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汉学史演讲录》（上下册）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科研团队成员之一，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会长刘正教授，2020年6月出版了两卷本专著《汉学史演讲录》一书。该书入选为学苑出版社汉学研究大系丛书之一。本书是二十年前出版的《海外研究研究》（28万字）和《图说汉学史》（30万字）二书的增补增订版，现在已经接近百万字篇幅。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专题：汉学研究大系丛书之一
册数：两卷本，约93万字，总764页
书号：ISBN：9787507759266
总目录如下：
上卷目录
前言 汉学史研究的源起和自我批判（代序）
序论
第一节 汉学发展史研究的难度和条件
第二节 对“汉学”及其相关概念的考察
第一编 汉学的受容和展开
第一章 汉学的传来
引言
第一节 中印文化交流的考察
第二节 环中国海诸国汉学文化区
第三节 丝绸之路诸国汉学文化区
第四节 新大陆诸国汉学文化区
第二章 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上）
引言
第一节 朝鲜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二节 越南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三节 日本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四节 俄罗斯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五节 其他
第三章 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中）
引言
第一节 意大利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二节 荷兰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三节 法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四节 英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五节 比利时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六节 德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七节 葡萄牙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八节 捷克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九节 瑞典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十节 其他
第四章 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下）
引言
第一节 汉学史研究分期和断代标准
第二节 美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第三节 汉学讲座的设立
第二编 儒家文化圈所属国汉学通史
第一章 《易经》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易学在古代朝鲜的传入和展开
第二节 易学在古代日本的传入和展开
第三节 易学在古代越南的传入和展开
第四节 朝日越三国的易学研究之比较
第二章 《论语》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论语》在古代朝鲜的传入和展开
第二节 《论语》在古代日本的传入和展开
第三节 《论语》在古代越南的传入和展开
第三章 朱子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朱子思想在古代朝鲜的传入和展开
第二节 朱子思想在古代日本的传入和展开
第三节 朱子思想在古代越南的传入和展开
第四章 历史学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中国史籍的传入和出版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研究
第三节 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研究
第四节 史学理论研究
第五章 道教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道教的传来
第二节 古代朝鲜的道教研究
第三节 古代日本的道教研究
第六章 文艺学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诗词研究
第二节 戏曲研究
第三节 小说研究
第四节 文学批评研究
第三编 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通史
第一章 受容史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礼仪问题的由来
第二节 礼仪问题的派别化
第三节 礼仪之争的意义
第二章 语言学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汉语研究
第二节 中外文对照字典的编纂
第三章 文字学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传教士的汉字研究
第二节 汉字传播研究
第四章 历史学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通史研究
第二节 断代史研究
第三节 专题史研究
第五章 哲学·宗教思想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思想史研究
第二节 经学思想研究
第三节 专题研究
