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动态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研究取向方面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以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
胡适在1932年曾说: 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由于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适这个观点不甚受人注意。其实，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社会重心的缺乏固然太过宽泛，但若能跨越各专门史的樊篱，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似为今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途径。
近代中国何以未能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胡适以为是因为中国离封建时代太远、一般人对君主制的信念又因晚清的堕落而毁坏、再加上科举制度使社会阶级太平等化、人民穷而无资产阶级、以及教育不普及，也不存在有势力的智识阶级等等。这些见解大多有所见，也都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不十分切题；且有些理由如科举制度，恐怕正是传统社会之所以能有社会重心的重要因素。
不过，胡适注意到的”不存在有势力的智识阶级”一点，却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的新社会现象，这就提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一个取径。这个问题近年由余英时先生作出了进一步的解答，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先生并提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边缘化的观点，开启了研究和诠释这一问题的新思路。
可以说，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心正是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会重心的制度基础就是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近代国人在西潮冲击之下，常爱说”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如果当时中国的确存在划时代的体制变动，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变动之一。
科举制使政教相连的传统政治理论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institution），其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但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传统中断的一个表征）并试图加以弥补，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废科举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在此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而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四民社会的解体使一些原处边缘的社群（如商人和军人）逐渐进据中心，更可见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社群在政治上的明显兴起，而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则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本文拟将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知识分子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下整个近代中国的巨变这一纵横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在缺乏大量个案研究的情形下，本文只能尝试提出一个走向框架性诠释的思路。由于现存社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本文在研究取向方面，特别注重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从当时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希望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由于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是一体的。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换言之，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取向也随之而变。与这一社会变动过程相伴随的，是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的制度改革进程。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 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 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 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但揆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会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
早期的取士标准变化可能更多是无意识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对科考的社会功能认识颇深而主动运用其功能者。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1896）年时就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以新学课士，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梁以为:”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而湖南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 江标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门课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和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 这一自上而下的引导，的确造成湖南学风相当大的转变。
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遂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 湖南举人皮锡瑞即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刻想到”此间闻变科举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
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赀本矣！”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 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时，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在集中补习新买回的新学书籍后，他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 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1902年，清政府又一次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时，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可知新学的传播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读不同书籍的士人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胡适在1932年曾说: 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由于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适这个观点不甚受人注意。其实，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社会重心的缺乏固然太过宽泛，但若能跨越各专门史的樊篱，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似为今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途径。
这样，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山西举人刘大鹏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而湖南举人皮锡瑞则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殊可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自己，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和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的现象”今无闻焉”。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科举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如果仅是考试内容改变，讲旧学者尚有一些选择余地，因社会上仍存在估计会复旧者。到科举一废，不会新学者就只能失馆，已不仅是束脩厚薄的问题了。如刘大鹏所慨叹:”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社会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读，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前已较难，但终未断绝；如今此路不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不得不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清季兴学堂之举，就值得再作考察。 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章太炎在1897年的观察，”浙中风气未开，学堂虽设，人以儿戏视之。” 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风气尚未开，学堂不过被视为儿戏，余处概况可以想见。几年后，风气已大开，但学堂的教育质量仍不高明。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 观此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
真要广泛推行新学，还有许多实际的困难。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 改策论已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以夏楚击碎学生首者有之。禁阅新报、禁谈自由。”而”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
在办学堂最著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在1903年时也甚感”苦无教习”，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未之闻也。”如果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即间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结果，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江浙基本相近。梁启超认为这是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他在《新民说》中指出: 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
教员如此，学生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 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 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
