳，替孔孟狺狺申辩。这位作者竟把汪氏和五四时期的吴虞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部是名教罪人张尔田：《〈乙丙日记〉纠缪》，1941年刊本，第6页。。还有人学着桐城派道学家姚鼐的腔调说：清朝乾嘉前后凡是诋毁程朱的人，如毛奇龄、李塨、程廷祚、戴震诸人，无不“身灭嗣绝”，断子绝孙；而汪士铎竟骂到孔孟头上，难怪他“身未灭而嗣先绝”同上书吴庠跋语。，当了“绝户头”，没有好下场了。像这样的昏话只能出自热心卫道的封建余孽，时代进步到今天，已经成了笑料，不值一辩了。而王张江姚“四人帮”在掀起“批儒评法”的恶浪时，曾抛出了一条据说是贯穿古今的“历史规律”：凡是革命、进步的就必然尊法反儒，凡是反动、倒退的就一定尊儒反法。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似乎一下子就装进他们这个儒法斗争的套子里面了。这倒挺省力。太平天国反孔，五四运动反孔，汪士铎也反孔，岂不都一样是革命的、进步的吗？这和上述那位卫道士相比，犹如两相对称的剪纸图案，虽然看来方向相反，其实完全可以重叠起来，例如，都可以把汪士铎当作吴虞式的人物，等等。他们重叠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里面了。
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决定了对于儒家的批判，可能来自左边，来自革命派，也可能来自右边，来自地主买办阶级的极端反革命派。这里需要的是科学的具体分析，形而上学的套子是一点也用不上的。
汪的家世原为南京的大商人，“以资雄于时”，到祖父时因为和人争财产，打了17年官司，最后大概是输了，赔累不堪，从此家道中落，然而姻戚之中仍多富商见《汪梅村先生集》（下简称《汪集》）卷12，《先考妣述》及《自述》。。其父酷好理学，汪从小所受的家教就是“除程朱经注之外，禁勿观”。后来他多次习商未成，又转而读书，曾从程恩泽、胡培翚等人受教。《汪集》卷4，《感知己赞》列有“程春海侍郎师”、“胡竹邨农部师”，并附赞语。程、胡都是当时有名的汉学家，汪本人亦渐以“三礼”及舆地之学知名。1840年中举，主考官是胡林翼，这便确定了他日后同胡林翼的密切关系。
1853年初，太平军从武汉顺流东进，兵锋指向南京，南京官绅纷纷逃散，他偏偏没有走，这是因为他把形势估计错了。他认为清朝还强大得很，有皇上的威福，有向荣、陆建瀛、琦善的各路大军，太平军只有“腹背受敌”的份儿，决然打不下安庆。南京城墙高厚，又有各路大军拱卫，更是万无一失。再加上他对自己在南京的房产、财物、藏书等“一物不肯割爱”《乙丙日记》卷1，第7页。，所以滞留城中。在此期间，他曾向官府献策，例如：招募江淮一带“诸剧盗”，以加强清军的战斗力；对狱中的囚犯，不论轻重曲直，一律杀光，以防止他们暴动；用兵力将城外附近的房屋、船只、木料、粮食，一律烧光抢光，以断绝太平军的凭借。这些建议未被采纳，使他恨恨不已。
完全出乎汪士铎的意外，太平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连克安庆、芜湖，占领了南京。他极端仇视革命，曾经“悬帛欲自经”，但又舍不得死，便混入“老民馆”，以图苟活，每天东躲西藏，逃避差役。太平军一向礼重知识分子，聘请他参加工作，他拒而不就。1853年底，他冒充书吏混出城外，辗转逃亡到安徽绩溪。他总共在天京困了9个月，这期间，他的70多种手稿毁失了，独生子夭折了，其次女由于顽固，绝食自尽，长女本已参加了太平天国的工作，并曾任东王杨秀清的书手，但汪士铎天天逼她死。他的次女也对长女的参加革命“以为大耻”，在绝食临死前还爬到长女那里，逼她同死。终于，其长女于1855年背叛革命，逃亡到清朝江南大营统治下的句容；就这样，汪还要向她进逼，写信命她“再遇‘贼’必死，否则非吾女”。1856年，太平军荡平了江南大营，他的长女就投水自尽了。
1859年，汪氏到湖北做了胡林翼的入幕之宾，并结识了曾国藩，为他们出谋划策，镇压人民。曾、胡对他言听计从，敬礼有加。胡林翼死后，他又做了湖北巡抚严树森的幕客。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他回到南京老巢，在农民的血泊中舞文弄墨，以反革命的帮闲者结束了他的一生。
汪士铎的思想色彩鲜明，毫不掩饰，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他之所以痛骂孔孟，尊崇申韩，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态度
这是汪士铎思想的核心。从阶级斗争的发展上看，太平天国革命比历代农民战争都要深刻得多，因而在革命高涨时期，阶级阵线也最为明朗。汪当然不懂阶级分析，但从其反动的阶级本能出发，对当时的各个阶级有敏锐的观察。他说：
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不讲理者：乡人。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教以“正”则哗然动怒，导以为非为乱，则挺然称首。其间妇人又愚于男子，山民又愚于通涂之民。惟商贾则巧猾而不为乱，山民之读书者不及也。在外经商之人又文弱于当地之商贾。知“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工次之，武生次之，山中之士次之，商贾又次之。城市之士，则硁硁然可以决其不为乱。《乙丙日记》卷2，第18页。（因取材于此书较多，以下凡引自此书的，一般不再注明）
这一观察，反映了倒立着的现实。农民、手工工人是当时最受压迫，革命要求最强烈的阶级，被说成是“最愚”、最“不讲理”、“最易作乱”的人。地主、商人是剥削农工的阶级，尤其是大地主豪绅（即所谓“城市之士”）和大商人（即所谓“在外经商之人”），反革命态度最坚决，则被看作是稳定的依靠力量。汪搜集了许多地区的事例，说明热烈欢迎和踊跃参加太平军的人，都是农民和手工工人，这使他恨入骨髓，狂叫：“呜呼！安得一始皇在上，而使白起、王翦、章邯等效力于下，而为苍苍者一洗之！”然而，如果杀光了农工，地主商人也无法存活，于是，他提出一种“重士商轻农工”的政治原则来：“古人重农轻逐末，于今较其利害何如？盖农不少，而真不可重也。”“士商机巧，无能为，重之；农工愚很，能为乱而心齐，轻之。”