第六章 文艺学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文学史研究
第二节 艺术史研究
第三节 专题研究
下卷目录
第四编 现代东西方各国的汉学通史
第一章 语言学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汉语研究
第二节 汉语辞典的出版
第三节 古籍索引著作的出版
第二章 文字学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甲骨文字学研究
第二节 金文学的研究
第三节 《说文》学研究
第四节 文字学通论
第三章 历史学为中心（上）
引言
第一节 通史研究
第二节 东洋史学的成立和展开
第三节 中国研究的成立和展开
第四节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五节 正史著作研究
第六节 史学著作研究
第七节 断代史研究
第四章 历史学为中心（下）——京都学派的场合
第一节 京都学派的释义
第二节 内藤湖南
第三节 桑原骘藏
第四节 滨田耕作
第五节 小川琢治
第六节 矢野仁一
第七节 羽田亨
第五章 宗教学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中国宗教史研究
第二节 中国宗教学通论
第三节 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研究
第四节 道教研究
第五节 佛教研究
第六章 思想史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中国思想史研究
第二节 儒家经学思想研究
第三节 专题研究
第七章 文艺学为中心
引言
第一节 文学史研究
第二节 艺术史研究
第三节 专题研究
一、汉学史研究论著的种类
二、中外学术互动问题
三、汉学史观和工具理性的问题
附录：重要汉学家原名和汉语译名对照表
前言
汉学史研究的缘起和自我批判（代序）
我从来也没想到汉学史研究在国内居然会成为如此热门的学科！我更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成为汉学史研究学者群中的一员。说句实话，从事汉学史研究，对我来说实在是个伤心的误会。
一切还要从1992年初我开始留日谈起。当时，我以爱知学院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来到日本，师从日本东洋史学著名学者田中正美教授。田中老师的专业是晚清史研究，他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门下留学，所以英语很好。那时，我根本不懂日语，和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英语口语和古代汉语的文言文进行的。出国前，我一直研究《周易》，并且已经出版了《中国易学》《周易通说》《周易通说讲义》等多部专著，发表了三十几篇研究论文，26岁时被当时的两所大学聘为“客座副教授”。因此，田中老师认为我的实际研究水平和能力已经超出了研究生，1993年1月，田中老师联合日本著名学者前田惠学教授、镰田茂雄教授二人，共同推荐并通过了教授会的审查，使我成为该大学研究生院佛教学宗教学专业的研究员（客座研究员），任期两年，开了该大学校史上从研究生直接成为研究员的先河。在日签证由“留学”变成了“文化活动”，这时候的研究专业是《周易》哲学和中国宗教思想。田中老师特别指导我：加强对日本和美国《周易》研究史的研究。这是我进入汉学史研究的开始。
两年后，我面临着是继续在日本从事研究，或者留学欧美还是回国找工作的多重选择。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利弊，我选择了留在日本，但不是继续我的研究员生涯，而是我想攻读正式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希望最终能获得日本的文学博士学位。于是，我参加了日本几所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和复试合格后，我成为日本关西大学研究生院中国哲学和思想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日签证又由“文化活动”变成了“留学”。
这时候选定的研究方向是“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的思想史研究”。导师坂出祥伸教授因为和欧洲的汉学家交流十分频繁，所以他建议我从对日本和美国汉学的《周易》研究的了解开始，扩大到海外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和宗教思想的研究。这是我汉学史研究范围的一次扩大。
由于关西大学的教授们大多出身于京都大学，因此在关西大学学习期间感触最深的是日本京都学派严谨的学术传统和考证方法。于是，只要我在关西大学没有课，就一定跑到京都大学去听课，从东洋史到中国哲学，从中国文学到日本史，等等。有不少次，我在京都大学校门口或者关西大学校门口凑巧碰到刚从京大走出或者刚来关大讲课的池田秀三老师。他对我四处来听课表示赞赏和肯定。
1995年春，在取得关西大学硕士学位后，我接到了早稻田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等名校内定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通知。甚至当时的关西大学校长给我亲自打来电话告诉我，我可以获得“文部省国费全额奖学金”的待遇——这对于我一向很拮据的在日留学生活不亚于雪中送炭。（至今，我也很感谢事先通报给我这一好消息的关西大学校长。）可但是，我仔细考虑了一天之后，还是决定放弃关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录取，来到了大阪市立大学三浦国雄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关西大学文学院一名握有实权的教授，事先曾单独找到我说：“如果你想继续留在这里读博士学位，那么，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只要我在，你就不可能在这里取得博士学位，就是坂出祥伸同意，我也不会同意。你还是离开关西大学吧。”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和坂出老师关系非常紧张，而我又从没有选修过他的课。对我来说，拿到日本的博士学位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既然如此，我就只好必须离开了。哪怕这里准备给我“文部省国费全额奖学金”待遇。因为我留日不是为了挣钱。
