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
作者：汪朝光
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 1949 年以前已有学者作过一些有关民国史的初步研究，但是，民国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其建立则是在 1949 年以后。尤其是 1978 年以后国家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政策及其带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使民国史学科得以真正建立、发展和繁荣。可以说，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诸学科中建立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取得成就较为显著的学科之一。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笔者希望以本文有限的篇幅，为民国史学科在这五十年中的建立与成长勾划出大致的线索，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简略的评论，对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作适度的展望，俾便研究者的参考利用。如此，则亦不负笔者之初衷了。 [1]
一、民国史研究的回顾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由于其处在中国近代前所未有之风云变幻、起伏跌宕的历史时期，侵略与反侵略、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各种行动与思潮交汇，更显其历史的丰富多彩、变化万千。对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还在民国年间，就有人开始搜集整理史料， [2] 并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3] 但就总体而言， 1949 年以前，国内战乱连年，缺乏研究所需的必要环境与资料，而且民国成立时间不长，一般学者格于当朝人不作当朝史的中国史学传统，身处民国自身的环境，也还没有将民国史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意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国史研究开始列入中国史学研究科目之中。 1956 年，国家社会科学 12 年规划将民国史列为重点项目。 1971 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再度将民国史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计划。为此，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 1972 年成立了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研究单位，从而使民国史研究有了一个集体的阵地。随后，该组开始进行民国史研究的资料整理与初步研究工作，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但因为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民国史上的诸多事件与人物已有政治“定评”，民国史研究的空间甚为狭窄，基本没有学术研究所需的自由讨论的余地，因而研究工作困难重重，始终未能真正开展起来。同时，受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影响， 1919 年以前的民国史被划入中国近代史， 1919 年以后的民国史被划入中国现代史，人为被割裂成两段。 [5] 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又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民国史只能作为陪衬被一笔带过。因此， 1978 年以前，少数关于民国史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统治方面，成为政治“大批判”的工具和附庸。惟有在近代经济史领域，有一批学者作了相当出色的开创性工作，他们主持下的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与出版，是当时近代史研究中较有成绩的方面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有关民国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至今仍在研究中被广为利用。 [6] 但应该说， 1978 年以前，民国史研究的范围非常有限，影响也不大。民国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没有建立。
1978 年以后，国家政治经济大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解放运动蔚为潮流，改革开放成为国策，从而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空前繁荣。受惠于这样的大环境， 1978 年，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组改称民国史研究室，由该室编辑的《民国人物传》第 1 卷于当年出版，这是 1949 年以后以“民国”作为书名而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7] 标志着民国史学科的真正起步，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981 年，该室主持编写的《中华民国史》出版了第 1 编，成为中华民国史学科建立的奠基之作。从此，有关民国史研究的著作和史料大量出版，学术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交流活动日渐频繁，民国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历史研究诸学科中的后起之秀。
1978 年以后中华民国史学科发展的主要成就是：
1 ．著作大量出版
一个学科建立并成熟的标志，就是有可以代表这个学科研究水平的高质量研究著作的出版。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组）于成立初始即决定编写一套包括研究专著、人物传和大事记在内的系统的“中华民国史”，这套著作的出版实际成为民国史学科建立的标志，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民国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中华民国史》分为 3 编 12 卷，由国内知名学者数十人共同参加撰写，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已先后出版了第 1 编全 1 卷（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李新主编， 1981 ），第 2 编第 1 卷（袁世凯统治时期，李宗一、曾业英、徐辉琪、朱宗震等著， 1987 ）、第 2 卷（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彭明、周天度主编， 1987 ）、第 5 卷（北伐战争和北洋军阀的覆灭，杨天石主编， 1996 ）。第 3 编第 2 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等著）、第 5 卷（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汪朝光著）、第 6 卷（国民党的失败和中华民国的覆亡，朱宗震、陶文钊著）已经完成，即将出版。其它各卷正在写作之中，将于 2000 年全部完成。《民国人物传》共 12 卷（孙思白、朱信泉、严如平、熊尚厚、娄献阁等主编），收录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界人物近 1 千人，现已由中华书局出至第 9 卷，其余 3 卷也已全部完成，即将出版。《中华民国大事记》（序编 1905—1911 年，正编 1912—1949 年，韩信夫、姜克夫主编）全 5 册 39 卷，逐日记述民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事、要事，已于 1997 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此三项工程构成了一部民国史较为完整的体系，待其全部完成之日，可望为民国史学科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民国专史方面，已经出版的较为重要的著作有：辛亥革命，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 3 卷本，人民出版社，北京， 1981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 4 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1991 ），林家有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 1991 ）；北洋军阀时期，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 1983 ），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莫世祥《护法运动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南宁， 1991 ）；北伐战争，黄修荣《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 1992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 1986 ），王宗华、刘曼容《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十年内战时期，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 1982 ， 1988 ），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东大图书公司，台北， 1995 ）；抗日战争时期，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99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 3 卷本，解放军出版社，北京， 1991—1994 ），罗焕章等《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 1995 ）；伪政权史，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北京， 1994 ）；中外关系史，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 198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99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国民党史，彦奇、张同新《中国国民党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 1991 ），刘健清《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 1992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990 ）；地方史，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 3 卷本，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 1991—1994 ）、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1991 ），莫济杰等《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南宁， 1996 ）；经济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3 卷（人民出版社，北京， 1993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8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1 ）；军事史，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 4 卷本，中华书局，北京， 1991 ）；政治制度与思想史，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袁继成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 1991 ）；社会史，张静如、刘志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1992 ）。此外，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民国史丛书，兰州大学出版社的民国人物大系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孙中山丛书，以及若干有关民国历史与人物的丛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成为民国史研究著作出版中的集团军。
人物研究是民国史研究中最为热门的领域。迄今为止，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人物，几乎都有了传记，许多人物还有了不止一本传记。其中两个人物可作为民国人物研究热潮的代表，一个是蒋介石，长期被视为反动派的头领；一个是胡适， 50 年代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两者都是以反面人物的代表形象出现在民国历史上。但现在有关他们的生平及其方方面面的各种著作不下几十种。前者有严如平、郑则民著《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北京， 1993 ），杨树标著《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北京， 198 ），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 1987 ）等；后者有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1985 ）、《胡适新论》（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 199 ），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北京， 198 ）、罗志田《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1995 ）等。已出版的民国人物传记中较为重要者尚有：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北京， 198 ），毛注青《黄兴年谱》（中华书局，北京， 198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北京， 1980 ），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北京， 198 ），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199 ）等。