古代儒、法两家都主张“重本抑末”，这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决定的。明清之际，黄宗羲曾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市民要求。欧洲封建社会晚期曾出现过“重商主义”，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加速积累货币资本的需要。以上都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经济思想。而汪士铎的“重士商轻农工”，则和上述各说风马牛不相及，切莫以为它是某种“经济思想”，不，它既非经济领域的考察研究，也没有提出任何经济主张，而主要是地主商人加强镇压农工的一种政治措施。请看他在一篇公开的文章中是怎么说的：
士商习于弱……其害不大。……而农工则习于强，巫师则习于诬惑，皆乱之辈也……若辈则洪秀全、杨秀清、林清、刘之遴也。
在他看来，农工是大乱之源，农工多而士商少的地方，都可以爆发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所以他在该文中提出，凡是偏僻的山区，
去县〔城〕三十里以外村寨，居民无士商者，皆须细察地形，于冲要多立巡司，以讥察其动静，旦夕以闻。
根据“重士商轻农工”的原则，在刑法上，同是一样的罪，“农工巫师有犯……加倍惩治，宁重毋轻”俱见《跋杨忠武行状》，《汪集》卷9，第16页。。
这种毒辣残忍的主张，代表了地主豪商对农民革命的仇视、恐惧和疯狂的阶级报复心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会越来越看得清楚。
（二） 历史观
汪士铎基于他的反动立场，对历史现象作了一些肤浅的、直观的考察，并加以粗暴的歪曲，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孟子》上有一句话：“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孟轲的话我们姑且置而不论汪氏常常针对孔孟的某句话加以非议，然后阐述他自己的论点。本文的目的只在分析、揭露汪氏的反动实质，故对孔孟的话置而不论，否则就会拉长篇幅，喧宾夺主。置而不论绝非赞同，特此注明。，现在只看汪氏是如何驳斥孟轲的。他写道：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孟轲荒唐之大言也。《春秋》既成，乱贼十倍于前，果何说也？盖既为乱贼，何惧《春秋》？此犹后儒正统之辩，孤愤之词尔。成则为汉、明，不成则为胜、广、闯、献；成则为唐、宋，不成则为安、史，成则为曹（丕）、马（司马炎）以来之禅让，不成则为新莽。皆乱臣贼子也。成事之后，史臣议之，谓之“正统”，惮其强盛而无如何，谓之“闰统”，皆可笑也。彼岂知有《春秋》？又焉惧之？溺其冠而已！
这种“成则王侯败则贼”的论调，表面看来，是反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把历代君王都骂倒了。但这同进步思想家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黄宗羲痛斥历代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明夷待访录·原君》。；唐甄揭露历代君主“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他们所批判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思想里具有民主性的积极因素。而汪氏同他们恰巧相反，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君权至上论者，其绝对尊君的程度超过了先秦的儒家。谓予不信，请看下面的例子：
孟轲曾说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又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轲这里仅仅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君臣关系，并没有让庶民去和君主“易位”。尽管如此，汪士铎也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他嘲讽孟轲道：“君可易位，故后世伊、霍之多，君如寇仇，又后世莽、操所薄（连王莽、曹操也不赞成）。”他还骂孔门弟子子贡、冉有、子路等“皆知有臣，不知有君”，是“倾乱之尤（颠覆作乱的头头）”。君主都是神圣的，孟轲万万不该轻藐君主。清朝的君主尤其好得无以复加，应该歌功颂德。他不但在公开的文章中歌颂，而且在秘不示人的日记里也连篇累牍地歌颂，说什么：“今日之法度规画，虽使尧舜周孔为之，未必有过；今日之治平，虽唐虞三代之盛，未必愈此。”这一类的话随在多是。本文前面曾提到那个写了《〈乙丙日记〉纠缪》的人，对汪处处不满，唯独对其效忠清廷的思想表示欣赏：“汪氏思想实不甚纯正……惟其对于清廷尚有尊君之一念，是其根本未坏处。”《〈乙丙日记〉纠缪》第9页。
这样一个满脑子君权至上而又效忠清朝的人，为什么会发出“成则王侯败则贼”的浩叹呢？是对于君主专制还有点牢骚吗？