如果说叶德辉是因守旧而多见新学之不足，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新派人物严复也赞同此看法，他指出:”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 科举已去，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
其实严复所在的水师学堂还算条件较好者，前引”陆师学生派充师范”这一现象表明，晚清走强兵之路，其本身的成就固然有限，但各军事学校因所学科目较新而办学认真，渐成为清季新学人才的重要甚而是主要来源。我们只要看从严复到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都曾是军校学生，就可见一斑。实际上，从”新学”角度言，陆师学生任教习是远比八股专家更合格的。不过，军校毕业生本身也有限，短时间内仍不符当时全国各省府州县都竞开学堂的大趋势。
当时的论者即以为，以”举贡编修、八股名家”这样的”老朽无学之人”来教书，只能误人子弟。其实这里所谓的”无学”，是指无西学。若以其授西学，大约真会误人子弟。但如果他们只传授旧学，结果又如何呢？ 而且，当时留学生的西学程度，是否像一般人认知的那样高呢？ 少年胡适所受教育之新与旧，很能给我们一些其所处时代的启示。
胡适在家乡安徽绩溪上庄受过九年传统的私塾教育，转入上海的新学堂梅溪学堂，六个星期后即因能纠正老师的”国学”错误而一日之中跳升了四班。后来到更有名的澄衷学堂，一年中仍能跳升四班。靠着国文的优势，他得以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英文算学之上，两年后考入号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的中国公学，同学皆为因抗议而返国的留日学生，但胡适在学校里竟然以英文好著名，算学也”毫不费力”，反而将功夫用在学做旧诗和写白话文章之上。
胡适的经历提示我们对当时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认识。首先是上海新学堂的国文不如绩溪上庄的私塾。胡适除了在中国公学时外，一向是以国文占优势的。但他的”国学”，在那时其实并不很高明。他对”经义”，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对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他的工夫也相当差。但这样的胡适在上海却一向以国文吃香，可知那时十里洋场的国文已大衰。但上海学堂的”新学”水准，则还是相当不错的。胡适在中国公学竟然以英文和算学见长，可见那时许多留学生，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至少从日本回来的许多留学生在”新学”方面的知识水准实际上远不如上海有些私立中学校的学生，而这些留学生恰多是在各地新学堂受过训练者，则同为新学堂，其间的差距也可以相当大。
实际上，可以说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其一个后果就是传统教育最讲究的”读书写字”的基本功已较前薄弱。那种眼睛盯着少数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在与口岸没有怎么”接轨”的乡间还基本存在。而胡适正靠着乡间”国文”的训练，在那”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学堂，打出了自己的天下。也是靠着旧学的基础，再加上澄衷学堂的英文训练，他就能击败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一举步入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真正全国性的少数精英群体。
胡适的经历同时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早期留学生多边缘人物而少”良家子弟”，到科举改革时，留学已渐成学子的众矢之的。严复在1902年观察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 胡适自己在1910年赴京考试前给母亲的信中就曾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这种心态到民国后已成普遍现象，民国”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许多人愿领此赏，就最说明问题）。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留学界官费者居十之六七。”他注意到: 今日”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他们”以为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那时一旦得一本科学位归，即被”尊之如帝天”。世风的转变是极为明显的。
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提示着近代中国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大变，即四民之首的”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的逐渐消失和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士”的消失意味着四民社会已成为历史，而四民社会的解体本身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造因之一，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且互为因果的关系。
士的来源既因社会变迁而中绝，其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也就空出。传统的士作为四民之首这一社会角色的一个含义就是士为其他三民的楷模，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如刘大鹏所言: 士”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 榜样与追随者的社会分工能够为双方接受并维持，各社会群体间就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有机联系，双方都不存在要辨明地位高下的必要。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新观念的引入，传统的社会分工遭到质疑，过去认为不言而喻的事情现在却需要论证了。林白水在1904年时指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 以是否读书分上下流，本是传统的观念，但必须加以强调，则是社会已在变动的表征。
“读书人”正是过渡时代的士与知识分子的共同点。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那一两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确有某种困境。由于新学先已成课士考士之途，清季最后十年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近代中国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恐怕已与传统的士大不一样；反之，这一代士人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存在虽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态方面，却每有相近之处。当读书人的主体已是知识分子之时，上一代的”遗士”有时也不免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所复盖。反过来，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行为上，也处处可见士的余荫。
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于眼前的国是，也必须有以因应。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一句话，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议政与参政的区分也是一种”现代”的区分，对传统的士来说，议不过是参的一种形式而已）。
民初知识分子大体上认同于士这一社会角色，也力图继承士的社会责任；但他们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即停止在议政阶段，作”社会的良心”，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更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干脆钻进象牙塔，像胡适所说的”回到故纸堆中去”，不问世事（这恐怕更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故他们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完全不议。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愿意”的。
当然，个别趋新士人如蔡元培，专门提倡读书人不做官不议政（虽然他实际上既议政又做官），多少表现了时代的变化，即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居读书人的主流。像章太炎和梁启超梁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他们晚年都基本以讲学研究为主，看上去很像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像传统士人一样，是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但社会既然已大变，他们到底也只能是议得多而参得少。章、梁等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甚而有时不问政治，都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这一点最为对章、梁具同情态度（不是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者所忽视，他们常以自己后起的知识分子心态去解读传统士人，以为章、梁晚年专意讲学是已由政治活动中”觉悟”出来，故投入更长远的思想文化之中；而对其终不能完全脱离实际政治，每表示惋惜。 须知主张学术与政治分流、以为实际政治”肮脏黑暗”，都不过是现代知识分子才有的固定认知，对传统的士来说，政治本应该是”清明”的，其出现”肮脏黑暗”的现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负有一定的责任，更有纠而正之的义务。对他们来说，学问本身就是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
所以对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参政甚而只议政，都多少存点耽误了学术工夫的遗憾。而章、梁等虽也常常被迫回归学术，却是作为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他们要想参政那种”待时而起”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故其并不专意于学术，总是又议政又参政，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北伐之时，久已不谈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势力之间，只是到后来发现其想认同的北方已无希望，才渐渐歇手。
梁启超在1927年5月给他儿女的一封信，颇能表现过渡时期士与知识分子心态的异同。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盖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组党，而他又讨厌政党生活。”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梁氏最后拟取妥协的办法，就是对政治议而不参。可是新一代的读书人丁文江，却主张梁”全不谈政治”，专做学问。梁启超又觉得”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 丁文江所说，其实只是他对梁在学术上发展的一种希望，因为丁氏自己那时就在直接参政。胡适晚年自述说，”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梁、丁、胡三人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正可见身历从士到知识分子过渡的当事人心态转变的痕迹。
简言之，清季民初读书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士与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民初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意识要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却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故与其所处之时代有意无意间总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民初知识分子的许多行为在当时即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在今人看来也充满”矛盾”的一个根本因素。作为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知识分子可以与其他各社群都有所关联，但其浮动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其他社群的疏离，而疏离的结果就是自身的边缘化。
