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浙江吴兴人，1926年生。自1951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1984年至1990年曾任该校校长。1983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至1990年止。1990年至1993年，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1993年9月至1994年1月，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研究教授。1995年1月至7月，任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迄今为止，先生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术研究成果甚丰，主要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主编，共3卷）、《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前编、续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张謇与近代社会》（与田彤合著）、《实斋笔记》，主编了《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湖北通史》、《清通鉴》等大型史著项目。此外，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
由章开沅先生一手创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座落在华中师大桂子山的西边，绿意盎然的桂花树环拥着这所声名远播的学术机构。章开沅先生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几乎每天上午，先生都会一路散步，从家里准时到办公室看书、写作，数十年来，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虽然从事教研已经50余年，但先生依然在继续着他永无止境的探索。2003年6月25日，在章先生幽静的办公室里，我就以下一些学术问题聆听了先生的教诲。
章先生，您是国际知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据我所知，您的学术生涯也是由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的。请问：您为什么选择这一段历史作为您的主要研究方向？辛亥革命史研究到现在取得哪些突出成就？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史已经很难再深入下去了，您认为辛亥革命史是否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章先生：初入史坛时，我的研究兴趣在太平天国史，之所以后来转到辛亥革命史是受到一个事件的触动。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这说明了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而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着我。一个外国学者能够不畏艰辛千里迢迢来武汉研究辛亥革命，一直身处武汉的我为何不能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上有所贡献呢？这件事情我在其它一些场合也提到过，应该是我投身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吧。当然，后来研究辛亥革命史并不限于武汉，而是放眼全国和世界。1961年，我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通过这次会议，我更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学术领地，只要辛勤耕耘，即不愁没有收获。“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李秀成”事件，我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70年代后期，我又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就辛亥革命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着手与林增平先生等学者一起撰写《辛亥革命史》。这本书出来后，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赞誉，被称为最能体现当时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不过，如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言，这本书只能说是一个新的起点，起点的意义要更高一些。
到现在，辛亥革命史经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可以说是硕果累累。继我和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之后，又出版了多部各具特色的辛亥革命史专著。国内外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自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以来，形成了每10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讨论会的惯例，至今已举行了4届。在新时期的开放环境和开放心态下，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也比较频繁。近20余年来，辛亥革命史在研究主题上有了较大拓展，除了对辛亥革命的性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辛亥人物等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外，关于民间社团、市民社会、人口、自然灾害、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可以说，辛亥革命研究已不局限于历史事件本身，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变为辛亥革命研究了。
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部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研究已经到头了，难以再深入下去了。这种看法有些片面，当然，研究的难度和起点是增高了。200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就提出，辛亥革命内容极为丰富，影响极为深远，课题极为众多，对于研究者具有永恒的魅力，21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将再创辉煌。现在，我还是这个观点。在发展的方向上，我主张有四点。一是进一步延展时空。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辛亥革命研究要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这个看法依然有效。二是注意研究视角的转换，从不同侧面审视史事，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既是说登山之乐，也是说治学的眼光。如此看来的历史才是动态的，丰富的，真实的。三是要深入社会生活，这一点目前已有学者注意，但还不够。不能单关注海面的泡沫，而要更多关注社会基层与民众，让历史在演绎天下大势的时候，也能够给予过去的普通人一个舞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四是要继续加强实证研究，这是史学观念、研究方法的基础，不可须臾或离。如能够做到这几点，相信辛亥学脉，可以世代绵延。
魏：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与近代资产阶级研究分不开的，但是单纯从革命视角来研究资产阶级显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您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呼吁加强“集团研究”、“群体研究”，但在“群体研究”的同时，您也十分注重“个体研究”，如您对张謇的研究。请问：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如何结合？群体研究的思想给资产阶级研究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发挥了怎样的推动作用？您似乎对张謇研究情有独钟，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吗？
