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
（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月）
民權主義
第一講
（三月九日）
諸君：
今天開始來講民權主義。什麼叫做民權主義呢？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先要知道什麼是民。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什麼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力量最大的那些國家，中國話說「列強」，外國話便說「列權」。又機器的力量，中國話說是「馬力」，外國話說是「馬權」。所以權和力實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麼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便先要明白什麼是政治。許多人以為政治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東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中國的軍人常常說，我們是軍人，不懂得政治。為什麼不懂得政治呢？就是因為他們把政治看作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殊不知道政治是很淺白、很明瞭的。如果軍人說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通，但是說不懂得政治，便講不通了。因為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然要懂得政治，要明自什麼是政治。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現在民權的定義既然是明白了，便要研究民權是什麼作用的。環觀近世，追溯往古，權的作用，簡單的說，就是要來維持人類的生存。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要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權是人類用來奮鬥的。
人類由初生以至於現在，天天都是在奮鬥之中。人類奮鬥可分作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太古洪荒沒有歷史以前的時期。那個時期的長短，現在雖然不知道，但是近來地質學家由石層研究起來，考查得有人類遺跡憑據的石頭不過是兩百萬年，在兩百萬年以前的石頭便沒有人類的遺跡。普通人講到幾百萬年以前的事，似乎是很渺茫的，但是近來地質學極發達，地質學家把地球上的石頭分成許多層，每層合成若干年代，那一層是最古的石頭，那一層是近代的石頭，所以用石頭來分別。在我們說到兩百萬年，似乎是很長遠，但是在地質學家看起來，不過是一短時期。兩百萬年以前還有種種石層，更自兩百萬年以上，推到地球沒有結成石頭之先，便無可稽考。普通都說沒有結成石頭之先，是一種流質；更在流質之先，是一種氣體。所以照進化哲學的道理講，地球本來是氣體，和太陽本是一體的。始初太陽和氣體都是在空中，成一團星雲，到太陽收縮的時候，分開許多氣體，日久凝結成液體，再由液體固結成石頭。最老的石頭有幾千萬年，現在地質學家考究得有憑據的石頭是二千多萬年。所以他們推定地球當初由氣體變成液體要幾千萬年，由液體變成石頭的固體又要幾千萬年。由最古之石頭至於今日，至少有二千萬年。在二千萬年的時代，因為沒有文字的歷史，我們便以為很久遠，但是地質學家還以為很新鮮。我要講這些地質學，和我們今日的講題有什麼關係呢？因為講地球的來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類的來源。地質學家考究得人類初生在二百萬年以內，人類初生以後到距今二十萬年，才生文化。二十萬年以前，人和禽獸沒有什麼大分別，所以哲學家說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類庶物由二十萬年以來，逐漸進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現在是什麼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
民權之萌芽雖在二千年前之希臘、羅馬時代，但是確立不搖，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權時代。君權之前便是神權時代。而神權之前便是洪荒時代，是人和獸相鬥的時代。在那個時候，人類要圖生存，獸類也要圖生存。人類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覓食，一方面是自衛。在太古時代，人食獸，獸亦食人，彼此相競爭。遍地都是毒蛇猛獸，人類的四周都是禍害，所以人類要圖生存，便要去奮鬥。但是那時的奮鬥，總是人獸到處混亂的奮鬥，不能結合得大團體，所謂各自為戰。就人類發生的地方說，有人說不過是在幾處地方。但是地質學家說，世界上有了人之後，便到處都有人，因為無論自什麼地方挖下去，都可以發見人類的遺跡。至於人和獸的競爭，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滅。如果現在走到南洋很荒野的地方，人和獸斗的事還可以看見。又像我們走到荒山野外沒有人煙的地方，便知道太古時代人同獸是一個什麼景象。
像這樣講，我們所以能夠推到古時的事，是因為有古代的痕跡遺存，如果沒有古跡遺存，我們便不能夠推到古時的事。普通研究古時的事，所用的方法是讀書看歷史。歷史是用文字記載來的，所以人類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後才有歷史。有文字的歷史，在中國至今不過五六千年，在埃及不過一萬多年。世界上考究萬事萬物，在中國是專靠讀書，在外國人卻不是專靠讀書。外國人在小學、中學之內，是專靠讀書的，進了大學便不專靠讀書，要靠實地去考察。不專看書本的歷史，要去看石頭、看禽獸和各地方野蠻人的情狀，便可椎知我們祖宗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比方觀察非洲和南洋群島的野蠻人，便可知道從前沒有開化的人是一個什麼情形。所以近來大科學家考察萬事萬物，不是專靠書。他們所出的書，不過是由考察的心得貢獻到人類的記錄罷了。他們考察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人類進化的道理，都是由此兩學得來的。
古時人同獸鬥，只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在別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個猛獸奮鬥，這兩個地方的人類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和猛獸是不同的，於是同類的就互相集合起來，和不同類的去奮鬥。決沒有和不同類的動物集合，共同來食人的，來殘害同類的。當時同類的集合，不約而同去打那些毒蛇猛獸，那種集合是天然的，不是人為的。把毒蛇猛獸打完了，各人還是散去。因為當時民權沒有發生，人類去打那些毒蛇猛獸，各人都是各用氣力，不是用權力。所以在那個時代，人同獸爭是用氣力的的代。
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殺完了，人類所處的環境較好，所住的地方極適於人類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處，把馴伏的禽獸養起來，供人類的使用。故人類把毒蛇猛獸殺完了之後，便成畜牧時代，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差不多和現在中國的蒙古同亞洲西南的阿刺伯人還是在畜牧時代一樣。到了那個時代，人類生活的情形便發生一個大變動。所以人同獸斗終止，便是文化初生，這個時代可以叫做太古時代。到了那個時代，人又同什麼東西去奮鬥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奮鬥。
簡而言之，世界進化，當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所用的是氣力，大家同心協力殺完毒蛇猛獸；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
在人同獸爭的時代，因為不知道何時有毒蛇猛獸來犯，所以人類時時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衛力只有雙手雙足。不過在那個時候，人要比獸聰明些，所以同獸奮鬥，不是用雙手雙足，還曉得用木棍和石頭。故最後的結果，人類戰勝，把獸類殺滅淨盡，人類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計算。在人同獸斗的時期，人類的安全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保。到了沒有獸類的禍害，人類才逐漸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滿了。
當那個時代，什麼是叫做好地方呢？可以避風雨的地方便叫做好地方，就是風雨所不到的地方。像埃及的尼羅河兩旁和亞洲馬斯波他米亞地方１[今譯美索不達米亞，下同。]，土地極其肥美，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尼羅河水每年漲一次，水退之後，把河水所帶的肥泥都散佈到沿河兩旁的土地，便容易生長植物，多產谷米。像這種好地方，只有沿尼羅河岸和馬斯波他米亞地方，所以普通都說尼羅河和馬斯波他米亞是世界文化發源的地方。因為那兩岸的土地肥美，常年沒有風雨，既可以耕種，又可以畜牧，河中的水族動物又豐富，所以人類便很容易生活，不必勞心勞力便可以優遊度日，子子孫孫便容易蕃盛。
到了人類過於蕃盛之後，那些好地方便不夠住了。就是在尼羅河與馬斯波他米亞之外，稍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有風雨的天災。好比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源的地方。在黃河流域，一來有風雨天災，二來有寒冷，本不能夠發生文化，但是中國古代文化何以發生於黃河流域呢？因為沿河兩岸的人類是由別處搬來的。比方馬斯波他米亞的文化，便早過中國萬多年，到了中國的三皇五帝以前，便由馬斯波他米亞搬到黃河流域，發生中國的文明。在這個地方，驅完毒蛇猛獸之後，便有天災，便要受風雨的禍患。遇到天災，人類要免去那種災害，便要與天爭。因為要避風雨，就要做房屋；因為要御寒冷，就要做衣服。人類到了能夠做房屋做衣服，便進化到很文明。
但是，天災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備。有時一場大風便可把房屋椎倒，一場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沒，一場大火便可把房屋燒完，一場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壞。這四種–水、火、風、雷的災害，古人實在莫名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風、雷四種天災。所以古人對於這四種天災，便沒有方法可以防備。說到人同獸爭的時代，人類還可用氣力去打，到了同天爭的時代，專講打是不可能的，故當時人類感覺非常的困難。後來便有聰明的人出來替人民謀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樹上做居室，替人民謀避風雨的災害。自此以後，文化便逐漸發達，人民也逐漸團結起來。又因為當時地廣人稀，覓食很容易，他們單獨的問題只有天災，所以要和天爭。但是和天爭，不比是和獸爭可以用氣力的，於是發生神權。極聰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設教，用祈禱的方法去避禍求福。他們所做祈禱的工夫，在當時是或有效或無效，是不可知。但是既同天爭，無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權，擁戴一個很聰明的人做首領。好比現在非洲野蠻的酋長，他的職務便專是祈禱。又像中國的蒙古、西藏都奉活佛做皇帝，都是以神為治。所以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國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禱，第二是打仗。
中華民國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現在沒有君權。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的國家，至今還是拜神，所以日本皇帝，他們都稱天皇。中國皇帝，我們從前亦稱天子。在這個時代，君權已經發達了很久，還是不能脫離神權。日本的皇帝，在幾百年以前已經被武人推倒了，到六十年前明治維新，推翻德川，恢復天皇，所以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神權並用。從前羅馬皇帝也是一國的教主，羅馬亡了之後，皇帝被人推翻，政權也被奪去了；但是教權仍然保存，各國人民仍然奉為教主，好比中國的春秋時候列國尊週一樣。
由此可見人同獸爭以後，便有天災，要和天爭，便發生神權。
由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為教主，或者自稱為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相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羅馬分裂之後，神權漸衰，君權漸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為極盛的時代。他說：「皇帝和國家沒有分別，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國家。」把國家的什麼權都拿到自己手裡，專制到極點，好比中國秦始皇一樣。君主專制一天厲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這個時代，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種大覺悟，知道君主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的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專制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我們可以用時代來分析。
再概括的說一說：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
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這個時代是很新的。我們到了這個很新的時代，推倒舊時代的君權，究竟是好不好呢？從前人類的知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上講起來，究竟為什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為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的知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但是現在還有很多學者要擁護君權，排斥民權。日本這種學者是很多，歐美也有這種學者，中國許多舊學者也是一樣。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還是主張復辟，恢復帝制。現在全國的學者有主張君權的，有主張民權的，所以弄到政體至今不能一定。我們是主張民權政治的，必要把全世界各國民權的情形，考察清楚才好。
從二十萬年到萬幾千年以前是用神權，神權很適宜於那個時代的潮流。比如現在西藏，如果忽然設立君主，人民一定是要反對的；因為他們崇信教主，擁戴活佛，尊仰活佛的威權，服從活佛的命令。歐洲幾千百年前也是這樣。中國文化發達的時期早過歐洲，君權多過神權，所以中國老早便是君權時代。民權這個名詞是近代傳進來的。大家今天來贊成我的革命，當然是主張民權的；一般老官僚要復辟要做皇帝，當然是反對民權、主張君權的。君權和民權，究竟是那一種和現在的中國相宜呢？這個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根本上討論起來，無論君權和民權，都是用來管理政治，為眾人辦事的，不過政治上各時代的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到底中國現在用民權是適宜不適宜呢？有人說，中國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適宜於民權。美國本來是民權的國家，但是在袁世凱要做皇帝的時候，也有一位大學教授叫做古德諾，到中國來主張君權，說中國人民的思想不發達，文化趕不上歐美，所以不宜用民權。袁世凱便利用他這種言論，推翻民國，自己稱皇帝。現在我們主張民權，便要對於民權認得很清楚。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就是中國十三年來也沒有實行過民權。但是我們的歷史經過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亂，都是用君權。到底君權對於中國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國所受君權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害參半。但是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如果應用民權，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時可以做得到的。
至於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印象，把中國人和非洲、南洋的野蠻人一樣看待，所以中國人和外國人講到民權，他們便極不贊成，以為中國何以能夠同歐美同時來講民權！這些見解的錯誤，都是由於外國學者不考察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所以不知道中國實在是否適宜於民權。中國在歐美的留學生，也有跟外國人一樣說中國不適宜於民權的。這種見解實在是錯誤。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現在歐美既是成立了民國，實現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國古人也有這種思想，所以我們要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但是民權發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生在中國有了兩千多年，在歐美恢復民權不過一百五十年，現在風行一時。
近代事實上的民權，頭一次發生是在英國。英國在那個時候發生民權革命，正當中國的明末清初。當時革命黨的首領叫做格林威爾１[今譯克倫威爾，下同。]，把英國皇帝查理士第一殺了。此事發生以後，便驚動歐美一般人，以為這是自有歷史以來所沒有的，應該當作謀反叛逆看待。暗中弒君，各國是常有的；但是格林威爾殺查理士第一，不是暗殺，是把他拿到法庭公開裁判，宣佈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所以便把他殺了。當時歐洲以為英國人民應該贊成民權，從此民權便可以發達。誰知英國人民還是歡迎君權，不歡迎民權。查理士第一雖然是死了，人民還是思慕君主，不到十年，英國便發生復辟，把查理士第二迎回去做皇帝。那個時候，剛是滿清入關，明朝還沒有亡，距今不過兩百多年。所以兩百多年以前，英國發生過一次民權政治，不久便歸消滅，君權還是極盛。
一百年之後，便有美國的革命，脫離英國獨立，成立美國聯邦政府，到現在有一百五十年。這是現在世界中頭一個實行民權的國家。
美國建立共和以後不到十年，便引出法國革命。法國當時革命的情形，是因為自路易十四總攬政權，厲行專制，人民受非常的痛苦。他的子孫繼位，更是暴虐無道，人民忍無可忍，於是發生革命，把路易十六殺了。法國人殺路易十六，也是和英國人殺查理士第一一樣，把他拿到法庭公開審判，宣佈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法國皇帝被殺了之後，歐洲各國為他復仇，大戰十多年。所以那次的法國革命還是失敗，帝制又恢復起來了。但是法國人民民權的思想，從此更極發達。
講到民權史，大家都知道法國有一位學者叫做盧梭。盧梭是歐洲主張極端民權的人。因有他的民權思想，便發生法國革命。盧梭一生民權思想最要緊的著作，是《民約論》。《民約論》中立論的根據，是說人民的權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不過人民後來把天賦的權利放棄罷了。所以這種言論，可以說民權是天生出來的。但就歷史上進化的道理說，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並沒有盧梭所說的那種民權事實，這就是盧梭的言論沒有根據。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盧梭沒有根據的話去做材料。但是我們主張民權的不必要先主張言論，因為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發生言論，並不是先有言論然後才發生事實。
比方陸軍的戰術學現在已經成了有系統的學問，研究這門學問的成立，是先有學理呢，或是先有事實呢？現在的軍人都是說入學校，研究戰術學，學成了之後為國家去戰鬥。照這種心理來講，當然是先有言論，然後才有事實。但是照世界進化的情形說，最初人同獸鬥，有了百幾萬年，然後那些毒蛇猛獸才消滅。在那個時候，人同獸鬥，到底有沒有戰術呢？當時或者有戰術，不過因為沒有文字去記載，便無可稽考，也未可知。後來人同人相爭，國同國相爭，有了兩萬多年，又經過了多少戰事呢？因為沒有歷史記載，所以後世也不知道。就中國歷史來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是先有戰鬥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就是現在的戰術，也是本於古人戰鬥的事實，逐漸進步而來。自最近發明了無煙槍之後，我們戰術便發生一個極大的變更。從前打仗，是兵士看見了敵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齊進；近來打仗，如果見了敵人，便趕快伏在地下放槍。到底是不是因為有了無煙槍，我們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實，然後才有書呢？還是先有書，然後才有事實呢？外國從前有這種戰術，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戰始。當時英國兵士同波人打仗１[今譯布爾人（Boer），下同。]，也是一排一排去應戰，波人則伏在地下，所以英國兵士便受很大的損失。「伏地戰術」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蘭搬到非洲的，當時的人數只有三十萬，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總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從前吃虧不少，便學土人伏地的戰術。後來學成了，波人和英國人打仗，英國人也吃虧不少，所以英國人又轉學波人的伏地戰術。後來英國兵士回本國，轉教全國，更由英國傳到全世界，所以現在各國的戰術學都採用他。
由此可見，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不是先有言論才發生事實。盧梭《民約論》中所說民權是由天賦的言論，本是和歷史上進化的道理相衝突，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他那種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做口實。盧梭說民權是天賦的，本來是不合理；但是反對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反對民權，也是不合理。我們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須先要靠事實，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盧梭的言論既是沒有根據，為什麼當時各國還要歡迎呢？又為什麼盧梭能夠發生那種言論呢？因為他當時看見民權的潮流已經湧到了，所以他便主張民權。他的民權主張剛合當時人民的心理，所以當時的人民便歡迎他。他的言論雖然是和歷史進化的道理相衝突，但是當時的政治情形已經有了那種事實；因為有了那種事實，所以他引證錯了的言論還是被人歡迎。至於說到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
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為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像中國君權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可算是發達到了極點，但是後來的君主還要學他，就是君權無論怎麼樣大，人民還是很歡迎。
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為前人所發表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樣，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也不可因為英國有格林威爾革命之後仍要復辟，和法國革命的延長，便以為民權不能實行。法國革命經過了八十年，才能夠成功。美國革命不過八年，便大功告成。英國革命經過了二百多年，至今還有皇帝。但是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樣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但是當時談起這種主張，不但是許多中國人反對，就是外國人也很反對。當中國發起革命的時候，世界上還有勢力很大的專制君主，把君權、教權統在一個人身上的，像俄國皇帝就是如此。其次，把很強的海陸軍統在一個人身上的，便有德國、奧國的皇帝。當時大家見得歐洲還有那樣強大的君權，亞洲怎麼樣可以實行民權呢？所以袁世凱做皇帝，張勳復辟，都容易發動出來。但是最有力的俄國、德國皇帝，現在都推翻了，俄德兩國都變成了共和國家，可見世界潮流實在到了民權時代。中國人從前反對民權，常常問我們革命黨有什麼力量可以推翻滿清皇帝呢？但是滿清皇帝在辛亥年一推就倒了，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
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象袁世凱，很蠻悍的軍隊象張勳，都是終歸失敗。現在北方武人專制，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我們南方主張民權，就是順應世界的潮流。雖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軍隊的訓練和餉彈的補充都不及北方，但是我們順著潮流做去，縱然一時失敗，將來一定成功，並且可以永遠的成功。北方反抗世界的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是怎麼樣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定是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圖恢復。現在供奉神權的蒙古已經起了革命，推翻活佛，神權失敗了。將來西藏的神權，也一定要被人民推翻。蒙古、西藏的活佛，便是神權的末日，時期一到了，無論是怎麼樣維持都不能保守長久。現在歐洲的君權也逐漸減少，比如英國是用政黨治國，不是用皇帝治國，可以說是有皇帝的共和國。由此可見，世界潮流到了現在，不但是神權不能夠存在，就是君權也不能夠長久。
