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总结全面抗战展开十个月经验教训所写的名篇，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性质、过程和发展阶段，历来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以往多就字面意思加以阐释和解读，并不会产生多少疑问。近年来，随着相关历史的研究逐渐扩展，文本与史事如何相互印证，成为深入探究的取向之一，与之相应，围绕《论持久战》的各种质疑与困惑也日见增多。其中的一大问题，就是言说对象究竟是谁，换言之，即《论持久战》是为何以及对谁而写。现行的各种意见说法大都言之有据，有的更是旁征博引，曲折周转，可是相较于文本与史事，总觉得未必得当，因而心有未安。有鉴于此，应当回到文本本身，首先理解作者的本意，然后再考虑朝向各个方面的引申之义。
一、问题的提出
探究《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与弄清楚《论持久战》的本义其实是一事两面。关于此节，最为典型的是坊间乃至学界一些人认定，以往都认为《论持久战》旨在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可是，随着材料的增多和视野的拓宽，发现“持久战”并非发端于《论持久战》。于是出现不少探源之说，意在找寻持久战的发明权，从而改变持久战始于《论持久战》的误解，甚至由此演变出所谓《论持久战》因袭前人的种种说法。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有的解读者和追究者将提出“持久战”战略与写作《论持久战》的旨趣相混淆。“持久战”的军事原理早在20世纪10年代已经进入中国的正规军事教育领域，后来更发展成为中国应对日本侵华野心及行动的普遍共识。全面抗战爆发后，持久战是中共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不仅中共中央成员众口一词，各地各级党政军领导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方面或范围加以论述，口径基本一致，可见这是中共决策层的集体意志，并非到《论持久战》才形成和提出这一战略方针。同时，国民党、国民政府乃至社会各界，对于持久战也并不陌生。除了妥协投降者外，只要是主张对日抗战，几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必须是长期的持久战。尽管国共双方的持久战理念以及实施办法事实上相去甚远，《论持久战》既非一般性地提出持久战的主张，也不是中共首次提出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那么，人们自然会问，毛泽东倾心用力撰写《论持久战》，究竟意欲何为？
本来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相当清晰的，只是由于对《论持久战》的本意存在诸多误读错解，加之围绕《论持久战》的写作和发表，国内外党内外在军事、政治方面发生了一连串重要事件，与《论持久战》涉及的史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影响到对于文本的解读，于是导致各有侧重的理解，毛泽东的写作旨意反而成了聚讼不已的问题。杨奎松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一文专列一节讨论《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一文的初衷》，引述了先行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并做出自己的评判。
以作者关注的问题为聚焦点，先行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美国学者瑞贝卡·卡尔的《毛泽东传》（龚格格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认为，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是想要让读者们相信：“只要所有中国人联合起来，找到正确的作战方法，中国完全能够在目前的形势下生存，有能力对抗日本，也可以赢得这场战争。”这也是通常人们所熟知的看法，多数相关著述基本采用这样的说法。不过，在杨奎松看来，这未必是毛泽东发愿的初衷和专文论说的主要目的。表面上，文章的标题就叫“论持久战”，文中也明确讲主要想讨论的确是持久战的问题。但作者也明确表示，《论持久战》主要不是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该不该打持久战，而是针对“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等等问题，来阐述“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
其二，刘益涛《激流勇进——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认为，《论持久战》主要是为了“解决指导全党进行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杨奎松称这一看法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毛泽东虽然说这篇文章是写给“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共产党人的主张“还未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完全了解”，需要做“宣传解释”的工作。但是，他紧接着写道：抗战以来，发生了各种急性病。“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批评的“轻视”“怀疑”“不赞成”八路军的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有些人”，不是大多数人民，甚至也不是“友党”“友军”，而是党内有些同志。
其三，在刘益涛观点的基础上，杨奎松进一步揭示《论持久战》的潜在主旨。所讨论的重点在于下面的结论：
《论持久战》的主旨其实不在论证中国该不该和能不能进行持久战，而是通过宏大的视野和中外历史的比较，着眼于说明中国抗战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毛泽东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显然与此前发生而此时仍未解决的党内争论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坚持游击战争必能挫败日本这一判断并详加论证，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的逻辑很简单：中国因为弱于日本，战争初期正规军的作战固然重要，却无法持久。但因为中国大，日本只能占领有限的地区，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战争进入到敌我相持的阶段，并且为我在敌后敌人控制不到的广大地区留下广阔的活动空间，便利我创造根据地，组织民众武装，持续不断地发展游击战争，持久地消耗敌人的力量。用他的话来说，中国所以能够坚持抗日到底，根本在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共产党从来就长于做民众工作，“过去内战时代的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就得力于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了的民众”。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自然“比内战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因此，只要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不愁组织不起人民的游击战争，也就不愁中国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文字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也不能直截了当地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对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详尽论证，实际上清楚地强调了他自红军改编以来一直想要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相信的两个基本观点：即（1）弱小的共产党只要能够与民众密切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成为这场民族战争的领导力量。（2）弱小的八路军必须，也只能通过游击战争，才能实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变。
