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中日关系虽然乾坤颠倒，文化联系仍保持一定惯性，因此在中国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大批东渡的同时，从1871年起，日本中央政府各省、陆海军以及公司银行、对华团体陆续派人来华留学，并有不少自费留学者。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进入20世纪，随着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在各方资助下，“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在学习、生活、见闻各方面给予方便。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虽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战后却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
关 键 词：近代 日本 留华学生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要言之，为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然而，古代中国罕有赴日求学之士，近代日本却不乏来华问学之人。尤其是庚子以后，日本留华学生人数渐有增加之势。他们身份复杂，流品不一，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扮演多重角色，作用难以定位。但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仍有延续古代的积极意义。惜有关史实极少为研究者论及。在相关领域中，研究中国留日学生的著述最为丰富，近年来关于日本来华顾问教习以及中国赴日游历官绅的研究也陆续展开，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而对日本留华学生却仍无论述。追究此一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不仅可以丰满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也有助于理解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变化。在此期间，日本东亚同文会等团体先后在中国开办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教育机构。所招收的日本学生有的也称为留学生。但上述机构的行政、教育均由日本人负责，实与其国内学校无异，日本学者对此研究较深，因而不在讨论之列。
一、留学乎？间谍乎？
从德川幕府末期开始，受西洋文明的影响，日本已陆续向欧美各国派遣留学生，分为官费、藩费、私费三种，主要由各藩派出。到1873年，累计总数达到373人，其中官费生250人。明治初年，海外留学生由外务省负责管理，1870年12月太政官颁布《海外留学规则》，除海陆军留学生外，均转归大学统管，分为官选、私愿两类。官选中的华族、大学生及士庶人分别由太政官、大学和府藩县厅考试选拔。当年8月和11 月，大学南校、东校分别进行甄选派遣留学生事宜。1871年，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接管留学生事务。次年颁布《学制》，第58—88章为《海外留学生规则事宜》，详细规定了选派的具体办法和待遇。其中官费一项，又分为初等、上等，分别从中学和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每年定额，前者150人，后者30人。由于这时已在海外的留学生多为原来各藩派遣，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全部留学生中百分之八十二三为萨长土肥四藩所派，其余才由各藩分摊。本来各藩学生由藩费供给，废藩置县后统由国费支出，出资与生源分布不相吻合。其二，留学生中军人居多，未经认真考选，不能用功学习，恶评甚多，有辱国格。其三，文部省初创时，连大学及其他经费在内，每年预算不过80万圆，而留学生的学费高达25万圆。有鉴于此，时任大学东校副长的九鬼隆一（当年即升文部少丞、大丞）建议废止各藩留学生，从大学法、理、文、医各科正式学生中选拔优秀者派遣留学。1873年底，日本政府下令召回全体海外留学生，原计划举行统一考试甄别，后干脆放弃，从大学中重新考选50 余人派往欧美。 1874年，文部省设立海外留学生监督，统一管理官费生，第二年又制定贷费生规则。这一连串的有力措施迅速改变了混乱状况。明治政府派遣海外留学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师资，以取代高等教育机构中高薪聘用的外籍教师。到1876年，文部省共聘用美、英、法、德、俄、瑞士和中国籍教师78人，月薪达17217圆，年薪总数超过20万圆。 虽然显示明治政府重视教育的决心，毕竟负担过重。等到留学生次第学成归国任教，外籍教师人数随之逐渐减少。（注：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1卷，东京龙吟社1938年版，第816—848页。此书实为资料长编性质。另据梅溪升《ぉ雇外国人——概说》（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版），文部省所雇佣的外国人（含教师及其他）1873年为127名，1874年151名，1877年109名，1882年53名，1888年105名，1889年109名，以后逐渐减少。）
明治初期日本欧化风行，文部省管辖范围内的留学生，纯粹为赴欧美学习新知，并不包括来华学生。直到1899年，“清国”的字样才出现在文部省有关留学事务的文件之中，中国成为其派遣留学生的对象国。但近代日本留华学生的历史，远远早于上述。1871年5月，来自佐贺、 萨摩两藩的成富清风、福岛九成、黑冈季备、水野遵、小牧昌业、田中纲常等人由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派遣，以留学生名义来华。两个月后，吉田清贯、儿玉利国、池田道辉等人也相继来华。这便是号称“维新后支那留学先驱”的明治初年第一期“清国留学生”。（注：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68年版，第78—92页。）
这些人到中国后，分别前往北京和上海，其目的有二，一是学习汉语中文，二是调查中国国情。他们本来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学功底，其中福岛九成、小牧昌业、田中纲常等人还出身汉学名家，或受过专门训练，素养较深，能与中国人士进行充分笔谈，所以学习方面主要是练习口语和时文。名义虽是留学，却未进任何学校。这种情况，在近代日本留华学生史上不仅一直持续，而且相当普遍。
