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持久战》问世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报刊的有利条件，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向各地各界民众开展舆论宣传，全面阐述《论持久战》的内容意义，树立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的正面形象。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扩展了《论持久战》的影响，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形象。而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既显示了《论持久战》的指导作用，也延伸了《论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内容。这一波舆论攻势凸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宣传上的能力远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民心的天平开始朝着共产党一方倾斜。
关键词：《论持久战》；宣传；报刊
《论持久战》问世之后，引起正在浴血抗战的国内各方各界的高度关注。该书所提出的人民战争，统一战线，抗战三阶段，游击战争，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反对单纯消极的阵地防御等主张，使得战略层面的持久战思想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世界军事史上据有重要地位，受到普遍的重视。不过，《论持久战》既非一般性地提出持久战的主张，也不是单独提出中共抗日战争的战略，而是向国民政府以及全国军民全面系统地阐述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作者乃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都希望尽早让全国各界更多的人看到，使之全面了解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态度和方针，认清形势，树立必胜的信念。
《论持久战》虽然尽可能通俗易懂，毛泽东的文字又极具感召力，但毕竟是以战略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著作，为了撰写该书，毛泽东及其助手还大量参考了国内外各种军事理论，一般人要想看明白，并不容易。为此，中国共产党利用统一战线成立、能够合法活动的便利条件，在全国范围展开宣传和讲解《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扩大政治影响，以加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
此外，王明回国后，在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上与毛泽东等人意见分歧，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甚至一切服从国民政府，反对独立自主的战略战术，因为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一度得到党内不少人的支持。通过《论持久战》的宣传，也可以检验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毛泽东的主张是否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否稳固。
关于《论持久战》的传播，前人已经有所研究1，只是取材范围不免局限，一些问题未能触及，一些说法似是而非，尚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和扩展的空间。限于篇幅，本文着重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系统各级机构及其所属报刊的鼓动以及左翼人士的呼应，至于各界各方的反响，留待另文详论。
一、鼓动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演讲稿整理后，油印成册，在党内传阅。由于油印的数量有限，决定公开发表和出版。1938年7月1日，延安解放周刊社的《解放》第43、44期合刊正式全文刊出《论持久战》。当月，延安解放出版社又作为抗日战争研究会编的“抗日战争丛书”之一出版了单行本，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2。《论持久战》出版后，《解放》在广告中加写了说明:“《论持久战》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与中国胜利的必然性，作深刻的阐发，并正确的指出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虽然在延安及时得到发表、出版，并向国统区和敌后发行，可是，尽管中共已经取得合法地位，《解放》周刊的发行量也达到万份，发行地区包括上海、南京、武汉、西安乃至平津，但毕竟传播渠道有限，且多次遭到国民政府和各地军政当局的禁售和扣押，解放社的出版物也难以在边区以外的地区流行。必须主动出击，扩大影响，才能迅速打开局面。
《论持久战》问世之际，正值国共合作联合抗战较为密切之时，中共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公开报刊的有利条件，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向各地各界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全面阐述《论持久战》的内容意义。
南京失守后，武汉聚集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机构和各界人士的社会团体，一时间成为战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为了进一步扩大持久战思想的传播范围，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电示长江局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论持久战》，由于王明对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不以为然，从中作梗，借口文章太长，不予刊载，而且拒绝中共中央分期登载的要求。同属长江局的《群众》周刊也未刊载。