上述三种观点，可以概括表述如下：其一，全面阐述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方针，言说对象是全体中国人。其二，主要是为了“解决指导全党进行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言说对象是全党同志。其三，详尽论证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不言自明地突显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言说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后两种观点有其共通性，但也不完全相同。三种观点的差异显示、言说对象的分别，主要根据是对《论持久战》主旨理解的不同。
这三种观点，未必能够覆盖关于《论持久战》主旨的所有看法，但至少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三种观点各有所据，有的还颇具洞见。只是通观文本和语境，有的略显宽泛，有的求之过深而不免于偏颇。一般而言，作者撰述之际，心中的言说对象往往不只一端，只不过有的比较显著，有的比较隐晦。在两种情形下，言说对象较为复杂，一是作者心思缜密，不好直言，而喜曲笔，表面的言说对象常常只是曲隐实际言说对象的障眼法，字面意思与实际意思相去甚远，甚至可能截然相反。二是主旨涉及广大人群，必须考虑各方面接受的可能，尤其是代表一个政党对于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阐述战略方针的文章，覆盖面无疑是越广泛越好。但是主旨的宏大广泛并不妨碍作者针对言说对象中的不同人群分别传递不同的意趣，这些分别相辅相成，并且由各个部分构成有机整体。《论持久战》即其典型。
二、因缘红军战法的全面抗战军事战略
判断《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关键是要厘清两个关系，一是中共的持久战思想与一般持久战主张的联系及分别，二是中共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与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实行的战略方针的区别及联系。在理解毛泽东的初衷方面，后一点尤为重要。
探究《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首要和基本的依据，无疑是《论持久战》的文本。治学从目录版本入手，在古代研究中较为讲究，研治近代者却往往忽视。《论持久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谓例外。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专题演讲后，《论持久战》随即刊登于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本，同时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同年7月25日，武汉新华日报馆也出版了单行本。此后，敌后根据地和国民政府控制区陆续出版各种单行本。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据说先后出过170多种版本，可以说是毛泽东著作中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论著之一。
众多版本当中，有的只是翻印，版式完全一样，有的则是重排，既出现手民之误，也有所校订改正。作者本人在刊物和单行本之间做过文字的校订，改正了一些错字。随着时局的变化，不同文本中出现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改变。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所做改动较为关键。杨奎松从比较《解放》周刊首发本和《毛泽东选集》本中颇有发现，认为对于解读首发本的内涵很有助益。
探究《论持久战》写作时的言说对象，自然以《解放》周刊的初版本为首选。道理显然，后来的版本或许有意思更加清晰化的作用，但也存在时过境迁而偏离当时语境的可能。
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乃至举国上下，大都主张持久战，但各方的持久战内涵相去甚远。既往关于《论持久战》历史定位，或认为主要是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或认为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两种说法都不错，但是都不完整，与作者本人的初衷用意存在差异。作为系统阐述中国实行持久战以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论著，其实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以“问题的提起”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写作的主旨和言说对象，而且恰与两个即将来临的重要纪念日有关，一是抗日战争一周年纪念日，二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
关于抗战一周年纪念，《论持久战》开篇的确提出必亡论和速胜论的问题，可是重点不仅是针锋相对地驳斥这两种错误观点，而且要设法解决“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以及“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等等问题。这是因为，虽然中共一向都在说必亡论和速胜论的不对，之所以“还未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完全了解。一半因为宣传解释的普及性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未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未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民群众之前，使人民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与前途，无从决定其整套的做法与努力”。
而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对持久战，有亡国论与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既然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已被事实击破说服，对持久战的总结性解释主要应是针对空洞无物的认识。而大多数人的认识空洞无物，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持久战主张空洞无物关系极大。除了一味鼓吹精神意志之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持久战主张形同空泛的口号，人们实在弄不清持久战到底应该如何战，怎样才能持久。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广泛流行着一种公式，“卢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话虽不错，但是过于空洞，必须加以充实。所谓充实，就是要研究持久战，以便“决定其整套的做法与努力”。《论持久战》首先就要全面阐述为什么和怎样做，呈现充实的持久战战略的整套做法。这一取向，显然是面向全民族全社会，面向全体中国国民，乃至面向国际同道。因为“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资本家到工人，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各民主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敌国方面，从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都在我们的抗战中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与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今后抗战中能够尽其更善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两相比较，前一取向显然是主要的，后一取向无疑也很重要，但是相比前一取向，只能处于次要地位。因为面向全国军民，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要的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整套方针和做法，并非单就自身而言，而是针对抗战全局，批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旨在向全国军民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而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与中共领导的军队实行的战略，既有所联系，也有明显分别。就抗战全局而论，中共始终坚持这一战略方针，中共领导的军队的作战整体上也要服从于这一战略方针，但是具体而论，中共领导的军队却要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并不采取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
