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戊戌变法: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

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它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又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爱国运动和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戊戌变法的历史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在维新派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英国打开之后,在清朝统治阶级中逐渐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针对时局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承认西方“夷人”(洋鬼子)也有比我们高明的地方,可以学习、效仿,用以制服“夷人”。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学习思想的萌芽,是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学习西方,接着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就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时候,西方世界已经不再被轻蔑地称为“夷”,而且,其优长之处,也从“技”上升为“学”了。这表明,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不过,这里的“西学”主要指的还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这批人主张办工厂、兴学堂,用新式武器装备陆军、海军,以求富国强兵,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的伦理纲常和传统文化还是根本,是“体”,必须坚决维护。历史上称这批人为“洋务派”,他们的一系列作为被称为“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或留学、或出使,他们发现,“洋鬼子”在文化教育及政治制度方面也有许多长处,主张进一步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范围。这一部分人被称之为早期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等,但是,他们的主张还没有转化为政治行动,还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

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堂堂的中国败在岛国日本的手上,其结果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激起了中国人的“普天忠愤”,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思。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深入思考:为什么搞洋务、买兵器、练海军,这么多年了,还经不起日本人一击?他们认为,中国人应该弃旧图新,在保存君主制度的前提下改革政治。这部分人被称为“改良派”或“维新派”。维新派继承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但是,在若干方面又有发展。一是提出“民权、平等”之说,用以挑战君主专制思想。中国社会长期认为“君权天授”,维新派则认为“君权民授”,可以公举,也可公废。二是批判纲常名教。儒学长期视“三纲五常”为天经地义,而维新派则指责其“惨祸烈毒”。三是提出“以西学为要图”,认为“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严复批判“中体西用”说,认为体用本就一物而言,不能以牛为体,以马为用。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运动是如何形成规模和气候的

维新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后来读到了一些由中国人编写的介绍西方的书籍,对西方有所了解。他家居广东南海县,后又到香港游历,思想发生变化,认为西方人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不能一概看成“夷狄”。他又进而阅读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万国公报》以及《环游地球新录》等书,自己编写了《康子内外篇》,开始运用生吞活剥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解说人类社会。他说天地生人,根本平等,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化: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其三,良贱齐。这些思想,成为他后来写《大同书》的草案。他又吸收西汉儒学今文经学派和同时代学者廖平的学说,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可以看出,其思想受到西方学说的营养和哺育,但是披上了古老的西汉经学的外衣。第二位重要人物为梁启超,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是维新派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办报、办刊,扩大维新变法的影响。第三位是谭嗣同,他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认为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都是秦始皇的“大盗”之政,号召人们“冲决网罗”。他甚至赞美“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其激进程度要比其他人高出一筹。第四位是严复,他是英国留学生,对西方的了解最全面、最深刻。曾翻译、出版《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他说:弄不好,有一天我们会被开除出地球。

维新运动通过开展多种活动逐步形成了规模和气候。其一,上书请愿。公元1888年,适逢中法战争失败之后,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1895年康有为第二次上书光绪皇帝,这一年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又逢全国科举考试,康有为联络18省应试举人(号称1300余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绝“和约”,迁都,实行变法,这就形成为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康有为前后共写了7次请愿书。其二,创办报刊。康有为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于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记闻》),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后改为《时务报》,风行一时。其三,组织学会。康有为在北京、上海组织了“强学会”。谭嗣同等在长沙组织了“南学会”。“南学会”具有议会的雏形。四是创办学堂。在戊戌变法之前,长沙就办了“时务学堂”,总教习是梁启超,他在课卷的批语中指斥二十四朝的皇帝大多数是“民贼”,并且流露出“排满”思想。

为什么说戊戌变法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下诏变法。其主要内容有:

一是文教改革。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知识分子从“代圣人立言”的老教条中解放出来。除“京师大学堂”外,又下诏将各地书院改建新式学堂。

二是经济改革。发展商业,在各省成立商务局,促进商品流通,发展科技,奖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允许民间办工厂等。

三是军事改革。训练新军,以热兵器代替落后的冷兵器(刀、枪、矛、箭等),造兵轮、建海军。

四是社会风气改革。将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

五是政治改革。这方面因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阻力最大。光绪皇帝提出的改革集中在以下几项:(1)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2)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3)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4)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以上五个方面,涉及文教、经济、军事、社会、政治等领域,因此可以说戊戌变法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

“礼部六堂官事件”与康有为的“围园杀后”计划

变法至同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缉拿维新派,前后共103天,历史上称其为“百日维新”。政变的导火线是“礼部六堂官事件”。当时礼部有一位官员,名叫王照,他上书建议皇帝与西太后二位“最高领导”到外国考察。一则显示帝、后团结;二则开阔眼界。礼部六堂官(正副部长)不同意向上转达,并说王照心怀叵测,发生激烈冲突。光绪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官阻挠新政,为了“立威”,光绪决定把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其中有一位名叫怀塔布的堂官,他老婆是通天的,就把此事上告西太后。在此之前,任用和罢免高级官吏的大权都掌握在西太后手上,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未向西太后请示,自然被视为“侵权”。与此同时,怀塔布也到天津去找直隶总督荣禄密谋,共同阻止变法。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加剧。维新派担心掌握军权的荣禄先动手,计划武力夺权。他们准备利用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让他夺取荣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请湖南的一位好汉毕永年领100名敢死队员,冲进园中将西太后捕杀,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之计。过去史学界不相信此说,1985年我到日本访问,查阅档案,看到了毕永年事后追写的日记,才证实了以上说法。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也确有其事,但却是在西太后动手之后。西太后是在看了御史杨崇伊的奏折以后,才决定动手的。杨崇伊的奏折主要指责维新派改旧法、逐老臣,而且想把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请到中国当朝廷顾问。这就促使西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抓捕康有为等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加剧和扩大了西太后的镇压行动。这样,维新变法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维新变法对近代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虽然被西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西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第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第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第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这些,都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

杨天石
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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