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好读史，又曾受王阳明心学的较大影响。1814年到北京，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又结识了龚自珍，一起切磋学问，议论政治，时人并称“龚魏”。1822年中举后，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这使他接触了大量有关时政的文献，更加留心经世致用之学。那时，清朝的漕运、盐务积弊很深，公私交病，陶澍、林则徐先后作过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试行南漕海运和票盐等项改革清代江南漕米北运，过去都通过运河。但整修运河的费用和沿途官吏、兵丁勒索的费用越来越大，运费奇昂，速度迟缓，“经数月抵通〔州〕，积久蒸热，米或黯坏”（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道光六年以后，苏、淞、常、镇、太仓四府一州开始试行海运，雇商人的沙船由上海经海道直运天津，效果很好。
盐务方面，清政府原来实行“纲盐制度”，由政府指定‘官商垄断食盐的收购和运销，从食盐的产地到销售的地区都划定范围，垄断经营。结果官吏同垄断商人勾结舞弊，官盐昂贵滞销，走私风行，公私俱病。道光初叶以后，两淮开始推行“票盐制度”，废除官商垄断，由私商自愿领票买盐，交税后自由运销。，总是找魏源商议筹划，因此，他的经验和知识更加丰富起来。
鸦片战争对魏源的思想震动很大。1841年他投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亲身参与了抗英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他愤而写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目的在于激励国人发愤图强，总结经验，学习西方，抵抗侵略。在这期间，他于1844年中进士，分发江苏任知县、知州等职。1853年太平天国进军江南后，他曾倡组团练对抗革命。后病卒于杭州。
魏源在学派源流上，是今文经学的劲旅。他对宋学和汉学进行过多次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宋学空谈心性，“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默觚下·治篇一》，见《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下同），第36页。。这样的学问毫无用处。汉学专搞训诂名物、烦琐考据，“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第24页。，同样毫无用处。他主张恢复西汉今文经学的传统，“以经术为治术”，即通经致用。
汉学一派用东汉的马、郑来压宋朝的程、朱；而今文经学复兴以后，又用西汉的董（仲舒）、伏（胜）来压东汉的马、郑。作为今文经学家的魏源，正是运用这一战术来同汉、宋二派进行斗争的。他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第242页。又，《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第152页）字句与此相同。春秋末年，齐国是个先进国家，制度习俗较新；鲁国落后，保存了许多西周“先王”的遗风旧俗。孔子主张复古，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话。魏源利用这句话来比喻汉学和今文经学，认为从东汉古文经学回复到西汉今文经学，就好比“鲁一变至于道”。表面看来，这是要“复古”，实际上却是打着复古的旗号，利用“微言大义”、“通经致用”的形式，为现实的政治改革服务。
为了夺走清代汉学的金字招牌，他甚至不承认它是什么“汉学”。他在为庄存与的文集作序时，赞扬庄氏微言大义的方法，说是：“呜呼！君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上，第238页。既然今文经学是“真汉学”，不言而喻，“世之汉学”就是伪汉学了。魏源的经学著作，如《诗古微》、《书古微》等，张大今文，排斥古文，比刘逢禄更进一步。《诗古微》发挥今文齐鲁韩三家微言大义，排斥古文《毛诗》美、刺、正、变的解说。《书古微》不但把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作为伪书（这是阎若璩等人早已考明的），而且认为马、郑的古文说也不是来自孔壁真本。今古文的壁垒，到魏源手里更加分明了。
在哲学上，魏源的历史进化观点和素朴的辩证法思想，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学者。鸦片战争前后，一些顽固派的学者起劲地宣扬退化论。例如管同管同（1780—1831），字异之，江苏上元人，桐城派古文家，著有《因寄轩集》。就认为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社会在内，都在衰老退化，他说：“古初之天如婴孩，虞、周如少壮，自汉迄今为衰，后此为耄。……稍不谨焉，则百病丛生，而不可复治。”《原灾》，《因寄轩初集》第1卷。魏源的看法与此针锋相对，他在多数场合认为历史越变越好，后胜于前。他说，三代惩罚罪人，有劓、刖等肉刑，汉文帝以后废除了，这是三代“酷”而后世“仁”；三代实行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秦汉以后变成郡县制，这是三代“私”而后世“公”；三代用人是按血统世袭，“贵以袭贵，贱以袭贱”，而秦汉以后逐渐变化，终于改行科举，这也是三代“私”而后世“公”。《默觚下·治篇九》，《魏源集》上，第60—61页。几千年来，儒家的传统观念认为：“三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后世则每况愈下。魏源的论证是对这种陈腐观念的挑战。当然，他所谓的“仁”和“公”是根据地主阶级的利益判别的，但在客观上，上述制度的变革确实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因此他断言：“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而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第48页。他所谓的“人情”，实际上是指人心所向，潮流所趋。凡是违反这一趋向的，变了还得改回去；符合这一趋向的，变了就改不回去了。