《论持久战》写作和发表之时，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接近尾声，正在向第二阶段过渡。《论持久战》共4万余字，加结论共20个部分，分为120节，其中前34节集中谈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反驳必亡论和速胜论。第35至50节谈三个阶段的划分及其特点。第51节至71节主要谈战争的性质、目的、战争与政治等问题。第72至118节谈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最后两节为结论。
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建立和坚持统一战线，充分动员民众。这虽然是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张，对国共两党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军事上，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的军队所实行的战略，则完全不同。由国民党统帅的全国军队，战略上应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而中共领导的军队主要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
既然中共主张的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与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战略不同，关于前者的论述，就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民众，而是面向全民族，包括甚至主要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体国民革命军，也就是全国军民。中共深知自己力量仍然弱小，在全国范围尚不具有正统性。全面抗战的实现，不可能离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全面抗战的展开，也要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同时中共又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存在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改造，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而改造的最主要动力，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影响。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时期的生存与发展，主要是在敌后。只有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动员和武装广大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而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虽然居于辅助地位，在相持阶段则上升到战略主导地位，中共领导的军队必须通过广泛的游击战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化，并在反攻阶段成为运动战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国共合作全面抗战，中共领导的军队虽然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却不能简单地和同序列其他部队一样担负统一作战任务，甚至与国民党各军的配合作战也要适可而止。
上述方针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经由中共中央所确定，并非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论持久战》根据全面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证明中共战略方针的正确以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军事战略的错误，并进一步阐明为何是持久战以及如何进行持久战。正如《论持久战》所引述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早在卢沟桥事变一年前的1936年7月，毛泽东就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的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与迅速地后退，迅速的集中与迅速的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几个译本都译作“游击战”，是错了的），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的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并且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了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与战斗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战略方针虽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统帅的正规军，却并非基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经验，而是基于红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经验，尤其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得到最终确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克敌制胜的主要战略方针。红军时期，前期以游击战为主，后期以运动战为主，二者相辅相成。1930年在宁都举行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军民誓师大会上，毛泽东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生动而完整地概括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对此，以往的理解不免偏颇，只强调前面的十六字诀，以此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指导原则，认为红军的战略战术基本且始终是游击战，甚至称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虽然贯穿于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之中，但是作为游击战的战法，主要是应用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之时。一旦红军形成一定的规模，可以取得局部的相对优势，就会过渡到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
因此，十六字诀虽然被称为游击战方针，可是红军时期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基本是在第一反围剿之前，至少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就进入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的时期。只不过这样的运动战开始还带有一定的游击战色彩，可谓具有游击战精神的运动战，与一般正规作战的运动战有所不同。同样，红军时期的游击战也带有运动战的特征，与全面抗战时期以分散为主的游击战不尽相同，这也是部分八路军的军事指挥员在全面抗战初期开始不能理解，为何要放弃自己熟悉且行之有效的运动战，改行分散的山地游击战的重要原因。