否。汪的历史观，纯粹是消极阴暗的、没落阶级的东西。在他看来，君主本来应该是万世一系的，既然天下有了君主，就不应有人造反，造反就是“乱贼”（其矛头是指向农民起义的）。既然造反成功了，当了帝王，以后最好别再有人造反。而历史上改朝换代，纷纷攘攘，全是弱肉强食，没有什么是非可谈。所以历代农民起义是失败了的“盗贼”，历代君主是成功了的帝王；而越是烧杀抢劫，越是能够成功。他分析过去的开国帝王起兵成功的原因有四：“行师抢掠，因粮于人，不筹饷也。以威挟制，胁从遂众，不忧寡也。盗贼逋逃，视为渊薮，不肖人众，欣所托足，借其名为奸盗之资，纠众肆恩仇之报，此其三也。焚掠抢劫，迫胁良民，幸而成功，史臣讳之，为之粉饰……此其四也。”烧杀抢掠，就不愁粮源兵源，就可以胜利，一句话，强暴有力就可得国，而同历史的潮流、民心的向背全然无关。那末，开国君主的后代子孙又为什么失国了呢？在他看来，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腐朽，也不是因为压榨人民太狠。他说：“历来开国初，兵皆强健，而后嗣皆弱……守文之主，一味循旧章，谈慈爱，守节制。爱克不及威克。”“谈慈爱”就会失国，这种说法显然是从《韩非子》那里来的，因为《韩非子》上有这么一段故事：
魏惠王谓卜皮日：“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韩非子·内储说上》。
在阶级社会里，所谓“慈爱”、“慈惠”等概念，是有阶级性的。韩非所以反对慈惠是为了严明赏罚，去个人的私爱，行新兴地主阶级的公法，从而使新兴地主的国家强大有力。因而，是进步的。《商君书·更法》篇上所说：“法者，所以爱民也。”这里所谓“爱民”，实质上是爱护新兴地主阶级。而汪士铎就不同了。他之所以反对谈慈惠，所谓的“谈慈爱”失国，是警告没落地主阶级，要对农民无情镇压。他一再说清朝“国法太宽”，以致酿成“大乱”，就是这个意思。他的立场是为了维护腐朽地主阶级统治的极端反革命立场。他承袭了法家“严刑峻法”的主张，但历史条件不同，性质也就截然相反了。
毛主席教导：对古代文化遗产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1页。。而汪士铎对法家学说，则是剔除其民主性的精华，吸收其封建性的糟粕。他所讲的强暴者得国，充分暴露了没落地主阶级的凶残面貌；他所谓的谈慈爱失国，则纯属向壁虚构。地主阶级决不会对农民谈慈爱，他们的失国只能是由于腐朽残暴。“四人帮”以当代法家自居，刚好同汪士铎一样，专门吸收封建的糟粕。冶封、资、修于一炉，祸国殃民，人心丧尽，这是“四人帮”终于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的原因。
（三） 人口论
《论语》上记载：孔丘到了卫国，看见人烟繁盛，赞叹道：“庶矣哉！”并且发了两句议论，说要对卫人“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汪士铎对这段文字多次加以非难，写道：“天下之祸，庶哉一叹启之也！”为什么竟认为孔丘一叹就会造成天下大祸呢？原来，汪氏是一个人口论者。他还责问孔丘：“既庶何以富之乎？……不知此等空话，无关事实！”那末，事实是什么呢？他答：“皆人多之害也！”
汪的人口论倒不是从马尔萨斯那里贩来的，而是来自韩非。韩非认为人口成倍地增加，结果人多物少，天下纷争。《韩非子·五蠹》：“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还赞成父母杀害女婴《韩非子·六反》：“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汪氏承袭了韩非这一思想，并加以恶性发展。他用这种观点解释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道：
今天下之患，在人满而吏惰，人满故贫，吏惰故玩，水火灾疫，天概满也（按：概满，即物满凸出，去之使平——笔者），天不概而人不能自概……民安其乡不足自存活，是故强者肆桀骜，弱者习狡诈，盗贼滋蔓，讼狱如荼……故祸变酿为此极，而非法令之不善也。《汪集》卷8，《刍论叙（代胡宫保）》，又见《畚塘刍论》卷首。
这就是说，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不是封建制度不好，不是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残暴统治，不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甚至也不是人谋不臧的灾疫（灾疫可以“概满”）。这就完全掩盖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而一概归之于两个原因：一是人满，二是吏惰。什么是“吏惰”呢？你以为是指官吏骄奢淫逸么？不是。汪觉得清朝的官吏清廉得很。《论语》上说：“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汪针对此骂道：“子不欲虽赏不窃，更荒唐！今日岂少廉吏？而盗窃日不绝书。”他认为老百姓好吃懒做就要为盗，“尔官之廉不廉，彼不问也”。可见，骄奢淫逸的是老百姓，而吏惰的意思，就是官吏镇压人民不积极。
汪氏还把这种观点推到几千年前的往史，成为其历史观的重要补充。他说：“不必有权相藩封之跋扈，不必有宦官宫妾之擅权，不必有敌国外患之侵凌，不必有饥馑流亡之驱迫；休养久而生齿繁，文物盛而风俗敝，盗贼众而有司不能捕……虽上无昏政，下无凶年，而事遂有不可为者矣。”这就把封建制度的任何弊政都推得一干二净，等于说农民自身是贫困的原因，也是几千年来社会动乱的原因。那末，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强盗的侵略又该如何解释呢？他有一首诗，答复这个问题：
地球鸡子黄，万古无消长。生齿日亿兆，山泽力难养。远夷航梯来，弊固在利网。闻亦因人满，幸遂非非想。度其果饱温，未忍去乡党。《梅村剩稿》上卷，第38页《杂言》。