現在之民權時代，是繼續希臘、羅馬之民權思想而來。自民權復興以至於今日，不過一百五十年，但是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要發達。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之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之戰爭。因為自古以來，有大志之人多想做皇帝。像劉邦見秦皇出外，便曰：「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亦曰：「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絕。當我提倡革命之初，其來贊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種皇帝思想的。但是我們宣傳革命主義，不但是要推翻滿清，並且要建設共和，所以十中之六七人都逐漸化除其帝皇思想了。但是其中還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那種做皇帝的舊思想還沒有化除，所以跟我革命黨的人也有自相殘殺，即此故也。我們革命黨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就是想免了爭皇帝之戰爭。惜乎尚有冥頑不化之人，此亦實在無可如何！
從前太平天國便是前車之鑒。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講起原因有好幾種。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因為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約，承認太平天國，不承認大清皇帝。但是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不能見天王洪秀全，因為要見洪秀全，便要叩頭。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便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約，後來派戈登帶兵去打蘇州，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有人說他的失敗，是由於不懂外交。這或者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又有人說洪秀全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他得了南京之後，不乘勢長驅直進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之所以失敗，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有六七萬精兵，因為發生爭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進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為，並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因為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那四部分基本軍隊都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了南京，經過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因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十個王，使他們彼此位號相等，可以互相牽掣。但是從此以後，李秀成、陳玉成等對於各王便不能調動，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
陳炯明前年在廣州造反，他為什麼要那樣做法呢？許多人以為他只是要割據兩廣，此實大不然。當陳炯明沒有造反之先，我主張北伐，對他剴切說明北伐的利害，他總是反對。後來我想他要爭的是兩廣，或者恐怕由於我北伐，和他的地盤有妨礙，所以我最後一天老實不客氣，明白對他說：「我們北伐如果成功，將來政府不是搬到武漢，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來的；兩廣的地盤當然是付託於你，請你做我們的後援。倘若北伐不幸失敗，我們便沒有臉再回來。到了那個時候，任憑你用什麼外交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攏，也可以保存兩廣的地盤。就是你投降北方，我們也不管汝，也不責備你。」他當時似還有難言之隱。由此觀之，他之志是不只兩廣地盤的。後來北伐軍進了贛州，他就造起反來。他為什麼原因要在那個時候造反呢？就是因為他想做皇帝，先要消滅極端與皇帝不相容之革命軍，彼才可有辦法去做成其基礎，好去做皇帝。此外尚有一件事實證明陳炯明是有皇帝思想的：辛亥革命以後他常向人說，他少年時常常做夢，一手抱日，一手抱月；他有一首詩，內有一句雲，「日月抱持負少年」，自注這段做夢的故事於下，遍以示人。他取他的名字，也是想應他這個夢的。你看他的部下，像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陳炯光那一般人，沒有一個是革命黨，只有鄧鏗一個人是革命黨，他便老早把鄧鏗暗殺了。陳炯明是為做皇帝而來附和革命的，所以想做皇帝的心至今不死。此外還有幾個人從前也是想做皇帝的，不知道到了民國十三年他們的心理是怎麼樣，我現在沒有工夫去研究他。
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什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遠不能消滅。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我從前因為要免去這種禍害，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各省都響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楚漢相爭。劉邦、項羽是爭什麼呢？他們就是爭皇帝。漢唐以來，沒有一朝不是爭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外國嘗有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中國幾千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我們革命黨為免將來戰爭起見，所以當初發起的時候，便主張共和，不要皇帝。現在共和成立了，但是還有想做皇帝的，像南方的陳炯明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廣西的陸榮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還更有不知多少人，都是想要做皇帝的。中國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兵權大的就爭皇帝，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現一般軍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這也是歷史上競爭的一個進步了。
第二講
（三月十六日）
民權這個名詞，外國學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個名詞並稱，所以在外國很多的書本或言論裡頭，都是民權和自由並列。歐美兩三百年來，人民所奮鬥的所競爭的，沒有別的東西，就是為自由，所以民權便由此發達。法國革命的時候，他們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名詞；好比中國革命，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一樣。由此可說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於民權，民權又是由於這三個名詞然後才發達。所以我們要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
近來革命思潮傳到東方之後，自由這個名詞也傳進來了。許多學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把自由講到很詳細，視為很重要。這種思潮，在歐洲兩三百年以前占很重要的地位。因為歐洲兩三百年來的戰爭，差不多都是為爭自由，所以歐美學者對於自由看得很重要，一般人民對於自由的意義也很有心得。但是這個名詞近來傳進中國，只有一般學者曾用工夫去研究過的，才懂得什麼叫做自由。至於普通民眾，像在鄉村或街道上的人，如果我們對他們說自由，他們一定不懂得。所以中國人對於自由兩個字，實在是完全沒有心得。因為這個名詞傳到中國不久，現在懂得的，不過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學生，或者是留心歐美政治時務的人。常常聽到和在書本上看見這兩個字，但是究竟什麼是自由，他們還是莫名其妙。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說中國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思想太幼稚，連自由的知識都沒有，自由的名詞都沒有。但是外國人一面既批評中國人沒有自由的知識，一面又批評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外國人的這兩種批評，在一方面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沒有團體，又在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明白自由。這兩種批評，恰恰是相反的。為什麼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說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個個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擴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麼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們拿一手沙起來，無論多少，各顆沙都是很活動的，沒有束縛的，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在散沙內參加士敏土，便結成石頭，變為一個堅固的團體。變成了石頭，團體很堅固，散沙便沒有自由。所以拿散沙和石頭比較，馬上就明白，石頭本是由散沙結合而成的，但是散沙在石頭的堅固團體之內，就不能活動，就失卻自由。自由的解釋，簡單言之，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因為中國沒有這個名詞，所以大家都莫名其妙。但是我們有一種固有名詞，是和自由相彷彿的，就是「放蕩不羈」一句話。既然是放蕩不羈，就是和散沙一樣，各個有很大的自由。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面說沒有結合能力，既然如此，當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結合成一個堅固團體，便不能像一片散沙。所以外國人這樣批評我們的地方，就是陷於自相矛盾了。
最近二三百年以來，外國用了很大的力量爭自由。究竟自由是好不好呢？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呢？依我看來，近來兩三百年，外國人說為自由去戰爭，我中國普通人也總莫名其妙。他們當爭自由的時候，鼓吹自由主義，說得很神聖，甚至把「不自由，毋寧死」的一句話成了爭自由的口號。中國學者翻譯外國人的學說，也把這句話搬進到中國來，並且擁護自由，決心去奮鬥，當初的勇氣差不多和外國人從前是一樣。但是中國一般民眾，還是不能領會什麼是叫做自由。大家要知道，自由和民權是同時發達的，所以今天來講民權，便不能不講自由。我們要知道歐美為爭自由，流了多少血，犧牲了許多性命，我前一回講過了的。現在世界是民權時代，歐美發生民權已經有了一百多年。推到民權的來歷，由於爭自由之後才有的。最初歐美人民犧牲性命，本來是為爭自由，爭自由的結果才得到民權。當時歐美學者提倡自由去戰爭，好比我們革命提倡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道理是一樣的。由此可見，歐美人民最初的戰爭是為自由，自由爭得之後，學者才稱這種結果為民權。所謂「德漠克拉西」１[英文democracy的譯音。]，此乃希臘之古名詞。而歐美民眾至今對這個名詞亦不大關心，不過視為政治學中之一句術語便了；比之自由二個字，視為性命所關，則相差遠了。民權這種事實，在希臘、羅馬時代已發其端。因那個時候的政體是貴族共和，都已經有了這個名詞，後來希臘、羅馬亡了，這個名詞便忘記了。最近二百年內為自由戰爭，又把民權這個名詞再恢復起來。近幾十年來講民權的人更多了，流行到中國也有很多人講民權。但是歐洲一二百多年以來的戰爭，不是說爭民權，是說爭自由。提起自由兩個字，全歐洲人便容易明白。當時歐洲人民聽了自由這個名詞容易明白的情形，好像中國人聽了「發財」這個名詞一樣，大家的心理都以為是很貴重的。現在對中國人說要他去爭自由，他們便不明白，不情願來附和；但是對他要說請他去發財，便有很多人要跟上來。歐洲當時戰爭所用的標題是爭自由，因為他們極明白這個名詞，所以人民便為自由去奮鬥、為自由去犧牲，大家便很崇拜自由。何以歐洲人民聽到自由便那樣歡迎呢？現在中國人民何以聽到自由便不理會，聽到發財便很歡迎呢？其中有許多道理，要詳細去研究才可以明白。中國人聽到說發財就很歡迎的緣故，因為中國現在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貧窮；因為發財是救窮獨一無二的方法，所以大家聽到了這個名詞便很歡迎。發財有什麼好處呢？就是發財便可救窮，救了窮便不受苦，所謂救苦救難。人民正是受貧窮的痛苦時候，忽有人對他們說發財把他們的痛苦可以解除，他們自然要跟從，自然拚命去奮鬥。歐洲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當時人民聽到自由便像現在中國人聽到發財一樣。
他們為什麼要那樣歡迎自由呢？因為當時歐洲的君主專制發達到了極點。歐洲的文明和中國週末列國相同，中國週末的時候是和歐洲羅馬同時，羅馬統一歐洲正在中國周、秦、漢的時代。羅馬初時建立共和，後來變成帝制。羅馬亡了之後，歐洲列國並峙，和中國周朝亡了之後變成東周列國一樣。所以很多學者，把周朝亡後的七雄爭長和羅馬亡後變成列國的情形相提並論。羅馬變成列國，成了封建制度。那個時候，大者王，小者侯，最小者還有伯、子、男，都是很專制的。那種封建政體，比較中國周朝的列國封建制度還要專制得多。歐洲人民在那種專制政體之下所受的痛苦，我們今日還多想不到，比之中國歷朝人民所受專制的痛苦還要更厲害。這個原故，由於中國自秦朝專制直接對於人民「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遂至促亡；以後歷朝政治，大都對於人民取寬大態度，人民納了糧之外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歐洲的專制，卻一一直接專制到人民，時間復長，方法日密。那專制的進步，實在比中國厲害得多。所以歐洲人在二百年以前，受那種極殘酷專制的痛苦，好像現在中國人受貧窮的痛苦是一樣。人民受久了那樣殘酷的專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奮鬥去爭自由，解除那種痛苦；一聽道有人說自由，便很歡迎。
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之後，專制淫威不能達到普通人民。由秦以後歷代皇帝專制的目的，第一是要保守他們自己的皇位，永遠家天下，使他們子子孫孫可以萬世安享。所以對於人民的行動，於皇位有危險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懲治。故中國一個人造反，便連到誅九族。用這樣嚴重的刑罰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專制皇帝要永遠保守皇位。反過來說，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無論他們是做什麼事，皇帝便不理會。所以中國自秦以後，歷代的皇帝都只顧皇位，並不理民事；說道人民的幸福，更是理不到。現在民國有了十三年，因為政體混亂，還沒有功夫去建設，人民和國家的關係還沒有理會。我們回想民國以前，清朝皇帝的專制是怎麼樣呢？十三年以前，人民和清朝皇帝有什麼關係呢？在清朝時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撫，中有府道，下有州縣佐雜，所以人民和皇帝的關係很小。人民對於皇帝只有一個關係，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係。因為這個原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只要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餘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由此可見，中國人民直接並沒有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只有受間接的痛苦。因為國家衰弱，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沒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窮財盡，人民便受貧窮的痛苦。這種痛苦，就是間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所以當時人民對於皇帝的怨恨還是少的。
但是歐洲的專制就和中國的不同。歐洲由羅馬亡後到兩三百年以前，君主的專制是很進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厲害的，人民是很難忍受的。當時人民受那種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極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行動不自由。這三種不自由，現在歐洲是已經過去了的陳跡，詳細情形是怎麼樣，我們不能看見，但是行動不自由還可以知道。譬如現在我們華僑在南洋荷蘭或法國的領土，所受來往行動不自由的痛苦，便可以知道。像爪哇本來是中國的屬國，到中國來進過了貢的，後來才歸荷蘭。歸荷蘭政府管理之後，無論是中國的商人，或者是學生，或者是工人，到爪哇的地方，輪船一抵岸，便有荷蘭的巡警來查問，便把中國人引到一間小房子，關在那個裡頭，脫開衣服，由醫生從頭到腳都驗過，還要打指模、量身體，方才放出，准他們登岸。登岸之後，就是住在什麼地方，也要報明。如果想由所住的地方到別的地方去，便要領路照。到了夜晚九時以後，就是有路照也不准通行，要另外領一張夜照，並且要攜手燈。這就是華僑在爪哇所受荷蘭政府的待遇，便是行動不自由。像這種行動不自由的待遇，一定是從前歐洲皇帝對人民用過了的，留存到今日，荷蘭人就用來對待中國華僑。由於我們華僑現在受這種待遇，便可想見從前歐洲的專制是怎麼樣情形。此外還有人民的營業工作和信仰種種都不自由。譬如就信仰不自由說，人民在一個什麼地方住，便強迫要信仰一種什麼宗教，不管人民是情願不情願。由此人民都很難忍受。歐洲人民當時受那種種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所以一聽到說有人提倡爭自由，大家便極歡迎，便去附和。這就是歐洲革命思潮的起源。歐洲革命是要爭自由，人民為爭自由流了無數的碧血，犧牲了無數的身家性命，所以一爭得之後，大家便奉為神聖，就是到今日也還是很崇拜。
這種自由學說近來傳進中國，一般學者也很熱心去提倡，所以許多人也知道在中國要爭自由。今天我們來講民權，民權的學說是由歐美傳進來的，大家必須明白民權是一件什麼事，並且還要明白民權同類的自由又是一件什麼事。從前歐洲人民受不自由的痛苦，忍無可忍，於是萬眾一心去爭自由，達到了自由目的之後，民權便隨之發生。所以我們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明白爭自由的歷史。近年歐美之革命風潮傳播到中國，中國新學生及許多志士都發起來提倡自由。他們以為歐洲革命象從前法國都是爭自由，我們現在革命，也應該學歐洲人來爭自由。這種言論，可說是人云亦云，對於民權和自由沒有用過心力去研究，沒有徹底瞭解。
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而不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是很有深意的。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美國的革命口號是獨立，我們革命的口號就是三民主義，是用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工夫才定出來的，不是人云亦云。為什麼說一般新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對呢？為什麼當時歐洲講自由是對呢？這個道理已經講過了。因為提出一個目標，要大家去奮鬥，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膚之痛，人民才熱心來附和。歐洲人民因為從前受專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經提倡自由，便萬眾一心去贊成。假若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痛苦，當然不理會。如果在中國來提倡發財，人民一定是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像發財主義。要明白這個道理，要輾轉解釋才可成功。我們為什麼不直接講發財呢？因為發財不能包括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才可以包括發財。俄國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是和發財相近的，那就是直接了當的主張。我們革命黨所主張的不止一件事，所以不能用發財兩個字簡單來包括，若是用自由的名詞更難包括了。
近來歐洲學者觀察中國，每每說中國的文明程度太低，政治思想太薄弱，連自由都不懂，我們歐洲人在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為自由犧牲，不知道做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現在中國人還不懂自由是什麼，由此便可見我們歐洲人的政治思想比較中國人高得多。由於中國人不講自由，便說是政治思想薄弱。這種言論，依我看起來是講不通的。因為歐洲人既尊重自由，為什麼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呢？歐洲人從前要爭自由的時候，他們自由的觀念自然是很濃厚；得到了自由之後，目的已達，恐怕他們的自由觀念也漸漸淡薄；如果現在再去提倡自由，我想一定不像從前那樣的歡迎。而且歐洲爭自由的革命，是兩三百年前的舊方法，一定是做不通的。就一片散沙而論，有什麼精采呢？精采就是在有充分的自由，如果不自由，便不能夠成一片散沙。從前歐洲在民權初萌芽的時代，便主張爭自由，到了目的已達，各人都擴充自己的自由。於是，由於自由太過，便發生許多流弊。所以英國有一個學者叫做彌勒氏的便說：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自由。歐美人講自由從前沒有範圍，到英國彌勒氏才立了自由的範圍，有了範圍，便減少很多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學者已漸知自由不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之物，所以也要定一個範圍來限制他了。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兩種批評實在是互相矛盾。中國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們趁早就要參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結合來成石頭，變成很堅固的團體，到了那個時候，散沙便不能夠活動，便沒有自由。所以中國人現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過中國人原來沒有「自由」這個名詞，所以沒有這個思想。但是中國人沒有這個思想，和政治有什麼關係呢？到底中國人有沒有自由呢？我們拿一片散沙的事實來研究，便知道中國人有很多的自由，因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會，連這個名詞也不管了。
這是什麼道理呢？好比我們日常的生活，最重要是衣食，吃飯每天最少要兩餐，穿衣每年最少要兩套，但是還有一件事比較衣食更為重要。普通人都以為不吃飯便要死，以吃飯是最重大的事，但是那一件重要的事比較吃飯還要重大過一萬倍，不過大家不覺得，所以不以為重大。這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吃空氣，吃空氣就是呼吸。為什麼吃空氣比較吃飯重要過一萬倍呢？因為吃飯在一天之內，有了兩次或者一次就可以養生；但是我們吃空氣，要可以養生，每一分鐘最少要有十六次才可舒服，如果不然，便不能忍受。大家不信，可以實地試驗，把鼻孔塞住一分鐘，便停止了十六次的呼吸，像我現在試驗不到一分鐘，便很難忍受。一天有二十四點鐘，每點鐘有六十分，每分鐘要吃空氣十六次，每點鐘便要吃九百六十次，每天便要吃二萬三千零四十次。所以說吃空氣比較吃飯是重要得一萬倍，實在是不錯的。像這樣要緊，我們還不感覺的原因，就是由於天中空氣到處皆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天吃到晚都不用工夫，不比吃飯要用人工去換得來。所以我們覺得找飯吃是很難的，找空氣吃是很容易的。因為太過容易，大家便不注意。個人閉住鼻孔，停止吃空氣，來試驗吃空氣的重要，不過是小試驗。如果要行大試驗，可以把這個講堂四圍的窗戶都關閉起來，我們所吃的空氣便漸漸減少，不過幾分鐘久，現在這幾百人便都不能忍受。又把一個人在小房內關閉一天，初放出來的時候，便覺得很舒服，也是一樣的道理。中國人因為自由過於充分，便不去理會，好比房中的空氣太多，我們便不覺得空氣有什麼重要；到了關閉門戶，沒有空氣進來，我們才覺得空氣是個很重要的。歐洲人在兩三百年以前受專制的痛苦，完全沒有自由，所以他們人人才知道自由可貴，要拚命去爭。沒有爭到自由之先，好像是閉在小房裡一樣；既爭到了自由之後，好比是從小房內忽然放出來，遇著了空氣一樣。所以大家便覺得自由是很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們常常說「不自由，毋寧死」那一句話。但是中國的情形就不同了。
中國人不知自由，只知發財。對中國人說自由，好像對廣西深山的#人說發財一樣。#人常有由深山中拿了熊膽、鹿茸到外邊的圩場去換東西，初時圩場中的人把錢和他交換，他常常不要，只要食鹽或布匹乃樂於交換。在我們的觀念內最好是發財，在#人的觀念，只要合用東西便心滿意足。他們不懂發財，故不喜歡得錢。中國一般的新學者對中國民眾提倡自由，就好像和#人講發財一樣。中國人用不著自由，但是學生還要宣傳自由，真可謂不識時務了。歐美人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因為難得自由，所以拚命去爭。既爭到了之後，像法國、美國是我們所稱為實行民權先進的國家，在這兩個國家之內，人人是不是都有自由呢？但是有許多等人，像學生、軍人、官吏和不及二十歲未成年的人，都是沒有自由的。所以歐洲兩三百年前的戰爭，不過是三〔二〕十歲以上的人，和不做軍人、官吏、學生的人來爭自由。爭得了之後，也只有除了他們這幾等人以外的才有自由，在這幾等人以內的，至今都不得自由。
