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不断创新，既有研究对象的创新，也有研究方法的创新。其中，研究对象的创新，包括中国近代史的时限、主题、内容构成的创新，其作用主要是丰富和开阔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创新，涉及现代化史、社会史、生态史、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新老专门史学科，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种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其功效主要是开辟和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视角。所有这些，既体现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本国改革开放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也反映了中国对外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应对。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时限和研究时限的创新
这一创新的成就是：在学科时限上，由以1840——1919年为限，转变成以1840——1949年为限；在研究时限上，则表现为领先于学科时限的转变而突破原有下限。
所谓学科时限，是指获得学界基本共识，并形成制度性确认，在全国相关研究和教育机构统一规定采用的时限。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虽然从1930年代起陆续有学者撰写出版以“中国近代史”为名及类同的著作，且基本上都以1840年至著作写作时的时间为时限，也有将这一时限的历史称为现代史者[1]，但所采用的时限都是学者们各自选定的，没有形成任何共识，只能说是学者们各自采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限。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4——1957年间，由胡绳倡议，范文澜大力支持[2]，经过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大多数学者形成了以1840——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的基本共识。[3]只有少数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延长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4]但是，自此之后，无论是学者们撰写中国近代通史类著作，还是教育部门设置中国近代史学科，一律采用了这一时限；并将1919——1949年的历史定为中国现代史，将1840——1949年的历史统称中国近现代史。直到2007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出版，才将近代史的学科时限正式改定为1840——1949年。
2007年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的改变，是与中国近代史实际研究中工作中的研究时限的持续“破界”紧密相关的。所谓研究时限，是指既缺少学界基本共识，又没有形成制度性确认，只是学者们在自己研究中自行采用的时限。中国近代史的这种研究时限，在建国之前已经存在。建国以后，虽然随着学科时限的确立，对这一问题的专门公开讨论静寂下来，但仍有不同意见存在，特别是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打破1919年的界限，以1840——1949年为近代史时限的现象逐渐增多。
这种“破界”现象，首先在非本专业学界的专门史研究中出现。如经济学界的经济史研究中就有较多表现，在建国之初的195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孟宪章著《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以及稍后于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就以1840——1949年为时限；本院经济研究所在1954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时，设定的也是这一时限，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完成的项目中，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所选编的资料分别截至1937年和1949年；此后，于1973年印行的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征求意见稿），以及在改革开放前夕，由人民出版社于1976出版（1978年再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改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下册），同样采用这一时限。此外，如外交学界的外交史研究中，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史教研室于1965年编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册，其内容涉及的时限为1840——1919年，那么1919年以后的外交显然是其下册的内容；它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下册的时间下限是1949年，但至少已表明1919年不是近代外交史的下限。建筑学界的建筑史研究中，由建筑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等于1960年合编的《中国近代建设史初稿》，亦以1840——1949年为时限。
从1970年开始，本专业学界也出现了“破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秋，该所开始成立民国史研究组，将中华民国史作为一个专门史学科，并置于近代史之中；不久又设立革命史研究组，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共革命史。这两个专门史学科的设立，不仅在近代史的实际研究工作中而且在学科建制上打破了1919年的界限。1979年该所创办《近代史研究》杂志时，在《稿约》中说：“本刊欢迎下列有关中国近代史（1840——1949）的稿件”，这就意味着向国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宣布本所已将近代史的研究时限确定为1840——1949年。其他的本专业学者，也开始有“破界”的著作问世，如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破界”现象趋向普遍化。一是非本专业学界在专门史研究中的“破界”范围继续扩大。除了上一时期已有“破界”的经济史、外交史、建筑史学科之外，政治史、法制史、教育史、文艺史、社会史、体育史等学科也出现了“破界”的著作。如闾小波著《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范明辛等编著《中国近代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潘念之主编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聂振斌著《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余甲方著《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韩延龙主编《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大庆著《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何君启等主编《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二是本专业学界的“破界”从专门史著作发展到通史性著作。