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章太炎在1918年时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因为近人”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 当然不能持久。既然”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间主干之位遂虚”，造成”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的局面。 太炎的话提示着一种”时势造英雄”的含义: 民初社会政治都呈乱象，所以”盛雨”频仍，”暴起一时”的人物确实不少。而类似新文化运动那样新旧分明的”盛雨”，在促成新的”潢潦”之时，显然还要冲去一些”旧人物”。
以太炎自己而论，他的学养和”历史”知识，当世可说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时”暴起”，民国建立后几年间，不但没有成潢潦的迹象，反已有过时之虞。当胡适在五四前后以少年而”暴得大名”之时，昔日也是少年成名的章太炎其实仍在壮年，但在民国后的思想界已基本处于较边缘的地位了。在士大夫一身而兼”道统”和”治统”两者重心的时代，象曾国藩这样的士人不论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可久居主干之位。道治二统的分离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疏离，正是历史知识决不逊于曾国藩的章太炎就连在道统中也不能久居”中间主干之位”的根本原因。
而胡适这一辈对章太炎等人的退居边缘也起过直接的作用。胡适自己曾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其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中，认为章的《国故论衡》足以”成一家言”，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著作”的七、八部书之一，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他同时宣布，”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而太炎正是代表”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在进化论影响下的近代中国，这等于是宣判了章在思想界的”死刑”。故胡对章捧得虽高，封杀得也不留丝毫余地。在他笔下，颇有”成绩”的章太炎终因其”反背时势”而不能脱”失败”的结局。
这样，知识分子有意无意间也对其自身的边缘化作出了”贡献”。由于尊西崇新已成清季民初的主流，新兴知识分子与遗留的士两者之间如果出现竞争，通常是前者取胜。但当知识分子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实际上也促成了整个读书人的边缘化。士为四民之首意味着士在社会上扮演领导角色，四民社会解体后知识分子因其浮动性和边缘化却未能完全接替这一社会的领导角色，近代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的地位实明显不如当年的士。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且清季士人心态已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他在1904年对新进士金梁说:”京师人才所萃，来者皆志在得官。君当以求学问为先，官岂可求，惟学问必求而始得尔。” 可知彼时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而主事者竟然以为分开才是正常，士人观念已大转。民国后学生已平民化，蔡元培长校后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 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中间主干之位既虚，遂给边缘人造成机会。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权势社群很快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国的选官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大夫既然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费行简所说的”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有人曾与报人王新命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王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 这正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将并非都能相，”出将入相”也终非正途。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 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更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 不管读书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出现，咸同时办团练是一个”上进”的捷径，而团练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也就是说，这条路对没有转为绅的官吏是不通的。太平天国时期军事行动的飘忽无常以及一些团练的官方化，使得官府在所谓地方公事方面也不得不经常依靠绅士的配合。在教育方面，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从社会层面言，后者所得是实利。到清季实行新政时，更常常是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据冯友兰回忆，他的父亲清季在武昌为官时，就有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这已渐成一种时代认知，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
在科举制的废除之后，绅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到民国时，商人地位的上升更明显伴随着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杨荫杭在二十年代初观察到:”民国以来，官之声价低，而商之声价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加’办实业’之虚名，犹之前清买办皆捐’候补道’之虚衔也。”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他称为”商客”（相对于政客）的新群体，他说:”中国真正之商人，皆朴实厚重，守旧而不与外事。其周旋官场、长于奔走开会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种: 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
前者前清已有，即商人之捐候补道者，周旋于官场；民国后此类仍有之，并出现”自官而商”的新类型:”军阀官僚一朝失职，以刮地皮所得，放之破产政府，盘剥重利，尚不失为时髦之财阀。此类变相之官僚机器附属品，亦所谓商客也。”而”流氓式之商客，为民国特产，在前清无发展之余地。此其人本与商业无关，充极其量，不过有数纸股票。然开会时之口才优于真正之商人，选举之运动力强于真正之商人。凡商人举代表见官长，无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电报有所陈述，无一次不列名。”这些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为政客”，有时甚至”口骂政客而实行政客之行为”。
杨氏虽留学生，显然仍存传统士人的优越感，对商人”思出其位”这一新现象颇不满。但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与当时新兴的社会行为方式甚而新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相关: 民国以来，”朝开会，暮开会；坛上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下坛后未尝有所行。朝打电，暮打电；电文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电报外未尝有所行。”这已渐成一种职业:”更有一种新人，吃一种新饭，谓之吃会饭。盖其人本无职业，专以开会为职业。其人非无伎能，但其毕生所有之伎能，尽用于开会。试举其特长: 一曰能演说，声音嘹亮；二曰能拟电稿，文理条畅；三曰能算票数，若干人得若干张；四曰能广告，使大名出现于报章。”
他进而分析说:”吃会饭者，分为二类: 一曰官派，一曰民派。官派之吃会饭者，即议员也，今日不甚通行。通行者为民派。此其会名，虽千变万化，随时势为转移，然其会中人物，万变而不离其宗。”这些人”终日仆仆，可谓忙矣，然未尝成一事。仅为电报局推广营业，为报纸扩充篇幅”。故”开会之消磨人才，与科举等”；同样，”集会结社之长，等于终南之捷径”。杨氏虽意在挖苦，却无意中触及了问题的实质: 开会既与科举类，则此”终南之捷径”即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一种新途径，亦与科举等，正体现出社会的新变化。这大约是后来”开会文化”的滥觞，其社会功能在于既为电报局和报纸制造了就业机会，更确保了”吃会饭者”的存在与发展。
这其中尤以商界地位的上升和商人参与意识的增强最为明显，故”民国以来，有两机关最忙: 一曰电报局，一曰商会。遇有问题发生，此两机关几无不效劳者，殆药中之甘草欤？”以前商人见面，皆说本行之事。如今则”身为商人，偏喜谈官场之事；身为洁白之商人，偏欲干预官场龌龊之事。”官吏之除授，”商人为之挽留、为之拒绝”；官职之设废，”商人出而建议、出而攻击”。与新社会行为伴随的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新的价值观念:”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宣传者，广告也，市道也。商贾谓之广告，不商不贾而登广告，谓之宣传。”
如果杨氏所说的宣传与广告的关系可确立，则商人的参与政治恰给民国政治行为打上了他们特殊的烙印。以政治兴趣为主的”商客”这一政商之间边缘小社群的出现是民国社会（以及政治）非常值得研究而尚乏关注的现象。开会发电报等新行为可以成为一些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凭藉，尤其具有提示意义。从杨氏充满挖苦的口吻中不难看出科举制废除后原来与读书人关系最紧密的政治现在却成为一些商人的兴趣所在，且至少部分为商人所盘踞；而逐渐开始退居社会边缘的读书人对此不仅感到不习惯，更甚不满意。
四民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组合，士的消失与其他三民的难以维持其正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商人与军人等传统边缘社群的兴起只是”正统衰落、异军突起”这一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在社会结构变迁之上的部分体现，与此同步的还可见一些居于各民之间的新边缘社群的出现。同时，伴随这些社会变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迄今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现象，即原有的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都逐步呈现非常规化。比商人和军人的积极政治参与更加突破常轨的，是”游民”和”饥民”这类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
科举制刚废除时，刘大鹏已经注意到”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的现象，他也已提出”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的问题。 约二十年后，杨荫杭发现当时的情形已更严重:”有土而不能农，有巧而不能工，有货而不能商。”鲁迅在1907年已观察到”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杨氏更发现”人民无事可为，于是乎多游民；人民生计断绝，于是乎多饥民。饥民流为盗贼，盗贼编为军人，军人兼为盗贼。游民流为地棍，地棍选为议员，议员兼为地棍。” 既存社会结构已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尚未稳固确立，整个社会遂渐呈乱相。
科举制本具有”通上下”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政治含义就是士与其他三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士代表其他三民参政议政以”通上下”，而科举制正是士与其他三民维持有机联系的主要渠道。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然后到城市为官。而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半要还乡。人员的流通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概言之，科举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实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新教育体制下，大学（一段时间内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这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中止，其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
