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苏联有着太长的边界，正是这种便利的陆路连接和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使得许多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要想方设法争取苏联的支持。几乎每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都清楚地了解，这种支持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将意味着什么。难怪孙中山先生在苏俄的势力刚刚达到远东地区，就接二连三地开始提出从陆路接通苏俄的设想乃至具体的军事计划（１）。而不论这种援助的方式如何，孙中山、冯玉祥和盛世才经过苏联援助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种援助所具有的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在中国，究竟有谁同苏联的关系会比中国共产党来得更密切呢？如果不是孙中山、或者不是冯玉祥，也不是盛世才，而是中共得到这种援助……？然而，在中共历史上到底只有两次大规模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发生：一次是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一次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前一次失败了，历史差一点把中共抛进了灭顶之灾，于是有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么……。可是，假如换个提法：如果中共这一次而不是十年之后取得了成功，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还不是南京政府的一统天下，包括张学良在内的诸多地方实力派都在背地里与中共暗通信息，甚至秘密结盟，而他们与中共结盟的公开与否，很大程度上其实正是取决于中共是否能够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一旦这种援助成为事实，有谁能保证他们不会纷纷象张学良那样与中共站在一起呢？
当然，本文并不讨论上述可能性，也不打算说明这一时期中共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李宗仁的桂系、刘湘的川军、以及宋哲元、韩复渠、马占山、甚至阎锡山等各个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秘密联系。本文只打算介绍中共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打通国际路线”的来龙去脉。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多半还只知道一九三六年有个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或风闻中共与个别地方实力派有关系，而不清楚当年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等等，恰恰都与此一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南下”与“北上”之争
中共最早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设想是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份，当时因宁汉决裂武汉政权在军事上开始陷入困难时期，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明确提出应当利用武汉军队继续北伐，占领平津并张家口，从西北接通与苏联和外蒙古的联系，从而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但是，这一主张自始就被多数激进的共产党人批评为“逃跑主义”。可见，“打通国际路线”的主张，在中共党内，从一开始提出就背上了个不大好的名声。这种情况显然在此后中共与苏联的军事关系上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一九三三年，中共各军事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时期，鄂豫皖苏区才又有过一个向西北发展的计划，再度考虑过在向陕甘扩大苏区的同时，有朝一日接通苏蒙，与苏联打成一片。但此仅计划而已。
重新提到打通国际路线问题，据说是在一九三四年。在张国焘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 以靠近外蒙古。（２）
张国焘记述的这个会议，从时间、内容及事后决议看，显然是中共目前史书所记的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但张所回忆的内容与目前中共保存的会议记录却颇多出入。首先，会议并非由毛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而是周恩来。其次，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张闻天，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因此，张在回忆如此不准确的情况下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确实，值得怀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的行动方向表明他们并没有执行这样一个指示的任何计划，在他们一度所争取过的重新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中，有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贵州、滇东北、川西，却丝毫没有向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影子（３）。
根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份。当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苏联在新疆的影响，故决定向北发展，首先进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区，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４）。随着六月中旬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并准备设法与苏联接通。在六月十六日朱德等人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５）。不想，张国焘对此却颇表怀疑。
六月十七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我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六月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于是就有了两河口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进的北上计划并没有遇到象目前一些中共党史著作中所形容的来自张国焘的反对，当然也不存在象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到的那种争论不休和议而不决的情况。相反，张国焘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过草原，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６）。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
两河口会议并没有具体的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是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要想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在这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苏联军事顾李德明确认为这种作法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至危及苏联安全。更多的人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有退却畏缩之嫌，因此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则考虑更多，他对打地方军阀的部队似乎很有信心，但对北上要与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交战，却顾虑重重，以致在同意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之后，很快又开始拖延部队行动。七月十日，一方面军已经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朱德、毛泽东等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７）
为迫使张国焘能确实执行北上计划，中共中央于七月十二日经张闻天提议，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职，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并由四方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和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指挥和政委（８）。部队至此才开始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计划。但随后又因各部队严重缺粮，原定七月二十八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打乱，松潘战役计划遂因敌情变化而取消。
