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是拜上帝会打击的主要对象
太平天国革命以前的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要是儒、佛、道“三教”。这三种思想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互相矛盾又互相吸收，终至于并行不悖，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手中各尽其用的精神武器。太平天国借用上帝“独一真神”的无上权威以压倒孔孟，横扫佛、道，使革命农民摆脱传统的精神枷锁，大胆地将2000年来的神圣偶像打翻在地，造成了“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讨粤匪檄》。。无论这次运动采取了如何离奇怪诞的形式，但毕竟是一次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革命尝试。
太平天国在反对“三教”的斗争中，并不是没有区别的。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和洪仁玕等主要领袖人物，对孔孟先儒都抱着比较容忍的态度，怀有不同程度的敬意。洪秀全是其中最为激进的人物，但众所公认，他的早期著作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力图使上帝教义同文、武、周、孔调和起来。革命军兴的初期，太平军在永安州“仍准乡民设塾授徒，讲读四书、五经而不加禁止”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102页。。突围北上进入湖南以后，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佛、道二教，对儒家仍放在次要地位。据时人记载，太平军在湖南“除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67页。。这个记载是朴素的，却是真实的。
可是曾国藩为了煽动整个地主阶级起来反对太平天国，在《讨粤匪檄》里责骂太平军“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笼统读了这个“檄文”，好像太平军不分青红皂白，所过之处，真个是“三教俱灭”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宣传的把戏。曾国藩实际上是说：太平军不但对佛寺、道观等一律焚毁破坏，而且对儒家的学宫也焚毁了郴州一处。兹据光绪《湖南通志》的记载加以统计，湖南省有32个府、州、县的学宫，都是在明末被毁，顺治、康熙以后重建的。据《湖南通志》卷62—66，此类学宫计有长沙（县学）、湘潭、衡阳、道州、宁远、永明、邵阳、新化、武冈、巴陵、临湘、华容、常德、武陵、桃源、龙阳、沅江、辰州、沅陵、黔阳、麻阳、凤凰厅、桂东、绥宁、澧州、安乡、石门、慈利、永定、临武、蓝山、嘉禾，共32处。这也难怪，明末农民战争、清朝入主中原的战争，屯兵驻马，烽火连天，怎么能够不毁坏呢？而太平军从广西纵贯湖南，战况激烈，兵马所过，绝大部分府州县的学宫却完好无损，这不能不令人惊奇。至于郴州学宫，则自南宋乾道四年（1168）以后，中经元、明、清三朝，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历次兴建、毁坏、重建，均有明确记录。1852年太平军打到这里，丝毫未见毁坏，截至光绪年间为止，也没有毁坏或重建的纪录，仍然屹立如故。见光绪《湖南通志》卷66。按：据该书第62卷记载，茶陵州学也是在1852年被“粤寇毁坏”的。那么，曾国藩“焚郴州之学宫”。语从何说起呢？查永兴县学倒有“咸丰二年粤寇毁，同治五年邑增修”见光绪《湖南通志》卷66。按：据该书第62卷记载，茶陵州学也是在1852年被“粤寇毁坏”的。的记载。永兴县属郴州管辖，原来，曾国藩为了加强宣传效果，就移花接木，把永兴县学栽到郴州州学上面了。这个半真半假的宣传，迄今130年，还使我们习而不察，误为太平天国“反孔”的证据哩。
当然，在那个时候，曾国藩是把“焚学宫”作为太平军的“罪行”来加以“声讨”的’。不过我们要指出，假使毁掉个把县学就算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那么在同年，长沙府学倒是清朝守军为了抵抗太平军攻城而“屯兵毁坏”《湖南通志》第62卷记长沙府学云：“咸丰二年，粤寇犯长沙，因屯兵毁坏。”又，李瀚章《长沙府重修学记》云“咸丰二年，粤寇犯楚，长沙戒严，学为屯兵地，井灶之所发掘，牛马之所蹄啮，遂大坏。”按：是年太平军并未攻入长沙城内，“屯兵毁坏”府学的，自然只能是清军。当时方志记事的笔法是：凡太平军皆称“贼”称“寇”，清军才称“兵”，称“大兵”。的。此后数年，清军在作战中还毁坏了江华、邵阳等县学，这都是有志可查的《湖南通志》卷62：“江华县学……咸丰间，毁于兵。”同书第64卷：“邵阳县学……（咸丰）九年毁于兵。”凡记“毁于兵”者，均指清军。。可见太平军在湖南，对学宫的保护，客观上比清朝还要好。至于所谓“毁宣圣之木主”，不过是基于拜上帝教不拜偶像的要求而已。
