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和稍後（1938-1948）國民黨政權二把手考論 1
張 箭2 李重揚3
摘要：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病逝後，經過長期的鬥爭與磨合，國民黨政權最終形成了以蔣介石為一把手，汪精衛為二把手的權力體制。但到了1938年12月，汪精衛出走降日，國民黨政權一時之間便失去了明確的二把手。這時，在全面抗戰的大背景下，何應欽以自己國民黨元老的資歷、隆盛的聲望、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的雄厚軍權，隱隱佔據了二把手的席位。抗戰後期，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前景逐漸明朗，國內抗日戰爭壓力的減輕，勝利在望，蔣介石扳除何應欽軍政部長一職，開始將其權力消解並轉移至愛將陳誠。與此同時，順應即將到來的和平重建的需要，長於財經、外交的外交部部長宋子文以兼代行政院院長一職歸國理政，並旋即轉正，成為新的政權二把手。最後，全面內戰爆發，奉行“無問政軍”的宋子文淪為國軍“糧草官”。由蔣介石一手扶持的陳誠則以稍前軍事委員會撤銷為契機，徹底接掌何應欽巔峰時期的權位，成為國民黨政權新的二把手。
關鍵詞：國民黨政權；二把手；何應欽；宋子文；陳誠；
國民黨集團長期以孫中山先生為一把手，核心，首腦。1925年3月孫先生病逝以後，國民黨集團沒有明確的一把手、首腦、核心、黨魁，處於分權、或集體領導、或相互競爭博弈的階段。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蔣介石等都有可能競爭一把手。經過兩年的博弈和分化改組重組，也由於形勢的發展演變，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工農和國民黨左派，成為南京國民黨政權的一把手。不過這時同時存在以武漢為中心、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政權，與蔣政權對峙和競爭。但自“七·一五”政變開始，武漢的汪集團也分共、清黨、背叛革命、屠殺中共和工農，大革命失敗。又經過一段時間的博弈和磨合，國民黨集團於1928年基本統一起來（1928年2月3～7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1928年9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其首腦人物的權力和地位排名等也確定下來，即蔣介石第一，汪精衛第二。此後，國民黨內部雖有多次軍閥混戰和派系衝突，這個基本的政壇格局沒變。但到1938年12月，汪精衛等投降派出走、叛變投敵降日，國民黨政權內就沒有了明確清晰的二把手，直到1948年4月李宗仁當選國民黨政權副總統，國民黨政權內才算再次有了比較明確的清晰的二把手。
在這期間即九年多的時間裡，由於蔣介石的黨、政、軍地位和權力都極為鞏固，一時無兩；也由於他個人擅權專政，猜疑心重，是“有名的威嚴棣棣的大獨裁者”4，對畀權於下慎之又慎，國民黨政權內“二把手”這一角色一直形象不彰，因此就需要研究、考證、探索。鑒於學界內尚無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專著中的某章某節對此予以專門討論，故本文將對此問題予以探討。
一、判斷一個政權二把手的角度和方法
由於這一時期國民黨政權二把手身份的隱晦性，要對其進行考證，須得從多個角度入手。而作為所有考證角度的前提，則既然是在考證“國民黨政權”之二把手，首先且必須應當明確的便是這一時期國民黨政權的政權性質。不同類型的政權，客觀上對領導人的素質有不同要求。從國民黨政權的基本性質出發，我們可以觀察到身為其“二把手”的必備屬性。
1924年1月23日孫中山先生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將國民黨政權建設國家的程式分為三個階段，即：軍政時期、訓政時期與憲政時期。自1917年廣州軍政府成立，到1928年北伐成功，是為軍政時期；自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全國歸於統一，國民政府訂定《訓政時期約法》，到1948年5月20日國民政府改組，是為訓政時期；本文所考察的時間段即完全籠罩於訓政時期之內。
然而，這一時期，從國民黨政權的主要活動來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基本上先後籠罩了整個九年，兩場全國範圍的劇烈戰爭，大量消耗著國民黨政權的人力、物力，導致其喪失大片統治區域，無一不威脅到國民黨政權存在之根本，使得這一時期軍政活動實際上依然是國民黨政權所有活動的重心。
從國民黨政權的最高領導機構來看，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開啟了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8月1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五十一次會議決定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國防最高決定機關，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負責任”5，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國防最高會議主席；11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定，政治委員會停止開會，其職權交國防最高會議代行。至此，國防最高會議集黨、政、軍權于一體，成為國民政府最高領導機構。1939年1月，國防最高會議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名義上，其依然是國民政府最高領導機構，蔣介石是該會的委員長。然而，同一時期更具重大意義的是，同樣以蔣為委員長的軍事委員會，不僅掌握了軍事方面的控制權，還承擔了政府所有的行政職能。1937年9月17日，國民黨中常會第51次會議正式決議：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使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權，並授權該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中國戰時政府之最高統領，並擁有全中國行政、立法甚至司法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承擔抗戰的全部責任，得以擁有陸海空三軍的最高指揮權，並得以指揮全國民眾”6。在此委任下，軍事委員會職權與組織大肆擴張，成為戰時中國實際政治中心，以至於外界有認為軍事委員會為“第二政府”。無論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機構國防最高委員會，或其前身國防最高會議，還是實際上的戰時中國政治中心軍事委員會，從名實之上的最高領導機構皆深度軍政化來看，國民黨政權的軍政屬性十分明顯。
從最高領導人來看，國民黨政權一把手蔣介石長期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改組前為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絕對掌控著國民黨政權的軍政大權；即便是因為沒有軍權在一把手之爭中敗於蔣介石，並因為同樣緣故為蔣介石所架空的二把手汪精衛，在出走降日前亦以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為主要職務之一，至少名義上在軍政事務中據有一席之地；至於1948年成功競選副總統，成為新的國民黨政權二把手的李宗仁，本身就是桂系首腦，擁有雄厚的軍政資本，同時在撤銷前的軍事委員會中亦名列委員。
同時，關於這一時期國民黨政權的軍政性質，蔣介石自己也十分清楚，並在日記中加以闡述。他寫道，世界上有三種政府：一種是用黨控制軍隊和政府，如蘇聯；另一類型是以軍事控制黨和政府，像戰時日本；最後一類是政府淩駕于軍人和政黨之上，如英美。但他寫道，在與共產黨的鬥爭中，他必須使用軍法統治國家，他不能向世界披露這一點，免致受民主國家誤會。此外，他還提到，民主憲政和議會選舉跟軍事行動無法配合7。
綜上，這一時期的國民黨政權雖存“訓政”之名，而實際上，依然沒能擺脫“軍政”的本質。既然“軍政”才是這一時期國民黨政權最真實最重要的本質屬性，那麼在考察這一時期國民黨政權二把手之時，軍事權力便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參照這九年多前後的時間段，無論是出逃之前的汪精衛，還是1948年以後的李宗仁，國民黨政權的二把手都擔任顯赫的軍事職務，具備一定的軍事權力。那麼，在戰爭最為白熱化的這九年期間，國民黨政權的二把手縱使身份沒有那麼明確，也斷無缺席軍事之理。據此，孔祥熙、林森、陳果夫、陳立夫、孫科等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黨內或操實權，或富資歷人望，或居高位，但與軍事權力無涉的人物便可排除在外。
為了探尋一個政權某一時期真正的二把手，一個最直接的方法是將目光聚焦於該時期該政權最高領導機構上，從最高領導機構的核心成員中去找尋“二把手”的身影。在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段，國民黨政權的最高領導機構名義上為國防最高會議或國防最高委員會，實際上為職權與組織大肆擴張、有戰時中國“第二政府”之稱的軍事委員會。人員構成上，國防最高會議更為龐雜，不過其中與軍事權力相關者，除副主席汪精衛外，皆為軍事委員會會員。在汪精衛出走後，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一職空缺，至國防最高委員會階段，甚至不設副委員長一職，遂致該機構中與軍權相涉者全系軍事委員會會員。因此探尋此後國民黨政權二把手身份時，我們不妨徑直將目光放到軍事委員會。當它改組之後，存在之時，軍事委員會一直是中國軍政最高統禦機關；而在它撤銷之後，國民政府最高領導機構及其職權範圍，以及相應人事亦發生變化。因此，宜以1946年5月31日軍事委員會裁撤為時間之分野，將尋找汪精衛出降投敵到李宗仁當選副總統這段時間內國民黨政權二把手的過程初步分為兩個階段來討論。