这篇诗当是汪氏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作品，那时他才可能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那里耳食到一些马尔萨斯的说法（曾、李当是从外国传教士处听到的）。土造人口论一旦和西方的舶来品相结合，就产生了这种殖民地的货色。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一切罪责都被他轻轻开脱了。发动侵略的原因只是由于不得温饱，迫不得已，岂不应加以谅解？就是有责任，也应该让那些占人口多数的外国穷人来承担，而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地主商人则是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这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买办思想。
现在，还回到中国。既然中国贫困动乱的原因是人口，那就消灭人口。汪说：“使减其民十之七八，则家给人足；驱之为乱，亦顾恋而不愿矣。有他道哉？”消灭人口的办法是什么？当然是向农民、手工工人和妇女开刀。现将汪士铎的方案整理概括如下：
1. 加倍抽妇女的丁税，并推广溺女婴的风习。这样一来，贫者就不养女而溺女，只有富者才能养女、嫁女和娶妻，而天下的穷人势必不能婚娶，断子绝孙。
2. 男子有子而续娶，妇女有子而再嫁，犯皆斩立决。
3. 欢迎瘟疫的广泛流行，君主应“以多疫为瑞”。
4. 广建女尼寺，立“童贞女院”、“清节堂”。
5. 提倡女子早死。他说：“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曰夭，二十以内死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男子五十内曰夭，六十曰正，七十曰福，八十曰寿，九十曰祥，百年曰大庆。”
6. 严立妇女儿童之刑。刑法以十三岁为成人。十三岁以上犯罪，罪止其身。不足十三岁犯罪，罪坐其亲，如犯斩罪者，其母及此子斩决，其父绞决。绞罪以下依此类推，皆为母子同罪，父减一等，“皆决，而无监候”。凡妇女犯“七出”七出，古代封建家庭休妻的七个标准，即：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之律，有敢包庇者，斩决。汪氏对劳动人民如此狠毒，或谓其持人口论不免过偏，其实不然。汪氏凡两娶，生五子四女，仅存一女，而常于诗文中伤叹无子。又有诗云：“五十悲无子，娇女亦为宝。”（《悔翁诗钞》第2卷，《哀吴氏长女》）剥削阶级利己害人，多类此。
这种灭绝人性的方案，说明汪士铎仇视劳动人民，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马克思曾愤怒地斥责马尔萨斯，说他对土地贵族百般献媚，“相反，对于被压迫阶级，他的结论却是毫无顾忌的，残酷无情的。他不单单是残酷无情的，而且宣扬他的残酷无情，厚颜无耻地以此自夸”《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7页。。这个结论完全适用于汪士铎。汪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典型，它使人们惊醒起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残酷性。
（四） 王霸之辨
这本来是先秦儒法斗争的一个老问题。
在太平天国高潮中，汪士铎又把这个问题翻出来。他“尊法反儒”的色彩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最为鲜明，他痛骂孔孟也以这个问题为最多。韩非说：“上古兢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汪士铎学着韩非的口吻，也说：“孔子所谓道德齐礼，五帝之世也；道政齐刑按：《论语·为政》所载孔丘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中并无历史顺序之分。汪氏根据韩非的意思把孔丘的话重新加以解释。，三王之世也。……道德之不行于三代之季，犹富强之必当行于今。”他终身声嘶力竭地提倡霸术，反对“王道”、“仁政”、“文德”这一类的字眼。
他骂得很多很多，例如骂孔丘“过仁酿乱，过文无用”、“迂腐”，“浮夸”、“空谈”，等等。而且常常针对孔丘某句话，联系现实的太平天国革命，加以反驳。这里略举数端，以见一般：
《论语》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
汪驳道：“杀无道语，康子不误。孔子谓‘欲善民善’，则妄诞矣。此时皇上及二三大员岂不好善？何以有长毛也？”又说：“杀无道以就有道，季康子先得我心矣。‘欲善民善’儒者好空言虚理以欺人，此言其尤也。”
《论语》：“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
汪骂：“盖仲尼不知兵，故不言兵，以自藏其短。后儒效之，真荒唐哉！”又说：“诡言无用之道德仁义，而讳所不能之兵刑富强，终不能有益于人也。”
《论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对这段话，汪不但在日记中骂，而且公开在官场里骂。他在给胡林翼的一封信中极言孔丘此语之非，说：“帅兵者将也，非书生也。说礼乐，敦诗书，今非其时矣，……重‘临事而惧’之人，而不募‘暴虎冯河’之勇，彼豪杰之士，焉肯低首下心于词章儒雅之前哉？‘好谋而成’者，美言之可市尔！今营务处之所谋若何？”他又写道：“战国时秦俗尚首功，始立武功爵。故士奋于外，犯锋镝而不顾。今兵弁力而战于阵，文士坐而享其福……是启不肖徼幸之心，隳武夫杀敌之志也。……是以爱憎为赏罚，而非循乎大公也。”《汪集》卷10，第314页。这番议论，如果拿来同《韩非子·五蠹》和《显学》两篇文章的某些段落对比，几乎可以乱真。韩非批判山东诸侯，重儒家文学之士，轻披甲杀敌的武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造成国家的弱乱。两者的论点何其相似！可是韩非讲的是进步的统一战争，汪氏讲的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战争。时代和条件不同，性质也迥异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