打到武昌以后，太平军对僧寺道观仍是痛加剿洗，逢僧则杀，或迫令还俗；而对儒家学宫甚至有礼重的表示。当时武昌城中的一位秀才张汉记载道：太平军对“城内庙中神像尽烧毁，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甚至说东王杨秀清曾经往谒孔庙张汉：《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第39页。按：民国十年《湖北通志》第55卷记载武昌府学宫云“咸丰二年毁于兵”，此“兵”字亦指清军。当系太平军退出武昌后，清军所毁者，时间应在咸丰三年初。因湖北自清朝嘉庆以迄民国十年，省志失修已及百年，上述记载来自“采访册”，故时间稍有差误。。张汉的记载在细节上未必准确：我在拙作《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见《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二集）》，中华书1965年版，第40页。中已经指出过了；但他的记载是否毫无根由，全属虚构呢？否。当时另有一位名叫王文镕的秀才，原籍浙江嘉善，寄寓嘉兴，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的十几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前日王德生药铺中有人从南京来云……‘贼’前在武昌离十里旱路要道之洪山寺中屯踞，僧以毒药置水中，饮之，死千余人，故极恨妖僧恶道，凡见寺庙必洗灭烧毁，惟文庙则敬礼云。”鹤湖意意生：《癸丑纪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89页。和尚毒死1000多名太平军战士，才惹得武昌的太平军灭佛毁道而敬礼儒家的文庙，这显然是时人不理解太平天国的政策而生起的流传故事。但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太平军敬礼文庙，总是事出有因的吧。故事辗转流传到南京、浙江，更能说明当时太平天国对佛、道与对儒家的态度，确乎是大不相同的。
非特如此，即在佛、道二者之间，太平军的态度也是稍有区别的。上述秀才王文镕在日记中写道：太平军在南京对“和尚尽杀”，“伪示有逢僧尽杀之说”《癸丑纪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90、495页。。而南京城外60里有一个焦村，“离焦村六七里之龙□村中有庙宇，高八九丈，远望可见。‘贼’首李宪领兵查问，二三老对曰：此庙系本村香火，且住持系道士，非和尚，幸勿毁。李视之确，村中又以酒及鸡鸭送与，彼受鸡鸭，将酒打碎，答以元宝两只，村中人亦不敢受。〔李〕因以蓝布顺字旗赠之曰：持此，续有大兵来，亦可安堵矣。”《癸丑纪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89页。对佛寺毫不留情，对道观尚能通融，这说明佛教最为太平军所憎恶，至少在许多太平军的老兄弟中有这样的倾向。
为什么“老兄弟”对佛教有如此强烈的敌对意识呢？这是同洪秀全的理论宣传有密切关系的。在西方基督教的“圣经”里，同上帝为敌的是撒旦（魔鬼），诱使人类祖先犯了原始罪恶的那条蛇，正是撒旦的化身。19世纪30年代，梁发编写《劝世良言》时，把伊甸园里的那条蛇译作“蛇魔”，并说：“蛇魔常在世界之上，专以邪风诱惑人心作恶为能。”《劝世良言》第l卷，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3页。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时，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反对佛教（佛教比道教的势力远为强大），就把上帝与撒旦的对立，变成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阎罗”乃是随同佛教传入中国的名词，它是掌管地狱的神，如果人生在世犯了严重的“十恶业”，就要沦入“六道轮回”“十恶业”即身三业（杀、盗、淫），口四业（妄言、两舌、恶口、绮语），意三业（贪、嗔、痴）。“六道”即天道、人道、修罗道、畜牲道、饿鬼道、地狱道。的最悲惨的地狱受苦。洪秀全则把批判的矛头紧紧对准“阎罗妖”，他把西方的撒旦，东方的龙王，《劝世良言》的“蛇魔”，乃至一切木石偶像等，一股脑儿当成一个东西——阎罗妖。总之，万般邪恶，都由“蛇魔阎罗妖”来代表。他写道：
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而世人偏伸颈于他，何其自失天堂之乐，而自求地狱之苦哉！
近代有怪人，诳言东海龙妖发雨。东海龙妖即是阎罗妖变身。
其一切无名肿毒者类皆四方头红眼睛蛇魔阎罗妖之妖徒鬼卒，自秦、汉至今一二千年，几多凡人灵魂被这阎罗妖缠捉磨害。……尔等还不醒哉！及今不醒，恐怕迟矣！《原道觉世训》。
洪秀全选择了阎罗妖这一凶恶可憎的形象，作为佛教的代表，作为现实世界封建政权的代表，与之划清营垒，对之大张挞伐。这样，在狂飙般的反对“三教”的斗争中，佛教是最主要的打击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佛教的潜流在太平天国