有关民国史研究的论文更多，难以有确切统计数字，散见于各学术期刊。可以说，目前没有发表过民国史研究论文的历史学术期刊绝无仅有，于此亦可见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但目前较有影响、学术价值与研究质量较高的论文，主要发表在少数学术刊物上，尤其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由于这些刊物长期形成的学术地位 ， 这种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各大学学报和省级社科刊物发稿量较大，可称民国史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阵地，但因种种原因，质量参差不齐。当然从长远考虑，这种现象对学术发展未必有利。
2 ．史料大量出版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国史料在新时期的大规模整理出版，为民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这当中，最能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档案史料占据着重要地位。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作为收藏民国档案史料的中心，自 1981 年开始，利用馆藏档案，系统整理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大量民国时期的专题历史资料得以汇编出版，其中湖北所编辛亥革命史料、天津所编北洋军阀史料、西南各省所编西南军阀史料、广东所编孙中山及护法政府和军政府史料、东北所编奉系军阀、“九一八”和伪满史料、上海所编汪伪政权史料及民族资本企业经济史料、重庆所编国共关系史料，均自成体系，可堪使用。以《国民政府公报》为代表的民国政府出版物，以《申报》为代表的民国报纸，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民国杂志，以及收罗民国时期著作的《民国丛书》，被大规模影印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以《革命文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为代表的台湾地区出版的民国史料已进入祖国内地，并为研究者们广为利用，藏于国外的民国史料也正在引起国内研究者越来越多的注意。
3 ．队伍迅速扩大
民国史原有研究力量极为薄弱， 1978 年以后民国史研究的繁荣直接带动了民国史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迅速增加，逐步形成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为中心，以南京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复旦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和广东社会科学院、武汉华中师范大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等大学和科研机构为重要基地的民国史研究队伍。全国其它各省市的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档案馆、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地方志机构，也都有研究者加入民国史研究队伍。时至今日，可以说已经没有一个省市没有民国史研究人员了。以民国史或民国史上的事件、人物命名的研究中心或研究会不断成立 ， 如辛亥革命研究会、孙中山研究会、南京和重庆的民国史研究中心等。与老一辈专家继续其研究工作的同时，大批中青年研究人员正逐步成为民国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4 ．交流日趋频繁
学术需要交流，只有在研究者的互相交流探讨中，才能彼此交换学术意见，促进学术的繁荣和进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环境的开放和传媒的宣传，民国史研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有频繁的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历史学科之一。以民国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每年都会举行大小不等的学术活动，参加的不仅有祖国大陆学者，而且有台湾、香港、澳门学者，还有国外学者，尤其是对民国史研究较多的美国和日本学者。 1981 年和 1991 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汉， 1985 年和 1995 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在北京， 1986 年和 1996 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在广东中山先后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1984 、 1987 、 1994 年，在南京召开了三次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使民国史研究者得以共聚一堂，交流学术。中国的民国史研究正在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以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为代表的海外民国史研究著作也已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并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兴趣，民国史研究正在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
二、民国史研究的进展
1978 年以前，民国史研究尚未真正展开，还很难谈上科学的、深入的研究，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研究领域“禁区”重重，研究者心有所忌，有限的研究也被套上政治的框框，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甚至“民国”这个词都很难不带贬意的出现在历史书中。 1978 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真正开启了民国史研究自由讨论的空间。在学术研究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下，民国史研究正在突破以往旧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民国史研究已经基本摒弃了以往那种极端的、绝对的评价事件与人物的方法，而是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当时当地当事者的具体情况，再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研究者们可以按照历史的实际发展状况及其内在规律去研究历史，民国史上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现在有人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以前已经有所研究并有“定评”的问题也不断有人重新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1978 年以后的民国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1978—1989 年为第一阶段，表现在民国史学科建立，并突破研究领域的限制，大胆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在宏观领域取得较大进展。 1990—1998 年为第二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更注重于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在微观领域将研究推向深入。 [8]
民国史研究最先在辛亥革命问题上取得突破。辛亥革命是导致民国诞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华民国的开端，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何况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的运作也并不成功，因而 1949 年以后史学界对其研究不多，评价也一直不高，着重强调了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 1981 年，以辛亥革命 70 周年纪念为先导，史学界推出一批专著和论文，论证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充分评价了同盟会和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方面的历史功绩。对于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各个地区、各个阶级和阶层、各个政治派别、团体与代表人物在这次革命中的表现，作了相当具体深入的研究。对于辛亥革命的结局，也不再简单地归于胜利或者失败，而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探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 [9] 这次讨论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明确肯定资产阶级革命在当时中国的进步意义，“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政权，具有一种崭新的面貌”，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维护共和，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充满了进取和斗争精神”，“因而它仍然是一个反映革命党人利益和要求的有生气的资产阶级政党。” [10] 这样的评价，在以往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是不可能的。
继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得突破之后，民国史研究随着历史时段的延伸而不断深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一进展的主线，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民国时期的历史地位与进步作用不断得到肯定与深化。在关于护国运动的研究中，如实肯定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护国运动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历史阶梯”，“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明确肯定以往遭到砭斥的梁启超和进步党人在护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11] 一般而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代表，主张立宪而不主张革命，因而以往对他们的批判较之对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更为严厉。因此，在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功绩之后，对资产阶级温和派历史贡献的肯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表明学术界在研究中更注意历史的实际情况，而不再简单地以派划线、以人划线。
民国成立后，中央和各地政权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很快又落入了北洋军阀以及各地方军阀手中。对这一段历史的评价，过去主要是批判军阀们投靠帝国主义，误国残民，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在这方面， 1978 年以后的研究体现了一定的继承性，但更多地注意用历史事实论证，而非简单地批判。 [12] 另一方面，研究者们也认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利害冲突与矛盾的一面，内容变化复杂，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简单地将军阀类比为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约，不仅是民众反对的结果，也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导致的“分裂型政治”有关。 [13]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北洋政权的阶级属性这一重要主题有所讨论。有论者认为，北洋军阀官僚资本是私人资本，并认为北洋军阀“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资产阶级性质”，带有一定的资本主义色彩。 [14] 更有论者进一步认为，袁世凯与孙中山、张謇一样，同属资产阶级范畴，只是在当时条件下，“转变成资产者”的道路不同，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转化背景 —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 — 救亡图存，使中国富强。这就使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或粗或细的共同利益纽带。但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和时序廻然各异，各自的社会地位也千差万别，使他们走上互有冲突的政治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层次的矛盾的运动基础”；就孙中山和袁世凯而论，袁曾经积极推行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和政策，而孙中山则与资产阶级“隔膜和疏远”，其民生主义“超前发展”，使资产阶级难以忍受而被“遗弃”。 [15] 既然北洋政府具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一面，它的各项政策当然就有对当时经济发展促进的一面。有论者认为，北洋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与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法令，而正是这种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导致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而引起社会革命，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的衰亡。 [16] 在关于北洋时期群众运动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论者对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作了研究，认为国民党积极参加并推动了五四运动，他们在运动前宣传鼓吹，在运动中制定策略与方法，推动其发展；五四运动的“政治性质和思想主题，以至于运动的预演、爆发和取胜，均同国民党人的政治言行有直接关系”；因此，“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其后又有论者肯定国民党在省港罢工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它是该次罢工的发动者、罢工策略的制定者、以及外交交涉的主持者，对罢工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7] 过去一向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党派置于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而新的研究结论有了变化，承袭了 1978 年以后对资产阶级在民国时期的历史作用给予积极评价的趋势。