松潘战役计划取消后，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加以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明确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毛泽东在发言中也集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解释了西北地区具有“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等特点之后，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９）
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什么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什么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对北上方针实际上并不同意，但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而张国焘又在会后提出了避开北面胡宗南部，西去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制定了新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和《夏洮战役计划》，明确批评张国焘的西进青、新、宁的方针“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因而坚持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战役行动。但既然张国焘等人内心不赞成北上，其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又人多枪多，张又在名义上是军委总负责者，部队调动指挥及其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多方制肘。当九月初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之后，张国焘终于以缺粮和部队不能徒涉葛曲河等理由下令其率领下的左路军离开北上路线，西进阿坝地区，不走了。九月八日，张更避开中央，下令正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返。至此，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势不可免。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获张八日电令后，当晚即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包括陈昌浩、徐向前在内的政治局成员扩大会，提出反对意见。但张九日再电坚持原令之后，陈即改变态度准备执行南下命令。不得已，在右路军的几个中共中央常委于十日讨论并制定了紧急对策：
（一）致电张国焘，说明“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二）以周恩来改任右路军指挥，并秘密下令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
（三）指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于日内尾随一方面军主力后前进。
（四）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１０）
然而，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制肘，率一方面军主力一、三两个军单独北上，情形也并不乐观。因为这时整个一方面军和中共中央，作战部队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四千余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六个团的战斗部队，而实际的兵力其实只是六个营。以这样少的兵力，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乃至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都是很少可能性的。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九月十二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即：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１１）
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每一个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军的一个营，这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军，全部红军力量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这自然“要谨慎，不能冒险”。因为国民党军队可以调动的兵力有几十个师，而红军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就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以至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够通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自然就可能保存这几百名干部和几千名战士，将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
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因此，９月１２日，中共最终确定了“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并开始具体实施了。他们不再等待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由俄界兼程北上，于六天后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铺，进而抢渡渭河，锋芒直向外蒙。
斯大林的支持与东征战役
如上所述，“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确定，在中共中央这时实在是迫不得已之举，因为在历经一年之久的长途征战、大量减员、冻饿累病之后，红军必须找到一个立脚点切切实实地喘口气了。而如今，奔走了两万多里，损失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员，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停下脚来。形势异常危急，就连一向反对红军接近苏蒙边界的李德也犹豫起来了，难道他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中共中央得不到保护，在敌人强大兵力的围追堵截中被打散被消灭？其实，在人们的谈话中间，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苏联是不是真的会直接援助自己，是不是愿意自己在苏蒙边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他们只是相信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苏联没有理由拒绝帮助自己。但他们也了解，这种贸然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正因为如此，当九月下旬他们了解到陕北存在着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之后，他们迅速召开常委会议，又决定改变打到苏蒙边界去的方针，以陕北苏区为自己的立脚点，以后再派一支队打通国际路线，争取援助。十月中旬，红军终于进入了陕北苏区，可以停下来歇歇脚了。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支队去接通国际联系求得技术帮助，仍旧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一，但目前条件还不具备。这样，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又中止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林育英为传达共产国际的关于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苏区。林传达了一九三五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有关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重要意图，这包括（一）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基本的策略方针；（二）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广泛和最高的形式；（三）工农苏维埃改变为人民苏维埃；（四）改变富农政策。与此同时，林还特别说明了斯大林对红军发展方向的建议，即：
