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年轻时曾有种种浪漫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抱负，但却命中注定只能当一辈子教师。不过，我欢喜教师这个职业，我欢喜学生，学生也欢喜我，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古语云，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我有那么多理解、信任、喜欢我的学生，遍及国内和海外，对于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来说，已经足以自慰了。
我对于以豪言壮语装点起来的伟大空话历来非常讨厌，更不满于有些人常常想把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我与楚图南先生素不相识，也从未参观过戴震纪念馆，但却非常欣赏楚老先生为该馆题诗中的两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经常以此自勉并勉励自己的学生。我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无论在政治压力还是金钱诱惑之下，都不能忘记这个根本。优秀的史学是文化瑰宝，应该属于全人类，而且可以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有些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永恒。尽管史学在社会上受到冷落，甚至还不免受到某些无知的干扰，但历史学者不应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自己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绝不止一个，而是一批乃至一大批。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史学和史学家们！
我一向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把他们视为希望之所在。但我从来不敢以“人梯”自喻，因为我缺乏应有的学术高度，一部分是由于丧失的时间太多和思维的空间有限，一部分是由于自己的少年失学与勤奋不足。时下流行的“人梯”之说已失原意，常见平庸之辈也高唱“甘当人梯”，使人未免啼笑皆非。“人梯”之说大概是由牛顿的名言引申而来，然而牛顿的原话是：“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试问，如果是站在侏儒的肩膀上，难道也能看得比别人更远吗？人云亦云，不求甚解，随波逐流，大抵如此。
当然，我并非贬抑一般长者扶掖青年的热情，因为“甘当人梯”毕竟比“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高尚得多，至少是有益无害。我在这里只不过是从更高的学术标准出发，同时也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人梯”自有严格含义，并非人人可当，正如“大师”、“人师”的称号也非人人都可以领受一样。至于我个人的志愿，无非是甘当铺路石子，让青年学者成长的道路稍为平坦一点，可以比我们前进得更快更远。有一个深夜我忽发奇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1979年在东京大学搜集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本所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长起了若干导引作用。而经过他们不懈的协同努力，便出现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等新领域的开辟。这正是我感到聊以自慰之处。
真正的学术应是全人类的公器，真正的史学其价值必然超越国界而为世界所认同。为了史学的国际化，包括把外国优秀史学介绍进来，把本国优秀史学介绍出去，国际学术交流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从1979年开始，我有幸在这方面参与了大量工作，不仅加强了中外史学的交流，而且增加了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之间的了解与友谊。至今，我们历史研究所与日本、美国有些著名研究所的交流与友谊已经延续到第三代人了，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有些学术重镇的交流与友谊也正在向中、新生代延伸。同时，在旅居海外期间，我又与外国留学或任教的众多中国年轻学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他们的学业成长与回报祖国多少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我离开耶鲁大学时，该校两岸学会的王宏欣同学即席赠诗：“桃李满天下，文章鬼神惊。讲学广会友，寻道每怀情。侃侃谈国事，谆谆励后生。男儿轻聚散，唯愿海河清。”诗中虽有溢美之语，但其恳挚之情确实使我深受感动。40多年来，无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我为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的成长，耗费了不少精力与时间，对自己的著述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学术的小我只有汇入学术的大我才能进入永恒。
总而言之，为造就青年学者开路，为发展学术交流搭桥，这就是我的人生追求。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