洪秀全的教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力量，对革命的发动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革命初期，全军将士信仰坚定，斗志旺盛，一鼓作气打下了南京，又分兵四出，也所向克捷。战士们鼓舞兴奋。认为那奇迹般的胜利“不是人做事，乃天做事”佚名：《金陵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45、46页。，是上帝诛妖的明效大验。当时地主、官僚咬牙切齿，大骂太平军老战士“心多入魔”，是“愚迷”佚名：《金陵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45、46页。，从反面说明了老战士们信仰笃诚的精神状态。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洪秀全的思想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使“独一真神”上帝的权威亿万斯年地保持下去，他进一步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上帝”的政策，对儒家的态度也从温和而转趋严厉。包括自己的旧作，他也重新检查一次，对带有儒家气味的文字痛加删除，改版颁行。对于佛教，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儒、佛、道三教同清朝统治一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沉重打击。
然而旧的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从太平军本身说，由于革命队伍的膨胀，江南的新战士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些新战士对拜上帝的说教“皆不信其言”佚名：《金陵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47页。。背诵《天条》、祈祷、礼拜等种种仪式，后来渐成为一种具文，那些礼拜的人，往往觉得讨厌，暗暗咒骂。但因为法令森严，无法规避。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版）第170—171页。按：该书作者云“这些情形，是我的父亲当时所亲眼目睹的”。军队中的信仰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被冲淡了。
至于在一般居民中推广拜上帝教的信仰，又比军中更为困难。在南京和少数几个大城，太平军用说服（“讲道理”）和强制（鞭笞、杖责、斩首）相结合的手段，使全体居民一律“拜上”，总算维持了拜上帝教的统一局面；但在广大农村却远非如此。作为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却一味地重视城市，对农村则在政治上军事上颇为忽略。这倒使许多地主感到庆幸，他们说：“所幸‘贼’据一城，而城外之人即不归附。”汪士铎：《乙丙日记》卷3，第5页。例如在安徽，太平军长期占领的桐城，地主认为城内的日子虽不好过，但“数年间，乡间尚有安土”萧穆：《敬孚类稿》卷12，《文斗垣先生事略》。。在江南苏、松一带，甚至出现太平军占领城市，而地主武装退居农村；城市中蓄发、易服、改元，而某些乡村继续剃发，通行清朝衣冠、年号的现象。因此，乡间祭祖、敬神、拜佛的旧俗大量存在，佛教的潜流最初有如涓涓之水，不绝如缕，到后来竟至公然泛滥城乡，冲破了拜上帝教的堤防，波及太平天国的领导阶层了。
据方宗诚《释常泰传》所记，在太平军占领区的安徽舒城，许多佛教的庙宇、和尚被保留下来，有些和尚态度倨傲，居然公开对抗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拒绝“归顺”。舒城大宁禅院的方丈常泰就是这样的一个和尚：
初，“贼”之据城也，尽收僧田租税。他僧有跪求于“贼酋”者，得半留。“伪职”某素知常泰，使人示意。答曰：吾宁饿死耳，肯屈膝于“贼”耶？有僧以树木被戕害，讼于“贼酋”。常泰曰：吾辈虽为僧，然服皇上水土，亦当知皇上之恩，奈何以树木故而弃大义？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6《释常泰传》。
这条资料所记载的是太平天国初期的情况。按：《柏堂集·次编》所收的文章，都是咸丰三年（1853）至七年（1857）所写。那时至少在安徽的一些县份，不但允许寺庙、僧侣继续存在，而且还允许寺庙保有地产，向农民收取一半地租。对佛教如此宽让，竟然仍有某些和尚拒绝“屈膝”，民事纠纷也不屑于找太平天国地方政府裁断，表示效忠清朝“皇上”，不承认太平天国的统治，也可谓气焰甚高了。不过，那时佛教总还算只在民间半合法地存在，还没有一个太平天国的官员去参加佛教的宗教活动。