汪氏骂孟轲就更加恣肆无忌了。诸如“无理取闹”、“大言不惭”、“惑世诬民”、“害人精”，等等，不一而足。试举一例：
孟轲说：“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孟轲又向梁惠王吹过：“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孟子·梁惠王上》。孟轲还引孔丘的话说：“仁不可为众也（即：仁的力量不在于人多势众——笔者）。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
汪驳道：“今国家（指清政府）可谓至仁，行王政，行仁政矣。……‘贼匪’（对太平军的诬称）可谓至不仁，徒负其众尔（就仗人多势众），何以不能‘制挺’挞其‘坚甲利兵’也？何以不能‘齐楚虽大何畏’之说也？何以不能‘不可为众’也？何以不能‘仁者无敌’也？”
“仁政”云云，本来是有阶级性的。毛主席说：“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在汪看来，太平天国的革命措施，那是“至不仁”的；清政府的剥削压迫倒是“至仁”的。这些颠倒是非的话，我们姑置不论，反正他已经看出孔孟仁义道德的说教，挡不住革命的汹涌怒潮。官僚、地主、豪商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汪士铎认为这都怪平时清政府“国法太宽”，不舍得多杀造成的，“时时欲以王道行，而卑论霸术也；然而百万生灵死于王道矣，哀哉！”。
这个反革命死硬派总结了经验，即“民之畏威也，甚于归仁”。（这多么像《韩非子·显学》上的话：“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既然王道已经不中用，那有什么办法？他的结论是“威之而已矣，霸功而已矣！”。于是，他就到古代法家那里寻找救命的灵丹妙药，主张“法韩非之综核名实，商鞅之令行禁止，白起、王翦、韩信之伦，草芟而兽狝之。”赤裸裸地求助于血腥的屠杀。
现将他的设想归纳如下：
1. 各级官员均以威断多杀为贵，有言仁慈不嗜杀者立斩。
2. 起用“豪杰之士”办团练。团练头子要有坚强的“党羽”，以便“胁制乡人，贫富听命”。团练的骨干要多用惯匪，或张国梁那样的农民起义的叛徒。团练的作用，就是要杀人放火，照他的话说，就是“与贼匪异名而同实，一致而殊用者也”。汪氏这一设想，是1853—1854年间写在日记上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遇到曾国藩，以后的事实证明，曾国藩正是他所理想的人物。
3. 恢复古代的族诛之法，推广商鞅的连坐之条。
4. 废除烦琐的律例，只有绞、斩、凌迟、车裂、族五种刑罚。总之“杀之外无他刑”，“如此行之三十年，再议宽典可也”。
5. 对于光棍游荡少年（这里面大多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及手工工人），身体强壮者编入军队，其余一概立斩，不问罪名。
6. 严格等级制度，“僭逾”者斩决。
7. 定额杀人。各州县以岁杀光棍30个、盗5人为称职，割取左耳送刑部验收。如果杀的是“贼”不是“盗”，则两个“贼”抵一个“盗”的数。各总督以岁杀万人为定额。
8. 对于侈谈孔孟的道学家，“必草薙而禽狝之”。
这种疯狂的设想，汪士铎还常常加以公开的鼓吹。1859年，当他应聘赴湖北做胡林翼的幕客而离开安徽时，他在为其饯行的宴会上即席赋诗道：
剧贼威克岂德化？世无韩（非）白（起）徒忧天！长平、新安两快事，腐儒咋舌称“舍旃”！呜呼！责备贤者赦寇盗，浮生何日安青氈？《梅村剩稿》上卷，第29页。按：长平之战，白起坑赵兵40万，新安之战，项羽坑秦兵20万。氈，典出《世说新语》，意为先人留下的家产。
全诗杀气腾腾，想见其酒后纵谈杀人，踌躇满志的狂态了。好心人会奇怪，天地间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家？且莫奇怪，这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一个阶级的思想。马克思说得好：“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它继续苟延残喘……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63页。汪士铎的思想，与其说表现了封建地主豪商的凶暴，毋宁说表现了他们的虚弱和垂死挣扎。
（五） “藩镇论”
中国的政治制度从春秋战国分裂的、世袭的分封制，发展到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古代法家是主张统一的，但战国以后的儒家，也主张统一。
郡县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是从属于经济基础的。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封建的郡县制也就暴露出百孔千疮来。在明末清初，顾炎武就看到“方今郡县之敝已极”，他批评郡县制的缺点是“官无定守，民无定奉，是以常有盗贼戎翟之祸，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所以他提出一种“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方案来，主张县令可以世袭。这种思想的产生，显然是经过明末农民起义的狂风骇浪以后，地主阶级想要找出某种对付农民起义，巩固封建统治的新办法来见《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之一、之四、之五。（按：此文系顾氏的早期作品）。顾炎武是一位进步思想家，但这种思想却是倒退的，反动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激化了阶级矛盾，各地农民起义越来越多。