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在可能的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端渴望得到苏联援助，但又对打通苏联犹豫不决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令人高度兴奋的消息。张闻天当即于二十日和二十五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显然，考虑到这时的陕北苏区只有安塞、赤安、瓦窑堡三个县的中心区，其余都是与敌犬牙交错的游击区，而红军兵力自入甘南向陕北开进以来又骤减一千五百人以上，此时与陕北红军加在一起也不过六千人左右，仅陕北地区的各种国民党部队就有数万人，张闻天等对坚持陕北根据地并不十分乐观。他们相信，迅速取得苏联援助将会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另外的看法。他们同样对红军突破腊子口以后人数锐减感到吃惊，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加注意到长途跋涉给部队带来的严重损害，更加看重根据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义。因此，毛泽东明确认为当前最紧要的是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和扩大红军，“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在十二月一日毛给张闻天的复信中他这样解释了这个问题：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１２）
对于扩大红军的信心是这些军事领导人从与正在围剿他们的张学良东北军的作战中得来的。最初他们估计以红军的现有兵力，最多只能对付国民党几个团，因此，到陕北后，他们提出的最初的扩红计划也只不过是一千二百人。但十一月下旬与东北军初次正式交手，就以两千人之数一举歼其一０九师全部和一０六师两个团，毙伤俘获达六千人之众，仅师以下各级军官就达数百人。这显然使红军指挥员大受鼓舞，并对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开始充满信心。因此，打通国际路线在他们看来，一时变得不是那么紧迫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军事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同时提出打通苏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问题，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一目标分三个步骤来实现，即：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打通苏联只是计划中的第三步，而最终能否实现尚要看已经进抵热察和平津一线的日本军队是否会进入绥远而定。也就是说，毛事实上仍旧把巩固和扩大苏区放在了第一位，而把打通苏联放在了第二位。但在会议上，多数与会者实际上并不这样主张，他们力主把打通苏联放在第一位，至少也应把二者并列起来。因此，在决议的行文上，毛泽东对于打通国际路线与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予以严格的说明，而是把前者规定为最终目标，结果决议所规定的整个一九三六的三步作战计划实际上变成以打通国际路线为中心任务了。这样一来，部分军事领导人乃至地方领导人自然要表示怀疑。
一九三六年一月，红军主力开始受命移师黄河东岸，中共政治局亦随军行动，只留西北中央局率少数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保卫苏区，东征战役即将开始。由于相信这一军事行动的基本目的在于打通苏联，因而有使红军再度脱离苏区根据地的危险，彭德怀等相继致电中央表示不安。彭德怀于二十四、二十六和三十日接连致电中央，强调“巩固的发展求得靠近外蒙原则上不应有所改变，但目前行动步骤上我已感觉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因为：
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块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战略上佯攻调回孙李，求得肃清残敌巩固基本苏区与外蒙更加接近，这是正确的，但须估计到河东堡垒及阎敌各种防范，并须保障能渡回的技术。（１４）
李德此时亦上书中共中央，主张慎重考虑力量对比，因为“我们有一万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三千新的俘虏兵”，“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八万人”，特别是：
同苏联的联系不应当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的，战略上的联系应当看作配合行动（在苏日战争爆发的前后一个样），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１５）
甚至，留守陕北苏区的周恩来与博古等也对原定之战略方针应改变表示赞同，只是，他们并不认为以打通国际路线的为中心任务是错误的，他们感到怀疑的同样是东征是否符合红军目前的利益。周、博电称：
战略总方针下应将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及打通苏联并非平行，而是联系着的。中心任务应以扩大赤区服从于打通苏联。……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而且也不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一方面，将我们的战线靠拢与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敌人后方开展我们的战线，这是万分重要的事。因此，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与游击区，更成为急迫万分的事。（１５）
根据各方面的提议，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变更原定计划的设想。最早提出全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援助的中共中央此时的总负责人张闻天，这时开始注意到：“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此，原定的“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将打通苏联取得技术帮助作为战略方针之首也是“不对的”。因此，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与军事负责人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了战略方针，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原定的第三步骤被取消，一九三六年的军事行动仅以扩大苏区和红军为目的，东征山西的作战在保证回渡黄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则继续准备实施，全部作战“着重在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１６）。但与此同时，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势在必行，林育英又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一、四方面军之间起调解作用，故中共中央这时特地通知张国焘斯大林的建议，希望四方面军和在云贵交界处的红军二方面军立即设法北上，共同实现打通苏联的任务。其二月十四日电称：
关于战略方针弟等有如下意见：……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过一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成为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１７）
二月二十日，红军发动了东征战役。到三月初已击溃或歼灭阎锡山部五个团，俘虏一千二百余人。一个月后，红军更打败阎部达十九个团之多，前锋已达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之线，并占领了同浦路之一段。于是，人们对于东征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担心迅速消失，中共中央对军事形势的估计重又乐观起来了。３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张闻天再度提出：“东征并不取消打通国际路线”，只是打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仍公开的讲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毛泽东亦明确表示应当坚持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下决心与苏联打成一片，在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不要怕对苏联不利。他说：
中国红军与苏联靠拢，对红军帮助很大，即根本取消技术帮助，只讲政治帮助亦是大的。而苏联亦得帮助。
据此，毛泽东已经开始具体考虑与苏联方面建立密切的军事关系，这包括：
（１）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
（２）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
（３）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