于是，就出现了三浦老师所说的：“在本书作者进入我的研究室时，他向我提出了以下五个研究题目：1.原始《周易》经典的成立史研究。2.王国维、陈寅恪学术思想的成立史研究。3.东西方汉学思想史研究。4.宋、明《中庸》学的思想史研究。5.原始佛教、原始道教和西藏本教研究——从比较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
最后，三浦老师希望我以日本汉学为核心，撰写一部“反映东西方汉学发展通史的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我个人还没有电脑，网络上也基本没有电子资源和电子图书馆可以利用，我本人又不是精通欧洲主要语言的外语天才，真要从事汉学通史（而不是比较可操作的日本汉学史）的研究，压力之大、能力之小、时间之短、参考之缺，可想而知。但是，三浦老师的鼓励和信任，还有田中老师、前田老师、坂出老师等日本著名学者的支持和期望，使我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一异常艰苦的博士论文选题。这是我汉学史研究范围的再一次扩大。
可以说，正是三浦老师使我真正走上了汉学通史研究的路。从对日本和美国《周易》研究史的研究，到海外学术界的中国哲学和宗教研究，再到东西方汉学发展通史的研究，伴随着我实现这三级跳的是我长期对古代经学、古文字学、古代文学、商周历史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个比较深厚的国学基础，我根本没有胆量从事汉学通史的研究、甚至连对日本汉学的研究也不可能深入其精髓。
于是，我只好亲自动手动脚找资料。多次跑到东洋文库去查找原始西文汉学著作。在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资源、没有汉学通史论著可资参考的情况下，除了日文、中文我所能找到的全部论著之外，我下功夫最大的是利用字典，翻译并研读了俄文版В.Бартолъд的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一书、法文版Henri Cordier的Les Etudes Chinoises 1895-1898两部原典。这两部至今也没有日文版，更不用说中文版。还有的Sir Henry Yule所作英文版的Cathay and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一书，这三部书是我当时建立东西方汉学通史基本框架的重要参考书，极大地方便了我的研究。所以，张西平等学界师友曾经猜测我只是利用日文资料，其实他根本不了解我的学术基础和所下的功夫。今天，关于海外汉学史的著作在国内多如牛毛。无论哪个国家的汉学史，随便就可以找来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参考论著。但是，在1995年的日本，没有电脑、没有电子资源和电子图书馆、我本人又不是精通欧洲主要语言的外语天才的情况下，从事汉学通史的研究，其过程之艰辛真如小马拉大车、累得快吐了血！但是，我挺过来了。特别是后来得到了Henri Cordier的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bibliotheca sinica之后，真的感到登完高山再履平地的轻快。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三浦国雄教授——从我决定撰写这部博士论文开始，他每周一都要给从日本各个图书馆给我借来几十本日、西文汉学著作，装在他的拉杆箱中，在日本拥挤的高铁列车上，历时将近两个小时，从他住的神户市郊区的家里，把这些书拉到大阪市立大学研究室内，专门供我一个人阅读。然后，到了周五下午，他再把那些书拉回神户的家中，归还给各个图书馆。
到1997年底，博士学位论文《东西方汉学の传播及びその历史——比较思想と比较文化から角度の考察》终于基本定稿，顺利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和答辩，并于1999年底取得了大阪市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被评选为“博士毕业生总代”（相当于国内的优秀博士论文）。这是中外学术史上第一篇以汉学通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
然后，我又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京都大学，在池田秀三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时候的研究题目已经不再是汉学史了，而是我最擅长的“以商周金文和礼制研究为主、以汉代马融经学研究为辅的传统国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
接下来出版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下卷中文译稿，以《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作为书名，作为学术史丛书之一，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来也可以连上卷、中卷一起出版的。但是因为我要求将全部注释、附录和索引一起出版，而这部分的文字量长达50万字，和该丛书的整体规范不一样，而且全部文字量将近百万字。最后，在出版社和丛书编委会要求下，我只将下卷“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交付出版。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上卷、中卷中文译稿，以《图说汉学史——汉学在19世纪以前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作为书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9年和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文献附录和注释卷（约50万字）的日本部分内容中文译稿，我整理成《京都学派——创始期的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研究》和《京都学派汉学史稿——20世纪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的学术发展史》，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学苑出版社出版。