中國學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沒有別的地方用，便拿到學校內去用。於是生出學潮，美其名說是爭自由。歐美人講自由，是有很嚴格界限的，不能說人人都有自由。中國新學生講自由，把什麼界限都打破了。拿這種學說到外面社會，因為沒有人歡迎，所以只好搬回學校內去用，故常常生出鬧學風潮。此自由之用之不得其所也。外國人不識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很充分的自由，這自是難怪。至於中國的學生，而竟忘卻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個先民的自由歌，卻是大可怪的事！由這個自由歌看起來，便知中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而確有自由之實，且極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們要講民權，因為民權是由自由發生的，所以不能不講明白歐洲人民當時爭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貴。歐洲人當時爭自由，不過是一種狂熱，後來狂熱漸漸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兩方面，不是神聖的東西。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我們是承認的；但是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們便不能承認。中國人為什麼是一片散沙呢？由於什麼東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國為什麼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學校內的學生是這樣，就是我們革命黨裡頭也有這種毛病。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之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就是錯用了自由之過也。我們革命黨從前被袁世凱打敗亦是為這個理由。當民國二年袁世凱大借外債，不經國會通過，又殺宋教仁，做種種事來破壞民國。我當時催促各省馬上去討袁，但因為我們同黨之內，大家都是講自由，沒有團體。譬如在西南，無論那一省之內，自師長、旅長以至兵士，沒有不說各有各的自由，沒有彼此能夠團結的。大而推到各省，又有各省的自由，彼此不能聯合。南方各省，當時乘革命的餘威，表面雖然是轟轟烈烈，內容實在是四分五裂，號令不能統一。說到袁世凱，他有舊日北洋六鎮的統系，在那六鎮之內，所有的師長、旅長和一切兵士都是很服從的，號令是一致的。簡單的說，袁世凱有很堅固的團體，我們革命黨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凱打敗革命黨。由此可見，一種道理在外國是適當的，在中國未必是適當。外國革命的方法是爭自由，中國革命便不能說是爭自由。如果說爭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團體，我們的革命目的便永遠不能成功。
外國革命是由爭自由而起，奮鬥了兩三百年，生出了大風潮，才得到自由，才發生民權。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用自由、平等、博愛。我們革命的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究竟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有什麼關係呢？照我講起來，我們的民族可以說和他們的自由一樣，因為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當學生的能夠犧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學問上做工夫，學問成了，知識發達，能力豐富，便可以替國家做事。當軍人能夠犧牲自由，就能夠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如果學生、軍人要講自由，便像中國自由的對待名詞，成為放任、放蕩，在學校內便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在學校內不講校規，在軍隊內不講軍紀，那還能夠成為學校、號稱軍隊嗎？我們為什麼要國家自由呢？因為中國受列強的壓迫，失去了國家的地位，不只是半殖民地，實在已成了次殖民地，比不上緬甸、安南、高麗。緬甸、安南、高麗不過是一國的殖民地，只做一個主人的奴隸；中國是各國的殖民地，要做各國的奴隸。中國現在是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所以現在的國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夠自由，中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
用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法國的自由和我們的民族主義相同，因為民族主義是提倡國家自由的。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權、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說民權是和平等相對待的。此外還有博愛的口號，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這個道理，等到講民生主義的時候，再去詳細解釋。
第三講１[底本原缺第三講日期。]
民權兩個字，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待的。因為平等是法國革命的第二個口號，所以今天專拿平等做題目來研究。
平等這個名詞，通常和自由那個名詞都是相提並論的。歐洲各國從前革命，人民為爭平等和爭自由，都是一樣的出力，一樣的犧牲，所以他們把平等和自由都是看得一樣的重大。更有許多人以為要能夠自由，必要得到平等，如果得不到平等，便無從實現自由。用平等和自由比較，把平等更是看得重大的。
什麼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從那裡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譬如美國在革命時候的《獨立宣言》、法國在革命時候的《人權宣言》，都是大書特書，說平等、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特權，人類〔他人〕不能侵奪的。天生人究竟是否賦有平等的特權呢？請先把這個問題拿來研究清楚。
從前在第一講中，推溯民權的來源，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譬如用天生的方物來講，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的，就是拿平地來比較，也沒有一處是真平的。好像坐粵漢鐵路，自黃沙到銀盞坳一段本來是屬於平原，但是從火車窗外過細考察沿路的高低情況，沒有那一里路不是用人工修築，才可以得平路的。所謂天生的平原，其不平的情形已經是這樣。再就眼前而論，拿桌上這一瓶的花來看，此刻我手內所拿的這枝花，是槐花。大概看起來，以為每片葉子都是相同，每朵花也是相同。但是過細考察起來，或用顯微鏡試驗起來，沒有那兩片葉子完全是相同的，也沒有那兩朵花完全是相同的。就是一株槐樹的幾千萬片葉中，也沒有完全相同的。推到空間、時間的關係，此處地方的槐葉和彼處地方的槐葉更是不相同的，今年所生的槐葉和去年所生的槐葉又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見，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麼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專制發達以後，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弄到結果，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這種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為的不平等。人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麼情形，現在可就講壇的黑板上繪一個圖來表明。
第一圖不平等
請諸君細看第一圖，便可明白。因為有這種人為的不平等，在特殊階級的人過於暴虐無道，被壓迫的人民無地自容，所以發生革命的風潮來打不平。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為的不平等，到了平等以後便可了事。但是佔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們的保障，說他們所處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與的，人民反對他們便是逆天。無知識的民眾，不曉得研究這些話是不是合道理，只是盲從附和，為君主去爭權利，來反對有知識的人民去講平等自由。因此贊成革命的學者，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這一說，以打破君主的專制。學者創造這一說，原來就是想打破人為之不平等的。但是天下的事情，的確是行易知難。當時歐洲的民眾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賦之特權的，多數無知識的人總是去擁戴他們。所以少數有知識的學者，無論用什麼方法和力量，總是推不倒他們。到了後來，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然後歐洲的帝王便一個一個不推自倒了。不過專制帝王推倒以後，民眾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便日日去做工夫，想達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來科學昌明，人類大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假若照民眾相信的那一說去做，縱使不顧真理勉強做成功，也是一種假平等。像第二圖一樣，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下去，成了平頭的平等，至於立腳點還是彎曲線，還是不能平等。這種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
說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為平等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好像第三圖的底線，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第二圖假平等
歐洲從前革命，人民爭平等自由，出了很大的力量，費了很大的犧牲。我們現在要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出力、那樣犧牲，便先要知道歐洲在沒有革命以前是怎樣不平等的情形。上面所繪的第一圖，是表示歐洲在沒有革命以前，政治上是怎麼樣不平等的事實。圖中所示帝、王、公、侯、伯、子、男等一級一級的階梯，就是從前歐洲政治地位上的階級。這種階級，中國以前也是有的。到十三年前發生革命，推翻專制，才剷平這種不平的階級。但是中國以前的不平等，沒有從前歐洲的那麼厲害。歐洲兩百多年以前，還是在封建時代，和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時代相同。因為中國政治的進化早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歐洲就是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兩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壞處，才發生平等的思想。中國在兩千多年以前便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中國政治的進步是早過歐洲。但是在這兩百年以來，歐洲的政治進步不但是趕到中國，並且超過中國，所謂後來者居上。
第三圖真平等
歐洲沒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國比較起來，歐洲的專制要比中國厲害得多。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世襲制度。當時歐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貴族，代代都是世襲貴族，不去做別種事業；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襲一種事業，不能夠去做別種事業。比方耕田的人，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農夫；做工的人，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苦工。祖父做一種什麼事業，子孫就不能改變。這種職業上不能夠改變，就是當時歐洲的不自由。中國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以後，這種限制也完全打破。由此可見，從前中國和外國都是有階級制度，都是不平等。中國的好處是只有皇帝是世襲，除非有人把他推翻，才不能世襲，如果不被人推翻，代代總是世襲，到了改朝換姓，才換皇帝；至於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中國古時都是可以改換的，平民做宰相、封王侯的極多，不是代代世襲一種事業的。歐洲平民間或也有做宰相、封王侯的，但是大多數的王侯都是世襲，人民的職業不能自由，因為職業不自由，所以失了平等。不但是政治的階級不平等，就是人民彼此的階級也不平等。由於這個原故，人民一來難到公侯伯子男的那種地位，二來自己的職業又不能自由改變，更求上進，於是感覺非常痛苦，不能忍受。所以不得不拚命去爭自由，解除職業不自由的束縛，以求上進；拚命去爭平等，打破階級專制的不平等。那種戰爭，那種奮鬥，在中國是向來沒有的。中國人雖然受過了不平等的界限，但是沒有犧牲身家性命去做平等的代價。歐洲人民在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兩件事。中國人向來不懂什麼是爭自由平等，當中原因，就是中國的專制和歐洲比較，實在沒有什麼厲害。而且中國古時的政治，雖然是專制，二千多年以來雖然沒有進步，但是以前改良了很多，專制淫威也減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覺得十分痛苦，因為不覺得痛苦，便不為這個道理去奮鬥。
近來歐洲文化東漸，他們的政治、經濟、科學都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聽到歐洲的政治學理，多數都是照本抄謄，全不知道改變。所以歐洲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說是爭自由，中國人也說要爭自由；歐洲從前爭平等，中國人也照樣要爭平等。但是中國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這些地方。如果專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便是離事實太遠，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他們便沒有感覺；沒有感覺，一定不來附和。至於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人民所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以為非爭到自由平等，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所以拚命去爭自由、打平等。因為有這種風潮，所以近兩三百年來，一次發生英國革命，二次發生美國革命，三次發生法國革命。美國、法國的革命都是成功的，英國革命算是沒有成功，所以國體至今沒有改變。英國革命的時候，正當中國明末清初，當時英國人民把皇位推倒，殺了一個皇帝；不到十年，又發生復辟；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國體仍舊是君主，貴族階級也還是存在。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也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上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的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
我們再拿美國來講。美國革命的時候，人民所向的目標是在獨立。他們為什麼要獨立呢？因為他們當時的十三州都是英國的領土，歸英國管理。英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壓迫美國人民比壓迫本國人民還要嚴厲得多。美國人民見得他們自己和英國人民都是同歸一個英國政府管理，英國政府待本國人民是那樣寬大，待美國人民是這樣刻薄，便覺得很不平等，所以要脫離英國，自己去管理自己，成一個獨立國家。他們因為獨立，反抗英國，和英國戰爭了八年。後來獨立成功，所有在美國的白色人種，政府都一律看待，一律平等。但是對待別色人種便大不相同，比方在美國的非洲黑人，他們便視為奴隸。所以美國獨立之後，白人的政治地位雖然是平等，但是黑人和白人比較便不是平等。這種事實，和美國的憲法及獨立的宣言便不相符合。因為《獨立宣言》開宗明義便說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天賦有一定不能少的權利，那些權利便是生命自由和求幸福。後來訂定憲法，也是根據這個道理。美國注重人類平等的憲法既然成立以後，還要黑人來做奴隸，所以美國主張平等自由的學者，見到那種事實和立國的精神大相矛盾，便反對一個平等自由的共和國家裡頭還用許多人類來做奴隸。美國當時對待黑人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呢？美國人從前對待黑人是很刻薄的，把黑人當作牛馬一樣，要他們做奴隸、做苦工，每日做很多的工，辛辛苦苦做完了之後，沒有工錢，只有飯吃。那種殘酷情形，全國人民看見了，覺得是很不公道、很不平等的，和開國憲法的道理太不相容，所以大家提倡人道主義，打破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後來這種主張愈傳愈廣，贊成這種主張的人便非常之多。於是有許多熱心的人，調查當時黑奴所受的痛苦，做成了許多記錄。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書，是把黑奴受痛苦的種種事實編成一本小說，令人人看到了之後，都很有趣味。這本小說是叫做《黑奴籲天錄》。自這本書做出之後，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麼樣受苦，便替黑奴來抱不平。當時全美國之中，北方各省沒有畜黑奴的，便主張放奴。南方各省所畜的黑奴是很多的，因為南方各省有許多極大的農場，平常都是專靠黑奴去耕種，如果放黑奴，便沒有苦工，便不能耕種。南方的人由於自私自利的思想，便反對放奴，說黑奴制度不是一人造起來的。美國人從前運非洲的黑人去做奴隸，好像幾十年前歐洲人運中國人到美洲和南洋去做「豬仔」一樣，黑奴便是當時非洲的「豬仔」。南方各省反對放奴，說黑奴是他們的本錢，如果要解放，他們一定要收回本錢。當時一個黑奴，差不多要值五六千元，南方各省的黑奴有幾百萬，總算起來要值幾百萬萬元。因為那種價值太大，國家沒有那樣多錢去償還黑奴的東家，所以放黑奴的風潮雖然是發生了很久，但是醞釀復醞釀，到了六十年前才爆發出來，構成美國的南北戰爭。那次戰爭，兩方死了幾十萬人，打過了五年仗，雙方戰爭是非常激烈的，是世界最大戰爭之一。那次戰爭，是替黑奴打不平、替人類打不平等的，可以說是爭平等的戰爭。歐美從前為爭平等的問題，都是本身覺悟，為自己的利害去打仗。美國的南北戰爭，為黑奴爭平等，不是黑人自己懂得要爭。因為他們做奴隸的時候太久，沒有別的知識，只知道主人有飯給他們吃，有衣給他們穿，有屋給他們住，他們便很心滿意足。當時主人間或也有很寬厚的，黑奴只知道要有好主人，不致受十分的虐待；並不知道要反抗主人，要求解放，有自己做主人的思想。所以那次美國的南北戰爭，所爭平等的人，是白人替黑人去爭，是自己團體以外的人去爭，不是本身的覺悟。那次戰爭的結果，南方打敗了，北方打勝了，聯邦政府就馬上發一個命令，要全國放奴。南方各省因為打敗了仗，只有服從那個命令。自此以後，便不理黑奴，從解放的日起便不給飯與黑奴吃，不給衣與黑奴穿，不給屋與黑奴住。黑人從那次以後，雖然是被白人解放，有了自由，成了美國的共和國民，在政治的平等自由上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因為從前替主人做工，便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解放以後不替主人做工，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屋住，一時青黃不接，黑奴覺得失了泰山之靠，便感非常的痛苦。因此就怨恨放奴的各省份，尤其怨恨北方那位主張放奴的大總統。那位主張放奴的總統是誰呢？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兩個極有名的大總統。一位是開國的大總統，叫做華盛頓。現在世界上的人說起開國元勳，便數到華盛頓，因為那位大總統在爭人類平等的歷史上是很有功勞的。其餘一位大總統就是林肯，他就是當時主張放奴最出力的人。因為他解放黑奴，為人類求平等立了很大的功勞，所以世界上的人至今都稱頌他。但是當時解放了的黑奴，因為一時沒有衣食住的痛苦，便非常怨恨他。現在還有一種歌謠是罵林肯的，說他是洪水猛獸。那些罵林肯的人之心理，好像中國現在反對革命的人來罵革命黨一樣。現在有知識的黑人，知道解放的好處，自然是稱頌林肯；但是無知識的黑人，至今還是恨林肯，學他們的祖宗一樣。解放黑奴，是美國歷史上一件爭平等的事業。所以講美國最好的歷史，第一個時期是由於受英國不平等的待遇，人民發起獨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脫離英國，得到平等，成一個獨立國家。第二個時期是在六十年前發生南北戰爭，那次戰爭的理由，和頭一次的獨立戰爭是相同的，打過了五年仗。五年戰爭的時間，和八年戰爭的時間雖然是差不多，但是說起損失來，那次五年的戰爭比較八年的戰爭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簡單的說起來，美國第一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自己求獨立，為自己爭平等。第二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為黑奴求自由，為黑奴爭平等；不是為自己爭平等，是為他人爭平等。為他人爭平等，比較為自己爭平等所受的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所以美國歷史是一種爭平等的歷史。這種爭平等的歷史，是世界歷史中的大光榮。
美國爭得平等之後，法國也發生革命，去爭平等。當中反覆了好幾次，爭了八十年才算成功。但是平等爭成功之後，他們人民把平等兩個字走到極端，要無論那一種人都是平等。像第二圖所講的平等，把平等地位不放在立足點，要放在平頭點，那就是假平等。
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於歐美，平等自由的學說也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中國革命黨不主張爭平等自由，主張爭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能夠實行，便有自由平等。歐美為平等自由去戰爭，爭得了之後，常常被平等自由引入歧路。我們的三民主義能夠實行，真有自由平等，要什麼方法才能夠歸正軌呢？象第二圖，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是不合乎平等正軌的；要象第三圖，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才算合乎平等的正軌。所以我們革命，要知道所用的主義是不是適當，是不是合乎正軌，非先把歐美革命的歷史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人民要徹底明白我們的三民主義是不是的的確確有好處，是不是合乎國情，要能夠信仰我們的三民主義始終不變，也非把歐美革命的歷史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
美國為平等、自由兩個名詞，經過了兩次戰爭，第一次爭了八年，第二次爭了五年，才達到目的。中國向來沒有為平等自由起過戰爭。幾千年來，歷史上的戰爭，都是大家要爭皇帝；每次戰爭，人人都是存一個爭皇帝的思想。只有此次我們革命，推倒滿清，才是不爭皇帝的第一次。但是這種不爭皇帝的思想，只限於真革命黨以內的人才是。說到革命黨以外，像北方的曹錕、吳佩孚，名義上雖然贊成共和，但是主張武力統一，還是想專制。如果他們的武力統一成功，別人不能夠反抗，他們一定是想做皇帝的。譬如袁世凱在辛亥年推倒滿清的時候，他何嘗不贊成共和呢？他又何曾主張帝制呢？當時全國的人民便以為帝制不再發生。到了民國二年，袁世凱用武力打敗革命黨，把革命黨趕出海外，便改變國體，做起皇帝來。這般軍閥的思想腐敗不堪，都是和袁世凱相同的，將來沒有人敢擔保這種危險不發生。所以中國的革命至今沒有成功，就是因為做皇帝的思想沒有完全剷除，沒有一概肅清。我們要把這種做皇帝的思想完全剷除，一概肅清，便不得不再來奮鬥，再來革命。
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志士，還是主張爭平等自由。歐洲在一兩百年以來，本是爭平等自由，但是爭得的結果，實在是民權。因為有了民權，平等自由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民權，平等自由不過是一種空名詞。講到民權的來歷，發源是很遠的，不是近來才發生的。兩千多年以前，希臘、羅馬便老早有了這種思想。當時希臘、羅馬都是共和國家。同時地中海的南方有一個大國叫做克塞支１[今譯迦太基。]，也是一個共和國。後來有許多小國繼續起來，都是共和國家。當時的希臘、羅馬名義上雖然是共和國家，但是事實上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因為那個時候，民權還沒有實行。譬如希臘國內便有奴隸制度，所有貴族都是畜很多的奴隸，全國人民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奴隸；斯巴達的一個武士，國家定例要給五個奴隸去服侍他。所以希臘有民權的人是少數，無民權的是大多數。羅馬也是一樣的情形。所以二千多年以前，希臘、羅馬的國家名義雖然是共和，但是由於奴隸制度，還不能夠達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到六十年前美國解放黑奴，打破奴隸制度，實行人類的平等以後，在現在的共和國家以內才漸漸有真平等自由的希望。但是真平等自由是在什麼地方立足呢？要附屬到什麼東西呢？是在民權上立足的，要附屬於民權。民權發達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長存；如果沒有民權，什麼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所以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還是要用民權。因為爭得了民權，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實，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實在是包括於民權之內。因為平等自由是包括在民權之內，所以今天研究民權的問題，便附帶來研究平等自由的問題。