1927 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向来是民国史研究中较为敏感的领域， 1978 年以前对其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公开发表的极少数文章也是以政治批判为主要内容。 1978 年以后，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首先在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评价方面取得了突破。以 1985 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为契机，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由“攘外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对其在抗战前为抗战所作的军事、经济准备工作，如整编军队、构筑国防工事、发展军事工业、制定抗日战略、进行国防经济建设，对抗战中国民党军队负担的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正面战场的历次重要战役，均给予了适度的、积极的评价。 [18] 与此同时，研究者们对于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关税自主、法币改革、以及抗战时期经济政策的作用等等问题，也都予以一定的积极评价。 [19] 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在过去是被忽略的。还有论者结合史实作了更深入的考查。如关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以往研究多强调中共与群众运动对国民党的推动作用，此时有论者认为，“经济原因是促使国民党转向抗日的基本原因”；因为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扩张，已经严重影响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收入，其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面临完全丧失的危险；同时，这一时期国民党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获得大量外汇和借款，经济实力有所增长，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变其对日政策。 [20] 这样的观点，既将研究建立在史实与数据的基础之上，也在事实上坚持了经济决定政治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关于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作用及其与敌后战场的关系，以往研究突出了敌后战场，而忽略了正面战场，此时有论者认为，无论是相持阶段之前还是之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之分”；两个战场有摩擦的一面，但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直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21] 可喜的是，关于抗战历史的研究，是祖国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在民国史研究领域最早开展交流与互有回应的论题之一。如关于抗战的战略，台湾学者认为，国民党政府自抗战一开始就制定了持久战战略，并主动发动淞沪战役，诱使日军改变进攻方向，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祖国大陆学者则多认为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在抗战中逐渐形成的，而且这个战略仍有重要缺陷，即其不彻底性和动摇性，过于依赖外力，实行消极防御，而且“始终是不完全的”，“实际上只是指狭义的军事作战行动战略”；至于发动淞沪战役的战略意图，目前并无史料依据支持，当时国民党也没有如上所述的设想，同时这一战役也未起到转换全局的作用。 [22] 尽管双方的观点未尽相同，但这样的交流与回应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则是有重要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虽然相对敏感且基础薄弱，但是研究者并不回避矛盾，而是勇于开拓，在一些宏观领域的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明显进展。蒋介石是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领袖人物，过去被冠以“独夫民贼”、“人民公敌”之衔。此时有论者认为，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处理抗日与反共的关系时，抗日都是主要的方向，因为中日民族矛盾没有解决；只要抗日，就属于人民的范围，因此当时的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人民之内。 [23] 有论者对抗战前后的蒋介石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认为蒋战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联共抗日，顺应了历史潮流；抗战初期，蒋与中共合作，指挥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但其片面抗战、消极防守战略，也使国家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抗战中期，蒋没有放弃抗战，没有完全中断国共合作，但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制造反共摩擦，消极被动，保存实力，限制和降低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作用；抗战胜利后，蒋违背历史潮流，坚持个人独裁统治，最终彻底失败。 [24] 对蒋介石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论者根据历史事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关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关于“曲线救国”论，关于“蒋伪合流”，有论者认为，蒋与汪的叛国投敌“毫无关系”，他们“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更不可能有一致的行动”；将曲线救国“作为国民党当局的指示方针”不符合历史事实；国民党对汉奸政权坚决打倒，汉奸财产一律没收，汉奸主要头目多被处决，至于对汉奸将领的委任，“只是出于反共和抢占沦陷区目的的一时利用”。 [25]
关于官僚资本的研究与讨论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之一。官僚资本是民国年间就开始使用的概念， 1949 年以后，为民国史研究所沿用，而且其适用对象有扩大的趋势，即凡军阀、官僚、以及国家、机关投资创办的企业一概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在新的研究趋势下，有论者提出，官僚资本是一个已为群众接受的通俗名称，可以作为特定范畴使用，但它的实质，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说，就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继而又有论者认为，官僚资本是个政治概念，不应用于标明企业性质；官僚私人投资与国家投资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军阀官僚投资的资本也属于民族资本中的私人资本。 [26] 同时有论者明确提出，既然官僚资本是个政治概念，我们就有责任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军阀官僚原始积累的来源并不能决定他们所办企业的性质；在所谓“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中，蒋介石只有很少的私人投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私人投资尚无充分材料，而宋子文、孔祥熙“各阶段留在国内资本有多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多大程度的垄断性的消极作用”，“都应当根据足够的材料作出符合客观真实的分析和论断”；“从政治方面看，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掌握党、政、军、财经大权的四大家族，然而从经济方面看，那一时期却并没有四大垄断资本家族”。 [27] 在民国经济史研究中，以更严格、更科学的国家资本概念代替不尽科学的官僚资本概念有可能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但因为官僚资本概念在民国时期即被广泛使用，因此在民国政治史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仍有其必要性。
总体而言， 1978—1989 年期间的民国史研究已经初步改变了过去研究不多、“禁区”不少的局面，展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百家争鸣的兴旺景象，并且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不足之处是，研究尚不够深入，因此一些讨论缺乏应有的学术深度，而仅仅表现了拨乱反正的政治意义。
1990—1998 年，可以视为民国史学科建立后，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随着前一阶段研究的进展，不少研究者感到，仅仅是突破某些研究领域的限制，对一些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只是浅层意义上的进展，而且有些新的看法不过是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应时而生，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而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突破与创新，应该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者们更注意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
民国史个案研究的进展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应该提到与档案资料相结合的研究。 90 年代以来，不断有新的、过去不为人知的有关民国事件与人物的档案公布，同时，藏于海外的民国史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与民国史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资料亦有大量公布，所有这些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这些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取得的进展包括：北伐时期若干问题的研究，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主要利用海外所藏档案史料，对民国史事件与人物的研究。 [28]
有关抗日战争的个案研究也有相当进展。如关于“不抵抗主义”，有论者认为，“不抵抗主义”是东北地方当局所采用的说法，时间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 1933 年承德失陷；蒋介石当时并无不抵抗的直接命令，但蒋和南京政府默认了东北地方当局的“不抵抗”；张学良对“不抵抗”负有相当责任，“九一八”后张对日本的进攻始终退让，直到热河之战仍未下抵抗决心，战略战术一误再误；直到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才用抗战的鲜血洗去了“不抵抗主义”的耻辱。也有论者综合运用中日双方史料，对于卢沟桥事变作了相当具体的历史过程的构建，认为该事变完全是日本的预谋，日本有学者提出的谁先打“第一枪”的争辩毫无意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正确的，作出了应战部署，推动了全国抗战。 [29] 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战，过去从无研究，此时有论者从其最初的决策、实施的过程、特点、及其在敌后各战区的发展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给予了一定的积极评价。 [30] 关于正面战场一些以往已有定论的问题，此时也有论者予以重新评价。如 1944 年的正面战场，过去强调的是失地千里，一败涂地，但有论者提出，国民党实行的是“东守西攻”战略，东线失败并不关系全局，而西线滇缅战场的胜利是关系战略全局的胜利，解除了中国两面受敌的威胁，开辟了重要的交通线，因此 1944 年的整个正面战场是得大于失。但就国民党统治而言，东线的失败是全局性的失败，造成其统治危机，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共在敌后的发展。关于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问题，有论者提出， 1945 年 4 月的湘西战役是正面战场反攻的开始，从此正面战场屡胜日军，收复了不少国土；由于中国是弱国的特殊环境，中国的反攻不同于别国，力不从心，时间短促，但仍值得肯定。 [31] 在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中，这些年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如关于国民党政权建立初期的财经政策、关于三青团的研究，关于重庆谈判问题，关于战后东北问题，关于中美商约的研究，等等。 [32]