他还进一步将这种变化的观点运用于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说明古往今来，天地、山河、湖海乃至人类本身，都在不断地变化，要是有人硬是不用桌椅而跪地以坐，不用碗盏而捧饭以食，不用纸笔而用骨、漆书，打仗时还乘古代的兵车，治民时还用古代的肉刑，那末，此人不是“大愚”，就是“大戾”（怪物）。以上种种论证，都十分有力，虽然缺乏高度的理论概括，但实际上他已逼近了历史的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一条原理；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和结论，但他也意识到了：历史的进步趋势，总是对人民（在他心目中首先是中小地主）有利的，所以他才能响亮地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第48页。
这样好的变易进化观点，假使进一步贯彻下去，就可能引起一场思想革命。但是，魏源给自己的变易进化观点加上了两条限制：
第一，“道”不能变。他说：“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其所谓的“气化”，在中国哲学史的用语上，通常是指物质。万物一息不停地在变化。其所谓的“道”，则是精神性的东西，它凌驾于万物之上，亘古不变。
第二，循环论。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本来就是-种循环论。老子的“归根”、“复命”哲学《老子》：“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也是循环论。魏源承袭了二者的消极影响，他非常赞同老子的“返淳还朴”思想，并加以阐发说：“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复返其初。”《论老子二》，《魏源集》上，第257页。这样，历史的螺旋上升运动被误解为忠——质——文的反复循环。
魏源思想中有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可惜都没有彻底地贯彻。例如他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重”读阳平——笔者），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第26页。这段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包涵矛盾（“有对”），矛盾的双方互相斗争（“重、容、双、同必争其功”）；在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主”），另一方是次要方面（“一辅”），因此矛盾才作为统一体而存在（“对而不失为独”）。
这种论证来自程、朱而高于程、朱。“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朱子语类》（同治应元书院刊本）第95卷，第19—20页。——程、朱说过不少这样的话。然而程、朱看到了“有对”的存在，却不懂“一主一辅”的道理。魏源确实比程、朱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魏源前进以后，又退回来了。不是说“一主一辅”吗？那末，表现在自然界就是“乾尊坤卑，天地定位”；表现在人类社会就是“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四夷非中国莫统，小人非君子莫为帡幪”《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第26页。。前进了的辩证观点，却得出了与程、朱同样的纲常名教的结论。这是为什么？从政治上说，这是魏源封建地主立场的表现。从哲学上说，则是因为他仍然没有把辩证法贯彻到底。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一主一辅，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都会向对立面转化。这一点他不可能看到，因此，他还会回到程、朱那里去，回到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教那里去。
魏源在认识论上是唯物的经验论，在这方面他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首先，他肯定了认识来源于实践。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这就是说，实践先于认识，没有“行”就不会产生“知”。他的名言：“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第7页。在这里，他强调了直接经验在认识上的首要意义。
其次，正因为肯定了认识来源于实践，所以他断然否定了有所谓“生而知之”的人，而强调后天的学习，强调群众的智慧：“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了；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第35页。这些命题，都是毫不含糊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第三，关于人的思想同客观实际的关系，他说：“事必本夫心。……然无星之秤不可以程物，故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皇朝经世文编叙》，《魏源集》上，第156页。这段话的关键部分，可惜他只用“轻重、权衡”的具体事例加以说明。然如稍加抽象，他的意思即昭然无疑有如下述：人做事固然要受思想的支配（“事本夫心”），但客观实际决定人的思想（“轻重生权衡”），而不是人的思想决定客观实际。人的思想是否正确，要到实践中去检验（“验于事”）。
总括上述三点可以看到，他已经成为素朴的唯物论的反映论者。
但是他的认识论毕竟与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相差甚远。对于经验是认识的基础，他有较充分的论证；而对于来自经验的感性认识有待于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却缺乏论证。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上升以至无穷的认识发展运动，更为其梦寐所不及。他还停留在唯物经验论阶段。
正因为他是经验论者，其唯物主义因素就很难贯彻到底。