四部汉学史专著，两部是通史题材，两部是专门史题材。这四部著作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肯定。至今，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大学等著名学府，以及日本、法国、俄罗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可以看到我的上述四部汉学史著作成为那里重要的教学参考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公开推荐了我的汉学史著作。在最近几年的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上述各国的学者和我见了面，几乎都要提到我的上述四部汉学史著作。国内学者从老一代著名的汉学史家如李明滨、严绍璗、耿昇等老教授到我的师友李雪涛、马军、季进等同龄教授，再到俄罗斯汉学家布罗夫（Вourou Г Буров）、马斯洛夫（Alexey Maslov），加拿大汉学家高岛谦一，法国汉学家戴明哲（Michel Teboul）等国际著名教授都给予了我很多的肯定和好评。
学术界正式的评论也时有刊行。最重要的有如下；郑鸿芹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忧患意识——兼评刘正先生的<图说汉学史>》，陈才智的《读刘正著<海外汉学研究>札记》。一些短评时有出现。如，黄从慎先生的文章中如是陈述：“盛夏读一本通史类的著作《图说汉学史》，一本300页厚的专著，再加上初略印象中它表层的浓厚的日本味，这对我在整个酷热的夏季的耐心都是考验。7月份带着它回合肥，回宿州，8月份又带着它来北京，写完那些小说后，终于在9月初读完了它，心里顿时轻松下来了，觉得收获也还是不小的。”如，衣若芬先生如是陈述：“近日读刘正先生《图说汉学史》一书，收获与迷惑兼之”。
其中，郑鸿芹主要是对我的《图说汉学史》一书进行评述。她认为：
但就知识贡献和学理而言， 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以刘正的《图说汉学史》别开生面， 对我国汉学史研究的发展不无裨益。把海外汉学史作为学术史去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产生汉学的国度其实至今还没有产生一部真正的汉学通史， 而从事传统经学和金文研究的刘正先生却率先涉足这一领域， 利用其十多年的海外留学经历， 以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图片勾画出汉学在东西方的发展史，写出了三卷本博士论文《汉学通史》。这部涵括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史包括《传教士汉学研究史》《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 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东西方汉学思想史》， 以及副产品《美国汉学编年史》和《东洋史学一百年》， 对国外汉学予以详细研究和分析、描述， 是我们了解这门学科的重要参考书。……在绪论中， 著者开门见山， 首先指明汉学发展史研究的条件， 其中包括东西方语言素养、传统国学素养、西方思想史素养。说明这三方面的素养加上各国汉学史的分期问题和汉学发展史的连贯性问题， 均为相关研究增加了相当的难度。然后， 作者对“汉学”及其相关概念从词源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予以考证， 统计出“汉学”大致有十种名称: 汉学、儒学、华学、支那（即中国）学、中国学、中国研究、东方学、东洋学和汉文学。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汉学有不同命名， 体现出不同的研究重点、研究目的和方法。此其一大特点， 其他著述鲜见这种风格。其次， 在方法论上， 著者跳出了传统的、单一的以国别汉学或以研究专题为框架的研究路径， 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依汉学传播时间的先后和地理位置的不同， 把东西方汉学发展史分成环中国海诸国、丝绸之路诸国和新大陆诸国三个汉学文化区， 进行地域性比较研究。在每一个地域范围内， 又从所在国对汉学的受容形式上， 分为儒家文化圈所属国和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作为本书的主线。对此， 国际著名汉学家、思想史家余英时先生在此书《序》中这样评述: “他将汉学研究分系在‘儒家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两大系统之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见解而又符合历史实际的设想。” 《图说汉学史》另一个特点， 是它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学识和学理上的知识， 能唤起读者的文化忧患意识，从而学会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看待学术研究现象， 从而激活应有的问题意识。刘正本人兼通文史哲， 学贯中西， 在周易研究、海外汉学史研究、古文字和金文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佛教史研究、日本古代思想和文化研究、陈寅恪和近代思想研究等方面均有论著问世。