在北洋军阀及其政权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北洋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有了较多的共识，这主要源于对北洋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因为经济政策由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决定，而研究者们多认为北洋时期的经济政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有论者认为，北洋政权制定的经济政策，除了极少数因财政困难和不平等条约的制约未能贯彻外，其它基本上都得到了具体落实，这些政策主要制定于袁世凯时代，也为以后历届政府贯彻。 [33] 有论者通过档案研究，认为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门类齐全，内容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体现了资产阶级利益，使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经济化，经济竞争自由化、正规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34] 也有论者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北洋时代的经济发展，即北洋年间军阀混战，政局不稳，捐税繁多，但中央政府缺乏权威，无力控制经济活动，使经济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未被阻断，而这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好道路；由于北洋时期中央政权名存实亡，自清朝后期开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中断了，这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35] 在关于北洋时期政治外交的研究方面，有论者认为，民国初年中国经历了一个“政治现代化的畸变过程”，党社混沌不清，党争没有健康的法律秩序作基础，社会机制未形成，资产阶级不成熟，社会文明程度低，从而使袁世凯少有牵掣，实现了专制复辟。 [36] 有论者对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予以一定肯定。 [37] 还有论者较为全面地评价了北洋时期的外交政策与实践，认为北洋外交机制开始近代化、专业化、技术化；外交思想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和民族主义特色；外交实践方面，是对外妥协与对外依赖相结合；外交特点一是内向性，内耗不已，有害无利，二是开放性，既引进了外资商品技术，刺激了经济发展，同时又使外国控制了中国经济，利弊兼有，利大于弊；总体而言，北洋外交争得了部分主权，实现了近代化，一定程度上显露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其失败不是外交政策自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大背景。 [38] 关于北洋政权后期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有论者从家庭人口的生活水平，论证北洋时期普通人民的贫困化，从而证明社会变革的必要。据论者对当时工人、农民、人力车夫、教师的收入和支出的考察，他们的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支出结构畸形，食品费比重过大，缺少正常生存条件；食品结构畸形，主食比例过大，缺少正常营养条件；适龄儿童入学率极低，无力实现培育劳动力功能。这样生活的人口比例占到 60% 以上。因此，他们不满意社会分配不公，物价上涨，以及繁重的苛重捐税，要求改变现状，国民革命的依据即在于此。 [39] 也有论者认为北伐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区分和中外关注的重点是南北之争而非国共之争或国民党内部矛盾，当时的中国局势与列强政策均以混乱多变为特征；在列强竞争中，美国向南方逐渐倾斜，在国内压力和列强树立开明形象的形势下，开始修改对华政策，并对南北采取更灵活的政策；是南京事件而不是“四一二”及清党造成了美国政策的调整。 [40] 该文的意义在于涉及到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当时、当地的主要社会矛盾。过去的研究可能不分时间、地点地夸大了国共关系及其矛盾的影响，这样会妨碍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与分析。这里的关键仍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实际和历史资料出发。以往研究不多的民国时期社会、文教方面的课题也正在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 ， 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许多学术期刊在刊发上的支持。 [41]
在 90 年代的民国史研究中，有一个引起研究者们讨论的主题是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有论者一反 80 年代以来对辛亥革命的肯定，认为辛亥革命“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每每严重背离，……从而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合乎中国国情，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有否其发展前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当时是否必然要推翻帝制。”作者从清政府的两难选择、民族主义误区、皇权与民权、立宪与共和、革命与改良、理想与现实等方面作了论证，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对国情缺乏清醒认识，过于理想主义，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因此革命条件并不充分具备，革命不是必然结果，而是各种因素的机缘巧合，因此革命后又逐步退回到社会经济状况所能承受的水平，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依然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民主政治也未必就一定是皇权、立宪、改良等等的对立面。 [42] 但批评者认为，辛亥革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用假设研究历史；民国年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应该正确评价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不应完全抹杀革命，一味颂扬改良。 [43] 还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朝统治方面，客观条件较为成熟，清政府内外交困，而主观条件并不成熟，革命党人缺乏群众基础、长期四分五裂；在建立民权政治方面，客观和主观条件都不成熟，既无民主传统，也缺乏民主素养。但辛亥革命是胜利了，对中国向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变革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两千年帝制被推翻，很难说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仍无变化可言，那种断言只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才算改变了近代社会性质的观点，值得重新推敲。 [44] 这方面的讨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深入下去。
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由于个案研究的进展，选题更为广泛与多样，在叙述与评价方面，更注重具体与细致的分析，以往那种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研究方法与结论此时已经很少见到了，这种状况本身也说明了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不足之处是，一些研究成果只是就事论事，缺乏在此基础上提升到理论高度的追求，尤其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
三、民国史研究的问题
从 1949 年到 1999 年，在 50 年的时间里，民国史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民国史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民国史研究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具有相对悠久历史的史学学科相比，民国史研究仍然有不少存在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各门学科共有的问题，也有民国史学科自身的特殊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寻求改进之道，可能有助于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对于史学各学科共有的问题而言，我们首先应该提到，民国史研究论题的贪大求全，诸如热衷于讨论历史的分期、性质、意义、评价等等。不能说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在对当时当事的历史缺乏深入研究的前提下，讨论这些问题，往往给人以大而无当之感，而且也很难得到研究者们的共识，减少了其应有的学术意义。试举一例，有关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自 1985 年抗战研究兴盛之初，即为民国史研究者们所热衷选择的论题之一，文章不少，但一直众说纷纭，无法取得一个基本的共识。还在抗战研究刚刚起步之时，学术界对于抗战领导权的问题就提出了四种说法，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国共两党分别领导共同进行、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这四种说法各有其理由，但都有着显而易见的不足。还在 1988 年，胡绳先生就曾言简意赅地评论道：“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溃退，等等”；国共对于抗战各有自己的一套方针，“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分别领导共同进行的说法“也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至于最后一种说法，只是现象的描述，但没有说清领导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胡绳先生并没有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强调要深入研究，尤其要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对于领导权的争夺，“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领导权问题的”。 [45] 10 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究竟前进了多少？如同胡绳先生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键是深入的研究。抗日战争是时间很长、发展进程复杂、多种矛盾交织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在近代无出其二，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当然是有关抗战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以往对于抗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在没有研究的情况下，一开始就讨论这样大的问题，恐怕是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与其如此，倒不如从小事做起，研究抗战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只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透了，小中见大，问题的答案也就自在其中了。如果说，在民国史研究起步之初，我们需要一些大题材的文章引起社会的关注、表示拨乱反正的政治意义，那么现在我们的研究更应该在具体问题上向前推进，然后才能谈到对种种宏观性重大问题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 90 年代民国史在微观研究上的进展更值得我们重视。 [46]
其次，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学术研究工作最可宝贵的特质在于其创造性，发前人之所未发，论前人之所未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然而目前研究中较为常见的却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课题，而又未见新材料与新观点，毫无创新可言。且不说每年为了配合各种事件与人物纪念日的应景式文章，即就一般论文而言，此种现象也所在多有。如关于 1935 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研究，是民国史研究中较早有所突破的课题，最早的文章发表于 1982 年， [47] 此后即不断有关于这个论题的文章发表，到 1987 年，可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即币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币制紊乱需要改革、美国的白银政策冲击中国的银本位制度；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外国对于币改的反映，英、美支持，日本反对；币制改革的作用，在积极方面是货币制度的进步、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消极方面是浓厚的殖民地性、使官僚资本完成金融独占、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然而十多年以后，有关这个问题仍有文章发表，但在叙述框架、基本内容与评价方面则仍然不出前者的范围，这样的研究究有何意义。 [48] 实际上，在民国史研究的若干领域均有此类现象，表现为一个论题一旦引起注意，则一拥而上，且文章连年不断，但多了无新意可言。因此，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遍问题。