章先生：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都是历史研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主体一方面是以群体形式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也会以鲜明的个体形象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会使历史的宏观和微观层面更明晰的凸现出来。在早期资产阶级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是阶级分析法，往往将资产阶级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最多对其内部分为上、中、下三层，这种方法仍失之粗糙。1983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我强调了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认为集团研究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之间的中间层次。因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单个企业的简单相加一样，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集团研究可以使历史的多样性得以充分展示，可以使历史研究突破简单的阶级定性，使对统一性的提示更为确切和深刻，还归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有关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我强调了专题研究和省区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要进一步作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集团研究、群体研究或者区域研究，提法不同，但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都是要根据历史真实，以多维视角看世界。“一管窥豹”当然显示了观察者的高明，但要窥全豹还是很难的，不容易做到。
可能多少是由于我的影响，集团和群体的研究方法得到一些年轻学者的响应，曾经在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攻读过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新一代学者先后都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马敏、朱英对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在国内是较早的，成就也比较突出。目前，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在他们的带领下又上下求索，向下深入到商会更基础的组织——同业公会的研究，向上扩展到对20世纪民间社团的研究，近代商人团体的立体面貌不断丰富。此外，虞和平对于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清末学堂与学生群体的研究，刘伟对晚清督抚群体的研究，乐正对于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研究，赵军对于日本大陆游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王建辉对于晚清以下几代出版家群体的研究等，可以说都是“群体研究”思路的实践。事实上，集团研究、群体研究已不仅限于商会和资产阶级的研究，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扩大到不同阶层，官、绅、商、学，各自以自己的面目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它们又互动互联，形成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群体研究的深入可以使我们对于整个社会有着更生动的认识，如关于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近代绅商的研究对于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有着重要作用，由此探讨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公众领域问题，将历史问题与理论思考相结合，使历史的归纳与演绎更具有理论的自觉，也使理论的阐明在历史评判的基础上更为精确。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中，我也以群体研究的方法考察了洋务运动中几个不同类型群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是督抚群体，二是思想先驱群体，三是科技官僚群体，四是经营管理群体。2000年，我们编写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不过，这并不表明群体研究的终结，历史研究方法始终都要求突破与创新。近年来，“新社会史”的观点兴起，虽然在什么是“新
社会史”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在注重整体历史的同时，又关注普通人集团的历史，“以自下而上”眼光观察历史进程等方面仍是共同的，大可留同存异，推陈出新，使历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道路上，以“状元办厂”闻名于世的张謇是极其重要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自19世纪的最后一年大生纱厂开车出纱始，张謇在江苏通海地区办实业、办教育的大作为即受到世人广泛关注，学术界研究其人其事的兴趣也经久不减，成果丰硕。我之所以始终关注于张謇研究，细想起来，大概也是为这位晚清状元立功立言的丰功伟绩所吸引。张謇的特殊经历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耦合性，他不仅可以作为观察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及经济思想变革的基点，也可以将其作为透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政治变迁、文化变迁及社会精英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变迁的观测点。我从1961年开始研究张謇，如果说张謇情结是指对这一研究的痴迷与执着的话，大概没有错。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时，我就考虑另写一本《张謇与近代社会》。值得慰籍的是在田彤博士的协助下，这本书终于在2001年完成了。如果讲方法，也不妨说是个体研究法。这与群体研究并不矛盾，可以互为补充。
魏：章先生，您是国内教会大学史研究先行者之一，您为何从资产阶级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又关注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呢？怎样看待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呢？目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已取得了哪些成绩？应该在哪些方面加以改进呢？
章先生：自19世纪末，西方教会先后在中国创办了一批大学，其中基督教创设的有13所，罗马天主教创设的有3所。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史学界对在华教会大学的研究较早，约在20世纪在50年代就已起步。但在国内，因长期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将教会大学单纯看成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或者称文化租界、反动堡垒，教会大学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禁区。这不太符合历史事实。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到教会大学史研究。1989年6月，我们与美国鲁斯基金会合作，召开了首18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之后国内的教会大学史研究逐步深入，并有了一定的声势。到现在，已经召开10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教会大学译丛》、《教会大学史研究》等论著，海内外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也相当可观。在研究队伍上，已改变了初期“喧宾夺主”的面貌，形成了以大陆学者为主，港台及国外学者广泛合作的研究格局。