在这一时期中，近代史的研究者日益增多地采用1840——1949年的时限，以至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旭麓等在编写《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词书出版社1982年版）时，因仍以1919年为下限而特别做出说明说：“近代史的下限，主张划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人越来越多了，但这部词典暂仍按习惯上的划分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除了专门史的研究大多数打破了1919年的界限之外，在近代通史的编写中也从1980年代下半叶起出现了“破界”的著作，如：1986年出版的本书编写组编《简明中国近代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郑春苗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群众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的《近代前编》（龚书铎主编）和《近代后编》（王桧林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辽宁大学历史系教师编著《中国近代史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到2007年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的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实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时限与学科时限的统一。
这种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与研究时限由统一到分歧再到统一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史学科适应历史进程和研究实践的一种表现，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建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几年，尚不具备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条件，且在1956年之前尚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与建国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相连，因此以革命性质为划分历史时限的主要标准，从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出发，而以1919年为界将1840年以来的历史分为近代史和现代史是有其时代意义和特点的。1956年之后，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间逐渐增长，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条件也随之逐渐具备，因此从社会性质的标准出发，将1840——1949年作为近代史的时限，也自有其理由所在。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时限，它的存在是有相对独立性和认同性的，不可能与研究时限同步改变，应当在条件成熟、认同面较大的时候才能改变，因此在2007年作出正式改变，虽晚了一点，但也应顺了历史进程和研究实践的需要。由此观之，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的创新，可以说是其研究时限的与时俱进地不断“破界”的结果。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主题的创新
这一创新的主要成就是：从一个主题发展到一主一次的两个主题；或叫做两个基本问题、两个任务、两个走向。这两个主题。一是反帝反封建革命，二是争取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下同），以前者为前提。反帝反封建革命这一主题，是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以来一直都在坚持的主流。争取近代化这一主题，则是从1980年代，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到来而开展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在近代化研究开始的初期，由于对现代化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不够全面，将现代化理解为单纯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致使在怎样看待近代化研究与近代史研究的关系，怎样看待反帝反封建革命、外国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后来，随着研究的进展，随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实情对国外现代化理论的检讨和改造，学者们的认同面不断扩大，逐渐把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对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的刘大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两位在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开始关注中国现代化史研究问题。胡绳在开幕式上作题为《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并于10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他首先明确提出了近代史上的反帝和争取近代化这两个主题，以及两者的密切关系，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刘大年也在开幕式上作题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的学术报告，并发表于同年的《求是》第22期。他提出：“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世界“从自己的利益需要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了中国，使中国出现了向近代化道路上起步的某些条件和可能”。但是，中国人当时最紧迫的，是要“去推倒阻止中国走近代化道路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山，而不可能是如何去实施近代化。”这就指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化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趋势与事实问题，即近代中国走向以工业化为主的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入使中国出现了向近代化道路上起步的某些条件和可能。二是道路问题，即要实现中国的近代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行的，必须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三是主次的问题，即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为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实施扫清障碍。