二、1938-1944年
在汪精衛於1938年12月出走投日之前，國民政府於是年1月進行了軍事委員會的改組，比較重要的變動一是取消副委員長、常務委員制，原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閻錫山、馮玉祥，原常務委員李宗仁，均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二是參謀總長的事權大大提高，與此同時何應欽接替原參謀總長程潛，出任該職。參謀總長一職“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幕僚長，指導軍事委員會所屬各部、院、會、廳，襄助委員長處理軍事委員會日常工作”8，因此可以說這個職務便是軍事委員會內部的“二把手”。既然此一時期軍事委員會為國民政府實質上的最高軍政領導機關，因此推而廣之，認定參謀總長一職為國民黨政權“二把手”之職務，似乎也無不可。不過，考慮到明文條例規定的職責劃分與實際權力應用實施過程的差異性，以及作為國民政府首腦的蔣介石實際上大權獨攬，乾綱獨斷，其個人意志對政府官員升降榮辱、權責大小的重要影響，僅僅憑藉邏輯推導將參謀總長一職的擔任者便視作國民黨政權之二把手，仍稍嫌武斷。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在此一時期的國民黨政權內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職位，而於1938年1月軍事委員會改組直到1946年5月31日軍事委員會裁撤，在此期間一直擔任參謀總長的何應欽，無疑是這一時期國民黨政權二把手最有力的競爭者之一，更別提大致在同一時期，他還兼任著綜理軍政、統管軍需，在戰時中國權力極大的軍政部長一職。
當我們不武斷地以“參謀總長”一職為二把手的唯一參考標準，將探究的目光適度放寬時，那麼在這次軍事委員會改組之前擔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論職位僅次於委員長蔣介石，改組後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晉系首腦閻錫山、西北軍領袖馮玉祥；同為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桂系一號人物李宗仁；改組前擔任參謀總長，改組之後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並于1940年5月出任副參謀總長兼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的程潛9；無論改組前後都擔任副參謀總長，改組後兼軍訓部部長的桂系二號人物白崇禧；改組前後均擔任軍事委員會秘書廳秘書長，並于1938年1月到1939年12月兩年時間內一直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張群，都可以納入考量的範圍。
在這些人當中，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三人無疑是最為耀眼的明星，他們都是各自派系的首領，手握重兵，雄踞一方，在政治以及軍事上都曾與蔣介石分庭抗禮，截至1938年12月以前，曾兩度逼蔣下野，俱懷有角逐最高權力的實力和野心……但是，也正因如此，恰恰決定了在1938年12月到1948年4月這段時期裡，他們不可能是國民黨政權二把手的事實。因為這一時期正是蔣介石個人權力極度膨脹的時期，“二把手”究竟為誰，受他個人意願的影響非常之大。派系之爭歷來是國民黨內部一個難以治療的痼疾，深受其擾又猜忌心重的蔣介石不可能親自扶持一個其他派系的“二把手”，來威脅自己鞏固的權勢。從軍事委員會改組過程中的職務變動，我們也可以很明顯地察覺到蔣介石的這一取向。他在極大地擴充軍事委員會權力的同時，裁撤了副委員長這一職務，或許即是防備閻錫山、馮玉祥借這次改組的東風，以軍事委員會中的二號職務，攫取整個國民黨政權的“二號權力”。“1938年1月17日公佈的《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決定，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軍令部、軍政部、軍訓部、政治部四部長以及軍事參議院院長為軍事委員會當然委員”10，人員如此泛濫，致使李、閻、馮三人所出任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這一職務不僅在實權上，就是在地位上比之副委員長、常務委員也是遠遠不如。事實上，在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派系一家獨大的情況下，非中央派系的首腦們想要攫取逼近于蔣的權力，只能通過抵觸蔣的意願，挑戰蔣的權威來實現。在1948年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次國民大會副總統選舉中，李宗仁正是首先無視蔣介石的反對，堅持參選；繼而斷續經過四輪投票，艱苦博弈，不屈不撓地戰勝了蔣介石全力支持的孫科，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副總統，才為自己奪取了國民黨政權二把手的地位。據黃埔軍校四期生，時駐北平的“天子門生”劉誠說，競選之際，蔣介石欲迫使李宗仁棄選而不成，竟憤然在黃埔系與CC系重要幹部出席的秘會中聲稱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是他心口的一把尖刀，而“各位如真能效忠領袖，就應該將領袖心中這把刀子拔去”11。並且，當李宗仁競選成功後，蔣介石仍不依不饒，手諭李在就職典禮上著軍常服，蔣自己則著長袍馬褂，“相形之下，頗欠莊嚴”，故意使其難堪12。
雖然同樣出身非中央派系，但和首腦李宗仁相比，桂系第二號人物白崇禧並未受到過度壓制。蔣介石出於分化、瓦解桂系的目的，同時也是作為拉攏、安撫桂系的政治籌碼，使白崇禧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和軍訓部長兩大職位。在對待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態度上，蔣介石展現了自己一貫擅長的禦下權謀之術，即扶持弱勢一方，抑制強勢一方，使兩方力量趨向對等，因此爭權奪利相鬥不休。不過，這種扶持畢竟是有限的，蔣介石給予白崇禧更高權位，目的在於使他分散、消耗李宗仁的力量，替自己牽扯住這個政敵，而不是再造出一個比李宗仁還要強力的非中央派系強權人物。將白崇禧與何應欽作一對比，無論是副參謀總長對參謀總長、軍訓部長對軍政部長，白崇禧的兩大職位在職銜、實權上均被何應欽毫無懸念地壓制。
至此，在整個軍事委員會中，還有資格與何應欽競爭國民黨政權二把手之位的，便只有程潛和張群兩人。其中程潛原本是改組之前的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在改組之後，何應欽榮升參謀總長，而本來是參謀總長的程潛卻僅在軍事委員會中擁有一個委員的資格。前文已經提到過軍事委員會委員資格之泛濫，而且一升一降，這本身就很能說明兩者“孰更有可能是二把手”這一問題，何況這一升一降恰好發生在軍事委員會這一組織權力急速擴張，成為戰時中國軍政最高領導機構的時期。因此，這一變故，不僅說明了何應欽與程潛兩人在實際權位上的孰輕孰重，甚至也印證了這一時期他們二人在蔣介石心中器重、倚賴的程度上孰輕孰重的問題。
這一時期，在國民政府諸同僚中，張群是最有可能與何應欽競爭二把手的人物。從兩人與國民黨政權最高領袖蔣介石的私人關係來看，張群比起何應欽還略勝一籌。張與何同蔣介石都有同學之誼，張與蔣是保定陸軍軍校校友，張、何、蔣三人後來都進入東京振武學堂學習。不過何應欽在東京振武學堂時，比蔣介石低一屆，兩人只是點頭之交；而張群在此時就已經與蔣介石引為知己，甚至“本來準備學步兵的，可是與蔣先生一見如故，於是不學步兵而學炮兵，以期與蔣先生朝夕相處，共同切磨”13。論校友同學之情，張群與蔣介石更加長久、深厚。兩人又都是蔣的結拜兄弟，張群與蔣介石結拜於1911年上海光復起義後不久，時蔣介石在黃郛第二十三師中任團長，張群為該團參謀，兩人意氣相投，遂結為兄弟。何應欽則與蔣介石結拜於1925年3月12日棉湖戰役中。此戰何應欽率領黃埔學生軍以少敵多，敵人一度突進到指揮所前，千鈞一髮之際，何應欽親率指揮所人員組成戰鬥隊正面壓制，浴血奮戰，這才轉危為安。此戰意義極為重大，蔣介石對棉湖之戰的評價是：“棉湖一役以教導第一團千餘之眾，禦萬餘精悍之敵，其危實甚，萬一慘敗，不惟總理手創之黨軍盡殲，廣州革命策源地亦不可保”14。對於廣州革命政府來說，這是攸關生死的一戰；對於蔣介石和何應欽來說，此戰一旦失敗，兩人政治軍事生涯也會遭受重挫。正因這股同生共死之感，“劫後餘生”的兩人於棉湖戰役勝利的當天，，便歃血為盟發誓，結為兄弟。不過，同樣是結拜兄弟，比起何應欽因暗中支持桂系逼蔣下野等事件與蔣介石時有裂痕不同，張群自始至終，一心一意為蔣介石效力。有人曾評價張群：“眾友評岳軍，只能呼為蔣之使而不得稱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寵撒嬌時，而張唯知唯唯諾諾，欲如何便如何，無一迎抗”。令人稱奇的是，張群聽到此番評論，竟淡然自嘲說：“張群何人？蔣氏走狗也”15。甘為走狗，張群對蔣介石的赤膽忠心可見一斑，而他的忠心也並未被蔣介石所辜負，他為蔣介石擔任幕僚長達六十餘年，隨沉隨浮，是公認的極少數能一直伴蔣左右，得蔣信任，善始善終的人物。