魏源的有神论是很粗糙的。某些自然现象，知“迅雷风烈”，他相信是神力的表现。古代典籍上的神话，他拿来作为有神的论据。他还把有神论同其阶级偏见结合起来，宣称“君子”之道是“纯阳”，死后灵魂升天成神。《诗经》上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诗·大雅·文王》。，可见周文王升天成神，不但文王，所有的圣贤死后都成神，大圣贤成大神，小圣贤成小神，“各如其德业之大小为秩之尊卑”《默觚上·学篇十四》，《魏源集》上，第33页。，在天地各方继续统治。而“小人”之道是“纯阴”，死后灵魂降地，变成鬼，受天神的统治。这样，鬼神的世界无非是人间封建等级秩序的投影，“神道设教”与“人道设教”互相配合。正如魏源自己承认的：“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第3页。说穿了，不过是吓唬人民罢了。
魏源的政治思想，在鸦片战前和战争以后有很大的变化。
鸦片战前，他对于清朝官僚政治的极端昏暗表示不满，主张改革。他揭露多数的封建官僚都是“鄙夫”、“乡愿”，“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这些人圆熟老成，模棱两可，使你抓不到他们的错处，“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己不与其责焉。古之庸医杀人，今之庸医，不能生人，亦不敢杀人……致人于不生不死之间，而病日痼”。这种半死不活、麻木不仁的状态，是封建官僚政治走向末路的征候，魏源认为这是“亡天下之患”《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上，第66—67页。。
然而总的说来，在鸦片战争以前，在批判旧社会方面，他不像龚自珍那样尖锐泼辣，使气骂座。他所受儒家“岂弟君子”之道，也就是温柔敦厚之道影响太深。见《默觚下·治篇二》，《魏源集》上。按：《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孔燕岂弟。”注云：“岂，乐；弟，易也。”岂弟即和气平顺之意。他说：“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己太峻，亦有能发不能收之者矣。”《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第45页。尽管在哲学上他发挥了那么多变易进化思想，但因为“道”不能变的信念限制着，所以在政治上，他的改革主张不但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甚至连官僚体制的改革也极少议论。他甚至反对谈“变法”：“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默觚下·治篇四》，《魏源集》上，第46页。
法——封建社会的各项制度法令，他认为不能轻言改变，只需要把那些派生的弊病革除，封建制度仍然会回复它的生命力。所以他最初所筹划和从事的改革，不外乎治河、票盐、漕米海运等一项一项的具体问题。
道光中叶（19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侵略步伐的加紧和鸦片走私的猛增，内忱外患交互影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使魏源惊心动魄。他进行了历史对比，认为有三个方面比前代严重：第一是河患，“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第二是鸦片泛滥白银外流，“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第三是学风脱离实际，“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上，第161页。按：此文作于1837年。他主张禁烟，继续筹划治河、漕运和盐政。但是，他没有估计到贫富对立（阶级矛盾）的严重，没有像龚自珍那样，预感到大乱将临，清朝已面临崩溃的边缘。他的语调一般是温和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的思想起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战争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蒙昧昏庸、卖国投降，暴露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落后。惨痛的失败使他悲愤填胸，引为奇耻。他发愤写了《圣武记》及《海国图志》等书，尤以后者最负盛名，在思想界留下了巨大影响。
《海国图志》初刊于1842年，50卷。1847年增补为60卷，1852年又增为100卷。它主要以林则徐的《四洲志》等译稿为基础，又搜集了明末以来直到近期西方人所写的有关世界史地的著作、舆图、科技资料；中国历代史志及近人研究西方的著作，甚至包括他本人在宁波、姚莹在台湾审讯英俘的口供，等等，钩稽贯串，写成了一部介绍各国地理、历史以及部分科技知识的大书，并且研究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寻了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道路。
多少年来，由于闭关政策的重重束缚，中国人看不到世界状况，所以《海国图志》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正如魏源自己所说，“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海国图志》（光绪十三年善成堂刻本），《原叙》，第1页。。这就和龚自珍大不相同了。龚自珍对衰亡着的封建社会设计过种种改革方案，但自认“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3页。，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仅能从封建文化里吸取思想资料，没有能够开辟新的方向。魏源则突破了狭小的圈子，扩大了视野，提出了新的问题，探索了新的方向。
《海国图志》的内容相当丰伟，现仅从政治军事思想方面和地理学方面，分别作一简要的评介：
（一） 从政治军事思想方面看
魏源在鸦片战后的政治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在《海国图志》前两卷的《筹海篇》内。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唯武器论，论证了朴素的游击战、持久战的思想。