此后，胡绳和刘大年继续在关注这一问题。胡绳进一步强调了近代化作为近代史一个主题的可行性，以及如何研究的问题。1995年，他在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中指出：“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在近代中国，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5]在这里，胡绳不仅更明确地赞同将现代化（即先前所说的“近代化”）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题，而且指出了需要着重研究的内容，完善了现代化的概念，并强调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也可以运用于现代化研究。1996年，他又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从现代化的角度评价了孙中山，指出了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认为“孙中山先生既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先驱”，而且已认识到“革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前提。”[6]
刘大年继续深入阐释近代史上的两个主题及其相互关系，并以此分析了近代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的问题。1991年，他采用了两个主题相结合的视角，撰文评论孙中山说：“20世纪初期的中国，最基本的实际情况、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密切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要使中国迈开大步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7]1996年，他又撰文从同样的角度阐述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在重复强调了上述中国近代的两个基本问题后指出：“孙中山的全部革命活动和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两大矛盾展开和抱着争取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宗旨去进行的。关于如何使中国实现工业化、近代化，孙中山自从提出‘三民主义’起，有一系列的思想、理论主张。不少主张是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中最先进的，没有或很少有人超过他。”然而，在外国列强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的反对和阻碍下“都归于失败。”在此文中，他还指出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存在状况及其研究意义，认为：近代中国存在着“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同时存在的下降与上升两条路线、两个走向的矛盾运动”，了解它，“也就可以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更完整、更丰富、更深刻的了解。照我想，研究中国近代史上有无或有了多少工业化、近代化，意义大致在这里，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问题，意义也大致在这里”。[8]第二个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问题。在1995年，他从两个主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中国复兴枢纽的历史地位，指出：抗日战争对中国来说有两个根本转折，一是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到今后“能否打开走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抗日战争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之一就是：“要求实现独立、民主、现代化的新中国与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精神。”[9]1996年时又指出：“抗日战争的两个任务是以前的革命斗争流传下来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矛盾，规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一）赶走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独立；（二）推倒封建统治，争取人民民主，来实现中国近代化。”[10]
此后，到1999年底去世，刘大年仍在呼吁从这两个主题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它的重要性。1997年，他把两个主题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目前引起研究者重视的”第一个问题来论述，并把它提高到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创新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高度。他说：在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迅速下沉，与近代工业出现并微弱上升两种趋向并存。”抓住这两个矛盾和两种趋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由它们构成的矛盾运动、各种事变、社会势力、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过程和结局，这就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想方法。迄今为止，只有它够得上现代的方法论。”并进一步阐释了这两个主题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替代。民族独立不能替代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替代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但是，“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任务同时并举”，“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走革命的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11]1999年9月，他最后一次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高度谈到了近代史上的两个主题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开始就是和这两大矛盾斗争、两大潮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其所以产生这种联系、它的要求和目标，用马克思主义一句高度概括性的话来说，那就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12]
由上可见，胡绳，特别是刘大年，在他们的晚年，一直在思考和提倡以争取民族独立和要求实行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主一次的两个主题，几乎在每一次重要场合的讲话都以这个问题为主要内容，而且越来越强调它的重要性。总结他们的上述观点，主要有三点：一是近代中国存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追求近代化两个主题；二是两个主题互相紧密联系，缺一不可，但争取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第一主题，它为实行近代化扫清道路；三是近代中国存在近代化尝试，但成就是微弱的，结果是失败的；四是以近代化作为近代史的一个主题，对近代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必要的、有创新意义的。他们两人以其文章论述的精辟性、学界地位的崇高性、讲话场合的重要性和发表刊物的权威性，对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于他们的主张，采用这一主一次两个主题和近代化悲惨遭遇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化史。