（４）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
（５）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１８）
东征的成功使毛泽东等人已经改变了对于过去所说的“打通”的概念。过去说“打通”，是因为过去红军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与苏联联成一片的大规模的根据地，而今天这种可能性似乎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那些对实现这一设想表示怀疑的干部是对革命形势和对战略任务了解不足，他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是
在华北，首先是在山西经过游击阶段，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１９）
但是，中共中央的估计过于乐观了。随着南京方面急调汤恩伯等部进入山西，原来与红军作战的二十多个团很快增加到五十个团之多，东征山西的红军被迫转入防御。而陕西方面张学良、杨虎城等部约十五个师在蒋令下也被迫向陕北苏区推进，并迅速切断了陕北与关中的交通，使得留在陕北苏区的四个团和几个独立营难以招架。至四月下旬，形势已经根本变得对中共不利，在山西及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已经无从实现，整个东征作战方针不得不根本改变。五月初，红军全部撤回陕北，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了。
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与西征战役
五月八日，中共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由于这时中共已经说服张学良转而支持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红军与东北军首领的统一战线关系已经秘密确立，双方并且约定了寻求苏联支持的具体方法。加上这时中共已经先后与杨虎城、高桂滋等西北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秘密联系，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自然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推进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局面的重要时机。因此，毛泽东在报告中具体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政治任务，准备推动张学良和东北军共同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并和外蒙一样联合宁夏、新疆与苏联结成抗日反蒋的联盟。正是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初步确定了向西发展的计划。
四天后，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于四月九日初次会见之后再度前往延安与之秘密会谈，双方共同商讨了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并基本商定以兰州为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大本营，以张为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和东北军协助红军打通国际路线。至此，“西北大联合计划”初具端倪。
五月十八日，中共制定《西征战役计划》，决定全力向西发展，一方面在陕甘宁边扩展根据地，一方面相机夺取宁夏，以便打通国际路线。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四方面军及二方面军通报了这一计划的要旨，并要求他们立即北上：
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２０）
随着六月初两广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明显感到“西北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２１）。为此，中共中央进一步加紧了组织和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的工作。六月十六日，中共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获得成功，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第一封电报就明确提出了“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电称：
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２２）
电报同时要求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和军火的援助。毫无疑问，西北的发动，“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不仅张学良东北军将缺乏信心，即使发动成功，十多万军队粮饷弹药也将难以为继。因此，毛泽东特别告诫说：无论如何，“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都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的道路和时机问题，指出：道路“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凉肃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２３）。
然而，时机转瞬即逝。就在中共全力以赴地准备八月左右发动西北地区抗日反蒋大联合，以响应两广反蒋事变之际，两广事变迅速失败了。两广的失败，使西北的发动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打通苏联接取援助更加成为整个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因此，八月十日，当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应当以南京政府为统一战线主要对手的指示时，他们并没有理解共产国际这一指示的真正涵义。相反，他们仍旧准备继续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并首先实现打通苏联的设想。在他们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关于这一军事计划有着十分具体的说明。电报说：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有如下的建议：
一、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隔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步骤为：
（甲）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控制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洲马步芳家乡，目的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转援，以便甲军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径入于甲军之手。再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
（乙）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丙）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２４）
在共产国际考虑到应该以南京政府为统一战线主要对手的情况下，继续准备实施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是否仍有可能呢？八月十五日，共产国际发来关于策略转变的重要政治指示，明确要求中共放弃前此实行的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和联蒋抗日的方针，这一指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关于在西北建立由各抗日反蒋势力组成的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国防政府的计划。从八月下旬开始，中共迅速开始按照共产国际的新的策略展开对南京方面的统战工作，并通知张学良予以支持和配合。但是，取消西北大联合的计划和转而以南京为统战的主要对手，并不意味着中共的生存和发展从此不再受到威胁。南京与中共之间为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秘密接触和商谈，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甚远，任何一方又都不愿降低自己的条件，因此国民党军队仍旧随时可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与围剿。与各反蒋派别的秘密接触与结盟虽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包括张学良在内，各派均十分重视中共背后苏联的作用，没有苏联方面的出面支持也不敢轻易与中共站在一起，因此一旦大战发生，红军势将孤立无援。与此同时，红军所在之陕北及甘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匮乏，非向外发展和战争，兵员补充和物资供给都不能持久。而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太大，加之对外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接连不断的扩张和战争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无论是战是和，要想保持中共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仍旧必须寻求苏联的直接帮助。为此，当共产国际改变统战策略的政治指示刚一到达，中共中央当即意识到问题之严重，于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不得不联名致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陈说利害，叮嘱王明务必恳切要求苏联方面正式给予援助。其电文扼要如下：