1938年12月汪精衛出降投日之時，張群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和行政院副院長兩大職位；稍後國防最高會議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時，張群又出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從軍事權力上來講，無論是軍事委員會秘書長，還是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都更接近顧問、幕僚、智囊一類的角色，並無指揮、統帥之權，在職權上不如參謀總長，何況何應欽還身兼把持著軍政大權的軍政部長一職。將兩人此前之後的履歷作一對比，何應欽組織、籌畫過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的多次關鍵性大型戰役，1935年4月便已受任國軍一級上將16；而張群雖同為軍校出身，卻並無統兵作戰經歷，連國軍將領都算不上。他的活動主要集中于行政、經濟領域。因此，單論軍權，張群遠遠無法與何應欽相比。行政上，張群不僅以行政院副院長一職力壓何應欽一頭，同時還統領著以行政官員為主體的政學系，稍後又于1941年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成都行轅主任17。可以說在行政事務中，張群一直是蔣介石最為信賴倚仗的幫手之一；至於何應欽，軍事委員會雖然取得了所有的政府行政職能，參謀總長在職司上又“襄助委員長指導軍委會所設各部、會、廳並處理一切業務”，但蔣介石顯然並沒有讓何應欽“襄助”行政的意思，其只能處理一些職司之內與軍事相涉的行政工作，因此何應欽在行政權上又遠遠無法與張群相比擬了。資歷方面，兩人都是在留學東京振武學堂期間加入的同盟會，之後都參加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張於1917年入廣州軍政府，任大元帥府參軍；何於1924年南下，任大本營參謀處軍事參議，並協助籌辦黃埔軍校。兩人俱是國民黨政權元老耆宿，相差無幾。個人勢力上，張群是政學系核心人物，至於何應欽，雖然是黨派之爭嚴峻的國民黨中的一股清流，從不拉幫結派，不過他曾任黃埔軍校總教官，與黃埔成員有同事或師生之誼，為人又恭謹謙和，深孚人心，在黃埔嫡系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以致國民黨中向歷來有“蔣何”之稱18。政學系成員雖遍及黨政財文各個領域，多為高官，不過該組織較為鬆散，成員各有其志，並無明確綱領目標。該組織是充當蔣介石聯合各個派系重要人物的黏合劑，于張群個人威望上支持有限。而黃埔系則是蔣介石中央派系裡的骨幹力量，蔣介石賴以執掌軍權，進而控制黨權、政權，最終達到個人權力的巔峰。因此論及個人勢力，在黃埔系中穩居第二把交椅的何應欽略勝一籌。
綜上，將張群與何應欽兩人對比，何在軍事權力、個人勢力上勝過張，張在行政權力上勝過何，資歷方面兩人則相差無幾。雖然在私人關係上，張與蔣比何與蔣更加親密，不過兩人都具備一定的信任基礎，此時都是蔣介石必須倚仗的幫手；因此蔣介石對兩人的重用程度，兩人在國民黨政權內地位之高下，並非受與蔣親疏關係所影響，而是因兩人個人能力、履歷的差異和時局所需有所區別。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軍事委員會的改組，均導致國民黨政權更加深刻地軍政化，導致軍政權力的擴張，為軍界人物提供了更廣闊的政治舞臺，把身為參謀總長、軍政部長的何應欽的威望、權勢、地位更加明顯地凸現出來；張群固然更為蔣介石信賴，但戰時中國行政權力的收縮，卻使得他的地位有所下滑，而長於行政、匱於軍事的履歷和能力，導致他在深度軍政化的國民黨政權內影響力頗為不足。時人將張群比作蔣介石的使女，而以何應欽為蔣的“大金剛”、“總管”、“永遠的大副”。“使女”固然更加親密無間，“總管”卻才是能夠替“主人”總攬全域，挑起大任者。總的來說，張群更像是蔣介石個人的二把手，他為蔣介石出謀劃策，按蔣的意志、借蔣的權威行事，而一旦失了蔣的權威，他個人在整個國民黨政權內的影響和作用便十分有限；而何應欽才是既能代為執行蔣的意志，個人影響力和實力又足以輻射整個國民黨政權的強勢人物，亦即1938年汪精衛出逃後國民黨政權真正的二把手。
事實上，當我們以運動發展的眼光看待汪精衛出逃後誰是國民黨政權二把手這個問題，往上追溯根源，便會發現就在不久之前，國民黨政權同樣存在一個二把手汪精衛缺席的關鍵時期，亦即1936年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當晚，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緊急聯席會議，會議加推何應欽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並明確授予何應欽軍隊指揮調動權。何應欽身兼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與軍政部長二職，同時擁有軍隊指揮調動權，儼然已成為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權力核心。之後，力主武力討伐的何應欽，更是與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和以宋美齡為代表的和平解決派針鋒相對，最終力排眾議，使政府通過武力討伐的決議，並於12月16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受授討逆軍總司令之職19。這是他核心權力的一次具體運用和再度擴張。由此可見，早在1936年，何應欽在國民黨政權內的影響力便僅次於蔣、汪二人，只是一般情況下，蔣汪二人的權力鬥爭已近白熾，明哲保身、謹慎小心的何應欽自然無意張揚，引火焚身；而當蔣汪缺席，國民政府需要一個權力中樞穩固形勢時，這個隱形的“三把手”便順勢而出，站上明面。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主張武力討伐的何應欽並未受到蔣介石的詰難。尚在西安期間，蔣介石便在日記中評價何應欽主張武力討伐之舉“余聞此語，知中央戡亂定變，主持有人，不啻客中聞家庭平安之吉報也”20。回到南京後，蔣介石更讓何應欽在慶祝大會上代替自己致辭，以肯定、表彰他主戰以救，在成功營救自己的同時，維護了自己和國家的尊嚴。其實，按照蔣介石在西安與中共、張楊所作約定，當他回歸南京後應當“先將何應欽、張群、張嘉璈……趕走”21，蔣介石大可據此順水推舟，免去何應欽軍政部長的職務，但他並未這麼做。非但如此，何應欽在西安事變中獲得的權力，雖然軍隊指揮權和討逆總司令之職，自然由於蔣介石的回歸和事變的和平解決而解除，不過在此期間他被增補的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職位卻保留下來。由此可見何應欽的權力並未因西安事變的影響而動搖下滑，甚至還有所上升；在兩年後的軍事委員會改組中，他又以參謀總長一職更進一步。當汪精衛降日出走後，原二把手權位真空，何應欽這隱形的“三把手”自然就應運而升，成為國民黨政權這一時期新的二把手。
何應欽“二把手”的地位也可以從其他方面加以佐證。他曾獲美國總統羅斯福、英皇喬治六世、法國政府與墨西哥政府等授予各式勳章。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向美國政府所作報告中評價他道：“何在國民黨將軍中的權力和威望僅次於委員長”22。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何應欽作為中國戰區受降最高指揮官，主持受降事宜，代表蔣介石在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上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1948年12月新華社發佈國民黨戰犯名單時，何應欽已辭去本兼各職于上海江灣陸軍醫院養病，仍然於該名單上位列第五，除蔣介石外，僅次於蔣的心腹愛將，於抗戰後徹底崛起的陳誠，以及於1948年由競選副總統成功而崛起的桂系首腦李宗仁及其二把手白崇禧。
三、1944-1946年
自1938年汪精衛出走之後，何應欽以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和軍政部部長兩大核心職務，長期穩坐國民黨政權二把手的位子。然而，到了1944年的11月，素來位高權重的何應欽卻陡然遭逢他軍政生涯的一次重大挫折，他兩大核心職務之中的軍政部部長一職，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為陳誠接替。軍政部部長一職的失落，從直觀層面來看無疑已是他個人權勢的下跌，然而更加關鍵的，是從這一職務的變動中傳達出來的另一個深層信號。軍政部長一職相較而言，雖然不及何應欽的另一職務參謀總長地位煊赫，但比起“襄助委員長處理軍事委員會日常工作”的參謀總長，掌控全國軍隊人事編制、軍需糧草的軍政部長的實權和獨立性無疑更強。更何況，這一職務早在1930年以來便一直為他把持，14年持續不斷的苦心經營，軍政部可以說是他個人權力的根基命脈。而現在，這塊他個人權力的禁臠卻被蔣介石輕易地移花接木，以作他人的上升之階，這意味著他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經今不勝昔，而他貌似依舊煊赫的權勢也不再如之前一般穩固。
何應欽之所以失掉軍政部長，根本原因是在他主持軍政部期間整個國民黨軍需後勤系統極其嚴重的貪腐問題。後方貪污走私盛行，前線物資極度短缺，長期饑寒交迫、彈藥匱乏的部隊士氣低迷，組織散亂，戰鬥力如何可想而知。李宗仁曾痛切地指出：“在大敵當前之時，並肩作戰的友軍，有的食豐履厚，武器精良，氣焰淩人，有的卻面有饑色，器械窳劣。要他們同樣出死力而無怨尤，又豈可得呢”23？這一問題不僅致使舉國上下怨聲載道，民怨沸騰，甚至連國際世界也受到震動。1942年，針對美援物資被囤積起來準備內戰或者於黑市高價倒賣的情況，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遣溫德爾·威爾基專程到中國視察，何應欽邀請他到黃河前線去看看美援物資發揮的巨大功效，史迪威當眾奚落何應欽：“威爾基先生當然應該去，不應該錯過這個機會。這是中國最大的市場，日本和中國人在那裡買賣各自需要的各種貨物”24。