早在那个时候，汪士铎就提出郡县制不如分封制的论调来。他认为在战国以前诸侯割据的情况下，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农即为兵，兵寓于农”，也就是兵农合一，历史上讲兵农合一的人很多，但汪氏的讲法不同，是和分封制联系起来的，他认为分封制的“兵农之合，其利无穷”。各地封建的大夫，平时割据一方，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合而为一，朝廷不用花钱养兵；一旦有事，各地大夫就率兵作战，出死力保卫自己的地盘，这也就保卫了朝廷。而且将士“非其子弟，即其父兄”，有宗法纽带联系，利害相关，地形又熟，所以战斗力强，“有利无害，岂不懿与”。汪认为，到战国七雄以后，才破坏了这种美好的“兵农不分”的制度，“降自秦汉，古意荡然”。分封制的破坏、郡县制的推行已经2000年了，要完全复辟是不可能了，汪认为，退而求其次，唐朝的藩镇制还差强人意，这就叫做“欲求富强之术，必重将帅之权”《汪集》卷2，《古者农即为兵、兵寓于农解》。。这种论调，完全是为了对付农民战争的流动作战而发的。“四人帮”说什么“法家主张统一，儒家主张分裂”，他们根本不懂历史，纯粹是闭着眼睛瞎说一气。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各地各族人民纷起响应，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清朝的军队顾此失彼，土崩瓦解。这个时候，汪士铎再一次提出他的“藩镇论”来。他针对农民军的流动战术，主张在太平军占领区的四周，设置13个藩镇，划疆而守，围剿太平军。朝廷对各镇“予以生、杀、予、夺、黜、陟、刑、漕便宜”，军队由藩镇自己招募，州县官以及各级文武官吏由藩镇自己任命，拥有军事、行政、司法、人事一切大权，攻占的地方即由该镇管辖，“不拘旧章，不循成例，不从中制，事后奏闻”，放手让藩镇去干。据说这样清军就可以“转弱为强”，农民军就可以被限制在藩镇的包围圈中，而逐渐消灭。
无独有偶，与汪大体同时，许多地主文人都不约而同地唱起这个调子来。桐城派文人梅曾亮提出“而今为州县者苦无权”《清史列传》卷73，第29页。，不足对付农民起义。鲁一同说：“流贼之祸，其起于郡县之世乎！”要求回到汉唐割据之世，使县令加官至四品，郡守加官至二品，终身任职，掌握军政全权，化郡县为其私人地盘，“使天下之守令各私其郡县，郡县亦各私其守令，则‘贼’无所乘而入”《通甫类稿》卷2，《癸丑十一月与吴中翰论时势书》，按：此文作于1853年。。方玉润说：“今郡县之轻甚矣，则夫立为方镇之法……真今日第一义也。”《滇文丛录》，卷58，方玉润《上曾涤生枢帅论天下大局书》，按：此文作于1860年。可见，从鸦片战后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思想界，确实存在着一种恢复藩镇的“思潮”，其目的在于镇压农民革命。
这种“思潮”的出现，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就是日后封建买办军阀割据的先声。汪士铎之流呼唤于前，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就应声而至了，其流毒一直继续到辛亥革命以后很久。
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孔孟之道长期定于一尊，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然而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不但农民敢于藐视它，而且连汪士铎这样一个反革命顽固派也痛骂它。这雄辩地说明了太平天国革命对儒家思想打击的沉重，使孔孟头上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了。
儒家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2000多年来，它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面貌。先秦的儒学变成两汉的经学，今文经学变成古文经学，古文经学变成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变成陆王心学，无不同农民战争密切相关。旧学派的消亡与农民战争的打击有关系；新学派的产生，有些是为了更好地对付农民战争，有些则是受到农民战争的启示，增加了新的因素。
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末期，明末农民起义规模之大，对封建制度打击之沉重，都是空前的。随着明朝的灭亡，曾经笼罩思想界的陆王心学也一蹶不振，破产了。这迫使一些地主思想家不能不总结历史教训，考虑儒学的出路问题。顾炎武说：“刘（渊）石（勒）乱华，本于清谈之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所谓“股肱惰”，就是四体不勤；所谓“爪牙亡”，就是文弱无用。不懂生产，不懂打仗，只会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陆王心学到后来连书也不读了，只会清谈孔孟，以致造成明朝的灭亡。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之于“清谈孔孟”，这当然是十分肤浅的。明朝的灭亡首先应到社会经济基础里面找原因，到阶级斗争里面找原因，顾炎武当然不懂这个。不过，他总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儒学已经走进死胡同。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儒家已经灭亡了。李颙说：儒学的发展“愈趋愈下，而儒之所以为儒，名存实亡矣。”《二曲全集》卷14，《周厔答问》。颜元认为“儒道之亡，亡在误认一‘文’字”《习斋先生言行录·学须第十三》。习斋认为后儒只以文学、文墨为文，不懂六艺的实践也是“文”。。另有一些人，例如黄宗羲、唐甄、王夫之等，都对儒学提出大胆的批判，提倡经世致用，很想振作一番。一时思想界呈现出一派生机。这应归功于明末农民战争的推动力。