第三，研究粗疏，人云亦云。实际上，这是与上文提到的低水平重复现象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即不作深入研究，不查考第一手史料，只是因袭前人的说法。以有关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例，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而且人口众多，可耕地数量有限，人多地少，因此，研究者们一向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关键问题之一，其中又以土地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对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威胁最大。在有关民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我们仍然看到这样的表述，土地占有“越来越集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越来越重”，这几乎成为某种公式化的表述。 [49] 然而根据何在？有什么数据支持这样的结论？论者往往也会给出一些数据，但是对于经济史研究而言，仅仅是少数个案统计并不能解决这样一个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但是却很少有研究者对这样的结论问一个为什么，而是人云亦云，照搬现成结论，但经过研究以后的事实却未必支持这样的结论。如以往著作中有一个基本论点，即占人口不到 10% 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 60% 到 80% 的耕地。但有论者根据历史档案和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占人口 6% 至 10% 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 28% 到 50% 的耕地，他们从来没有占有 60% 以上的耕地。 [50] 如果作者的论述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并且能够成立的话，则对于认识近代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有着重要意义。研究粗疏表现在史料运用上，就是不下功夫搜集、研究第一手材料，或有意无意的误用已有材料。前者可以西安事变的研究为例，西安事变历经多年研究，曾被认为基本史实已经搞清楚了。然而有论者根据将近十年前公布的材料研究的结果，推翻了以往众口一词的许多结论， [51] 这就证明许多研究者并没有认真研究已公布的材料，遑论未公布的材料。后者可以关于“不抵抗主义”的研究为例，有论者指出，以往论者所引用的有关“九一八”事变时南京政府下令“不抵抗”的有关电文，并非是此时的指示，而是事变前关于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的指示，用在此时虽然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毕竟缺乏直接的针对性。 [52] 历史研究首先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如果不搜集史料、不研究史料，这样的研究何异于无源之水。
第四，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问题牵涉很多方面，如注释的运用方法、参考书目与提要的编制、前人研究的引用，等等。诸如上文提到的低水平重复的问题，如果在研究中严格确立对前人研究的征引规范，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关于学术规范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规范研究课题与研究概念、如何正确阐释史料的问题。在研究中轻率地、不加论证地确立课题、运用概念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并加以改进的问题。诸如关于江浙财团的研究， [53] 有论者认为，陈其美是其核心人物，但是，论者却没有给出论据，为什么给陈其美这样定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江浙财团”确有其事，学术界一般也认为它的形成应该在 20 年代初期，然而陈其美已经在 1916 年遇刺身亡，如果这个“财团”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物为“核心人物”，更应该有深入的论证吧。至于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定性为这个“财团”的代表人物，则更不知其论据何在。如果按此定论，陈氏兄弟总该为自己所代表的财团谋些利益吧，何况他们还是南京政权的重要人物，然而论者又认为该“财团”在南京政权成立后就被国民党抛弃，连遭打击。如何解释这一问题？还有，江浙财团为什么要支持蒋介石？有论者认为是因为他们眼看北洋军阀腐败政权无法利用，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政治代理人。从形式逻辑角度分析，这就是说他们曾经利用过北洋政权，北洋政权曾经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那么他们怎么利用北洋政权的？北洋政权怎么成为他们的代理人的？论者又没有给出哪怕是一点暗示。论者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列为“江浙财团”的成员之一，然须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曾坚决抵制北洋政权的中交停兑令，那么他们利用北洋政权、北洋政权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又从何说起？如果论者认为上述问题学术界已有研究，不必解释其含义，那么就应该予以注释。如果不是如此，则历史学中并不存在不证自明的公理，任何定性的文字都必须精确，必须有分析、有证据。笔者无意在此判断上述结论的正确与否，只是想提醒研究者们多尊重一些科学研究的起码规则。
除了上述各门史学研究中可能都存在的问题以外，民国史研究还有其自身特殊的一些问题。民国是离现实最近的历史时期，又是一个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的历史时期，加之长期极左思潮的干扰，使有关民国时期历史的研究容易受到其它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表现在具体问题上就是，企图寻求结论的平衡点，即“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但是”，等等。这样一笔但书，姑且称之为“穿靴带帽”，表面上使研究结论保持了一种平衡，但往往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判断，而趋于中庸或者平庸，以至于违反形式逻辑，造成自相矛盾的结果。比如有论者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制度“从无到有，日趋完善”的过程，结论是南京政府“积极引进和建立了公务员制度，结束了长期以来文官管理无章可循的局面，使中国的文官制完成了由君主恩赐制向近代文官制的转变。”作者紧接着一笔但书，“封建土壤不铲除，民主环境不建立，公务员制度便没有赖以生存的基础。”撇开其它问题不论，即就形式逻辑而言，这样的说法实在是自相矛盾。当时的中国显然没有民主环境，那么，南京政府的文官制度即没有“生存基础”。然而照作者所述，文官制度又确实已经“建立”了，而且中国的文官制度经此而“转变”。这岂非自相矛盾。 [54] 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如何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以及实事求是的原则，当论则论，完全没有必要加这样、那样的“但书”。我们可以具体分析研究对象的成败得失，但是不可以空论，尤其不可以自相矛盾。可喜的是，已经有作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扎实的努力。 [55] 还有就是语言的运用，我们经常会见到诸如“进步”或者“反动”这样的表达法，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定性是合理的，然而也并非事事如此，时时如此。再以关于货币制度的改革为例，货币不过是一种现代经济支付手段，与政治性质无关，货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出自发行者或决策者而非货币自身，这些都无所谓“进步”还是“反动”。即使是国民党统治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有论者指出，这也是接连不断的战争、动荡的政局、连年的财政赤字造成的，和币制改革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明乎此点，则将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称为“反动财政经济政策”，法币是为“大地主、大银行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或者称法币“是一个进步”，“发展到后来就丧失了原有的进步作用”，抗战胜利后“那时的通货膨胀是反动的”，等等，多少离开了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56]
民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应该说并非某些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甚至笔者自己也未尝没有犯过上述毛病之一。指出问题，不是为了刻意的批评，而是以良性的互动，提醒研究者们的注意，建立民国史研究的科学规范，促进民国史研究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的更大发展。
四、民国史研究的展望
民国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既如上述，现在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研究，而是如何研究，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和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为了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继续向前发展，笔者以为应该在解决学术自身和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更进一步的突破。
展望未来，民国史研究继续深入，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定位，即如何界定民国史研究的体系和对象问题。从几千年中国王朝史的角度看，中华民国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它与其它朝代一样，有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丰富历史活动。如果作为断代通史，民国史应该包括民国时期的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然而民国时期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民国时期兴起并最终获得了胜利，而且民国时期又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9 年以后 ， 学术界曾用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义中国近代通史，民国史则成为近代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国史定位于何处？如何界定民国史的研究范围？ 民国史的研究体系、研究对象是什么？其研究框架如何确立？等等，是这项 研究起步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最初从事这项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经过集体讨论，决定民国史主要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及其人物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即以北洋军阀及其政权和人物、国民党及其政权和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与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中共党史和人民革命运动的中国革命史区分开来，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专史研究。这是一种狭义范围内的民国史研究，尽管有其明显不够科学之处，但在当时对于推动民国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为研究者们所袭用至今。作者在本文中所涉及的民国史研究概念，即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但是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发展，继续沿用这样的概念确实带来一定的问题，而且其不足之处正日益凸显。毕竟，仅仅研究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历史的民国史，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民国通史，同时也会给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如果我们将民国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就没有理由将研究局限在统治阶级，从而人为地割裂这段历史。由民国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民国大事记》，已经在将民国史作为通史研究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笔者认为，由于民国史研究一定的特殊性和其研究深度的不足，目前将民国史完全作为通史研究，条件还不成熟，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国史作为专史和通史研究将会并存。但是，我们应该向民国史研究成为真正的通史研究方向努力，而且近年来的研究也有了这样的趋势。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最终可以解决民国史研究的体系和对象问题，包容民国时期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容，研究民国时期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民国通史，或将在未来某个时期出现，那样必将为民国史研究开拓一个更为广阔丰富的空间。
