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秦英君先生撰写的《科学乎 人文乎——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之两难》一书，最近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开阔的视野，公允的评价，流畅的文字，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与人文思潮作了系统梳理，是迄今为止一部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两难的力作。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异质文化，一为主德的文化，一为主智的文化。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的取向便围绕着科学与人文的选择，陷入了两难境地。从“道器”之争到“体用”之争；从“科玄”之争到“本位”之争；从“人道”、“异化”之争到现代新儒学的讨论，一路下来，都是这种两难选择心态的反映。鉴于以上的认识，作者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问题的内容分为八章，以科学与人文思潮为主线，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的历史轨迹。
第一章主要追述了19世纪末叶的科学与人文思潮。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19世纪末叶的科学与人文主义内容也自始至终贯穿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知识分子的心态调整过程，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通过传教士的科学输入、洋务派官员的技术引进和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科学化运动。其中“道与器”、“体与用”、“激进与保守”的争论都是这种心态变化的反映。如洋务派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派严复对西方进化论以及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介绍等，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尤其是严复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已不仅仅是停留在表层的物质技术和器物层面，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认识方法、一种理性精神。
第二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科学主义的张扬。所谓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简言之，就是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唯科学主义的出现正如第一章所述，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从追求科学到科学崇拜的结果。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救亡图存的需要，导致了一代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迫切渴求，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是由于科学发达的原因，中国要赶上西方，就必须努力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先进分子对科学的理解还是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初便成为一种崇拜。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方法，同时更是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一种完全可以取代传统价值的新观念。正如胡适先生的描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这就是20世纪初的唯科学主义思潮。
第三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主要内容有：以丁文江和张君劢为代表的“科玄”论战；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以及以杜亚泉、吴宓、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等。如1923-1924年，在中国思想界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张君劢、丁文江、胡适、吴稚晖、梁启超、张东荪、王星拱、唐钺、范寿康、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一大批学术泰斗和思想名流参加了这场论争。他们以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为切入点，论战内容涉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与人生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人文精神最大的一次碰撞与对立，也是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理解程度的又一次亮相。
第四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科学与人文之会通。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和蔓延，一批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已经不再满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简单的宣传和介绍，而是要求从整体上和本质规律上来把握和理解西方文化。这些哲学气质和价值取向不同的哲学家们，在消化和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试图融会中西，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道德和现代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如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等。
第五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科学与人文之扭曲。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至此，“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遂告成功，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先进文化，不仅蕴涵着科学精神，而且也蕴涵着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精神。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到当时国际与国内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左”倾政治路线的严重干扰，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艰难的发展过程，而且，文化思想研究也由于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举步维艰，中国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发展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
第六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对西方人文精神的追寻。80年代，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时代。其间，在人文科学领域，新思想、新观念、新见解风起云涌，汇成纷繁复杂的文化思潮。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关于人、人道主义以及异化问题的讨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有它的历史局限，甚至有一些错误倾向，但是这些争论涉及到文化学、教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因此，它对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亦具有一定意义。
第七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东方人文传统的回归。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在人文科学领域，对西方人文精神的宣扬暂趋沉寂。但进入90年代，对东方人文精神的关注和讨论却提上了议事日程。先是大陆学者对港台新儒学研究的回应，继之便是在“国学”旗号下，所谓“复兴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家力图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科学、民主的因素或种子，作为“开外王”的理论根据。为此，费尽心机、曲为解说，如牟宗三的“三统说”、“自我坎陷说”等，力图解决从儒家心性之学到现代科学民主过渡的逻辑必然性问题。事实上，如果现代新儒家们如果仍然坚持儒家“道统论”不变，仍然以孔孟、程朱、陆王为“正统”，把墨、道、法、释诸家思想排除在民族文化传统之外，仍然坚持圆满的“本源形态”思维模式，那么就不可能摆脱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理论困窘，也不可能获得现代中国人的认同，但儒家思想作为人类多元文化中之一“家”的地位和历史价值则是永存的。
第八章主要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的总结和反思，内容提到“李约瑟难题”和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在“李约瑟难题”中，追寻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的一次次发问；在对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上，则强调了科学与人文不可分的意义。该书认为科学与人文（某种意义上就是哲学）是不可分的，科学需要哲学的反思，而哲学的进步则需要科学的不断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上述对中国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思潮的梳理，实际上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思想史的综合考察，其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诸多交叉学科、其研究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但作者通过宏观阐述与微观分析，动态把握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思潮的复杂关系作了鸟瞰式描述，为人们勾画出一幅科学与人文思潮在中国演进的历史图像。
该书在对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的梳理中，主要体现了两大特点：
第一，不仅对科学与人文思潮的涵义及基本内容作了正面回答，而且对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思潮在中国历史演进的特点作了高度概括。如20世纪初科学与人文思潮的特点是“对科学主义的张扬”；二、三十年代则体现为“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三、四十年代的特点为“科学与人文的会通”；六、七十年代的特点是“科学与人文的扭曲”；80年代的特点是“对西方人文精神的追寻”；90年代以后则是“东方人文传统的回归”。这样的阶段划分与特点界定，既非常精练地概括出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历史演进的轨迹，又抓住了各阶段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互动关系的特征。
第二，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思路，考察，分析和归纳众多思想家的文化思想。关于科学与人文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思想家和文化大师都无法回避的文化选择，他们或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尝试建立人文主义的本体论体系，以实现东西文化的会通；或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尝试建立科学主义知识论体系，以实现东西文化的会通。为此，该书作者选取了诸多人物，如近代的魏源、冯桂芬、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五四以后的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吴稚晖、任鸿隽、张君劢、丁文江、杜亚泉、吴宓、梁漱溟、陈序经；抗战以后的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熊十力、张东荪、张申府以及港台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等。作者对他们在文化选择上的努力及局限都给予充分的理解、肯定和评价。
《科学乎 人文乎——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之两难》一书是作者在几十年的资料积累、知识储存和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一部学术著作。如上述，无论是对科学与人文思潮的阐述、解读，或是对科学与人文思潮的分析、评价，均显示出作者扎实深厚的文化素养。目前，关于科学与人文的文化选择还在继续，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十分鲜明的，那就是文化选择上科学与人文的不可分离，尤其是对科学精神的呼唤。总之，人类的文明总是先进的带动落后的，然后落后的再进行超越，这是文明发展的规律，我们期待中国文化的超越时代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