由貪腐問題引發的國內、國外同時“倒何”是直接原因。除此之外，還有何應欽與陳誠愈演愈烈的軍權之爭，史迪威與蔣、何關於中國軍隊最高指揮權之爭等錯綜複雜的因素。這些問題在此不宜多做深究，接下來讓我們將目光及時回轉到本文的主題，即國民黨政權二把手人選的考察上。
在何應欽身上發生如此重大的變故之後，他是否仍然是國民黨政權當之無愧的二把手，顯然是一個必須予以重新探討的問題。
在何應欽主持軍政部期間對他批評尤烈，並且在他走後由蔣介石欽點上位的新任軍政部長陳誠，是何應欽在軍界之內最為強力的競爭對手，並且也是他此次失利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應該首先納入考察的物件。
在擔任軍政部長之前，陳誠歷任軍政部常務次長、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政治部部長、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職，並于1943年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在任期間他雖屢次請辭該職，蔣介石卻堅決不許，並剖以“我派你往遠征軍，乃是要希望你立業成名”25的良苦用心。最終陳誠雖因胃疾復發而獲准辭職，但蔣仍令其保有遠征軍司令長官的頭銜，而代替他入緬指揮作戰的衛立煌止得遠征軍代理司令長官之銜，足見栽培厚愛之意。同時，陳誠歸國療養康復之後，旋即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冀察戰區總司令，總攬所轄範圍黨政軍大權。何應欽卸任軍政部長之際，蔣介石曾要他保舉三名接任人選，何應欽推薦顧祝同、劉峙、薛嶽三人備選。對於何應欽的推舉蔣擱置不談，待到他催問時，才批示：“辭修如何”26？由此可見，對於新任軍政部長的人選，蔣介石心中早已確定除陳誠外別無二人，徵求何應欽的意見，不過是給這位元老宿將一個臺階下，同時借此機會探一探他是否能夠揣摩、迎合自己的心意。
這一時期，從軍事來看，頻頻奔赴各大最重要戰線指揮作戰的陳誠無疑是國軍將領中最為閃耀的一顆明星；從政治來看，他歷任政治部部長、湖北省政府主席，充實的政治履歷又是何應欽所不具備的；在圍繞軍政部長一職展開的正面交鋒中，他又確鑿無疑地擊敗了何應欽，展露了頭角崢嶸的晉升之勢和最高領袖蔣介石之偏愛，與何應欽的失勢形成鮮明對比。
那麼，1944年11月，取代何應欽成為軍政部長的陳誠，同樣會是取代他成為國民黨政權新二把手的人物嗎？
首先必須注意到的一點是，何應欽在卸任軍政部長不久，即於1944年12月走馬上任同盟國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從軍政部長到陸軍總司令，對於蔣介石給予何應欽的這一變動，歷來的看法是明升暗降。由於蔣介石對軍隊指揮權的獨攬獨斷，陸軍總司令有名無實，故此職級雖在軍政部長之上，而實權卻是遠遠不及。不過，“明升暗降”，總歸是占了個“升”字，既非一味貶謫，說明蔣介石對何應欽仍存器重、任用之心，只是為了給自己的心腹愛將陳誠的晉升鋪路，兩頭權衡之下，不得不讓何應欽做出犧牲，同時又以陸總職位給予一定的補償安撫。
實際比較何、陳二人的職位。何應欽是參謀總長兼陸軍總司令，陳誠是軍政部長兼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冀察戰區總司令。參謀總長“指導軍事委員會所屬各部、院、會、廳”，軍政部位居其列；無論第一戰區還是冀察戰區，又都統歸於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轄制。故此，這一時期的陳誠，雖然頭角崢嶸，但羽翼未豐，無論從哪方面來講，都是何應欽名義上的下級，與何應欽競爭國民黨政權二把手之說，尚無從談起。對陳誠，蔣介石確存栽培之意，然而想要取代何應欽，還需時日做進一步的栽培。
那麼，排除了陳誠這個最直接，最鮮明的挑戰者，我們是否就可斷言，1944年，從軍政部長到陸軍總司令，縱使明升暗降，何應欽依然是國民黨政權名副其實的二把手呢？
也不儘然。由軍政部長“明升暗降”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毫無疑問依然是國民黨軍界的二把手，但提及整個國民黨政權——當我們將目光稍微放寬，不狹隘地僅僅停留在軍界，大概與陳誠接替何應欽執掌軍政部長同時，國民政府中發生了一次更高級別的人事變動，外交部部長宋子文於1944年12月再次兼代行政院長，並于1945年6月由代轉正，正式擔任行政院長。
前文業已說過，1938-1948年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軍政特徵非常明顯的政權，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時候跳出軍事委員會，到整個國民政府中去尋找政權二把手的可能性人選呢？概因1945年前後，即1944-1946年，在這個國民黨政權二把手潛藏不明的十年中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間段。這一時期，國內、國際形勢都發生根本性轉折變化，以致對國民黨政權領導階層的二把手提出了完全迥異於其他時間的要求和挑戰。
截止何應欽辭去軍政部長、宋子文即將就任代行政院長的1944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尚未徹底落下帷幕，然而戰局已定：歐洲戰場，盟軍開始大規模反攻，諾曼地登陸成功開闢第二戰場；蘇聯收復全部失地，進入衛國戰爭爆發前的德國27，也已進入對德國及其僕從國的大反攻階段。太平洋戰場，美軍連續取得菲律賓海海戰、萊特灣海戰等一系列決定性勝利，進而空襲日本本土，逼得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引咎辭職。表面上看，國內的抗戰形勢雖依然不容樂觀，然而反法西斯盟邦們的捷報頻傳使得日本大勢已去，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勝利只是或在早晚。總之，這是一個戰火頻仍的時期，但這也是一個勝利在望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政府，其軍政屬性正在逐漸淡化，戰爭已經不再是唯一的考量目標，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領導人已經開始考慮戰後的一系列問題，比如戰俘接收、地區局勢、戰後經濟重建，以及蔣介石視為心腹大患的共產黨問題。例如，在1944年3月20日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提出的當年中國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是：研究戰後外交方案、計畫戰後海外貿易等28。足以說明國民政府對這場戰爭已經有了充分的自信，因而已經未雨綢繆地將目光投注到戰後而非當前。也正因如此，戰局的緩解使得蔣介石可以愈發從容地調整陳誠與何應欽的升降，排除老將，為自己更加寵信的手下安排晉升之路，而不必擔心如此重大的人事變動導致人心思異，對戰局產生不利因素進而危及國家存亡。這一時期，即使只是暫時的——畢竟在蔣介石構建的戰後藍圖中，重啟國共內戰是一步他不可不落的棋——國民黨政府已經開始嘗試著向一個和平的、建設型、管理型政府轉變。雖然這個和平的政府最迫切的目標是為下一場全面戰爭做準備，但這並不影響其對恢復和建設的渴望，因為只有一個元氣愈發充足的政權才能使即將到來的戰爭愈發順利——毋庸置疑，對共產黨的敵意甚至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國民政府對快速有效的戰後經濟重建的渴望。然而，也恰好在這一時期，蔣介石在行政、財經領域最倚仗的助手，實際主持行政工作的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在蔣介石最為需要他之際，卻由於其妻宋靄齡侵吞美金公債案、國軍在豫湘桂戰役中接連慘敗導致國府聲威日墜，自身難全。與之相對，宋子文則以外交部長身份，折衝於外，縱橫捭闔于歐美列國之間，爭取國際援助、重建中國形象，功績斐然，飽受好評。宋、孔二人，長期以來一直是蔣介石在行政財經領域的左膀右臂，如今正逢亟需助力之時，左膀既去，豈有複閒置右臂，束手無為之理？1944年11月20日，蔣介石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財政部長職位；12月4日，時自任行政院院長的蔣介石以“事務繁冗，不能兼理院務”29為由，令外交部部長宋子文兼代行政院院長，直接繞過當時仍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1945年5月國民黨六大全會，宋子文繼續當選中央執委及中央常務委員；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決議：行政院兼院長蔣介石、副院長孔祥熙辭職獲准，選任宋子文為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為副院長。
在此之前，宋子文已分別於1930年、1932年兩次執掌行政院，但都以代行政院院長身份視事。事實上，行政院院長一職自1938年以來，除孔祥熙於1938-1939年短暫擔任外，長期以來都為蔣介石親自把持，如今再度授予他人，不可不說是寄予厚望、委以重任。比之舉國歡慶下野的孔祥熙，外界對他也是頗為看好。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評價道：“宋氏受任中國行政院院長，負責極屬重大，渠乃對世界事務有深刻認識，並對人類需要具有深切同情瞭解之人……”30。
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長，毫無疑問是宋子文個人政治生涯的巔峰。那麼，此一時期的他與何應欽，誰才是國民黨政權真正的二把手呢？
前面已經敘述過參謀總長的具體職能，對陸軍總司令的“虛君地位”亦曾稍做說明，要弄明白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對行政院院長一職的職權加以探究。