据章太炎所见，因读书人不返乡造成的近代城乡之别约始于兴学堂。盖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由于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此风气也影响到他办学堂:”自湖北始设学校，其后他省效之。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章氏以为，”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给学生以优厚待遇的本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
可知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也因传统的耕读生涯的中止所致。到民国后，章太炎进而观察到:”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产物。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就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 民初的知识分子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正是那时城乡已分离的明证。但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什么因应的措施。
城乡分离使社会情形更趋复杂，读书人既然留居城市而不像以前那样返乡，乡绅的社会来源遂逐渐改变。乡绅中读书人比例的降低意味着道义的约束日减，而出现所谓”土豪劣绅”的可能性转增，这是乡村社会秩序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大鹏在1926年注意到:”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
一般而言，民初中国的土地兼并仍不算特别厉害。然而中国乡村本不怎么互通，经济剥削和社会压制在不同地区可能有很大差异。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离县城远也是一种边远）地区，或出现非常规势力的地区（如大军阀的家乡），不讲规矩的土豪可能偏多，的确存在剥削或压制特重的事例。在这样的地区，农民在经济上和社会待遇上被逼向边缘者必众。
有些地方的民间社会自有其制衡约束的体制，如四川的袍哥便很起作用，故四川贫困地区的农民当兼职土匪（棒老二）的不少，参加红军的却不多。但在民间社会制衡不能起到有力作用时，那些地区反对既存秩序和既存体制的情绪必强，正所谓革命的温床。即杨荫杭看到的”不逞者乌合，即可揭神圣之旗”。 在这些地方，闹革命（革命而曰”闹”，尤具启发性）的主张实最有吸引力。与城市的新兴社群及新社会行为一样，乡村这些变化也是整体社会结构紊乱的后果。
杨荫杭以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 他观察到的二十年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会上具道德廉耻者多隐遁，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商人中有”商客”，读书人已处边缘，且学人中复有”学客”（详后）。这一片乱相的症结恰在于章太炎所看到的中国已无社会重心这一问题。
杨氏自己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但当时”民意既弃如弁髦，各藩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自认为空空洞洞、飘飘荡荡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杨氏的方案是”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以大多数之民意为基础”， 但那显然只能是一种美好而遥远的理想，在这样的中心势力未能造成之前，失去的社会重心总要有人来填补。剔去营棍、土棍、商客、学客等在杨氏眼中的贬义，他们无非体现出一些新兴社群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愿望和实际的努力。在众多边缘社群中，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既有参与意识也最有竞争力的一个。
三、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初年的各边缘人集团中，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是最值得注意而迄今尚未得到足够注意者。清季教育改革、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即是大量边缘知识分子出现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向学”之心从少到老不疲，清代便有百岁童生的盛举。但新学堂收生则有年龄限制。起初虽不乏二十岁上下的中小学生，但过三十者即极少见，以后入学年龄限制更越来越小。换言之，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几乎是同时的。当然，早期的学校和学生的程度都相差甚远，同一学校的学生有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异地异校的学生更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有的人继续深造，乃成为知识分子；有的人不愿或无缘长期受教，便成为边缘知识分子。同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有一些正在受教育过程中的知识青年，其最后是否会成为知识分子尚属未定，但又已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本文在技术处理上将其未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均纳入边缘知识分子的范畴；对那些继续深造者，则将其已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纳入知识分子的范畴。
大约从1903年起，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已萌芽。那年一月《湖北学生界》杂志的创刊，就颇有些象征意义。从该杂志的内容看，里面的”学生”显然已不是清代科举中人的谦称，而是一个开始独立的有自觉意识的社会群体。特别是该刊第二期发表的李书城写的《学生之竞争》一文，很能反映新型读书人要主动异化出”士”这一传统读书人群体的自觉意识。李氏将学生列为一个单独的社群，居于由士大夫组成的上等社会和基本不识字的下等社会之间。并明确指出上等社会已崩溃决裂而不能救国，只能”待继起者收拾之”；下等社会则因不知祖国历史地理而使爱国之心无由产生。”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不但要肩负起救国重任，而且要为”下等社会之指向针”。
正像许多晚清士人反清是认为清廷不能救国一样，新兴的学生社群之所以要主动从士大夫中异化出来，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士大夫已不能承担救国的使命。李书城不仅强调”重哉学生之位置”，而且提出学生应先注目于”内界之竞争”: 一是”权利之争”，即争参政议政之权利；二是”势力之争”，要争在国是上的影响力。
1903年，杨笃生撰《新湖南》，专对湖南”中等社会”说法，也认为中等社会诸人是”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其责任正在”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及”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同时，他又暗示这”中等社会”实指”湖南之青年军”，可知多半是针对学生社群而言。 留美学生许肇南就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 留日学生张继也强调:”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以举国无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学生诸君，而东京之留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表率。”
当然，这里的学生，主要还是指学问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看作尚未成为”大夫”的”士”要与”大夫”决裂之意，隐约可见道统与治统分离所造成的困惑。其基本的出发点，虽然仍是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却并不认同于传统的士；既不以士自居，也不自诩为道统的载体。留学生当然不全是边缘知识分子，许多已进入真正的”中等社会”；但同在中等社会之中，肉食的”诸公”与”吾曹少年”显然是两个社群；而后者也已将前者视为”陈腐”，要誓为宗国去之。这些言论处处呈现一种过渡与萌芽的特征，但独立与疏离的倾向是明显的。
新学堂中人的独立身份认同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不久即成为时代的共识。杨荫杭回忆说:”清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民间则呼为”吃学堂饭者”。 随着”学界中人”数量的增加，渐渐分化出老师和学生两个独立的社群；前引章太炎所述”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一语，或者即是两者分开的一个表征。盖”智识阶级”这一名称的兴起，显然有与”学生”区分的隐义。很可能正因为”学生”这一身份名称原先更多是代表尚处产生过程中的”智识阶级”（或今日常用的”知识分子”）以区分于”旧”读书人，后来却仅指今日意义的在校念书者，才导致”智识阶级”这一名称的出现。
而”智识阶级”或”知识分子”是否包括数量渐增的学生，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过去有些学者不免将其放得甚宽，如周策纵先生不仅将五四前后的初高中学生纳入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旅欧华工中的识字者也归入知识分子社群。美国学者朱丹（Donald Jordan）则将二十年代的中学生列入”上层精英”（elite）之中。 这样的分类，不论以中西当时和现在的标准，恐怕都有些勉强。但这些学者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既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社群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也说明这一社群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对这样一种社群的界说，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既不适用，近代西方的社会分类标准也觉勉强，倒不如明确其为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初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这样的尴尬困境早在清季兴学堂时已可见到。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事的湖南学生林圭留下了一些他将入时务学堂前几个月的文字，颇能体现那时边缘少年读书人感觉事事不如意的心态。他在论中西医之别时比较中西人的生活，认为中人”劳顿一生，无日不在忧患；欲行一事，未见有畅行无阻者。故郁字之病甚，至有极郁而不顾风寒湿热之内外交攻，伤生多矣！无郁则脑舒，郁则脑伤。……郁病不除，则脑不灵；脑不灵，则体魄虽存，以[已]成废物。”这里对中人生活的描述，未必就会为那时一般中国人所接受，倒最能体现那些尚处边缘的少年读书人在”倾念身世，将何处从”这一内外交困大环境下”浮沉人世，积郁难消；名不能成，身无以立”的心态。
此时林圭尚不知能否进入时务学堂，他那种上下求索的烦恼焦虑在一封给家乡的老师谈读书的信中表述得特别清晰: 林氏承认，读书不能”耐烦”是他近来”大病”。他在家乡本治史论，但觉得”功已不及”，遂”弃难从易，故又作词章。计稍暇，即翻阅书籍，寻源溯流，摩词揣意。”然而词章似乎也难速成，回顾原来下了工夫的”古业”，不免”又爽然若失”。后来”有友从旁晓之者，谓词章不佳，非徒无益，且有害焉；不如专攻文艺，进取犹易耳。”于是他又决意”废前功而专此道，每日读四子”。他自己总结，”凡此皆不能耐烦之病”，盖先有”求速之心”在，结果”功愈急心愈纷，似有大气团格于胸，乱突于上下，怦怦然，终日不能一得也。”
甲午后国势日亟，读书人皆急欲用世救世。而丁酉戊戌年间湖南学政江标和巡抚陈宝箴正从事教学内容与考试科目的改革，学子都有个因应的过程。林圭从史论到词章再到文艺，在短时间内几次”弃难从易”，凸显出一股强烈的”求速之心”。正如他自己那时所感叹的:”嗟夫！盛时不再，尘海难濡。欲肆志新学，堂奥苦深；欲静守天命，生涯无藉。”他考入时务学堂后，面对的即将是”堂奥苦深”的新学，仍难速达。故即使没有戊戌的政变，像他那样的少年读书人恐怕也难读毕业，终会因这样那样的机缘投身实际政治。