其次，民国史运用的评价标准问题。这个问题在民国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牵涉到一些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问题时更是如此。在过去，我们习惯于用“革命”还是“反动”、“彻底”还是“妥协”作为民国史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现在也仍然还在运用，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合乎于历史事实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将此作为民国史的唯一评价标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国民党的法币改革为例，有论者认为，“从本质上看，法币政策基本上乃是国民党政府的一项反动财政经济政策，它既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又为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服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这个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推翻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那么，任何币制改革都不可能使中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困境。” [57] 如果用“革命”还是“反动”的标准，这样的评价自然有其出处，但它确实又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其一，我们不应该将“革命”还是“反动”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如前所述，币制改革首先是一项经济政策，其经济动因是第一位的，而经济活动很难用“革命”还是“反动”去界定；其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项政策与举措有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作为一个执政政府，其政策也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一面，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哪些政策是前者，哪些政策是后者，即便是前者，也还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具体分析其利与害，而不宜用一个简单化的标准评判一切；其三，如果简单化地使用“革命”还是“反动”的标准，则在国民党统治为“反动”的大前提下，任何政策措施都可以“有害”评价，可能会导致失去应有的学术判断。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固然各有各的评判标准，即使是政治本身，也未必就那么纯政治化，也有诸如经济、社会、个人等因素掺杂其间，很难适用于一个统一的、简单的政治标准。简单化的评价是一种省事的方法，但并无助于人们对于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再以“妥协”为例，如果我们用“彻底”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则历史上没有一件事可称“彻底”，因为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与自然与其他人妥协的过程，比如国共合作就是双方的互相妥协。因此，我们还是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而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应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标准涵盖一切。
在评价标准方面，另外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用各门学科固有的标准作为评判的标准，而不应该用一种单一的政治标准去评判经济问题，评判社会问题，以至无所不评。如关于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善后大借款，以往研究往往根据其条文内容强调其丧权辱国，但有论者认为，善后大借款中支付一定的费用是必须的国际惯例，谈不上卖国；从当时国际市场状况看，利息率和折扣率偏高，但属正常；经理费和汇费偏高，但应从经济角度考察，不宜政治化；借款担保是合理要求，洋员稽核放在当时中国特殊的信用背景下具有某种合理性，审计用途可以杜绝挪用，提高债信；中国的财政近代化，预决算制度、会计出纳制度、审计制度等等，自此而有进展；至于此项借款的用途，既未用于内战，也未用于发展经济，主要用于还债和行政费。论者认为这是中国近代“畸型近代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58] 再如有关沦陷时期上海保甲制度的研究，这本是一个可以从政治角度予以批判的题目，因为以往多强调保甲制度实为镇压人民之用、何况还是日伪时期的保甲制度。但是也有论者运用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察角度，将保甲制度置于社会控制工具、基层控制组织层面考察，从传统与现代、常规与非常、国家与社会等几个角度，为保甲制度构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境，认为就传统与现代而言，保甲制度有其矛盾的一面，但它在常规与非常间找到了契合点，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政治空间徘徊，只是一时、一部分、一个层次上被接纳，并未在上海生根。 [59] 上述研究的结论未必就是定论，但至少给了我们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标准评价历史问题，而非仅仅以政治标准评价历史问题的例证。不仅如此，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评价上，我们还需要有多重视角，运用多元标准，以加深我们对于近代中国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的认识，而不是将这些复杂问题简单化。试举一例， 1946 年签订的中美商约，从当时国内外政治情势的角度，我们应该注意到它在内战发生之时订立的政治背景和意义，它的订立对于国民党在内战中获取美国支持的作用；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该约反映出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世界贸易自由主义趋势，我们需要回答，当时的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这种趋势，该约的核心内容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究竟对中国这样的经济弱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或者是利弊参半；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可以研究该约条文内容的法律意义，以及在中美两国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环境下，这些条文付诸实施后的实际效用；从美国国内行政与立法关系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研究，为什么就在大多数中国舆论强烈批评该约的同时，美国国会先是迟迟不批准该约，后又在国民党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半壁江山将要易手的情况下批准了该约。这样，历史的视角就可以更为多样化，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可以随视角的不同而更为深入
有关评价标准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即过于与现实生活联系，缺乏应有的历史感。如民国史上的外资问题， 1978 年以前的研究固然以揭露和批判为主，而目前则不少研究者因为外资正在当前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基本肯定其在民国时期的历史作用，而不考察具体情境的差别。肯定还是否定的评价都需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笔者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存其所应存，弃其所当弃。还有，关于民国时期的官僚资本问题，有论者充分肯定其在抗战期间的作用，认为说其是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的生产关系“不符合逻辑”，因为此时“政治结构是以国共合作抗日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在抗战八年保持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基础吗？我认为，维持政治上 — 进步、经济上 — 反动这样一种对立局面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 [60] 关于官僚资本的地位和作用，本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论者在批评过去的论点过于政治化的同时，自己同样沿用了政治化的标准。抗日战争是一场抵御外敌入侵、捍卫中华民族独立的战争，日本侵略威胁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抗日战争建立在民族独立与自尊意识的基础之上，依赖于全民族的支持，而非依赖于某一特定阶级的意识及其支持，这也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能够捐弃前嫌、团结合作的基础，这与生产关系的性质基本无关。不仅中国如此，其它国家的民族战争也基本如此。例如非洲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入侵的战争，当时埃国还是帝制时期，生产关系较之中国更为落后，但我们并不能以其抗战去判定其生产关系的性质。如同有论者指出的，不能用政治分析代替经济分析，用政治现象推断经济现象， [61] 无论这种“代替”和“推断”的形式如何。
确立民国史研究中的评价标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近代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近代中国处于它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外有列强侵略压迫，内则发展停滞、贫困落后。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所有生活在近代的中国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结合 1978 年以来的民国史研究，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实际上无论是北洋政权，还是国民党政权，也都面临过实现现代化的外部压力和内在要求，但历史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因此，还在十年前就有论者提出，国共斗争“不应简单地以‘革命战胜了反动’而一言以蔽之”，而“是实现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之争，一个要引向资本主义，一个要引向社会主义，无论哪个目标都高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都是要把中国引向前进。这两者都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这一探索在 1949 年有了初步的结论。近代史研究不应回避国民党所做的工作。它完全可以以更科学的方法向人们揭示，人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国民党的治国方案有哪些重大缺陷，它本身又具有哪些致命弱点？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历史的选择不是偶然的”。 [62]
总而言之，在民国史研究中确立合适的评价标准，关乎民国史研究未来的发展，但就历史研究而言，任何评价都建立在史实基础上，最重要的还是尊重史实。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研究，即闭眼不看史实，一味“上纲上线”，结果历史学从属于、依附于现实政治，成了任人打扮的待嫁新娘，最终失去了科学性，甚而成为“阴谋史学”。真实是历史科学的首要条件，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才能以史为鉴，有惠后人。我们的史学前辈不乏这样的先例。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先生曾经写道：“理论方法固然重要，但若讳言真实，再高妙的理论方法也无济于事。违抗流俗，独具创见，揭露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这需要胆识和气魄，需要历史学家的史德、史才、史识。其中，在历代专制高压下所形成的，我国优秀史学家的传统美德 — 诚实的道德、勇敢的道德、实事求是的道德、独立思考而不媚时的道德 — 尤其重要。” [63] 诚哉斯言，学者们当以共勉。
第三，民国史研究开展较晚，虽然成果不少，但许多领域还是空白，即使已有的研究也还普遍缺乏深度。因此，民国史亟需加强微观研究，进一步开拓研究选题。比如目前关于北洋时期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关于国民党政权建立初期和统治后期若干问题的研究、关于沦陷区有关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是那些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成果不易得到社会关注的论题，面临的困难更大。然而，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一味跟风，迎合时尚，避难趋易，东拼西凑，仓促成文，或泛泛而论，或出语惊人，这种所谓“研究”成果实在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也确实很快即为人遗忘。还有，民国史研究因为离现实较近，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日，既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发表成果的机会，也为不少应景之作创造了条件，而历史研究本是老老实实的学问，需要有耐心坐下来，力戒浮躁，持之以衡，最忌急功近利，潜尝辄止。近年来，一些年青学者在以往不为人注意的若干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值得重视的进展，与他们的潜心研究是分不开的。 [64]
