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记录，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决定了历史的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给史学家的理解带来很大的困难，上述法国的和中国的两个事例，已足以说明。
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社会环境本身的复杂，而且还由于厕身且活动于这种复杂环境之中的人也非常复杂，特别是他们的思想与心理。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是认真研究而又较为严谨的史学家，一般都能正视历史的复杂性。王船山提出“论人之衡有三”，即正邪、是非、功罪。但他并没有把历史人物的评论简单化，却指出这三者相因而未必相值。正者的话多半为是，但也难免有非；邪者的话多半为非，但也可能有是。是者有功而未必如预期的那么大，非者似无功德可言而世人可能久已受其惠。（《宋论》卷六）他指摘司马迁挟私成史，为李陵辩解系“背公死党之言”，我们现今未必都能认同。但他确实是始终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不愿为正者有所掩饰。
布洛赫没有读过王船山的书，但他在历史的复杂性方面体会得似乎更深。他说：“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多重的，有些人表现得特别明显。居斯塔夫·勒诺特尔大为吃惊地发现，在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主义者中间竟有不少慈父。有人把革命者描绘成凶神恶煞，以取悦中产阶级，即使我们伟大的革命家真的是嗜血恶魔，居斯塔夫勒诺特尔的惊讶也无非暴露出自己思想的狭隘。有许多人愿意并成功地保持着多重人格。究竟有多少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呢？”（《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还为我们举出若干事例：罗马皇帝弗罗里安曾经写过令人泣下的诗歌，但却时常鞭打自己的情妇；中世纪的商人白天公然违反教皇有关高利贷与物价的戒律，大发不义之财，晚上却跪在圣母像前故作虔诚地忏悔，或在晚年向社会捐赠巨额慈善金。布洛赫问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逃避上帝惩罚，还是出于对上帝的真正虔诚？还是由于严酷的现实生活使其良心泯灭，借此略为缓解内心愧疚呢？（同上书）中国读者看到此处必定莞尔而笑，因为类似情况，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我们已经见得太多。
恩格斯前不见王船山其人，后不见布洛赫其书，可是他却从哲学高度论析了历史的复杂性。他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藉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立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此前，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说过：“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而更早则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具体指出：“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因此英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比恩格斯早生近二百年年的王船山，则是从反面来表达了类似见解：“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宋论》卷六）比恩格斯迟生近半个世纪的章太炎，也敏锐地注意到历史的复杂性，并形成自己的“俱分进化论”。他认为人类历史并非单纯是一往直前地进化，而是“善恶兼进”，“乐之愈进，苦亦愈进”。以欧洲历史为例，从斯巴达、雅典时代到近世等级贵贱、上下尊卑的差别：“日见铲削”，人人皆有平等观念，这诚然是社会的进步。但随着文明的发展，金钱又成为新的不平等的表征，于是见利忘义，惜命苟安，比比皆是。“风教陵迟，志节颓丧，其进于恶也，盖已甚矣。”（《俱分进化论》）
似乎无需再作更多的征引，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成为众多中外学者的共识。问题是我国史学何以至今还存在着简单化的顽症？
一是由于传统史学的消极影响。我们拥有丰富的史学遗产，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是也容易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即以评判价值标准而言，正邪、是非、功罪的区分在过去曾有其合理性，但沿袭既久便难免走向僵化，终至无视历史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产生如同船山早已指出的那些弊端。我们长期涵泳其间，濡染甚深，因而也容易在不同程度上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历史过程简单化，表现在革命与反革命、路线斗争、左中右划分等方面。还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等因素，也严重地妨碍历史复杂性的应有彰显。
二是由于史学的错误定位。千百年来，治史被看成是一种政府行为，司马迁虽居史官之职，犹蒙“挟私以成”史之讥。历代统治者都把史书看成是“资治”和“教化”（惩恶劝善）的工具，应体现为君、为臣、为民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近世以来，虽然有识之士多次倡导史学革新，但几代政府对史学的定位并无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运用，史学从理论、方法到实践都面目一新，而且确实有许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问世。但是，由于“史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口号的误导，以及多次政治运动对史学的严重干扰，历史人物脸谱化和历史进程公式化的弊端仍然屡见不鲜。“四人帮”所惯用的“影射史学”，正是这一弊端淋漓尽致的恶性发作。
在一定时期内，史学实际上成为政治的仆从，成为某一政治方案、某一政治中心或某一政治需要的注脚。很难断定，现今这种消极影响在某些政府官员乃至某些史学家心中是否已经荡然无存。而这正是我仍然极力强调史学家应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历史学应保持独立的学科品格的原因之所在。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