一、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二、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进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如此，（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三、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
四、这一地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五、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建立苏区，并使之与陕甘苏区相联系；
六、以上是基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有关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２５）
中共中央的电报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担心之所在，形势看起来对红军相当不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那么从生存角度考虑，红军必须要向内地发展，结果自然是内战，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要求以及国内和平与一致抗日的局面，统统都将成为泡影。苏联方面显然不会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九月十一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取得斯大林的支持后，致电中共中央：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２６）
这无疑是一个让中共盼望已久的鼓舞人心的好消息。然而问题是，共产国际的来电打乱了中共中央原来的部署。根据原部署，红军应分兵进攻宁夏和甘西地区，并且是在国共两党的谈判已经取得了协议的情况下，即不存在来自南京军队的拦截与进攻。但人们这时显然对这个姗姗来迟的援助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他们对于来自南京军队的威胁没有作出象他们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所作的那种多少有些保守的估计，何况现在可以全力以赴地攻取宁夏了。在这几乎是千载一时的机会面前，他们无论如何必须排除那些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开始行动了。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先后通知一、二、四方面军：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望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
（二）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西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电报特别说明：“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２７）随即，中共中央提出了组织“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要求二、四方面军全力北上，与一方面军合力夺取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至此，“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终于开始具体实施了。
宁夏战役的发动与失利
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红军一方面军全部二万一千余人除少数配合约五千地方部队守卫陕北甘北苏区外，其余二十七个团约一万八千人全部集中于盐池、定边至同心、豫旺堡一线，向南推进。二、四方面军三十七个团约五万六千人已进至甘肃中部的通渭、陇西一线，集力向北。这时，国民党军除甘南有三十余团三万余人尾随于二、四方面军之后外，甘北有九十一个团大约十四万人的兵力几乎全部集中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之间的平凉、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及西兰大道一带，和与红军一方面军平行之海原、同心、中宁、金积、灵武一线。而南京方面由长沙等地调援西北主持围剿的胡宗南部三十二个团约五万余人，则已先后入陕并陆续西运黄河东岸和静宁、会宁、定西地区。加上土著军阀马鸿宾、马鸿逵布署在黄河两岸的大约二十个团的兵力，红军主力这时至少面对着将近四倍以上的敌人。所幸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中间有约四十个团的兵力是张学良的东北军，红军主力之会合一般已经不成问题。只是胡宗南部之到来颇让中共中央感到担心，由于张学良与红军的结盟在东北军中并未完全公开化，多数部队并不了解，一旦胡部主力楔入，张学良在军事调动上与红军的配合将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将成为不可能，如此，不仅红军会合行动受到箝制，尤其是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将大受威胁。为此，毛泽东等再三电告张国焘等：四方面军主力宜在两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其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两三天内控制此地，红军有被切断之虞。“机不可失，千祈留意”（２８）。为确保无虞，中共中央同时命令第一师迅速向界石铺推进，并相机占领之。
由于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因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和其后另立中央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实际上还未得到解决，张国焘对于三个方面军的会合仍旧有所犹豫，而对以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与胡宗南作战，同样颇多顾虑。特别是为等到十二月黄河冰冻保证一方面军渡河，四方面军将不得不在西兰大道这一交通线上几面受敌，与超出自己几倍的胡宗南等部鏖战两个月之久，其结果颇想象。为此，张对夺取宁夏的方针和静会战役的计划，都有所怀疑。九月十七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等，一连提出八个问题：
一、向宁夏及甘肃西部，发展重点在甘肃抑在宁夏？
二、如我军攻宁夏，城仍为敌所占，是否地区狭小不便活动？
三、宁夏通外蒙有那些道路，冬季能否通汽车？
四、衣服单薄之步兵冬季能否通过？宁夏到西部须多少天？
五、不结冰你们有无办法造船过河？造船速度如何？
六、如四方面军不在西兰路箝制胡敌，一方面军能否顺利渡过黄河？黄河何时在何段结冰？
七、如四方面军经河州附近过河抢占永谋，箝制兰州，是否便利一方面军转移宁夏和甘肃西部？
八、陕甘北粮食能供一四方面军吃多少时间？（２９）
对此，毛泽东等答复称：
一、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说甘西。
二、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三、外蒙宁夏间有许多路通汽车，过去苏联即从这些路接济冯玉祥。
四、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且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待明年春暖后再行攻打甘西，同时我们将为你们制备一批冬衣。
五、攻宁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靖远以上至兰州不结冰，靖远以上均结冰。
六、因马鸿逵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单独攻宁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实占领静会定区域，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全力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特别提醒张国焘注意：“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站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拒止胡军把一、四两个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紧迫，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３０）
