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桑兵，河北威县人，1956年3月生于广西桂林。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1977—1987年，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83年9月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92年晋升教授。1999年10月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1月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曾到东京亚细亚大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访问研究，曾任汉城 （现首尔）延世大学、台北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客座教授。近期主要研究集中于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清代以来的学术、大学与近代中国、近代中日关系史等领域。
学术自传
对于出版自选集之类的事，向来敬而远之。因为但凡拿得出手的论文，在当时均自认为有一得之见，况且分属不同领域和问题，很难说哪些才能够代表自己的水准。若是以时序为据，则学问随着功力的增长有所提升，越近的著述自然越显成熟。而所谓敝帚自珍，不必以老辣否定青涩，更不能时而引以为傲，时而弃如敝履。至于他人意见如何，或许各取所需，不在考虑之列。如果自选代表作，言外之意便有落选者等而下之之嫌。而学术自述，更加不敢轻易尝试。后来的倒述，即使力求客观，也不易如实。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被域外中国研究者视为个人学术经历的信史，反映了近代中国学术变迁的轨迹。可是，深入了解具体语境便不难发现，其中不尽不实之处不在少数，充其量可以说顾颉刚的确想客观写出自己学术经历的变化起伏，而不能说其所写都是历史的真实。
有鉴于此，选编本书和撰写本文，都是依例而作，别无深意，无须过度解读。否则，超越的部分，便是他人的创作而非作者的本意。
一
我的历史专业学历教育分别在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完成，相应地指导老师先后也有三位。三所学校的风格不同，三位老师的学行稍异。本师之外，还有不少座师业师。能够经历变化，亲炙问学，博采众长，拾级而上，领略学问的丰富多彩，实为有心向学者的一大幸事。
四川大学是我的母校，报到虽然在1977年春季，我实际上却是1976级，也就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由于录取的办法是推荐而非考试，同学的程度差异较大，可是在政治形势天翻地覆的鼓荡下，所有人如饥似渴地学习热忱，却远非现在的青年学生可以想象。第一学期，我就抄录了一整本赵翼的《廿二史杂记》，从中初步了解到如何从史书史料中发现问题。重获新生的教师，都焕发青春，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教学科研。那时尚未改革开放，他们首先想起“文革”前的专门化教学模式，并且开始运用到教学实践中，设法通过授课将学生引入研究状态。记得听课涉及岑仲勉先生《隋唐史》关于安西四郡的论述时，同学们居然能够发现并指出连任课老师也未察觉的书中的破绽。
专门化的取向之下，毕业论文的确定时间相当早。我对中国近代史兴趣较大，又与隗瀛涛老师有些联系，于是在定选题的双向选择中，挑了辛亥革命的题目，并以擅长保路运动史的隗老师作为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论文从搜集资料到撰写进行得相当顺利，基本没有走什么弯路，按照隗老师的意见修改了两次，便基本得到肯定。而其他几位由隗老师指导的同学，运气似乎不够好，反复修改，总算过关。这次尝试进一步增强了学习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的意愿，同时也耳闻目睹了为人师表对待学生一视同仁的严格要求。
硕士阶段的业师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陈锡祺先生。“文革”前后，他一共招收过好几届研究生，每届大都数人，而我这一届，仅招到一人。当时陈先生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因而前后两届或组织培养小组，或与其他教师联合招收。只有我这一届，由陈先生独立承担指导之责。虽然平时也要求我向其他各位老师请益，论文修改时还委托陈胜粦老师协助审阅，但全程的培养指导，主要由陈先生亲力亲为。即使在陈先生到外地疗养期间，我也专程前往疗养院，当面昤听教诲。
入校后，我一直以“先生”相称，除了遵从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的惯例，还因为此前就读于四川大学，那里通常将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先生——即老师的老师尊称为先生。作为本师，以“先生”相称，主要是表示极其敬重之意。由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展相对较晚，在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学界，陈先生都在长者之列，年龄、辈分各异的学界同仁，也尊称其为“陈先生”。