林圭留下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早期边缘知识青年的困境及其迫切的心态，类似的状况到民国后越来越明显。生于1902年的另一位湖南革命家黄克诚，家境贫寒，十九岁以前没穿过棉衣，但被选中为家族共同负担的读书人。他不负众望，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到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后，却因那里”看重英文和数理化”，原”所熟悉的古文”不受重视而”逐渐产生了自卑感”。新学的”堂奥苦深”对他产生的心理压力是明显的，再加上国家的内外交困局面日甚，黄克诚对学业的兴趣渐淡，转而”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问题”。阅读各种报刊后，他认识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在参加了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后，”思想上似乎有了寄托，一扫过去那种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最后因感觉三民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进而”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之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从林圭到黄克诚的事例可以看出，边缘知识分子对社会承认的期望不比任何社群差，但他们却无法像鲁迅那样有固定收入可以抄碑帖排遣意绪，也不能像胡适那样可以在大学获取有面子的高薪教职。与鲁、胡一样，他们每日目睹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的败落；与鲁、胡不同，他们同时看见自己生涯的无望。这样的双重失意惆怅，使边缘知识分子比别人多一层烦恼焦虑，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为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而生存、而奋斗。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和实际的参与都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
作为一个群体，边缘知识分子实继承了”学生”社群初起时的”中间”或”过渡”特征。由于他们不论身心都徘徊在城乡和精英与大众之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和勾通城乡及精英与大众的功用。所谓边缘，本是双向的，即一脚踏在知识分子一边，一脚踏在不能读写的大众一边。这样一种两可的特性使其有时恰更容易被双方接受。知识分子可见其知识的一面，大众则见其通俗的一面。
近代中国既然是走在所谓现代化的路上，其大方向总的来说是在向西走。而知识精英的西向程度是远超过大众的。钱穆就从义和团事件中看出上层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民族主义方面的疏离，他说: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天天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许多对中国民众并非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来无条件地向他们炫耀夸扬。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实际上，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的一般民众，对此”是会发生很大反感的”。 这里面的关系当然还更复杂。知识精英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不是那么强烈，但其内心深处实际的民族主义关怀，实不稍让于大众。但一般民众认知中的知识精英，当然只能来自其表现出来的部分。钱氏观察到的现象确实存在。
胡适还是一个边缘知识分子时，虽然自己一直在下大功夫学英文，却也在《竞业旬报》里鼓励世人要”使祖国文字，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还算是人么？” 可知当时学了几句ABCD，确实可以”稀奇得了不得”。这里流露出的对那些能说ABCD者既羡慕又怨恨的边缘知识分子心态，是非常传神的。胡适后来成了知识精英，心态为之一变。也曾用”几句爱皮细底”去”威慑”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家。但近代多数没能学会”蟹行文字”的边缘知识分子，确实是在追逐西潮的同时对西化精英有某种不舒服的感觉。而西化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疏离，显然还更宽。这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 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其原因，恰蕴涵在文学革命自身之中。
近代士人讲开通民智，以白话文来教育大众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陈独秀和胡适都曾身与清末的白话文活动。但是，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也有很大的区别。胡适说，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余英时先生以为，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和”他们”的分别，”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但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
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是一个关键。在意识的层面，胡适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合”他们”与”我们”而融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为重视”他们”（没有做到当然不等于不想做到）。关键在于，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来定。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知识精英就成了裁判。在胡适等人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 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梅光迪、任鸿隽、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任鸿隽有同感。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
在这一点上，”旧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两造的区分简明，功能清晰。但对民初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意面向大众的知识分子——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有这些士大夫的功能，现代知识分子似乎都不准备放弃；而他们同时却又以面向大众为宗旨。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关键在于，大众如果真的”觉醒”，自己要当裁判时，知识分子怎样因应。假如稗贩不再是”可用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动就要作教授，那又怎么办？ 林纾已虑及此，新文化人却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一问题。
过去研究文学革命，虽然都指出其各种不足，但一般尚承认其在推广白话文即在试图”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的努力和成功。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适自称，”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白话]长短篇小说已经被正式接受了。” 实际上，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在白话方面的”成功”其实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从销售的数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恐怕不在白话小说之下。美国学者林培瑞已作了很大努力去证实读文言小说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
不过，文言小说在相当时期里的风行虽然可用统计数字证明，文学革命许多人自己的确没有认识到，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也确实很能卖，同样是不断地再版。这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文学革命者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 或者说，究竟是谁在读文学革命者的作品呢？ 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的知识青年。鲁迅当然也曾见过以带着体温的铜元来买新小说的电车售票员，但他似乎也就只见到那一个。
但鲁迅毕竟比一般新文化人要深刻。他其实已认识到”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向他们讲什么现代常识，”岂非悖谬”。正如汤茂如在1926年所说，”梁启超是一个学者，梅兰芳不过是一个戏子。然而梁启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极少数的知识阶级的欢迎；梅兰芳所到的地方，却能受社会上一般人的欢迎。”所以鲁迅干脆主张”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说。”
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从接收者一面看，那些关心”皇帝太妃”也欢迎梅兰芳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应”了。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分子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精英分子说法的古文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的思想观念其实是不十分站得住脚的。
这就揭示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现象在新文化运动时已隐然可见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来说，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他们的需要。陈独秀当时就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的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那些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
自己也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非常理解这种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态。他在后来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
象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 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分子两难窘境的鲜明写照。
这些人的确最支持白话文运动。正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他更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胡适并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这些边缘知识分子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话文，恰是他们可以有能力与新旧上层精英竞争者。转眼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运动起，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新报刊不也是就业机会吗？ 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