终于，张国焘在一阵犹豫后，在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会议上赞同了实施静会战役的计划，“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间开进，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部为目的”（３１）。鉴于双方意见趋于一致，中共中央立即根据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建议，提议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与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组织军委主席团，集中于同心城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３２）。不料，张国焘与陈昌浩于九月二十日赴前线了解敌情和地理条件后，再度改变主张，认定照中央方案与一方面军会合，将使四方面军背腹受敌，陷于严重困境，故下决心单独西进甘北黄河以东地区，与一方面军形成犄角之势，确保四方面军安全。其九月二十二日电大要如下：
一、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二、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
三、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目的，我们提议：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并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两个军暂留漳县一带吸引胡敌，然后三个也全部转进凉州、永登一带，以一部向静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３３）
随即，张国焘下令四方面军立即开始准备西渡黄河，正在北上的部队主力当即转向西进。在胡宗南部源源而至，国民党军已经形成强大优势力量的情况下，此举自然置准备很快进攻宁夏的一方面军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地位。因为一方面军为坚守盐池、豫旺一线和准备照原计划占领海固地区转攻金积、灵武，进而进攻宁夏，所要对付之敌仅马鸿逵部即有二十余团两万余人，且据有坚固城寨，加上汤恩伯、何柱国等约三十个团直接威胁其东北和西北两侧，他们已经很少有力量能够顾及其南面新增之胡宗南，而事实上张国焘的计划中留在西兰大道附近吸引敌人的两个军也只是暂时性质，其军力与胡宗南部相比，也起不到真正的阻遏作用。因此，中共中央极为担心即将展开的宁夏战役因此受阻。为此，他们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之第一步，以主力南下，先以三个方面军之力打击胡宗南部，使之不能形成威胁。进而，他们又告以胡宗南部在咸阳尚未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二方面军均将前后策应，但张国焘仍旧反复去电，坚持认为西渡黄河有充足理由，并断言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即可接通外蒙新疆，吸引胡军，打乱敌军堵截计划，又可东西两面夹击黄河两岸宁夏段之敌，顺利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防止红军陷于狭小地境被强敌所制。且张国焘相信，如此行动，一、四方面军至多一个月也就能在靖远、中卫附近会合了。因此，他反要中共中央“勿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３４）。
不过，西渡计划毕竟与国际指示从宁夏提供援助和反对红军进入新疆的意见相左，而中共中央又早已同共产国际发生了正式关系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再度分庭抗礼，已不合时宜，万一发生严重后果，张国焘更是难逃其咎。因此，思前想后，张国焘终于不敢独断独行，其一方面坚持已见，擅行西进，另一方面则又表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３５）
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３６）
既然张国焘表示愿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取协商态度，决断断行，于九月二十七日下达命令如下：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箝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３７）
时至于此，张国焘不能不表示“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并于二十九日制定“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心
迅速进到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堡地区，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敌一部，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拥护外蒙苏联为目的。（３８）
九月二十七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通知苏联只能从外蒙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十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明确提出需要飞机、大炮等各种武器物资的清单，同时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接取援助的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运送和保护尽可能的深入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接运成功。但十八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
你们对于你们实际上所能得到的给予你们的帮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确，我们……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并不象你们二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重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并且）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 （３）
不管苏联方面对于运送援助物资的方式和数量与中共中央的想法有多少不同，自从共产国际九月二十七日确定从定远营方向提供援供之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改变原定十二月待黄河冰冻之后再攻取宁夏的计划了。在三个方面军都已经集中到甘北黄河以东狭小的地区来以后，要想持续抵抗数倍于已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达两三个月之久，无论从作战角度、粮食等后勤供应角度，还是从与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那样做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对于张国焘所担心的一旦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向宁夏和甘西行动的意图大明，国民党军将全力围堵并构成严密封锁的情况，中共中央这时也已经注意到了。因此，他们不能不下决心提早举行进攻宁夏的战役行动，不等黄河冰冻，立即造船渡河。
十月三日，四方面军遗失“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张国焘决定改变原定行动部署，主张除继续下令部队兼程赶至在一方面军控制下之会宁、界石铺，与一方面军会合外，应立即以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东岸之静远地区，抢占渡口，争取渡河，避免与胡敌决战。中共中央迅速同意了这一建议，只是要求四方面军“在甘谷、庄浪一线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并接防会宁、界石铺，以便一方面军前锋转置隆德、静宁以北和固原以南地区，防堵固原、平凉之敌，避免被国民党军切断后路（４０）。
十月八日，国民党方面在得到四方面军遗失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之后，拟定了“通渭会战计划”，准备各部队分别从秦安、陇县、陇西、定西进击，并在平凉、静宁、庄浪、固原防堵，决心与红军主力决战。此一计划因东北军各部受命拖延推进时间，并未能对红军四方面军北进形成任何阻碍。至十月中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已经进抵靖远及打拉池一带，并业已准备二十日开始渡河。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决定开始实施宁夏战役。其部署大体如下：