关于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比较复杂，一向也存在一些争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对教会大学的职能转变做些了解。教会高等教育是西方在华教会教育体制的重要环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是为了培养高级布道人员或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为早期教会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提供配套的高等教育。这些大学有的是一个教派单独设立，有的由几个教派联合设立。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会才得到迅速发展，学生人数扩张很快，增加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并且日益本土化、专业化和世俗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在办学的过程中，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着自己的贡献。我认为，对教会大学的评价还是要坚持“两个区别说”。过去，国内之所以难以开展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其症结在于以政治评价取代了学术评价，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结代替了对教会大学这一历史事物的理性分析。在近代史研究中，在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研究中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个时代因素。为此，应将作为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和西方殖民主义本身区别开来。其次，还应将早期的教会大学与成熟时期的教会大学相区别，以正确评价其宗教功能、政治功能与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变化。在早期，教会大学的确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的“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在后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与其教育功能日渐疏离，教育功能日渐占据中心地位，专业教育、学术水准和社会工作日益提升。在抗日战争以后，很少有人把教会大学看成是外国人的学校，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实现了本土化，而且在实际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排除历史成见，更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进一步推进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发展。
21世纪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应该具有更好的条件。现在，学术环境比较宽松，学术研究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学者能够根据科学的研究，自由发表意见。当然，对教会大学的研究还是应该持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既要避免历史成见，也不能矫枉过正，不顾事实拔高研究对象的历史地位，这都不符合历史的求真原则。教会大学史研究是一个交叉性的领域，有学科的交叉，也有时空的交叉，因此要加强中外合作与交流。通过合作进一步发掘史料，通过交流促进研究的提升。现在，有不少博士论文以教会大学作为选题，或许可以期待在不久后就有重要成果问世。
魏：1994年后，您关于贝德士文献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受到国际关注，并推动了相关研究文献的发掘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您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转移到抗战史研究的？您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能就抗日战争史研究谈谈您的看法吗？
章先生：贝德士是我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美籍老师，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他从1920年代开始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一直到1950年。他曾担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并作了大量的实录与对外报道。他去世后，留下了共130盒，1000余卷档案文献，全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统称为贝德士文献。其中不仅有关于中国教会大学的文献资料，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资料。1988年、1991年我先后两次前往查阅。谈起整理贝德士文献的原因，大概与时势有关。1994年前后，日本右翼势力每年都在历史教科书方面大做文章，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我投入到贝德士文献的艰苦研究，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掩盖历史罪行的无耻谎言。1999年，我又出版了贝德士文献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我做这些工作，不是为了求名求利，前面也说过，主要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历史的真实不容随意篡改，这条基本原则不能丢弃。事实上，有些正直的日本学者对于右翼势力的这种做法也十分反感。
近年来，我一直十分关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令人高兴的是，投入到这项研究中的学者增多了，成果也更有份量，更注重挖掘国外的史料。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而且是整个抗日战争史研究。要还原抗日战争史的原貌，揭露侵略者的罪行，不能光靠国际舆论，靠别人的同情和支持，最根本的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研究，通过科学实证的研究，让事实说话，让侵略者自己的行为去反击右翼势力的谎言。
魏：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史观，如您在《实斋笔谈》中对史魂、史学创新、史学参与等都有所论述。您认为史魂的核心是什么？在您的治学中，体现着鲜明的史学参与精神和创新精神，那么怎样处理史学参与和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的关系？新时期的史学应如何创新？
章先生：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自古至今，独立的学者人格一直受到挑战。章学诚曾言，“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这种状况在今日之史学界并不少见。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往往使史学受损害太多，甚至湮没自己的本真。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重提史魂，重建史德，正当其时。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诗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必须明确治史为求真，是为保存民族文化，学术不是求名求利的公器。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