陈先生不仅是一位长者，更是一位学者。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教学研究生涯，可以真正领略到学者的风范与坚守。学术研究不可随波逐流，要引领风气，而不被风气所推行，否则难免趋时者容易过时之讥。陈先生原来治古代史，20世纪50年代转而研治孙中山之时，这一领域还在相对冷清的环境之中。此后数十年间，中国的政局社会波诡云谲，常常冲击学术研究，而他始终坚持不懈，坚信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待到风云变幻，峰回路转，孙中山研究渐成显学，也始终沉潜，并不因此而躁进。后学者须继承学统，方能温故知新，继往开来。今人好谈“接近国际前沿”，而且保持较快的“接轨”速度，结果“国际”何在，无从把握，舍己从人，反而迷失自我。其实大道无形，万变不离其宗，有定见，固根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要做到这一点，须眼光抱负远大，有千秋万代的自觉，不必计较一时一事的利害得失。陈先生几十年沉浸于孙中山研究之中，置身于喧哗的潮流变化起伏之外，坚守学术原道，将冷学问做热，将热学问冷做。治史亟需这样一种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无须辗转反侧，自然处处皆是大道前沿。
作为近代史学界屈指可数的长者，陈先生具有老辈学人雍容淡定的气度。其中最令人感佩的，是君子不党、无欲则刚的风范，在任何情形下，绝不以学术为手段工具。学问在他即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此外无他。孙中山研究领域常有所谓饭碗之喻，虽然大都不过玩笑话，却从未听到陈先生沿用附和。他也从不以自己由学术而来的身份地位，作为与其他方面的利益交换。对于学术的判断，陈先生一概秉承公理公器的精神准则，不以个人的利害亲疏好恶影响评判尺度的公正。我读书期间性情执拗，有时难免固执己见，陈先生或许并不赞同，却不以为忤。
陈先生由治隋唐史转而治近现代，而民国时期中古史研究大家辈出，成效显著。陈先生曾先后在武汉大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等校读书教学，受此浸染，其教法与做法，颇得中古史的高妙，与晚近史的一般通例有所不同。记得陈先生指引读书与治学门径，一曰以朱寿朋所纂辑的《光绪朝东华录》为入门读物，二曰用长编考异方法展开研究，并说明理由。后来逐渐体会到，二者既是史学起手入门的基本功夫，同时又是取法乎上的大道所在。于编辑长编过程中四面看山地比勘参证各种材料，梳理相关人事及其复杂关系，方能近真并得其头绪。此为宋以来“新史学”之不二法门，近代古史家的治学绝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起步较晚，取径办法，难免流于横逸斜出，如果不是在中古史的领域浸淫有年，很难对治史的正途大道心领神会。
陈先生于孙中山研究大热之际，适时要求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进行扎实的资料梳理与比较，使得后来的孙中山研究无法天马行空、任意驰骋，整体提升了这一研究领域的难度和水准。我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并细心体味陈先生所说长编的用意，尤其是对他一再强调的须将孙中山的思想与其生平活动及交往相互印证、融会贯通这一点感悟颇深，这不仅影响了个人的治学风格变化至深且远，也是后来指示新进的重要门径。今日学界无不推崇陈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就具体内容而论，其中固然有可以改善之处，就主旨方法而论，则确系颠扑不破，只是各自的领略有所不同罢了。
广东僻处岭南，学术眼界容易流于固陋。蔡鸿生老师的中山大学与山中大学之辨，即是此间治学须随时自觉不可乡愿的针砭。陈先生阅历丰富，接触过众多民国以来的学界胜流，耳濡目染，自然目光远大。我后来关注的重心之一，即晚清民国海内外中国研究者的学行，曾经几次聆听陈先生略谈相关的学林掌故，大都亲身经历或承接当事人陈述，颇为生动深入，非一般坊间传闻的浅表离奇可比。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这时博士研究生学位教育逐渐恢复，很想进一步求学。由于博士点相当少，记得整个高校系统只有章开沅先生一人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导师，若想报考，一定要得到章师的同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之联系，得到肯定的答复和鼓励，使我信心倍增。这一步的跨越，是我治学道路上相当关键的转折。
用近代学人的眼光看，我也可以算是学问欲不弱的人。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天性的作用和少年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后来各位老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引导或是带上学术的自觉之路。其间章开沅师的影响尤为关键。
第一次见到章师，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四川大学上学期间。当时《辛亥革命史》编撰组的一行人来成都开会调研，四川大学历史系邀请其中几位学者进行学术演讲。由于改革开放不久，教学秩序尚在恢复之中，正式的学术演讲有如凤毛麟角，一下子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重要学者讲演，求知欲日益浓厚的后进自然喜出望外。演讲安排在校图书馆的大阅览室，不单本系的同学蜂拥而至，其他各系的学生也闻风而来，图书馆的大门口早早地挤满了等待入场的听众，为了抢占座位，甚至挤坏了大门。本来相当宽敞的阅览室里座无虚席，人人脸上露出久旱逢甘霖似的期待甚至紧张。那样的空前盛况，令人感受到学术繁荣的春天即将来临的气息。
