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什么”、“怎么样评价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有何意义”，从两岸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梳理中可以看到哪些相同之处？
近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先生做客复旦大学历史系，讲演“台湾学界近年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在他看来，辛亥革命是一个长期“思想动员”的结果，其时间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
对于现代人来说，重新诠释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对于海峡两岸社会特别是两岸文化合流有着特殊的意义。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各地都有很多活动。海峡两岸最明显的对比就是台湾没有太多的庆祝辛亥百年的活动；而大陆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年底，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明年初以后，海外（包括德国自由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也都要举办庆祝辛亥革命研讨会。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捩点，然而为什么台湾不热衷于庆祝辛亥革命呢？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意义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但共和是什么意思？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共和，这也是电视剧《走向共和》所标举的一个神圣使命，到今天它还有怎样的意义？
今天谈辛亥革命，有三个层次的问题要讨论。第一，辛亥革命是什么？第二，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第三，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有何意义？这三个问题扣合在一起。
台湾学界主流观点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主要认为：辛亥革命并不像国民党所讲的完全由革命党主导，也不像一些史家所说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一个长期思想酝酿的过程，同时它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并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参与进来。这个看法主要基于台湾史学界从1960年代开始做的一些研究。
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从魏源到梁启超
我把辛亥革命拉长到像法国年鉴学派所说的长时段研究，我想我们至少要从辛亥革命前的八十年——1830年代开始说起。从1830年到1911年，用美国学者Reinhard Bendix的概念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个长期“思想动员”的结果。如果不是从1830年开始，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大量介绍西方地理、西方历史，并将华盛顿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民主、共和的观念就难以普及。其次，在晚清的十多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三本书更直接激励起人们求新、求变的思想，奠定了辛亥革命思想上最重要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话，过去国民党所说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这一系谱性的说法就受到了质疑。这个质疑是把辛亥革命当作至少是立宪派和革命党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张朋园先生在1960年代开始写的几本书，首度清理了梁启超等立宪派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当时在台湾引起了相当多的冲击，也受到官方的一些压制。他首先写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因为过去国民党一直将梁启超看成反革命，是反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蒋介石对梁启超的认识。从蒋的日记中发现，蒋介石对梁启超的阅读是在1940年代，对日抗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开始的，他突然对梁启超的著作感兴趣，然后有两三年的时间常常阅读梁启超。这就是为何在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梁启超的原因。梁启超死于1929年，已过去十多年了。其实从民初担任进步党党魁开始，梁启超跟国民党就合不来。一直到1940年代之后，因为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肯定梁任公的想法，梁启超在思想上才跟国民党有比较重要的合流。张朋园先生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首度把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直接、间接的贡献点出来，而且分析了梁启超与辛亥革命之间为什么始合作而终分离的原因，继而分析梁启超采取的路向跟辛亥革命以革命派为中心的革命路向的差距。他的第二本著作《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梳理了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发展。张先生是近代学界第一个比较深入讨论立宪派的学者，梳理各地在辛亥革命起来之后，立宪派发生的种种状况，看他们怎么样从反对革命到支持革命的一些变化。
张朋园的著作让我们可以重新思索两岸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两岸怎么样来看辛亥革命，这不仅是历史的问题，还牵涉到历史跟现实之间的关系。辛亥革命发生在一百年前，它的很多细节我们都已知道。但要怎么样看辛亥革命？牵涉到很多人常说的，历史是过去跟现在的一个对话。
台湾“纪念史学”式微
这大概是我第十次来上海，第一次是1995年。十五年之间，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两岸史学界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大陆史学界慢慢走向历史学科的独立性跟专业性，同时在某种程度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论”。过去，在大陆学者的作品里，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是最重要的一个框架。近年来，这种论述越来越少。在官方大的论述里自然还存在，但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已经减少了。大致来说，大陆史学界有从史观学派转到史料学派的倾向。这个倾向是一个往复的过程，而不是单线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大陆学界对某些议题的讨论，仍具有相当浓厚的现实关怀。相应而言，在台湾已经看不到类似辛亥革命研讨会这样的纪念史学。这一点在台湾政党轮替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以前的纪念活动，大都是由国民党党史机构主导。今年辛亥百年，我曾问过邵铭煌主任（编注：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要不要主办活动。他说抱歉，我们没有能力也没钱。对国民党来说具有开创意义的最重要的辛亥革命，国民党已经无力来筹办。