在重科技轻人文的今天，提倡史学参与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但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它，因此与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并没有矛盾。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面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而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不能以狭隘的功利主义来衡量历史的“用”和“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是从学理上讲的，或许有的学者会认为太抽象。具体来讲，史学参与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实现，一是要以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关注现实生活，发挥历史研究的功效。从这个角度看，我当初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或可称之为一种参与，目的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言论。在研究主题的研究方面，可以选择与现时代紧密相关的课题，在尊重事实、注重历史差异性的同时，发挥以史为鉴的传统。在教学研究中，以历史教学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这也是一种参与。是要以学者的识见，撰写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精品，恪守学术规范，不搞粗制滥造，将史学参与与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结合起来。这原是作为学者应遵守的基本准则，现在竟要屡屡重提，可见问题已十分严重了。这是学术本身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要谈史学参与就是难上加难了。
史学创新并无定法，但也并非无章可循，最基本的一条是不能脱离史学研究的实践，空谈创新。因此，创新不是想象的，而是实践的。我自己的治学领域有多个，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由辛亥革命史起点，拓展到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解决的问题基本相同，但分析问题的角度有了变化，由革命史研究，到群体研究，到现代化研究，内在路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寻求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主体特征。商会研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研究大树上的一个果实，在一些年轻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这颗果实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对资产阶级研究有所推进，也由此可以透视近代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已非当初整理商会档案时所能料想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大概独立性强一些，但由此发掘的贝德土文献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学术创新是实践的，是通过学术史的继承和开拓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实证的态度，史料的发掘，理论的自觉才能够综合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作品。年青的史学研究者最好还是学有专攻，由此深入挖掘，不能声东击西，朝秦暮楚。也不能急功近利，单纯追求数量的上升，或者盲目硬搬西方理论，导致食洋不化。总的看来，创新是实践的，是继承的，是突破的，是艰苦的，也是由专而博的，是厚积薄发的，是由浅入深的，是永无止境的。我这不是秘诀，贡献出来，也算是一种史学参与吧。
魏：您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主要创办人，富有丰富的学术管理经验。据我所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是一个普通的辛亥革命史教研室，而目前，这个研究所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之一，研究所拥有一个团结协作、成就突出的学术群体。您认为要建设好一个学术机构的关键是什么？
章先生：应该说，目前学界好的学术研究人才并不缺乏，缺乏的是能够搞好学术管理的英才。一个学术机构要永葆其学术生命，学术管理的好坏是关键。学术管理与学术研究是两回事，能够搞好学术研究不一定能够搞好学术管理，但搞学术管理一定是要学术研究有所成的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学术机构与一般机构不同，虽然也涉及到人事、经费等问题，但核心问题仍然是学术研究。目前，国内同领域的学术机构之间因为申请经费、课题的问题，相互之间竞争很激烈。这是好事情。但这种竞争不能单纯放在经费问题上，其重点仍在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有成就，这个学术机构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从事学术管理也需要肯牺牲时间，肯奉献。傅斯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很有天赋，但在学术管理上的经验尤为人所不及。他先后创办了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在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功绩也为同时期的学者所赞誉。不过，他也因此而耽搁了许多的时间，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因此，学术机构要管理好，发展好，需要管理者乃至全体成员有奉献精神。其次，学术机构要有较好的研究群体和学术梯队。大学要有大师，一个好的学术机构也需要有名师和大师。并且，不能仅靠一个人，要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专业结构、年龄结构上要配备合理，团结协作。此外，一个学术机构要有准确的学术定位和新的学术生长点。学术机构要根据自身的研究队伍情况以及其它条件，确定自身的研究重点，在某些项目上集体进攻。既要鼓励学者大胆创新，开拓新的研究，但又不能散兵游勇，完全各自单干。这样，才能够形成自身的特色。与此相应的是，在保持优势的同时，要不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对于学术研究的重点，要有一些前瞻性的计划。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由一个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发展成为今天的规模，一方面是由于研究成员集体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前进的。由辛亥革命史到资产阶级研究，早期现代化研究，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一大批的青年学者在这些领域中成长起来，原有的和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和开垦，这些都是一个学术机构生存和壮大的沃土。当然，一个学术机构的管理涉及到许多方方面面的事情，有些事情也不是学术机构内部可以解决的，有些方面涉及到宏观学术管理机制的问题。就我看来，学术薪火得以延续，文化血脉得以搏动，这才是一个学术机构存在的价值，学术管理也应该以此为最终目的。
本文刊于《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