首场主讲人便是章师，讲演的内容是关于同盟会成立与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等小团体的关系，后来以论文的形式正式发表。也许章师已有成稿，讲起来充满自信、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连对辛亥革命史事知之不多的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后来听过的学术演讲不少，说到印象深刻，还是这一次难以磨灭。首次领略大家风范，感觉自然不同凡响。
作为听众之一，尚无缘向章师当面请益。后来到中山大学随陈锡祺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因为同属中南地区，中山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之间的交往联系相当紧密，乘此机会，终于真正认识了章师，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还请章师主席。按例也算忝列门墙，成为门生了。
1985年初，我如愿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汉，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章师正担负着校长的重任，校务繁忙，社会活动也多，弟子们能够面谒的机会自然相对较少。或许是个人指导风格的不同，加上对几位同门的平均水准还算满意，所以章师更多关注的是结果而非过程。这样的方式对我后来带学生也很有影响，虽然看似无为而治，其实要求学生更加主动，毕竟已经是博士阶段，如果老师样样代劳，抱着是始终长不大的。
不过，虽然耳提面命的次数和时间有限，章师却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无形中营造出一种氛围，使得每一位在此学习或工作的人，都倾注全力于治学之道。声声入耳与事事关心之下，学人的根本在于学术，千变万化，心系于此，无论身份如何多样，随时随地，自然而然地显出书生本色。近代学术大家，从来不做学术行政的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不必论，身兼要职的胡适、陈垣、傅斯年也同样如此，相关的口碑掌故俯拾皆是。这大概是处于学术领袖位置的大家影响良否的重要指标，也是维系学术命脉薪火相传的基本依托。
严格来讲，大学并不是为一般读过书得到学位的人提供职位饭碗，而是为那些以学问为事业，为安身立命的所在，甚至不做学问就了无生趣的人准备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之能够得其所哉。这些人的全身心投入，并不一定体现于夜以继日地熬在图书馆、实验室，而是整个生活和人生目的，都是围绕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学人如果对于学术缺乏真感情和敬畏心，所做学问必然以假乱真。近年来，学界前辈感叹学人谈学术者日见鲜少（而学术成果却不断增多），彼此热衷的话题似乎逐渐远离学术，相比之下，章师老而弥坚的学术追求更加令人钦佩。我毕业后关注学者的历史，鉴于陈寅恪晚年转而潜心研究明清史事，曾经戏言检验学人是否对学术抱有真兴趣，可以看60岁以后是否还能开辟新领域。章师后来转向近代教会和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虽有特殊机缘，毕竟主观追求才是内驱力。如果不是感到极大乐趣，决无可能孜孜不倦地几十年如一日。
我辈愚钝，略有所长，只图在学术方面有所发展，而学术研究，尤其是治史一途，后天的努力固然极其重要，有些天赋却难以超越。章师便颇有研究近代史事的异禀。中国古代典籍向称浩瀚，与近代史料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主张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的陈垣，也不禁慨叹近代史料繁杂，很难囊括。因此，研治中国近现代史，必须有超强的阅读能力，一目十行也未必够用。而且在飞速浏览之下，还能高度敏感地捕捉重要信息。记得一次见章师，恰好他与图书馆约定前往圈阅选购的书目，便随同一道去图书馆。只见章师展开目录，目观指画，速度奇快，口中还不时与我交谈。我从旁仔细观察，所签出的各书，相当精当，不觉暗暗称奇。现在自己教学生，也强调高速阅读之于近现代史研究的极端重要，否则，再小的题目也很难将所有史料一网打尽。
武汉的自然条件对于治学不是十分适宜，夏日酷暑，冬天严寒，又没有降暑御寒的设备条件，章师开玩笑地说武汉的学生高考应当加十分。可是，就在小小的桂子山上，我却度过了三年温暖如春的学习生活，至今依然十分怀念。现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到处的物质和学术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可是，要想找到适宜的学习和治学环境，反而并非易事。
章师自谦是铺路的石子，实际上是那一代学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其声望远远超出专业的范围。章师治学，立意高远，大度兼大气，虽有专精，决不畛域自囿，专深的研究背后有一套大框架，从而将近代史研究的标的悬于高处，带动研究水准不断攀升。他告诫门下士不要只想在桂子山上称王称霸，应当向着国际学术界争一席之地。他的研究甚至有意避免局限于辛亥首义之区的武汉乃至湖北，将目光投向江浙和海外。这种胸襟志向，为首先想着争夺身边地盘以称霸一方的山大王者难以望其项背。