尽管《新华日报》《群众》没有全文刊载《论持久战》，并不等于说王明可以一手遮天，完全无视《论持久战》。而且此事恰好说明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地传播和宣传《论持久战》，中共领导下的党政军系统对此应当予以响应。1937年7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内外线夹击敌人的方针》，主张在武汉保卫战中，运动战与阵地战应有密切的配合，并随时准备充分发动游击战，将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建立根据地，与敌人持久作战，准备将来的战略反攻。而这一在内外线夹击敌人的战略方针，须以加强部队，动员民众，发挥军民合作的威力，切实改革政治机构，真正实现抗战建国纲领等政治条件做保证。这与《论持久战》的主张相吻合。该刊摘录的毛泽东语录“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保存自己力量，消灭敌人力量”，也是《论持久战》所阐述的重要思想。
从7月16日起，《新华日报》刊登了《解放》第43、44期合刊的目录，该合刊为抗战一周年纪念特辑，第一篇就是《论持久战》。7月22日起，又刊登新书预告，为新群丛书第十二种，朱德著《抗日游击战争》，新群丛书第十五种，毛泽东著《论持久战》，前者实价一角，后者则为即出，可见当时尚未出版。标明的出版机构为新华日报馆，总经售处为各地生活书店及本报图书课。直到7月28日，这一广告继续刊载，《论持久战》仍是即出状态。而8月6日的广告，《论持久战》确定为实价二角，应该已经出版发行。目前所知新群丛书中《论持久战》的出版时间是7月25日，调整后的新书广告仍然继续刊登，8月18日，《新华日报》的新群丛书广告改版，不仅在首位以大号字醒目地凸显《论持久战》，而且加了一段说明:“本文可说是第三期抗战后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凡军事家及救亡工作者，均宜精研细读。为便于阅读与携带起见，特印成单行本，以饷读者。”8月19日，该广告再度改版，说明文字改为:“本文实为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凡属军政人员与救亡工作者，均宜精研细读，以求理论和实践之合一。兹为便于携带与参考起见，特印成单行本，以广流传。”
武汉保卫战尚未结束，《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针对速亡论和速胜论，指出:15个月的战斗经验证明，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抗战必须经过毛泽东所说的三阶段，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先是敌进我退，继而彼此相持，最后我进敌退，一个或两个阶段不能达成目标。三个阶段的演进转变，使抗战愈持久，才能愈有力的转入新阶段。
《群众》周刊从1938年7月23日出版的第2卷第6、7期合刊起也刊登《论持久战》的新书预告，同样标明为新华日报馆出版。此外，有关方面还编辑了《毛泽东言论集》，“为作者近年来所发表重要言论著作的一个选集，包括《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分论著、报告、谈话等，计十数万言。近期出版”。不过，1939年3月25日出版的《群众》第19期又刊出《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的预告，内容相同，字数却为“二十余万言”。直到1939年6月18日出版的《群众》第3卷第5期刊登的广告，才标明该书“业已出版”。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创办的理论刊物《民族公论》，介绍和宣传《论持久战》成为重要内容。日本在战争进行一年后，由速决战改为长期战，可是他们说不出长期战的理论和实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是在中国，在日本所欲臣服的中国，倒有抗战领袖毛泽东先生替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剖得清清楚楚，并且很不客气的预言了日本的失败。毛先生精深博大的著作，完全是根据现实的周密剖析而出之以政治家的风度，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尤为划时代的杰作。它不但将对于远东，包括日本在内，发生巨大影响，即在欧美人士对于此次战争的考察上，也会发生深远的意义”。
1938年10月，该刊发表署名“纯”的文章《持久战的理论与实际》，详细介绍了《论持久战》的主要论点，并且指出，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毛泽东就清楚地把这次战争及其过程作了一个大体的预言，并由一年的战争予以证明。中日战争的形式由战争的性质决定，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垂死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决死战。中日双方的许多特点正相反对，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中国，而整个持久战要经历三个阶段。“该文一切论点都有着事实与数字的佐证，而行文之客观、冷静，切合实际，态度公正光明，全无浮躁的感情夹杂其间，尤足见大政治家的风度。”
早在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将中国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以及日本国内人民及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作为中国战胜日本的三个条件，并以中国人民的大联合为主要。而战争的延长期，也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以及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因素如何而定，除了中国要以自己的力量为主外，国际间给予中国的援助与日本国内的革命也很有关系。国际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来得快，战争将迅速结束，否则将延长。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果是一样的，只是牺牲重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毛泽东的预言至今有效。因此，“读过毛氏的《论持久战》之后，无论何人，无论他的政治信仰如何，只要他持有公平的论断，他就得承认毛氏必然的要在国际事变上一天一天起着更加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凡注意谛听他的预言的人们也将在全世界上一天一天的增多起来”11。该刊还转载了《新华日报》刊发的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作为阐述《论持久战》思想的重要文献。