魏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不仅仅因为船炮之不如人，主要是指挥的错误与军队的腐朽造成的。许多将帅“非苟且即虚懦”，军队缺乏训练，纪律不整，交战时不能命中，“反为一二飞炮惊走”，溃散之后为了逃避罪责，便故危其词，夸说敌炮怎样“神奇”，敌船怎样“如鬼神雷电”魏源《军储篇二》，《圣武记》第14卷。。所以他响亮地提出“器利不如人和”的口号，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的指挥和善战的军队，“岂专恃船坚炮利哉？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12页。，“以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遽可大洋角逐乎？不知自反，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若，是疾误庸医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筹海篇一·议守上》，《海国图志》第1卷，第24页。，这是对唯武器论的有力批判。
魏源看到敌之所长在海上，而孤军远来，所短在陆地，所以他主张“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又鉴于清军的腐败和人民的英勇，所以又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筹海篇一·议守上》，《海国图志》第1卷，第1页。。他能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人民的力量，主张对沿海的渔艇疍户乃至“海盗”，对内地的“盐枭”乃至“捻匪”等等，都利用起来组织起来，用于反侵略战争。他的这种主张虽然同时具有削弱人民抗清力量的用意（他叫做“以毒攻毒”），但在民族大敌当前的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
他在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的启示下，主张大胆地“纵其（指英军）深入，截其出口”，“坚壁清野……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筹海篇一·议守上》，《海国图志》第1卷，第23页。，在内河与陆地上与敌周旋。敌为客，我为主，“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使敌）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篷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柁桅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逸待劳，饱待饥，众待寡”《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18页。。最后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当然，这样的战略战术在腐朽的清朝统治下是不可能贯彻的；但是，在原则上，这种朴素的游击战持久战的设想，确是弱国战胜强国的有效办法。
第二，批判了闭关政策，论证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由于长期闭关自守，清朝统治者愚蠢透顶。1842年5月，鸦片战争已经打了将近两年，差不多快要结束时，道光皇帝发出上谕，居然向疆臣打听“究竟该国（指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指我国天山以南地区）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第1776—1777页。。这说明清朝君臣上下对世界，甚至对敌人还一无所知。魏源针对这桩事猛烈抨击道：“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4页。他详细分析了清政府多年以来不求了解世界，不准翻译西书，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又不知利用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复杂矛盾，以致造成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败局。他根据历史的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4页。这是对闭关政策的有力批判。在打破闭关政策、“悉夷情”的前提下，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所谓“攻”，就是战；所谓“款”，就是和。“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原则，在魏源的思想上绝不是不求自振，依靠投降媚外，幻想在外国的矛盾夹缝里苟延残喘。这一点魏源阐述得很清楚：“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筹海篇一·议守上》，《海国图志》第1卷，第1页。这段话除了“服我调度”、“范我驰驱”这样的用语表现了封建士人的夸诞习气以外，其根本思想是：自强自立，在反侵略战争中坚决而且能够守卫领土，在此基础上利用矛盾，联合与国，挫败侵略者。从原则上讲，这是反抗资本主义侵略的正确有效的办法。
关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则是《海国图志》的中心思想。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中国应该学过来，为我所用，以抵抗侵略。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封建顽固派曾扬言西方的制造技术是“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管同：《禁用洋货议》，《因寄轩初集》第2卷。；魏源驳斥道：“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周礼·夏官》：“挈壶氏下士六人。”郑注：“世主挈壶水以为漏。”即漏壶计时之法。，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11页。科学技术是有用的东西，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创造发明，古圣先贤不以为那是奇技淫巧。只有那些有害无益的奢侈品才是奇技淫巧。清朝同西方“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6页。。