关于近代早期日本来华的学者学生，外务省第一期清国留学生出身的濑川浅之进曾经概括道：“其时中国研究大凡有以下四种系统：其一，学习汉学及与中国人研究诗文。其二，调查地理兵制。其三，真实地从欲保亚洲未来，便须日中提携的立场出发，研究政治经济，以保持两国亲和。其四，如历来学会汉学以为长崎的通事那样，学习新的语学并研究时文。”（注：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73年版，第248页。）所讲虽然是1877年以后的情况， 但也适用于此前。明治维新后首批来华留学者，大体是第二、四两种类型的混合。就在1871年，发生了琉球漂民为台湾住民所杀的琉球事件，日本朝野乘机大肆鼓动，征台呼声甚嚣尘上。三年后，日本政府以讨伐为借口，出兵侵台。此役留华学生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替征台行动做准备，1873年3月，福岛九成、黑冈季备奉日本公使转达的命令， 伪装成画家安田老山的弟子，从上海出发，于4月在淡水登陆，勘察台北、彰化、 嘉义、台南及南部各地，实测山川地理，了解风俗人情，然后向1873年3月来北京的特派全权大使副岛种臣报告。是为关于此次事件报告之嚆矢，很为当局者所赏识，福岛因此转任文职的驻厦门领事。此行所绘制的台湾地图，后在侵台军事行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先期归国担任军职的陆军中尉田中纲常、海军大尉儿玉利国相继随征台论争先锋桦山资纪少佐和副岛种臣来华，双方会合后，6月下旬桦山、田中、 儿玉等人带领在京待命的成富清风等南下，经上海、福州于8月下旬抵达台湾，到淡水、打狗等地进行侦察。这时日本政府围绕征韩论争议激烈，阁议竟至破裂，引起政变，台湾问题被搁置。儿玉、成富携带桦山密旨于12月回到东京，敦促政府决意对台动武。战争期间，上述各人及吉田清贯、池田道辉，以中国通身份随军行动，或担任翻译，整理文件机要，或为参谋，协助指挥调度，唯一未介入军事行动的小牧昌业，也和福岛、黑冈、吉田、儿玉等人参与了谈判善后。
此后，日本陆海军、外务省、大藏省、农商务省、公司银行、对华团体均陆续派人来华留学。陆海军方面，1873年11月，陆军少尉向郁和中尉美代清元为军事视察及学习汉语留学北京。1877年山口五郎太留学厦门，80年代铃木恭坚、河野主一郎、柴五郎相继以海军留学生名义留学福州。规模较大的则为1879年参谋本部一次派遣14人留学北京。（注：这14人分别为川上彦六、杉山昌矢、柴田晃、御幡雅文、关口长之、大泽茂、谷信敬、平岩道知、濑户晋、原田政德、沼田正宣、末吉保马、草场谨三郎、富地近思。）和首批留学生一样，他们有的一面学习汉语口语时文，一面在使领馆武官以及驻华日军将校的辖制下，从事情报收集等间谍活动。有的甚至只是以留学生的名义为掩护，纯粹进行谍报工作。如河野主一郎在华仅一年时间，奉军令部之命，到宁波、厦门、香港、广东、上海、芝罘、天津、北京、大沽、山海关、牛庄、旅顺等要地调查军队部署、炮台等设施及风俗民情，将见闻详细记录后报告军令部，即完成使命。山口五郎太还化名苏亮明，着中国服装，到处刺探军情，积极参与所谓福州组的搅乱中国策，并鼓动开办东洋学馆，培育大陆经营人才。所以人们提起日本留华学生，往往联想到间谍的形象。
不过，1879年参谋本部所派14名学生，却不是军人身份，而是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专业中选择出来的“清国语学生”。此事与时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关系极大。桂很早就建议向中国派遣武官，加强军事情报的收集，以备不时之需。以后又撰写了《邻邦兵备论》，起草并提出对清作战策。1878年参谋本部设立，桂出任管西局长后，立即着手实施，他召回前此所派将校，同时向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厦门、牛庄派遣13名军官，专门调查地理政情，供作将来对华作战时决策用兵的依据。此举使情报活动更加专业化，提高了效率。而派遣文职的汉语学生，则是鉴于中日两国交涉摩擦增多，大规模武装冲突势必爆发，须为在军队中大批培训汉语人才准备师资。这批人回国后，即在各地镇台及士官学校教授汉语，虽系文职，目的仍然在于军事行动。
中日两国互设使领馆后，外交事务增多，培养语言人才之事十分迫切。本来外务省属下的汉语学所，有官费生10名，后划归文部省，并入外国语学校。1883年8月， 外务省公信局长浅田德则接受中田敬义应向中国派遣汉语学专门留学生的建议，制订《清国留学生规则》。中田原为汉语学所学生，鉴于汉语语法发音因地而异，在校期间即要求到中国留学，未能实现，时任外务省秘书官。由他和浅田、田边太一、郑永宁等4人担任考试委员，经考选和推荐，第一期派出濑川浅之进、 西源四郎、田边雄三郎、小田切万寿之助、吴大五郎、铃木行雄等6人， 第二期派出丰岛舍松、大河平隆则、山崎桂、横田三郎等人，以后每年考试一次（个别年份因故中止），陆续派遣。在此之前，外务省已有利用原来各藩所派留学生的举措，如1874年由水户藩藩公派往北京学习语言文学的河西肃四、小松崎吉郎，经过两年的学习，即任公使馆二等见习书记生，后又担任留学生监督。此后还屡有将私费留学生等转为外务省留学生的个案。 而且外务省本身也曾不定期地零星派遣过留学生， 如1880年所派吴永寿。只是从1883年起更加制度化。与军事留学生不同，他们一般在使领馆内学习，同时见习初级外交官事务。期限多为2—3年，个别人长达8年；学成即在现地或归国担任外交官。为了学习广东话，还曾派人到香港皇仁书院留学，先后在此就读者有安广伴一郎、杉村濬、高须太助、大河平则隆、山崎桂、丰岛舍松、田边雄三郎、小田切万寿之助等。该书院因而被称为“日本外交舞台人物辈出的渊薮”（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40页。）。
由大藏省派出者仅有井上陈政（后复姓楢原）1人， 他任职于印刷局制版部，因1877年赴日的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杨守敬等人学问颇精，多与日本汉学家往还唱和，次年，大藏省命井上到清公使馆专门研习汉学。1882年，何如璋任满归国，井上又由大藏省派遣随其来华继续学习，先后在北京、福州从何如璋学习制度掌故，在杭州从俞樾学习诗文。俞樾《曲园自述诗》记其事道：“甲申岁，日本东京大藏省留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在华期间，井上还游历了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省，历时6年， 归国后写成《禹城通纂》上下册，分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等12部，共2033页，另有附录353页， 为清朝当政各员传略，1888年由大藏省出版。来华前印刷局长得能通昌嘱咐井上道：“日清联交，势在必行，然而非熟知彼邦风土事情，通观始末，则联交安可得？所谓事在人为，人由事显。汝此行善体余意，切勿虚劳。”（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44页。）井上可谓不负所望。 可惜在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大背景之下，“熟知”“通观”也无益于邦交，后在日本驻华公使馆任职的井上本人还死于义和团一役。
农商务省留学生又称为练习生，1899年所派有安永东之助。同年三井公司也决定实施派遣留华学生计划。当时该公司在上海设有分店，经营业务主要通过买办中介，利润损失过大，因而想培养熟悉当地特殊业务行情和能说汉语的人员，以便逐步废除买办制。首期招生为高木陆郎、内田茂太郎、横山直行等人，翌年再招收森恪、绫野矶太郎、儿玉贞雄、上仲尚明、江藤丰三等，聘请首批陆军语言留学生出身的御幡雅文专门教授北京话和上海话，此前一年，横滨正金银行将新入社的3 名法学士大隅行一、藤平纯一和小贯庆治分别派往上海、广东和北京留学，一面学习汉语，一面调查金融商业状况，以便兴办或推广业务。