据邓广铭先生回忆，1923-1927年间他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该团体”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卖。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就是”新文学”的读者群。邓先生也因此”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最后终于辗转考入北大念书，但这些趋新边缘知识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学的当大有人在。 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适的主张既然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胡适写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这样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结果是”浅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有时或不免因为想象中的读者的缘故要收束或张大”自己的思想”，这或者使胡适所表述的未必总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应至少代表了大意）。但这样与一般作者不同的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就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的确，正是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才是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读者听众和追随者。蔡和森在1920年夏天就观察到: 他”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 蔡氏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所见的”高明一点的青年”，大致不出边缘知识分子范畴。这些人”多带有中产阶级眼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此时与清季的社会构成已很不相同，而各社群的自我定位尤与前相异，边缘知识青年这时已未必自视为”中产阶级”（这一点遍观《新民学会资料》中的通信随处可见）；正由于其有意追随精英，所以才”思出其位”，具有与其实际地位不那么相当的”眼光”。
文学革命无疑给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作为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追随者，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在在知识精英面前代大众而为一种想象的听众；而他们在大众面前有时又代精英执行士的社会领导作用，并将其所接收的再传布给大众。这样的中介功用至少部分弥合两者的疏离，但有时也可能造成双方虚幻的接近感。
边缘知识分子在对大众立言之时，其口号仍基本是从知识精英那里传承来的西向口号，这是近代中国全社会或多或少都有尊西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边缘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思想，故在沟通双方时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愿望和观念转移到两造身上。更因其中介功用的不可或缺，结果不但影响双方，更有因替代而成真的情形。钱穆观察到的精英往西走而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尚强的现象，部分也有边缘知青的作用。盖西化口号下所包含的实际内容，经边缘知青转手后，到一般民众那里已大为淡薄。如果说近代中国人表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一个自下而上逐渐淡化的现象，可以说其西化倾向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淡化过程。这里面边缘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是有特殊意义的。
而且，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所掌握的中西学均有限，反容易自以为”已学通”而行动更大胆活泼。
他们的行动能力的确是超过知识精英的。林白水在1903年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 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 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利[厉]害可怕得很。”不过，林氏马上又指出:”书虽然来不及去读，报却是天天要看的。” 这透露出林氏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不太算得上”读书人”，却又还能看报者。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胆大肯干，一般民众渐得出他们在”干”而知识精英只会”说”的认知。
这样，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也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已点名攻击读书人说:”谓其导民以知识耶？ 吾见读书人多而国民愚也。谓其诲民以道德耶？ 吾见读书人多而俗日偷也。”这些人”事无廉耻而嗜饮食，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蟊。”
梁氏的观念很得林白水的同感，林氏也指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他特别指出，以前的读书人也还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了。林氏本有替国民立说之志，他在1904年写的《国民及其意见》中说:”你道这意见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么？ 大家是国民，便大家都有这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了。”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现在林氏要代国民立言。立场一移，他就理直气壮地代国民断言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大部后，梁启超重申他对中国读书人的谴责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即种因于士大夫之恶劣。因为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劝老百姓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动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不过梁仍主要是自责，他还是认为”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所以，”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有所寄。” 这已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仍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观念，但他所说的”士大夫”，在社会学意义上已不存在，只能是”读书人”的同义词而已。
又几年后，杨荫杭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 这是林白水读书人无用论的发展，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读书人与社会的脱节就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在清季民初的新旧之争中，当新旧精英的任意一方稳坐主流或保持控制时，另一方便无多少号召力；当新旧任意一方的观念学说能够得到广泛的常规传播时，另一方也没有多少号召力。但如果一统局面被打破而任何一方尚未取得完全控制的形势时，多少受过一些教育的边缘知识分子就可以向任何更具吸引力的一方倾斜。由于既存的旧体制实不能给边缘知识分子一席地，旧派当下也确实提不出多少救亡图存的办法，而”新”的不可知性使其提供的未来至少有可能是光明（包括个人的和国家的），则边缘知识分子选择趋新的一面，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更因边缘知识分子的量大，并能逐渐对自己这一社群的潜力有所认识，新胜旧在社会层面几乎已成定局。由于追随者在新旧之争的胜负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就不同寻常了。
而且，”旧学家”本欲与大众有所距离，故其对缺乏追随者或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与大众的疏离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现代知识精英既然连与大众沟通都困难，自难以充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分子反能部分取代知识精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如果把民初新战胜旧这一现象看成一座冰山，则其水面之下隐伏着远更宽广的社会变迁。换言之，思想方面新旧之争的表面胜负之下实隐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权势转移。
少年”暴得大名”的胡适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古董而且旧，其过时自不待言。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 的确，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有时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之事。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但各种”曾开风气人”又大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落伍”，不过梁启超和章士钊的落伍又有所不同。
以温和著称的胡适自谓他少年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曾是梁的追随者。但他又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不过，胡适也不否认梁启超”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梁所跟着跑的”少年”，正是胡适等人，当然可爱。章则不然，他不但不跟着少年跑，而且攻击梁说，”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所以胡适说章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作首领。
其实，梁的落伍，部分也因为他并不仅仅是跟着跑。钱基博说，胡适归国，”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风靡一时。”梁启超”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但”梁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一个人是否落伍即在于是否”跟着少年人跑”，颇能提示那时的时代风尚。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想”调节其横流”，必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但若”调节其横流”的苦心超过了”跟着少年跑”的努力，仍要落伍。
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总之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社会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 一般而言，所谓过时、落伍，即立说者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的问题。但在正统已衰落、边缘正兴起的民初中国，这很可能更多意味着别的意思。
崇新自然重少。从逻辑上言，中国传统既然黑暗，则越年轻当然受害越少也越纯洁，故少年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以鲁迅宁愿自己来肩负那”黑暗的闸门”，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钱玄同更主张将四十岁以上的人全杀掉；他们无非都是眼盯着那较纯洁的年轻一辈。在此重少的流风覆盖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上层知识分子反向边缘知识分子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形成时代的”潢潦”，有一个思想以外的根本社会原因，即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是因部分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自觉不自觉地一直”跟着少年跑”，但他终因不时”思调节其横流”，结果仍未跳出”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循环规律之中，不久也重蹈梁启超的复辙。
不过几年后的北伐之时，年仅35岁的胡适自己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而新一代人也象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人的两个肩膀上边。” 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疏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是落伍了。