此外，第五次反围剿从运动战转为正规的防御性阵地战，导致红军大的失败，使得中共领导很容易认识到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当局专守消极防御的错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最初发表时，特意注明和斯诺谈话中的关于战略方针的表述是运动战，而不是几个译本都弄错了的游击战，说明他清晰地认定二者的重大分别，而当时很多人显然都误以为中共主张全面进行游击战。实际上，中共提出的全国抗战的军事战略与中共领导的军队所实行的战略有着显著不同。前者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后者则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把握二者的分别与联系，《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便不言而喻。
三、全面抗战初期的经验教训
抗战十个月的进程显示，在持久战第一阶段的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阵地战被放在主要地位，屡屡以阵地战单纯防御的方式与日军形成决战，结果在武器装备和战术训练占有很大优势的日军攻势面前遭受重大损失。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共领导人及其军事将领就通过各种形式，不断批评国民党方面战略方针和军事指挥的失当，阐明自己主张的正确战法，并提出各种具体建议。这些批评和建议政治上主要是反对片面抗战，主张全面（全民）抗战，军事上则是反对消极、被动的专守防御，主张积极主动的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的方针。
关于全面抗战初期军事失利的原因以及由此造成的危机，周恩来在1937年10月19日给毛泽东等的电报中有概括描述。他认为，目前中国战局正转入新的危机：（1）日军在沪八师团，其余在华驻屯军七师团半，关东军两师团，并加满蒙军，大约分布在平汉线三师，同蒲线三师，目的在从正太、同蒲两路从速拿下太原。（2）中国军队已用到最后预备队，全民全面动员、部队改造、战略战术改变，尚未开始。南京对持久战信心动摇，加以国际引诱，和平妥协空气抬头。上海方面用兵达50个师，消耗近20师。胡宗南第二次上去，又消耗。桂军4师调沪。华北方面近60师，能打的仅剩孙（连仲）、卫（立煌）、傅（作义）等，不上10师。全国预备队只有粤军6师、桂军2师、川军9师、滇军3师及武汉、陕西一部分中央军，总共不及30师。故百数十万的正规军，除我们外，真在战场上拼命的尚不到20万，比之日本在数量上亦居劣势，此最足令人警觉者。因此，黄河两岸正酝酿着放弃华北、逐鹿中原的危险。宋、韩、商、万及一切溃军在敌压下都企图转入黄河南岸，划河自保。川军出兵武汉，桂军扼陇海东段。于此，蒋不能无戒，阎亦不能无感。如果南京和平机启，则妥协空气必风起各军，诱留红军单独在华北抗战的阴谋必大发展，局势亦必陷于混乱。挽救方针为：分电蒋、程要求增加生力军到华北支持抗战，并揭破放弃华北阴谋，要阎、黄电蒋增兵；反对各军退过黄河及南京企图解决杂牌军的阴谋，力争各军留在华北。
根据此电，全面抗战初期，主要分成两个战场：其一，华北战场。日军共有9个半师团并加满蒙军，中国军队约60个师，但是战斗力强的不到10个师。其二，上海战场。日军共8个师团，中国军队共50个师，虽然精锐较多，可是纯属专守防御，已经消耗殆半。因此，中国军队在两个战场均已陷入全面被动的局面。
这一不利结果显然是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片面抗战政策以及军事指挥失当所致。1937年10月，毛泽东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指出，抗战失利的原因除政治因素之外，军事指挥十分落后是要因之一，应建立统一的国防军，使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起来，仅靠游击战是不能战胜日寇的。同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认为抗战的教训，政治上是没有全民参战，军事上则是被动的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没有可能取胜，要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八路军采取了与其他中国军队不同的战略战术，主要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与单纯正面防御大有区别。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重要原因之一。
谈到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毛泽东说名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相同，但亦有某些区别。现阶段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以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也就是说，应当减少集中兵力的运动战，主要是分散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至于全国军队，因为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另一部分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八路军游击战的辅助作用，主要是在战略层面而非战役战斗层面。
军事首长的总结极具针对性。1937年10月17日，林彪撰文论《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军不能坚决执行作战计划，没有战斗决心和意志，战斗力太弱，尤其是“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不久，林彪又专门写了《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深入而具体地讨论卢沟桥事变到临汾失陷华北正规战失利的原因，如作战地点与兵力部署不适当，各地正规战相互配合不够，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不够，民众运动与正规战配合不够，等等。
这根本教训并不是别的，而是“消极防御”。这个根本教训表现于我军除开极少的且为局部的几个战役是采取了以进攻对待敌人进攻，或在防御中实行进攻外，一般是采取了设阵待敌的消极防御，即是当敌人正式攻击我军阵地的时候，我军并没有实行大举“逆袭”“反突击”的攻势，而是一般的采取了单纯的以自己不充分的火力、不坚强的工事，抗击敌人猛烈的飞机大炮的消极的动作，并且还不是在狭的正面上、短的纵深上进行这种办法的防御，而是在近百里甚至数百里宽大正面上及纵深内进行这种防御，兵力是很散很散的分散在正面和纵深上的。这样地分散兵力去想守住所有的地方的办法，结果使每个地方兵力都不足，处处都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结果使每个地方都不能守得住。
华北正规战节节退守，遭受了不少挫败，积极意义是足足支持了将近九个月，给敌人以兵力、财力、时间的很大消耗，给华北民众以很强的民族观念与抗战决心，同时使军队受到很大锻炼，得到很多进步，而且掩护帮助了华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游击战争的开展。同时，华北战场的所有战役无论胜负，都证明消极防御的战术，绝不是中国抗战的出路。为了郑重说明这一问题，林彪分十点详细阐述：第一，中国面积广大的长处如果不善于利用，反而变成我之弱点和有利于敌人的条件。若采取进攻的战术，便有了广大的作战回旋地区，避免被动无把握应战。第二，防御战须依靠坚固的现代化工事，中国各地的老城寨和关山天险，在新式武器发达和战争立体化的情形下，不能成为防御战的依靠。第三，防御战需要强大火力，我军火力较弱，单纯防御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便利敌人发挥火力优势。第四，取胜必须争取主动，消极防御完全被动，使敌处于主动进攻地位，进攻则可以使敌陷入被动带来的一切困难之中。第五，中国军队素质不一，战斗力悬殊，容易被敌人利用，只有主动进攻，才能扬长避短，转弱为强。第六，消极防御最便利于敌人实行包围迂回的作战惯技，我军则容易军心动摇，不战自溃。第七，消极防御无从发挥革命的正义自卫战忠勇奋发的攻击精神，导致恐慌消沉的情绪。第八，设阵待敌的防御，使敌人可以完全掌握我军情况，我军反而难以充分掌握敌情。第九，单纯防御不能达到防守的目的，只有积极进攻，才是达到防守目的的最好方法。第十，最重要的一点，不论保卫和收复领土，还是保存实力，都必须消灭敌人。而“攻击为摧破敌之战斗力以压倒歼灭敌人之唯一手段，故除状况确有不得已之外，常应决行攻击以挽回战势”。这是《战斗纲要》明文记载的起码的也是举世公认的军事原则，应当坚决执行。
综上所述，中国抗战在战役和战术上，应采取积极的进攻作战，决不应消极防御。抗战初期之所以一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术，原因在于：第一，不了解敌我的长短，不能扬长避短，运用相应的战术。第二，把战略上抗战、应战、防御战、持久战、守土抗战与战术上的防御战、持久战视为一物，把全国抗战的总方针作为每一次战役的实际方针，实行呆守阵地的守土抗战，敌攻击我还击的应战。不知道战略上的抗战、应战、持久战、防御战，要经过无数的战役进攻来进行。而且不能正确了解进攻的意义，混同战略进攻与战术进攻，误以为中国既无打到三岛去的野心，就不应当有进攻。且战术进攻不一定要攻坚，主要应进攻运动攻击之敌，包括围敌打援等。第三，缺乏从根本上解决敌人的观念，保存实力，应付作战，不知局部命运不能与全民族的命运分离，为全民族的生存而付出局部牺牲是必要的。事实上，愈想单独保存实力的部队，结果适得其反，因缺乏政治灵魂，比坚决战斗的部队更容易溃逃。持久战在军事上应根据敌我优劣，实行进攻的战术，扬长避短。只有切实这样做，才能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否则，尽管有战胜敌人的客观良好条件，胜利仍然不会自然到来。应该把战术进攻贯注一切作战行动中，无论防御退却，都应为着进攻，无论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指防御的阵地战），都应当把进攻作为灵魂、根本。