一、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十一月一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其主力在通渭、马营镇、静宁和会宁地区就地休整，并派支队进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之敌，争取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二、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镇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以北之防御任务。
三、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枢纽地段豫旺堡于手中。
四、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攻宁时间依造船情况而定，至迟不得超过十一月十日。
尽管作战纲要提议三个方面主力利用现有条件进行必要的休整，以便准备攻宁，四方面军此时却并无任何休整之条件了。由于红军这时渡河意图已明，蒋介石急令西兰大道一线之胡宗南等部北进，固、平、陇一线的东北军西进。随后，他又亲赴西安，严令各部三面出击，要求于短期内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勿任窜过”。蒋甚至还亲飞兰州督战。一时间，国民党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四方面所在的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战争全面展开，至二十三日，国民党方面已经占领了华家堡、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西兰大道已失。形势转瞬间即变得对红军极端不利。据此，朱德、张国焘于二十三日下令四方面军之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二十四日晚，三十军渡河成功，二十五日，九军跟进，接着，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也于二十六日过河。宁夏战役就此展开。
渡河行动开始的当日，即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就紧急致电共产国际，要求苏方立即准备实施援助计划。毛泽东等并指示在打拉池前线就地指挥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４１）。但因胡宗南部推进快，威胁大，张国焘又积极主张四方面军渡河避战，彭德怀于二十五日提议首先集中四方面军全部及一方面军之四师在郭城驿打击胡宗南之一路，并争取以一方面军进占定远营。毛泽东于次日同意彭关于集中在河东岸的四方面军以打击胡宗南为中心的考虑，但指出：张国焘的关键是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而目前则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故同意以四方面军之四、五、三十一军和二方面军全力打胡，惟仍应以已经渡河的九军占领定远营，因为“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不失时机”（４２）。
二十七日，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商定，先以四方面军河东之四军、三十一军集中郭城驿一带准备诱歼胡宗南轻敌冒进之先头部队。二十八日，朱、张并命令四军和三十一军脱离四方面军建制，直接归红军总部和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指挥。当日，根据河西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朱德和张国焘又建议三十一军仍应渡河，因为以四军、三十一军两军很难保证完成击破胡敌的任务，不如以一个军担任牵制，另一个军过河以加强河西之力，争取“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对此表示同意。但因前线总指挥彭德怀坚持三十一军应留在河东参加作战，军委遂又于三十日电令三十一军停止西渡，在河作战，“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毛泽东并特别强调：“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把握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４３）。十月三十日，朱、张遵令执行。同日，因胡敌逼进打拉池，留守河东看护渡船的五军被迫随船西渡。次日，国民党部队推进到郭城驿、大卢子地区，并控制了靖远附近的河岸。至此，红军渡河攻取宁夏的行动被迫中止，河西与河东的部队被切为两段。战争形势对于红军变得更加严重。尽管彭德怀指挥河东前线部队仍旧节节抵抗，寻找机会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以便再度实施渡河攻取宁夏战役的计划，尽快接取援助。但事实上，由于七万多红军有将近三分之一被截在黄河以西，河东红军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并且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甘北地区陷入国民党军的强大包围，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除非有重大胜利，否则，再度攻取宁夏，将成为不可能。故毛泽东这时竟不能不致电张学良，请其想方设法使战争停止下来。
就在红军被迫放弃渡河行动的几天之后，中共中央突然意外地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内容扼要如下：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１）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２）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３）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通知接收办法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 （４４）
苏联方面的突然变卦来得正是时候，如果红军已经经过了重大牺牲夺取了定远营，这封电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而如今，中共中央的反映是无可奈何的。其复电称：
从哈密输送货物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４５）
宁夏战役失败了。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现在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先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换言之，为了生存，内战将不可避免地延续下去，而红军又将面临着一次新的长征。当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这一决定。但同时通知后者确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４６）。
尾 声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红军全部南下，并先后通知正在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和张学良等。但张学良力劝中共熬过一、二个月，看西北局势变化再定。随后，张极力向南京及蒋介石游说，直至劝说无效，终于在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公开与红军及杨虎城的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从而迫使南京方面的大规模剿共计划流产，并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和平。红军从此在西北立下脚来，南下内地的战争计划因此取消。但是，红军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并未因此停止。
还在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已决定将黄河以西部队改称为西路军。随即，红军总部告知西路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速打通远方为要着”。为此，西路军经过苦战于十一月中占领了河西走廊要冲的古浪。但十一月十八日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始终得不到共产国际关于在新疆提供援助的具体答复，担心西路军过早前往新疆，苏联“恐准备不及”，同时也希望西路军能够在甘西建立一块根据地，保持东回和牵制甘北敌军之可能，故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仅派五军前往肃州，其余集中创立根据地。而后，中共中央通知共产国际：西路军已达甘州地区，正派一部向肃州、安西前进，本月至迟明年一月即可到达安西，“你们政治上物质上援助务请迅速决定，告知我们”（４７）。十二月六日，共产国际终于回电表示：“正采取方法给你们以数量很可观的帮助，第一批货物大约在两个半月内送到你们所指定的地点”。据此，西路军又开始做西进的准备。但是，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南京方面与陕西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一度形成战争状态，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再度改变西路军的任务，命令西路军改向东进。然而，当西路军准备东进之际，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故中共中央军委又重新要求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一九三七年一月，西路军在西进高台后严重受挫，五军损失两团共三千人。至此，西路军决定东返。二月，西路军被围于倪家营子，经过左突右拼，到三月中旬终于全军覆没。至此，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援助的尝试完全失败了。