对华团体派遣留华学生动议甚早，1877年12月振亚社创立之初，就有意与中国交换留学生。 但后来主要是由日本人自己办学进行培训。 1899年，应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长井手三郎之请，该会先后向广东派出6人，向上海派出4人。到广东的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松冈好一、远藤隆夫等人在练习粤语的同时，协助该会广东支部进行活动。松冈还参与了《知新报》的编撰，并介入保皇会的勤王密谋。另外，日本的一些佛教宗派欲在中国发展势力，也曾以留学名义派遣使者，如1900年来华的川上季三为西本愿寺所派，1901年自真宗大学毕业后来华的松本义成，也由属于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的爱知县法通寺所派。
自费留学生占有一定比重，如1882年来华的山崎桂，1883年田岛藏之助、横田三郎、吉泽善次郎，1888年奈良崎八郎、尾本寿太郎、福原伴十郎，1890年森井国雄，1897年小村俊三郎，1900年安藤辰五郎、栉引武四郎等，其中有的后来转为官费，有的本来就是军人。
早期留华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留学为名的大陆浪人和间谍，除通过日常生活学习会话外，他们实际上并不学习任何书本知识，而是四处游历，调查地理地形、风俗人情、军事设施及军队编制。如1882年来华的田岛藏之助，十余年间携带少量药品杂货，各处漫游，据称18省中只有广西、云南两省足迹未到。1884年来华的外务省官费生中西正树。学习期间即擅自离开北京，且一年时间游历华北、华中、西北、西南7省。后来干脆加入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 同年转为外务省留学生的横田三郎于1889年还前往蒙古旅行，据称为日本人首次踏足该地。他们无视中国政府的法律以及中日之间的条约规定，常常身着中国服装（注：因中国各地方言多歧，而中日人士外形相同，难以区别，1871年中日订立的修好条约第11条，应李鸿章要求，禁止日本人在华着中装。），利用各地的各种反清势力，千方百计挑起事端。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冲突，则立即投身军旅，或任向导，或为参谋，或干谍报。二是学习汉语时文，以及有关专业知识，以便就业，外务省及公司银行留学生多属之。陆军参谋本部所派御幡雅文，留学期间外务省命其赴欧洲留学，因认为有必要研究中国而不奉命，继续在北京学习汉语。后长期任教，培养汉语人才甚多。（注：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6年版，第134—135页。）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经史文学抱有热忱，语言学习之外，喜欢结交当地的经生文士，甚至专程拜访名师。此类人为数不多，除井上陈政，还有山崎桂、吉泽善次郎、野口多内、丰岛舍松、森井国雄、宫岛大八等。他们或进入当地的义塾书院，或投入名师门下，如山崎在北京先从多位满汉人士学习，又进入梁家园义塾研修文学，丰岛入上海正蒙书院，宫岛、野口入保定莲池书院。吉泽拜俞樾为师学汉文，野口师事吴汝纶，丰岛师事院长张焕纶，森井则先后在沪京津等地向宋恕、叶瀚、汪康年、张锡銮、贾景仁等问学，研究经史诸子百家、历代制度及晚近文学。宫岛师事张廉卿，7年间张先后长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 又转赴西安，宫岛一直紧随不舍。（注：《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05页。 ）丰岛之父为金泽藩硕儒，他由与中国士林交往甚广的冈千刃介绍，从学于张焕纶。张不仅生活上予以优待照顾，还时与口笔交谈，以慰孤寂。当时丰岛年轻气盛，每每毫无顾忌地指摘中国不振的原因，攻击孔孟之道，张则谆谆教诲，不厌其烦。如丰岛以中国少年文弱为儒教经典之过，张答以非孔圣经书之罪，乃奉行之中国人之罪。两人笔谈关于清朝缘起、中日关系、东西异同等事，颇可见当时中日两国人士的态度差异：
生曰：敝邦相传，贵国朝廷，出于我源义经之裔。义经系于清和源氏，贵朝国号基于此。
师曰：此说为奇异。然敝邦始祖说亦窈渺，有谓自天女降生者，此盖附会。古来符瑞之说，与贵国说上世者同然。鄙意本朝起于和林，当是金裔耳。其始甚微，不过一匹夫耳。因有雄略，为众所推，渐为部落之长，辟地日广，遂成雄图。
生曰：敝邦与贵国，交通最久，彼此往来，不必论何裔谁系也。我两国人种既同，书亦同文。总之，敝邦与贵国为兄弟国矣。
师曰：左氏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今日欧洲之人，真非我族类也。然以情理浃之，亦正无异。故孔说得最好，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真圣人之言也。左氏之说，反觉不大。
生曰：真然。但西人其心不易测，是以难辄亲。
师曰：西人虽恶之，而不能不服之。何也？他实有足以胜我之道也。特我东方，人心散漫，须有一大学识、而兼有大权力者，登高一呼，万山皆应，使天下聋者瞽者，精神一振。此愿不知何日可慰。
生曰：听高论，佩服曷胜。愚意若贵国有其人挽回国政而远驾西人，则我东方诸国何必愧服西人，必将遂于近。敝邦朝廷亦锐意谋治，他日果驾西人，则贵国之于敝邦亦当如此矣。我两国素唇齿之辅也。
师曰：敝邦与贵国为唇齿，此就今日言之耳。今日外侮甚多，不得不辑和家庭以御之。然两国朝廷举动，尚未坦白冰心，鄙人深切忧之。今幸交冈先生及诸兄，所说皆与鄙意相同，莫大幸事。他日我辈或有尺寸之柄，愿各勿忘今日之言。
生曰：我朝廷素有善邻之意，特派生等留学于贵国者，亦欲使交贵国大家名士，以通两国之意，固两国之好也。（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59—260页。）
可惜后来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每当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特别是像甲午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所谓中国通的人数不足，各类留华学生多被征召担任翻译，所起作用决非有利于巩固和平。培育过日本留学生的保定莲池书院，先在八国联军时遭受严重破坏，经修复，再毁于日本侵华战争。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把这一时期的所有留华学生都认作间谍，尤其是后一种类型，成为下一世纪“学问留学生”的雏形。
二、“学问的留学生”
作为管理海外留学生的专职行政机构，在19世纪后30年日本文部省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中国事务。在此期间，有关海外留学生的规则几度变化，1882年，将贷费生改为官费，由文部卿从东京大学毕业生中选拔。1885年又将选拔范围扩大到文部省直辖学校的专门科如师范科，所派人数甚少，每年约5—10人。前此还规定东京大学教员任满5年，可以所得薪水自费到海外留学，以学术研究为目的。（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2卷，第463页。）1892年颁布的《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规定，由该省所派留学生总数同时不得超过22人。（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3卷，第666页。）以后逐渐有所增加，1896年定为35人，次年扩大到60人，接着又取消了定额限制。其原因是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财政开支极为窘迫，通过战争获得大笔赔款，得以缓解。另外早期留学生待遇较高，贷费生时期除旅费外，每人每年1000日圆。改官费之初，每年为180英镑或1800圆，到1898年，减至每年150镑或1500圆。（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4卷，第460—463页。）