学术领袖的眼界，对于学界风尚有着超越常人的影响作用。治学本来不必与人较，至少当与古人较，不得已而求其次，也须举目神州，放眼全球。而不断挑动内部竞争的学术环境，使得学人为了争夺生存空间，非但心术不正而已，学术上也势必钻营取巧，乃至胡作非为。章师面对诸如此类之事，决不意气用事，争一时的高下，而将挫磨当作激励，研究更加精益求精。学人无论身披多少光环，最终还是要看在学术史上留下的印记，是否经得起千秋万代的反复研磨。由老师的言传身教领悟到的这些体验，也是现在不断告诫门下诸生的要诀。
钱穆曾经批评近代学人志向不大，因而成就不高，但大志向不可凭空而来，如果坐井观天，即使放眼世界，也不过是井底之蛙。章师治学，不仅悬的高远，而且身体力行，其论著所体现的只是冰山一角，至于海平面以下的深厚基础，要通过长期的交往接触、耳提面命才能逐渐体察。当时虽已读到博士，思想和学术追求却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漫山跑野马。章师早年受过各种社会科学的辅助训练，也曾文史兼修，所撰写的影评还得到电影界高人的青睐。对于学生们的上下求索，总的态度是积极支持，有所创获，则表扬鼓励，哪怕只是一得之见。如果实在不着边际，也会直截了当地指出。几位同门各出奇招，章师百忙之中，从容应对，收放自如，令弟子左突右冲而不逾矩。史无定法，但要取法乎上，并且中规中矩，不作门外文谈，绝非轻而易举。博采众长，固然重要，学有所宗，更不可少。后来见章师为各类书籍所写序言，不但内容吻合，议论精当，甚至文笔也可以随原书风格而转，没有相应的知识，绝无可能臻此化境。至于晚年犹辟新境，进取不止，更是令人感佩不已。
章师治学，接续前贤，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兼备，反对偏于一端。虽然辩才出众，撰写学术论文却不赞成对面驳论，而坚持正面立论。其意既然不以所驳之论为然，何必锱铢必较，虚耗精力。如果所论之事值得用力，则正面立论更能凸显价值。近代学术史上，彼此辩驳的文词交锋，每每流于意气相争，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者有意求全之毁，借以出名，更加流弊无穷。章师此番看似不经意的议论，铭记在心，从此以后，再无论辩式的文章出手。
为师体大思精，可以从容驾驭门生，但弟子们守成的难度却大为增加。各取一端，等于肢解，如布罗代尔之后年鉴学派之名犹存，而整体史的博大精深无形中已经消散。可是勉强承受，又往往力有不逮。既要量力而行，又不能一味在扬长避短的托词下因陋就简，这对学人的智慧、功力和学识而言是极大的考验。治学须博而后约，基础不稳，植根不深，要想攀高做大，必然处处捉襟见肘。治学当叠金字塔，不要如雨后春笋。真正能够在学术发展史上“标新立异”，首先应当培基固本，温故而后知新。
二
导师之外，还遇到不少令人难以忘怀的良师益友。
四川大学是一所名校，“文革”造成的创伤极为惨痛，硕果仅存的徐中舒、缪钺等先生，年事已高，身体抱恙，不再开设一般课程。但有时任课老师是他们的弟子，为了让后学一睹宿儒的风采学识，会特意请这样的大先生讲授一部分重要课程。记得中国历代制度就请了缪钺先生主讲，分为四次，每次两节课，从先秦到清代，一气贯通。尤其是关于清代制度集历代大成之说，印象深刻，受益匪浅。据说缪先生讲授这类课程，可以根据时间长短而作详略有序的安排，并且始终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正式任课的老师虽已年过花甲，仍然自叹不能如此收放自如、举重若轻。
缪先生文史双修，早年即在《学衡》著文，这时虽然刚刚开放，海外学词的成名学人已经不时慕名来函问学。课堂上拜见之后，可以定期到缪先生家中当面请教，亲眼得见古人所说过目成诵的情形。其时缪先生患白内障，已经多年不能看书，“文革”前他曾经过录明末一位诗人的诗集，十年间不曾翻阅，居然还能够背诵。缪先生展示其关于《红楼梦》史事的摘抄札记，并顺便谈及老辈治学习惯于分类辑录，似不如后来通行的抄卡片方便。由此开启了我抄卡片的兴趣，尤其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抄录了大量卡片，奠定了后来几本专书的基础。而在放眼读书之后，却逐渐体会到读完书再做学问的老辈分类辑录之法，较抄卡片更加有助于贯通发明，所以又改行简化辑录的办法。由此可见，学无定法，关键在于是否适用。
考进中山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的硕士研究生学位时，是“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的第三届。由于上一年未招生，所以对于中大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专业而言是第二届。这时全国能够招收研究生的师资为数不多，领衔者多为大先生，也就是老师的老师，如陈锡祺先生“文革”前就已经带过研究生。当年中山大学录取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仅我一人，负责近代史教研室的陈胜粦老师参与阅卷和录取工作。后来他告诉我，对我的卷面回答相当详尽感到满意，也因而对其他报考者宁缺毋滥。