到了太平天国后期，随着儒教的抬头，佛、道二教的活动也日益公开化、合法化了。以苏、常为例：1860年太平军刚刚攻克这一带地方的时候，“每见庙宇寺观必拆毁焚烧，神佛塑像刀砍足践，灭迹不留，呼为死妖”《鳅闻日记》，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83页。。地主分子还扼腕叹息“三教俱废”《鳅闻日记》，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83页。。但是不到一年，太平天国“各乡坐卡‘贼’目，日久在乡，与土人熟悉，转受良民之化，有愿作‘正道’者”。什么是“正道”呢？这就是背弃拜上帝教，皈依佛、道。常熟的太平天国将领同乡官一起，居然在阴历七月十五日，按照佛教的惯例，大兴“盂兰盆会”。常熟守将康天安、钱桂仁也借口“闻夜中鬼哭”，命30多个和尚在庙中大作佛事，拜忏，放焰口（盂兰盆会、拜忏、放焰口都是佛教追荐亡魂的盛大仪式）。钱桂仁还不顾太平军老战士的反对，把一大批“缁流”（和尚）、“羽士”（道士）从乡间召到城内，甚至弄到自己的官署内“入馆祈修”《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123页。。苏州守将熊万荃害了病，便到山塘度凡庵去求药方，病好以后向佛还愿，“酬佛檀香一担，鞭爆二千，施红绫等件”，以至于上行下效，他手下的太平天国官员都“信从”了佛教，“香烟极盛”。原来被禁止的纸人纸马一类的祭奠用品，又兴盛起来。当时地主文士记载说：佛道等教“至此禁弛，与鸦片之愈禁愈盛，同一具文”龚又村：《自怡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50页。。在杭州，原已焚毁的上天竺大佛殿，又被某些太平军将领修复成一个较小的佛殿，他们的女眷们到佛殿中“争相祈祷”，“死妖”又变成顶礼膜拜的对象。所以地主文士作诗恶意地嘲讽道：“土木无知唤作妖，神祠非撤即焚烧；灵山咸应称天竺，殿宇重新五彩描。”丁葆和：《归里杂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61页。
太平天国的将领尚且如此，那么城乡居民之中求仙拜佛的活动便可想而知了。据吴江县大地主柳兆薰的日记所载，该县地主的生活几乎一切照旧，向农民收租之余，还要念经、诵咒、扶乩、求签，向神佛、祖祠拈香叩头，保佑他们“租赋有着”，“祈早灭贼”哩！《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158—159页。难怪在1861年春天，干王洪仁玕奉旨催兵，经过安徽、浙江的广大地区，沿途所见“郡县乡镇，多有妖习未除，妖形未化”，竟使干王“不禁触目惊心”《钦定军次实录序》。按：此处所谓“妖习”、“妖形”，自然包括儒佛道三教；而根据洪仁玕对儒家始终一贯的温和态度，他所谴责的主要应是佛道二教。了。
其实，不仅在一般居民中，在太平军将士中没有断除佛教的影响，甚至连太平天国的核心人物，例如忠王李秀成，也对拜上帝教十分冷淡，而受到佛、道的深刻影响。据曾经多次与李秀成会见的外国传教士何默斯（J．L．Holmes）的报道，关于拜上帝教与西方“圣经”所讲的道理，李秀成“对这问题并不感兴趣”，“不愿把它作为一种抽象的东西来考虑”贺翼柯：《戈登在中国》（黎世清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57页。。他对宗教抱着某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因而思想驳杂，不泥一说。兵败被俘以后，他在《自述》中写道：“来在天朝，蒙师教训？可悉‘天文’。我悉‘天文’者，是在杭州西湖山后有一老师，年有九十余岁，教我七日七夜而知。后此人不知〔告〕而去，寻踪无由。今已被拿，天数难辞，故而明说。”《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8页。这里，李秀成所谓的“天文”，就是陈旧的星象之术。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他与被俘后的李秀成谈话：“李（秀成）又言：‘天上有数星，主夷务不靖，十余年必见。’余征其星名度数，则皆鄙俚俗说而已。”《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5页。李秀成特意投师学习并夸示于人的星象之术，虽然并不就是佛教，但也正是太平天国本身所反对的“妖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述》中对太平天国革命、对洪秀全反对“三教”的斗争所持的看法。他写道：
此亦世人之劫数，亦是英雄应受折磨之当，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自周至今，数千年之大换……今除神像，是天王之意，亦是神圣久受烟香之劫数。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像，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可是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6页。
这一段话所包含的思想，可能直接来源于《封神演义》，如果进一步追溯它的思想渊源，则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劫”，是佛教的名词，是极长的时间单位。宇宙的发展，要经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叫做“成劫”、“住劫”、“坏劫”、“空劫”，在无量无边的灾难中循环不已。尤其每当坏劫来临，特大的灾难出现，从阿鼻地狱起，经过人间，直到诸天，无论是人、是鬼、是神，都不能逃免，毁灭得干干净净（佛自然除外），于是空劫来临。这样的设想是佛教所特有的。再与儒、道二家的天命、术数思想相结合，便构成封建中国流行的历史观。李秀成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世人之劫数”、“五百年之大数”；焚庙宇、毁偶像的斗争是“神圣久受烟香之劫数”；天朝的失败是“数尽国崩”……这种种的说法都是上述思想的典型表现。在当时，许多地主、士大夫的看法也都是这样。例如在太平军占领苏州时期，一位封建塾师在笔记中写道：“南库城隍庙、绿稼桥永兴庵以及园通庵、杨山太尉堂，‘贼’俱指为妖庙，悉拆毁，将神像或抛于河，或投诸火。呜呼，神亦有劫数耶？”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37页。“神亦有劫数”，这种想法带着佛教的鲜明烙印，与李秀成不约而同。可见佛教的幽灵在太平天国到处出现。
