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政治思潮；而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无疑又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最具影响力。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中，民族主义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但形成最早，而且所起的实际影响也最大。对于孙中山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思想渊源、内涵以及发展阶段等问题，学术界已做过许多研究 [1] ，本文拟就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承认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当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从事民族革命时，统治中国的又是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满清封建王朝，因此，如何处理和对待国内民族问题也就成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孙中山 先生虽然有过大汉族主义倾向和种族主义色彩，如他曾错误地把满族斥为“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并将“血缘”、“血统”作为民族的首要依据，但这些并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始终是承认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革命排满曾是孙中山民族主义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孙中山的革命排满口号虽然继承了明末清初“反清复明”思想，但它同时又与传统的民族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孙中山来说，他当时之所以将“反满”作为民族主义的旗帜，并不是出于狭隘的种族复仇，而是因为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清封建王朝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奉行民族压迫政策，形成“满洲一民族宰制于上”的局面。对此，孙中山在许多场合作过阐述。1894年孙中山在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时，他就强调成立兴中会的目的是旨在挽救民族危机，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2] 后来，在与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就要不要实行革命排满，以及为什么要革命排满的论战中，孙中山也一再表示，“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 [3] 。他指出，之所以要革命排满，原因就在于满清政府不但不能克尽守土保民之责，而且甘为列强的“鹰犬”，出卖国家主权，“彼满清政府不特签押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也。” [4] 同时，满清政府对国内的汉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又极尽压迫之能事，“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要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 [5] “自从满清进入中国来做皇帝，我们汉人便做了满人的奴隶，一切幸福都被他们剥削净尽，生杀予夺，都操在他们手里，他们为刀俎，我们为鱼肉”； [6] “他们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与特权”。 [7] “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 [8] 孙中山认为，在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人民已处于“双重奴隶”的境地，既是满清封建统治者的奴隶，同时又是外国列强的奴隶，推翻满清专制统治，是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平等的第一步，他说：“我们现在已经陷入‘双重奴隶’的田地了。我们应该赶快湔洗这个耻辱，以免除亡国灭种的痛苦。——我们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我们现在要脱离奴隶的地位，就应该赶掉外国来的满人，推翻满清二百年来的专制统治，恢复我汉室的山河，再把国家变强盛，那时自然可以和外国讲平等了。” [9] 很显然，孙中山倡导革命排满，既是为了谋求去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为了去除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在革命排满口号的背后，正体现了孙中山对民族平等的执着的追求。孙中山本人就曾明确说过，他的三民主义“都是从不平等里头的反动生出来的”。 [1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鉴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孙中山便转而从正面阐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作为民族主义的纲领，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都应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1912年1月，他在致蒙古王公电中明确宣布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 [11] 孙中山在其它场合也曾多次强调指出：“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 [12] “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革去专制，建设共和，人人脱去奴隶圈，均享自由平等之幸福——界无分乎军、学、农、工、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13] 又说：“政治既经改良，不惟五族人民平等，即五族宗教亦平等。” [14] “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 [15] “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之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 [16]
在宣传民族平等的同时，孙中山还一再号召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如在 9月1日 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号召蒙藏同胞不要“受外人挑弄”，“与吾内地同胞一致进行，以享共和之幸福”。 [17] 在 9月3日 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孙中山又呼吁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相爱如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 [18] 同月17日，在北京广济庙与旗人的谈话中，孙中山又这样语重心长地表示：“凡我国民，均应互相团结，以致共和政治于完善之域；人人之志愿，均应为人民求幸福，为国家求独立，而国家乃进于强盛，共和之目的乃可达到。” [19]
到了晚年，孙中山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他主张以建设“一大中华民族”来取代“五族共和”。孙中山认为，前期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并不足以体现民族平等、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一则中国国内的民族远不止于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他说：“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 [20] 再则，所谓“五族”，仍存在种族界限，他说：“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 [21] 此外，孙中山认为，“五族共和”的口号自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来，不但没有促进民族的团结，反而成为满、蒙、回、藏等少数上层统治者从事复辟和分裂活动的保护伞，他说：“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 [22] ，其结果致使“清朝武人之专制难以灭绝”，国家“长在四分五裂之中”，始终不能建立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满洲为日本所控制，蒙古为俄国控制，西藏为英国控制。 [23] 因此，自1919年之后，孙中山坚决反对“五族共和”的提法，斥责“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 [24] ，主张以美国为榜样，“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25] ，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中华民族，同时，汉族也“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26] 孙中山所作的这一阐述，给他的民族团结思想赋予了与以往全然不同的内容。