相对来说，在国内，纪念史学还是史学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而在台湾这种类型的史学日渐式微。台湾史学界有其自身关怀的问题，并尽量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以我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的南港学派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第一代以郭廷以为中心，他出身于东南大学，在朱家骅与胡适的信任下，于1955年建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这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分不开。这个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的特征，是以东南大学的史学为基础，后来结合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相关学科。哥伦比亚大学主要是口述历史，而哈佛大学主要是费正清开创的海外中国学这一派。这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为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天地。郭廷以的学生，几乎人人都利用福特基金会的钱到国外去搜集档案、攻读学位。他的学生一代以吕实强、张朋园、王尔敏、李国祁、张玉法等人为代表，这也是我的老师一辈。这批人自从19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央研究院”后，就开始研究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这足足花了二三十年时间，主要集中在整理史料与撰写专著之上。其中洋务运动这一块做得最好，这是郭廷以先生的学生辈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而这直接导致后来张朋园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出版了十几种专著。可以说，台湾史学界从郭廷以先生开始，就是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南港学派最重要的学术基础。
到了1980年代中期，作为张玉法先生等人的学生辈的我们进入“中央研究院”，研究取向发生了一点转向。台湾史学界比较早就开始跟国外建立学术关系，有不少研究人员到欧美、日本留学，拿到国外的学位，也就跟国外的汉学界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到了第三代的南港学派，已经开始有了更多的国外因素，同时也发生了比较重要的转向。这个转向跟科际整合、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史学等相关，正因为此，我们开始有医疗、女性、宗教、族群史学研究等，尤其有些人受到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影响。以上所述，大概就是南港学派的发展状况。
台湾对辛亥革命认知的两个主旋律
在这样一种脉络之中，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已经不是学界兴趣所在，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辛亥革命这一议题的兴趣不那么浓厚。在这样一个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氛围中，台湾对于辛亥革命的认知有两个主旋律。第一个主旋律是官方的立场，通过教育制度、考试制度长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要读四书、国父思想，并考三民主义，在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这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国民党的教科书里，我们一定要阅读的就是辛亥革命、民国创建，再到北伐成功、抗日、国共内战等一串的历史，也就是英文所说的民族受苦受难的历史记忆。这是在台湾的中学、大学教科书都可以看到的一套论述。台湾关于辛亥革命的主流论述就是檀香山兴中会的建立，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在同盟会内统合章太炎、黄兴等各种各样的革命派分子，然后结合了光复会、华兴会等浙江、广东的革命力量，前后发动数十次革命终于成功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跟主流论述相搭配的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教科书中各种革命小故事，大多是出自此书。
第二个主旋律就是张朋园、张玉法开创的不同于官方论述的辛亥革命论述。张玉法先生的《清季的革命团体》和《清季的立宪团体》是其关于辛亥革命的主要著作，这两本书最近在北京重印。我上次碰见张玉法先生，对他说辛亥百年，是不是应该将这两本早已绝版的书重印，张先生说不用，在台湾已经不太有人对这样的书感兴趣。这两本书，把清末最重要的两支政治力量做了系统的分析，特别是武昌起义之前各种革命团体的复杂关系，都描述得特别清晰。另外的就是张朋园先生的三本书，从《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以及《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等，一直到最近出版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奠定了与台湾官方非常不同的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的缘起要追溯到1960年代，张先生写《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这是他的第一本专书，写作缘起是因为接触到傅斯年图书馆里丁文江编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晒蓝本，后来台湾世界书局出版这本书时将其中涉及国民党的负面文字都删节掉了。这可以显示梁与国民党之矛盾在1960年代仍然存在。张先生读完这个“晒蓝本”的年谱长编后，就开始对辛亥革命有新的思考，凝聚成了《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其实是在与《新民丛报》的辩论中逐渐形成的。双方就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题的辩论，让革命党人的革命理论能够得到更完满的建立。所以革命党的革命理论不是汪精卫、胡汉民等凭空建立起来，而是在梁启超的挑战之下逐步形成的。他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诠释梁启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书稿完成之后，他就拿给郭廷以先生阅读。郭先生读完后就对张朋园说，你这个书不太适合在近史所出版，实在要出版的话，要改一个名字，改成《梁启超的早年生活》吧！张先生认为这样一改书名，就一点味道也没有了，不太同意。郭先生是个有担当的人，于是就同意出版此书。国民党人自然很难接受这种历史论述，他们认为革命哪有立宪派的功劳。
