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百年到来之际，本报记者采访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请他从学术意义上谈谈五四运动的沿革脉络和文化内涵。言及五四，马勇说自己“近30年一直在做”，他所要言说的“五四”启蒙有其完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百年之前海内外各种因素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经历漫长的波折，表明中国文化度过了近代以来的尴尬，进入坦然状态，就此走完了这条转型之路。
马勇谈到，几十年来国内经过两代学人的努力，“五四”这一专题在宏大叙事及人物研究方面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代‘五四’研究者，像彭明、丁守和先生，他们的话语体系是‘革命叙事当中的五四’，因此他们的研究重点落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代学者的学术生命很长，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及改革开放早期，影响力很大，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将“五四”运动放到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讨论、去解读
“改革开放后到了我们这一代，是重新建构历史叙事的一代。”马勇曾经协助丁守和先生编著《五四图史》，他说在那本书中做了一个完整的文字叙述，“后来我基本是在那个专题上引申发挥，就是要讲一个大的中国启蒙运动。”
这个命题涉及的话题很多，诸如启蒙运动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于19世纪晚期？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等等。
“我们研究现代化史，研究社会转型，就会想到‘五四’的定位，慢慢就讲到一个漫长的中国启蒙运动史，不是短暂的。我自己梳理，看到各种因素的进入和影响，有点儿像两汉之际佛教进入中国的漫长过程。从利玛窦开始，中间有几次起伏，18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个低谷；19世纪，国门打开后，社会的变化出现了，因此1919年的五四运动应该可以这样接续下来。”马勇说，他们这一代学者开始从社会转型、现代化史的视角思考问题，而新文化、新文学、白话文的兴起都是为了满足工业化后教育的大众化。
马勇说：“中国工业化之后，原来的精英教育体系出了问题，科举考试就是精英教育，孩子能不能上学要看家里有没有钱。但工业化之后社会需要的是大众知识。”他指出，在原来的农业基础下不需要识字，不需要知识人，面对工业挑战的时候就需要知识人。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也一直强调从晚清到“五四”的整体逻辑过程，主张将晚清至民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变化。“实际上作为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来说，思想的连续性是肯定要去讨论的。”马勇强调。
将“五四”放到中国历史的大视野中观察，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次转型。“我们现在讲‘五四’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陈独秀、胡适那代人看到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经过‘五四’的冲洗，到后‘五四’时代这种紧张慢慢得到消解和重建。”马勇说：“这要读贺麟的《新儒学的展开》，贺麟的一个观点就是‘五四’的极端反传统其实救了儒家，彻底的‘反’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儒家是好的，金子永远会发光，如果不好，可能就淘汰了。因此，中国传统的思想经过‘五四’的冲洗得到了一次调整。贺麟在书中举例，1915年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文学史》导言部分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全盘移植和西方对接很难找到生长点，因此必须找它们的同构关系。”
虽然胡适得出的结论并未得到学界认同，但是找寻同构关系的观点却启发了后来的思想者，使得后“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极大转型。“梁漱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觉醒，实际上他原来就觉得西方文明有问题，之后梁漱溟、熊十力对儒家文化再解读。到了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贺麟回归，他们回来的作用有些像玄奘之于中国，他们在西方是取得了‘真经’的。”马勇指出：“冯友兰、贺麟对黑格尔和康德的研究是超前的，现代人不敢说懂，当时人更不懂。但是他们用黑格尔和康德再解读中国文明，给后世以很大的启发。”
马勇认为，将“五四”运动放到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讨论、去解读，“五四”时期对政治、经济、文化的诉求也就找到了落实点。基于此，这个时期所有的变化便都可以找到解读的空间。
“晚清中央机构的各种调整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有关。其实在袁世凯那一代人看来，辛亥变革是很简单的，就是满洲人出局，国体从帝制变为共和，而所有的法律和政治安排一如其旧。法律都是延续1903年沈家本、伍廷芳改革后的版本，一直执行到1927年。当时鲁迅、章太炎感到民国亡了指的也是法律这个原因，晚清一直延续下来的格局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马勇解释。