范围扩大和定额增加，为主要以培养师资为目的派遣留学生的文部省派人前往中国提供了可能。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时，共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其中文学部第一科为史学、哲学、政治，第二科为和汉文学。史学科因教授不得其人，于1879年废止。而和汉文学科应考学生也寥寥无几。校方担心国学、汉学中绝，作为权宜之计，于1882年设古典讲习科（国书课），次年设中国古典讲习科（汉书课），附属于文学部。汉书课继承日本汉学传统，教授史学、法制、考证等，历时两年即停止。这时日本国粹主义逐渐抬头，汉学随之有复兴之势。1886年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按照明治天皇的旨意，文科大学内单独设立汉文学科，以后哲学、史学科也增加有关中国的分支。（注：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东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1976年版，第15—21页。）1896年，又动议创设京都大学。日本《东华》杂志载文《汉学再兴论》，分析汉学、国学、西学的变迁大势：“明治以前，汉学最盛，士人所谓学问者，皆汉学耳。除汉学则无有学问也。及政法一变，求智识于西洋，学问之道亦一变，贬汉学为固陋之学，如论孟子史之书，一委诸废纸之中，无复顾问者。然其衰既极，意将复变也。比年以来，国学勃然大兴，其势殆欲压倒西学，而汉学亦于是乎将复兴也。”“试观近十年来，东京学业情形，前则政治法律之学，盛行于时，此等生徒，满于四方。其后学风一变，生徒修习文学者日众，而论其种类，虽分为日本文学，西洋文学，今将见有修习汉学者焉。”“汉学再兴之机运将渐开”。（注：引自《时务报》第22册（1897年4月）古城贞吉译文。）
1899年，东京大学文科助教授服部宇之吉以研究汉学为目的，由文部省选派到中国和德国共留学4年，当年9月，服部赴北京。（注：《本会员の海外留学》，《史学杂志》第10编第7号，1899年7月。）1900年4月， 拟建中的京都大学以法学部讲师名义派狩野直喜作为文部省留学生来华留学，以便归国筹办该校文科大学。（注：《狩野直喜博士年谱》，《东方学》第42辑，1971年8月。）然而， 这时义和团运动已经发展到京津地区，北京城内对外国人的态度渐趋激烈。服部和狩野本来住在东四牌楼北六条胡同旧公使馆的陆军武官官舍，后因形势严重，移到使馆区内，经历了两个月的“北京笼城”。义和团运动与国际汉学界似乎有某种机缘，服部、狩野后来分别为东西两京中国学界的领袖人物，同时被困的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员古城贞吉，也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元老之一。而在法国公使馆，则有后来成为西洋汉学泰斗、巴黎学派领袖的伯希和。除了两位文部省留学生，还有外务省留学生野口多内，正金银行留学生小贯庆治，西本愿寺留学生川上季三，以及留学生大和久义郎、竹内菊五郎等。他们编成义勇队，由以自费留学名义来华的陆军大尉安藤辰五郎为队长，参与作战以及辅助行动。8月中旬，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使馆之围解除。9月中旬，服部、狩野奉文部省之命归国。 （注：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日记》，大山梓编：《北京笼城记他》，东京平凡社1965年版，第113、135页。）
文部省派服部来华，本来目的不是留学，而是鉴于中国的维新改革，原文部大臣外山正一和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矢田部良吉等主张派人到中国帮助养成教育人才，推荐服部为候选人。此举既能培养中国的亲日倾向，缓和甲午战争以来的紧张关系，又可进而争夺控制中国的教育权。文部省接纳这一主张，但中日两国政府尚未就此正式交涉，因而以留学生名义派遣，目的却是指导中国的教育界。不过服部来华时正值戊戌政变后清政府趋于守旧排外之际，想通过结识达官名流以影响中国教育的尝试大都遭到回避或婉拒，允诺见面的只有袁昶一人，只好转而专门研究中国的民族性和一般国情。他后来转赴德国留学，1901年9月，因清政府重开新政，日本政府急电召其回国，接着应清政府招聘，赴北京出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44—746页；《服部先生自叙》，《服部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东京富山房1936年版，第13—16页。）狩野则于1901年再度来华，留学上海3年，住在日本人所开的旅馆，到在华外国人士有志于中国研究者组织的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北华分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图书馆读书，并周游江南，与张之洞、罗振玉、沈曾植、郑孝胥、陈毅等人交往。（注：《狩野君山先生と支那の学人》，《狩野先生と中国文学》，《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243、257页。）首次留学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民众激烈的排外情绪，甚至有人当面向他们显示不怕死的精神。但在使馆被围之前，服部、狩野等人还曾去琉璃厂的书肆访书。（注：狩野直喜：《清国谈》，《支那学文薮》，东京书房1973年版，第308页； 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回顾录》，《北京笼城记他》，第201页。 ）这一后来被吉川幸次郎称之为“学问的留学生”通例的举动，表明他们毕竟不同于上节所述之日本留华学生。
经过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中国朝野清楚地认识到普及新式教育的重要性。而日本则乘此机会，扩大对华交往和影响。1901年4 月颁行的《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细则》规定，留学生学资分为三等，到欧美各国、清国、韩国分别为每年1800、1200和1000圆，另有支度费200、150和100圆。两年后又补充规定来华单程旅费为140圆。（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4卷，第465、469页。 ）尽管一般倾向仍是留学欧美，但这一规定毕竟为有志于中国研究者提供了正式的机会。1906年，筹办已久的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终因日俄战争的胜利解决了经费来源而成立，师资虽多来自东京大学，风格主张却不相同。由此形成的中国学派，与东京的东洋学相并立。以后随着日本政府的鼓励和教育的发展，大学增多，专门和高等学校水准提高，研究中国的专业人员日益增加，赴华留学成为专业化趋势。开始还是零星个别现象，学习语言则自请教师，钻研经史文学则投拜名师，有的四处周游，拜会学者，查访书刊，游览名胜，凭吊古迹。1907至1909年京都大学的桑原骘藏为研究东洋史，作为文部省留学生来华留学，东京大学的宇野哲人也以文部省留学生名义来华。1910年初松崎鹤雄到长沙拜叶德辉、王闿运为师，学习《说文》、《尚书》等典籍。同年底又有三位日本人前来拜王为师，其中毕业于日本善邻书院的小平总治欲治元史。王因自己完全不通蒙古语，告以宜访沈曾植和曾广钧。是年由文部省派遣的盐谷温从欧洲留学归来，按预订计划还须到中国留学，也前往长沙投入叶德辉门下，学习词曲，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1912年8月才归国。 （注：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之4，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938、954、971页；盐谷温：《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斯文》第9年第8号，1927年8月；《先学を语る：盐谷温博士》，《东方学》第72辑，1986年7月。）