歐美革命，為求平等自由的問題來戰爭，犧牲了無數的性命，流了很多的碧血。爭到平等自由之後，到了現在，把平等自由的名詞應該要看得如何寶貴，把平等自由的事實應該要如何審慎，不能夠隨便濫用。但是到現在究竟是怎麼樣呢？就自由一方面的情形說，前次已經講過了，他們爭得自由之後，便生出自由的許多流弊。美國、法國革命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把平等爭得了，到底是不是和自由一樣，也生出許多流弊呢？依我看起來，也是一樣的生出許多流弊。由於他們已往所生流弊的經驗，我們從新革命，便不可再蹈他們的覆轍，專為平等去奮鬥，要為民權去奮鬥。民權發達了，便有真正的平等，如果民權不發達，我們便永遠不平等。
歐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怎麼樣呢？簡單的說，就是他們把平等兩個字認得太呆了。歐美爭得平等以後，為什麼緣故要發生流弊呢？就是由於民權沒有充分發達，所以自由平等還不能夠向正軌道去走。因為自由平等沒有歸到正軌，所以歐美人民至今還是要為民權去奮鬥。因為要奮鬥，自然要結團體。人民因為知道結團體的重要，所以由於奮鬥的結果，便得到集會結社的自由。由於得到這種自由，便生出許多團體，在政治上有政黨，在工人中有工黨。現在世界團體中最大的是工黨。工黨是在革命以後，人民爭得了自由，才發生出來。發生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最初的時候，工人沒有知識，沒有覺悟，並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也不知道受資本家有很大的壓迫；好像美國黑奴只知道自祖宗以來都是做人的奴隸，並不知道奴隸的地位是不好，也不知道除了奴隸以外另外還有自由平等一樣。當時各國工人本來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什麼地位，後來於工人之外，得了許多好義之士替工人抱不平，把工人和資本家不平等的道理宣傳到工人裡頭，把他們喚醒了，要他們固結團體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於是世界各國才發生工黨。工黨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是拿什麼造〔做〕武器呢？工人抵抗的唯一武器，就是消極的不合作，不合作的舉動就是罷工。這種武器，比較軍人打仗的武器還要厲害得多。如果工人對於國家或資本家有要求不遂的，便大家聯合起來，一致罷工。那種罷工，影響到全國人民，比較普通的戰爭也不相上下。因為在工人之外，有知識極高的好義之士做領袖，去引導那些工人，教他們固結團體，去怎麼樣罷工。所以他們的罷工一經發動，便在社會上發生很大的力量。因為有了很大的力量，工人自己才感覺起來，要講平等。英國、法國的工人，由於這種感覺，要講平等，看見團體以內引導指揮的領袖都不是本行的工人，不是貴族便是學者，都是從外面來的；所以他們到了團體成功，便排斥那些領袖。這種排斥領袖的風潮，在歐洲近數十年來漸漸發生了。所以起這種風潮的原故，便是由於工人走入平等的迷途，成了平等的流弊。由於這種流弊發生以後，工黨便沒有好領袖去引導指揮他們，工人又沒有知識去引導自己，所以雖然有很大的團體，不但是沒有進步，不能發生大力量，並且沒有人去維持，於是工黨內部漸漸腐敗，失卻了大團體的力量。
工人的團體不但是在外國很多，近十多年來中國也成立了不少。中國自革命以後，各行的工人都聯合起來，成立團體。團體中的領袖，也有很多不是工人的。那些團體中的領袖，固然不能說個個都是為工人去謀利益的，其中假借團體的名義、利用工人為自己圖私利的當然是很多，但是真為大義去替工人出力的也是不少。所以工人應該要明白，應該要分別領袖的青紅皂白。現在中國的工人講平等，也是發生平等的流弊。譬如前幾天我收到由漢口寄來的一種工報，當中有兩個大標題，第一個標題是「我們工人不要穿長衣的做領袖」，第二個標題是「我們工人奮鬥，只求麵包，不問政治」。由於這種標題，便可知和歐美工黨排斥非工人做領袖的口調是一樣。歐美工人雖然排斥非工人的領袖，但是他們的目標還是要問政治。所以漢口工人的第二個標題，便和歐美工人的口調不能完全相同。因為一國之內，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問題為依歸的。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國家裡頭無論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比方中國現在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一年之內損失十二萬萬元，這就是由於中國政治不良，經濟不能發達，所以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在這種損失裡頭，最大的是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每年有五萬萬元，這五萬萬元的貨都是工人生產的，因為中國工業不發達，才受這種損失。我們拿這個損失的問題來研究。中國工人所得工價是世界中最便宜的，所做的勞動又是世界中最勤苦的，一天能夠做十多點鐘工。中國的工價既是最便宜，工人的勞動又是最勤苦，和外國工業競爭，照道理講，當然可以操勝算。為什麼中國工人所生產的出口貨，不能敵外國工人所生產的進口貨呢？為什麼我們由於工業的關係，每年要損失五萬萬元呢？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國政治不良，我們的政府沒有能力。如果政府有了能力，便可以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我們能夠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便是每年多了五萬萬元的麵包。中國政府有能力，怎麼樣可以維持五萬萬元的損失呢？如果政府有能力，便可以增加關稅，關稅加重，外國的洋貨自然難得進口，中國的土貨便可以暢銷，由此全國的工人每年便可以多進五萬萬元。但是照漢口工人寄來報紙上的標題講，工人不問政治，既然不問政治，自然不要求政府增加關稅，抵制洋貨，提倡土貨；不抵制洋貨提倡土貨，中國就不製造土貨；不製造土貨，工人便沒有工做；工人連工都沒有做，那裡還有麵包呢？由此可見，工人無好領袖，總是開口便錯。這樣的工人團體斷不能發達，不久必歸消滅。因其太無知識了，不知道麵包問題就是經濟問題。政治和經濟兩個問題，總是有連帶關係的，如果不問政治，怎麼樣能夠解決經濟的麵包問題來要求麵包呢？漢口工人的那種標題，便是由於錯講平等生出來的流弊。
所以，我們革命不能夠單說是爭平等，要主張爭民權。如果民權不能夠完全發達，就是爭到了平等，也不過是一時，不久便要消滅的。我們革命主張民權，雖然不拿平等做標題，但是在民權之中便包括得有平等。如果平等有時是好，當然是採用；如果不好，一定要除去。像這樣做去，才可以發達民權，才是善用平等。
我從前發明過一個道理，就是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為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為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為實行家。此三種人互相為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天之生人雖有聰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則必欲使之平等，斯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類當努力進行者。但是要達到這個最高之道德目的，到底要怎麼樣做法呢？我們可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便可以明白了。一種就是利己，一種就是利人。重於利己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借。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此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於利人者，每每至到犧牲自己亦樂而為之。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漸而積成博愛之宗教慈善之事業。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窮，慈善之事有不濟，則不得不為根本之解決，實行革命，推翻專制，主張民權，以平人事之不平了。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為平等了。這就是平等之精義。
第四講
（四月十三日）
照前幾次所講，我們知道歐美人民爭民權已經有了兩三百年。他們爭過了兩三百年，到底得到了多少民權呢？今天所講的題目，就是歐美人民在近來兩三百年之中所爭得民權多少，和他們的民權現在進步到什麼地方。
民權思想已經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知道民權的意思，是從書本和報紙中得來的。主張民權的書本和報紙，一定是很贊成民權那一方面的；大家平日研究民權，自然都是從贊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觀察。照贊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所說的話，一定是把民權的風潮說得是怎樣轟轟烈烈，把民權的思想說得是怎麼蓬蓬勃勃。我們看見了這些書報，當然受他們的鼓動，發生民權的思想。以為歐美人民爭民權，爭過了兩三百年，每次都是得到最後的勝利；照這樣看起來，以後世界各國的民權一定是要發達到極點，我們中國處在這個世界潮流之中，也當然是應該提倡民權，發達民權。並且，有許多人以為提倡中國民權能夠象歐美那一樣的發達，便是我們爭民權已達到目的了；以為民權能夠發達到那個地步，國家便算是很文明，便算是很進步。
但是，從書報中觀察歐美的民權，和事實上有很多不對的。考察歐美的民權事實，他們所謂先進的國家象美國、法國，革命過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權呢？照主張民權的人看，他們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當時歐美提倡民權的人，想馬上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所以犧牲一切，大家同心協力，一致拚命去爭。到了勝利的時<候>，他們所爭到的民權，和革命時候所希望的民權兩相比較起來，還是差得很多，還不能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
現在可以回顧美國對於英國的獨立戰爭，是一個什麼情形。那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得到最後的勝利，才達到民權的目的。照美國《獨立宣言》來看，說平等和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奪去人人的平等自由。當時美國革命本想要爭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但是爭了八年，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為什麼爭了八年之久只得到很少的民權呢？當初反對美國民權的是英國皇帝，美國人民受英國皇帝的壓迫，才主張獨立，和英國戰爭。所以那個戰爭，是君權和民權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本是民權勝利，照道理講，應該得到充分的民權。為什麼不能達到充分的目的呢？因為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雖然打破了君權，但是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實施問題，就是要把民權究竟應該行到什麼程度？由於研究這種問題，主張民權的同志之見解各有不同，因為見解不同，便生出內部兩大派別的分裂。大家都知道美國革命有一個極著名的首領叫做華盛頓，他是美國的開國元勳。當時幫助他去反抗英國君權的人，還有許多英雄豪傑，像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叫做哈美爾頓１[今譯漢密爾頓，下同。]，和國務部長叫做遮化臣２[今譯傑斐遜，下同。]。那兩位大人物對於民權的實施問題，因為見解各有不同，彼此的黨羽又非常之多，便分成為絕對不相同的兩大派。
遮氏一派，相信民權是天賦到人類的。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權，由人民自由使用，人民必有分寸，使用民權的時候一定可以做許多好事，令國家的事業充分進步。遮氏這種言論，是主張人性是善的一說。至於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權，如果有時不能充分發達善性去做好事，反誤用民權去作惡，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礙，一時出於不得已的舉動。總而言之，人人既是有天賦的自由平等，人人便應該有政權；而且人人都是有聰明的，如果給他們以充分的政權，令個個都可以管國事，一定可以做出許多大事業；大家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治好，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那就是遮化臣一派對於民權的信仰。
至於哈美爾頓一派所主張的，恰恰和遮氏的主張相反。哈氏以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權，性惡的人便拿政權去作惡。那些惡人拿到了國家大權，便把國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黨，無論國家的什麼道德、法律、正義、秩序都不去理會。弄到結果，不是一國三公，變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極端，成為無政府。像這樣實行民權，不但是不能令國家進步，反要搗亂國家，令國家退步。所以哈氏主張，國家政權不能完全給予人民，要給予政府；把國家的大權都集合於中央，普通人只能夠得到有限制的民權。如果給予普通人以無限制的民權，人人都拿去作惡，那種作惡的影響對於國家，比較皇帝的作惡還要厲害得多。因為皇帝作惡，還有許多人民去監視防止，一般人若得到了無限制的民權，大家都去作惡，便再沒有人可以監視防止。故哈美爾頓說：「從前的君權要限制，現在的民權也應該要限制。」由此創立一派，叫做「聯邦派」，主張中央集權，不主張地方分權。
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前，本有十三邦，都歸英國統轄，自己不能統一。後來因為都受英國專制太過，不能忍受，去反抗英國，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標，所以當時對英國作戰便聯同一氣。到戰勝了英國以後，各邦還是很分裂，還是不能統一。在革命的時候，十三邦的人口不過三百萬。在那三百萬人中，反抗英國的只有二百萬人，還有一百萬仍是贊成英國皇帝的。就是當時各邦的人民，還有三分之一是英國的保皇黨，只有三分之二才是革命黨。因為有那三分之一的保皇黨在內部搗亂，所以美國獨立戰爭費過了八年的長時間，才能夠完全戰勝。到了戰勝以後，那些著名的保皇黨無處藏身，便逃到北方，搬過聖羅倫士河以北１[今譯聖勞倫斯河（SaintLawrenceR.）。]，成立了加拿大殖民地，至今仍為英國屬地，忠於英國。美國獨立之後，國內便沒有敵人。但是那三百萬人分成十三邦，每邦不過二十多萬人，各不相下，大家不能統一，美國的國力還是很弱，將來還是很容易被歐洲吞滅，前途的生存是很危險的。於是各邦的先知先覺想免去此種危險，要國家永遠圖生存，便不得不加大國力；要加大國力，所以主張各邦聯合起來，建設一個大國家。當時所提倡聯合的辦法，有主張專行民權的，有主張專行國權的。頭一派的主張，就是地方分權。後一派的主張，就是中央集權，限制民權，把各邦的大權力都聯合起來，集中於中央政府，又可以說是「聯邦派」。這兩派彼此用口頭文字爭論，爭了很久，並且是很激烈。最後是主張限制民權的「聯邦派」佔勝利，於是各邦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合眾國，公佈聯邦的憲法。美國自開國一直到現在，都是用這種憲法。這種憲法就是三權分立的憲法，把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相侵犯。這是世界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所行的完全憲法。美國就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成文憲法的第一個國家。世界上有成文憲法的國家，美國就是破天荒的頭一個。這個憲法，我們叫做《美國聯邦憲法》。美國自結合聯邦、成立憲法以後，便成世界上頂富的國家；經過歐戰以後，更成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因為美國達到了今日這樣富強，是由於成立聯邦憲法，地方人民的事讓各邦分開自治。
十多年來，我國一般文人志士想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根本上拿中美兩國的國情來比較，只就美國富強的結果而論。以為中國所希望的，不過是在國家富強；美國之所以富強，是由於聯邦，中國要象美國一樣的富強，便應該聯省；美國聯邦制度的根本好處，是由於各邦自定憲法、分邦自治，我們要學美國的聯邦制度變成聯省，根本上便應該各省自定憲法，分省自治；等到省憲實行了以後，然後再行聯合成立國憲。質而言之，就是將本來統一的中國變成二十幾個獨立的單位，像一百年以前的美國十幾個獨立的邦一樣，然後再來聯合起來。這種見解和思想，真是謬誤到極點，可謂人云亦云，習而不察。像這樣只看見美國行聯邦制度便成世界頂富強的國家，我們現在要中國富強也要去學美國的聯邦制度，就是象前次所講的歐美人民爭民權，不說要爭民權，只說要爭自由平等，我們中國人此時來革命也要學歐美人的口號說去爭自由平等，都是一樣的盲從！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
主張聯省自治的人，表面上以為美國的地方基礎有許多小邦，各邦聯合，便能自治，便能富強；中國的地方基礎也有許多行省，也應該可以自治，可以富強。殊不知道美國在獨立時候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美國當獨立之後為什麼要聯邦呢？是因為那十三邦向來完全分裂，不相統屬，所以不能不聯合起來。至於我們中國的情形又是怎麼樣呢？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綏遠、青海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西藏各屬地。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推到宋朝時候，各省原來也是很統一的；到了南渡以後，南方幾省也是統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漢朝，中國的各省沒有不是統一的。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還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是由於武人的割據。這種割據，我們要剷除他，萬不能再有聯省的謬主張，為武人割據作護符。若是這些武人有口實來各據一方，中國是再不能富強的。如果以美國聯邦制度就是富強的原因，那便是倒果為因。
外國人現在對於中國為什麼要來共管呢？是從什麼地方看出中國的缺點呢？就是由於看見中國有知識階級的人所發表的言論、所貢獻的主張，都是這樣的和世界潮流相反，所以他們便看中國不起，說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不能管，列強應該來代我們共管。我們現在東亞處於此時的潮流，要把「聯邦」二個字用得是恰當，便應該說中國和日本要聯合起來，或者中國和安南、緬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聯合起來。因為這些國家向來都不是統一的，此刻要亞洲富強，可以抵抗歐洲，要聯成一個大邦，那才可以說得通。至於中國的十八省和東三省以及各特別區，在清朝時候已經是統一的，已經是聯屬的。我們推翻清朝，承繼清朝的領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國，為什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據。像唐繼堯割據雲南、趙恆惕割據湖南、陸榮廷割據廣西、陳炯明割據廣東，這種割據式的聯省，是軍閥的聯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聯省；這種聯省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是有利於個人的，我們應該要分別清楚。
美國獨立時候的十三邦毫不統一，要聯成一個統一國家，實在是非常的困難。所以哈氏和遮氏兩派的爭論便非常之激烈。後來製成聯邦憲法，付之各邦自由投票，最後是哈氏一派佔勝利，遮氏一派的主張漸漸失敗。因為聯邦憲法成立之前，全國人有兩大派的主張，所以頒布的憲法弄成兩派中的一個調和東西。把全國的大政權，如果是屬於中央政府的，便在憲法之內明白規定；若是在憲法所規定以外的，便屬於地方政府。比方幣制，應該中央政府辦理，地方政府不能過問。像外交，是規定由中央政府辦理，各邦不能私自和外國訂約。其餘象關於國防上海陸軍的訓練與地方上民團的調遣等那些大權，都是歸中央政府辦理。至於極複雜的事業，在憲法未有劃歸中央政府的，便歸各邦政府分別辦理。這種劃分，便是中央和地方的調和辦法。
美國由於這種調和辦法，人民究竟得到了多少民權呢？當時所得的民權，只得到一種有限制的選舉權。在那個時候的選舉權，只是限於選舉議員和一部分的地方官吏；至於選舉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還是用間接選舉的制度，由人民選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才去選總統和那些議員。後來民權逐漸發達，進步到了今日，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以及地方上與人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各官吏，才由人民直接去選舉，這就叫做普通選舉。所以美國的選舉權，是由限制的選舉漸漸變成普通選舉。但是這種普通選舉，只限於男人才能夠享受，至於女子，在一二十年前還是沒有這種普通選舉權。歐美近二十年以來，女子爭選舉權的風潮非常激烈。大家都知道，當時歐美的女子爭選舉權，許多人以為不能成功。所持的理由，就是女子的聰明才力不及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不能夠做，所以很多人反對。不但是男人很反對，許多女子自己也是很反對，就是全國的女人都爭得很激烈，還料不到可以成功。到了七八年以前，英國女子才爭成功，後來美國也爭成功。這個成功的緣故，是由於當歐戰的時候男子通同去當兵，效力戰場，在國內的許多事業沒有男人去做。像兵工廠內的職員、散工，街上電車內的司機、賣票，和後方一切勤務事宜，男子不敷分配，都是靠女子去補充。所以從前反對女子選舉權的人，說女子不能做男子事業，到了那個時候便無法證明，便不敢反對，主張女子有選舉權的人才完全佔勝利。所以歐戰之後，女子的選舉權才是確定了。
由此便知，歐美革命的目標本是想達到民權，像美國獨立戰爭就是爭民權；戰爭成功之後，主張民權的同志又分出兩派，一派是主張應該實行充分的民權，一派是主張民權應該要限制，要國家應該有極大的政權。後來發生許多事實，證明普通人民的確是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權。譬如遮化臣爭民權，他的門徒也爭民權，弄到結果，所要爭的民權還是失敗，便可以證明普通民眾不知道運用政權。由於這個緣故，歐美革命有了兩三百多年，向來的標題都是爭民權，所爭得的結果，只得到男女選舉權。
講到歐洲的法國革命，當時也是主張爭民權。所以主張民權的學者，像盧梭那些人，便說人人有天賦的權利，君主不能侵奪。由於盧梭的學說，便發生法國革命。法國革命以後，就實行民權。於是一般貴族皇室都受大害，在法國不能立足，便逃亡到外國。因為法國人民當時拿充分的民權去做頭一次的試驗，全國人都不敢說民眾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說那些話，大家便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就要上斷頭台。所以那個時候便成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社會上極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就是真革命黨，也有時因為一言不慎，和大眾的意見不對，便要受死刑。故當法國試驗充分民權的時期，不但是王公貴族被人殺了的是很多，就是平時很熱心的革命志士，像丹頓一流人物一樣，因為一言不合，被人民殺了的也是很不少。後來法國人民看到這樣的行為是過於暴虐，於是從前贊成民權的人反變成心灰意冷，來反對民權，擁護拿破侖做皇帝，因此生出民權極大的障礙。這種障礙，不是由君權發生的。在一百年以前，民權的風潮便已經是很大，像前幾次所講的情形。現在世界潮流已達到了民權的時代，照道理推測，以後應該一天發達一天，為什麼到民權把君權消滅了以後，反生出極大的障礙呢？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一種原因，是由於贊成民權所謂穩健派的人，主張民權要有一定的限制。這派是主張國家集權，不主張充分民權。這派對於民權的阻力還不甚大，阻礙民權的進步也不很多。最為民權障礙的人，還是主張充分民權的人。像法國革命時候，人民拿到了充分的民權，便不要領袖，把許多有知識有本事的領袖都殺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那般暴徒，對於事物的觀察既不明瞭，又很容易被人利用。全國人民既是沒有好耳目，所以發生一件事，人民都不知道誰是誰非，只要有人鼓動，便一致去盲從附和。像這樣的現象，是很危險的。所以後來人民都覺悟起來，便不敢再主張民權。由於這種反動力，便生出了民權的極大障礙，這種障礙是由於主張民權的人自招出來的。
歐洲自法國以外，像丹麥、荷蘭、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小國，於不知不覺之中也發生民權的風潮。民權的風潮在歐美雖然遇了障礙，得到君權的反抗，還是不能消滅；遇到了民權自身的障礙，也是自然發達，不能阻止。那是什麼原故呢？因為大勢所趨，潮流所至，沒有方法可以阻止。由於這個道理，故許多專制國家都是順應潮流，去看風行事。譬如英國從前革命，殺了皇帝，不到十年再復辟起來，但是英國的貴族知機善變，知道民權的力量太大，不能反抗，那些皇室貴族便不和民權去反抗，要和他去調和。講到民權的起源，本來是發生於英國的。英國自復辟之後，推翻了民權，便成貴族執政，只有貴族可以理國事，別界人都不能講話；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後，在貴族之外，才准普通平民有選舉權；到了歐戰以後，才許女子也有選舉權。至於英國對待屬地，更是善用退讓的手段，順應民權的潮流。像愛爾蘭是英國三島中的土地，英國始初本是用武力壓迫，後來見到民權的風潮擴大，便不去壓迫，反主退讓，准愛爾蘭獨立。英國不獨對於三島的內部是如此，就是對於外部，像對付埃及，也是退讓。埃及當歐戰時候，為英國是很出力的。英國當時要埃及人去助戰，也允許過了埃及許多權利，准他們以後獨立。到歐戰之後，英國食言，把所許的權利都不履行。埃及便要求獨立，履行前約，風潮擴大，英國也是退讓，許埃及獨立。又像印度現在要求英國擴充選舉，英國也是一概允許。至於現在英國國內，容納工黨組織內閣，工人執政，便更足以證明英國貴族的退讓，民權的進步。英國貴族知道世界民權的大勢，能夠順應潮流，不逆反潮流，所以他們的政體至今還可以維持，國家的現狀還是沒有大危險。
世界上經過了美國、法國革命之後，民權思想便一日發達一日。但是根本講起來，最新的民權思想還是發源於德國。德國的人心向來富於民權思想，所以國內的工黨便非常之多，現在世界上工黨團體中之最大的還是在德國。德國的民權思想發達本早，但到歐戰以前，民權的結果還不及法國、英國。這個理由，是因為德國對付民權所用的手段和英國不同，所以得來的結果也是不同。從前德國對付民權是用什麼手段呢？德國是誰阻止民權的發達呢？許多學者研究，都說是由於丕士麥１[今譯俾斯麥，下同。]。