有意思的是，梁、胡等人对自己的”过时”都有所认知。梁启超在一战后由政治活动而转入思想学术，既是有感于北洋政府对他的冷漠，也未尝没有因看见知识青年纷纷转入新文化运动麾下而思”争夺”之意。可惜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一个”落伍”者的此类努力通常都难以成功。北伐时梁已承认青年中同情共产学说的”百分中居九十九”，他也只能挽回一个算一个了。 胡适自己对青年一辈的离异同样深有所知，他在1936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
在某种程度上，能有较长远的政治思虑，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分子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故在民初的北洋时期，才有些自以为是社会中坚、却因道治二统的分离而独善其身的”好人”出来努力影响政治，甚至有组织”好人政府”的想法。这正是重心已失，却还有些余勇可贾的时候。但”好人”之必须”出”，实即其已不再居于社会中心的直接表征。”好人政治”的失败本身近一步表明这些”好人”也不能象传统的士那样作政治的重心。知识分子既然已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进一步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分子。”好人”们既然自知无用，大家或者学俄国的虚无党”到民间去”；或者如胡适所认知的那样去追赶时势，以”免了落后的危险”。
本来边缘知识分子因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强调了他们的影响，白话文本身同时又为日后的标语口号演说等政治行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故苏俄式的群众政治运动方式尚未引进，其在中国得以风行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了。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分子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京、沪新闻出版界立即开始大量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中学生中发展力量。到二十年代，国家主义派的李璜已在抗议各政治党派驱使利用中学生参政而造成其流血牺牲，鲁迅到广州也发现北伐军中拼命的原来竟是学生辈， 边缘知识分子无疑已渐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力军。正如杨荫杭所见:”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 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边缘知识分子第一次既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又部分是其领导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二十世纪中国各政治运动的成败，常视其能否吸引和容纳大多数边缘知识分子而定。
杨荫杭观察到: 学界中”亦有’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名。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为求学故入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说学界就不问国是，”然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 这里”自成一阶级”的”学客”，与前述的”商客”一样思出其位而不务其本业。
杨氏注意到: 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则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甚于亡国”。他进而指出:”学风不良，不能专责学生，当责教职员。为教职员者，凡遇学生校外运动，或加以奖励，或不恤表同情，向当局请愿。此实奇异之举。以此辈司教育，势必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
科举制废除本使道治二统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从清季起便颇有士人鼓吹，到民国更成为主流，但民国教育反呈现出比以前更政治化的倾向。”学习救国两不误”本是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自有其时代意义。就是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 当时的教师也确有难处，倘不声援学生，似乎又显得缺乏”正义”。有些人或会将读书人在政治舞台的活跃看作学界地位的上升及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其实若从社会视角看，读书人在政治活动中看似重要的影响，却是其在社会上日益边缘化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主为客”，甘愿”听学生之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正体现出民国知识分子自身走向边缘后”老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趋势。
到1946年，闻一多自问道: 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答案自然是老师向学生学。因为”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 1948年闻氏的朋友朱自清去世，许德珩在挽联中说: 朱氏”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学生学。” 这真是那个时代作教师者”跟着少年跑”的最好写照。
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君不见”问题与主义”论争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这一边的。 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恽氏已认识到那时”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
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 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更温和的胡适一边。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北伐时生胡适与死孙文论”知难行易”还是”知难行也不易”，观点虽对立，但都着眼与”行”的青年，恰是”知”和知的载体都已差不多到头，只好让位于”行”和行的载体的一个表征。而行的载体的地位一上升，又反过来影响思想演变的走向。余英时先生观察到: 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 老师向学生学习既然成了终生的目标，则学生喜欢的，老师也不得不学着去喜欢。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从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国人学习的榜样既由英美转向苏俄，中国思想权势又出现新的转移。
可以说，在西潮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种”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的模式。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却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着它变。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一旦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强大并非仅靠工艺和科技、更重要的是制度和观念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能是向西走的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了。但这样一变，国粹的立足点也就随之而去。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近代中国士人的包容性和勇气都是惊人的。在国耻发生的当时就提出向敌人学习，通常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做而不说，或做而曲说之，均要”正确”得多）。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士人此时大致还能掌握社会的方向。但教育改革，特别是废科举，则不啻士人的自毁。没有了社会意义的”国粹”，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社群有资格来界定思想上的国粹，从而就暗藏了后来无国粹可认同的隐忧。虽然具体的学习榜样不时在转换，而所欲学者也越来越具有选择性，”向西方学习”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
但不论榜样何在，中国读书人学习西方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于欧美之上。中国人从西方学习到的东西转用以”制夷”者颇众，民族主义即其中之一。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特殊政治形势，更使所有中国政治运动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性质。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精英知识分子也在这里发现一个选择，即一条通往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故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形成一股大潮也就是自然的发展了。
注释：
（1）.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期（1932年9月18日）。
（2）.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更系统的论述参阅Ying-shih Yu，”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Daedalus， 122:2 （Spring 1993）， pp. 125-50。本文的思路受益于此两文者甚多。
（3）.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4）.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册，第1843页。
（5）.《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两试完竣情形摺》，《湘学新报》，台湾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册，第47-48页；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店1985年版，第222-223页。
（6）.《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22年6月），收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册，第376页。
（7）.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1月20日、1月21日。
（8）.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5月20日、7月20日。
（9）.说详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
（10）.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1月20日、光绪23年11月14日。
（11）.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3月1日、5月15日、光绪25年11月23日。
（1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13）.这方面许多相关史实可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14）.章太炎致谭献，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15）.侯生:《哀江南》，《江苏》，一（1903年4月），张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卷一下，第537页。
（16）.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3月5日、18日、闰3月3日、4日、6日、11日。
（17）.侯生:《哀江南》，第537页。
（18）.《与同志书》、《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七（1903年5月）、六（1903年4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396、385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3-64页。