三、洪秀全思想中的佛教因素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也是反对儒、佛、道三教的斗争中最为激进、最为坚决的人物。为了维护拜上帝教新天新地的纯洁性，他要用上帝的宝剑，斩断万根烦恼丝，同一切旧传统、旧思想、旧文化一刀两断。
但是，如所周知，洪秀全同儒家思想始终没有割断联系，直到后期，仍同儒家思想难解难分。不错，他最痛恨以阎罗妖为标志的佛教，并以佛教为最主要的打击对象。然而他凭着对阎罗妖深恶痛绝的感情，就能够同佛教思想一刀两断吗？否。诗人李白有一个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洪秀全同佛教思想的关系也正是这样。下面我们将从他的世界观和他所借取的思想资料上进行一些考察。
《原道觉世训》是阐明拜上帝会教义的根本文献，也是讨伐佛教的激昂的檄文。这里面有一段最富哲学意趣的文字，值得注意：
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孔伋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7页。
这是洪秀全的人类起源论（也可以看作世界起源论）；而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成分，有基督教的，有儒教的，也有佛教的哲学。“上帝”是基督教的观念，但“一元之气”从何而来？“气”这一范畴既不见于《圣经》据《劝世良言》第3卷《论元始造生之人初性本善》写上帝造人云：“神爷火华乃照自像之仿佛，以地土红尘而造成一人，将灵命之气，吹进其鼻孔之中。”（《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47页）又，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刻《旧遗诏圣书·创世传》云：“上主皇上帝则将土尘甄陶人也，亦以生气喷入鼻孔，其人即成活灵也。”按：此“灵命之气”或“生气”即英文《圣经》“the breath of life”的译文（“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与“一元之气”毫不相干。，也不见于《劝世良言》，而是古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从先秦即已出现，至宋朝讨论尤多。洪秀全年轻时读诗书，应科举，程、朱的哲学不能不对他发生深刻的影响。程、朱连篇累牍讲“理”讲“气”，什么“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子语类》（同治应元书院刊本）卷1，第1页。，在当时的士子中是尽人皆知的。朱熹讲到“天”，曾明确说过：“天只是一元之气。”《朱子语类》（同治应元书院刊本）卷6，第8页。儒书上的“天”，洪秀全以为就是“皇上帝”；“天只是一元之气”，也正是《原道觉世训》所谓有“皇上帝一元之气”的哲学背景了。这样的哲学离儒家太近，离基督教太远，洪秀全自己在几年以后显然也觉察到了，所以在1852年的重刻本中作了修改，“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改成“皆由皇上帝大能大德以生以出”，以期靠近基督教义。
但是紧接着下面还有两句话：“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这两句话是继续论证上述“一元之气”创造宇宙万物的原理的。但“一本万殊，万殊一本”的命题，无论从语言形式或思想实质来说，都不是基督教，而只能是程、朱理学，进一步说，是十足的佛教哲学。
“一本万殊”，或曰“理一分殊”，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按程、朱的说法，“理”是精神性的实体，“气”是物质材料。“理”是“气”的主宰，在宇宙万物没有产生以前，先有一个“天下公共之理”存在着。这个“公共之理”流行化育，才产生世上万殊的事物。因而，每一具体的事物，都被赋有那个公共的、统一的理。从事物的特殊性上看，每一事物所具有的“理”，是“各各满足，不待求假于外”的；从事物联系性上看，它们的理又是“可推而无不通”《朱子语类》卷18，第9页。的。所以，统一的理分散成万殊的理，并没有因此而被割裂：“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万川相似。”《朱子语类》卷94，第41页。什么叫“月映万川”呢？“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朱子语类》卷94，第42页。以上就是程、朱关于“一本万殊”或“理一分殊”的说明。