丕士麥是德國很有名望、很有本領的大政治家。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的大事業都是由於丕士麥造成的。世界上的大政治家都不能逃出丕士麥的範圍。所以在三四十年前，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德國當時之所以強，全由丕士麥一手造成。在丕士麥沒有執政之先，德國是一個什麼景象呢？德國在那個時候有二十幾個小邦，那二十幾個小邦的民族雖然是相同，但是各自為政，比較美國的十三邦還要分裂，加以被拿破侖征服之後，人民更是窮苦不堪。後來丕士麥出來，運用他的聰明才力和政治手腕，聯合附近民族相同的二十幾邦，造成一個大聯邦，才有後來的大富強。在十年以前，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美國是世界上頂富的國家，他們那兩國都是聯邦。許多人以為我們中國要富強，也應該學德國、美國的聯邦。殊不知德國在三四十年前，根本上只有一個普魯士，因丕士麥執政以後，拿普魯士做基礎，整軍經武，刷新內政，聯合其餘的二十多邦，才有後來的大德意志。當丕士麥聯合各邦的時候，法國、奧國都極力反對。奧國所以反對德國聯邦的緣故，是因為奧國和德國雖然是同一條頓民族，但是奧皇也想爭雄歐洲，故不願德國聯邦，再比奧國還要強盛。無如丕士麥才智過人，發奮圖強，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很迅速手段和奧國打仗，一戰便打敗奧國。德國戰勝了以後，本來可以消滅奧國，惟丕士麥以為奧國雖然反對德國，但是奧國民族還是和德國相同，將來不至為德國的大患。丕士麥的眼光很遠大，看到將來足為德國大患的是英國、法國，所以丕士麥戰勝了奧國以後，便馬上拿很寬大的條件和奧國講和。奧國在新敗之餘，復得德國的寬大議和，便很感激他。從此只有六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便去打法國，打破拿破侖第三，佔領巴黎。到講和的時候，法國便把阿爾賽士和羅倫兩處地方割歸德國１[今譯阿爾薩斯。]２[今譯洛林。]。從這兩次大戰以後，德國的二十幾個小邦便聯合得很鞏固，成立一個統一國家。德國自聯邦成立了之後，到歐戰以前，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執歐洲的牛耳；歐洲各國的事，都惟德國馬首是瞻。德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那個地位，全由丕士麥一手締造而成。
因為丕士麥執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國變成很強的國家，有了那種大功業，故德國的民權雖然是很發達，但是沒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丕士麥執政的時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種種方面戰勝全世界，就是對於民權風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戰勝一般民眾。譬如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在德法戰爭以後，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權的戰爭，並且發生經濟的戰爭。在那個時候，民權的狂熱漸漸減少，另外發生一種什麼東西呢？就是社會主義。這種主義，就是我所主張的民生主義。人民得了這種主義，便不熱心去爭民權，要去爭經濟權。這種戰爭，是工人和富人的階級戰爭。工人的團體在德國發達最早，所以社會主義在德國也是發達最先。世界上社會主義最大的思想家都是德國人，像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大社會主義家叫做馬克思，他就是德國人。<從前俄國革命>就是實行馬克思主義，俄國的老革命黨都是馬克思的信徒。德國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便非常之發達。社會主義本來是和民權主義相連帶的，這兩個主義發生了以後，本來應該要同時發達的。歐洲有了民權思想，便發生民權的革命；為什麼有了那樣發達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不發生經濟的革命呢？因為德國發生社會主義的時候，正是丕士麥當權的時候。在別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壓迫社會主義，但是丕士麥不用這種手段。他以為德國的民智很開通，工人的團體很鞏固，如果用政治力去壓迫，便是徒勞無功。當時丕士麥本是主張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他是用什麼方法去對付社會黨呢？社會黨提倡改良社會，實行經濟革命，丕士麥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他實行一種國家社會主義，來防範馬克思那般人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比方鐵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東西，國內的一種基本實業，如果沒有這種實業，什麼實業都不能夠發達。像中國津浦鐵路沒有築成以前，直隸、山東和江北一帶地方都是很窮苦的，後來那條鐵路築成功了，沿鐵路一帶便變成很富饒的地方。又像京漢鐵路沒有築成以前，直隸、湖北、河南那幾省也是很荒涼的，後來因為得了京漢鐵路交通的利便，沿鐵路的那幾省便變成很富庶。當丕士麥秉政的時候，英國、法國的鐵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為基本實業歸富人所有，所以全國實業都被富人壟斷，社會上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丕士麥在德國便不許有這種毛病，便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把全國鐵路都收歸國有，把那些基本實業由國家經營；對於工人方面，又定了作工的時間，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金都一一規定。這些事業，本來都是社會黨的主張，要拿出去實行的；但是丕士麥的眼光遠大，先用國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國家經營鐵路、銀行和各種大實業，拿所得的利益去保護工人，令全國工人都是心滿意足。德國從前每年都有幾十萬工人到外國去做工，到了丕士麥經濟政策成功時候，不但沒有工人出外國去做工，並且有許多外國工人進德國去做工。丕士麥用這樣方法對待社會主義，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當沖打消的方法。用這種防止的方法，就是在無形中消滅人民要爭的問題。到了人民無問題可爭，社會自然不發生革命。所以這是丕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
現在就世界上民權發達一切經過的歷史講：第一次是美國革命，主張民權的人分成哈美爾頓和遮化臣兩派，遮化臣主張極端的民權，哈美爾頓主張政府集權，後來主張政府集權派佔勝利，是民權的第一次障礙。第二次是法國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權，拿去濫用，變成了暴民政治，是民權的第二次障礙。第三次是丕士麥，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權，成了民權的第三次障礙。這就是民權思想在歐美發達以來所經過的一切情形。但是民權思想雖然經過了三個障礙，還是不期然而然，自然去發達，非人力所能阻止，也非人力所能助長。民權到了今日，便成世界上的大問題。世界上的學者，無論是守舊派，或者是革新派，都知道民權思想是不能消滅的。不過在發達的時候，民權的流弊還是免不了的，像從前講平等自由也生出流弊一樣。總而言之，歐美從前爭平等自由，所得的結果是民權；民權發達了之後，便生出許多流弊。在民權沒有發達之先，歐美各國都想壓止他，要用君權去打消民權。君權推倒了之後，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障礙；後來實行民權，又生出許多流弊，更為民權的障礙。最後丕士麥見到人民主張民權，知道不能壓止，便用國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這也是民權的障礙。歐戰以後，俄國、德國的專制政府都推倒了，女子選舉權也有好幾國爭到手了，所以民權到了今日更是一個大問題，更不容易解決。
推到實行民權的原始，自美國革命之後，人民所得的頭一個民權，是選舉權。當時，歐美人民以為民權就是選舉權算了，如果人民不論貴賤、不論貧富、不論賢愚都得到了選舉權，那就算民權是充分的達到了目的。至於歐戰後三四年以來，又究竟是怎麼樣呢？當中雖然經過了不少的障礙，但是民權仍然是很發達，不能阻止。近來瑞士的人民，除了選舉權以外，還有創製權和復決權。人民對於官吏有權可以選舉，對於法律也應該有權可以創造、修改。創製權和復決權便是對於法律而言的。大多數人民對於一種法律，以為很方便的，便可以創製，這便是創製權；以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復決權。故瑞士人民比較別國人民多得了兩種民權，一共有三種民權，不只一種民權。近來美國西北幾邦新開闢地方的人民，比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種民權，那種民權是罷官權。在美洲各邦之中，這種民權雖然不能普遍，但有許多邦已經實行過了。所以美國許多人民現在得到了四種民權：一種是選舉權，二種是罷官權，三種是創製權，四種是復決權。這四種權在美國西北幾州已經行得很有成績，將來或者可以推廣到全美國，或者全世界。將來世界各國要有充分的民權，一定要學美國的那四種民權。由此四種民權實行下去，將來能不能夠完全解決民權的問題呢？現在世界學者看見人民有了這四種民權的思想，還不能把民權的問題完全來解決，都以為是時間的問題，以為這種直接的民權思想發生尚不久。從前的神權經過了幾萬年。君權經過了幾千年，現在此刻各國的君權，像英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君權還有多少問題，不過這種君權將來一定是消滅的。這些直接的民權，新近發生不過是幾十年，所以在今日還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大問題。
照現在世界上民權頂發達的國家講，人民在政治上是佔什麼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權呢？就最近一百多年來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和被選舉權。人民被選成議員之後，在議會中可以管國事。凡是國家的大事，都要由議會通過，才能執行；如果在議會沒有通過，便不能行。這種政體叫做「代議政體」，所謂「議會政治」。但是成立了這種代議政體以後，民權是否算得充分發達呢？在代議政體沒有成立之先，歐美人民爭民權，以為得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無上的民權。好像中國革命黨希望中國革命以後，能夠學到日本或者學到歐美，便以為大功告成一樣。如果真是學到了象日本、歐美一樣，可不可以算是止境，還要聽下文分解。歐美人民從前以為爭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心滿意足。我們中國革命以後，是不是達到了代議政體呢？所得民權的利益究竟是怎麼樣呢？大家都知道，現在的代議士都變成了「豬仔議員」，有錢就賣身，分贓貪利，為全國人民所不齒。各國實行這種代議政體都免不了流弊，不過傳到中國，流弊更是不堪問罷了。大家對於這種政體如果不去聞問，不想挽救，把國事都付託到一般豬仔議員，讓他們去亂作亂為，國家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外國人所希望的代議政體，以為就是人類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之計，那是不足信的。民權初生本經過了許多困難，後來實行又經過了許多挫折，還是一天一天的發達，但是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代議政體。各國到了代議政體就算是止境。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究竟是怎麼樣呢？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惟想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但是我們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所主張的民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我們要達到這種大目的，便先要把民權主義研究到清清楚楚。
今天所講的大意，是要諸君明白歐美的先進國家把民權實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種代議政體。我們拿這種制度到中國來實行，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民權的這個問題，在今日還是很難解決１[此處原有一「的」字，當為衍文，已刪。]。我以後對於民權主義還要再講兩次，便把這個問題在中國求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我們不能解決，中國便要步歐美的後塵；如果能夠解決，中國便可以駕乎歐美之上。
第五講
（四月二十日）１[底本原缺第五講日期，此系參照其他版本所補。]
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倣傚歐美。我們為什麼要倣傚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項說，歐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國進步得多。中國的武器，幾千年以來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還是用那幾種東西。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鎗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象歐美的洋槍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厲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義和團的勇氣始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鬥的情形，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炮，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槍炮。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體相搏。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便用機關鎗去掃射義和團。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鎗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畏懼，還不退卻，總是前仆後繼，死死的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終不敢通過楊村直進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請了大兵來幫助，才能夠到達北京，解各國公使館的圍。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籍，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用外國的新東西和中國的舊東西比較，就武器一項效力，自然是很明顯的。至於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鐵路、電報，也要比中國的挑#、驛站好得多。我們要轉運東西，火車當然是快過挑#、便利過挑#；要通消息，電報當然是迅速過驛站、靈通過驛站。再推到其餘種種關於人類日常生活的機器，和農工商所用的種種方法，也沒有不是比中國進步得多的。
所以，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倣傚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由於要崇拜外國、倣傚外國，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國思想；就是外國人只才想到、還沒有做到的新思想，我們也想拿來實行。十三年前革命，倣傚外國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體，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國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來實行。這是中國政治思想上一個最大的變動。在義和團以前，中國和外國已經通了商，早知道外國的好處也是很多，但是全國人的心理還不相信外國是真有文明；所以當義和團的時候，便把倣傚外國的鐵路和電報都毀壞了，就是外國的槍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時候還是要用中國的弓刀。以後因為失敗，又反過來信仰外國。在中國所用的無論什麼東西，都是要倣傚外國。由此可見，中國從前是守舊，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後來失敗，便不守舊，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倣傚外國；只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對於民權思想也有這種流弊。革命以後舉國如狂，總是要拿外國人所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至於民權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幾次所講的情形，是把外國爭民權的歷史和勝利之後所得的什麼結果，詳細的說明。由於那幾次的研究，便知民權政治在外國也不能夠充分實行，進行民權在中途也遇到了許多障礙。現在中國主張實行民權，要倣傚外國，便要倣傚外國的辦法。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師導。
自義和團以後，一般中國人的思想，時時刻刻、件件東西總是要學外國。外國的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學呢？比方用武器講，到底是外國的機關鎗厲害呢，還是中國的弓刀厲害呢？這兩種東西沒有比較，一定是外國的機關鎗要厲害得多。不但是外國的武器要比中國的厲害，就是其他各種東西，外國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就物質一方面的科學講，外國駕乎中國，那是不可諱言的。但是外國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麼樣呢？外國的政治哲學和物質科學兩種學問的進步，又是那一種最快呢？政治的進步遠不及科學。譬如兵學就是一種軍事科學，專就兵學講，外國的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國兵書，今日有沒有人還拿去用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書，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鬥艦。現在外國的戰鬥艦，每艘要值五千萬元以至於一萬萬元，能夠值這些錢的船，才叫做一隻兵船。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鬥艦為最快。戰鬥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戰以前的戰鬥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鬥艦有這樣的大變動，就是陸軍的槍炮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槍，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舊式。不但是武器在歐美是日日進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機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時時發明。所以外國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真是日新月異，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於在政治上，外國比較中國又是進步了多少呢？歐美兩三百年來經過許多次數的革命，政治上的進步雖然是比中國快得多，但是外國的政治書本，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臘有一位大政治哲學家叫做柏拉圖，他所著的《共和政體》那本書至今還有學者去研究１[今譯《理想國》。]，對於現在的政體還以為有多少價值可以供參考；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動，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那種科學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政治理論，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圖所寫的《共和政體》至今還有價值去研究，還是很有用處。所以外國政治哲學的進步，不及物質進步這樣快的。他們現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還沒有大變動。如果我們倣傚外國的政治，以為也是象倣傚物質科學一樣，那便是大錯。
外國的物質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們要學他，便很不容易趕上。至於外國政治的進步，比較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差得很遠的，速度是很慢的。像美國革命實行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現在能夠實行的民權，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實行的民權便沒有大分別。現在法國所行的民權，還不及從前革命時候所行的民權。法國在從前革命的時候，所行的民權是很充分的，當時一般人民以為不對，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國的民權還是沒有大進步。我們要學外國，便要把這些情形分別清楚。至於外國民權所以沒有大進步的原因，是由於外國對於民權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由前幾次所講的情形，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還是沒有辦法，民權的真理還是沒有發明；不過近兩三百年以來民權思想逐漸澎漲，在人事上想不通的問題，大家便聽其自然，順著潮流去做罷了。所以近來民權的發達，不是學者從學理上發明出來的，是一般人民順其自然做出來的。因為總是順其自然去做，預先沒有根本辦法，前後沒有想過，所以歐美實行民權在中途便遭了許多挫折，遇了許多障礙。中國革命以後，要倣傚歐美實行民權，歐美的民權現在發達到了代議政體，中國要跟上外國實行民權，所以也有代議政體。但是歐美代議政體的好處，中國一點都沒有學到；所學的壞處卻是百十倍，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這真是代議政體的一種怪現象。所以中國學外國的民權政治，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
照前幾回所講，大家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根本上還沒有辦法，所以我們提倡民權，便不可完全倣傚歐美。我們不完全倣傚歐美，究竟要怎麼樣去做呢？現在中國還有守舊派，那些守舊派的反動力是很大的。他們的主張是要推翻民國，恢復專制，去圖復辟，以為要這樣的辦法才可以救中國。我們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這個辦法是很不對的，所以要反對這個辦法，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民權，走政治的正軌。我們要走政治的正軌，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義。什麼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權第一講的定義說，政是眾人的事，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倣傚歐美，照樣去做，像倣傚歐美的機器一樣。歐美的機器，我們只要是學到了，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譬如電燈，無論在中國的什麼房屋，都可以裝設，都可以使用。至於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國自己的風土人情是怎麼樣，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雖然管理人類之政治法律條理，也是一種無形的機器，所以我們稱行政組織為機關。但是有形的機器是本於物理而成的，而無形的機器之政治是本於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學近數百年來已發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學近二三十年始起首進步，至今尚未有大發明。此所以有別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學歐美；管理人的方法，當然不能完全學歐美。因歐美關於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經老早想通了，至於那些根本辦法他們也老早解決了，所以歐美的物質文明，我們可以完全倣傚，可以盲從，搬進中國來也可以行得通。至於歐美的政治道理至今還沒有想通，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便要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如果一味的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我們要中國進步、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自己來實行民權，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
我們對於民權政治到底能不能夠想出辦法呢？我們要能夠想出辦法，雖然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但是要借鑒於歐美，要把歐美已往的民權經驗研究到清清楚楚。因為歐美民權雖然沒有充分發達、根本解決，但是已經有了很多的學者對於民權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學理的發明，而且在實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經驗也是很多的。那些經驗和學理，根本上都是應該拿來參考的。如果不參考歐美已往的經驗、學理，便要費許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歐美的覆轍。
