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我给台北举行的第四届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50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简要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最高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每逢十年一次的重大纪念活动，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孙中山的评价。说到孙中山不可不说到辛亥革命。所以，那篇文章提到，对孙中山的生辰和忌辰的纪念，50年来共举行了十次，加上对辛亥革命的三次纪念，总共13次。这些纪念活动都是党和国家最高层举行的，所以文章讨论的范围不包括各省各地举行的纪念活动，也不包括学术界举行的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包括带有纪念性质的学术讨论）。那篇文章是从孙中山的角度立意的，现在想来，意犹未足之处。值此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到来之际，有必要对50年来党和国家最高层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情况作一个小结。
新中国建立以后有关辛亥革命的逢十纪念日，在50年内有五次：1951年10月、1961年10月、1971年10月、1981年10月、1991年10月。但是，1951年10月的纪念活动未能举行，这是因为新中国建立未久，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百孔千疮的社会经济局面，正值百废待举之际，预计三年的经济恢复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中；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在1951年进行；国家政权的巩固工作，不容轻视，对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残余集团的斗争仍在弦上。由于1950年秋季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国内各地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气焰嚣张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国家政权的巩固受到威胁。1950年10月10日，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全国各地开展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朝鲜战争所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组织的对新中国的半月形包围圈已经形成，中朝人民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的鏖战正酣，虽然已经迫使美国宣布愿意坐到谈判桌上来，1951年8-11月，美军又在“三八线”以北发动了夏秋季攻势，谈判和战争同时在紧张进行之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估计到台湾国民党军配合美军在朝鲜的攻势反攻大陆的可能性，为此做出了各种必要的部署。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当然没有心情和可能来举行辛亥革命40周年的纪念活动。就当时的海峡两岸关系的现实来说，10月10日的纪念活动恐怕在政治上也会有相当的敏感性。因此，1951年10月的纪念活动没有举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几年，国家政权巩固了，国民经济恢复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都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时候，孙中山先生的生辰和忌辰相继到来。1955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于当天头版发表重要社论《纪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前一天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孙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会议，政协副主席董必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以及孙中山的生前友好彭泽民在大会上讲话，政协副主席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陈叔通、章伯钧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林伯渠、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等，以及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1]
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为此，北京组成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决定，诞辰日那天，全国各大城市和省会、自治区首府所在地要普遍举行纪念大会；国务院通知，诞辰日，全国各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以及拉萨等地均悬挂国旗，以示纪念。[2]11月11日，北京举行极其隆重的纪念大会，大会宣布了毛泽东、卫立煌、邓小平、叶剑英、龙云、刘少奇、李书城、沈钧儒、陈云、陈叔通、周恩来、张奚若、张难先、程潜、董必武、熊克武等78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还邀请华侨和港澳同胞40多人、30多个国家的160多位来宾出席大会。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副主席何香凝以及各国来宾先后讲话。[3]11月12日，以朱德为团长、李济深为副团长的中央谒陵代表团晋谒了南京中山陵；[4]同日，周恩来、何香凝等一行600人参谒了香山碧云寺中山纪念堂。[5]在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专文《纪念孙中山先生》。[6]
应该说，纪念孙中山先生，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纪念辛亥革命。1955年、1956年对孙中山先生忌辰和生辰的纪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1951年10月未能举行的辛亥革命40周年纪念的补充。
第一次正式举行大规模辛亥革命纪念活动是在1961年，这一年10月是辛亥革命50周年。1961年9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决定隆重纪念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50周年，决定成立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由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辛亥革命元老董必武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吴玉章、何香凝、沈钧儒、李维汉、程潜、黄炎培、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马叙伦任副主任委员，邵力子任秘书长。[7]我们看这个名单，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亲身参与过辛亥革命的人士。10月9日，北京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大会，首都各界人士、海外华侨、各地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以及在北京访问的各国外宾和驻华使节参加会议。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各方面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21人，他们是：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朱德、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毅、李维汉、程潜、陈叔通、赛福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林枫、包尔汉、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吴玉章、张奚若。周恩来致了开会词，董必武、何香凝发表了长篇讲话。[8]会后，董必武副主席宴请了各地来京的辛亥革命老人，政协主席周恩来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何香凝、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程潜、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领导人出席了宴会。[9]此前的10月7日，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筹委会邀请各地来京的辛亥革命老人座谈，筹委会主任董必武、副主任吴玉章、张奚若，筹委会秘书长邵力子出席了座谈会，表示了对辛亥革命老人的热情关怀和礼敬。出席会议的老人共48位，其中有担任武昌工程八营共进会总代表、在武昌首义中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辛亥革命时担任秦陇复汉军炮兵司令的朱叙五，参加过黄花岗等战役曾任沪军司令的黄一欧（黄兴的儿子），担任过广州护国军旅长和广州西路军军长的伍毓瑞等。[10]10月8日，民革中央约请辛亥革命老人举行了谈话会，称颂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11]此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成立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备委员会，10月10日各地首府也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12]