在促进民族平等方面，孙中山晚年受列宁的民族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有关民族问题主张的影响，提出将民族“自决自治”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准则。1924年1月，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郑重宣布：为了消除各少数民族对国民党民族政策的疑虑，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由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庄严承诺“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 [27] 在为国民党一大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孙中山进一步明确提出：“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 [28] 孙中山的这一主张，给他的民族平等思想也赋予了崭新的内容。
二、始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
中国不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一个酷爱统一的国家。历史上，中华民族虽然也出现过分裂的局面，但分裂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每当国家处在分裂之时，即有仁人志士起来谋求统一，并且每一次的统一都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也一直是褒扬统一、谴责分裂，凡是为国家统一作出过贡献的人总备受后人赞颂，而那些搞分裂的人总被后人所唾弃。可以说，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孙中山在从事民族革命运动中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
早在20世纪初年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孙中山就表达了他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在1903年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里，孙中山就对列强提出的分割中国的论调作了批驳，指出“分割论”违背了中国的历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他说：“支那国土统一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土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以其幅员之广，人口之多，只闽粤两省言语与中原有别，其余各地虽乡音稍异，大致相若，而文字俗尚则举国同风。往昔无外人交涉之时，则各省人民犹有畛域之见；今则此风渐灭，同情关切之感，国人兄弟之亲，以日加深。是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若要合列国分割此风俗齐一、性质相同之种族，是无异毁破人之家室，离散人之母子，不独有伤天和，实大拂乎支那人之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 [29] 1912年1月1日 中华民国一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又首先将致力国家的统一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方针，并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 [30] 在接下的十余年里，孙中山把他的毕生心血和精力都花在了国家统一的事业上。
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他曾前后曾三次筹划北伐。第一次北伐开始于1917年的夏天，后由于西南军阀的破坏而夭折。1921年在桂林组织第二次北伐，复因陈炯明叛变而告吹。1924年在韶关宣布第三次北伐，结果又因广州商团叛乱和北京政变而中辍。
除致力武力统一外，孙中山同时也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为此，他曾前后两次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和党派的利益，北上和谈。第一次是在1912年民国成立不久，为早日结束南北对峙状态，避免国家陷于分裂，孙中山不但放弃临时大总统职位，推举袁世凯继任，而且还亲自北上，与袁共商国家大计，号召全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大局，指出：“今日虽已共和，尚未大定，欲其大定，必须统一”； [31] 并向外明确表示：“我深知不和将为国家带来危险，因之，我将运用我所有的影响力以努力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福利和我们资源的开发。” [32] 第二次是1924年正当孙中山筹划第三次北伐时，直系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他北上，共谋南北统一，孙中山认为出现了和平统一的转机，便不顾战友们的劝阻，抱病再次北上，呼吁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召集国民会议，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表示“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 [33] 1925年3月11日晚 ，孙中山在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34]
孙中山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不但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还贯彻在各个方面。一十年代末、二十年代初，国内曾就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怎样的权力体制问题产生激烈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从维护国家统一这一最高目的出发，坚决反对分省自治，反对联邦制，严厉批评那些主张模仿美国、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人“真是谬误到极点”，“可谓人云也云，习而不察”，“不根本上拿中美两国的国情来比较，只就美国富强的结果而论”。他指出：考诸历史，美国之所以富强，并不是象国内主张联邦制的人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各邦的独立分治，相反恰恰是由于各邦联合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以美国联邦制度就是富强的原因，那便是倒果为因”；并且，美国独立后之所以实行联邦制，这是“因为那十三邦向来完全分裂，不相统属，所以不能不联合起来。” [35] 他说：联邦制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邦制将起离心力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许多小的国家。” [36]
在经济建设方面，孙中山也把它与维护国家的统一密切联系起来。在所有的工矿交通事业中，他特别重视铁路建设，这除铁路在经济上的意义之外，对孙中山来说，修建铁路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对加强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铁路能使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见，消弭一切地方观念之相嫉妒与反对，使不复阻碍吾人之共同进步，以达到吾人之最终目的。” [37]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晚年明确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很大程度也是从谋求国家统一这一目的出发的。在争取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孙中山在经历一次次的挫折后，最后认识到，中国不能统一，根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支持军阀割据，指出：“中国革命以来，连年大乱，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于外国人的力量。”他们为维护在华所享的各种特权，“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 [38] “中国扰乱之原因，即在对华抱有野心的列国，迄今当有事之际，利用一部分武人使然耳。” [39] “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40] 因此，孙中山一再宣告，要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41] “不驱除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军阀将永不可能根绝。” [42] 而“要打破列强的侵略，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 [43]