現在各國學者研究已往民權的事實，得到了許多新學理，那是些什麼學理呢？最新的對於政治問題的，有一位美國學者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幸福。」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第一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第二說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政府成為萬能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聽人民的話呢？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像前次所講，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俾士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那個政府本是不主張民權的，本是要反對民權的，但是他的政府還是成了萬能政府。其他各國主張民權的政府，沒有那一國可以叫做萬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學者說：「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這個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是萬能。所以實行民治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便應該想方法去解決。想解決這個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應該要改變。」從前人民對於政府總是有反抗態度的緣故，是由於經過了民權革命以後，人民所爭得的自由平等過於發達，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過於充分，政府毫不能夠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國家雖然是有政府，便和無政府一樣。這位瑞士學者看出了這個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張人民要改變對於政府的態度。他究竟要人民變成什麼態度呢？人民的態度對於政府有什麼關係呢？譬如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說，中國人在這幾千年中對於政府是什麼樣的態度呢？我們研究歷史，總是看見人稱讚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的政府是中國人常常羨慕的政府，中國人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是希望有那樣的政府，替人民來謀幸福。所以歐美的民權思想沒有傳進中國以前，中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以為有了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樂，便可以享幸福，這就是中國人向來對於政府的態度。近來經過了革命以後，人民得到了民權思想，對於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滿意，以為他們都是專制皇帝，雖美亦不足稱。由此便知民權發達了以後，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無論如何良善，皆不滿意。如果持這種態度，長此以往，不想辦法來改變，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現在世界上要改變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改變，至於怎麼樣改變的辦法，至今還沒有想出。
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我的辦法就是象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一樣，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這是什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能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究竟什麼是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要講清楚這個分別，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一說。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築一間大洋樓，不是一種尋常人能夠造成的，先要有一個工程師，把想做的洋樓，關於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等到通盤計算好了，便繪一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圖樣的，只有照工頭的吩咐，聽工頭的指揮，或者是某處放一塊磚，某處加一片瓦，做那種最簡單的事。工頭又是不能夠通盤計算去繪圖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咐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是後知後覺；砌磚蓋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頭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做出來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真是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前幾天有一位在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見我，和我談天，談了頗久之後，我順便問他一句話說：「現在高麗的革命是什麼樣情形呢？能不能夠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沒有什麼話可答。我又問他說：「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麼樣呢？」他說：「只看高麗人將來的民權思想，究竟是怎麼樣。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民權，我們一定是把政權交還他們的。但是現在的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治理高麗。」這種說話未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對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所以自命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為自己打算，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
照以前所講的情形，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辦法，今日我們要解決民權問題，如果倣傚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歐美既無從倣傚，我們自己便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新方法，是象瑞士的學者最新的發明，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但要改變態度，就是要把權與能來分開。權與能要怎麼樣分開呢？我們要把他研究到清楚，便應該把前幾次所講的情形，重提起來再說。第一件，什麼是叫做民權呢？簡單的說，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中國有兩句古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說「庶人不議」。可見從前的政權是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關人民的事。今日我們主張民權，是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麼，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
照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餘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上無愧於天，下無作於民。他們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目的，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後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因為他們有這兩種長處，所以對於政治能夠完全負責，完全達到目的。中國幾千年來，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後人崇拜，其餘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於有許多皇帝後人連姓名都不知道。歷代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有很好的本領、很好的道德，其餘都是沒有本領、沒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沒有道德，但是很有權力的。
大家都把中國歷史看得是很多的，尤其是《三國演義》，差不多人人都看過了。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很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所輔的主，先是劉備，後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沒有一點能於。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劉備臨死的時候，便向諸葛亮說：「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劉備死了以後，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阿斗雖然沒有用，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這樣看來，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有能幹，但是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麼政事都付託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為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能夠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的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什麼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象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的，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現在歐美人民反對有能的政府，瑞士學者要挽救這種流弊，主張人民改變態度，不可反對有能的政府。但是改變了態度以後，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他們還沒有發明。我現在所發明的，是要權與能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如果權與能不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總是不能改變。當時阿斗知道自己無能，把國家全權托到諸葛亮，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諸葛亮上「出師表」，便獻議到阿斗把宮中和府中的事要分開清楚：宮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麼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所以我們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是要分開的。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分開呢？大家要拿一個遠大眼光和冷靜見解來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別清楚。
大家此時對於政府有一種特別觀念，這種觀念是怎麼樣發生的呢？是由於幾千年專制政體發生的。因為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多是無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在中國的四萬萬人，就做過了幾千年奴隸。現在雖然是推翻專制，成立共和政體，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還有專制的觀念，還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因為再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對政府的觀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態度。所以現在人民反抗政府的態度，還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動生出來的。換句話說，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變而為排斥政府的心理。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對，現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對的。我們要打破這種不對的心理，便要回顧到幾萬年和幾千年以前的政治歷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專制皇帝沒有發達以前，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他們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當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中國的君權是從堯舜以後才發達的。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才可以組織政府。譬如從前所講人同獸爭的野蠻時代，國家的組織沒有完全，人民都是聚族而居，靠一個有能的人來保護。在那個時候，人民都怕毒蛇猛獸來侵害，所以要奉一個有能的人負保護的責任。當時保護的任務，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夠打勝毒蛇猛獸的人，就是當時很有能幹的人。當時人同獸打，沒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要個人的體魄很強壯，所以在當時體魄很強壯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除了會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國還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動植物的危險，復可製出種種美味，適於口腹之慾，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麼人的事？就是廚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說廚子做皇帝。神農嘗百草，發明了許多藥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勞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嘗百草是什麼人的事呢？就是醫生的事。所以神農由於嘗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說醫生做皇帝。更推到軒轅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縫做皇帝；有巢氏教民營宮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由中國幾千年以前的歷史看起來，都不是專以能夠打得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幹、有新發明、在人類立了功勞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組織政府。像廚子、醫生、裁縫、木匠那些有特別能幹的人，都是做過了皇帝的。
從前有一位美國教授，叫做丁韙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遊玩，遇到了一個農夫，和農夫談起話來。那個農夫便問丁韙良說：「外國人為什麼不到中國來做皇帝呢？」丁韙良反問農夫說：「外國人可以來做皇帝嗎？」那個農夫便指田邊所掛的電線說：「能做這種東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國皇帝了。」那個農夫的思想，以為只有一根鐵線便可以通消息傳書信，做這種鐵線通消息的人當然是很有本領的，有這樣大本領的人當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證明中國人的一般心理，都以為是大本領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國自堯舜以後，那些皇帝便漸漸變成專制，都要家天下，不許人民自由擁戴有本領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現在四萬萬人用投票的方法選舉皇帝，如果給以充分的民權，人民能夠自由投票，絲毫不受別種勢力的干涉，同時又有堯舜復生，究竟是選舉誰來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選舉堯舜來做皇帝。中國人對於皇帝的心理，不像歐美人對於皇帝的那樣深惡痛絕，因為中國皇帝的專制沒有歐洲皇帝的那麼厲害。
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皇帝專制達到了極點，人民都視為洪水猛獸，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對於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東西象政府一樣，也是一齊要排斥。歐美現在實行了民權，人民有了大權，要排斥政府實在是很容易的。像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諸葛亮，那還不容易嗎？如果阿斗要排斥諸葛亮，試問西蜀的政府能不能夠長久呢？能不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呢？阿斗見到了這一層，所以便把政治的全權都付託到諸葛亮，無論是整頓內部是由他，南征是由他，就是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們現在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萬萬個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是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便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作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們四萬萬人可以實行皇帝的職權，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歐美人民對於政府不知道分別權與能的界限，所以他們的民權問題發生了兩三百年，至今還不能解決。
我們現在主張要分開權與能，再拿古時和現在的事實比較的來說一說。在古時能打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現在的富豪家庭也請幾位打師來保護，好像上海住的軍閥官僚，在各省鏟了地皮、發了大財之後，搬到上海的租界之內去住，因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錢，他便請幾個印度巡捕在他的門口保護。照古時的道理講，能保護人的人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護那些官僚軍閥的印度巡捕，便應該做那些官僚軍閥的皇帝。但是現在的印度巡捕，決不能問那些官僚軍閥的家事。從前赤手空拳的打師都是做皇帝，現在有長槍的印度巡捕更是應該要做皇帝。那些官僚軍閥不把他當作皇帝，只把他當作奴隸。那種奴隸有了槍，雖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軍閥只能夠在物質一方面給些錢，不能夠在名義上叫他做皇帝。像這樣講，古時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時的皇帝。再進一層說，保護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門的印度巡捕，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現在有錢的那些人組織公司、開辦工廠，一定要請一位有本領的人來做總辦，去管理工廠。此總辦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股東就是有權的人。工廠內的事，只有總辦能夠講話，股東不過監督總辦而已。現在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民國的總統，便是總辦。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門家看。如果有了這種態度，股東便能夠利用總辦整頓工廠，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貨物，可以令那個公司發大財。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迅速。從前日本維新，只有幾十年便富強起來。從前德國也是很貧弱的國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麥執政，結合聯邦，勵精圖治，不到幾十年便雄霸歐洲。其他實行民權的國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國的進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於民權問題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把國家的大事付託到有本領的人。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用專門家。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開辦工廠便要用工程師，對於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實行用政治專門家的原因，就是由於人民的舊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是要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像最新發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東西，是街上的汽車。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車的時候，沒有駕駛的車伕，沒有修理的工匠。我從前有一個朋友，買了一架汽車，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伕，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那是很麻煩的，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現在，有許多的汽車伕和機器匠，有汽車的主人，只要出錢雇他們來，便可以替自己來駕駛，替自己來修理。這種汽車伕和機器匠，就是駕駛汽車和修理汽車的專門家，沒有他們，我們的汽車便不能行動，便不能修理。國家就是一輛大汽車，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車伕。歐美人民始初得到了民權，沒有相當的專門家，就像二十多年以前有錢的人得了一輛汽車一樣，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修理、自己去駕駛不可。到了現在，有了許多有本領的專門家，有權力的人民便應該要聘請他們，不然就要自己去駕駛、自己去修理，正所謂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就這個比喻，更可分別駕駛汽車的車伕是有能而無權的，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由於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伕。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才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