正是延续这样一种视角，张先生写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这其实也在表达张先生对孙中山的一种不满，而这种不满又是跟台湾长期以来过度抬高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将孙中山的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内容有关。当时在国民党主导下，办了大量的孙中山思想研讨会，如今还在延续。这种长期由政治力量推动的孙中山思想研讨会，让“中央研究院”具有自由思想气质的学者感到不满。他们对官方如此夸张性地宣传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独一无二的影响，是不太满意的。张先生对孙中山是抱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而这种批判性，在他系统地阅读了梁启超之后，更是深化了。同盟会在清末面临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来自梁启超，从梁的视角去考察，孙中山的思想有问题。民族革命从清末“驱逐鞑虏”到民初改为“五族共和”，说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性考虑。这样一种论述，对国民党的国家建构杀伤力很大。当时梁启超就对革命党人说他主张的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是在共和的旗帜之下各种民族都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和平等发展的资格。从章太炎到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论述的种族主义，如今从张先生所发掘的梁启超的思想资源来看，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是不利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当然，民权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终极方向是一致的，只是立宪派认为应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施君主立宪，然后等时机成熟再进入民主共和，故不宜革命。民生议题方面，立宪派较倾向提高生产。孙中山的民生理论倾向社会主义，要实施土地国有，要以俄为师。可见，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1960年代的台湾历史学者，对国民党主导的辛亥革命史观有一个比较大的批判。张玉法先生写的教科书《中国现代史》中部分内容，国民党也不是很满意，幸好当时是比较开明的宋楚瑜担任新闻局长，并允许其推广到市场上去。张玉法这本书之前，我们使用的是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作为教科书。
在革命史观主导之下，张玉法、张朋园先生等尽力去展现辛亥革命更复杂的历史场景。这当然也跟国外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进展有关系，比如周锡瑞先生的《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在两湖》、Mary Rankin对浙江的研究等。海外对辛亥研究其实与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相配合。比如汪荣祖先生发表在《现代中国》杂志上的一篇英文论文，讨论在江苏省的辛亥革命过程中，立宪派代表张謇等人的贡献，同时从辛亥革命的角度去观察地方上各种各样的流民，是如何聚集在一起成为革命力量的来源。如果不单从国民党人的革命史来看，而是从立宪派、从整个社会场景、从长期的历史时段来考察，就会发掘辛亥革命发生时的各种特殊情景。
大陆史学界对立宪派的重估
以上是台湾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基本状况。这个状况到了1980年代，跟大陆的史学界有一个碰撞。最早是1982年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跟张玉法先生，在芝加哥的一个研讨会上就“辛亥革命是一个怎样的革命”进行了一场辩论，主要环绕“辛亥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张玉法先生说的“全民革命”。辩论延续了较长时间，到最近中山大学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座谈会上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这在国内还是争论比较大的一个议题。
对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提法，在今年可能还会出现。但不管怎样，由于台湾从1960年代开始对辛亥革命的一些反省和检讨，大陆史学界也开始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辛亥革命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如何去看，其实牵涉到“历史是现在跟过去的一个对话”。在这个对话里头，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有了一些新的反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对立宪派的历史评估问题。
梁启超、严复、张謇这一派人，在1949年以后因为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大潮之下几乎都被打成黑色。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立宪派人物获得了重新的评价，梁启超、严复和张謇等立宪派都经过了很清楚的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这跟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些立宪派大概不可能得到“平反”。两年前，我到江苏南通、海门参加“第五届张謇国际研讨会”。该会大力把张謇打造成地方旅游的品牌。张謇已变成一个不但是大家可以接受，而且是大家非常肯定的时代先知。张謇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最近的五六年之内迅速地被平反。我们如将跟张謇相关的评论排列下来，可看到平反的过程非常清楚。严复也是如此。我从1995年开始参加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他们为严复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做学术研究、宣传、推广，竖塑像，建公园，发行邮票，编电视剧……各种各样的活动，重新把过去被贬抑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负面性人物打造成正面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先知性人物。
严复和张謇的例子，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变化，对辛亥革命有了重新的了解，对立宪派有了重新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来看辛亥革命？