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统战刊物《抗战大学》刊载了《〈论持久战〉研究提纲》。其认为《论持久战》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论述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下部着重讨论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研究提纲则细分为四部分:1.抗日战争概观；2.这个战争是什么战争；3.这个战争要怎样做；4.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战略方针。每部分又分为若干要点。
提纲引述《论持久战》的开篇，称卢沟桥事变一年前，毛泽东就已经一般性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指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抗战的发展证明其指示的正确，以后还将继续证明。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以及对持久战空洞无物的了解，“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将军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正是为了要纠正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尤其是为了更加充实持久战论的内容，使中国人民从此看出战争的整个趋势与前途，并从此决定其整个的做法与努力，论持久战的发表，实质上将尽了抗战的舵手的作用，是毫无疑义的。正因为如此，每个中国人民都有对毛泽东将军的《论持久战》加以详细研究的必要”。
关于驳倒亡国论，提纲主要依据《论持久战》的相关论述，认为要扫除两种忧虑，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会成功，二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前者的根据仍在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因素，使得妥协的危机虽然存在，但不会成功，坚持抗战是主导。后者则说明应该将抗战与建国联系起来，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越能改进。进步与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与战争的迫切要求不相称，使得爱国志士大为忧虑。而中日及世界大局将推动进步，在战争中克服腐败。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不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
有鉴于此，虽然亡国与解放两个可能的前途同时存在，也有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但解放的可能占据优势，要争取实现解放的条件，克服妥协倾向，消除腐败现象。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只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切条件，才可能缩短战争的过程。
由中共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协同在上海出版的《每日译报》，于1938年8月23日公开发表了《论持久战》全文。1938年8月10日创刊的《抗战知识》，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诸暨抗日自卫委员会主办，共产党员郦咸明任主编，在第2期用11页的篇幅详细摘录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内容。1938年《青年战友》第1卷第1期的“名词解释”，以《论持久战》为依据，介绍《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该刊的由来，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加强对《泉州日报》的工作，争取了倾向进步的总编辑朱少希，并于1937年派共产党员许印滴、郭耘（即李铁）和李展到《泉州日报》工作，借用该报版面创办《青年战友》和《抗战导报》两个专刊，宣传抗日，反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使之成为当时泉州地区反映抗日民主的进步刊物。该刊1939年秋停刊。
此外，继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单行本《论持久战》后，东北书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华社、辽东建国书社、《译报》图书部也先后出版发行了《论持久战》。1939年1月初，新华社又出版了《论持久战》的校正本，与《解放》发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并附录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和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随后，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1939年，抗战编译社出版了《〈论持久战〉研究提纲》单行本，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论持久战〉浅说》。
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抗战，中共党组织还决定将《论持久战》译成英文。翻译工作由香港《大公报》驻美国记者、年仅20多岁的女地下党员杨刚承担，她与美国著名女作家项美丽（Emily·Hahn，1905—1997）结为好友。后者1935年作为《纽约客》杂志社中国海岸通信记者来到上海，兼任上海英文报《字林西报》的编辑和记者，与邵洵美结识并相恋。两人相互支持，合作出版了《声色》画报、抗日月刊《自由谭》《公正评论》（Candid Comment）。在项美丽、邵洵美的帮助下，杨刚很快就完成了《论持久战》的翻译和定稿。
在协助杨刚翻译时，邵洵美认真阅读了《论持久战》全文，并在以项美丽的名义编辑出版、实际上由自己主编的英文版《自由谭》上撰文道:“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决不是偶然事也。”
