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3月12日逝世時為中國國民黨總理，在其逝世後以“總理研究”為名的孫中山研究，包括“總理遺教”、“總理行誼”等，即成為中國國民黨或其執政政權下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1940年4月1日經國民政府明令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總理”一詞改為“國父”；1947年12月中華民國施行憲政後，因《中華民國憲法》前言揭櫫：“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孫中山研究持續推展。自1953年起，台灣高級中學開設“三民主義”課程，1954年大專聯考開始實施，“三民主義”列為考試科目之一；大專院校亦開設“三民主義”，至1964年改為“國父思想”，列為共同必修課程；為選拔公務人員的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和特種考試等，視其考試等級，有“國父遺教”、“三民主義”等科目；自1970年代起，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和中研院陸續設置三民主義研究所，培養相關學術研究人才，使孫中山研究達到頂點。
一、孫中山資料的輯印
研究需要有資料，台灣方面研究孫中山的特點，在於擁有較其他地方豐富的孫中山個人檔案與文獻資料，主要典藏在前身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黨史會）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黨史館）。1950年代初期，黨史會在大陸時期累積的基礎上，相繼編輯《國父全集》、《國父年譜》兩部孫中山資料，提供研究上的便利。
黨史會於1950年起出版《總理全書》十冊，嗣後於1957年、1965年、1973年、1981年四度增補改編，並正名為《國父全集》。1985年復出版《國父全集補編》一冊，至1989年完成第五度整編，為現在通行之版本。全書共十二冊，其資料選材，以黨史會所藏之原始文件、直接資料及早期印本為主，並廣泛蒐集公私團體、個人保存之有關文書，加以校訂考證，恢復其他各版全集錯、漏字句之原樣。直至目前，該書仍為孫中山全集中最完備之版本。
《國父年譜》的編輯，始於1930年代，黨史會曾刊印《總理年譜長編初稿》，徵詢各界意見，唯因戰亂等因素影響，且當時尚無較完整之孫中山全集，內容不盡完善，始終未曾定稿。至1950年《總理全書》出版後，時黨史會主任委員羅家倫以孫氏言行多可由全書中稽考，曾就其事蹟之重大者，於1955年編輯《國父年表》，以便利各方查考，並展開年譜之編纂工作，於1958年10月完成《國父年譜初稿》。後經繼續蒐求海內外史料，接受各方提供意見，於1965年11月完成《國父年譜》二稿，即第一次增訂本；嗣後陸續於1969年、1985年進行兩次增訂。至1994年適值孫中山建黨革命一百週年，並以《國父全集》第五度整編早已完成多時，黨史會遂進行《國父年譜》之第四次增訂，於是年11月出版，即為目前通用的《國父年譜》。
除全集、年譜的輯印外，黨史會復就所庋藏孫氏遺墨及照片，於1950年代起陸續編輯《國父畫傳》、《國父批牘墨蹟》、《國父墨蹟》、《國父圖像墨蹟集珍》等書，提供外界運用。此外，黨史會並曾於1988年7月，影印出版孫氏親書之《會議通則》（即《民權初步》）及《孫文學說》兩書原稿，唯印製數量有限，未公開發行。
二、孫中山研究的發展
隨著資料的刊印，孫中山相關研究亦有大幅度的進展，行誼方面，先後有傅啟學《國父孫中山先生傳》（1965年）及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1982年）兩部巨作，對孫氏一生進行完整的陳述。其他以特定主題，如領導革命運動、與日本關係、聯俄容共政策等為研究對象的專著或論文，數量相當可觀。1975年11月出版的《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一書，對於孫中山研究提供了全面性的介紹與分析。
思想方面，崔書琴《三民主義新論》（1945年）一書，雖然出版於抗戰末期，但作者及出版社持續進行修訂及再版，使該書成為早期孫中山思想研究的重要著作。嗣後因“國父思想”成為大學必修課程，以“國父思想”為名的著作大量出現，筆者檢索台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共得218筆，其中有半數以上的出版時間在1970——1980年代，唯此類著作，多在詮釋孫中山思想，以為授課之用，學術貢獻並非其主要目的。
1987年7月，台灣方面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開放政黨成立；2000年5月，政黨輪替，民主進步黨取代中國國民黨成為執政黨。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作為教學課程、考試科目的必要性受到挑戰。選拔公務人員的高等考試和普通考試於1995年起全面廢考“國父遺教”或“三民主義”；1999年，大學入學考試廢除“三民主義”考科；2005年，高中取消三民主義課程；1990年，教育主管部門宣佈將“國父思想”科目改為“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於1993年開始實施，1995年，大法官會議指出大學共同必修課程“違憲”，自此“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課程改為“通識課程”的民主法治等相關課程，大專院校中的三民主義教育走入歷史。這一波廢除“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的考試與教學，從意識型態解放的角度來看，實際上為台灣在解嚴之後所必經的過程。至於中研院及幾所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亦陸續更名為以“中山”為名的研究所，再更名為以“人文社會”、“政治”或“國家發展”為名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隨著高中“三民主義”、大學“國父思想”課程的取消，“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更名等，加上與孫中山相關的研究日益減少，台灣的孫中山研究陷入低迷的狀況。但是危機就是轉機，實際上這正是孫中山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的契機。以往的孫中山研究，不可諱言在政治的影響下，多少有將孫中山神格化的傾向，而在政治力解除後，孫中山由“神”變“人”，不再是崇高、偉大、神聖而不容批判的形象，呈現出人性化的面相。