第一，辛亥革命是什么？这是我们史学家的工作。要研究这个问题而有所创见，其实有点困难。因为那些细节基本上都已被挖掘出来。这些工作必须依赖于一些新史料的出土或有新的研究视角。最近周德伟的生前回忆录手稿《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刊行，在台北紫藤庐主办了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新书发表会。周德伟是第一个介绍而且翻译哈耶克的学者，其名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广为人知。其回忆录牵涉两个重要的历史过程。一是写其父亲在湖南长沙怎样参加辛亥革命。他父亲是当地下层士绅，没有科举功名，会中医，因黄克强的关系，跟革命党人有一些牵连，又因谭延闿，与地方士绅发生密切的联系。周德伟讲述他的父亲如何进入革命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利用行医的社会经验，与当地会党分子、农民发生勾连，因而起兵协助辛亥革命。二是写他自己与国民党纠缠不清的关系，他为北大顾孟馀的学生，顾属于汪精卫派，他因此在国民党体系内也不太得志。周德伟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对辛亥革命细节的了解。但大致来说，“辛亥革命是什么”的情况，史学界的研究已经比较清楚。在新视角方面，许多学者提出传播媒体的角色，挖掘革命思想透过哪些管道传播开来，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议题。
第二个比较广泛讨论的是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台湾虽然没有大规模的辛亥革命史学，但是100年的纪念活动是一个大规模的政治活动，编辑书刊、举办活动和展览等。在这个过程中，对辛亥革命的反省，其实是围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理想是否实现的问题。孙中山的民族、民权与民生，其实背后有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与博爱的崇高理想的影响。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其实就是要看孙中山的理想是否落实。自由、民主与博爱的价值理想，是否能够在华人社会实现，而台湾又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种反思基本上是环绕民国的价值内涵是什么，又如何实现等展开。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社会的民主化有一定进展，当然缺点也非常多。陈水扁、李登辉等爆出贪腐案件，这真是印证了“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化”。当然这些人最终能够被追究，也说明了民主社会里的法治确实是有力量的。民主虽然未必能够杜绝腐败，但民主社会却有一套机制来追查腐败官员。在台湾社会，我们也讨论这一套民主机制对于海峡两岸的共同发展有怎样的价值启示。
海峡两岸对辛亥革命的认知具有共通性
总的来说，辛亥革命奠定了一种基本的价值秩序和具有民主色彩的体制，虽然到了1949年之后，两岸开始出现分治。两岸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从革命党人的历史拓宽到对立宪派人梁启超、张謇等人的认识，这有助于达成两岸的共识与和解。如果我们接受亨廷顿的说法，20世纪的冲突主要是基于文化的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两岸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历史的诠释问题。文化的差异不必然引发军事上的冲突，但文化差异造成的格格不入，一定不会使两岸能够合流。从这个角度来看，重新诠释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对于海峡两岸社会确实很有意义，其中有分流，也有合流。这也牵涉到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社会巨变的启示，也涉及台商在中国大陆经济起飞中扮演的角色。合流表现在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如手机、计算机等电子产品，机场文化的趋同等。在这个方面，两岸并无显著的差距。
同时，海峡两岸的社会体制，都追求经济与行政的效率，这也是一个共同的特性。经济与行政的效率未必一定与资本主义体制联系在一起，但却一定需要权力的制衡、竞争。从价值取向而言，两岸都重视个人尊严、品位和成就感。娱乐方面的合流更明显，台湾的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对大陆影响越来越大，形成了东亚的娱乐文化圈。大量的流动人口，也使共同的生活成为可能。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人较注重人情与关系，特别偏好培养与自己人之间的一种情感，这方面两岸并无不同。这也涉及自由主义培养民间社会的方面，梁启超在清末就批评中国人“私德太多，公德太少”，中国人刻意培养的都是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而不太注重如何处理跟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后者恰恰是所谓市民社会的建构特别注重的。两岸的市民社会其实都有一定之发展。在精神价值方面，克己、禁欲和道德理想主义，这跟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也是两岸相同的。从大历史观来看，两岸在很多方面在走向共同的方向，两岸不同的地方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方面。最简单是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大陆是以中国共产党这一先知先觉的群体作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而台湾基本上是一个以选举为中心的体制。大陆一直传播的是一种平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始终是环绕着一个最终平等的理想。台湾社会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一直是环绕着自由与市场。自由所标举的意义要超过平等。当然，自由与平等之间是存在一种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台湾的全民健保也在追求与社会主义相同的理想。第三点，大陆有一种大国崛起的心态，甚至有一种孙中山当年提倡的驾于欧美之上的理想；相对来说，台湾注重的是建立一个小而美的生命共同体。
从这一百年来看，海峡两岸对辛亥革命及其后历史的认知，走向一种具有共通性的道路，当然，1949年之后台湾从一个党国体制，经过各种因素蜕变成自由民主体制，大陆自1949年到1976年有比较大的曲折。目前大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走向其实与1949年之后台湾历史的主轴十分接近，海峡两岸共同的地方在于都在走向市场，表现在经济市场、政治市场和思想市场三个层面。台湾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思想市场。我想，大陆也逐步注意到这三个市场如何制度化的问题。怎样使市场规范化、制度化，受到法律的制衡是两岸共同面临的挑战。同时，如何使这一套市场与人文主义的精神结合，亦即将源自中国思想传统的人文精神灌注到这三个市场之中，是海峡两岸应该共同努力的。
我想，比较好的一个出发点，应该从清末梁启超、张謇、严复等人的思想资源出发来寻求共识，发扬清末立宪派现实的入世主义，标举继往开来的文化理念与渐进改革的调适路向，这可能是两岸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之处。我每次去日本，看到福泽渝吉等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的头像印在钞票上，都很感慨，台湾的纸币上是孙中山和蒋介石，大陆则是毛泽东，什么时候海峡两岸的钞票上能够印着梁启超、严复等人了，那就说明达成了更多的共识，而华人社会也就更有可预期的未来和希望了。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