《论持久战》还在翻译过程中，邵洵美就在以项美丽的名义创办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上予以连载，并在编者按中写道:“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论持久战》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在《公正评论》上分4次连载完毕。连载过程中，邵洵美还计划发行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特地为英译单行本写了一篇1000字的序言，题目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先行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其中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译丛周报》1938年第40、41期也刊登过中英文对照的《论持久战》。
译稿完成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把译稿的排印和发行托付给邵洵美。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不能印制外文书籍，遂交给与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的一家印刷厂。两个月后，印成500册，一部分由杨刚经中共地下渠道发出，另一部分由邵洵美与友人王永禄以及项美丽的朋友、德国驻沪实习领事皮特·华尔夫夜间开车塞进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论持久战》英译本在寓居上海的外国人士中辗转传播，并迅速传到海外，引起世界的关注。
二、呼应
在中共党政军各方面的协调努力下，《论持久战》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坚持抗战的各界人士宣传解释持久战的重要依据。《民主》1938年第1卷第4期以《持久战的政治条件》为题，摘录刊载了《论持久战》的相关内容。《民主》于1938年6月5日创刊，由彭文应编辑兼发行。彭文应生于1904年6月27日，江西安福人。13岁考入留美预科清华学校，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长，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公费赴美国留学，相继获威士康辛大学政治系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任哥伦比亚大学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教授。1935年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1938年参加宪政协进会和民主同志会，与中共关系密切。
武汉失守后，面对抗战军事不利的严峻形势，持久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富庶繁华的广州号称“民族城”，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武汉则是最后一个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辛亥革命和北伐两个伟大的历史中心，两地的陷落，对国民心理产生巨大冲击。造成悲观动摇和张皇失措，热血青年也感到焦虑，本来抗战信心就不足或将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人，更加绝望，故意夸大困难，有意无意地散布悲观失望的种子。少数敌探、间谍和汉奸则趁机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抗战阵营的团结。于是有人专门提出在广州、武汉失守后怎样进行坚持持久战的宣传运动的问题，以求打消人们的失败主义情绪，激发各阶层的抗战热情，打开今日的难局。他们呼吁各民众团体、宣传队和爱国者个人在各阶层展开时局的讨论，说明抗战的真相和持久战的可能，证明有能力克服当前的一切困难，消除广大民众的疑虑，回击敌人汉奸的谣言和一切阴谋。而《论持久战》成为宣传运动最有力的武器。当时各方的言论，也是《论持久战》实际作用的最好映衬，显示了该书当时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发起持久战宣传的《全民抗战五日刊》由邹韬奋主编，其对中共的主张显然比较熟悉，所提出的重要理据，正是《论持久战》的重要论点。广州、武汉的退出之所以不是中日战争的终结，中国还能继续作战，是因为抗战是持久战，退出广州、武汉仅仅是抗战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转入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的过渡，武汉和广州保卫战，只是消耗战，而非决战；抗战的第三阶段才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两地失守，说明敌人力量仍然强于我，增加了我方的困难，使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过程拉长。但我军实行战略转移，保全了主力，并不是简单的败退。
今日时局的重心，不在两座城池的得失，而是继续坚持持久战，防止中途屈服、妥协或变相妥协，甚至停止抗战。前者为生路，后者为民族自杀之路。国人必须用更大的热情、更忠诚的态度拥护抗战领袖坚持持久战方针和根本国策，反对、打击一切动摇和各式妥协的言论行动，巩固持久抗战，扫荡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抗战高于一切，坚持持久战是第一个战斗的口号。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要用真凭实据进行广泛宣传与说服，为此，各团体、舆论界、个人、专家要搜集15个月以来的抗战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要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民运的进步，现存物力、实际的政区、人力、所得到的国际同情与援助，今后的国际交通、军火来源、自己的制造能力、国民经济自力更生的办法、抗战中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敌人的残暴等等，用各种方式做成宣传资料，同时深入研究敌国一年多来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各方面的危机，以及国际形势的一切变化，也一并做成宣传资料，用丰富的材料对怀疑论作出答复。通过宣传，传达最高统帅坚持持久战的意旨，扫荡悲观和妥协情绪，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应对当前危局，争取抗战胜利转入相持局面。
虽然国共双方从全面抗战爆发前就都主张持久战，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可谓众所周知，可是日军一路打到岳阳、长沙，许多人就要问最后胜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抗战的“底”到底在哪里。在《论持久战》的宣传者看来，这些人应当先了解什么是持久战。“照毛泽东先生说，持久战可以分做三个阶段。”像楼梯的三级，第一阶段敌强我弱，敌进我退，败仗多，大城市会沦陷。第二阶段在敌后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使之不能前进，敌我力量逐渐平衡。第三阶段是反攻，敌我力量对比发生转变。但这样的转变必须靠中国人的斗争。