在這個孫中山研究新階段發展的過程中，國父紀念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父紀念館係為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而興建的多功能大型建築物，原本以舉辦大型活動及展覽為主。自1990年代開始，加強與海內外相關學術研究機構以及孫中山紀念館所的聯繫與交流，並於1998年起，每年舉辦“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具體闡揚孫中山的思想學說；2006年更創刊《孫學研究》，作為孫中山研究的專業學術期刊，每年發行二期，提供學者發表孫中山學說及其與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之論文，至2016年已出版19期。除此之外，該館並於2015年開始建置“中山學術資料庫”，完成前述黨史會出版之《國父全集》、《國父年譜》數位化，以全文檢索方式提供研究者查詢孫氏言論及生平事蹟。資料庫同時收錄“孫學期刊論文查詢”、“孫學博碩士論文查詢”及“孫學專書查詢”三個系統，使研究者對於孫中山研究的成果能有較以往更為清楚的認識，從而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繼續發展。
三、孫中山研究的展望
長期以來，對於“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是否可以作為學術研究，即使在“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列為教學項目的年代，仍然存在著爭議，連帶影響到孫中山思想研究的學術發展。基本上，台灣的孫中山研究者培養，以各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為主，其次為歷史研究所。在博、碩士論文的題目名稱上，根據台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所收錄，在1996年之前“國父”與“孫中山”並用，特別在1990年之前幾乎以“國父”為主，共有96篇，“孫中山”為名者，只有20篇；1996年之後，不再有以“國父”為論文題目名稱者，完全使用“孫中山”，共有48篇，其中的關鍵因素在於“國父”作為政治語詞，不適合使用在學術研究上，當政治對於學術的干涉減少後，使用“孫中山”以符合學術規範成為共識。博、碩士論文數目上，自1967年起至2015年，共有172篇，其中絕大多數在2000年之前，共151篇，2000年之後，僅有21篇。在時間上，以1980年代最多，有72篇；1970年代居次，有42篇；1990年第三，有39篇。而這樣的分布，與台灣方面在孫中山研究及三民主義教育發展的情況大致相當。
面對大環境發生變化，孫中山研究在研究者及國父紀念館等相關機構的推動下，學術化逐漸成型，並且賦予“孫學”（Sunology）的名稱，研究的主題亦出現明顯的變化，研究者不再局限於以往以孫氏為主的史事或思想研究，進而擴大為結合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以孫中山思想實踐為主題的研究。以《孫學研究》為例，在已發表的118篇論文中，有一半以上的主題為孫中山思想實踐的研究，主要為孫中山思想在台灣的實踐經驗、海峽兩岸的比較，以及在全球化體系下孫中山思想的運用等；傳統的思想詮釋不到三分之一。
面對未來孫中山研究的發展，突顯孫中山思想時代意義，結合社會科學，以實踐或比較為主題的研究方向，應該還是主軸。傳統的孫中山思想詮釋，隨著國父紀念館“中山學術資料庫”的建置，研究者可以透過孫中山資料的全文檢索系統，相較以往更為準確的掌握孫中山言論與其行動，預期將有助於持續並深化這一方面的研究。至於歷史研究方面，由於孫中山史事探討在已往累積了相當數量的成果，研究者似乎很難發掘新的議題，加上其他研究主題的資料大量公開，直接壓縮到以孫中山為主的相關研究，而出現沉寂的情勢，如2015年11月舉辦的“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主辦單位的極力邀請下，全部19篇論文中，亦只有不及半數的論文主題與史事或歷史記憶有關。不過近年來若干新資料的出現，如蘇聯解體後，陸續公開的共產國際資料中，仍然可以尋求以往研究者未能充分掌握的議題，特別是孫中山晚年的政治策略與政治主張，值得研究者在已往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再如研究者以長時段檢視孫中山思想的轉變，如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 兼論黨人繼志述事》（2015年），將孫中山及其追隨者連成一氣，考察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軌跡，重新評價孫中山對民國政治的影響，對於孫中山研究而言，亦是一個啟發。
“孫中山研究筆談”之五，《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100——102頁
劉維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