由于万事万物都具有“可推而无不通”的统一的理，所以他们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二程先生全书》（康熙程氏刻本）卷2上，第1页。又说：“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朱子语类》卷94，第41页。在这里，主观和客观、一般和特殊的界限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月映万川”的圆通世界。“月映万川”是佛经上常用的比喻，朱熹并不太避讳他这种思想来自佛教，他说：“……能贯通者，只为是一理。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18，第9页。朱熹所引证的释氏的话，正是来源于禅宗玄觉和尚的《永嘉证道歌》见《大正藏》卷48（诸宗部五），第396页。。禅宗的另一和尚契嵩也说过：“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灵，若寂，若惺。有物乎，无物乎？谓之一物，固弥于万物，谓之万物，固统于一物。一物犹万物也，万物犹一物也。”《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大正藏》卷48，第346页。契嵩所说的“心”，不正是程、朱的那个流行化育的“理”么？“一物犹万物，万物犹一物”，“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万物是一物，一物是万物”——这些命题不正是一个来源么？
其实，程、朱“理一分殊”的理论不仅仅是承袭佛教禅宗一派，而且还承袭了华严宗一派的哲学。华严宗早就提出了“理”和“事”这一对范畴，“理”（即真如）是宇宙间精神实体，世界的本源；“事”是宇宙间森罗万象的事物。华严宗的根本理论是“法界缘起”，就是讲那个“理”流行化育、派生宇宙万有的过程。正因为宇宙万有都是那个完整的“理”所派生出来的，所以每事每物中都包摄了完整的真理，一粒尘土就“全同”于整个世界。华严宗的创始者法藏和尚说：“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无不圆足。”《华严发菩提心章》，《大正藏》卷45（诸宗部二），第653页。因此，一中具多，多中具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4，见上书，第503页。，万殊一本，圆融无碍。程、朱理学，就从这里面脱胎而出了。程颐的弟子刘安节读了《华严经》以后，去请教老师，程颐回答：“只为释氏要周遮（佛教只是要绕弯子罢了），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二程先生全书》卷18，第18页。按：刘安节问的问题是：“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庸按：这就是华严宗所提出的‘三观’、‘四法界’思想）。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庸按：法藏和尚用十面镜子安排于上下八方，面面相对，中置一佛像，燃灯以照之，十面镜子的佛像便交相反映，无有穷尽，以说明一相多摄的哲理）。此理如何？”这些佛教概念颇费周折，非数语可尽，故引文从略。这就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自己的哲学是不绕弯子的华严宗哲学。
上面，我们不得不用最必要的篇幅，简述了《原道觉世训》同程、朱理学的关系，以及程、朱理学同佛教的关系。此外，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说的“天人一气理无二”《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0页。，同样与基督教无关，而与程朱理学、佛教哲学息息相通。洪秀全可能根本没有读过佛经，但他通过程、朱理学的影响，而间接沾染了佛教的思想因素，这却是不依他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然而这毕竟是间接的、曲折的佛教因素。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中，有没有直接从佛教移植的东西呢？
如所周知，拜上帝会创立的缘起，是洪秀全在“丁酉年”（1837）的异梦。据《太平天日》记载：洪秀全被上帝接上高天，上帝诏告他：妖魔正在凡间危害世人，“不但凡间有妖魔，即高天三十三天亦闯有妖魔矣”。洪秀全怒极而与妖魔战斗，将妖魔从三十三天上一层一层地向下驱逐，等到“逐下凡间这重天时”，洪秀全砍死了无数妖魔，其余的妖魔也大部分被降服，“其遵命落十八重地狱不敢作怪者三分居二焉”《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7—39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十八重地狱”、“三十三天”和“凡间这重天”等概念。“十八重地狱”不是基督教的地狱，佛教有《十八泥犁经》，专讲十八重地狱，至为明显，毋庸讨论按：陈恭禄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曾指出：太平天国的“十八重地狱，来自佛教，与基督教无关”（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第3版，第169页）。不过除此一句话外，没有再论证太平天国与佛教的关系。。至于天上的层次，在太平天国文献里面，屡见不鲜。除《太平天日》以外，还有：