但是，上述诸人本身还都是儒者，阶级和认识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他们不能走得过远；何况清朝统治者和整个地主阶级决不允许他们走得过远。于是，这些思想只能像夜间的几点渔火，驱不尽广漠的昏暗。
儒学的出路在哪里呢？既然陆王心学已不中用，就有人重新回到程朱理学的老路上去，这便是所谓“宋学”，另一些人则标榜用“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儒经，从事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的考证，这便是乾、嘉年间兴起的“汉学”。汉学和宋学都要争取正统地位，造成“汉宋之争”。宋学固然早已缺乏生命力，而汉学到后来变成故纸堆上的烦琐考据，也走上了绝路。
鸦片战争前夕，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眼看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敏锐的思想家龚自珍又提出了儒学灭亡的问题：“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龚自珍全集》第9辑，《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当然，龚自珍不是什么“尊法反儒”，他仍然是一个崇尚今文经学的儒生。不过，明末清初以来，儒家阵营内部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儒学灭亡问题，表明儒学及其所依存的中国封建社会，确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接着，就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乃至引起根本的转变。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天大火，把诗书礼乐付之一炬，儒家典训被宣布为“妖书邪说”，孔孟偶像被农民踩在脚下。劳动人民“换移心肠”，精神面貌起了很大变化，对于儒家那一套“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皆如隔世”《贼情汇纂》卷12。。影响所及，就是在清朝统治区，孔孟之道的权威也一落千丈，人们“见有讲学者，群哗笑之”吴大廷：《小酉腴山馆文钞》卷3．《致经堂记》。。这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我们决不能低估。
经过太平天国革命的打击，曾经盛极一时的汉学，也就此消沉了。对于汉学衰亡的原因，当时有些封建文人归之于天命。黎庶昌说：“今天下似亦考据将衰之时也。……斯文废兴，盖有天命。”《拙尊园丛稿》卷2，《答赵仲莹书》。倒是买办学者胡适，将其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他悻悻然地说，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残破穷困的基础之上已建不起学术文化的盛业了。故咸丰以后汉学之焰确然渐熄；但此中的功和罪……不如归到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长发军了”《戴东原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175页。。由于立场的反动，胡适把事情看颠倒了。他认为这是太平天国的“罪”，我们则认为这是功。腐朽了的东西没有存在的权利，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太平天国的功劳就在于促进了这一历史辩证法的实现。至于说什么“残破穷困”，那是清政府的罪过。“不破不立”，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后来又兴起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文化。这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都有太平天国的一份功劳。
话说回来。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整个儒学又面临灭亡的危险了，儒生们当然又要总结教训。于是那些死而不僵的宋学小丑们，就大骂汉学。宋学受了汉学一百多年的气，要乘机发泄一番。他们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儒家的受难，一切的不幸，统统归咎于汉学，一片骂声。其中骂得最凶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方宗诚，一个是孙鼎臣。方宗诚说：“流及近世，汉学之徒出，益肆猖獗”，“一世之名士（指汉学家），专与程朱为难”。因此，程朱之学暗而不彰，衰微下来；宋学衰微，人欲横流，自然就招致大乱了。他说：“正道衰而后邪教（指太平天国）入，举世以道学为迂阔，所以忠孝不知，经济不讲，以致酿成大乱而不能治”，“吾儒中异说喧争（指汉学），此异端中之邪说（指太平天国）所以日炽也。吾儒中乱道者蜂起，此奸民中肆乱者所以日横也”上引分别见《柏堂集续编》卷3，《大学臆说叙》，及《柏堂集外编》卷4，《与黄子寿太史》。。