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也在有关的论著中阐述这一问题。如张海鹏在提出：在近代中国，“抵抗侵略是为了保持中国的民族独立，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学习西方，是为了加速中国的近代化步伐。实际上只有民族独立以后，才有真正吸收西方文明为我所用的可能。”[13]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罗荣渠认为：“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形式与道路；并赞同美国学者梅若慈的观点：“一直到1949年，中国的巨大成功是抵抗殖民主义，而不是实现现代化。[14] 中国现代化史的另一开创者章开沅认为：“我们的前辈为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若干成就，并且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即令是失败的经验，也可以作为我们继续探索的借鉴。”罗福惠也认为：“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群众和先进阶级所发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实际上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它不仅具有推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变革的作用”，而且具有推翻殖民统治的作用。[15]苑书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就必须解决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既不应离开近代化而孤立地谈论反帝反封建斗争，又不应低估反帝反封建斗争对近代化历程所起的先导作用”。[16]张静如把现代化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主题和新视角，力图以此“促进党史研究发展”。[17]
从1995年起，这一问题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1995年和1996年，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等机构，相继举办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和“中国近代（1840-1949）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系列讲座”。这两次会议，重点是批评“告别革命”论，有十几位著名学者与会，其中刘大年、沙健孙、李文海、张海鹏、杨天石的发言讲到了近代史的主题与现代化问题，各人所讲的角度虽有所不同，但基本观点与上面所述相一致。[18]
进入21世纪以来，仍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并体现在各自的研究成果中。李文海分析了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和争取现代化的关系，指出：“几乎从历史进入近代的第一天起”，“志士仁人们”一直在最求“现代化”。但是，“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就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是现代化，“没有前一任务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则后一任务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19]张海鹏多次发表关于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系问题，认为：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从“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20]
由上可见，时至今日，中国近代史的这种一主一次两个主题结构，已得到近代史学界的较大认同，并贯彻于研究工作之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两个主题结构，是就整个近代史的学科范畴而言的，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成果上，通史性著作虽然可以有较全面的体现，但也会因不同研究者的视角不同而在两个主题的分量构成上有所轻重；在专门史著作中则不仅不可能都做到全面体现两个主题，其分量构成也会有所不同，如政治史的专著可能会多讲一些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其他专门史的著作可能会多讲一些近代化的内容。这些都应该属于学术研究和学科构成的一种正常现象。
三、中国近代史内容结构的创新
与上述近代史的研究时限突破1919年和主题由一进二的变化相应，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从“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事件史结构，发展到与重大事件相结合的时期史结构。这种时期史的构成，小的如与“三次高潮”、“八大事件”、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战时期、解放战争相结合的时期，大的如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以及包括后两者的民国时期；它们不仅研究时期中核心事件的本身，而且研究事件起止过程所覆盖时期中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在内的总体状况。这样的时期史研究，不仅没有忽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深化了重大事件的生成原因和社会影响的研究，突出了事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一个时期内整体历史的研究。这样的时期史研究，从现有的成果来看，目前除民国史之外尚少见及整体性的时期史研究成果，但是，在理念上和专题及专门史研究上，已多有时期史的观念和成果。从大的时期上来看，随着1919年这一旧有研究时限的突破，晚清史和民国史成为近代史中涵盖面最大的两个时期史。其中的民国史不仅已正式确立为一个独立的三级学科，也已有一些整体性研究成果问世，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人员撰写的《中华民国史》12卷本、《中华民国大事记》5大册，以及正在研究的《中国国民党史》和《中国国民党台湾时期史》。晚清史虽尚未见及整体性研究成果，而少量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美国学者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但在研究工作中将晚清史作为一个时期史的观念已经非常明显，有的学术会议冠以“晚清史”、“晚清时期”为名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十余年来一直在努力建设晚清史学科，并于2003年被列为院级重点学科。至于这两个大时期的专题及专门史研究，其成果已不少见。从小的时期上来看，不少著作和学术会议虽以某一事件命名，但研究的视野已包括事件所覆盖的整个时期，不同时期视野下的专题和专门史研究也都取得了多少不等的成果。
二是从事件结构到发展阶段结构和年代结构的转变。所谓发展阶段，是指某一事物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如果上述的时期史的界限划分还与事件相结合，是事件史的扩大的话，那么这里的年代史和发展阶段史的界限划分则已基本与事件相脱离，是一种事物自身变迁阶段和自然时间的划分，而将事件作为阶段和年代之内的一项内容。以自身变迁阶段划分历史时期的主要表现在专门史的研究中。如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一些学者根据经济的发展水平，将其划分为1840-1894年，1895-1927年，1928-1949年三个阶段。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有些学者“按照社会思潮发展阶段”，将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史分为：“晚清社会思潮（1840-1911）”，“民国前期社会思潮（1912-1919）”，“民国中期社会思潮（1920-1936）”，“民国后期社会思潮（1937-1949）”四个阶段。[21]