第四，民国史研究在宏观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者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如关于北洋时期的研究，对于北洋军阀的产生及其败亡的历史原因，北洋军阀的阶级性质及其统治的阶级基础，北洋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政策及其历史作用，以及北洋政权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目前大多数研究仍然只能进行一些事实叙述，而缺乏深入研究后、令人信服的结论。 [65] 举例而言，研究者们经常论及北洋军阀封建性的一面，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国会始终在活动，而且内阁的更易也始终需要国会的投票认可，尽管这种议会制民主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其实质内容，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北洋军阀不依仗他们的枪杆子干脆废除这种形式。有论者认为，“北洋军阀统治者力图利用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统对社会进行控制，以达到其专制统治的目的。” [66] 然而我们仍要进一步发问，他们为什么要利用这样的形式，因为他们本来可以不这样作。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再如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如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社会基础，国民党政权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国民党政权及其统治的历史定位，等等。研究者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解释，因为它们确有其不够完善之处，但如何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还需要研究者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第五，史料的开放与利用亟待加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只有广为利用各种已知或未知的史料，才能真正作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民国史料的开放和利用虽已有了相当的进步，然而仍然不为研究者们所满意。这表现在史料开放中设置一些人为的障碍；拥有资料的单位出于种种原因而封锁资料，以致不通过关系便很难利用；加上市场经济下的高收费和学术经费的匮乏。如此种种，使民国史研究面临着许多学术之外的困难。应该看到，民国时期毕竟已是一个过去的历史时期，其历史档案与资料，即便还有一些秘密之处，但也不应过多地限制其利用，更需要的是在有序状况下对学者开放。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者们作出真正的科学研究，从而在本质上符合历史的真实。近年来海外所藏民国史料的运用正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但在利用时同样面临种种实际困难。上述这些困难仅仅依靠学者自身是很难解决的，我们寄希望在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能够逐渐解决这些问题。
第六，市场经济大潮对民国史研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研究成果可能更多地考虑到市场的需要，即寻找所谓热点与卖点，而较少关注学术前沿问题。这样，一方面通过许多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历史著作，向社会普及了历史知识（当然未必都是正确的），吸引社会大众关注史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肃学术研究的某种困难，同时大量有关民国历史的、由非专业人员撰写的通俗读物充斥坊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如何理解其间的利弊得失，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之各得其所，还需进一步观察与思考。应该承认，社会对史学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这种需要也为史学工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于社会提供了机遇。我们不应该一般地排斥通俗读物，而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找到普及与提高的结合点，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著作。 [67]
上述种种，不过是笔者对五十年来民国史研究情况的一个大致描述，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我们应该提倡正常的、良性的、互动的学术批评，从而促进民国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68] 民国史研究历五十年发展而有今日之成就，是所有研究者共同辛劳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学术争鸣的大环境下，相信待以时日，民国史研究一定会在中国以至世界历史研究的长廊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注释：
[1] 本文所述民国史研究成果，时限为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98 年底，主要为有关民国时期政治史的研究，军事、经济、思想、文化、中外关系、人物研究、资料整理等方面因另有专文，为免重复，本文不再赘述，只在必要时有所论及。台湾、香港与外国学者的民国史研究状况，限于篇幅，亦未包括于其中。关于民国史研究概况的回顾与评论，已有一些论者涉足其间，其中较重要者为曾景忠先生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992 ）与台湾李云汉先生的《八十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国史馆馆刊》复刊第 10 期，台北， 1991 ）。本文从上述论著中受益良多，谨致谢意。
[2] 民国年间整理出版的有关民国史料以反映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和抗日战争的为多，不少史料有很高的利用价值，请参阅有关论述。
[3] 在这些研究中，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北平， 1930 ）、杨幼炯的《中国政党史》（上海， 1936 ）、张忠绂的《中华民国外交史》（重庆， 1943 ），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 1930 ）、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重庆， 1944 ）等，均为一时之作，有很大的影响，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4] 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 1947 年在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专事民国史料的搜集整理与民国历史的研究，但是格于当时战乱频仍的实际，国史馆并未能作多少实际工作。
[5]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将 1840—1919 年划为近代史， 而将 1919-1949 年划为现代史；另一种意见是将 1840—1949 年一概划入近代史范畴。前一种意见占据多数。目前，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已经接受了后一种分期方法，但在学校教学中，前一种分期方法仍在运用。
[6] 这些资料与研究有：严中平等人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北京， 1955 ）、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三联书店，北京， 19 ）、陈真等人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北京， 1957 ）、彭泽益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北京， 195 ）、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北京， 1957 ）、汪敬虞、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北京， 198 ，此书在 1978 年以前编好，因为种种原因延至 80 年代才得以出版）、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北京， 1962 ）。这些资料虽均标以“近代”字样，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
[7] 笔者尚未详加查考有关书名，但 1949 年以后，“民国”作为一中性的书名似应自此书始。
[8] 本节叙述大体以这两个时段划分，但为了照顾叙述的方便与连贯，偶有两个时段交叉叙述者。
[9] 《中华民国史》第 1 编第 1 卷；《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稿》；《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北京， 1982 。凡在正文中已注明作者及版本的论著，注释中不再另注。
[10] 《中华民国史》第 1 编第 1 卷下册第 439 页，第 2 编第 1 卷上册第 156 、 160 页。
[11] 《中华民国史》第 2 编第 1 卷；《护国运动史》；谢本书：《蔡锷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重庆出版社， 1986 ）；金冲及：《护国运动中的几种政治力量》，曾业英：《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和发动》，《历史研究》 1986 年第 2 期。
[12] 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 1982 年第 5 、 6 期。
[13] 孙思白：《试论军阀史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 1982 年第 2 期；俞辛焞：《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 1982 年第 4 期；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亦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 1982 年第 5 期；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1986 年第 2 期。
[14] 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 1980 年第 1 期；来新夏、郭剑林、焦静宜：《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 1982 年第 4 期。
[15] 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 1986 年第 5 期。
[16] 沈家五：《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历史档案》 1984 年第 4 期；张静如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和革命》，《教学与研究》 1986 年第 6 期。
[17]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991 ；黄金华、漆良燕：《也谈“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性质》，《理论探讨》 1988 年第 5 期；李晓勇：《国民党和省港大罢工》，《近代史研究》 1987 年第 4 期。
[18] 《抗日战争史》；郭大钧：《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历史研究》 1984 年第 6 期；李义彬：《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民国档案》 1989 年第 1 期；陈谦平：《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南京大学学报》 1987 年第 1 期；乐嘉庆、姜天鹰：《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复旦学报》 1987 年第 5 期；袁旭等：《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江抗美：《武汉保卫战述评》，郭学旺、孟国祥：《中条山会战述评》，《近代史研究》 1985 年第 4 、 5 期、 1986 年第 6 期， 1987 年第 4 期。
[19] 高德福：《试论国民党政府的关税自主政策》 ， 《史学月刊》 1987 年第 1 期；樊小钢：《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关税改革》 ， 《浙江财经学刊》 1987 年第 2 期；虞宝棠：《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初探》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2 年第 4 期；《试论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 ， 《历史档案》 1983 年第 4 期；朱镇华：《重评 1935 年的“币制改革”》 ， 《近代史研究》 1987 年第 1 期；郑会欣：《一九三五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 《史学月刊》 1987 年第 1 期；《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 吴景平：《试析国民党转向抗日的经济原因》，《中共党史研究》 1988 年第 1 期。
[21] 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 1986 年第 4 期。