“根據國民政府的體制，‘行政院為國民政府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院長因而居於行政中樞領導之關鍵位置”31。不過，由於蔣介石的大權獨攬，國民黨政權的“人治”色彩很濃。“在整個政府中，行政院院長的威權常因院長由何人擔任，而有差別”32。毋庸置疑，當蔣介石自己兼任行政院院長時，其“行政中樞領導之關鍵位置”可謂實至名歸，而當此職位被他假手于人時，其職權依舊受他個人意志的限制，由於任職者與他的親疏信任關係而波動極大。
那麼，宋子文在任時，行政院院長一職的實際職權究竟如何呢？
論親疏關係，宋是蔣的舅哥，蔣是宋的妹婿，宋子文雖然由於個性驕傲強勢，富有主見，與蔣介石偶有衝突，但總體而言，仍舊是同氣連枝，互為倚仗。論實際能力，宋乃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廣東革命政府時期便籌建中央銀行並受任行長，歷任財政、外交部長，于財政、金融、經濟、外交方面極具才幹，屢結碩果。這些才幹能力都是蔣介石十分缺乏，而對於一個政府來說又至關重要的，故此無論蔣的權力欲如何炙烈，在相應方面都不得不選用專才，大膽放權。
1944年，方才出任代院長，尚未轉正之時，宋子文即躊躇滿志，非常自信地告訴友人，“我在政府中的地位已經徹底鞏固，我現在較前擁有更多的權力”33。1947年，宋子文執政失利，引發經濟危機，社會動盪，黨內黨外均對其大加撻伐，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中寫到：“此乃余任之太專，讓其獨斷負責不加過問”34。由此可見，無論宋子文自己，還是作為政權最高領袖的蔣介石，都對宋子文任職時期行政院院長的職權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縱使不如蔣介石親臨，也相差無幾。
事實上，宋子文這個行政院長能夠在黨政軍權長期被蔣介石一人獨攬的國民黨政權中“獨斷專權”，充分展現自己“行政中樞領導之關鍵位置”，除開同蔣的姻親關係以及個人的突出能力外，與時代旋律短暫的改弦更張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正是因為和平已然在望，國民黨政權的軍事屬性稍稍淡去，行政屬性才稍獲喘息之機，進而為宋子文這類非軍事型人才提供了大展拳腳的機會。戰後政府主要工作重心向經濟重建的轉移，無形中更加契合了他的才幹，使他成為政權當中擔負起這一時期主要任務的不二人選。與之相對，在整個抗戰時期為蔣介石殫精竭慮的何應欽，于曙光來臨之際，竟微露鳥盡弓藏之態，不得不讓人唏噓。
將何、宋兩人做一正式對比，1944年12月到1946年6月這一時期，宋子文任行政院院長，何應欽任參謀總長兼陸軍總司令。行政院院長在正常的國民政府體制架構中，本來就是政權二把手的強力競爭人選，由蔣介石長期親自把持這一職位，間或授予者亦非親即故這一點來看，也足見其重要性。只不過由於蔣介石長期大權獨攬，致使這一職位旁落于人時往往有名無實。而上文已說過，宋子文在任時，該職可謂名副其實，連蔣介石都自責“任之太專”。至於何應欽，雖身兼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但蔣介石以軍隊起家，對軍權重視無比，向來是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失去了苦心經營十餘年的軍政部，又不像陳誠等長期親赴前線的將領一樣有實際的指揮權和緊密團結在自己周圍的軍隊派系，何應欽雖身居高位，卻已呈現出正被逐漸架空之勢。值得一提的是，在導致何應欽丟掉軍政部長的過程中，宋子文也間接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前羅斯福總統向蔣介石發出的關於撤銷何應欽軍政部長職務的要求，正是通過宋轉達。另外，在抗戰勝利後初期，正值宋子文赴蘇聯談判，行政院無瑕處理敵佔區接收工作，國府遂將之授予軍方，統歸陸軍總司令部監督指揮，成立了以何應欽為主任的接收委員會。宋子文歸國之後不肯服氣，大刀闊斧地一通改革後又將這份權力奪回行政院手中。敵占接收工作的油水極為豐厚，明明已獲國府授權，佔據先聲的何應欽竟然不與之爭，似乎也在無聲之中折射出兩人權勢的消漲。
此外，從國民黨政權的對立者、挑戰者、埋葬者——中國共產黨方面來看，中共向來認為由蔣介石領導的所謂“國民”政府，其實是被以其為首的四大家族長期把持、藉以漁利的官僚資本政權。在中共給出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名單中，宋氏家族的排名僅次於蔣氏家族，位列第二。由此可見，作為權傾朝野的宋氏家族唯一的男性代言人，宋子文的權柄不僅在政權內部、國際舞臺受到認可，甚至於在敵對勢力方面也得到承認。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由於時代空氣的緩和，從1944年到1946年期間，國民黨政權的主要目標已從救亡圖存向穩定重建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比起略顯頹勢的軍界二把手何應欽，順勢而起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才是更適應時代浪潮的國民黨政權真正的二把手。
四、1946-1948年
時間來到1946年，就任之初意氣風發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此時已經被一團亂麻的國內經濟弄得焦頭爛額，而就在這時，另一件大事發生了，當年6月，停戰令有效期甫過，國民黨以30萬軍隊圍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至此爆發，經歷了脆弱短暫的和平之後，整個中國再次陷入戰爭的陰雲當中。
時勢造英雄，宋子文巧合地趕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過渡夾縫期間，順應時政的需求擔當了一次過渡時期的二把手。現在過渡時期結束，國民黨政權的屬性再次猛烈地向軍事傾斜，他手中的權力是否也會因此而“過渡”出去呢？
宋子文原本長於財經、外交領域，至於蔣介石十分敏感極力獨斷的政治、軍事問題，尤其是對共政治、軍事問題，或許是從三十年代主張“積極抗日”與蔣衝突得到教訓，宋子文很少插手。青年党領袖李璜曾經提到，“宋子文始終不願談論政治問題。在任何宴會上，談到政局問題時，他總是一言不發。當問及他的看法時，他的回答總是說他將遵照委員長的意見行事”35。在“二戰”結束前後時期的和平重建空氣中，財經、外交是行政工作的主流，因此宋子文的職能行使尚無太大掛礙。但是到了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之時，政治、軍事已經是整個國民黨政權的核心，而作為行政院院長的宋子文對之不置一詞。雖然蔣介石“任之專之”，但宋子文清楚地意識到這所謂的“任之專之”局限所在，遂明哲保身，無需蔣明言也能自我設限，使得行政院的職能在實際行使中受到極大損害。政治、軍事宋子文不敢理會，一貫擅長的外交尤其爭取外援，在美國因國民黨重啟戰端遂中止軍事援助後亦無太大用武之地，唯有一心撲在財經上，專注金融開放政策。所謂的“行政領導中樞”，此時已經轉變為蔣介石內戰軍隊的“糧草官”。至此，再將宋子文視作國民黨政權二把手已經不合時宜。
那麼，新時期的國民黨政權二把手會是誰呢？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儘管戰爭由抗日戰爭變成了國共內戰，國民黨政權的戰爭對象由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變成了中國共產黨，但無論如何，有別於1944-1946年這個從和平在望到維持脆弱和平的時期，新時期“陷於全面戰爭”這一國民黨政權大局形勢沒有改變，國民黨政權的軍政本質也沒有發生變化，因此二把手的人選，依然只能從軍政人物中去尋找。
提及這個問題，首先應該想到的人選，必然是宋子文之前的原政權二把手何應欽。先前受到逐漸趨向和平的時代趨勢之影響，他的軍政部部長被蔣介石剝奪，雖再兼陸軍總司令，但權力已被架空，徒有兩大顯赫職銜，實權卻大不如前。另一次全面戰爭的降臨，會是這把似乎將要被棄置的“良弓”的東山再起之機嗎？畢竟，即便失去了軍政部長這個職位，他依然是堂而皇之國民黨軍界二把手，如同宋子文在和平年代大展身手，嚴酷的戰爭時期正是他這樣的武人重拭鋒芒的好時機。
不過，就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前夕，國民黨政權內部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31日宣佈中國即將實行憲政，軍事委員會隨之撤銷，其所有職能改歸國防部。
軍事委員會撤銷後，何應欽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之職自然解除；由於作為軍事委員會附屬部會的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亦一併撤銷，何應欽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之職務亦一併解除。然而，在承擔了原軍事委員會職能而成立的國防部之中，何應欽卻並沒有得到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第一任國防部部長由白崇禧出任，而似乎應順理成章歸屬于他的參謀總長一職，則又為陳誠所得取。於是乎，一夕之間，他失去了自己最核心的兩大職位，只留下一個聯合國安理會軍事參謀代表團團長的名頭。當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國民黨政權再度危急之時，昔日的政權二把手、反共主力幹將何應欽非但沒能東山再起，反倒是被一降再降，與這場宏大的戰事絲毫無涉，只能準備赴美履任一個毫無實權的代表團團長。何應欽在軍事委員會撤銷之際，一瞬之間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跌落，那麼，在這個時候，接替他軍界第二把交椅，甚至向國民黨政權二把手發起衝擊的又是誰呢？