所谓年代结构，就是以每10年（即年代）间的历史为界限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在2004年开创，从该年起以民国历史的每10年期为内容每年举行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集，旨在开创民国史研究的新视野，突出历史的“连续动态过程”和时代特征。其发起者指出：“我们尝试以‘年代’为论域，以‘年代’代替‘事件’作为大致的分期，期以探讨较长时段内的历史演变，以利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会通观察。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节奏明显加快，将‘年代’的视野引入近代中国的考察，正能凸显此等变化趋势。就20世纪中国而言，几乎每一个‘十年’均有其明显的‘年代’特征，而以‘事件’为界标，则或由于有意无意间漠视了对以‘年代’为代表的历史连续动态过程的观察，或与历史的真相不无有心与无心的遮蔽与忽略，不利于我们对历史多重面相的认识。”[22]
三是从政治斗争史的一骨独撑、一支独秀，发展到骨肉相依、百花齐放。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以“三次高潮”、“八大事件”为近代史的主体内容，也就决定了政治斗争史在近代史中的单一支撑地位。虽然在论述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中也会涉及一些经济、文化、思想之类的非政治因素，但只是作为政治的附属因素，甚或作为点缀，而给以简单陈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种专门史的相继兴起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日渐丰富起来，出现了多种专门学科共存共荣的新局面。不仅旧有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研究取得了新的发展，而且新型的现代化史、社会史、思想史、民国史、生态史、科技史等学科的研究相继产生和成长。特别是在经济史、文化史、现代化史、社会史、思想史、民国史领域推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了本文中已经提到的一些相关著作外，值得注意的著作还有：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3卷本；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9卷本、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3卷本；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1840-2000）》3卷本；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4卷本、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3卷本；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12卷本、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4卷本。
需要指出的是，繁荣发展各专门学科，并不是否定政治史在历史内容构成中的骨干地位，而是为了建立各专门学科协调共存、内容健全的整体历史。如果以政治史为历史的骨架，以各专门史为历史的肉体，那么改革开放以前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种骨大肉小、骨肉分离的畸形态，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转变为骨壮肉丰、骨肉相依的健全态。
四、中国近代史研究方式方法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在总体上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同时也引用了一些具体的新研究方法，以开拓和丰富研究的视角，并对来自外国的某些研究方法加以检讨和改进，使之适合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实情。这种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一是从“冲击反应（回应）”论到“中国中心”论，再到外因内因论结合论。“冲击反应”论由美国的费正清等一些学者提出，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传入中国，从七十年代起受到一部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批评，于是有中国中心论的提出。“中国中心”提出以后，也受到了学者们的批评，又有外因、内因结合论的提出。对这三种研究方法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在1987年举行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上，从近代化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化的内外因素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外部因素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起了决定性影响，是主导因素。内部因素即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次要因素”；“另一些学者则在承认外部因素的作用时，也强调内部因素的影响”。[23]其中，吴承明指出：由于“西方的冲击是世界性的，而受冲击各民族的结局迥异”，“于是人们开始寻求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如洋务运动中，“新式工业的出现当然是西方冲击的反应，但就每项工业的产生来说，都不是来自西方的意愿，而是中国人努力的结果”，“就当时‘求强’‘求富’的思想和‘机船矿路’路线来说，也不完全是‘冲击反应’模式，它们的形成，还有自龚自珍以来的‘思想之解放’，以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明夷’思潮”。[24]
1990年，刘大年从西方侵略与中国反侵略及近代化的角度对“冲击反应”论和“中国中心论”作了评论。他强调指出：“‘冲击回应’公式决不是一个接近于反映历史真实的公式。”“它即使部分地可以形容中国社会在西方侵略紧逼下所发生的某些现象，但它完全不能说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态度，完全没有能够估计到中国人民的力量。”至于“中国中心”论，则“显得过于看轻了外部世界的作用，对于外部势力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发生的毒害影响估计不足。”不过，它对“冲击反应”论的批驳，以及强调“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和方向最后是由中国内部力量所决定的”，并“极力寻找中国内部情节”的作法是正确的和合理的。[25]
2000年，李伯重从工业化的角度指出：“在工业化由西欧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中，西方的确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它地方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等待着西方的‘冲击’而后作出‘回应’”，“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工业化，主要取决于其内因而非外因”。“即使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也因其历史与文化的特质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26]最近又有姜涛指出：“七十年代，过于突出和强调中国中心观，不同程度地忽视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变动甚受外来因素影响的实事；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演变，其动力既来自中国内部，同时也来自外部的冲击。”[27]