当代学者中文功夫最好的几乎都是读鲁迅过来的
谈及“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马勇认为，上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在南方搞的国文运动已经摧毁了古文，断层也由此开始。“蔡元培当时给出的路径是应该普及白话文，让大众能认识。但作为知识人，应该坚守文言。蔡元培称其为雅言，他一直希望在知识圈中保持雅言。”
当年“文言”的不能“言”，推倒了知识人入门的门槛，也使学术缺少了一定的含量。“当我们不能用文言写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和司马迁对话了。”马勇感慨：“上世纪90年代，季羡林、任继愈这些老先生都还在，他们和其他几位20年代生人的学者曾经尝试重新用文言文写作。这些老先生从小都学过古文，也用古文写作过，几十年后都不行了，写出来和范本一对，根本就不对。”
“陈平原曾经讲，白话可以释学，但如果知识界的主导仍是雅言，仍然是《管锥编》，那我们今天的文化品格就会不一样。”马勇说：“现在我们把一些粗鄙的语言当做‘接地气’，比如俚语，这个做法是‘摧毁’了文化的一点品质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可以深入思考的一点。现在的‘五四’研究有一种分疏，当年看不清的问题现在可以看到。”
而新文学方面，在马勇看来，鲁迅确实是典范，“我们今天看当代学者中文功夫最好的几乎都是读鲁迅过来的，文字干净、简洁、利落、有力量，这是‘五四’最大的贡献。我们这一代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文学范本，也没有怎么下过功夫。”
“我们看今天文学作品写得好的，一般都有文言的底子。”马勇说，“五四”的文学革命和尝试对后来的示范性很强，后世得益于它，但也很惋惜，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再写出雅言了。
从“五四”前后变迁来看，可以从伦理的变革看到社会的转型
在马勇看来，工业化等变革还导致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重新调整。“陈独秀当时讲传统的儒家伦理不符合现代中国，但说不出理由。我们今天可以解释当年陈独秀的困惑。以前我们国家是农业文明，它产生的是一个熟人社会，这其中有的是伦理的自觉，到了工业文明起了变化。”马勇说：“从‘五四’前后变迁来看，我们可以从伦理的变革看到社会的转型，工业文明所需要的新道德、新规范，以及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
“五四”运动之后人们的平等意识萌生长大，旧的“三纲”不再成为问题，男女平权。“五四运动在伦理变革上给中国社会提供了很多样式。”马勇说：“但是在正常的传统家庭中三纲还是遵守的。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曾经长篇谈论，自由恋爱好还是父母包办好，他认为父母包办也有好处，理论是父母不会坑孩子，而且父母比孩子多活了几十年，生活阅历丰富。这些论点在当时都引起很大的争议，也推动全社会思考和完善道德伦理的话题。”
马勇认为，“五四”打破了旧式婚姻中的门当户对，打开了男女平权这个窗口，女权主义崛起、解放。“我们读丁玲早期的作品会有一些体会。后‘五四’时代沿着女性解放、自主的路走，有时就会超越了社会的天然分工，把贤妻良母看成男权主义。这是‘五四’运动带来的一个问题。”马勇认为“五四”运动的贡献也在这儿：“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有了改善，并且正式得到解决，特别是从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对全国的示范更没有问题了。”
打捞起很多边缘人物，原来曾被否定的人物也被更加如实地观察
除了在宏大叙事研究上的突破，可以注意的是学术界在“五四”人物研究方面的突破，马勇说：“这在近30年的‘五四’研究中应该是天翻地覆的。我们打捞起很多边缘人物，原来曾被否定的人物也被更加如实地观察。像陈独秀、胡适，这是讨论‘五四’绕不开的人物，可以想一想30年前我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马勇近些年研究过蒋梦麟，也研究汤尔和、梅光迪，这都是曾经被边缘化、被议论过的文教界著名人物。“这样的人物应该有一批，他们都属于在大‘五四’运动中发挥了某种功能。像汤尔和在‘五四’中贡献非常大，号称‘小诸葛’，出了很多主意。惋惜的是他去世得早，更可惜的是他的家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烧了他的日记。”
马勇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梁漱溟。“梁漱溟过去是被作为‘五四’对立面来看待的。”梁漱溟1988年去世，冯友兰曾写过一篇怀念文章，马勇记住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冯友兰文章中的讲法启发了我，他讲实际上梁漱溟不是‘五四’的对立面，他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后来我就讲，像林纾、郑孝胥这些人都不应该被看作‘五四’的对立面，他们都在‘五四’之前就开始做了‘五四’这代人所做的工作，比如用白话编报启发大众，他们也应该被作为‘五四’的右翼来看待。”
马勇尝试着寻找“五四”运动之后被屏蔽掉、概念化的一拨人，包括学衡派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有着试验性的贡献，同样非常重要。“像梅光迪，他将白璧徳的人文主义理论引入了中国，对后来文学评论的改变非常大，吴宓、钱钟书都是他们的信徒啊。”
白璧徳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梅光迪是他的学生，在美国随其研究英美文学。马勇说：“胡适在美国是研究中国传统的，他没有太多读西方的东西。我们读梅、胡两人谈新文学的文章能感觉到，梅光迪讲的是有道理的。我甚至认为没有梅光迪就没有新文学运动。”