新成立的國防部承擔了原軍事委員會職能，是中華民國軍事及國防的最高主管機關，從職權來講，國防部長白崇禧主掌著這個最高軍事機關，那麼他有可能是接替何應欽的國民黨政權新的二把手嗎？其實不然，一來考證國民黨政權二把手的身份，軍事權力固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參考因素，但並非唯一指標；二來即便以軍事權力論，白崇禧此時在國民黨政權內也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二把手。派系之爭在國民黨內部根深蒂固，派系之見也一直深植於蔣介石心中，任命白崇禧為國防部長，與軍事委員會時期任命他為副參謀總長一般，是他的權謀之術，是他用於分化拉攏桂系的籌碼。國防部真正的大權，實際上掌握在他的心腹愛將，替代何應欽出任參謀總長的陳誠手裡。下面將白崇禧國防部長與陳誠參謀總長的職權做一比較，以茲證明。《國防部組織綱要》第五條規定：“國防部置部長一人，特任，其職掌如左：一、審定參謀總長所提關於國防需要之軍事預算及人員物資之計畫，提請行政院決定，並監督其執行。二、審議總動員有關事項”36。第七條規定：“國防部置參謀總長一人，特任，掌理軍事之一切計畫準備及監督實施，並有關國防之各種建議。但關於軍令事宜，秉承國民政府主席之命令；關於軍政事宜經國防部長提請行政院審定之”37。根據這兩條規定我們可以發現，首先，國防部長只有審定監督之權，而參謀總長才是負責制定、監督、實施一切軍事計畫之人；其次，國防部長的審定監督之權只針對軍政事宜，而參謀總長的權力則包攬了軍政、軍令，而且在軍令方面繞過國防部長，直接對國府主席蔣介石負責。事實上，在之後國民政府實際軍事運作中，蔣介石正是通過自己的親信陳誠掌控國防部，進而掌控著國民政府的最高軍事權力；而陳誠作為蔣介石掌管全國軍隊的代言人，在軍事領域的權威自然僅次於蔣介石；至於白崇禧佔據的不過是一個名義上最高長官的虛位而已。據時任國防部部長辦公室的圖書科長何作柏回憶，當時的陳誠“經常舉行的作戰會議由他親自主持，部長不得參加；發佈命令用國府主席和參謀總長的名義，沒有國防部長的名分；就是有些比較重要的公文，也不給部長核閱；只是遇到不得不給國防部長知道而又無關緊要的文檔，他才批示‘著送交白部長核閱’或‘白部長閱’等字樣。在當時的官場中，這樣的公文批示是上級對下級的語氣，含有命令的意思。正規的有禮貌的寫法，應該是‘呈白部長核示’或‘呈白部長鈞閱’”。38
由此可見，比起國防部長白崇禧，“接替”了何應欽參謀總長職務的陳誠似乎更有資格被認為是這時期國民黨政權的二把手。並且，陳誠不僅“接替”了何應欽的參謀總長，前文已經提到，正是陳誠在1944年11月接替了何應欽壟斷十餘年的軍政部長，成為何上一次失勢中最大的受益者。總之，似乎早在軍事委員會裁撤之前，蔣介石已經開始老謀深算地將何應欽曾經擁有過所有的權力，一步一步交接到陳誠手上。那麼，以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契機，徹底接過何應欽大權的陳誠，能否同時接過何應欽巔峰時期的地位，成為國民黨政權二把手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國民黨內部，陳誠向來有“小委員長”之稱。從職務來看，這一時期他兼任國防部參謀總長、海軍總司令、中央軍事機構改組委員會主任委員，並于1947年再兼國民政府東北行轅主任。從權力來看，他“掌握全國軍事大權，可以直接秉承國民政府主席命令，統帥陸海空三軍”39，是戰後國民政府軍隊整編總負責人，是國共內戰1946到1948年期間國民政府軍事總指揮。並且，與何應欽在抗日戰爭期間大多坐鎮後方開會籌畫，只滿足於充當蔣介石的“傳聲筒”，因而總是被質疑沒有實權不同，他頻頻親臨前線，督戰指揮，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力。與此同時，他的權力並不局限於軍事領域，他曾任政治部長，並於1940-1944年長期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在1945年末他以代表身份參加制憲國大，主持會議，並於會議期間，與陳立夫兩人共同擬定了國民政府改組後國民黨籍國府委員候選人名單；任東北行轅主任後，以鐵腕手段整軍，集東北黨政軍權於一身。至於他的個人影響力，從國民黨政權內部來看，在黃埔系內他的資歷和名氣稍遜於何應欽，但他統領著中央軍支柱之一的土木系，這是他個人勢力的堅固基石，這一點是從不培植個人勢力，完全籠罩在蔣介石陰影之下的何應欽無可比擬的；同時，自1935年峨眉軍官訓練團以來，陳誠長期在國民黨政權各類訓練團中擔任教育長、團長、副團長等職，主導國民黨軍官、幹部乃至基層人員的訓練工作，為他在整個政權內積攢了不少人望和政治資本。從國內來看，新華社於1948年12月25日公佈的內戰戰犯名單中，因東北戰場失利，當時已經失勢的陳誠仍赫然高居第三，僅次於國民黨政權魁首蔣介石和在大選後成功上位的李宗仁。從國際來看，早在1941年，他就以“重慶城的保衛者”身份登上美國《時代》週刊；史迪威認為陳誠是中國諸將軍中的一位“最強有力和最令人感興趣的”人物40；美國方面估計“在蔣介石的兒子具備條件之前，他會被看成臨時繼承人”41。
五、陳誠何以取代何應欽
那麼，陳誠何以能取代何應欽，抹殺其再起的希望，在1946年5月31日軍事委員會撤銷之後成為國民黨政權新的二把手呢？
首先，兩人與蔣介石的私人關係是一個基本因素。陳與蔣雖偶有矛盾，但多由於意見分歧或陳辦事不力，如第四次圍剿大失敗後，陳無顏謁蔣，蔣亦不召陳；或1943年陳因覺無法勝任，力辭遠征軍司令長官，蔣嚴厲批評甚至嘲諷。無論如何，兩人關係從未如蔣何關係在桂系逼宮等事件中一般，陷入根本性的信任危機。陳誠在國民黨內部向以對蔣介石忠心耿耿著稱，不僅在多種場合宣示自己的忠心，號召大家效忠領袖，甚至於刻意模仿蔣介石的言行舉止以要求自己。在《服從領袖的真諦》中，他講到“如果大家願意犧牲個人的一切，來求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則唯有一心一德服從領袖，即一切屬於領袖，一切聽命于領袖”42。蔣亦對陳青睞有加，一路提攜重用，甚至將宋美齡的幹女譚曼怡配給他為妻。譚曼怡是譚延闓的女兒，譚延闓是蔣介石的至交，是蔣介石與宋美齡婚姻的介紹人。他在臨終之時，特意將女兒譚曼怡的婚事囑託給蔣介石，而蔣將譚曼怡託付給陳誠，由此可見他對陳之厚愛器重。對於陳誠，蔣介石曾有“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43之語；1940年時，蔣介石曾言“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而此時擔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的正是陳誠44；當陳誠力辭遠征軍司令長官時，蔣手諭之“現在除向你三跪九叩首之外，再無其他禮節可以表示敬意”45，此固辛辣諷刺至極，但若非極為親近垂愛之人，斷不至於擇此大失身份之語。而對於何應欽，蔣介石雖然一度重用，但一直懷有戒心。在1949年南京解放前不久，張君勵曾向蔣介石進言，希望蔣能改以往放職不放權、給名不給實的作風，將軍事指揮權真正交給何應欽，不料蔣介石卻冷冰冰地對張君勵說：“你不識敬之的為人”46。國民政府已陷危亡，而蔣介石兀自不肯放權與何，由此可見他對何應欽戒心之深。因此，他並不希望國民黨政權二把手的權力和地位長期把持在何應欽手中，而是試圖尋找、培養一個同樣能堪重任，但更加忠於自己的心腹來接替何應欽的位置，這個人就是陳誠。
那麼，既然蔣介石並不完全信任何應欽，在1938-1944年間，他為何又放任何應欽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二把手，甚至於1944年奪取他軍政部長職位後，仍要給予其陸軍總司令的頭銜，令其仍暫時穩居軍界二把手的位子，以示安撫呢？
這是因為此一時期乃是全面抗戰時期，全面戰爭的嚴峻形勢客觀上要求政權內部的穩定性。何應欽在國民黨內，在中央系中都威望甚隆，在這個時候完全褫奪他的權力並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必將導致國民黨內部人心惶惶，置本已風雨飄零的政權于更將危傾之境地。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尤其早期，資歷較淺的陳誠尚處於一個不斷成長的階段，對於蔣介石來說，能夠在軍政界人望資歷俱孚人心，攬大權居高位而不招致非議，同時又確富軍政才幹，足以輔佐他勘定戰時亂局的人物，除何應欽外也並無第二人選。並且，何應欽有“日本通巨頭”之稱47，與日軍高級將領頗有私誼，全面抗戰之前又在北平軍分會、冀察綏靖公署主導對日交涉多年……對日本國情軍事瞭解程度和與日交涉經驗在國民黨內能與他比肩者一時無兩，這些突出的個人能力在當時對日作戰的環境下也屬亟需之材。即使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的一段時間，這位“日本通”的才幹也頗有用武之地。比如，他主導處理戰後對日事務，以寬大處理為餌，與岡村寧次密切合作，壟斷受降日軍，使國民政府在應向中國投降的130萬日軍中，總計受降達124萬人，接收了大量的日軍戰爭資源和佔領區域48。這或許也是蔣介石不急於在抗日戰爭結束後立即讓陳誠上位，而是等到軍事委員會改組才順借東風的原因之一。
最後，何應欽個人的品性是蔣介石能容忍、任用他的前提條件。何應欽為人老成持重，謹慎小心。蔣介石深知何應欽縱有野心，卻不會輕易、盲目地向自己發起挑釁。隱忍深藏的他只有在諸如“桂系逼宮”、“西安事變”這樣自己遭遇重大挫折、權勢衰弱的時刻才敢微露端倪。汪精衛出走之後，蔣介石個人權力極度膨脹，使得何應欽縱有異心，也難生異舉，故此蔣介石可以大膽任用他。而何應欽在沒有異動之時，辦事風格向來是小心揣摩，謹遵上意，馴順耐苦，堅韌不拔。例如在北平軍分會期間，即便背負駡名、忍辱負重，他也能一絲不苟地尊奉蔣的旨意，一味執行對日妥協策略。史迪威在華期間，亦曾評價何為蔣介石的“傳聲筒”、“代言人”，說他無主見、無定見。對於蔣介石來說，何應欽確實是一個使指起來如意順遂的得力大將。
可惜，這樣一個得力幹將終非心腹，終有變生肘腋之虞。因此蔣介石很早就開始對陳誠悉心栽培，委以重任，期待有朝一日其羽翼豐滿，取何應欽而代之。縱觀陳誠往上攀升的過程，一直與何應欽多有摩擦，而且最終多是受益一方，概因作為主要調和者和仲裁者的蔣介石偏袒之故。