辛亥革命60周年正是1971年10月，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紧张岁月。9月13日，当时的副统帅林彪发现自己的反党阴谋败露，仓皇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对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政情高度紧张，当然没有可能举行一次与当前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事件的纪念。
第二次举行大规模辛亥革命纪念活动是1981年，这是辛亥革命70周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全国进入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1981年10月9日，北京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筹委会主任委员叶剑英，筹委会副主任委员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邓颖超、韦国清、彭冲、廖承志、许德珩、胡厥文、史良、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刘澜涛、康克清、周建人、庄希泉、胡子昂、王昆仑以及筹委会秘书长屈武作为大会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座，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彭真、王震、方毅、余秋里、耿飚、倪志福、陈慕华、赛福鼎、万里、习仲勋、王任重、谷牧、宋任穷、杨得志、姚依林、李井泉、萧劲光、杨尚昆、康世恩、薄一波、张爱萍、黄华等，全国政协的各位副主席陆定一、李维汉、王首道、荣毅仁、胡愈之、何长工、萧克、程子华、杨秀峰、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等出席了会议，大会还邀请了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过的人、孙中山和黄兴的亲属、华侨和港澳同胞、外国友人等出席会议。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了会议，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厥文、从美国专程来京出席纪念大会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政协常务委员缪云台先后讲话。[13]10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会见了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的亲属。[14]10月1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武汉出席了湖北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首府也都举行了纪念大会。[15]
第三次举行大规模辛亥革命纪念活动是1991年。10月9日，北京各界5000人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隆重集会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宋平、李瑞环，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顾问委员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辛亥革命老人、华侨和台港澳同胞、孙中山和黄兴的亲属等出席了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主持大会。国家主席杨尚昆发表了主题报告，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讲话。[16]同日，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等领导人会见了出席辛亥革命80周年的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人士（其中有孙中山和黄兴的亲属）。[17]10月10日的《人民日报》在第1版发表社论《继往开来振兴中华——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此前，在10月8日，全国政协还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的茶话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各位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辛亥革命的老人、台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400多人出席了会议。[18]
以上可见，新中国建立50年来，除了1951年、1971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外，凡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生辰、忌辰的逢十纪念，党和国家都是以最高规格举行纪念大会。这样的大会总共进行了13次。所谓最高规格，是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全部出席，或者大部分出席；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社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在当地的纪念大会上讲话。这就是说，每逢十年一次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或者孙中山的活动，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活动，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像这样50年一贯进行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中国共产党生日可以与之相比拟。
为什么党和国家这样重视纪念辛亥革命呢？这是由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观察历史发展进程的指导思想。正是依据这一思想，确认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代表性事件。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9]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20]。毛泽东多次论述过辛亥革命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意义。1949年9月他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21]毛泽东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时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特别指出孙中山值得纪念之处在于三方面：他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22]这里说的前两方面，就与辛亥革命直接相关。周恩来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上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式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不仅完成了辛亥革命的英雄们未完成的事业，实现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而且已经使我们这样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伟大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23]董必武在这次纪念大会上也指出：“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但它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找到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24]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评价，把中国共产党人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由都讲清楚了。这基本上成为此后纪念辛亥革命的基调。1981年10月，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进一步指出：“辛亥革命违反帝国主义列强的意愿，推翻了他们所支持的清朝政府，这就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命运毕竟不是帝国主义所能任意支配的”，“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对于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抱着崇高的敬意。”[25]《人民日报》10月9日发表社论指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真正的继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辛亥革命发展的硕果。”[26]1991年10月，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会上讲话，特别指出虽然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是，“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以后的一系列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27]