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著急起來，找著汽車伕，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分鐘之內，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伕答應說：「一定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伕自由去駕駛，向目的地出發。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國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才是捷徑。但是我的汽車伕從開車以後所走的路，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他先由豐寧路再繞道德宣路，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才抵東山。當時汽車走得飛快，聲音很大，我不能夠和車伕說話，心裡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個車伕，以為車伕和我搗亂，是故意的走彎曲路阻遲時候。此時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別緣故，要做非常的事，國民不知道，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至於那個車伕選擇那一條路走，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伕說：「為什麼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伕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是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馬路和外擺渡橋是從空間上著想。那個車伕是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很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彎一點，多走幾里路，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在限定鐘點以內可以趕到。他的這樣打算，是從時間上著想。那個車伕不是哲學家，本不知道用什麼時間、空間去打算，不過他是專門家，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彎路，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假若當時我不給車伕以全權，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條路便走那一條路，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可以趕到。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所以當時那個車伕走彎路，我便發生誤會，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彎路的道理。民國的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學我那次到虹口對於車伕的態度一樣，把他當作是走路的車伕。能夠有這樣的眼光，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
歐美人民現在對於政府持反對的態度，是因為權與能沒有分開，所以民權的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實行民權，便不要學歐美，要把權與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還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已經想出了辦法，知道人民要怎麼樣才對於政府可以改變態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那才能夠避了歐美的紛亂，不蹈歐美的覆轍。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該要改變，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伕，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是那一種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國家才有辦法，才能夠進步。
第六講
（四月二十六日）
現在歐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學者，都說政府是機器，法律是機器之中的工具。中國很多的政治法律書籍都是從日本譯過來的，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作「機關」。這個機關的意思，就是中國人所常說的機器一樣。我們中國人從前說機關，是機會的意思，從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成了機關之後，就和機器的意思相同。所以從前說政府衙門，現在說是行政機關、財政機關、軍事機關、教育機關。這種種機關的意思，和日本人所說的政府機關是一樣的解釋，沒有絲毫分別。現在說機關就是機器，好比說機關鎗就是機器槍一樣。由此便知道機關和機器兩個名詞，是一樣的意思。因為機關和機器的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機關就可以說是行政機器。至於行政機器和製造機器，有什麼分別呢？製造機器完全是用物質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鋼鐵和皮帶種種東西湊合起來，便做成製造機器。行政機器完全是用人組織成的，種種動作都是靠人去活動，不是靠物去活動。所以行政機器和製造機器有大大的分別。最要緊的分別，就是行政機器是靠人的能力去發動的，製造機器是靠物的能力去發動的。
照前幾次所講的民權情形，便知道近來的歐美文化是很發達的，文明是很進步的。分析起來說，他們的物質文明，像製造機器那些東西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人為機器，像政府機關這些東西的進步，是很慢的。這個理由，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物質機器做成了之後易於試驗，試驗之後，不好的易於放棄，不備的易於改良。人為機器成立了之後很不容易試驗，試驗之後，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當作不好的物質機器看待，變成廢鐵，那是做不來的。因為這個理由，所以歐美的製造機器進步很快，行政機器進步很慢。譬如民權風潮，在歐美發生了之後，各國都想實行民權。最早的是美國，美國自開國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開國時所行的民權，和現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現在所用的憲法，就是開國時候的聯邦憲法。那種聯邦憲法經過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沒有大更改，至今還是應用他。至於大多數的製造機器，發明的年代也不過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舊機器，現在有沒有人去用他呢？從前的舊機器老早變成了廢鐵，現在農工商業中所有的機器，沒有十年以前的舊東西。因為每過十年，便有此很多的新發明，很多的新改良，沒有那一年不是有進步的。說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機關，至今還是應用他。這便是由於用人活動的機關，當中活動的人固然可以隨時改換，但是全體組織不容易根本改造。因為習慣太久，陳陳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時去改造，把舊組織完全廢棄，那是做不到的。由於這個道理，歐美的物質機器近來很容易進步，進步是很快的；人為機器向來便難於進步，進步是很慢的。
我在前兩次講演民權，便說歐美對於民權政治至今沒有根本辦法。他們為什麼沒有辦法呢？就是因為他們把人為的機器，沒有精良去試驗。說到物質的機器，自最初發明時代以至於現在，不知道古人經過了幾千次的試驗和幾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機器。由現在所見的機器回顧到最初發明時代，是什麼情形呢？如果大家讀過了機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發動機的歷史說，在最初發明的時候，只有一個方向的動力，沒有和現在一樣的兩個方向之動力。現在做種種工作的機器，像火車輪船，都是有來回兩個方向的動力。那個動力的來源，是把水盛在鍋內，再用煤在爐底燒很大的火，把水燒到沸騰，變成蒸汽，到了水變成蒸汽之後，便有很大的膨脹力，用一個汽管把蒸汽由鍋中導入一個機器箱，這個機器箱，中國話叫做「活塞」，外國話叫做「比士頓」１[英文piston的譯音。]。這個活塞就是令機器發動的東西，是機器全體中最要緊的一部分。機器之所以發動，是由於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後，由蒸汽之膨脹力，便推動活塞，令活塞前進。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盡了以後，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動活塞，來往不息，機器的全體便運動不已。運動的原料從前用水，現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揮發的油，化為氣體去推動活塞。各種機器發動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樣的道理。由於活塞的運動，往返不已，便旋轉機器。我們要想用來做什麼工作，便可以做什麼工作。譬如行船拉車，就是走路的機器，一天可以走幾千里；就是運輸的機器，要運多少貨物，便可以載多少貨物。到現在看起來，是妙極了的東西。但是推到最初發明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最初發明的活塞，構造極簡單，只能夠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過去，再不能夠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來。所以當初活塞的運動，只有一個前進的方向，再沒有回頭的方向。因為這個原因，從前用機器做工便有許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發明的機器去彈棉花，每用一架機器，便要用一個小孩子站在機器的旁邊，等到活塞前進了之後，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棒拉回來，然後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過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來幫助。比較現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幫助，該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後來是怎麼樣造成現在這樣便利的活塞呢？當中所經過的階級是什麼情形呢？當時做那種機器的工程師，毫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活塞拉回來。至於在那個時候的棉花工廠本不很大，所用的機器力，雖然是只有一個方向，但是在一個工廠之內，只有十多架機器。不過一架機器要用一個小孩子去幫助，有了十多架機器，便要用十幾個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種機器，時時刻刻做一個動作，便覺得很無趣味，很覺得討厭。因為那些小孩子覺得那種工作討厭，所以要有工頭去監視，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懶。工頭一離開了工廠，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機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個很聰明又很懶怠的小孩子，不情願總是用手去拉那架機器，想用一個方法代手去拉，於是乎用一條繩和一根棍綁在那架機器的上面，令活塞推過去了之後，又可以自動的拉回來。那個小孩子不必動手去拉他，便可以自動的來回，運轉不已。由於那一個小孩子的發明，便傳到那十幾個小孩子的全體。那些全體的小孩子，因為都得了棍和繩的幫助，機器都可以自動，所以大家都去玩耍，不管機器的工作。等到工頭回廠之後，看見那些小孩子都在玩耍，都沒有站在機器旁邊去拉回活塞棒，便驚訝起來說：「為什麼這些小孩子不拉機器，機器還能夠自動的來往，繼續作工呢？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麼把戲呢？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頭在當時因為覺得很奇怪，便去考察機器之所以自動來回的緣故，更把考察的結果去報告工程師。後來工程師明白那個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漸改良，做成了今日來回自如的機器。
民權政治的機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沒有改變。我們拿現在民權政治的機器來看，各國所行的民權，只有一個選舉權。這就是人民只有一個發動力，沒有兩個發動力。只能夠把民權推出去，不能夠把民權拉回來，這好像始初的發動機一樣。但是從前有一個幫助機器的懶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條繩和一根棍，藉機器本體的力量，可以令機器自動的來回；至於現在的民權政治中，還沒有這種懶小孩子發明那種拉回民權的方法。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民權政治的機器用過了一百多年，至今還只有一個選舉權。從有了選舉權以後，許久都沒有別的進步。選舉出來的人究竟是賢與不肖，便沒有別的權去管他。像這種情形，就是民權政治的機器不完全。因為這種機器不完全，所以民權政治至今還沒有好辦法，還沒有大進步。我們要這種機器進步，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呢？照前一次所講的道理，是要把權和能分清楚。
現在還是用機器來比喻，機器裡頭各部的權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部是做工，那一部是發動，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機器說，現在最大的船有五六萬噸，運動這樣大船的機器，所發出來的力量有超過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個管理的人，要全船怎麼樣開動，便立刻開動；要全船怎麼樣停止，便立刻停止。現在機器的進步，到了這種妙境。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候，如果一種機器發出來的力量到了幾百匹或者幾千匹馬力，便不敢用他。因為馬力太大，便沒有人能夠管理。通常說機器的大小，都是用馬力做標準。一匹馬力是多少呢？八個強壯人的力合壟〔攏〕起來，便是一匹馬力。如果說一萬匹馬力，便是有八萬個人的力。現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機器所發出的原動力，有從十萬匹到二十萬匹馬力的。像這樣大力的機器，是沒有別樣東西可以抵當得住的。在尋常的機器，一萬匹馬力便有八萬個人的力，若是那麼樣大力的機器，管理的方法不完全，那麼機器全體一經發動之後，便不能收拾，所謂能發不能收。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從前發明機器的人去試驗機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於這種結果，在機器界打死的發明家，世界歷史中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國有一個名詞叫做「化蘭京士丁」１[英文Frankenstein的譯音。這原是英國作家謝利（M．W．Shelley）小說中一個科學家的名字。]，就是能發不能收的機器。到了後來，機器的構造天天改良，天天進步，雖然有十萬匹或者二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從容去管理，沒有一點危險。說到十萬匹馬力，便是有八十萬個人的力，二十萬匹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萬個人的力，若是專有這樣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現在軍隊的力量，到了一兩萬人便不容易管理。機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萬人之多，一個人還可以從容管理。由此便可見近來的機器是很進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
現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學者，都以政府為機器，以法律為工具。此刻的民權時代，是以人民為動力。從前的君權時代，是以皇帝為動力，全國的動作是發源於皇帝。在那個時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越顯尊嚴，有了強有力的政府，皇帝的號令才容易實行。因為皇帝是發動機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為所欲為。譬如修內治、勤遠略，整軍經武，他要想做什麼，便可以做什麼。故在君權時代，政府的力越大，對於皇帝只有利而無害。到了民權時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動力，為什麼人民不願意政府的能力太大呢？因為政府的力量過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來壓迫。從前被政府的壓迫太過，所受的痛苦太多，現在要免去那種壓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代，一個機器推過去了以後，只用一個小孩子便可以拉回來，由此便知道在那個時候，一個機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過是幾匹馬力；如果有了一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當然不是一個小孩子可以拉得回來的。當時因為管理機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樣小力的機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現在是民權初發達的時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動力固然是發源於人民，但是人民發出了動力之後，還要隨時可以收回來，像那樣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幾萬匹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夠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現在歐美各國的人民恐怕強有力的政府，好比從前的工廠怕有大馬力的機器是一樣的道理。當初那種小力的機器，如果不想方法來改良，那種機器一定是永遠沒有進步，一定是永遠還要人去拉。但是後來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現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機器的自身便可以來回自動。至於政治的機器，人民總不知道想方法來改良，總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發達，民權沒有進步。照現在世界的潮流說，民權思想是一天一天的進步，管理民權政治的機器還是絲毫沒有進步。所以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沒有根本辦法，就是這個理由。
照我前一次所講的根本辦法說，權與能要分別清楚，用機器來做比喻，什麼是有能力的東西呢？機器的本體，就是有能力的東西。譬如十萬匹馬力的機器，供給了相當的煤和水之後，便可以發生相當的能力。什麼是有權的人呢？管理機器的工程師，就是有權的人。無論機器是有多少馬力，只要工程師一動手，要機器開動，便立刻開動，要機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師管理機器，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好像輪船火車，一開機器，便可以要輪船火車走得很快，一停機器，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機器是很有能的東西，工程師是很有權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權和能分開了，也要象工程師管理機器一樣。在民權極盛的時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國民大會上去發表，對於政府加以攻擊，便可以推翻，對於政府加以頌揚，便可以鞏固。但是現在的權與能不分，政府過於專橫，人民沒有方法來管理。不管人民是怎麼樣攻擊，怎麼樣頌揚，政府總是不理，總是不能發生效力。現在世界上的政治不進步，民權思想很發達，無論那一國的人民，對於政治機關的現狀總是不合他們心理上的用法。
中國此刻正是改革時代，我們對於政治主張實行民權。這種民權思想，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我們近來想學歐美的新思想，造成一個完全的民治國家。最初想造成這種國家的時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為完全倣傚歐美，步歐美的後塵，把歐美的東西完全抄過來，中國的民權便算是很發達，便可以算是止境。當初的這種思想，並不是全錯。因為中國從前的專制政體過於腐敗，我們如果實行改革，打破了專制以後做建設的事業，能夠學到象歐美，就比較上說當然是很好。但是歐美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社會的現狀是不是心滿意足呢？如果我們細心考察歐美的政治社會，所謂革命的先進國家象美國、法國的人民，現在還是主張改良政治，還是想要再來革命。他們革命不過一百多年，為什麼還要再來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證明我們從前以為學到了象歐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對。由此便知就令是我們學到了象美國、法國一樣，法國、美國現在還是要革命，我們到了百十年之後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為法國、美國現在的政治機器還是有很多的缺點，還是不能滿足人民的慾望，人民還是不能享圓滿的幸福。像這樣講來，所以我們現在提倡改革，決不能夠說學到了象現在的歐美便算是止境，便以為心滿意足。我們步他們的後塵，豈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還再要起革命嗎？若是再起革命，那麼此次的革命豈不是徒勞無功嗎？
我們要現在的革命不是徒勞無功，想存一個長治久安之計，所謂一勞永逸，免將來的後患。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得到呢？歐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國來行呢？我們試拿歐美最新的物質文明說，譬如交通上最要緊的東西是鐵路。東方國家仿造鐵路最早的是日本，中國近來才知道鐵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築鐵路。所以中國仿造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但是用中國和日本現在的鐵路來比較，中國和日本的火車，大家如果都是坐過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鐵軌是很窄的，車是很小的；中國的滬寧和京漢鐵路，那些鐵軌都是很寬的，車是很大的。為什麼中國建築鐵路在日本之後，所做的車和軌還是比日本的寬大呢？就是因為中國所學的是歐美的新發明，日本所學的是歐美的舊東西，若是中國建築鐵路，不照歐美的新發明，只學日本的舊東西，可不可以算是滿足呢？歐美從前只有那樣的窄鐵路和小火車，日本最初去學他，便在無形之中上了大當。我們現在建築鐵路，可不可以也學那種不便利的舊東西呢？但是中國近來建築鐵路，不學日本不便利的舊東西，要學歐美很便利的新發明。所以中國現在的鐵路好過日本，這所謂是後來者居上。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現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學歐美從前的舊東西，要把歐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們政治的進步究竟是到了什麼程度，我們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
我在前一次講過了，歐美對於民權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徹底。因為不徹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衝突。因為民權是新力量，政府是舊機器。我們現在要解決民權問題，便要另造一架新機器，造成這種新機器的原理，是要分開權和能。人民是要有權的，機器是要有能的。現在有大能的新機器用人去管理，要開動就開動，要停止就停止。這是由於歐美對於機器有很完全的發明，但是他們對於政治還是沒有很完全的發明。我們現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無從學起，便要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要我們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可不可以做得到呢？中國人從經過了義和團之後，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總是信仰外國，不敢信仰自己。無論什麼事，以為要自己去做成、單獨來發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歐美的後塵，要倣傚歐美的辦法。至於在義和團之前，我們的自信力是很豐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為中國固有的文明、中國人的思想才力是超過歐美，我們自己要做到什麼新發明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現在，便以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歐美的文明，只在物質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專就物質文明的科學說，歐美近來本是很發達的。一個人對於一種學問固然是有特長，但是對於其餘的各科學問未必都是很精通的，還有許多都是盲然的。他們的物質科學，一百多年以來發明到了極點，許多新發明真是巧奪天工，是我們夢想不到的。如果說政治學問，他們從前沒有想到的我們現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沒有理由。歐美的機器近來本有很完全的進步，但是不能說他們的機器是進步，政治也是進步。因為近兩百多年以來，歐美的特長只有科學，大科學家對於本行的學問固然是有專長，對於其餘的學問象政治哲學等，未必就有兼長。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一證明。