进入民国时期即日本的大正时代，日本朝野日益重视中国问题，各教育机构的中国研究显著增加。为了提高水准，推动研究，除文部省继续提供资助外，一些民间财团也出资设立奖学金，鼓励留学中国。如东京有岩崎奖学金，京都有怀德堂奖学金、上野育英会奖学金等。怀德堂的钱本来是给内藤湖南私人，仅5000圆，岩崎、上野则资金雄厚。上野为大阪实业家，出资10万圆在京都大学设立基金，规定由研究中国文史哲的教授协商，选派研究生赴华留学，原则上每次一人，为期两年，对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影响甚大。（注：《先学を语る：冈崎文夫博士》，《东方学》第70辑，1985年7月。 ）这一时期先后由文部省派遣来华留学的有1916年铃木虎雄，1921年藤冢邻，1922年羽田亨，1925年和田清、青木正儿。岩崎奖学金所派有1920年诸桥辙次，1921年竹田复（后转为文部省研究员）。由上野育英会所派有1919年冈崎文夫等。
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日本资助留华学生的机构又有所扩大。如帝国学士院的松方基金向留华学生开放，东亚考古学会也争得了专门基金。该会成立于1925年，由东西两京的考古学者合作组成，目的是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同时在北京大学和东京、京都大学之间交换留学生。据说资金系由外务省提供。（注：《学问の思ぃ出：原田淑人博士を围んご》，《东方学》第25辑，1963年3 月：《先学を语る：滨田耕作博士》，《东方学》第67辑，1984年1月；《先学を语る：水野清一博士》，《东方学》第75辑，1988年1月。）此外， 日本用退还庚子赔款举办的“东方文化事业”，从1930年11月起补助在华日本留学生，分为三种，其中第三种为日本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以及具有同等学历在中国大学研究所或专门学校进修研究者。（注：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45），1982年版。）由帝国学士院松方基金资助者有1927年加藤常贤，由文部省派遣来华者有1928年仓石武四郎、冢本善隆、楠本正继，1929年大渊慧真、玉井是博、奥村伊九良、原富男、鸟山喜一。东亚考古学会从1928年开始，每年1人，依次为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田村实造。由上野育英会资助的有佐藤广治、吉川幸次郎（先为自费）、木村英一、小川环树、今西春秋等。由“东方文化事业”资助者人数较多，如1936年平冈武夫、1937年奥野信太郎。此外还有目加田诚、桂太郎等。不过，总体看来，文部省派遣留华学生的比例很小。据文部省年报，从1918年到1935年，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年份为1922年，达217 人，1919至1928年以及1931年，均超过100人。若以累计在外留学人员计算，1922年至1928年每年约350至450人，其中留学中国者最多为6人，一般仅三四人，后来更减少到1人，甚至出现空缺的年份。 （注：《日本帝国文部省年报》第50—62号（1922—1935年）。）
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留学生也继续派遣。1907年宇野哲人留学时，即与三井的留学生都筑、铃木、母袋等合宿。1923、1924年，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田圆成、东京大学教授木村泰贤、法相宗长佐伯定胤等相继来华，与太虚商议交换佛教留学生事宜。（注：释印顺编著：《太虚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96—97页。）1927年以前，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各类留华学生汇聚于此。仅位于东城东四牌楼演乐胡同39号延英舍住宿的就达20人之多。北伐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与政治军事关系密切的外务省和陆军留学生纷纷转移，延英舍住宿者下降到不足10人。但为学问而来的留学生人数反而有所增长，当时在北京东有延英舍的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北有六条胡同本愿寺的冢本善隆、大渊慧真，南有船板胡同日本旅馆一二三馆的加藤常贤、玉井是博、楠本正继，绒线胡同盛昱故宅的奥村伊九良，西有寄居孙人和家的仓石武四郎。（注：《水野清一君挽词》，《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版，第635—636页。）此后来华者更多，1930至1933年留华的法本义弘，即记述了原、森口、铃木、杉村、熊田、山野、福本、吉田、仓井等十几位留学生在北京的生活情形。这时东单牌楼附近有所谓“日本人村”，留学生还组织了大兴学会。（注：法本义弘：《滞支见闻控》、《北京留学生觉书》，《支那觉え书》，东京萤雪书院1943年版，第9—10、257—272页。）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仍有以留学生名义来华者，但性质已不同，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只能视为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
三、学习与生活
日本来华留学生品类不一，其生活、学习和活动也各自不同。其中为求学问而来者多数为各大学的教师，不少人已是副教授甚至教授，还有的虽为刚毕业或在校的研究生，但已确定将来任教的大学和专业，因而目的性强。留学地点主要集中于北京，个别因专业研究的需要而改到其他地方。如羽田亨在奉天随喇嘛学习蒙语，青木正儿为了解昆曲到上海。生活方面，依各人的经济来源而定。19世纪末，外务省留学生每月35圆，公使馆附属语学生每月60圆。20年代，文部省第三种留学生为每月120圆，上野育英会每月200圆，帝国学士院松方基金每月300圆，文部省以在外研究员名义派遣来华留学者，因为多为副教授以上职称，待遇更高，达到360圆。1922年，文部省划一除外务、 陆军以外的所有在外研究员待遇（包括递信省、水产讲习所、关东厅、以及台湾、朝鲜两个总督府所派），分为三类地方、两种等级，其中包括中国、西伯利亚的丙等地方的高等官每年3000圆，判任官每年2400圆。（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7卷，1939年版，第774、783页。 ）而当时外务省低级职员每月仅80圆。20年代初期，北京物价较低，包车一个月19元，雇佣人9元。