因为人少，不便开课，陈锡祺先生令我阅读《光绪朝东华录》和谢文孙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并随1977、1978两届的本科生听几门选修课，其中胜粦师的《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思潮》，印象最为深刻。嘉道之际，刚好是所谓古代与近代的分界，因为分属不同的专业和教研室，习惯上截然分离，不相贯通。与一般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讲法不同，胜粦师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讲述明末清初以来学术思想的流变，以及中外接触交往的历史，以说明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渊源。由于讲了半个学期，尚不到鸦片战争，有人质疑其是否序幕太长，枝蔓过多。其实胜粦师的讲法恰好能够正本清源，而为一般近代史所欠缺。将整个清代历史沟联贯通，是改变以往治中国近代史拦腰斩断的关键环节。而将学术与思想文化融合一体，不仅符合历史的实际，也有助于说明变化的过程。作为刚刚入门的后迸，得此别开生面的教授，自然获益匪浅，而且更加意识到治中国近代史必须将古今中外熔于一炉。后来研治学人与学术的历史，以及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与此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得知我的感受心得，胜粦师表示赞许，认为能够体会其苦心孤诣。言下之意，孺子尚可教也。多年后提及此事，还为自己当年识人不错而喜形于色。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锡祺先生德高望重，是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旗帜，而年富力强的胜粦师实际负责具体行政和业务组织工作。当时学术界普遍面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培养研究生无疑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胜粦师积极协助陈先生开展工作。我在上课之余，对学校的图书馆和历史系的资料室展开地毯式搜索阅读，尤其对旧编目图书、古籍和旧期刊兴趣浓厚。虽然自小好看书，而且机缘巧合，在并不提倡读书的年代，走南闯北，接触过一些小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和机构图书馆，上大学时，又利用过四川大学的图书馆，可是，入库浏览与在外借阅，感觉全然不同。在对研究生几乎全面开放的中山大学图书馆里，由视觉冲击造成的心灵冲击极其强烈，每日埋头其中，的确是如饥似渴。拥有像图书馆一样的书斋，便成为我心中孜孜以求的梦想。
中大图书馆收藏的晚清期刊，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亦不多见，特别是其中一些甚至较期刊索引和介绍之类的工具书所显示的更加完整。后来才知道，其中多数是1928年顾颉刚前往江浙收书的结果。仔细阅读这些书刊，我开始对留日学生的问题感到兴趣，稍后又扩大到国内新式学堂学生和一般知识人的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可以深人探讨的题目，曾向胜粦师报告，得到鼓励。后来这些想法大都一一落实，撰写而成的论文，陆续发表后，多收入结集的各专书。对于中日关系史的兴趣，也是由此而生。
研究生的生活规律有序，转眼到了学位论文交卷的时间。其时年逾古稀的陈先生不顾体弱多病，悉心指导。论文初稿出来后，陈先生看过，认为底子不错，但需要认真修改，才能充分发挥潜力。为此，他在抱病指导的同时，委托胜粦师协助，着重帮我提髙论文质量。初稿约10万字，胜粦师仔细审阅，首先把握住我的思路，然后循此提出修改意见。他不赞成轻易改变结构，认为主要问题是过于平铺直叙，应将重点放在加强归纳、精炼文字、深化主题等方面。在认真思考消化胜粦师意见的基础上，我对论文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清末国内学堂学生的行为大量是重复性的类象，如何表现，一时间似无良策，因此定稿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开始改了几遍，还觉得有话可说，也知道如何下手，有罗列之嫌的征引叙述压缩，注意不同层面的归类，文字逐步精炼。每改一次，胜粦师都要从头至尾仔细审阅，在此过程中如何劳心劳力，现在自己也带了一些研究生，才算深有体会。大约改到五六遍时，感到内心已是一片空白，似乎陷入失语状态。虽然仍觉不太满意，但要继续再改，却不知如何下手。而胜粦师认为还可以更上层楼，面对有些迷茫甚至开始焦躁的我，不厌其烦地说明意见，努力开启我的思路。
胜粦师是写文章的高手，其想法自然是胸有成竹，但是对于人门不久的新进而言，有时就不免难以捉摸。经历了一两个月的痛苦煎熬，在胜粦师一遍又一遍的启发引导下，终于悟到其中的奥妙，逐渐改出了令陈先生、胜粦师和其他老师大体认可的定稿。这次修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历时9个月，先后十易其稿，个人经历了一次学业的蝉蜕，由此进入了学术正轨。此后，这样的经历还有过几次，每次都感到明显上了一级台阶，对于学位论文的高下有了深入一步的认识。如果没有胜粦师的诲人不倦，愚钝如我，要想踏上学术正途，恐怕难免经历更多的曲折。
不仅如此，这次学业蝉蜕的过程形成习惯，一直影响至今，每作一文，都要改到五六次以上甚至十佘次，才觉得可以拿得出手。在使用电脑之前，每改一稿，就须誊正一次，费时费力。个人电脑的普及，使得劳动强度大幅度降低，因为方便，修改的次数越来越多。往往发表之后，甚至结集出版之后，还要根据新出资料和研究进展，不断签注修订。现在一些师友以为我著文甚易，其实自己十分清楚，有数的论文都是挤出而非流出。而且似乎形成某种偏见，看到过于流畅的论文，总不免心生疑虑，觉得历史不会这般整齐。史学论文必须表述与事实吻合，一气呵成往往追求逻辑畅顺，于错综复杂的史事难免有所取舍牺牲。要想保持二者的平衡，好文章一定是反复琢磨出来的，所以要求弟子至少提前半年交出论文初稿，以便充分修改。开始弟子们均以为难，而且认为没有必要。直到一遍遍修改下来，仍然只能差强人意，才体会到为师的良苦用心。治学是与古往今来有大智慧的人神交，绝不可能如此轻松，敢于出手，不过是无知者无畏罢了。要使他人对学术心生敬重，学人自己必须对学术保持敬畏。