一战以后，城市化有了大发展。“五四”带来的变化主要在知识层面，不在一般民众生活。马勇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五四”主导者的话语强势，“胡适、陈独秀在当年是话语的强势者，他们的话语遮蔽了一拨话语弱势者。”马勇说他很想写写福建籍的一批老派学者，就是林纾、严复、陈衍、郑孝胥这几人。“他们几个人当时议论‘五四’，对‘五四’的评价是多样化的，但这几人又恰恰是19世纪晚期最早引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人。实际上，科举废除前夕，林纾、王照、劳乃宣、黄遵宪这些人已经在做文字的改革和文学的尝试，都是‘我手写我口’的思路。”而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非常讨厌这批老学究，胡、陈占据话语优势，他们成为后来“五四”文化运动解释的正统。“现在我们得慢慢地梳理，想从胡适这些人的强势话语中走出来，对他们那一代知识人进行全面、客观的论述，完整复原那个年代文化群体复杂、真切的精神面貌。”
“五四”学生的转型与二十世纪的教育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后，那些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何去何从了呢？马勇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向更专业的学术路径上发展了，应该是一个基本趋势。最成功的应该是傅斯年和罗家伦，罗家伦后来应该算教育家，傅斯年成为学术机构的重要组织者，他的贡献在这方面很大。纯粹走专业学术路线的是顾颉刚，他的世界就在书斋之中，和三皇五帝对话。顾颉刚的学生杨向奎做了山大副校长后想请老师出山，顾颉刚都不出来。我的太老师周予同在后‘五四’时代也走向了学术路径。”
中国的教育在经过“五四”的冲击后又如何呢？马勇对此做了详细分析：“‘五四’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北京的教育就走向了专业化，而且目标很简单，就一个，中国的教育在世界水平上高低的衡量。短短十年时间，全世界学术界的眼光看着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学问的不到中国来是不被人承认的。也是在这个时期，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建立了燕京学社，目的就是方便汉学家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中国学的水平就是世界的水平，中国在这个领域不存在追赶世界的事情。司徒雷登创建燕京大学很重要，加上本土大学的不懈努力，慢慢地北京的现代教育格局就形成了，‘五四’后的教育完全走出了‘五四’前的困惑。”
从马勇的叙述中可以得知，如果将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教育转型的一个案例来研究，它经过了几代人的历程。
第一代，严复。严复在1912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校长（注，当时校名为北京大学校），他见过西方大学的样子。北京大学校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学生都是少爷、官员，上课带着仆人、秘书，严复到来后严厉禁止。另外他要求学生进入校园便不能说中文，可以说英语、德语、法语。严复很懂国际教育的现状，他和几个国家公使谈判，“不要糊弄我们，把不合格的外籍教师领走”。严复使北大真正进入到教育的层面，但是他在职九个月就离开了。
第二代，蔡元培。蔡元培1916年被黎元洪任命为北大校长，也是见过西方教育方式的。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兼容并包，认为大学就是要做学问。他是劝辜鸿铭、黄侃、刘师培这些老辈人容忍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一代。
第三代，蒋梦麟。真正让北大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体制的，是蒋梦麟。蒋梦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和陶行知、胡适同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1919年进入北大，给北大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采取的很多举措，比如在世界范围内聘请老师等，使北京大学走向了现代教育水准，同时也把教育的专业化做到了极致状态。
“后‘五四’时代，蒋梦麟主持北大，司徒雷登主持燕京，梅贻琦主持清华，陈垣主持辅仁，汤尔和主持医专，这是在中国20世纪教育史上最出彩的一批教育家，多少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办出了杰出的学校。”马勇感慨道。
马勇继而评述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致力于改革，北大迅即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北大学生也是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而有抱负有理想的那一代新文化人对新思想的宣传，极大地激活了青年学生对国家前途的关切，由此构成了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景象，让我们百年后追慕不已。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2019年05月03日，采访/本报记者：王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