由此可见，外因内因结合论已成学界的基本共识，即使有倾向于“冲击反应”论者，也认为反应的状况如何就是内因在起作用，也是外因和内因结合的结果，否则东方落后国家同样受西方的冲击怎么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呢。
二是从封闭的中国史研究到中外比较史研究、跨国地域史研究和全球史研究。就中外比较史研究而言，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从寻找中国现代化落后的程度、原因和中外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出发，开始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1981年3月24日，周谷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开展中外历史比较研究，认为这样有利于廓清大的历史问题，有利于跳出欧洲中心论。1982年，林甘泉在总结改革开放前5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就中国论中国是不行的，必须对中国和外国的古代历史进行比较研究。[28]季羡林也在《比较文学译文集》的序言中谈到了比较史学的问题，认为有些历史问题经几十年的讨论仍没有基本的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比较方法。[29]于是，比较史学开始成为一个热点。在1980年代中，相关的学术讨论会相继举行，有些大学陆续开设了比较史学的课程，发表相关论文数百篇，还出版了专门的理论著作，如庞卓恒的《比较史学》，于1987年由中国文化书院出版；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于199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著《比较史学》于1991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比较研究的关键是比较基点的选择，现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时代和社会形态的基点，二是事物关系的基点，三是空间区域的基点。在时代和社会形态方面，丁守和提出：可以同时代同社会形态的事物作比较，也可以同时代而不同社会形态的事物作比较，还可以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的事物作比较，主要由比较研究的具体内容而定。[30]侯建新提出了历史发展对应阶段上的比较，认为这种比较，“比简单的绝对时期上的比较更有意义”，如中外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间的对应比较。[31]在事物关系方面，桑兵认为，历史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互相有一定关系的中外事物之间进行比较，主要研究它们在发生关系中怎样彼此影响，也就是影响研究，这较之一般事物间的平面研究是更为典型的比较研究。[32]桑兵的这一观点，虽更有典型性和直接的可比性，但也不能由此否定范围更宽、采用更多的一般平面比较研究。在空间区域方面，大多数学者选择某一外国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少数学者则认为，两个国土面积相差很大的国家不宜进行比较，而选择某一外国国家与中国国内某一面积基本相等的区域进行比较。如美国学者彭慕兰在他的《大分流》一书中，选择了中国江南地区与欧洲的英格兰进行比较。[33]中国学者李伯重赞同彭慕兰的这种比较方法，在他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中，也有一小部分比较了江南与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侯建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虽然不一定与彭慕兰的方法有直接借鉴关系，但也采取了一个地区与一个国家比较的视角。[34]笔者认为，彭慕兰的比较视角，虽在经济上有其道理，但是它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国家与地区的制度机制的不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还有制度、思想文化等综合因素。江南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地区和英国比较，但是它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受到北方政权的控制。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保守派基本上是北方的，开放派、改革派基本上是南方的。如果江南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江南地区的思想意识、执掌政权者也都是江南人的，而江南地区的人、思想意识和北方不一样，它可能会鼓励发展工业，会和英格兰具有同样的工业化前提。
迄今为止，中国近代史中的比较研究，已有诸多成果，其中被涉及比较的国家和地区，较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英国、欧洲、印度；被涉及比较的领域，较多的是现代化、文化，其次是政治、经济、法制，再次是宗教、家族、人物等。
就跨国地域史研究而言，它是近年内出现的一种研究方法，对包括中国某一地区在内的多国相关区域的近代史进行研究。从目前来看，已经有所研究的主要有这样几个地域：一是亚洲史、二是东北亚史、三是环黄海经济圈史，四是中日韩三国近代史。但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大陆学者中并不多见，而日本学者和台湾学者则相对有较多成果。这是中国学者今后需要多加努力的。
就全球史研究而言，这一方法在英美国家的史学界从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提出和运用，中国史学界对它的关注和运用较晚，但就其中的超越“西方中心论”来看，则并不比英美国家的史学界为晚。目前中国史学界对这一方法的关注和运用，主要表现在世界史研究中，在近代史研究中，则只限于从全球化的角度考察近代的某些经济和文化问题。
三是从单一的文献史研究方法扩大到文献史与田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所谓田野史，主要是指通过社会调查征集历史资料、了解历史场景，进而进行相关历史的研究。这种田野史研究主要包涵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访问当事人采集口述历史资料；二是收集流落于民间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和碑刻资料；三是感受历史发生的实地场景。这种方法，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已有较多采用，在政治史、抗战史、经济史、文化史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采用，有的还作出了出色的成果。仅就口述历史来说，在历史资料方面，太平天国史、义和团史、辛亥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征集和出版了不少口述历史资料；人物传记方面，也有更多的成果出版；专题研究方面，出版了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反映妇女生活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理论方面，则出版了《中外口述历史学概述》、《与历史对话：口述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还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口述历史》。此外，在抗日战争史方面，近年来有较多田野史和口述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问世，如《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四卷、《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慰安妇研究》等。