彭德怀的看法具有全局性，其发表于1937年11月27日的《争取持久战胜利的先决问题》明确指出：“前线的暂时局部的失利，并不由于最高统帅不决心，前线将士们不勇敢。”失利的真正原因，在于动员工作与军事作战的方针和指挥上，暴露了不可忽视的弱点。“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指挥，是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不幸的是，“在华北抗战已往的三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敌人进攻展开正面时，我军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敌飞机大炮的火力下。”关键在于认清战略防御与战术进攻的关系。自卫抗战，战略上是防御的。
但战术上若采取专守防御，是决不能解决战斗的。因为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必然招致失败的恶果。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应尽可能是进攻的，必须时亦应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
积极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减少敌人飞机大炮及其他机械、化学兵种配合的效能。只有在运动战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的最好手段。防御也是为着节约兵力，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手段。
在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的条件下，可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封锁敌人消息，使我正规军得以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战术原则，求得运动战的机会。至若单纯的防御，不了解寻求出击的机会，不了解操纵敌人、调动敌人的巧妙办法，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须知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没有打不破的。
他批评一位军事家“中国只要同敌人拼消耗，我死十个，敌死一个，最后我们也可取得胜利”的说法，“我很佩服他的坚决意志，但在战术的观点上说，我们却完全不能同意这样的主张。战术的要求是要以小的牺牲换得大的胜利，因此，我们才会讲求战术和指挥的艺术。我们绝不是怕牺牲，而应随时准备牺牲去争取抗战的胜利，但这绝不是要自己消耗于敌人的面前，而是怎样去消耗敌人”。要在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必须实现以强攻弱的战术原则，扬长避短。具体为敌我兵力相等时，以小部牵制敌主力，我主力从敌侧后突击，歼敌一部，使敌由均势变劣势。持久才能生长力量，消耗敌人，改变敌我态势，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在敌后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分散敌人力量，以战术胜利求得战役胜利。具体到中国抗战的战法：
目前指挥作战的方针，在使用兵力上，主力应用在主要战区与利于反攻的方面。在战役战术上，主力应用于突击方面，而不应以多数或半数兵力使用于防御与钳制方面。在防御时主力应控制为预备队，待机出击。在进攻时，主力应用在突击方面，不必多留预备队，以求一举而歼灭敌人，以大步前进的战术原则，深入敌人后方，攻敌要害，调动敌人，在敌后方左冲右突，破坏敌人作战计划，争取主动。
但是不幸得很，在华北抗战以往的三个月中，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敌人进攻展开正面时，我军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飞机大炮的火力下。今后应乘敌运动中，给以突然的袭击。总之，在技术弱于敌的军队方面，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破，在敌人后方侧翼积极活动胜过正面抵抗。
由此可见，关于全面抗战十个月在国民党军事当局指挥下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的基本作战形式的利弊得失，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基本认识高度一致。正面战场未能按照中共提出的战略方针实施军事行动，亦即没有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的战法。《论持久战》一方面要向战争的最高指挥部阐明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方针，一方面要向全国军民展现中共的立场和主张，进而影响全面抗战。如果言说对象的重心是中共党内，则论述的中心道理上应该集中于敌后游击战。
四、《论持久战》的概括总结
中共方面的异口同声，显示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尤其是以运动战为主的军事路线，早已形成党内共识，没有异议。所有关于第一期作战利弊得失的批评，就军事而言都建立在这一战略方针的基础之上，既反对单纯防御的阵地战，也不赞成以游击战为主。党内的意见分歧，主要在于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否应该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山地游击战。《论持久战》的相关论述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做了进一步的系统概括，明确表示，抗战第一阶段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也就是说，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错误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正确。
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毛泽东的答复是：“在第一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敌分路进攻，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于我不利。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由于敌军小而强（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军大而弱，因此，战役和战斗不但应以多打少，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之敌，预将大兵隐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包围攻击，出其不意，速战速决，争取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或给予大的杀伤。每个月打一个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较大胜仗，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奋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战役和战斗“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对于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的情况，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中共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兵力为敌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的二至四倍，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此方针不但用于正规战，也必须用于游击战。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即使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不再是以弱敌强，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