当前三十三天上，几多磨过雪云中。……天王又预诏：头打三十三天，脚下十八重地狱。《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
爷哥朕幼坐天国，三十三天爷排先。《朝天朝主图》。
天父上帝海底量，三十三天妖闯上。……九重天上一东王，辅佐江山耐久长。《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
今览辅叔本奏：东王舍命顶天，代世赎病，天大功劳，恳造正九重天廷，以备幼东王莅任袭爵之所。朕旨准。《建造正九重天廷并封李容发为忠二殿下诏》。
按照洪秀全的安排，上帝住在最高一层的三十三天，东王的灵魂住在第九重天，《太平天日》记载，1847年冬洪秀全题赠一诗给拜上帝会早期信徒曾玉璟，勉励他“尽把凡情丢却去，方能直上九重天”（见《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50页），则是一般功勋人员死后皆可上九重天。“凡间这重天”的下面则是十八重地狱。这样多的等级层次，在基督教里是根本没有的。1854年英国船“拉特勒”（Rattler）号船长麦勒西（Mellersh）等人到天京，向东王杨秀清书面提出一些包括教义在内的质疑问题，东王在复函中又反过来质问他们：“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天上有几多重天否？”《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见《文史》第1辑（《新建设》编辑部编）。这样的盘问，当然会使西方基督徒们目瞪口呆的。
“天有九重”，这种观念是中国古代原有的，至于三十三天，则只见于佛经。根据佛教教义，大地之上的诸天也是等级森严的，从低级到高级共有二十八层，即欲界六层天，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欲界六天即：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色界十八天分初禅三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二禅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三禅三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四禅九天（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无色界四天即：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超出于诸天之上的是佛、菩萨。在欲界六层天中，第二层是忉利天，也叫三十三天。这一层天在须弥山顶上，中央为“帝释”（释提桓因）居住，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八大天王，共三十二天王拱卫。三十二天王连同帝释天一起，称三十三天，这就是人间抬头所见的青天，它在佛书里是等级很低的天。佛教是虽善于吹牛的，按佛徒的吹嘘，中国儒经上的“上帝”或道教的“玉皇大帝”，就是三十三天的那位“帝释”。佛经上描写释迦牟尼说法时，帝释只能远远地站在无数菩萨、阿罗汉及诸天神后面洗耳恭听，连佛的弟子资格都不够。洪秀全未读佛书，不晓得他们的这一套牛皮，只是耳食了“三十三天”一词，遂将其移植到拜上帝会里面，作为“爷火华”上帝的住所。
洪秀全在反儒、反佛战场上，前路勇猛冲杀，所向披靡，而后路却遭敌迂回渗透，堕敌陷阱，这不能不是英雄憾事了。
四、小结
（一） 太平天国反对儒、佛、道三教的斗争，是被压迫的农民对封建精神牢笼的勇猛冲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的伟大创举。在这次革命运动中，佛教所受的打击最为沉重。不管这次运动采取了如何离奇怪诞的形式，不管它是如何不彻底，并且最后归于失败，但它的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
（二） 在反对“三教”的斗争中，洪秀全是最为激进的领袖人物。但由于佛教与儒家互相结合，长期统治，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前提是无法回避的，所以洪秀全在世界观上，在思想资料的借取上，都存在着来自佛教的因素。这些佛教的思想因素，有些是通过耳濡目染，有些是通过儒家哲学的渠道，不自觉地带进了拜上帝会。思想文化的连续性、渗透性和继承性是割不断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 但这并不是说，旧传统旧思想的反动影响永远不会消除，永远不会制服；只是说，对那种在社会历史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体系，不能指望在一朝一夕用简单的方法去制服它。恩格斯说：“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只能靠科学的威力，靠说理的威力，才能彻底清除一切错误的、反动的思想影响，使社会文化大踏步地前进。
（原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