他主张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局各一个，聘请法、美的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另编练精锐水师三万人，十分之八取诸“沿海渔户枭徒”，十分之二取诸水师旧营，延请西洋人教练驾驶、演炮、作战之法。这样，在造船造炮技术和作战训练方面，“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7页。。这支新式海军，战时可以抵抗侵略，平时可以在沿海查禁鸦片走私、护运漕粮、邮递文书、护送民间出洋贸易的商船等。
造船厂与火器局除修造军用船炮外，也可制造民用商船、望远镜、蒸气磨、弹簧秤、风火锯等，“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11页。。此外，在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地的沿海商民，听任他们自由集资开设厂局，制造轮船或机械，作为出售的商品，并允许海外贸易的商民，从外国购买船炮转卖给政府。
可见魏源所设想的，不仅是发展新式的军事工业．而且要发展民用工业；不仅兴建官办工业，而且提倡商办工业。如果再联系他在《圣武记》中主张由商民自行开采银矿，政府“税其什之一二”，而反对封建政府插手开采，“何必官为开采，致防得不偿失，财用不足乎？”《军储篇二》，《圣武记》第14卷。。这就不能不说，魏源在鸦片战后已不自觉地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了。
魏源的资本主义思想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40年代初期，当《海国图志》初稿问世的时候，他只是在经济上有了初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到40年代末期以后，他为了增补《海国图志》，继续搜集有关资料。他读了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地理备考》《地理备考》又名《外国地理备考》，道光二十七年刊本。和美国人高理文《合省国志》等书，思想又有所发展。他说，前者“直可扩万古之心胸”，后者使他认识到“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后叙》。。这里所谓“以部落代君长”，乃指美国各州州长及总统的选举制度据《海国图志》第61卷，第1页。“部落”今当译为州；“总理部落”，今当译为合众国；魏源有时直称合众国为“育奈士迭”，即United States的音译（这是沿袭林则徐《四洲志》的译法）。，他对这种制度很赞赏。他又把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政治民主赞誉为“西土桃花源”《海国图志》第47卷，《瑞士国》。。说明他思想上对封建君主专制已经不满，而开始向往西方的政治制度。当然，他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溢美之辞，但在当时却是最进步的思想。
（二） 从地理学方面看
《海国图志》是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的空前详明的著作，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不但将中国历史上有关外域的地名与近代的地名加以对勘，澄清了一些地理概念，订正了前人的某些讹误；而且对明清以来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著作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批判了他们的错误。
耶稣会士所带来的世界知识不但非常简陋，而且夹杂着一些谬误。例如《职方外纪》和《坤舆图说》都将欧亚二洲的交界定为“大乃河”（第聂伯河）和“阿被河”（鄂毕河）《职方外纪》第2卷《欧罗巴总说》，认为欧洲的东界是“东至阿比河九十二度”。《坤舆图说》卷下《亚细亚洲》条，说亚洲的西界“西至大乃河、墨阿的湖〔黑海〕”。但同书卷上《天下名河》条，又把大乃河算作欧洲的名河。不但自相矛盾，而且错误混乱。，魏源认为，将两个大洲“强指一河一泊为界”是错误的，他说：“《职方外纪》之阿细亚与欧罗巴二图，一则界以大乃河，一则界以阿被河。此二河者，一在里海之西，一在葱岭之东，相去二十余度，计五千余里。循前图大乃河，则西侵欧罗巴之界，依后图阿被河，则东侵阿细亚之界。究竟此二河中，五千余里之地，属彼洲乎？属此洲乎？”《海国图志》第74卷，《国地总论上·释五大洲》。魏源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在《海国图志》的《地球全图》中，采用了乌拉尔山的正确画法，说明了他严肃认真的态度。
耶稣会士在他们的地理著作里，随处宣扬基督教的神话迷信，魏源也随处予以严厉驳斥，指出它是“夸诞无稽之说”《海国图志》第41卷，关于《职方外纪》的批注。。《职方外纪》在介绍“如德亚国”（即犹太国）时，连篇累牍宣传天主造人，以及“善人”灵魂升天堂，“恶人”入地狱的说教，魏源从哲理上予以反驳道：“入皆天主所造，何不但造善信，毋造邪恶乎？”按：俞正燮《癸巳类稿》曾批驳基督教上帝造人之说云：“天主造人，当造盛德至善之人以为人类之初祖，犹恐后人之不善继述，何造一骄傲为恶之亚当，致子孙世世受祸？且其子孙中又有圣、有贤、有智、有仁，不尽肖亚当所为，又何人造之哉？”与魏源意同而辩驳更加有力。他认为，基督教天堂地狱菩恶报应之说，是一种粗俗的教义，“皆委巷所谈，君子勿道”《海国图志》第27卷，《天主教考》。。
以上的事例表明了，魏源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奴颜婢膝、顶礼膜拜，而是坚持了民族的尊严和科学的原则，有分析有批判地吸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
当然，由于《海国图志》是一种“创榛辟莽”的新工作，难免出现某些错误。例如关于“佛郎机”，明清以来，士大夫都弄不清楚它究竟在哪里，清朝人把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都叫做佛郎机。这一历史的错误影响到魏源，他在《海国图志》第41卷《佛兰西国总记》中注明佛兰西“即佛郎机，一作法兰西”，并误以为侵占马六甲、租借澳门等都是法兰西干的事情。但在鸦片战争时期，居住澳门的明系葡萄牙人而非法兰西人，魏源也知之甚悉。他无法解释这一矛盾，便说明末法兰西人一度借居澳门，“然佛郎机旋去澳门不居”，后来才由葡人占居。这显然把史实搞错乱了。
《海国图志》是一部大书，出现个别错误是瑕不掩瑜的。为了寻求富国强兵的真理，魏源努力地了解世界，辛勤地搜集可能得到的任何资料。长期的闭关政策给科学研究带来严重的困难，这不是他的过错。
（原载《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