《图说汉学史》这部论著资料翔实， 说明著者对国外学术界有深入的了解， 于传统国学有系统科学的训练， 并且兼具开阔的史学眼光。如果我们从文化忧患意识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今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 状况， 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比如学者古代文化修养偏弱， 外语文化修养不足， 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 学养不足。因此， 刘正的从学背景便反衬出了这样一种必要性， 即中国学者应着力加强学养和学术训练， 在学识、学养、学力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再兼以知识、理论、思想三者的汇通， 努力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理论的对话。另外， 从事学术研究应从国家民族的平台上考虑民族文化的长远战略利益， 因为一个民族要长足发展就得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全民关心、民族自觉和大学， 而我们的学者更应该担负这种责任。《图说汉学史》不仅介绍了汉学家宽广的研究领域和丰硕成果， 还充分说明海外汉学研究其理论框架和解释方法原本植根于西方母体文化， 这有助于我们在采取拿来主义的文化输入立场时， 得以辩证地看待这一切，学会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研究西方国家的方方面面， 形成正确的“美国观”“瑞典观”“英国观”“法国观”“德国观”“意大利观”等， 而不是一味盲目地以欧洲中心主义意识支配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 又不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 要能以宽广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文明。《图说汉学史》论述了国外汉学史的研究意图及其发展路径， 这有助于我们深入而全面地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许多重要方面。例如， 在阅读Rev. T. Torrance 所著的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Ancient Israelites 时，读者就能明白作者的研究与写作目的， 为什么作者要竭力表达这样一种观念——羌族人是古犹太人的后裔， 其原因就在作者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出发， 想找出上古时代东西方民族宗教信仰上的一致性， 并借以证明欧洲中心论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 而“为证明基督教义的普遍性和真理性， 在中国古代书籍中找寻基督教存在的根据，是16、17 和18 世纪大多数传教士汉学家研究汉学的核心目的所在”。
应该说，她的上述评价基本上也是国内外学术界对我这四部汉学史著作的评价和学术肯定。在肯定和好评之余，接下来就该说到我的这四部汉学史著作中出现的一些硬伤和错误了。
在我的四部汉学史著作中，出现错误最多的是《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一书。这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了解20世纪欧美汉学历史的现当代学者非常多，他们又大多有过直接师承欧美汉学家的经历，在这一时期的汉学史研究上，比我更有资格发言。而这部分内容一直是我的一大短处，至今依然如此。第二，我在学术研究上的轻视现当代而重视古代的习惯，使我在上卷文稿得到指导教授的特别肯定后——他建议我就以“汉学在19世纪以前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作为博士论文就可以保证审查合格了——但是，我在知道上卷就可以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并可能获得通过的前提下，一时间野心勃勃非要提交一部纵贯东西方、上下两千年的汉学发展通史，致使下卷的研究和著述时间是在匆忙中仓促完成的。因此，很多著作，我基本上没有认真阅读或者没有阅读，只是搭好了章节框架后写上一句话就万事大吉了。第三，我在将论文译成中文时没有认真校对，在交付出版后，也没有认真查对校样，致使本该可以发现和修正的错误也被轻易放过了。因为那时我的全部研究重点已经是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对商周金文和礼制的研究，实在顾及不到仔细订正和修改旧作了。第四，我个人的英文水准有限，影响了我对英文著作的理解。
陈才智的《读刘正著<海外汉学研究>札记》一文对拙著进行了认真而且有成效的校正和订误，我非常感谢陈兄无私的学术奉献和宽厚待人的品德。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订正我的错误的学者，可是他在论文中却还要表示我的书“资料丰富”，并使他“在《西文中国古典散文研究·文献资料》《当代西方汉学家一览》草纂中获益匪浅，故做以下札记以志感谢”，读后真的让我十分感激他的指正！也让我对他宽厚的人品和渊博的学识表示敬佩！同时也对我当时没能认真校对、认真阅读和核对原典的轻率态度感到后悔和尴尬。