在争取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孙中山对中国为什么必须统一的道理也作了充分的论述。首先，他强调统一是深入中华民族心灵的“历史意识”。关于这一点，孙中山不止一次地说过。1903年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就曾表达了这一思想。1922年他在发表的一份宣言中又再次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 [44] 1924年讲演《民权主义》时，孙中山讲的更加具体，他说：“中国本部形式上向来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东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还有热河、绥远、青海许多特别区域，及蒙古、西藏各属地。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统属于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时候，各省也很统一。再推到元朝时候，不但是统一中国的版图，且几几乎统一欧、亚两洲。推到宋朝时候，各省原来也是很统一的；到了南渡以后，南方几省也是统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汉朝，中国的各省没有不是统一的。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 [45]
再者，孙中山强调统一是实现国家兴盛的一个重要前提。1923年1月他在《和平统一宣言》中说道：“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 [46]
最后，孙中山强调统一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指出：“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 [47] 1924年11月在日本神户与记者谈话时，孙中山又进一步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48]
孙中山对国家统一思想所作的阐述和他为谋求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宏伟的政治家气魄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反对以强凌弱，提倡“济弱扶倾”，寻求民族主义与世界大同理想的有机统一。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除了要解决国内各民族关系这一特殊问题之外，它最终还要落实到民族主义的固有之义上，即如何处理与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不同，他从一开始就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西方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倾向，主张发扬中国传统王道文化，济弱扶倾，实现民族主义与世界大同理想的有机统一。
首先，近代中国作为一个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孙中山在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过程中，一开始就对世界上其它被压迫的民族寄予深切的同情，并把谋求中国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与世界其他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在19世纪90年代他最初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动时，孙中山就曾积极支持菲律宾的反美斗争，认为“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研究的，这些问题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 [49] 确信如果中国革命成功，那么，“无论对中国而言或是对菲律宾而言，都是有利的。” [50] 鉴于亚洲大多数国家人民大抵为“受屈部分之人类”，孙中山还打出“大亚洲主义”口号，极力呼吁亚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特别是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共同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他在1897年秋与日人宫崎滔天等日人谈话时即表达了这一思想，指出：“余固信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天必助之。”“欲以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之人道而拥护之者，惟有成就我国之革命，即为得之。” [51] 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孙中山始终抱有这一思想。1924年11月在日本神户的一次演说中他，孙中山对他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作了专门的阐述，明确表示：“大亚洲主义”“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的问题。” [52] 他真诚地呼吁已取得民族独立的日本从“大亚洲主义”出发，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而要做东方王道的“干城”，积极支持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
除强调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和相互支持外，孙中山晚年还提出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主持正义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1924年秋他在作民族主义演讲中就认为“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 [53] 即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被压迫民族阵营，他们具有共同的命运；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压迫民族阵营，他们是被压迫民族的大敌。同时，孙中山还预言“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 [54] 并明确指出：“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四万万人和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 [55] 1925年3月11日 在《国事遗嘱》中，孙中山又谆谆告导：欲达民族主义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56]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晚年提出“联俄”的主张，主要也是从主持公理、反对强权这一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在他看来，经过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已一改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成了一个反抗强权、主张公理的国家，一个爱好和平、帮助弱小民族谋求解放的国家，是一个“平等待我”的国家，他说：“近百年以来，俄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不但是亚洲的日本-中国怕他侵入，就是欧洲的英国、德国也怕他的侵入。他们在帝国时代，专持侵略政策，想扩张领土。——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 [57] 在《致苏俄遗书》中，孙中山强调的也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谋求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过程中与苏联的联合，写道：“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58] 而在主张联俄的同时，孙中山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实行的苏维诶制度其实并不欣赏，曾明确表示“联俄”并不意味要照搬俄国的制度，他说：“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 [59]