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一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等种种战术或方法，并且要灵活使用和随机变换。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掌握不好，都将不能取胜。
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即正规兵团在长战线和大战区上面，从事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也包括为了便利于执行进攻战而在必要时机执行的“运动性的防御”以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其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而技术和教养较优。在此情形下，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辅以其他形式。既要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也要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
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绝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也不对。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包括辅助作用的阵地战以及“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拼命主义惧怕丧失土地，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大踏步地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明明已处于确定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中共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中国的技术条件较弱，一般不能执行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回避我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时间，而采取半阵地性的“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中国版图广大，相当长的时间内又技术贫弱，应该“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第三阶段中国的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仍未必超过敌人，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
与日军作战，究竟应如何实施运动战，毛泽东早有切实可行的成案。在《论持久战》写作之前，他已生动具体地描述过全国组成若干大的野战兵团对日作战的方针。1938年1月13日，他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局中几个问题的演讲，就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
阵地战可以攻势防御，运动战在敌人行动时打他个措手不及，游击战专在敌人后方扰乱。过去是阵地战的单纯防御，日本的飞机大炮容易得手，所以我们失败。假如现在有五军，每军五万人，长江南北四个军，黄河以北一个军，不守阵地，埋伏下来，专等敌人到后，出其不意地攻打他，定会收效。飞机大炮比为牙齿，阵地比为骨头，我们没有好牙齿，所以不要骨头。这就是不打阵地战的道理……游击战应该广泛地发展起来，扰乱敌人的休息部队，相机袭击他们……游击战这样重要，为什么只能作辅助队呢？因为最后的决定战还是要靠正规战。
毛泽东的演讲显然是针对正面战场的战况，他不但有与国民党军队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还可通过后来战事的发展进一步验证。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也无法重新来过，但如果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照这样的战法，进行大范围的外线运动战，战局无疑将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整个进程很大程度被改写，尤其是相持阶段不至于如此艰难困苦。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为数不多的几次大胜，也提供了重要佐证。
从是否有利于运动战的角度考虑，中共权衡华北、沪宁两个主战场，认为应更着重于华北战场。战事初起，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就致电朱德等，判断敌攻华北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并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至于上海进兵，于破坏中国经济命脉外，又钳制中央军主力，以便利其夺取华北。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华北是日军的主攻方向，上海方面只是战略钳制。
抗战初期，战事遭受重大失利，周恩来于1938年1月7日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总结教训，认为我军装备和技术条件落后，阵地战非我所长，我军如能抽出相当数量和质量好的部队，转移到北方战场上去，则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把握，当较东战场为多，北方的战局也许更能开展。现在沪宁失陷，我军今后作战将更便于发挥中国军队在山地运动战中的特长。运动战是正规战的一种，阵地战、游击战是配合正规战的主要辅助战。只有在敌人占领和包围的区域，主力部队不易立足和不易集中行动的条件下，才以游击战争为主。游击战争本身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要最后战胜日本，不仅要发挥我军的运动战特长，而且要在提高技术条件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上，使我军转入阵地战。要改善指挥系统，一方面全国统一集中，一方面分工，依据战略计划授权各战区相机决断。要改变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尽一切可能求得在广大地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阻敌前进。万一敌人突破某些支点，必须抛弃过去前线后撤的办法，在正面留下钳制部队，坚守纵深配备的支点，将突击兵力转移到敌人侧后，寻求新的机动，以阻敌深入。
后来中共中央进一步全面总结，指出中国抗战遭受军事失利，主观上有不少军事与政治的缺点错误，首先，全面抗战的决心下得太迟，致使敌趁机调动兵力来华。而中国军队反因和战未定，未能全部动员，以致未经激战，即失去平津，使敌得依托平津为军事重点，迅速沿津浦、平汉、平绥三路，向西向南进攻。其次，在战略部署上，没有能够以基本主力使用于华北战场，利用开阔战场，打击与消耗敌人，而被敌人将中国主力吸引于上海不利地区，与敌人决战。上海战场狭窄，中国军队精锐消耗甚大。上海失陷后，又以重兵防守不易固守的南京，复受重大损失。而华北主要战场多系各省地方军队，战斗力弱，并且复杂不易指挥，故在溃退中损失甚大。再次，中国军队的战役战术多采取消极正面防堵的作战方针，没有积极防御的侧后方运动战的配合。以武器劣势的中国军队，特别在平原地带，不能抵御敌人坦克、大炮、飞机等新式武器的强烈火力，而容易被突破导致溃乱。
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再度阐述了组建野战兵团实施运动战并辅以游击战的方针。他认为，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的经验，在军事上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目前除应以二三十万精兵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前进部队以歼灭性打击外，还应抽调八九万军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游击兵团，每个兵团三四千人，派坚决而机动的指挥员领导，加强其政治工作，配置于从杭州到包头的敌人阵线前面，从这个长阵线的二三十个空隙中间，打到敌人后方去。如能运用得宜，结合民众，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必能在敌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运动战，而使敌军疲于奔命。至于阵地战，由于我们技术不足，目前不应看作主要方式。但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设法输入这些武器，以便有能力进行防御的与进攻的阵地战。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游击战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据重大地位。