的确，研究汉学史首先遇到的学术素养就是外语。只能看懂英文还不具备进行汉学史研究的资格。至少还需要能看懂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喃文、韩文。英文很好的汉学史家们在介绍英美汉学家时要是也出错，那让我们这些只是粗知英文的，又该如何是好？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组织的由我国第一流的英语兼汉学史专家们编著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一书第423页介绍的一位美国汉学家“Tong，Lik Kuen”时，把这位学者的中文名字错译为“董力坤”[ 载《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23页。]，而实际上，“Tong，Lik Kuen”就是著名美籍华裔哲学家唐力权教授。把“Tong，Lik Kuen”错译为“董力坤”是英文水准下降还是汉学知识贫乏呢？我不得而知。而且，以我对日本汉学了解的一点专长来看，该书对日本汉学家的介绍，无论从选取的人物还是代表论著上看，基本上是不及格的，不客气点说：该书对日本汉学家的介绍基本上是学术垃圾。但是，我知道为了编写这本《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一书，将近20位学者为之努力和辛勤工作了十几年！当然，我在两卷本汉学通史中对美国汉学的介绍时，的确错误频出，如，有人说：“又如Edward H. Shafer是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他的中文名字为薛爱华，然而刘正先生却将之翻译成肖孚”。看起来，我需要解释一下：因为《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一书虽然错误很多，但是在涉及西方学者名字的汉译上，我国学术界的惯例一向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首先公布的译名为主。在该书第402页介绍“Edward H. Shafer”时，首先就注明了他的中文名字是“肖孚”，而不是什么“薛爱华”。[ 载《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02页。]
接下来再谈研究汉学史遇到的第二个学术素养就是国学，而传统易学、金石文字学、礼学、四书学等等，正是构成传统国学的核心范畴，也曾经是日本、法国、荷兰和德国汉学研究的主流课题。郑鸿芹（我至今也不认识这位先生）在《人文素养和文化忧患意识》一文中抓住了我的两卷本汉学史对上述几个领域的分析研究，应该说基本上把握住了我研究的这一侧重点。（我至今也不认识这位先生。）不过，国内有些著名大学的国学教授、博导在很专业的学术著作中居然也出现重大的、小儿科级的谬误，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比如说《青铜器论文索引》一书，该书第85页如此写着“金文氏族表初稿（上、下），陈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5本3分、4分（1935，12）”[ 见《青铜器论文索引》，中华书局，1986年，第85页。]。查1935年12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3分册、4分册上刊发的是“《金史氏族表初稿（上、下）》，陈述”。从辽金时代的“金史氏族”一下子变成两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才有的“金文氏族”，我真不知道这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是怎么出的错！至少也该知道陈述只是辽金史专家，他对晦涩难懂的吉金之学完全是外行。
说到这里，我也不由得自惭形秽了。因为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墨子刻“从其撰写的四本著作60多篇论文来看，没有一篇与墨子有关”。可是我在两卷本汉学通史中却说他是一位研究墨子而著称的汉学家。不要，我想特别申明的是：我并不是这一主张的首倡者。因为告诉我墨子刻是一位研究墨子而著称的汉学家的人，是我一直十分信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孙越生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一书。该书第307页上明确地告诉我墨子刻的“研究专长：墨子研究”[ 见《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07页。]。我当然知道自己并非英语系毕业生、也不是英美国家的归国留学生，在英语上我肯定远远不如所有英语专业毕业的本科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
第三个学术素养就是客观的汉学史观。其实，对我来说，在研究和著述此书时最大的难点不是外语掌握的多少，不是资料解读的难易，而是客观而公正、准确的汉学史观的建立！我发现，要想建立一个贯穿东西方2000多年的汉学史观，以此来评价各国汉学著作几乎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了。在没有进入著述之前，你可以大谈特谈自己的汉学史观和所谓的“汉学史的写作原则”，而一旦你真的开始进行汉学史的著述，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些“汉学史观”和所谓的“汉学史的写作原则”其实不堪一击、让你处处捉襟见肘。那是因为：其一，汉学史不等于文化交流史。比如，我在书中主张“葡萄牙的汉学开始于鲁德昭教士。1641年，他所作德《中华大帝国史》正式出版，这是葡萄牙汉学史的开始”。有人却声称“鲁德昭不是葡萄牙汉学的开创者……在鲁氏之前，葡萄牙学者已经出版了多种汉学著作，如皮莱士《东方诸国记》、巴罗斯《第三十年史》……”很显然，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选取汉学著作的标准！因为他所说的皮莱士《东方诸国记》、巴罗斯《第三十年史》……那些书根本不属于汉学著作，而是游记和文化交流札记类书，和我对汉学研究著作的定义和选取有着很大距离。其二，汉学史并非只有数百年。有人主张“海外汉学就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迄今这一研究领域已经由数百年的历史。这一学科发端于16、17世纪的欧洲”。很明显地自相矛盾。因为既然他明明知道“海外汉学就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那么这一研究领域就根本不可能只有“数百年的历史”！哪怕从日本大化革新开始算起，也有将近1400年的历史了！而韩国汉学的起点就更远远地走在日本之前了！！其三，汉学史的发展并非只有两个序例。有人主张“汉学通史就是汉学的整体学术发展史，它在内容上有学术史和汉学两个要素，在时空上有200年和以欧美日韩为主的国际学术界两个序例”。承上所述，汉学史绝非只有200年，这已经是研究汉学史的基本前提了。在这一点还要重复早被西方抛弃的欧洲中心论，我实在不知道是何道理。不是由于学识的不足，就是因为学力的欠缺。而且就以近二百年的东西方汉学史来说，也根本不是他所说的“以欧美日韩为主的国际学术界”。在最近两百年的欧洲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完整的所谓“欧洲汉学”，地理的接近不等于学派和研究方法的接近。而近现代韩国汉学根本就无法和日本汉学相提并论，它也根本就不属于日本汉学体系之内。