由此可见，至少在史学领域，获取学位或是发表研究成果，不是走向领奖台，而是献到祭坛上，不能不慎之又慎，乃至战战兢兢。年少气盛，又见闻不广，学养不富，未经更上层楼便匆匆出道，又被迫发表太多，将来学术进步，难免悔其少作，否则勇往直前，只能重复制砖，终身码字，始终不能领悟治学的奥妙。守住身边和心中那一方净土，当是胜粦师那一代学人历经艰难、矢志不渝的最大心愿，也是对来者的重要启迪。
胜粦师治学求严，但作为学术机构的组织者，并不以个人好恶定于一尊，而是鼓励人尽其长、各显所能。一般而言，有所长者个性往往较强，学界更为突出。胜粦师能够兼容并包，善用其长，因此，有助于人人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其门下士人才辈出，佳作迭现，所负责的中国近现代史学术机构，也稳步取得显著发展。如果都能会聚一处、济济一堂，真有天下英雄谁敌手之慨了。
北京师范大学的龚书铎先生是我博士答辩的座师。1987年底，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完成了三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业，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那时国内具有博士导师资格者为数不多，而各校又特别郑重其事，要求较高，答辩之事必须在全国范围邀请著名专家。记得那一届请了龚先生、南京大学的茅家琦先生和湖南师范大学的林增平先生，和章开沅师等共同组成答辩委员会。
我不是第一次见龚先生，还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有一次龚先生和中华书局的李侃先生南下参加学术活动，便中晚上来中山大学和中国近代史同仁座谈。当晚陈锡祺师做主，我也忝附末座。谈话没有具体主题，海阔天空地聊。龚先生一副长者之风，样子与实际年龄有些差距。他自称从中年起，与人交往就时常因此引起一些误会，有的年长者还以为他是前辈，特意表示恭敬。可是后来龚先生的相貌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时间仿佛在他身上停止了运行，30年间多次见到他，样貌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后来知道他的身体欠佳，并不在意，直到听闻他病重的消息，却怎么也想象不出何以自然规律在他身上还起作用，又是如何起的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是由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评审并经学位办正式批准设置的该学科最早的博士点。我们这一届同门共四人，上一届还有赵军学长，可是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公布招生目录，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才公开面向全国招生。那时学位制度恢复不久，博士学位的设置更是前所未有，还处于逐渐完善阶段，不过学界风气良好，规矩相当严格，答辩的学生与答辩委员之间，除了在正式的答辩会上，没有多少接触的机会。由于没有先例，作为考生难免有些紧张。答辩时龚先生问题不多，措辞严谨，没有随意的褒奖，也不会刻意挑剔，这使我内心的忐忑不安逐渐平静，心情放松下来，可以集中精力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如今想来，答辩陈述以及回答向题不尽如人意，但总算是顺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也开始作为委员参与一些博士论文的答辩，虽然这时各地博士点陆续有所增加，可是广东偏处岭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唯有中山大学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点，每次答辩，还是要从北京等地请人。京师人文重地，但是可请又能请的人选却并不多，而龚先生便成了经常邀请的对象。由于无须避讳，每次答辩前后，与龚先生多所接谈，有所请益，对他的经历学识了解渐多。他亲口讲述了在大陆政权转移之际，从台湾千方百计回归的曲折辗转，其生动精彩堪比传奇故事。这样的经历在那一辈学人中恐怕是绝无仅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首都与学术文化中心再度合二为一，龚先生长期在此学习工作，亲身接触学界的胜流闻人，耳闻目睹各种掌故秘辛，可以说是见多识广。由于我的研究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史学界的众多人事，其中有的只是昙花一现，前后史事均无脉络可寻，为此多方求教于各校的前辈学人，大都不得要领，偶尔与龚先生谈及，却能够详细道出来龙去脉，令我喜出望外。
龚先生的学识由京师学界的长期浸淫及其本人的潜心学问相辅相成，朴实无华的风格之下，显出大智若愚的沉稳与远见。随着学位制度的发展，全国增设的博士点越来越多，所谓人过百，形形色色，难免鱼龙混杂，乱相也日渐显现。不要说培养优才，能够规矩不乱已经难能可贵。龚先生门下弟子众多，按照他私下的说法，不能保证个个成为良才，但决不允许乱来。在如今的体制和风气下，感同身受者都能体会到，守住这样的底线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作为导师，守住的前提是知道根本大体以及各个方面分支的底线何在，才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史料史事的繁难，对研治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人是智力和体力的极大考验。由于分身乏术，近代史研究者缩短战线之余，还须全力以赴，少有怡情养性的爱好。而龚先生喜欢戏剧，且不仅是业余性质，还撰写过元杂剧的书籍。这在专家之学盛行的当今尤其难能可贵。具有如此的眼界与学识，因材施教游刃有余，才不至于将教人作为自我的简单放大。