《论持久战》的论断得到中共领导的军队作战行动的有力支撑，有人甚至声称:“由于第八路军在华北和新四军在江南所造成的光荣战绩，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愈加显出它的正确性；在烁耀的天才的光芒下，所谓‘五四宿将’之流的‘高论’格外表现出卑暗，乃至黝然无色。”依附于国民政府的所谓“五四宿将”，抗战的言论与《论持久战》相比，已经相形见绌。
如何将《论持久战》的理论应用于分析抗战形势的实际，成为《论持久战》宣传的重要环节。关于持久战的一般原则以及战略上诸问题，《论持久战》说得很详细，而持久战现阶段的具体问题，还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首先从军事上看，日军利在速战速决，战争开始侧重中央突破，辅以外线迂回，尤其是徐州陷落前，企图对我军主力大规模包围歼灭。而我军计划正确，打破其梦想，日军以大量代价只换得一座空城。后由于黄河决口，敌被迫放弃沿平汉路直驱武汉的计划，改由长江沿岸进攻，欲以“沿江跃进”与“包围武汉”达到目的。在我军顽强抵抗下，日军损失惨重。
政治上，我方有很大进步，外交政策日趋明朗，动员民众日渐积极，但是仍有缺点，尤其是动员民众太不够，否则可以对敌人绵长的交通线造成更大威胁。希望参政会议对此多加注意，一一补救，使持久战的胜利得到政治上的进一步保证。
经济是持久战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克敌制胜的最有力武器，值得特别注意。抗战一年多，在日本的捣乱下，由于主政者处置得宜以及国人对抗战的热情支持，金融仍然稳定，节约献金和产业内移，作用重大，尤其是后者，不仅奠定持久战胜利的基础，也为建国工作做成一个雏形。
一般人对武汉保卫战的看法不免偏颇，有的以为能保与否，对抗战具有决定性作用，必须全力保卫，否则中国的抗战也就完了。也有人认为武汉与南京、徐州一样，失陷与否，无碍大局。实则武汉越能持久保卫，就越能消耗敌人，加速其崩溃，夺取最后胜利。但保卫武汉的作用是有限的，以为失去大城市，抗战就会完结，尤其错误。要正确执行保卫武汉的工作，必须依照毛泽东所说:“民兵是胜利之本。”
武汉沦陷后，作者继续运用《论持久战》来分析战局，他说，“天才底把握着最前进的科学方法——唯物论辩证法，更由于其对中国本身客观情势的熟谙，毛泽东先生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这一本博得全世界称誉的名著，深刻明晰底预示了抗战前途和我们自己应走的路。这一历史上不朽的文献，对于整个抗战刻画了一个大概的轮廓”25，即持久战必须经过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八·一三”至广州、武汉陷落乃至此后一段时间。
一般人误解持久战的阶段划分，以为一、二两个阶段的差别，在于前者以运动战为主，后者以游击战为主，由此推论广州、武汉陷落后，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实则《论持久战》明确指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目前这一态势并未改变。当然，防御不是被动挨打，即便不能“以攻代守”，也要“以攻助守”。所以战役和战斗的方针必须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武汉保卫战于运动战的运用不够灵活，以致收效不彰。这是湖南保卫战必须深切注意的一点。
日军进攻的步骤，首先要打通粤汉路，巩固华中华南的地位，建立“中央联合组织”的傀儡；其次进攻兰州，截断西北国际交通线，进而将广州、武汉、兰州联系起来。可是打通粤汉路的企图，无论北上还是南下，由于丘陵山地的缘故，都十分困难。我军可以乘机采取有利战术，完成持久战的第一阶段。
武汉陷落后，抗战出现相当严重的危机，主要不在军事方面，而是政治上的。直到蒋介石发出抗战建国纲领宣言，参政会热切拥护，危机即完全消灭。政府和最高军事当局对于游击战开始重视，最近委派军事专家分赴各游击区，调整游击队，说明我们军事上取得很大进步。不过要特别重视沦陷区的政治工作，否则游击战很难展开。朱德将军最近对西北社记者发表谈话（《华美》第29期转载），详细说明华北各游击区及游击队的发展，不单使一般人对抗战增强信心，也给各游击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很大的指示，说明只有政治工作做得好的游击队，才能取得广大的民众基础，才能有前途。游击战是持久战第二阶段的支柱，也是第三阶段力量的胚胎，责任重大。每个游击队的指挥员、战斗员及政治工作者必须记住“游击队是鱼，民众是水”这句话，并决心执行这一原则，否则不配从事游击战工作。
随着战局的发展，处于持久战第一、第二阶段过渡期的人们，自然十分关注何时以及如何转入第二阶段的问题。持续“战局分析”的穆扬认为，到1938年底已经得到鲜明的征兆，尤其是军事方面。武汉失陷后，由于日军的攻势凶猛，一班短视的人对持久战的信念动摇。最高统帅鉴于华南方面日军兵力薄弱，在粤汉路南段发动大规模反攻，使之在北段的攻势被迫改为退守。这不仅打击了“和平梦想”的人，坚定了全国对持久战的信仰，也预示不久将实现转入第二阶段。湘鄂战局敌我互有进退，日军因为兵力薄弱、气候严寒以及敌后游击战的发展，西进攻击西安、兰州的企图也难以实现。
在持久战战略中，政治工作极端重要，目的是动员民众。持久战整体而言是全民抗战，必须全民动员，尤其是关键的相持阶段，游击战的地位上升，而游击战与民众的关系更加重要。所以持久战与民众运动，成为深入讨论的话题。“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是用客观的观点，根据一年来抗战的经验，分析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将正确的结论告诉我们的。他说:‘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篇论文，是对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最充实最正确的理论文章。”27大多数国民怀有中国最后必胜的信仰，但只不过是信仰，“很少人能指出最后胜利的理论根据；而即使有所指出，也不过是部分的偏面的。并且在敌兵节节进展，国军步步退却的过程中，更难看出敌我的全部相互关系，对于如何努力把敌人赶出国外去的问题，简直不知有什么办法。大家觉得胜利的最大希望，是寄托在敌人国内经济的崩溃与革命的爆发。这篇《论持久战》，用客观的事实，充实了我们最后胜利的信仰，使我们看清并承认敌人的优点与中国的弱点。”
坚持持久战并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努力削弱敌方的优点，扩大其缺点，加强自己的优点，并克服缺点，进而改变敌我态势。持久战三个阶段时间的长短，要看全国上下的努力。一般认为保卫大武汉是抗战的第三期，其实更正确地说还是第一阶段的第三期。至于许多人以为快到决战时期，好像最后的胜利指日可待，则全然不对。希望尽早决战，即变成空想主义的速胜论。缩短持久战的唯一途径，就是全国一致的努力，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战，就是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从各方面打击侵略者，最终实现民族解放。