四是从基本单一的历史学方法，发展到多学科方法交叉并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不断开阔，新的学科和领域不断开拓，研究趋向多元化、多样化、交叉化、理论化。与之相应，各种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被不同程度地应用于各专门史研究之中。如：政治学之运用于政治史；军事学之运用于军事史；地理学、形象学之运用于思想文化史；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之运用于现代化史；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之运用于社会史；管理学、制度经济学之运用于经济史；自然科学之运用于生态史和科技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所以能有如此全面的创新，一随着因对外学术交流的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引进、交流、互动和改造，使某些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得以产生和形成；二是随着各种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启发了近代史研究中某些相应研究领域的开辟；三是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使得近代史上某些相应和相关事物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总而言之，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深入发展带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全面创新和繁荣。
注释：
[1]参见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册，“序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范文澜：《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6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中国近代史》上册，九版说明，《范文澜全集》第九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二集，1955年版。
[3] 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
[4]杨遵道：《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荣孟源：《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56年第8期《科学通报》；李新：《关于近代史分期的建议——为“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所写的前言》，《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合期；《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5]胡绳：《胡绳全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卷，第8-9页。
[6]胡绳：《“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张磊、王杰主编：《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7]刘大年：《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10期。
[8]刘大年：《关于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在“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张磊、王杰主编前引书，第3-5页。
[9] 刘大年：《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人民日报》1995年8月15日。
[10]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11] 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2] 刘大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刘大年集》代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3] 张海鹏：《略谈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开关”》，《红旗》1987年第6期。
[1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0-242、336页。
[15]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16]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西学与中国近代化的命运》，《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1991年第6期。
[17]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化》，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序、第161、1、6页。
[18]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2；102-103；391-392；385页。
[19]李文海、阎军：《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36页。
[20]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21]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绪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二O年代的中国·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3]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3、604页。
[24]吴承明：《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章开沅、朱英主编前引书，第1-2、6页。
[25]刘大年：《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求是》1990年第22期。
[26]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晚清国家与社会·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8]林甘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9]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30]丁守和：《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点》，《学海求索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2页。
[31]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32]桑兵：《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评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33]彭慕兰：《大分流》（原版2000年，中译本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34]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
本文原刊：《晋阳学刊》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