把握根本与守住底线之余，可以追求技术层面以上的个性发挥。20世纪80年代以后，原有关于唯心与唯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一些教条式解读逐渐被化解，文化研究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生力军。不过，流行一时的热闹之下，也不免滋生哗众取宠和浮泛附会的流蔽。龚先生接续中国文史之学的大道，引领时代变化的前驱，开辟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的崭新领域，既不畛域自囿，又不随波逐流，看似不动声色，实则蕴含力道，能够实实在在地先因而后创。学有本源，万变不离其宗，自然源远流长，可以枝繁叶茂，松柏常青。
三
1981年，我还在硕士研究生二年级时，便有幸先后参加了两广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和长沙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不久，学术会议的举办远不如后来之多，能够出席的机会相当难得。从与会者的情绪高昂和踊跃发言可见，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十年禁锢之后，对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好像有一肚子的问题意见，说不完道不尽。两广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的声势浩大，参与人数突破200人，在广州、桂平、桂林以及广州至桂平的航船上，连续举行大会和分组会，总会期将近半个月。记得最喜欢发言者之一是复旦大学的沈渭滨老师，每次大会和分组讨论，几乎总是第一个举手。直到临近闭会，才觉得满腹的话差不多说尽。学术研讨会能够从时间上保证畅所欲言，平生所见，这是唯一的一次。作为新进，虽然不大开口，却感受到学人对于学术的一往情深。如今学界大都忙人，所忙却未必是学问之事。各种以学术为名的研讨会，议程过于紧凑，令人总有几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感觉。几度倡议召开日程较长、研讨深入的研讨会，无奈大家都忙，响应者寥寥，只能不了了之。
当时条件虽然有限，观念却相当平等，两广太平天国研讨会期间，我曾与宓汝成、王庆成、马大正几位老师同宿一室，在前往桂平的航船上，从胡绳先生以下，食宿一视同仁。与会的青年学人也为数不少，其中北京大学的王晓秋老师时年39岁，仍然属于青年。因为相处和交谈的时间较多，会议结束时，已经结交了一批师友，广西师范大学的钟文典老师便是其中之一。多年后因为研究新中国史学会，对于民国以来北京（平）学界先后以《时事新报》《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光明日报》为重要关注媒体大体了解，唯独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哪一家报纸。陆续请教了不少人，都不知其详，还是钟文典老师提示查一下《进步日报》，果然不出所料，由此不仅解决了新中国史学会的信息问题，更重要的是，使得研究近代以来北京学界的重要依据形成完整链条。
长沙会议是专为青年学子而办，倡行者主要是鉴于武汉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容量有限，希望为更多的后进提供机会。也许因为两广太平天国会的与会者尽情倾诉了意见，算是对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研究做了总结，后来这一方面进入相对平静期。而以青年为主体的长沙会议，影响却持续了几十年。如今各校不少研究骨干，仍是长沙会议的代表。在三次革命高潮的架构依然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环境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研究领域，都没有出现这样对于青年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学术会议。而随后举办的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研讨会以及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与之相比似乎也相形见绌。究其详，因缘时会，辛亥革命研究具有更强的内在张力，当为重要原因。
中山大学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归宿，我生也晚，未得亲炙，却仍然能够感受到前贤的流风遗韵。得其心传的几位老师，虽然分治古代史和世界史，均能够沟通古今中外，论人论学，每每一语中的。对于年少气盛、喜欢任意驰骋的后生小子，尤其具有当头棒喝的作用，闻之如醍醐灌顶。只要虚心受教，用心揣摩，终生受用无穷。如姜伯勤老师讲座时示以读历代典籍应精读原典，其余可以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而过，确是通读旧籍的不二法门，体验之后，用以授徒，能够指示大道正轨。此法虽然见效不易，但在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的史学领域，却是有心向学者的必由之路，否则短期内或有速效，终究后续乏力，还容易滑入邪途而不自知。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而个人能否有所成，天赋、勤奋、机缘，三者缺一不可。博士毕业后，没有今日各种考核之类的重压。用章开沅师的话说，那时外国学者有空间没时间，国内学人则有时间没空间，各有利弊，须善用之。有时间的好处是便于放眼读书，只要有心向学，即便缺少童子功，也有足够的闲暇，可以设法恶补。回中山大学任教的数年间，大学教师为了生计，下海炒更成风。当时听了“食得草根，做得学问”的训诫，逆流而动，集中阅读所有能够入手的清代以来学人的著述，然后上溯历代，旁及其他。本来读书好博，豁然贯通之后，杂乱无章变成有条不紊，治学得以事半功倍。