英國從前有一位大科學家，在近來世界上的學問家之中，沒有那一個能夠駕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紐頓１[令譯牛頓，下同。]。紐頓是什麼人呢？他是一個很聰明很有學問的人。他在物理學中，有很多超前絕後的發明，最著名的是「萬有引力」。紐頓推出來的「萬有引力」，是世界上頭一次的發明，是至今科學中的根本原理。近來世界上許多科學原理的新發明，沒有那一種能夠駕乎萬有引力學說之上的。紐頓對於科學既是有這樣的特別聰明，試看他對於別的事情是不是一樣的聰明呢？照我看起來，卻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證明紐頓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紐頓一生除了讀書、試驗之外，還有一種嗜好，他的嗜好是愛貓。他養了大小不同的兩個貓，出入總是跟著他。因為他很愛那兩個貓，所以貓要怎樣行動，他便怎麼樣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內讀書、試驗，貓要出門，他便停止一切工作，親自去開門讓貓出去。如果貓要進到房內，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開房門讓貓進來。那兩個貓終日總是出出入入，弄到牛頓開門關門，是麻煩不堪的。所以有一天，牛頓便要想一個方法，讓那兩個貓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擾亂他的工作，總是去開門關門。他所想出來的是什麼方法呢？就是把房門開兩個孔，一個是很大的，一個是很小的。在紐頓的思想，以為在門上所開的大孔，便可以令大貓出入；在門上所開的小孔，便可以令小貓出入。像這種思想還是大科學家的聰明，這件事實還是大科學家做出來的。照普通的常識講，開一個大孔，大貓可以出入，小貓也當然是可以出入，那麼開一個大孔便夠了，又何必要枉費工夫多開一個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開一個孔，大科學家的紐頓偏要開兩個孔，這是不是可笑呢？科學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呢？由此便可以證明，科學家不是對於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科學家有了一藝的專長，未必就有種種學問的兼長。
歐美科學在近幾十年以來，本來是進步到了極點，所以做出來的物質機器有往返的兩面動力，來回可以自動。但是做成的政治機器，還只有一面的動力，人民對於政府的權力只能夠發出去，不能夠收回來。我們現在主張民權，來改造民國，將來造成的新民國一定是要徹底。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在歐美的先進國家無從完全倣傚，我們自己便要另想一個新辦法。這種新辦法，歐美還沒有完全想到，我們能不能夠想到呢？要答覆這個問題，自己便不可以輕視自己，所謂妄自菲薄。此刻民權潮流傳進中國來了，我們歡迎這種潮流，來改造國家，自己的新辦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獨立國家，從前政治的發達，向來沒有假借過外國材料的。中國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進的國家，外國的材料向來無可完全倣傚。歐美近來的文化才比中國進步，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才主張革命。此刻實行革命，當然是要中國駕乎歐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國家。我們要達到這種目的，實在是有這種資格。不過歐美現在的民權政府，還是不能完全倣傚。他們的政府已經成了舊機器，我們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機器，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機器，世界上有沒有新材料呢？現在散在各國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過要先定一個根本辦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張的分開權與能，便是這一種的根本辦法。根本辦法定了之後，去實行民權，還要分開國家的組織與民權的行使。歐美的根本辦法沒有想通，不能分開權與能，所以政府能力不能擴充。我們的根本辦法已經想通了，更進一步，就是分開政治的機器。要分開政治的機器，先要明白政治的意義。
我在第一講中，已經把政治這個名詞下了一個定義，說：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器就是象物質的機器一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要怎麼樣才可以分別清楚呢？根本上還是要再從政治的意義來研究。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這兩個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這是什麼意思呢？好比有十萬匹馬力的輪船機器，那架機器能夠發生十萬匹馬力來運動輪船，這便是機器本體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樣，這種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權。至於這樣大的輪船，或者是要前進，或者是要後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轉，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師，用很完全的機器，才可以駕駛，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駕駛、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樣大力的輪船，要怎麼樣開動便是怎麼樣開動，要怎麼停止便是怎麼樣停止。這種開動、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輪船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樣，這種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權。我們造新國家，好比是造新輪船一樣，船中所裝的機器，如果所發生的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當然是很慢，所載的貨物當然很少，所收的利息當然是很微。反過來說，如果所發生的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當然是極快，所載的貨物當然是極多，所收的利息也當然是極大。假設有一隻大輪船，其中所裝的機器可發生十萬匹馬力，每小時可以走二十海里，來往廣州、上海一次，在兩個星期之內可以賺十萬塊錢。如果是另造一隻極大的輪船，其中裝一架新機器可以發生一百萬匹馬力，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照比例算起來，那麼來往廣州、上海一次，只要一個星期便可賺一百萬塊錢。現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輪船，每小時不過走二三十海里，如果我們所造的新輪船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沒有別的輪船能夠來比賽。我們的輪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新輪船。創造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在國家之內，所建設的政府只要他發生很小的力量，是沒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當然是很微。若是要他發生很大的力量，是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當然是極大。假設在世界上的最大國家之內，建設一個極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國家豈不是駕乎各國之上的國家，這個政府豈不是無敵於天下的政府？
歐美到了今日，為什麼還是只造有大馬力的機器之輪船，不造極強有力的政府之國家呢？因為他們現在的人民，只有方法來管理大馬力的機器，沒有方法來管理強有力的政府。而且不要小馬力的舊船，另外造一隻大馬力的新船，是很容易的事。至於國家，已經是根深蒂固，有了沒有力的舊政府，要另外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新政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說到我們中國人口，有了四萬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領土寬闊，物產豐富，都要在美國之上。美國成了現在世界上最富最強的國家，沒有那一國可以和他並駕齊驅。就天然的富源來比較，中國還應該要駕乎美國之上。但是現在的實情，不但是不能駕乎美國之上，並且不能夠和美國相提並論。此中原因，就是我們中國只有天然的資格，缺少人為的工夫，從來沒有很好的政府。如果用這種天然的資格，再加以人為的工夫，建設一個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發生極大力量運動全國，中國便可以和美國馬上並駕齊驅。
中國有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後，我們便不要象歐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因為在我們的計劃之中，想造成的新國家，是要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權，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歐美從前不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只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下的機器，就是因為機器的構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機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現在，機器很進步，機器本體的構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機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極大馬力的機器。我們要造政治的機器，要政治的機器進步，也是要跟這一樣的路走，要有構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機關，同時又要有管理這個機關很周密的民權方法。歐美對於政府因為沒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們的政治機關至今還是不發達。我們要不蹈他們的覆轍，根本上要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分開權與能。把政治的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府權，一個是人民權。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作機器，把人民當作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
現在機器的構造很進步，不但是有機器知識的人可以來管理，就是沒有機器知識的小孩子也可以來管理。譬如現在所用的電燈，從前發明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因為電是和雷一樣，是很危險的東西，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便打死人。因為這個緣故，從前發明電的科學家不知道受過了多少犧牲。因為所受犧牲太多，危險太大，所以發明了電光很久，還不敢拿來做燈用。後來發明了管理電的方法很周密，只要一轉接電鈕，便可以開閉。這樣一轉手之勞，是很便利很安全的，無論是那一種沒有電學知識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或者是鄉下極無知識愚民，都可以用手來轉他。所以現在便把極危險的電光拿來做燈用。其他各種機器的進步，也是和這一樣的情形。比方最新發明大機器，是飛天的機器，也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最初發明的時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像從前廣東的馮如，他是什麼人呢？就是製造飛機的人，就是駕駛飛機跌死了的人。在從前發明飛機的時候，沒有人知道用這個機器去飛，所以製造飛機的人又要做飛機師。最初做飛機師的人，一來由於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不周密，二來由於向來沒有經驗，不知道怎麼樣來用這種機器。所以飛到天空之中，常常跌到地下，死了許多人。因為死了很多的人，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飛機。現在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很周密，許多人都知道飛到了天空之中，像鳥雀一樣，來往上下，非常的便利，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飛機。因為普通人都敢去坐這種機器，所以近來便把他用作交通的機器。好像我們由廣東到四川，道路很遠，當中又有敵人，水陸路的交通很不便利，便可坐飛機，由天空之中一直飛到四川。
現在中國有了民權的思想，但是關於這種思想的機器，世界上還沒有發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制，做一個很安全的接電鈕，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便知道用他，然後才可以把這種思想做成事實。中國人得到民權思想本是在歐美之後，好像築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一樣。日本築鐵路雖然是在我們之先，但是所築的鐵路是舊東西，不合時用，我們新築成的鐵路是很合時用的東西。至於我們在歐美之後，要想有什麼方法才可以來使用民權呢？這種方法想通了，民權才可以供我們的使用。若是這種方法沒有想通，民權便不能供我們的使用。如果一定要去使用，便是很危險，便要打死人。現在世界上有沒有這種方法呢？在歐洲有一個瑞士國，已經有了這幾部分的方法，已經試驗了這幾部分的方法。這是徹底的方法，是直接的民權，不過不大完全罷了。至於歐洲的那些大國，就是這不完全的方法還是沒有試驗。因為試驗這幾部分之方法的國家，只有瑞士的一個小國，沒有別的大國，所以許多人便懷疑起來，說這幾部分的方法只有在小國能夠使用，在大國不能夠用。歐洲的大國為什麼不用這幾部分的方法呢？這個理由，就是象日本已經有了小鐵路，再要改造大鐵路，便要費很久的時間，花很多的錢，是很不經濟的事。因為畏難苟安，注重經濟，所以他們的先進國家就是知道了這些新式的發明，還是不採用他。說到我們中國，關於民權的機器，從前沒有舊東西，現在很可以採用最近最好的新發明。
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麼最新式的發明呢？第一個是選舉權。現在世界上所謂先進的民權國家，普遍的只實行這一個民權。專行這一個民權，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夠用呢？專行這一個民權，好比是最初次的舊機器，只有把機器推到前進的力，沒有拉回來的力。現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選舉權之外，第二個就是罷免權。人民有了這個權，便有拉回來的力。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這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機器的自動。國家除了官吏之外，還有什麼重要東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謂有了治人，還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製權，這就是第三個民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要政府執行修改的新法律，廢止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復決權，這就是第四個民權。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徹底的直接民權。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民權。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四萬萬人要怎麼樣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這四個民權來管理國家的大事。所以這四個民權，就是四個放水制，或者是四個接電鈕。我們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來水；有了接電鈕，便可以直接管理電燈；有了四個民權，便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這四個民權，又叫做政權，就是管理政府的權。
至於政府自己辦事的權，又可以說是做工權，就是政府來替人民做工夫的權。人民有了大權，政府能不能夠做工夫，要做什麼樣的工夫，都要隨人民的志願。就是政府有了大權，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隨時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便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好像外國的舊兵船，從前如果是裝了十二門大炮，便分成六個炮台，要瞄準放炮打什麼敵人，都是由許多炮手去分別執行，做指揮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現在的新兵船，要測量敵人的遠近，在桅頂便有測量機；要瞄準放炮，在指揮官的房中便有電機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敵人，不必要許多炮手去瞄準放炮，只要做指揮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測量機的報告，按距離的遠近撥動電機，要用那一門炮，打那一方的敵人，或者是要十二門炮同時瞄準，同時放炮，都可以如願，都可以命中。像這樣才叫做是直接管理。但是要這樣來直接管理，並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來做工夫，不要自己來做工夫的機器，才叫做靈便機器。
人民有了這四個大權來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麼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機關，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權憲法。用五權憲法所組織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機關。有了這種的政府機關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從前說美國有一位學者，對於政治學理上的最新發明，是說在一國之內，最怕的是有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個萬能政府，為人民使用，以謀人民的幸福。有了這種政府，民治才算是最發達。我們現在分開權與能，說人民是工程師，政府是機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機器是萬能，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師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萬能的機器。那麼，在人民和政府的兩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麼的大權，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權剛才已經講過了，是要有四個權，這四個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創製權、復決權。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我們要詳細明白這兩種大權的關係，可以用一個圖來說明：
就這個圖看，在上面的政權，就是人民權，在下面的治權，就是政府權。人民要怎麼樣管理政府，就是實行選舉權、罷免權、創製權和復決權；政府要怎麼樣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實行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監察權。有了這九個權，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是真解決，政治才算是有軌道。
至於這九個權的材料，並不是今日發明的。譬如就政權說，在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個權，不過是沒有罷官權。在美國的西北幾省，現在除採用瑞士的三個政權以外，並加入一個罷免權。至於選舉權，更是世界上各國最通行的民權。所以就世界上民權的情形說，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權，美國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經實行過了四權。他們在那幾部分的地方實行這四個民權，有了很周密的辦法，得了很好的成績。就是這四個民權，實在是經驗中的事實，不是假設來的理想。我們現在來採用，是很穩健的，並沒有什麼危險。至於說到政府權，從前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革命之後才分開成三個權。像美國獨立之後便實行三權分立，後來得了很好的成績，各國便都學美國的辦法。
不過，外國從前只有三權分立，我們現在為什麼要五權分立呢？其餘兩個權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兩個權是中國固有的東西。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監察的獨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績。像滿清的御史，唐朝的諫議大夫，都是很好的監察制度。舉行這種制度的大權，就是監察權。監察權就是彈劾權。外國現在也有這種權，不過把他放在立法機關之中，不能夠獨立成一種治權罷了。至於歷代舉行考試，拔取真才，更是中國幾千年的特色。外國學者近來考察中國的制度，便極讚美中國考試的獨立制度，也有倣傚中國的考試制度去拔取真才。像英國近來舉行文官考試，便是說從中國倣傚過去的。不過英國的考試制度，只考試普通文官，還沒有達到中國考試權之獨立的真精神。所以就中國政府權的情形講，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個權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餘監察權和考試權還是獨立的。就是中國的專制政府，從前也可以說是三權分立的，和外國從前的專制政府便大不相同。從前外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無論是什麼權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中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關於考試權和監察權，皇帝還沒有壟斷。所以分開政府的大權，便可以說外國是三權分立，中國也是三權分立。中國從前實行君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分立，有了幾千年。外國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過外國近來實行這種三權分立，還是不大完全。中國從前實行那種三權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壁，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像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我們在政權一方面主張四權，在治權一方面主張五權，這四權和五權各有各的統屬，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別清楚，不可紊亂。現在許多人都不能分別，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別，就是專門學者也是一樣的不能分別。像近來我會見了一個同志，他是從美國畢業回來的。我問他說：「你對於革命的主義是怎麼樣呢？」他說：「我是很贊成的。」我又問他說：「你是學什麼東西呢？」他說：「我是學政治法律。」我又問他說：「你對於我所主張的民權，有什麼意見呢？」他說：「五權憲法是很好的東西呀，這是人人都歡迎的呀！」像這位學政治法律的專門學者，所答非所問，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權和五權還沒有分別清楚，對於人民和政府的關係還是很糊塗。殊不知道五權是屬於政府的權，就他的作用說，就是機器權。一個極大的機器，發生了極大的馬力，要這個機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績，便要把他分成五個做工的門徑。民權就是人民用來直接管理這架大馬力的機器之權，所以四個民權，就可以說是機器上的四個節制。有了這四個節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機器的動靜。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個權，就是要有五種工作，要分成五個門徑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動靜，要有四個權，就是要有四個節制，要分成四方面來管理政府。政府有了這樣的能力，有了這些做工的門徑，才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才是萬能政府。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有了這樣多的節制，便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政府的一動一靜，人民隨時都是可以指揮的。像有這種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權和治權，才可以達到美國學者的目的，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至於民權之實情與民權之行使，當待選舉法、罷免法、創製法和復決法規定之後，乃能悉其真相與底蘊。在講演此民權主義之中，固不能盡述也。閱者欲知此中詳細情形，可參考廖仲愷君所譯之《全民政治》。
注釋：
據孫文講演、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輯《民權主義》（廣州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