不過，陳誠之所以能取代何應欽，蔣介石的心意是主因，卻並非唯一因素。時局的需求讓何應欽得到蔣介石的倚仗，長期擔任國民黨政權二把手或者軍界二把手，然而時局的變化也使得他失去蔣介石的倚仗，失去二把手的地位。抗日戰爭之時，處理對日事宜是國民政府首要問題，故此“日本通”何應欽得以大展身手。1946年中國戰區受降事宜大體完成後，日本國際地位、對華影響力徹底衰退；與此同時，國共內戰在即，對國民政府來說，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何應欽在中國遠征軍指揮權、統帥權等相關問題上與史迪威交惡，主持軍政部時嚴重的貪腐現象更讓美國方面十分不滿。與之相對，如前所述，陳誠卻歷來得到美國方面的高度評價。早在1944年，對何應欽非常不滿的史迪威就“準備請求撤銷何應欽的軍政部長和參謀總長的職位，由陳誠和白崇禧分別接任”49。隨著中美關係重要性的不斷凸顯，美方意見在國民黨政權中的壓力不斷增強，何應欽與陳誠的地位不可能不受此影響，有所起落。最終，來自國際勢力的意見趨勢，與國民政府內部蔣介石心中對陳何二人的取捨意向恰好暗合；再加上隨著時間的推移、時局的更替，陳誠在蔣悉心的栽培下羽翼漸豐，何應欽的才幹卻已不復從前之于蔣介石、於整個國民黨政權不可或缺。在此多方因素的綜合影響之下，陳誠遂徹底接過何應欽手中的所有大權，成為1946-1948國民黨政權新的二把手。這次取代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緩慢發展的過程。1944年11月軍政部長一職的交替，即是陳誠向何應欽發起挑戰的先聲，而兩年後軍事委員會改組國防部的人事變動，則最終為兩人之間的這場競爭一錘定音。
至此，經過整理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自1938年汪精衛出走降日，到1948年李宗仁當選民國副總統，在這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國民黨政權的二把手從各方面來考察分別是何應欽（1938-1944）、宋子文（1944-1946）、陳誠（1946-1948）。通過考察這十年間國民黨政權二把手的變動，我們可以發現，無論二把手的人選如何更替，始終出自蔣介石的旨意，皆在他一手掌控之中。直至1948年第一屆國民大會召開，李宗仁無視蔣介石的不滿堅持參選並最終當選中華民國行憲後首任副總統，這才終於打破蔣介石長期以來對國民黨政權二把手任命權的壟斷。不過，李宗仁這位新上位的首任副總統的權勢，和他所代表的國民黨政權的氣運一樣，並未能支持長久。1949年10月，新中國宣告成立，剛剛登上副總統寶座不過一年有餘的李宗仁不僅沒能實現他在就職演說上所宣稱的“削平內亂”50的理想，反而不得不倉皇出逃尋求自保，於11月20日“托言就醫經由桂林經南寧飛赴香港”51，兩周之後，又藉口胃疾復發，須出國治療，乘包機遠遁美國。至於全面潰敗的國民黨政權，則最終不得不退守臺灣島和幾個小島，由一個全國性政權淪為一個風雨飄搖的地方政權。故此，李宗仁之後，國民黨政權困守臺灣之後的二把手問題，不再在本文考察的範圍之內。
參考徵引文獻
專著：
[1] 楊者聖：《國民黨金融之父宋子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2] 孫宅巍：《陳誠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年。
[3] 熊宗仁：《何應欽新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
[4] 李敖：《蔣介石評傳》上冊，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2年。
[5] 李新總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6] 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
[7] 吳景平主編：《宋子文與戰時中國（1937-194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
[8] 龔育之主編：《中國二十世紀通鑒（1941-1960）》，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
[9] 王成斌等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
[10] 程思遠：《白崇禧傳》，北京：華藝出版社，1995年。
[11] 林炯如、傅紹昌、虞寶棠編著：《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12]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14] 塔其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陸增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
[15]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16]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17] 陳佈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
[18] 何應欽：《中國與世界前途》，臺北：正中書局，1974年。
[19] 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志》第5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0年。
[20] 蔣中正、宋美齡：《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 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上海：正中書局，1946年。
[21] 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
期刊論文：
[22] 白雁：《1946年，我給白崇禧當上尉書記》，《現代快報》2012年7月9日。
[23] 熊宗仁：《一級上將何應欽（連載13）》，《文史天地》2011年第1期。
[24] 王樂飛：《蔣介石的“廚子”幕僚——張群》，《黨史縱橫》2011年第1期。
[25] 金一南：《“朱毛”之外有“蔣何”》，《領導文萃》2009年第15期。
[26] 陳先初：《程潛與蔣介石》，《湖南文史》2002年第4期。
[27] 張建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演變述略》，《軍事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
電子文獻：
[28]餘創豪：《讀蔣介石日記：他是現代人嗎？》，2014年4月2日，https://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on_cultures/chiang_diaries.pdf.
Who is the Kuomintang Regime’s Second-in-Comman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and Later on
Zhang Jian Li Chongy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 610065， Chengdu）
Abstract: After the death of Mr. Sun Yat-sen in March 1925， after a long struggle and run-in， the Kuomintang regime finally formed a power system with Chiang Kai-shek as its first-in-command and Wang Jingwei as the second-in-command. But by December 1938， when Wang Jingwei left and surrendered to Japan， the Kuomintang regime lost its clear second-in-command for a while. At this tim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He Yingqin with his own Kuomintang veteran’s seniority， the reputation of the prosperity， the chief of staff and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minister’s strong military power， implicitly occupied the second-in-command seat. Later period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with the prospect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gradually clear， the domestic anti-Japanese war pressure reduced， victory in sight， Chiang Kai-shek removed the post of Minister of Political Affairs and Government of He Yingqin， began to dissolve his power and transfer power to his loved general Chen Cheng. At the same