可见，在汉学史研究上，空谈很容易，但实作很难！静下心来，我知道：我的反映了1997年日本学术水准的汉学史著作，显然不能适应今天学术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最近20年，中国对海外汉学史的研究，突飞猛进，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热点课题和前沿学科。为了配合这一大的学术研究趋势，我在出版了《京都学派》和《京都学派汉学史稿》两卷本有关日本汉学的专题研究专著——日本学术界对我的这两部京都学派的汉学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先后接到了十几封日本学者的来信。他们甚至使用了“是当今京都学派的学者们无法写出的辉煌著作”来肯定。既然对日本汉学的研究，我已经略有成就并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肯定。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吸收最近20年国内外研究成果，修订和增补我的汉学通史。
这就是今天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新修定的《汉学史演讲录——1949年以前汉学在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一书的由来。这次修订和增补，我几乎是以重写的态度来进行的。总的原则有如下六点：
第一，尽可能给著名汉学家配上照片和生平简介。汉学通史横跨五洲四海、纵贯古今千载，我们有必要尽可能使用公认的历史文献资料中的汉学家和汉学著作的相关照片和肖像，结合他们的生平经历，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详细而又直观的东西方汉学发展通史。
比如，在国内外汉学界、文物界和中国古文字学界大名鼎鼎的库寿龄和中村不折，从古文字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到一般文物爱好者，谁知道这两个人长什么样？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看到他们的生平照片。在本书中我第一次公布出来。为了查找这些照片，我真是踏破了铁鞋、搜遍了网络、翻烂了文献。但是，依然还有很多汉学家，我还是无法提供他们的个人照片和文献资料，可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流传或保存过他们的照片和资料，也就只好附诸厥如了。现在，我敢自信地宣布：本书中公布的著名汉学家的照片是迄今为止有关国外汉学家们最全的一部照片资料库。
第二，修改并订正书中出现的所有西文书名、人名字母拼写的错误。在1997年定稿的汉学通史博士论文中，因为当时西方汉学家的译名，缺乏统一的国际学术界的标准，不少汉学家的汉语名字也是翻来覆去的修改，这让我十分困惑。比如，美国汉学家Edward H.Shafer，他的中文名字就有“肖孚”和“薛爱华”两个。西班牙汉学家Francisco Varo的中文名字就有“万济国”和“万方济”两个名字。而著名的大主教“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的中文名字，也有“铎罗”和“多罗”两种汉文写法。
而且，日本学术界并不认可中国学术界的译名，我在博士论文时只好按照西文人名发音的日文译音，写成汉字。比如，我们做熟悉的法国汉学家 Joseph de Guignes，我过去的博士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中一律写成“顾根斯”，这次改写成国内通称的“德经”。而国内所熟悉的“John King Fairbank”，日本学术界一般多使用此名字的英文日音，即写成日本通用的“ジョンキングフェアバンク”或者很少使用的“荘廷菲阿班克”，而不是“费正清”。依此类推，我需要把全部西文汉学家的名字一律如此替换，才符合日本学术界对博士学位论文审查的基本要求。
现在，我努力把全部西文名字在给出通用汉文名字或译名的基础上，在汉学家第一次出现在本书的章节中，同时配上完整的西文姓名。
第三，订正并核实所有西文书名的原名和通用汉译。我在日本查找资料和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之时，因为当时我个人还没有电脑，只好亲自去抄写西文书名和人名。这些抄写的笔记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遗漏了字母或者抄错了字母、抄串了行的事情是常有的。现在，我将本书中出现的全部西文人名和书名进行了订正和核对，特别是这些人名和书名的通用汉译。比如，法国汉学家毕力干（Anatole Adrien Billequin），他的名字，我在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中写成“白尔利（Bailly）”。现在，我经过仔细查找原书，终于知道他的准确名字是“Anatole Adrien Billequin”，而国内一般写成“Anatole Billequin”。
第四，订正我研究失误的汉学著作评述和汉学家的相关介绍。比如，美国汉学家富善（Chauncey Goodrich），我在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中以为他是英国人。拉克伯里，我在撰写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两卷本著作时，只觉得他的名字很法国化，当时并不知道他其实是在英工作和生活的法国人。