全面抗战的全面性，体现于:一、不单纯是军事抗战，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各方面相互配合；二、不仅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要全国各阶层人民广泛动员和参与；三、不仅是交战地区，包括敌后和大后方的广大地区，都要动员起来，支持抗战。持久战战胜强敌的关键，在于全国各方面的动员和一致的团结。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全面动员民众，重要的是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不仅在战区，敌后也应如此。这样可以在军事上支持军队或游击队，同时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抗战胜利的主要政治条件，是巩固统一战线，不单是各党派，而是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队的统一战线，是政府和人民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凡是愿意抗日的，都欢迎参加。现在抗战的严重缺点，就是还没有造成工农商学兵一切爱国民众的统一战线，两大政党的合作，因为没有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不能做到民众所希望的效果，时时引起摩擦。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各阶层民众严密组织起来，努力实现政府颁布的抗日建国纲领。只有民众自己来推动政府，才能使政府与人民密切合作，减少国共摩擦，压制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肃清不利于抗战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敌探汉奸，使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迅速成功。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使各党派各阶层民众参加政府，增强全国抗战的领导，使政府的一切行动、设施，能代表整个民族利益，使中央政府成为真正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实力集中的抗敌政府。“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惟有这样集中的民主政府，才能负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的大任，惟有这样的集中民主政府，才能代表全民族利益，才能有力量巩固统一战线，支持持久抗战，而把握住最后胜利”。
参政会是政治走向民主的体现，但政治民主化还十分不够。动员民众的方式，既缺少注意民众自动性的提高，又很少顾到民众本身的利益，未能脱却旧的手法，是“驱之使战”，而非“教之使战”，没有造成各党派各阶层民众尽量贡献意见与力量的机会。民众应该在政府的统一方针下，自动地组织起来，援助政府，要求政府，使政府执行民众的意志，加强抗战的力量。此外，全国民众还要支持政府在平等原则基础上与一切反侵略的民主国家密切联合，促进独立自主的外交，保证民主势力的胜利。与各国的人民运动及其组织联合，共同进行正义斗争。
经济上，必须扩大民众组织，巩固国内团结，建立民主集中的国防政府，动员全国的人力，使人人都相信政府，人人都能自由参加抗战，然后才能使人人自动地出钱出力，展开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文化教育则要普及民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国民的抗战认识，使全国青年学生成为民族解放的先锋，对民众进行宣传，集中各种专门人才，运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训练、培养和发挥民众的自治能力，准备做民权主义之民主国家的公民，使民意机关真正代表民意，自觉拒绝奴化教育，加强抗战意志。
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是加强各种抗战要素的主要前提，为支持全民族的持久战，政府迫切需要动员和组织民众，同时这也是民众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国共两党都认识到动员和组织民众是民族革命解放运动的最大前提，问题是民众如何自动扩大组织起来，地方当局如何执行动员组织民众的纲领。应该改变过去包办民众运动的方式，否则难免包而不办。抗战初期，当局严禁民众运动，连前线慰劳也遭到拒绝。上海抗敌后援会某些成员消极怠工，任凭民众慰劳品堆积如山，而前线将士却忍饥挨饿，军队孤立无援，损失惨重。
现在全国性的农工商学职业组织，还没有端倪，各地政府不顾中央意志，而有损害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合法自由的行动，如解散救国团体，派军警逮捕各团体领袖，包围学校，搜捕学生，查禁抗日救国的书报等。而在敌后，民众运动反而有所开展，各地民众与游击队打成一片。这种情形显示，如果民众消极等待政府举措，地方沦陷后虽然被迫起而抗争，却很难彼此联络，发展为强大有力的运动。
民众运动的自动扩大和民众组织的自动进行，一般原则为:1.公开与民主。对外向社会公开，请求政府指导，对内实行民主。因为只有民主的组织，才能团结一致，共同负责，自动发挥能力，与团体配合，发生强大力量，产生许多民众领袖。经过民主团体的训练与经验，才能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并参与民主政治的行政。如果组织不民主化，就可能被少数人操纵，产生反作用。2.适合当地情况随机应变。3.各种组织的联络与统一，避免分散分化，直到成立全国性的统一领导机关。4.选拔与训练能够代表民众意见的领袖。5.知识分子负有教育、动员和组织民众的重大责任。
中国战胜日本的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只有自动的伟大的全国民众的严密组织与不断努力，才能达到持久战的目的，才能冲破一切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障碍，而获得最后胜利。”很显然，这个最后的胜利已经不仅仅是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补充
《论持久战》主要集中于军事战略以及与军事相关的政治论述，较少经济与文化的内容。结合《论持久战》的宣传讲解，一些专业人士运用《论持久战》的理论，针对抗战以来中国的变化，着重从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论述，使得经济文化与持久战的关系得到深入阐发，充实了《论持久战》的思想，其意义甚至超越抗战救亡的范畴，很可能改变近代中国的格局走向。