tim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he upcoming peaceful reconstruction，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Song Ziwen， who was expert in the financial and foreign affairs， returned to power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immediately turned to become the second-in-command of the new regime. Finally， the outbreak of a comprehensive civil war， the pursuit of the “not bothering about politics and army” of Song Ziwen became the national army’s “grain and grass officer”. By support of Chiang Kai-shek， Chen Cheng used a little before the military commission to be cancelled as an opportunity to completely take over the power of He Yingqin in peak period， become the Kuomintang regime’s new second-in-command.
Keywords: Kuomintang regime； Second-in-command； He Yingqin； Song Ziwen； Chen Cheng；
（原载《武陵学刊》2021年第2期第 72-82页、96页，发表时有所删节，这里复原。发表时题目改为《1938-1948年国民党政权二把手考论》）
注释：
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費專項四川大學學科前沿與學術創新項目（skqy201215，skzd201407），四川大學“區域歷史與邊疆學”一流學科群建設項目。
2 張箭，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歷史學。
3 李重揚，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歷史學。
4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88頁。
5 林炯如、傅紹昌、虞寶棠編著：《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00頁。
6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二部，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0頁。
7 餘創豪：《讀蔣介石日記：他是現代人嗎？》， 2014年4月2日，https://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on_cultures/chiang_diaries.pdf，2019年5月8日。
8 張建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演變述略》，《軍事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
9 陳先初：《程潛與蔣介石》，《湖南文史》2002年第4期。
10 張建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演變述略》，《軍事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1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889頁。
12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895頁。
13張群口述，陳香梅筆記：《張嶽公閒話往事》，1978年，轉引自李敖：《蔣介石評傳》上冊，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9頁。
14 熊宗仁：《一級上將何應欽》連載13，《文史天地》2011年第1期。
15 王樂飛：《蔣介石的“廚子”幕僚——張群》，《黨史縱橫》2011年第1期。
16 王成斌等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4）》，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第302頁。
17 龔育之主編：《中國二十世紀通鑒（1941-1960）》，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第2685頁。
18 金一南：《“朱毛”之外有“蔣何”》，《領導文萃》2009年第15期。
19 王成斌等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4）》，第306頁。
20 蔣中正、宋美齡：《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 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上海：正中書局，1946年，第38頁。
21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頁。
22 熊宗仁：《何應欽新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第225頁。
23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833頁。
24 熊宗仁：《何應欽新傳》，第190頁。
25 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378頁。
26 熊宗仁：《何應欽新傳》，第207頁。
27 按，夾在德蘇之間的波蘭在1939年10月上旬以後已不復存在。
28 楊者聖：《國民黨金融之父宋子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5頁。
29 楊者聖：《國民黨金融之父宋子文》，第290頁。
30 陳立文：《宋子文與戰時外交》，吳景平主編，《宋子文與戰時中國（1937-194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5頁。
31 汪朝光：《生於末世運偏消——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前後經緯之研究》，吳景平主編：《宋子文與戰時中國（1937-1945）》，第284頁。
32 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第221~222頁。
33 宋子文：T. V. Soong to F. Y. Chang， Feb. 6， 1945， 轉引自汪朝光：《生於末世運偏消——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前後經緯之研究》，吳景平主編：《宋子文與戰時中國（1937-1945）》，第285頁。
34《蔣中正總統檔·事略稿本》，轉引自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47~248頁。
35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676頁。
36 程思遠：《白崇禧傳》，北京：華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頁。
37 程思遠：《白崇禧傳》，第235頁。
38 白雁：《1946年，我給白崇禧當上尉書記》，《現代快報》，2012年7月9日。
39 孫宅巍：《陳誠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年，第223頁。
40 塔其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陸增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452頁。
41 塔其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第452-453頁。
42 陳誠：《服從領袖的真諦》，1938年7月7日，轉引自孫宅巍：《陳誠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6年，第133頁。
43 孫宅巍：《陳誠傳》，第92頁。
44 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志》第5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0年，第227頁。
45 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475頁。
46 熊宗仁：《何應欽新傳》，第235頁。
47 何應欽：《中國與世界前途》，臺北：正中書局，1974年，第175頁。
48 熊宗仁：《何應欽新傳》，第200頁。
49 熊宗仁：《何應欽新傳》，第191頁。
50 李新總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8605頁。
51 陳布雷等编著：《蒋介石先生年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