特别是我在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中，很少对汉学家的生卒年进行介绍，结果却出现了不少汉学家已经故去，我却在书中不知还加以介绍说“某人某年出版了某部著作”如此关公战秦琼的笑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如，1791年和1814年出版的上、下两部分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一书，是法国汉学家宋君荣研究中国中古史的遗著。1814年，宋君荣又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纪年的遗著Traite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也得到出版。又如，1723年出版的贝尔曼（Johan Arndt Bellman）编译圣人古训的Les Conseil de la Sagesse一书。贝尔曼生于1664年，卒于1709年，则此书当是其遗著。再如，古代朝鲜在显宗八年，即1667年，姜沆编的《纲鉴会要》等书，刊行于世。姜沆生于1567年，卒于1618年。而此书出版于1667年，显然这是他的遗著。他少年时代开始师承于退溪学弟子成浑。29岁时中举成为博士。后任成均馆典籍、工曹左郎等职。对历史和朱子学有很深的研究。因为参加抵抗丰臣秀吉的入侵而被俘到日本，遇到藤原惺窝的搭救，全家得以生存。因此，他的著作散存与日本和古代朝鲜，多为死后被他人整理出版。如此等等，我力求在此书中加以修改和订正。
第五，增补我介绍文字过少的汉学著作评述。我在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中，经常出现“某人某年出版了某部专著”的一句话介绍。如此，以“汉学在19世纪以前东西方各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历史”作为博士论文就可以保证审查合格了。但是，我在知道上卷就可以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并可能获得通过的前提下，一时间野心勃勃非要提交一部纵贯东西方、上下两千年的汉学发展通史，致使下卷的研究和著述时间是在匆忙中仓促完成的。因此，很多著作，我基本上没有认真阅读或者没有阅读，只是搭好了章节框架后写上一句话就万事大吉了。
第六，本书中，有些重要汉学家的论点，我在进行中文翻译的同时，附以原文，然后或加以评述，或直接提供原始资料。这些引用外文外语的原文文献包括了俄语、法语、德语、英语和日语。而涉及瑞典语、捷克语、西班牙和葡萄牙语等西语文献，我尽量使用相应的英文和日本译本。
综上所述，现在，在没有了任何时间点的限制的情况下，我需要认真、仔细修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已经出版的两卷本汉学通史中的错误和对汉学著作介绍过少的致命缺点。
汉学史研究，今天是我的六大科研重点（传统经学为主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商周金文为主的古文字学研究、宗教史和制度史为主的商周史研究、版本学和校勘学为主的古典文献研究、京都学派为主的海外汉学研究、上古神话和诗论为主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之一。但是，对于汉学史研究，我只是集中精力研究“京都学派为主的海外汉学”，并不包括汉学通史的研究。只是这部汉学通史，正好集中体现了我对上述六个科研重点的研究，因为才以上述六个科研重点为核心，修正和增补我的汉学通史博士学位论文，使其更加完善。而上述六个科研重点是同类汉学通史或国别体汉学史著作中所缺乏的。
这部汉学通史为什么只写到1949年以前？按照我国学术界的一贯传统：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等等诸多多卷本的学术史著作，一般大多是从夏商周一直写到清末或者民国时代就终止的。而且，1949年以后的海外汉学，群星荟萃，大师如云，著作浩瀚，已经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工作——单单是日本汉学京都学派，我几乎就可以写上一两百万字！
因此之故，我的这部汉学通史将始自远古时代，而终止于1949年前后。但是，仅此而言已经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了。因为粗略的统计告诉我们：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期，留下汉学著作的西方汉学家留下了多达7700多人！根据我在日本的实际统计，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期，留下汉学著作的汉学家，仅日本就多9600人！而朝鲜和越南，几乎也与此接近！这三国加在一起，就将近3万人！东西方加在一起，则将近4万人。其作业量之多可想而知。
更为不幸的是：2013年10月12日，家中失窃。两台电脑和U盘、钱物等全部被偷。最大的损失是已经定稿的180万字的《汉学通史》，现在却彻底消失了。没想到50年来首次遭遇谈迁之难！本以为报案后可以快速破案，找回电脑和书稿。结果却至今如石沉大海。在疑罪从无的情况下，公安机关还不能对怀疑对象进行抄家搜索或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我也只好老老实实地回到书房，重新开始撰写《汉学通史》。好在北京家中的旧电脑尚留有2009年的《汉学通史》草稿，将近80万字。于是，就以此为蓝本，每日伏案书写十小时以上，继续撰写和增补。现在终于完成了此书，但感觉已非昔日之完璧。
最后，我还是再次表白一句：我从没想成为汉学史家，更不是外语天才和外语达人。
因为我最擅长使用的语言还是汉语，我的主要的研究专业今后依然是对古代经学、古文字学、古代文学和商周历史、文化和礼制的研究。无论今后学术界怎么样评价我的汉学通史研究、评价我的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的研究，我只是汉学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名过客和票友。
刘正（京都静源）
2015年春日于美国静维堂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