持久战的第一阶段，口岸和中心城市相继沦陷，广州和武汉失守，中国彻底走向“内地经济”和“自给经济”，农村经济一天天被提高到现代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逐渐成为长期抗战的唯一经济基础。持久战与农村经济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从形式上看，这种情况是倒退，而且落后的生产关系与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不和谐，生产力又极度低下，不能应付需要。但这一转变又带来诸多进步的现象和有利的条件，重要的有三点:一、外贸被封锁，内地市场完全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踏入独立自主之途。二、由于都市经济被破坏，以银行资本为骨干的民族主力资本大规模向内地移动，而渐以农村为其主要活动范围。三、由于政府的积极统制与提倡以及民族主力资本和新式经济机构的内移，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成分大大增加和扩大。这些足以纠正中国过去经济病态的重要部分，为此后抗战建国奠定健全的基础。由以前的农家自给自足转到目前的国民自给自足，是历史的前进而非重演。
自从闭关自守被列强打破，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经济纽带断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农村就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和获得原料的半殖民地市场。其重要表现为:随着农村手工业的破产，以及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内地的商品市场已有高度发展；随着海外和国内通都大邑的需要的增加，若干农产品如丝、茶、棉花、烟叶、桐油、米、麦等，已经高度商品化；由于外贸和内地对通商口岸的贸易经常入超，以及机制品对农产品的剪刀差经常存在，内地资金已极度枯竭，农民普遍贫穷化，农村生产力极度低减，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对农村生产者的超经济剥削更加残酷，使农村经济永无发展的可能。
抗战使中国经济走入自给自足之途，一方面恢复了独立自主地位，一方面扫除了农村凋敝的外在原因。但这一转变也破坏了整个经济的平衡，使经济生活发生短期紊乱。尤其是大宗工业品的供应发生恐慌，重要农产品的销路出现呆滞。因此工业品价格暴涨，农产品高度商品化的部分则下跌。部分手工业必然发展起来弥补内地机制工业的不足，而部分农民将陷入破产。因此，发展内地工业并调整和统制重要农产品的产销，以迅速建立新的经济平衡，成为当务之急。
由于战前和战时的种种因素，都市“充血”和农村“贫血”的病症极其严重，而都市资金又聚集到银行家之手。到1935年，银行存款已达38亿元，与国民经济完全脱节。经过1931—1935年经济总危机的洗礼，以及政府对银行的统制力加强，施行新币制政策，集中纸币发行和现金准备，彻底整顿公债并统一发行，金融业已日趋健全而逐渐成为经济建设的支柱。
就农村放款而言，自1931年上海银行与华洋义赈会订立二万元的河北信用合作社放款，此后银行对农村的投资突飞猛进，到1936年，达7 500万元，并由单纯信用借款扩大到生产、运销、仓库、渔业等借款，由各银行单独放款进至集团放款（如中华农业贷款银团），说明银行资本在抗战前已踏入农村，并为战时大量资金内迁奠定基础。战争爆发后，农贷从此前在银行投资中不甚重要的地位变成唯一范围；从各银行自身的零星活动变为在经济部农本局为中心的统一政策和计划下，政府与金融界通力合作，积极推行；放款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地域则由沿海转到以西南为大本营。
停滞了数千年的中国经济，直到九一八以后，东北、华北彻底殖民化，才在长江下游走向现代化。包括主力资本形成，银行资本统一于政府统制之下，货币制度和金融机构现代化，银行资本积极参与经济建设，水陆空交通飞跃发展，产业组织健全化（成立国货联营公司、中国棉业、茶叶公司，华南米业公司，以及水泥、火柴联合组织）等。随着经济势力内迁，各种现代经济组织和力量集中到内地，使内地经济发生重大改变。
抗战引发的中国经济急剧变化，一方面是困难和落后，一方面则是有利的条件和进步的力量。不要为困难和落后的现象所蒙蔽，应认清进步力量而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来克服困难，铲除落后，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最终目的。
持久战中文化运动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国人尤其是文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胡风《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持久战的战略问题，“在毛泽东先生底《游击战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里面，我们有了用人类历史底理论遗产综合了一年来的痛苦经验的可宝贵的纲领”，而持久战的战略决定了文化运动的形式。
抗战爆发后，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文化界被两种态度所支配，一是文化活动从此无关紧要，文化工作者应该上前线，还有人发起“投笔从戎”运动，出版界也响应罢工，人称“前线主义”；一是文化人应做文化工作，但应以战时材料与战争配合，没有考虑文化工作的战略问题，文化工作与战争结合过程中的干部问题，以及文化工作本质上形式上的变化发展问题，不妨称为“市侩主义”。一年的战争，我们付出了土地、生命、财产的巨大代价，同时也争得政治、军事、文化的不少进步，坚决否定了前线主义和市侩主义观点，用事实证明文化活动对于战争的有用，暗示了文化工作者与战争的结合决不是简单的“投笔从戎”。应从初步的收获中探求文化活动的方向。
首先，文化活动应与现实斗争结合的一般性原则，不仅仅表现在理论或作品反映及批判现实方面，现在文化工作者广泛进入人民大众中间，参与战地服务团、宣传队、演剧队、工作团；原来聚居几个中心地的文化人分散到各地，使得地方性的小杂志或报纸副刊、壁报发展迅速；文化机关内迁，促进提升了各地的文化活动；无数文化人参军，使军人得到政治教育的机会，并间接教育民众。文化运动与大众结合，使大众的启蒙运动即初步的文化运动或文化运动的基础得到空前的发展。