注释：
（１）参见拙作：《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２）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０年版，第二二六页。
（３）分别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版，第四页；《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我军渡乌江的作战计划》，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关于在川黔滇创造苏区的指示》，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中央军委关于消灭白水曲靖等地敌军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４）《周恩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５）《朱毛周张为建立以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给张徐陈等电》，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６）《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７）《朱毛周关于四方面军北上致张电》，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８）《中央军委关于朱德总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朱张周王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织前敌指挥部决定》，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９）《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
（１０）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九月十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已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而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参见《中央致国焘同志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给陈昌浩、徐向前同志》，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中央致国焘同志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１１）《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１２）《毛泽东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策略问题给洛甫的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１３）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的问题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１４）《彭关于目前反蒋抗日争取统一战线及巩固扩大苏区问题致洛毛周博王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１５）《周、博关于战略方向问题致张、毛、彭等电》，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１６）洛甫：《对夺取三原战略计划的意见》，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１７）《育英、闻天致朱德、国焘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
（１８）《德怀、泽东关于邓发同志去苏联任务致恩来、洛甫并邓发同志电》，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１９）《彭、毛关于形势任务及战略问题给林、聂电》，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
（２０）《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致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诸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２１）《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德怀关于二四方面军北出甘南致朱、张、任电》，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
（２２）《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同志电》，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
（２３）《毛泽东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德怀电》，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致德怀电》，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
（２４）《洛育恩稼怀凯泽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
（２５）《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２６）《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
（２７）《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军事部署问题致朱、张、任三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
（２８）《毛、周、彭致朱、张、任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
（２９）《朱、张、陈致毛、周、彭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３０）《毛、周、彭致朱、张并任、贺》，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３１）《朱、张、陈致林、毛、洛、周、彭、徐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３２）《英、洛、恩、博、稼、泽关于组织军委主席团事致朱、张、徐、陈、任贺、刘、关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３３）《朱、张、徐、陈致毛、周、彭并贺、任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３４）《朱、张、徐、陈致毛、周、彭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３５）《朱、张、陈、徐致洛、泽、恩、博等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３６）《朱、张、徐、陈致贺、任、关、肖、刘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３７）《党中央命令——给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３８）《朱、张、徐、陈关于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致英、洛、泽、恩等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３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４０）《毛、周、彭关于同意渡河计划致朱、张、徐、陈电》，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
（４１）《毛、周关于准备袭取定远营事致朱、张、彭电》，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４２）《毛关于打胡取定远营的战略部署致彭电》，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４３）《毛、周关于先打胡敌后攻宁夏致朱、张电》，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
（４４）《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
（４５）《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
（４６）《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４７）《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