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纪念辛亥革命的一个理由，但不是惟一的理由。如果是惟一的理由，那就把辛亥革命当做历史上一般的起过进步作用的事件了。辛亥革命的英雄们为了推翻清朝反动、腐朽的统治，而不屈不挠奋斗的革命精神，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正是新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借鉴的精神。杨尚昆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今天，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每一个公民，都不应该忘记八十年前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27]《人民日报》1991年的社论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尤其不能忘记祖国的近代史、现代史，要善于从近代现代史上灿若群星的民族英雄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以及‘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可谓万世楷模。孙中山先生这种战斗不息的爱国主义热诚，自强不息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永远值得弘扬和光大。”[26]
纪念辛亥革命还有一个现实的理由，也许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最广泛的大团结，完成祖国统一，建设统一、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1949年以来，国家统一问题一直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大问题。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次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祖国统一问题都是纪念活动的主题。在20世纪50-60年代，在讲到国家统一问题的时候，都要首先联系到反对帝国主义。如1956年11月，周恩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这样表述的：“中国的领土台湾还受着美国的侵略。一切爱国者，一切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28]董必武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整个中国大陆上的帝国主义势力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美帝国主义仍然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美国的武装力量不断地侵犯我国的领海、领空。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还没有解放，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还没有完成。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些地方的爱国同胞，缅怀先烈，一定也和我们一样，对于妨碍祖国统一的美帝国主义感到深切的痛恨。”[24]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纪念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最明确的主题就是祖国统一问题了。胡耀邦在1981年的讲话中，开宗明义，一开头就把问题提了出来。他说，辛亥革命“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今天的形势下，我国大陆的九亿八千万同胞和台湾的一千八百万同胞，共同纪念这个光荣的节日，尤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他在讲话中评价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特别指出，“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怀念，至今仍然是把中国大陆和台湾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的精神纽带。”他强调，“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发展壮大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在目前要实现三大任务：实现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完成统一大业。在分别叙述了实现四化建设与保卫世界和平的任务后，特别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说明了完成统一大业的任务，呼吁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为建设统一的国家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说，我们如果不解决祖国统一这个难题，让彼此的力量在对峙中互相抵消，“我们将何以上对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先烈，下对海峡两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孙后代呢？”他告诉台湾同胞，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他表示邀请蒋经国等台湾当局负责人和台湾各界人士到大陆和故乡看一看。[25]这次讲话，像9天前叶剑英委员长发表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一样，坦率地、真诚地、深情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促成祖国统一的诚意，同时也说明了纪念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巨大意义。10年以后，当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国家主席杨尚昆的讲话仍然突出了祖国统一问题，他说：“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为祖国的统一事业未能实现而深感不安。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也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杨尚昆在说明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是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根本大计以后，对台湾当局坚持“反共拒和”，推行“弹性外交”，实际上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及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活动的“台独”势力进行了严厉谴责，指出主张分裂的人是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杨尚昆说：“我再一次严正申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对任何把台湾分裂出去的行径，我们决不坐视。”[27]《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影响最大的两个政党，理应再度携手，团结一切有志于国家统一的党派、团体和仁人志士，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辛亥革命是我们共同纪念的日子，孙中山先生是我们共同敬仰的伟人，统一祖国是我们共同盼望的目标，中华强盛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理想，有什么理由不合作、不统一呢？”[26]
把纪念辛亥革命和祖国统一的现实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和建立中华民族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联系起来，这是现实的政治需要，这就是现实的政治。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孙中山是全国重要的政治活动，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50年一贯进行的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这样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足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中国共产党生日相比拟了。同时，我们更加理解了，辛亥革命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次革命运动，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样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以其本身的魅力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积淀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现在看来，在21世纪，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孙中山的活动还要照常举行。即使台湾回到了祖国怀抱，祖国统一实现了，这样的纪念活动也要举行。因为，由辛亥革命所凝固起来的这样的民族精神是永远需要发扬的！
从这个角度看，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认识，还要进一步加深。那种否定辛亥革命必要性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不值一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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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周恩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N].光明日报，1956-11-12（2）。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