由此展现出来新的趋向，内容上现实主义占据绝对优势，一切活动都是反映现实，解答现实问题；文化工作的旧干部得到改造，新干部不断出现，努力面向现实，深入实际，并在现实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这些进步的取得，都是由于文化运动与民众的结合，促成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地方文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政治的不统一，以及没有大众统一的国语和方言分布，更重要的，是由持久战的战略所决定。华北江南的沦陷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形成文化区隔，各区域的民众动员日益深入，文化活动日渐展开，报刊、教育和文化机构以地方为依托，若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方言语系相应，将使地方文化的发展前途更加远大。对象特定化、方法小型化和语言方言化，是文艺大众化战时的趋向。与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及战争的坚决持久一同，其成长将使战争走向必胜的大路。
不过，紧接着胡风又提出，“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由此导致文化活动的新方向，是否只是各自为政，不要具有领导影响的集中力量。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除了最初以广州、北京为中心的两个短暂时期，中心是在上海。因为上海能够最快最便利地和海外的文化思想接触，有出版资本以及掌握的全国发行路线，较少受政治波澜的妨害以及可以从出版资本中讨生活，所以成为文化人的主要聚居地，而且与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所在地相关联。战争改变了这一局势，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然后进一步转移和分散深入。今后还会出现新的中心，但应该不止一个，也不止一种模式。
尽管以牟利为目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倾向甚至恶果，客观上新书业在新文化运动史上起到重要作用。持久战过程中，中心和各地相互作用，文化工作应与政治任务所领导的革命民族战争一致，政治力量应该积极推动文化运动，文化运动则要积极为政治目的克服困难。因为千千万万民众的文化运动需要远大的指导原则和坚强的指导力量，由于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也不是仅仅依靠出版商所能做到。
因此，新的文化中心的领导力量表现在其他形式上。首先是抗日统一战线下携手作战的各大政党的文化活动，包括机关报刊、丛书及教育机构，“为了忠实地执行统一战线底原则和彻底地发动民众底抗日力量而进行文化教育活动的西北，无疑地是一个文化中心”。其次是全国需要文化团体的组织、出版和研究活动。再次是无党无派、能反映现实生活和民众要求且影响巨大的报刊。最后是战时的国家文化机关，可能组建战时国家文化局，使文化运动与政府进一步合作，有计划地推动各地方、战区、敌后根据地乃至敌占区的文化活动。作为持久战里文化阵营的中心堡垒，将推动各地展开文化启蒙，创造干部，确定策略，传播理论，配合战争。
胡风还认为，战争客观上使国民文化有普及和提高的需要及可能，实现普及和提高应作为我们工作的任务。他有针对性地批评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战争是非常简单的行为，只消把“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这些简单道理反复告诉民众，使他们习惯成自然，由条件反射变成无条件反射就可以了，用不着高深的理论和卓越的艺术，在战争中提高文化是浪费民众的力量，结果反而妨害战争。这是由过度热心产生的焦躁，把动员民众视同操纵玩偶。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弱者要战胜强者，必须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后，而中国积弱，根据《论持久战》的判断，“完全是百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的”。文化上的提高进步，正是努力的一面，由此使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得到锻炼，改变今天的状态而走向胜利。
发扬牺牲精神与精神胜利法要严格分别，文化运动必须与公式主义分手，从民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出发，进行宣传动员，诱发并养成其自动性、创造力，使之迎头赶上世界进步文化。陕北和鲁西北的文化运动，普及与提高相辅相成，地方文化活动往往与启蒙教育结合在一起，但即使识字运动也与旧式识字教育不同，是以现代思维方法做基础，同时赋予国民文化运动丰富的内容，走向提高的目标。国民文化的提高就存在于全民动员的持久战之中。抗战与建国紧密联系，民族战争一面抵抗强敌，一面改造自己，通过改造取得最后胜利，与最后胜利同来的则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文化的繁昌。
中共在各地的各类刊物不约而同的介绍评论以及进行翻译工作，表明《论持久战》的集中宣传是有组织的统一行动。由此造成强大的宣传攻势，使得《论持久战》很快就家喻户晓，引起广泛关注，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念，吹拂了悲观和焦躁情绪，打击了妥协求和倾向，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不力有所促动，并传播了敌后游击战具有战略意义的理念，树立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的正面形象。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一方面大幅度扩展了《论持久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彰显中共和毛泽东的号召力，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形象。而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既显示了《论持久战》的思想指导作用，也延伸了《论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内容，使之更加完整详密。
《论持久战》的宣传攻势，还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宣传上的能力及影响远远超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仅《论持久战》本身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的持久战论述精彩许多，就连呼应《论持久战》的左翼人士的文字功力和理论深度，也明显强于偏向国民党的一方。一般社会民众的观感，双方高下立判。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围绕《论持久战》的宣传与争议，民心的天平显然朝着共产党一方倾斜，从而使得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