五、改变全国抗战战法的努力
中共关于全面抗战战略方针的主张，并非一味自说自话，也不仅仅是旁观者清，而是想方设法影响全国军民，尤其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传递给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希望能够改变其战略部署。早在1937年8月4日，毛泽东等就电告准备前往南京出席商讨国防问题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提出应在张家口至青岛、保定至潍县、太原至沧州布置3条防线，尤其要集中优势兵力于第二条防线，以便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绝不能是单纯防御。
8月9日，朱德、周恩来抵达南京，向国民党提交的多项议案之一即《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认为，中国对日政策，只有抗战一途。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估计日寇侵华战争的作战是以速战速决为原则，其战略部署主要战线是华北，西至察西，东至海，背靠平津与东北为其根据地，向南进攻。另有两条支线：一是由察西向绥宁青进发，挑拨汉蒙回间之团结，利用蒙回奸，建立所谓蒙古国、回回国，以截断中苏联系。一是封锁我沿海各港口，破坏我沿海各工业城市，强占威胁首都。“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在长期艰苦英勇牺牲的战争中求得胜利”。因此，应确立7项对日作战原则：
（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予以全线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军从中国赶出去。（2）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中心，设立坚强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钳制敌人。（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缩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关键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的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配的任务。（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7）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线左右，以分散、迷惑、疲倦敌人，肃清敌耳目，破坏其资财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只有上述作战原则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的手段。”
相比之下，中共的主张不仅更加清晰明确，而且体现了国共双方战略指导思想在持久战大原则之下的显著差异。
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南京时，8月7日召开的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已经结束，决定按既定计划进行应对。但是该案仍然提交国民政府军事当局，等于正式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中共的全国抗战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比照1937年3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参谋本部拟订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大本营8月20日颁发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延续了以持久战应对速战速决的基本主旨，不过在战略部署、作战方式等方面，依稀可见中共的影响。
在1938年2月23日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给朱德等的电报中，毛泽东等具体指出，第一部：（1）将全部兵力处于平汉以西黄河以南之内线必不能保卫潼关与西安，如过去将全部兵力处于雁门关、娘子关内线不能保卫太原。（2）应分兵两部，一部固守郑、洛、潼线，策应以北诸军之作战，反对敌人渡河。一部黄河以北诸军，包括阎、卫及八路全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万一临汾不守，洛阳被占，亦万不可渡河，而应转入外线，反过来攻敌之背，截断敌之来路，并图歼敌，根本破坏敌攻潼关计划。（3）保卫潼关，即保卫了武胜关。否则潼关一失，武胜关即处危险中。第二部：（1）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首先须潼关确保在我手中，其次则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2）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有二十万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这与在山西配置重兵同等重要，非万不得已，不退至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
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中共党政军领导反复阐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意在向全国抗日军民传达持久战的正确做法，影响国民党军事当局和国民革命军的指挥者，因为运动战的主要承担者是国民党军事当局及其指挥的国民革命军。中国军队实行专守防御，与之前十年内战时期围剿红军的作战方式不无关联，正如林彪所说：
由于不了解战争的政治性质之对于战术上的关系。不少的人，提倡用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的防御战术，以之对付日寇，又有不少的人用过去内战时候的堡垒主义的传统，以之对付日寇。这些相信曾国藩战术思想的人，和相信用堡垒主义对付日寇的人，是没有了解我们的抗战是革命性的战争，敌人是反革命性的战争，没有了解革命性的战争，就应当采取革命性的战术，采取进攻战术。曾国藩对付革命的太平天国的战术和我国过去内战时代对付革命的红军的战术，在今日我国革命性的抗日战争中是不适用的。且敌人的兵器技术条件，敌人的战略地位与内战时代的红军也是绝对不同的。
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形式，国民党军能否采用？毛泽东确信可以，他以“完全能够适用”明确回答英国记者贝特兰的提问：“八路军的长处，是否也能使用与其他中国军队？”他认为，1924—1927年国民党的军队大体和后来八路军的精神一致，官兵团结、军民团结，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作战方法与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机械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有几十万这样的军队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过，应用的前提是必须改造，未经改造的国民革命军，很难采用红军的战法。抗战初期，虽然也有一些运动战的尝试，“但事实上，十个月经验，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尽管也造成敌人的消耗，但程度不足，而自己消耗较多，缴获较少。林彪总结平型关战斗，专门指出友军非但无力执行作战计划，连被八路军击溃败逃途中的日军也抵挡不住。
整个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很少完全采用红军式的大进大退的运动战，只不过一味专守防御的阵地战多少有些变化，增加了固守阵地情况下的侧翼包夹等战术。一般说来，战争初期难免遭受某些失利。但主观上的缺点错误无疑减少了胜利的机会，增大了战争的困难。而整个抗战时期乃至日后，国民党军即使被迫运动作战，也每每处于极大劣势，除了战争性质不同和战略方针错误，根本问题还在军队素质以及与之相应的指挥艺术。