（19）.叶德辉:《 园书札·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 园全书》版，第7页。
（20）.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687页。
（21）. 本段及下四段，参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8页。
（22）.严复:《论教育书》，《外交报》（190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113页。
（2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69页。
（24）.林懈:《论合群》，《中国白话报》，190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909页。
（25）.”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25页。
（26）.陈寅恪就注意到: 论者每惜梁启超”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其实，”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参与政治，乃”势不得不然”，”实有不获已之故”（《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自称思想滞留在曾国藩、张之洞之间的陈寅恪对梁启超确有”了解之同情”。
（27）.参见罗志田:《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历史研究》1997年6期。
（28）.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1927年5月5日，收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0页。
（29）.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30）.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历史知识》，1984年1期，第44页；《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3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卷二，第147-157页。
（32）.金梁:《光宣小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页。
（33）.沃秋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
（34）.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5）.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究职业革命家者，我尚未见到，其实也是大可开拓的领域。
（3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页。
（37）.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1921年9月27日《申报》），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21页。
（38）.本段与下段，参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2年2月26、28日《申报》），第530、532-33页。
（39）.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7月7日、1922年4月5日《申报》），第49、564页。
（4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55、157页。
（41）.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第898页；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
（42）.章太炎:《救学弊论》， 第100页。
（43）.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 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 第823页。
（4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336页。
（45）.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第898页。
（46）.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1年9月19日《申报》），第414页。
（47）.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11月30日《申报》），第141页。
（48）.本段与下段，参看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二（1903年2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452-59页。
（49）.杨笃生:《新湖南》（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15页。
（50）.胡适日记（本文所用为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的《藏晖室札记》，以下只注年月日），1914年8月14日。
（51）.自然生（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85页。
（52）.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2年2月28日《申报》），第532页。
（53）.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0， pp. 9， 38； Donald Jorda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Honolulu， 1976， pp. 17-18.
（54）.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林圭致黄奕叟（三信），约光绪23年岁末、光绪24年3月28日、光绪24年6月25日，《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辑，第35-38页。
（55）.黄克诚:《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56）.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版，第177页。
（57）.铁儿（胡适）:《爱国》，《竞业旬报》第34期。原报承翁飞、杨天宏先生代复印，特此致谢。
（5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64-65页。
（59）.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92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第1册，第26-27页。
（60）.胡适日记，1916年7月22日，24日；林纾:《致蔡元培函》，收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4页。
（61）.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64页。
（62）.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Urban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0.
（63）.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鲁迅全集》，第3卷，第24-25页；汤茂如:《平民教育运动之使命》，《晨报副刊》，1927年1月25日。
（64）.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5页。
（65）.收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9页。
（66）.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卷四，第10页。
（67）.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66、229，163页。应该指出，胡适的”最重要”是数个并列，而不是通常的唯一之”最”。
（68）.邓广铭:《我与胡适》，收在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69）.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3、240、66页；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书店影印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123页。
（70）.蔡和森并不认同于这些青年，他”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210.点”。参蔡和森致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71）林懈:《中国白话报·发刊词》，1903年12月19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05页。清初的曾静说，以前的皇帝都让世路上的英雄做了，其实皇帝合该我儒生做。与林的认知恰相反。
（72）.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89-90页。
（73）.林懈:《发刊词》、《国民意见书》（1904年），《中国白话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03-605、894页。
（74）.梁启超:《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9页。
（75）.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1年11月1日《申报》），第458页。
（76）.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卷四，第2页；胡适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72页。
（77）.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四十自述》，第100页；《老章又反叛了》，《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第164-68页；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台北文海影印1936年增订版，第354页。
（78）.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 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1999年9月、12月）。
（79）.梁叔莹:《思想上的新时代》，《晨报副刊》，1927年2月14日。
（80）.参见毛以亨:《一代新锐梁任公》，台北河洛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32页；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0-1131页。
（81）.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7页。
（82）.李璜:《我们为什么要办爱国中学》，《晨报副刊》，1926年7月27日；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国民新闻》（广州），1927年5月5日，重印在《中山大学学报》1975年3期。
（83）.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12月20日《申报》），第163页。
（84）.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1年9月29日《申报》），第422页。
（85）.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3年2月3日、6日《申报》），第711、713页。
（86）.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254页。不过胡适反对”两不误”，他主张或者一心读书，或者完全去干政治。
（87）.闻一多:《八年的回忆和感想》，《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432页。
（88）.转引自谢兴尧:《我编专刊》，《读书》，1995年1月号，第134页。
（89）.毛泽东曾在湖南组织”问题研究会”，这样重视”研究问题”的在当时国内还不多见。参见汪澍白等:《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5期。
（90）.恽代英信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91）.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历史月刊》（台北），第29期（1990年6月），第1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