广读博览，不仅拓宽了视野，累积的题目及材料也大幅度增多。尤其是关于近代学人及其学术的研究，陆续写成关于国学的历史、国际汉学与中国学界的交往、学人与学术、学人与学风等专书。认真揣摩玩味之下，对于近代学术大家的学行体会益深，受前贤的影响，自己的治学风格也为之一变。或者只看这方面论著，以为学术史专家，也有的不看这方面论著，以为全外行。其实研究学人的学行，旨在理解其学术，同时学人的历史也是近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必分门别类，壁垒森严，以至畛域自囿。
我在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前，便参与了陈锡祺先生主持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的编撰，稍后又应段云章老师之邀，分任《孙中山传》的一卷。开始以为并非难事，但将所有新旧材料排比对勘后，发觉相关历史几乎要重新改写。经此一役，对于长编考异之法的精妙尤其是材料极大丰富的近代史研究不可或缺，有了深刻体验和认识，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庚子勤王的论文，后来合成《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的专书，以整体史的观念论述朝野各方庚子前后错综复杂的关联以及对于清季政局的影响，并滋生以集众的方式编撰近代史编年系列的念头（包括国学系年、清代教育史编年、近代学术编年、民国重大纪念编年等）。在编年系列实施过程中，不断向参与者传达个人体验，告以揣摩把握长编考异法之于提升研究水准的极端重要，以及善于领悟者可以从编年中获取若干专书的构思并累积大量素材，将来能够从容应对多个领域的需求。当然，能否把握机缘，全在各自的努力和造化。
经过长编考异的训练和放眼读书的阶段，材料与事实得以贯通，触类旁通，各种专题论著的题目纷至沓来，由留日学生演进到中日关系，由保皇会扩大到康有为与梁启超，并着手组织编辑康门弟子合集，撰写《康梁合传》的专书。此外，正在进行以及拟做待做的专书还有不少。继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之后，又以集众的形式组织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长期研究计划，包括重大课题的实施和专书系列两个层级，从中学、西学、东学的多元视角沟通古今中外，重新解读近代中国的相关文本和史事。
治学之道，应当先因而后创，接着做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要想创新，首先必须接得住。陈锡祺先生和章开沅先生，学术视野开阔，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孙中山研究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两位师长对上述领域始终挂怀，陈先生晚年与人谈话，说得最多的就是如何继续孙中山研究，而章师则一直将新编辛亥革命资料作为重要事业。
近年来，我有意承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使之发扬光大。这两个领域从来关系密切，同时并进，可以相得益彰。关于孙中山研究，我陆续主持编撰了《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孙中山史事编年》《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正在编撰《孙中山图像编年史》；关于辛亥革命，从大小历史的不同视角，分别撰写了两本专书。此外正在主持编撰包括孙中山纪念和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纪念在内的民国重大纪念编年。努力的目标在于，搜集、整理各类新旧史料，深入探究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利用亲历者的日记，追寻近代中国政权鼎革之际各色人等的心路历程，作为重写大历史和呈现小历史的开篇，同时在整体联系的脉络之中，展现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历史枢纽作用，使得推进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与扩展深化历史整体研究（诸如晚清史、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历史以及同时代形形色色的人事）相得益彰。
胡适说，治史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出手太早，难免悔其少作；迁延过久，则会时不我待。在合适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就是最佳选择。要想完成资料汇编、史事编年和个人专书三大系列，现在就必须摈弃旁骛，专心致志，力争达成心愿，不留遗憾。如果所有著述能够留得下去，便可以说是如愿以偿。这是花甲之年的自我鞭策，即作为本书的绪论。
文章原载：《桑兵自选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