后来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银价急落， 银本位的中国货币与金本位的日圆之比大幅度下跌，200日圆可兑换中国银500元。北京物价虽有所上涨，以较高标准，连同衣食住行，总计不到每人每月100 元（房钱饭费共30圆）。（注：《学问の思ぃ出：竹田复博士を围んご》，《东方学》第37辑，1969年3月；《学问の思ぃ出：加藤常贤博士を围んご》，《东方学》第39辑，1970年3月；《留学时代》，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371—372页。）早期北京租房甚难，服部宇之吉来华时只能住在旧公使馆宿舍，到铃木虎雄时仍然颇费周折。（注：铃木虎雄：《北京ょり》，《艺文》第7年第6号，1916年6月。）以后逐渐改善，经济优裕的住在日本旅馆，其他则或寄宿于中国人家，或租用民宅，或共居宿舍。进入30年代，北京各大学周围出现不少学生公寓，也有个别留学生入住，与中国同学一起生活。饮食虽多面食，与日本习惯不同，但或由房东包伙，或于饭馆用餐。外出则多乘人力车。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虽然强弱不同，但很少有人抱怨饮食不佳，反而对北京的大菜小吃印象深刻。（注：奥野信太郎：《燕京食谱》、《小吃史の记》，见《随笔北京》，东京第一书房1940年版。）与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映明显有别。（注：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的饮食抱怨最多。参见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第2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4页。）只有沐浴之事远不及素爱洁净的日本，中国都市里澡堂的脏与乱，常常成为日本留学生取笑抨击的对象。这时穿着西装在城市已经逐渐流行，禁止日本人在华穿中装的禁令无形中取消，一般日本留学生多着西装，而京都大学的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受狩野直喜研究中国应当沾染上中国文化之说的影响，也模仿当时北京流行的服饰穿着中装。
学习方面，首先是学习语言，尤其是口语。这是令日本留学生大为头痛之事。中国各地方言杂出，甚至同一北京城内，据说也有8 种口音。单纯通过日常生活学习，很难通行无碍，必须学习官话。本世纪初北京尚无专门语言学校，聘请个人教师，又因全城有资格者不过10人，要价过高，每日1小时，一个月即须5至10元，2小时则加倍。为此， 早期留学生曾以同文会名义在霞公府创办清语学堂，共同请人教授。（注：《燕京见闻录》，《史学杂志》第15编第8、12号，1904年8、12月；宇野哲人：《考史游记序》，东京弘文堂书房1942年版，第7页。）后又在霞公府组织同学会，数十名日本年轻人每天上午集中学习汉语，留学生也加入其中。（注：《学究生活思出》，《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东京角川书店1980年版，第419页。）民国以后，旗人失去特权地位和生活保障，又缺少专门技艺，不得不另谋生计，不识字者做人力车夫，而通文墨者维生的途径之一，便是登门教授来华外国人学习北京话（日本留学生称之为出张教授）。因旗人所操直隶腔，为当时上流社会比较标准的官话，不似一般汉人南腔北调，同时旗人过去生活闲适，对于清朝的礼节制度乃至各种民俗风情均略知一二，尤为想了解清代学问与社会的日本留学生所欢迎。出身清朝贵族的奚待园即前后教过不少日本留学生。北京先后担任过日本留学生汉语教师的还有金国璞、骆亮甫、马杏昌，在上海则有延年等。由于教师增多，二十余年间学费竟有所降低。到20年代末，单教口语每天2小时每人每月5元，教授文学等则每人每月10元。留学第一年一般学习语言，因为没有专门课本，多以《红楼梦》、四书为教材。除书本知识外，有时留学生还提出有关制度、民俗、戏剧等方面的问题请求解答。（注：《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第381—382页；奥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一）——间崎万里氏宛通信》，《三田评论》第474号，1937年2月。）
其次为专业学习。多数日本留学生实际上是来华进行研究，因而一般并不进入具体的学校。如加藤常贤以中国家族制度为研究课题，而中国的大学当时尚无有关课程或专家，所以主要是在市井坊间实际考察婚礼葬礼等现实生活。竹田复也只是在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的研究室请沈尹默、黎锦熙等解答问题，其余时间则为自己读书。至于拜师学习者，则得到谆谆教诲。盐谷温从叶德辉习元曲，叶在《元曲研究序》中记其事道：“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问难，不惮勤求，每当雨雪载途，时时挟册怀铅，来寓楼，检校群籍。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当盐谷请益时，叶“执笔作答，解字析句，举典辨事，源源滚滚，一泻千里，毫无窒碍。由朝至午，由午至晚，谆谆善诱。至会心之处，鼓舌三叹，笔下生风，如发小楷，直下一二十行，乐而不知移时……夏日酷暑，不顾汗流滴纸，冬日严寒，不顾指僵难以握管，开秘籍、倾底蕴以授余。”（注：盐谷温：《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斯文》第9年第8号，1927年8月。）20年代以后， 逐渐有日本留学生进入北京大学等校为旁听生，如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目加田诚等。1928年吉川选听了马幼渔的“中国文字音韵概要”、“经学史”和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以后又先后听过钱玄同的“古今声韵沿革”、沈兼士的“文字学”、陈垣的“正史概要”、伦明的“版本源流”、余嘉锡的“目录学”、吴承仕的“三礼名物”等。考古留学生则选修马衡的“金石学”。按照规定，科目一经选定，不得更改，并须注册， 但不必考试。 （注：《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原件照片。旁听生开学时须测验程度。）同时他们还在中国大学选修课程。另外每周一次到西城的汉军旗人杨钟羲宅学习诗文和清朝学术史。杨氏曾与王国维同为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熟于清朝的掌故制度及学术源流，多所著述，与日本学者及留学生交往甚广，曾开办雪桥讲舍，并于日本人主办的《文字同盟》杂志刊登广告，后因报名人数太少，未能开课。（注：《学问の思ぃ出：仓石武四郎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40辑，1970年9月。杨氏于清朝史实掌故极熟，但讷于言， 常与客人默默相对。）学习文学的奥野信太郎不满北京大学里以整理帐簿式的态度研究文学，认为缺少精致的学风，不足以谈诗文，为体验中国文化的精髓，反而从奚待园的教授《红楼梦》中获益良多。（注：奥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一）——间崎万里氏宛通信》，《三田评论》第474号，1937年2月。）