1938年1月10日至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开封召开了第一、第五两个战区团长以上军官的军事会议。蒋介石作了《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的报告，总结国民党军队过去几个月失败的原因，并提出巩固武汉的战略任务。他认为第一期作战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兵器不如敌人，因为有些兵器比敌人的还要犀利；也不在根本没有国防设备，经过三年多的国防建设，花了很不少的金钱；也不在于士兵不愿意打仗，相反士兵作战很勇敢，富于牺牲精神，全营奉命死守阵地绝不后退，全部壮烈牺牲的精神，在敌人方面也不曾发现过。但是好兵器没有好好研究其使用和加以训练，以致不能发挥最好的效用；国防建设没有称职的人员好好执行；士兵作战英勇，高级将领却未曾尽心尽力地指挥。
蒋介石的检讨，全然没有反省自己作为最高统帅的错误决策应负最大的责任。叶剑英看似同意蒋介石的总结，但接着讲的话更凸显中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期作战失利，暴露出许多在全面抗战前所见不到的弱点，如政治改革、军事技术进步、战略战术运用以及应对战场上许多复杂问题。抗战初期对于战略战术有许多不同意见，许多人以为，应该和敌人作阵地战，在阵地战中，还有把握取胜，但东战场失败的教训，给予这种主张否定的答复。第一期东战场回来的兵士说：作战是在“将不见兵，兵不见敌人”的状况下进行的。将领在后方用电话指挥作战，而敌人的炮火犀利，我军兵士终日躲在战壕里，敌机和炮火不断向狂轰滥炸，结果阵地全部被毁，兵士全部阵亡。这种作战方法绝不能再用，应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使之受到相当损害之后，就要迅速离开原来的阵地，避免更重大的牺牲。我军将领不但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转移。抗战必须实行这种办法，才能长久支持，保证最后取胜。
然而，有些人又转向另一个极端。在一次全国参谋工作人员会议上，竟有人以为我军根本不能作阵地战，应该把正规军一律改为游击队，才能和敌人周旋。把力量过分用于阵地战，消耗太大，损伤太重，固然不宜，而把军队都化为游击队，不知要打到何时，方能最后获胜。第一期作战证明我军并非没有抵抗敌人的力量，并非全不可能阵地战。不过，应该改变作战方式，一方面正规军组成主力，在一些军事要点上和敌人打运动战。所谓运动战，就是探知敌人是向我们某一点进攻时，乘敌人在行进中或队形变换中，集中主力，以迅速的行动，利用人民的掩护和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在敌人侧后加以致命的袭击，将敌军分割围歼。另一方面，要进行广大的游击战，在敌后出其不意地袭击，破坏敌交通线，迫使敌人分兵对付游击队，减少前方作战的兵力。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起来的新的作战方式比从前进步。第二期作战中采取这种新战术，结果大大削减了敌人进攻的锐气。敌人进展很慢，有时还遭受很大打击，例如最近临沂和台儿庄的大败。打击敌人的结果，消耗敌人，增强自己，积小胜为大胜。如果重复第一期作战失败死守阵地的大错误，势必全部毁于敌人猛烈的炮火之下。
按照国民政府的分期，南京失陷后，抗战即进入第二期，国军有一些新的进步，最显著的三点：一是战略战术上，开始改变单纯正面防堵的阵地战，部分组成了野战军，在敌侧后进行运动战，并注意游击战的配合。津浦线徐州以南及以北，即用这种方式，迟滞敌人前进。台儿庄胜利，也是因为战略战术的改进而获得。山西方面，蒋介石严令所有黄河北岸军队不准南渡，敌虽进到黄河北岸，因有三四十万中国军队留在山西、河北敌后作战，断截交通，敌陷于孤军深入而不敢贸然渡过黄河。二是作战地区和敌后游击战普遍发展，政府和军队注意组织人民游击队，或由正规军拨出小部队深入敌后，配合人民发动游击战争。游击战争不仅在八路军活动的华北起了很大作用，在山东、江苏、浙江一带，也有很大发展。敌人因为被游击队到处袭击，感到重大威胁，不得不分出重兵应付。三是政治和技术的进步。官兵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开始注意部队政治工作的建立，纪律比以前严紧，指挥上更加统一与进步。军阀制度逐渐减少，军队与人民的关系稍有改善。政府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新武器，部分军队技术装备有所提高，特别是空军的战斗力重新恢复且有所增强。这些进步，使中国抗战出现新的转机，不像过去那样遭受严重损失，或是随便向后溃退，同时使敌人的消耗增大，困难增多。
不过，总体而言，最高统帅部和国民革命军的改变是有限的。林彪等八路军将领在肯定全国第二期抗战抛弃消极防御转到积极进攻的战术，已有显然进步的同时，指出还需要更普遍、更彻底的转变，才能获得更多更大的胜利，保障最后取胜。后来，随着苏、美援助的加大和武器装备的改善以及训练的加强，国军的战斗力显著提升，凭借天险或坚固的工事，可以抵挡日军的进攻。同时改变了专守防御的作战方式，在定点固守的两翼，运动击敌，甚至形成包围，配合实施反击进攻。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成功战例，均采取上述战法。而失败的战例，仍然延续了第一阶段的错误战法。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继续沿用阵地战，中共领导的军队则恢复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的战法，尽管开始双方实力悬殊，可是很快就扭转局面，高下立见。
中共对于国民党在华北和沪宁两个战场用兵的意见较大，认为东战场不利于运动作战，应将部分精锐调往华北战场，以运动战与日军主力周旋，伺机歼敌，其中包含对于国民党放弃华北，使八路军孤悬敌后，甚至与日本妥协，让中共独力抗战的担忧。中共领导人深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力量过于弱小，不可能单独抗日，必须坚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国民革命军作为主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同时认为，没有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持抗战，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难以抗战到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如果陷入内外夹击，导致失败，将会对抗战前途造成严重影响。从抗战全局考虑，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在敌后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确保全面抗战坚持到底。
有一种说法，国民党坚持将主力放在东战场，是为了引诱日军自东向西仰攻，从而使其行动迟缓，陷入被动。此说多为事后揣测，不足为据。蒋介石坚守沪宁，政治考虑是希望引起国际关注，各强国出面干预，而不是军事上诱惑日军南下西进。从运动战的角度看，华北较沪宁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不仅如此，战局发展的结果，国际干预没有发生，中国军队的精锐损失殆尽，华北战局失去良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导致第一阶段的失利，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了敌我优劣对比，使得相持阶段的困难大幅度加剧。
中共的努力显然不仅限于向国民党主导的最高统帅部建言，更希望让全国军民了解自己的主张，批评第一阶段的战略战术失误，旨在向全国军民说明只要战略方针正确，中国抗战就能够最后取胜，同时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造成压力，促使其更好地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不过，国共合作虽然实现，中共军政领导的文章主要还是刊载于延安的《解放》周刊等媒体，受到国民党的封锁，传播不广。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详细阐述中共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中共各地各级组织全面动员，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论持久战》，都是为了打破封锁，使得全国军民耳闻目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论持久战》及其宣传活动，成功地实现了中共和毛泽东的预判，系统展现了中共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论述，并且说明了中共及其军队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战略的必要性，为全面抗战进入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