孙鼎臣说：“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氐戎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畚塘刍论》卷1，《论治一》。人所共知，太平天国革命是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宋学家们却绝口不谈这些，更不谈孔孟之道的罪过，而把汉学推出来当替罪羊。这种论调，我们姑名之曰“汉学招乱论”。“汉学招乱论”的反面，自然是“宋学（理学）平乱论”了。他们说：“方今时虽危迫，学者苟能由程朱而溯孔孟……治平之效，有不难计日而决者。”吴大廷：《小酉腴山馆文钞》卷3，《致经堂记》。照他们的说法好像是，只要昌明了理学，太平天国就会自然消灭。曾国藩若偶尔打了一场胜仗，他们就说是理学的功劳。一时之间，什么“明正学”、“尊正道”的呼声喊得哇哇响，理学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宛如一只瘟鸡，临死时扑棱几下翅膀。
汪士铎不像他们那么天真。他原本是一个汉学家，历来蔑视宋学。在他看来，那些论调都是迂腐之至。他毕竟在南京城里亲眼看到太平天国力量之强大和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看到清政府的惊惶失措，无能为力。什么孔孟程朱，什么纲常名教，一点用处也没有。他悲观极了，绝望极了，惊呼这是“卢扁不救之症”，人类仿佛已经进入“末世”语见汪士铎致胡林翼书，转自《乙丙日记》邓之诚序。该书信《汪集》未收。。如果说，西周末年的人可以愤极骂天——“不吊昊天”，“昊天不佣”，“昊天不惠”——为什么汪士铎不能穷极骂孔呢？
汪士铎骂孔同革命人民反孔恰成鲜明对比：人民反孔是要挣断身上的绳索；而汪则是嫌这条绳索已经朽烂，捆不住人民的手脚。他代表了一部分地主和士大夫的绝望心理。为了垂死挣扎，同革命人民作困兽之斗，就露出最狰狞的面目，不惜丢掉一切仁义道德的遮羞布，而用老庄申韩思想中最阴暗最凶残的一面，来代替儒学；至少，也作为儒学的重要补充。他说：“道德之不行于三代之季，犹富强之必当行于今。故败孔子之道者，宋儒也；辅孔子之道者，申韩孙吴也。崇宋儒之言以为儒，而申韩孙吴之论皆从略，致不仁者乘间窃发（注意：“不仁者乘间窃发”，指太平天国。这是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宋学。汉宋两派至死犹斗）。追愤其说，遂并孔子而摈斥之，则宋儒阶之厉也。”这一段文字十分重要，是汪氏的自白，透露了他自己所以骂孔的消息：第一，是受了太平天国“乘间窃发”的刺激，要对付农民革命；其二，是愤于宋学空谈孔孟的误事，连带着他“并孔子而摈斥之”。他一方面骂孔，一方面心疼，又是诅咒，又是挽歌，他的臀部还留着儒家的烙印哩。
唯其如此，他才受到曾国藩、胡林翼的同情和重用。曾国藩说他是“血性男子”《曾文正公书札》卷11，《复胡宫保》（东方书局本）。，又说他“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曾文正公书札》卷11，《复胡宫保》（东方书局本）。。胡林翼甚至称赞他是“旷代醇儒”《胡文忠公遗集》卷75，《复严方伯》。。这说明他和曾、胡之间，不仅政治上有共同语言，还有学术思想上的共同语言。
曾、胡都是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相标榜的。但正如汪士铎不是什么“法家”一样，曾、胡也不是纯粹的儒家，更不是纯粹的宋学。只要能把农民革命镇压下去，他们什么手段都用，什么思想武器都用。他们不但“汉宋兼采”．而且“儒法并用”。例如关于汉宋之争的问题，曾国藩在鸦片战争时期本来是这样说的：“曰义理之学（宋学），曰考据之学（汉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曾文正公家书·致诸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可见那时他是反对汉学的。但是到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他的说法变了，对于“汉宋之争”抱着调和态度。他说：“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文正公文集》卷3。这是在号召地主士人，不要对汉学骂得这么苦，不要做得太过分了，要以“大局”为重。汉学、宋学、心学、理学，都要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农民革命。他又高唱“国藩——宗宋儒，不废汉学”，其实还应该替他加上一句“国藩——宗孔孟，不废申韩”才是。不过他很狡猾，在官样文章里从不那么讲就是了。
总之，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中国的封建文化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地主买办阶级再也拿不出什么新货色，而只有把汉学、宋学、孔孟、申韩全都拼凑起来。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阻挡人民革命的怒潮。所以，为了对抗人民的革命新文化，中国封建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相结合，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就成为必然的了。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四人帮”捏造“近代的儒法斗争”，以“当代法家”自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明他们同汪士铎、曾国藩一类的反革命顽固派是一丘之貉。他们之所以被打倒，是历史的必然。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