学习书本知识只是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而且可以说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实地了解中国社会，或者说通过各种活动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俗人情制度。与此相应，日本留学生的在华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拜访学者，二、访书买书，三、考察名胜古迹，四、看戏采风。
以学问为目的的留学生，在现地向本国学者请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可谓事半功倍。中日学者间的交往由来已久，尤其是近代以来，学者的互访日益增多，彼此增进了解。这为日本留学生访求名师提供了便利。尤其是20年代以后，小柳司气太、今关寿麿、桥川时雄、杉村勇造等人长期在华，广交文化界人士，注意掌握当代学术动向，其中任职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桥川侨居中国二十余年，“与中国学者交游之广，堪称现代第一人”（注：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华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8月。）， 并对在华日本留学生负一定责任，七七事变后日本组织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1938年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议时，即由他介绍在华留学生的情况。（注：小林澄兄：《东亚文化协议会》，《三田评论》第494号，1938 年10月。）留学生拜访中国学者，往往由他们提供指示，或予以引荐。因而日本留学生对于中国学者的情况，有时较中国人还要熟悉，知道所研究的专题应向哪位学者请教。早在1919年冈崎文夫欲治宋学，即知须见深居简出的马一浮。他和同时留学的武内义雄、诸桥辙次、佐藤宏治以及今关天彭等，在读书和纵谈古今之外，“时时相携拜访名儒硕学”（注：《はしがき》，《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角川书店1979年版， 第8页。）。
这时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下，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普遍高涨，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却能区别对待，热情相助。竹田复来华，沈尹默不顾当时排日气盛，说“我们是同学”，给予很多研究的便利。诸桥辙次留学期间会见过沈曾植、郑孝胥、陈宝琛、姚永朴、姚永概、马通伯、柯劭忞、樊增湘、王树枬、叶德辉、王国维、康有为、章炳麟、蔡元培、杨钟羲、胡玉缙、张元济、傅增湘、周作人、钱稻孙、胡适、伦明、杨树达、马幼渔、陈垣、黄节、马叙伦、朱希祖、孙人和、孙德谦、沈尹默、沈兼士、马衡、马鉴等。（注：诸桥辙次：《支那の文化と现代》，东京皇国青年教育会1942年版，第85—94页。）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时，中日关系相对缓和，先后结识的中国南北学者文士有杨钟羲、王树柟、江瀚、傅增湘、汪荣宝、徐乃昌、金松岑、袁励准、梁鸿志、李宣龚、李宣倜、吴士鉴、李详、张元济、徐鸿宝、陈寅恪、杨树达、黄侃、孙人和、胡光炜、马幼渔、马廉、马衡、吴承仕、吴梅、朱希祖、沈兼士、钱玄同、钱稻孙、赵万里、李根源、王君九、潘博山、潘景郑、王佩诤、王大隆、吴湖帆、陶冷月等。1929年7月杨树达接待了来访的仓石武四郎，认为“此君头脑明晰， 又极好学，可畏也”（注：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1936年5月平冈武夫来华时， 已是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之际，他不仅由桥川时雄介绍，认识了参与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平人文研究所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学者，还得到据说有意避开日本人的顾颉刚的款待，并见到被视为反日派的陶希圣。留学日本出身的学者更是日本留学生首先拜访的对象。周树人、作人兄弟即先后接待过竹田复、青木正儿、木村英一、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目加田诚、桂太郎等人。（注：参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周作人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说在北京还受到格外优待的话，访问江南的吉川则受到和中国青年同样的待遇，令他感到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
日本留学生来华的目的之一，是收集研究资料，因而访书买书成为在华活动的重要内容。武内义雄在北京的京师图书馆看到浩瀚的四库全书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看到印行中的四部丛刊各种珍稀典籍时，心情激动不已。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图书不幸毁于日军的战火，江南书商的抗议之词，一直传到东瀛的友人处。吉川幸次郎几乎以1／3的时间用于购书。日本留学生在北京的主要去处有二，一为琉璃厂，一为隆福寺，是当时两大著名古书店街。前者的来薰阁、通学斋，后者的文奎堂，为留学生光顾最多的书店。这一时期，因政局动荡频繁，许多古书流出市面，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古史，重视年代早的珍版。日本留学生却注意清代学术，主要收购这方面书籍。有的隔日一往，每去必有所获。虽然经费充裕，但因买得太多，有人甚至将归国的旅费也用掉，还要向书店借款。这几家书店的掌柜陈杭、孙殿起、赵殿成等，和不少日本留学生成为知交。北洋政府时期，压迫学界，20年代中期，“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令中国学者感到“可哀”。（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 —177页。）除在北京购书外，游览各地之时，尤其在江南各城镇， 也往往拜访当地的知名书商，选购古籍，如苏州的邹百耐、扬州的邱绍周等。吉川归国时，邮寄的书籍小包达300包之多。 战前日本教授的待遇远不及中国，不少学者后来藏书的主要部分，即为留学期间所购书籍。至于一些研究必需的珍版秘籍，则设法阅览抄录或影印。中国的收藏家对于求知好学的外国后进反而予以优待，连秘不示人的珍本古物也取出予观。
