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第四章“评判还是理解？”一节中，提出历史的公正这一重要命题。
他认为有两种形式的公正无私，一是学者的，一是法官的。两者的基本共同点是忠于事实，但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作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其内心倾向于何方。
古往今来，实现历史的公正或公正无私的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很困难的。按照布洛赫的说法，史学家往往把自己的角色误认为是法官。“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布洛赫不同意这种做法，指出：“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加上人们重视汇编荣誉名册，轻视搜集随笔记录，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当今中国读者对此都会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对于这种空洞的责难与空洞的翻案的游戏，已经是太熟悉了。
布洛赫的感慨是深沉的：“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这又使我想起清代学者崔东壁所说的一段话：“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考信录提要》卷上）可见，真诚历史学者的心总是相通的，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国度。
东壁还为我们讲了两个“以己度人”的故事。其一：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大半为不能通车的山路。有个和尚急公好义，主动募捐修路，因布施者甚少，“乃倾其囊以成之”。这本来是损己利人的善举，但许多人却议论说：和尚原意是想借“多募以自肥”，只是由于捐款者少，才不得已而拿出自己的积蓄修路。其二：东壁本人在福建任内，“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其清廉为当地百姓与上官所深知。回故乡后，住在山村，每餐不过一盂饭、一盘菜，堪称清贫淡泊。但故乡之人反而认为是携有重赀而不愿露富。所以东壁慨叹：“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
我也曾多次讲过一个故事。吴县沈寿是清末民初刺绣大师，但体弱多病，家庭处境亦不甚佳。南通张謇担心其艺失传，不仅借宅供她养病，而且亲自协助她整理出《绣谱》一书。沈寿死后，张謇挽联极为沉痛：“真美术专家，称寿于艺，寿不称于名，才士数奇，如是如是；亦学诗女弟，视余犹父，余得视犹子，夫人为恸，丧予丧予。”稍知张謇者都了解，此人不是庸俗的市井商贾，他不仅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都有很大的抱负与成就，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较高的素养与执着的癖爱。他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设绣工科，随后又创办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目的都是推广与发展沈绣的技艺。他还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聘请欧阳予倩主持戏剧改良，嗣后又在剧场建梅欧阁并刊印《梅欧阁诗录》，大力奖掖梅兰芳、欧阳予倩这样的年轻表演艺术家。所以，当时京沪两地许多著名演员或后起之秀，都以能得南通张四先生的品题与墨宝为殊荣。但是一九八六年某电视台为纪念张謇逝世六十周年而制作的电视剧《杜鹃啼血》，却杜撰张謇与沈寿的爱情作为此剧的主线，看后令人啼笑皆非。这可能是出于票房价值的考虑，但确实使稍知张謇者有“以今度古，以己度人”之感，仿佛男人与女人关系比较密切就必定会谈恋爱，而下海从商的大老板更必定会“包二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曾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与故事片《林则徐》导演郑君里多次通信讨论。我认为历史学家应对文学艺术持宽容态度，在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前提下，文艺作者应能拥有想象驰骋的广阔空间。但文艺家亦应尊重历史，应该充分研究当时当地的情、境、人、事，不可毫无根据地主观臆测。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应该尽量贴近其本来的性格、情操、心态，否则就不宜自称是历史剧。文艺家常常抱怨史学家在史实情节上的挑剔，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史学家的职业规范。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在文献上没有详细记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物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列出当时的价格统计表。”史学家并非出于忌妒而是由于谨奉“暴君”的指令，严格得近乎苛刻地批评文艺家在史实描述方面的随心所欲。但是，文艺家也不必对史学家绝望，因为布洛赫在同一本书中又说过：“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在对人的执着追寻方面，史学家与文艺家是否也有灵犀相通之处呢？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