最后，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或者说世界大同理想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孙中山没有陷入理想主义，他既反对不切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赞同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在完成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在1924年秋所作的《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一方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国内一些主张放弃民族主义、提倡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作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提倡世界主义、放弃民族主义，就好象一个中了头彩、并将彩票藏在竹杠内的苦力在兑奖前就将竹杠投入海中一样愚蠢，指出西方列强之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说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目的就是要维持他们在世界的垄断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强调“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 [60] 而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明确表示，中国的民族主义决不走西方列强“灭人国家”的老路，中国强盛后一定要发扬传统的王道文化，济弱扶倾，以世界大同作为民族主义的最后理想，指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灭人国家，也要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61]
孙中山在如何处理与其他民族国家关系问题上的主张和思想，既反应了近代中国作为被一个被压迫、被侵略国家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并将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贯彻到国与国的关系上，充分展现了孙中山的思想创造力。
四、余言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来的上述三个特点，最大限度地克服了民族主义思想往往具有的狂热情绪和各种非理性成分，避免了由信仰民族主义而走上大国沙文主义歧途以及民族国家建立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有利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不失为一份宝贵的人类共同思想财富。
注释：
[1] 有关大陆学者这方面的研究详见林家有：《建国以来孙中山民族主义研究述评》，《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3-131页。
[2]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3]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325页。
[4]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4页。
[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页。
[6]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7]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2页。
[8]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9页。
[9] 《孙中山集外集》，第44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0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1页。
[14] 《孙中山集外集》，第65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0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9页。
[1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0页。
[18]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0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0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页。
[21] 《孙中山集外集》，第29页。
[22]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3页。
[23]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7页。
[24]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页。
[25]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3-474页。
[26]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7页。
[27]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
[28]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7页。
[29]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3页。
[3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3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8页。
[3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4页。
[33]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页。
[34]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33页。
[35]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3-304页。
[36]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28页。
[3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8页。
[38]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3、375页。
[39]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1页。
[40]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5页。
[41]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8页。
[42]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91页。
[43]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8页。
[44]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8-529页。
[45]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3-304页。
[46]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页。
[47]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27页。
[48]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3页。
[49] 詹森{Marius B.Jansen}著：《日本人与孙中山》（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1954年哈佛大学出版，第70页。
[50] 葛生能久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1933年黑龙会出版，第648-649页，转引自《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4页。
[51]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4页。
[52]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
[53]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5页。
[54]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3页。
[55]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0页。
[56]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39页。
[57]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1页。
[58]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41页。
[59]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5页。
[60]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6页。
[61]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文章来源：《史林》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