游览名胜古迹，是留学生的重要活动项目。各种奖学金除日常生活费外，往往还提供一定数额的旅费，作为调查旅行之用。中国各地的佛教建筑和雕塑艺术，以及古代碑刻，尤为日本学术界所重视。除了考察北京市内及附近的宫殿寺观，山西大同，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开封，河北易县、房山等地，为留学生足迹所到较多之处。桑原骘藏留华两年，先后四次到陕西、山东及河南、内蒙古、江南等地旅游考察。宇野哲人也到过山东、陕西。（注：参见《考史游记》。）青木正儿留学期间，先后以北京、上海为中心，遍游河南、山西及长江中下游各地，到过郑州、开封、洛阳、大同、云冈、八达岭、居庸关、上海、宁波、镇海、舟山、沈家门、普陀山、曹娥、绍兴、钱塘、嘉兴、湖州、苏州、常熟、庐山、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洞庭湖、长沙等地。（注：《青木正儿年谱》，转引自唐振常《吴虞与青木正儿》，《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页。 ）东亚考古学会所派留学生，更集体深入蒙古、绥远、察哈尔，考察古长城和细石器文化遗迹，收集匈奴时代的青铜器。1930年4月来华留学的江上波夫， 一年时间里先后到察哈尔、山东、旅顺、绥远、内蒙考察，活动完成，留学生活也告结束。（注：《学问の思ぃ出：江上波夫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82辑，1991年7月。）游览名胜，则多到中原、山东和江南一带， 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最多。不少人还撰写了游记，记事抒情，如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宇野哲人的《长安纪行》，武内义雄的《江南汲古》，冈崎文夫的《兖豫纪行》等，均为名篇。
戏曲为中国文化的结晶，近代京剧取代昆曲而兴，名家辈出，争奇斗艳，被誉为国剧。而戏曲研究，又为晚近学术尤其是域外学人所重视。因而看戏便成为日本留学生沐浴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短期游学者也要千方百计听几出名角的戏，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唱词内容，却大体可知剧情，更重要的是亲身感受那种氛围。清末民初留学生常去的北京剧场为广和楼、燕喜堂、天乐园、庆乐园，此后则为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和前门外的开明戏院。不过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昆曲更为学者所偏爱。铃木虎雄在北京留学时与当地名剧评家交往（注：铃木虎雄：《北京より》，《艺文》第7年第6号，1916年6月。），学习过《桃花扇》， 加藤常贤则学过胡琴。了解较深者还试图比较皮簧与昆曲。关注现代中国的留学生除了注意当红的富连成科班以及中国戏曲音乐院附属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还留心正受好评的新式话剧《日出》的上演情况。（注：奥里信太郎致庆应学塾塾监局函，《三田评论》第480号，1937年8月；奥野信太郎：《演剧の二道场》，《随笔北京》，东京第一书房1940年版，第120—122页。）青木正儿留学时北京昆曲几乎绝迹，他为此特意改赴上海，到徐园听硕果仅存的苏州昆剧传习所的童伶演唱。（注：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序》。）此外，北京的风俗人情，节令礼仪，也是留学生注意了解体味的事务。（注：青木正儿：《昆曲剧と韩世昌》、《见た燕京物语》、《春联から春灯きで》、《支那の鼻烟》，均见《江南春》，东京平凡社1972年版；奥野信太郎：《街巷の声音》、《空地と杂艺》，均见《随笔北京》。）
近代中日关系，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总体对抗中，的确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向。在日本逐步推行大陆政策的大背景下，留华学生无论类型如何，甚至包括求学问者，也不能不受此制约。其考察研究活动成就不俗，使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发展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重心之一，同时又往往成为日本政府甚至军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依据，服务于所谓“日支提携”、“东亚共荣”的国策。但是，其中一些人通过留学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与民族性格的优长，或由热爱历史与自然风光而对中国滋生由衷的感情。狩野直喜声称恨不能生在中国，对一般人认为不好之处也流露出眷恋之情，是一种极端的体现。（注：《狩野直喜氏支那文学史解说》，《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第595页。 据说狩野曾在东京的教授欢迎会上讲，想起夜赴寒山寺，有人在船上解溲，很有意思，令在座的人大吃一惊。虽然都知道狩野喜欢中国，不料竟到这种程度。《先学を语る：狩野直喜博士》，《东方学》第42辑，1971年8月。 ）中国学者访问京都，必须前往狩野住宅，这时狩野往往更换中装出来见客，以示郑重和礼敬。（注：《积微翁回忆录》，第47页。）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等人以成为中国人为留学目的，不仅在华期间“全盘华化”，归国后也继续着中装，讲汉语。更重要的是在学问与生活两方面领悟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日两国虽有“同文同种”之称，学术见解却相去甚远。而且中国学者一般不将对人物著述的评议诉诸笔墨，只有通过口耳相传才能了解和领悟彼此的区别。这对欲按照中国当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文史的京都学派尤为重要。加藤常贤、宇野精一等人在旅费用完时，无须任何凭据就得到古书肆的借款，感到无信不立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维系中国社会的重要支柱，因而尊敬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伟大。（注：《学问の思ぃ出：加藤常贤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9辑，1970 年3月。）平冈武夫在易县考察时，适逢卢沟桥事变，身陷战线中方一侧却得到当地巡警的保护得以生还，他本人和曾经去易县考察过的武内义雄都叹为奇迹。战争期间，平冈还收到顾颉刚从昆明辗转寄来亲笔书写的条幅。（注：平冈武夫：《顾颉刚先生》，《东方学》第62辑，1981年7月；《访古碑记》，《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第188页。）而松崎鹤雄、盐谷温不仅学习知识，也接受礼仪文化的熏陶。盐谷初入师门，见同门杨树达入见叶德辉时以手击头出声，以示叩头，惊于中国礼仪之盛。松崎后来对叶师事勤谨，他长期在华，广交中国学者，日本战败后也不愿归国，“被敦迫就道”。临别致函陈垣、邓之诚等人，“追念多年高谊，依依不忍去”（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26、385页。）。这种热爱中国的感情在当时日本普遍蔑视中国的情况下，虽不足以阻止日本的侵华行动，战后却转化为推进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在增进中日友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实，研究中日两次战争之间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主要还在于民间；而“学问的”留华学生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支。
文章来源： 《近代史研究》 1999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