[22] 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 1988 年第 5 期，《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 1987 年第 4 期；王建郎：《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战略方针述评》，《复旦学报》 1985 年第 4 期。
[23] 王桧林：《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5 年第 4 期。
[24] 严如平、郑则民：《试论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北京， 1988 。
[25] 蔡德金：《试论抗战时期蒋汪关系的几个问题》，《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6]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1 卷总序；丁日初：《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 ， 《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南经济研究讨论会综述》 ，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6 年第 1 期。
[27]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 ， 《民国档案》 1986 年第 4 期；丁日初：《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8] 《中华民国史》第 2 编第 5 卷；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 1998 ；《西安事变新探》；陈谦平：《论“紫石英”号事件》，《南京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2 期。杨（天石）著以大量海内外所藏档案史料为依据，论证了 1927 年张作霖查抄北京苏联大使馆时据以为由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完全是伪造，揭开了 30 年代中期国民党内部各个派别之间若干矛盾的内幕；杨（奎松）著着重利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揭开了西安事变中若干问题之迷，修正了一些以往固有说法的不确；陈著则利用英国档案材料，对轰动一时的“紫石英”号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了详细考证。
[29] 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 1996 年第 2 期；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 1997 年第 3 期。
[30] 戚厚杰：《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初探》，《军事历史研究》 1990 年第 1 期；韩信夫《试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民国档案》 1990 年第 3 期；张业赏：《论国民党军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唐利国：《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 1996 年第 1 期、 1997 年第 1 期。
[31] 温锐、苏盾：《重评 1944 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 1996 年第 4 期；刘五书：《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研究》 1995 年第 3 期。
[32] 宗玉梅：《 1927—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述评》，《民国档案》 1992 年第 1 期；程道德《试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争取关税自主权的对外交涉》，张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关税改革述评》，《近代史研究》 1992 年第 6 期、 1993 年第 2 期；贾维：《三青团的成立与中共的对策》、《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其矛盾之由来》、《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近代史研究》 1995 年第 2 期， 1994 年第 4 、 1 期；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 1993 年第 5 期；杨奎松：《 1946 年国共两党斗争与马歇尔调处》，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 1990 年第 5 期、 1995 年第 6 期；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近代史研究》 1996 年第 1 期；任东来：《试论一九四六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共党史研究》 1989 年第 3 期；陶文钊：《 1946 年“中美商约”：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因素个案研究》，《近代史研究》 1993 年第 2 期。
[33] 黄逸平：《辛亥革命后的经济政策与中国近代化》，《学术月刊》 1992 年第 6 期。
[34] 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 1992 年第 4 期。
[35] 杜徇诚：《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中断》，《历史研究》 1989 年第 2 期；石波：《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湖北社会科学》 1991 年第 8 期。
[36] 杨立强：《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复旦学报》 1993 年第 2 期。
[37] 《中华民国史》第 2 编第 5 卷。
[38] 郭剑林、王继庆：《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学术研究》 1994 年第 3 期。
[39] 刘志强、姚玉萍：《对北洋政府时期下层人民家庭功能及革命动因的考察》，《近代史研究》 1991 年第 5 期。
[40] 罗志田：《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6 期。李天纲的《 1927 ：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也注意到了从不同的社会矛盾观察历史的问题。（《史林》 1998 年第 1 期） 李文认为 ， 历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注意的是国共关系 ， 而上海商人社会势力一度关注的是怎样抵制国民党的独裁 ， 反映了基于财产所有权的商业利益和市民自治与国民党统治理念的矛盾 ， 也反映了自下而上建设近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失败。
[41] 《近代史研究》于 1998 年内刊发了多篇有关研究论文，如饶东辉的《民国北京政府的劳动立法初探》，严昌洪的《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陈蕴茜、叶青的《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等（《近代史研究》 1998 年第 1 、 5 、 6 期），表现了这一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领衔刊物对社会史研究的重视。这些论文从一个较少为人研究的侧面 ， 对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 为我们多方面认识与了解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42] 马勇：《辛亥革命 — 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 1995 年第 1 期。
[43] 龚书铎、吴效马《革命是褒词还是贬词 — 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求是》 1996 年第 6 期。
[44] 郭世佑：《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再认识》，《清史研究》 1995 年第 3 期。
[45] 胡绳：《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 1988 年第 1 期。
[46] 其实，有关民国时期若干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并不时时、处处如此重要。如关于五四运动领导权的问题亦有不少讨论，但已有论者认为，“由于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在各地进展的情况较复杂，有很多史实我们并不熟悉，因此，目前还不可能对多种政治力量究竟谁起主导作用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解答。将来也很有可能根本就解答不出来。当然，也不必一定要解答。”（刘永明：《五四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 1993 年第 6 期）。这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不必强作解人，骤下断语。
[47] 虞宝棠：《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2 年第 2 期。
[48] 诸葛达：《国民党政府 1935 年的币制改革》，《浙江学刊》 1995 年第 4 期；姚洪卓：《 1935 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历史教学》 1995 年第 9 期。
[49] 笔者查阅的当今民国经济史著作几无一例外地沿用如此说法。
[50] 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 1998 年第 1 期。
[51] 杨奎松：《西安事件新探》。举例言之，以往所有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均认为，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劝说中共实行联蒋抗日，并为中共所接受，甚至直接当事人也如此说，然而作者研究的结果证明，这完全是子虚乌有。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在研究中过于相信回忆史料，而回忆史料“并不总是那么可靠的”。
[52] 俞辛焞：《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 1991 年第 1 期。
[53] 邱松庆：《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6 年第 5 期。江浙财团及其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问题早已有人研究，并认为江浙财团是早期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支持者。但以往的研究过于简略，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也始终未能有根本的突破，甚至江浙财团是否能称为“财团”亦不无疑问。（姜铎：《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 1982 年第 3 期；黄逸平：《江浙“财团”析》，《学术月刊》 1983 年第 3 期；史全生：《江浙财团与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江海学刊》 1984 年第 4 期）
[54] 董卉：《南京政府公务员制度考析（ 1930—1937 ）》，《近代史研究》 1992 年第 2 期。
[55] 我们可以举出王建朗的《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 1995 年第 4 期）为例，王文明确提出，国民政府的外交从战略角度说是正确的、明智的，表现了近代中国外交少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可以说是基本成功的，而没有不必要的“但书”。
[56] 虞宝棠：《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初探》 ， 《华东师大学报》 1982 年第 4 期；黄如桐：《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概述及其评价》，朱镇华：《重评 1935 年的“币制改革”》 ， 《近代史研究》 1985 年第 6 期、 1987 年第 1 期。
[57] 黄如桐：《 1935 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概述及其评价》，《近代史研究》 1985 年第 6 期。
[58] 贺水金：《重评善后大借款》，《江汉论坛》 1995 年第 5 期。
[59] 张济顺：《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历史研究》 1996 年第 1 期。
[60] 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 ， 《民国档案》 1986 年第 4 期。
[61] 杜徇诚：《北洋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中断》，《历史研究》 1989 年第 2 期。
[62] 《首都青年史学工作者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讨论会纪要》，《近代史研究》 1989 年第 3 期。
[63]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第 196—197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 1988 。
[64] 陈蕴茜：《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陈蕴茜、叶青：《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1998 年第 6 期；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 1998 年第 3 期。
[65] 有论者总结了近代军阀与近代化的关系，认为有五个特点： 1 ，从君主专制向军事分权政治过渡，政治多元化，其它方面也有一定改革，资本主义因素渗透到政治、经济、军队等各个领域； 2 ，从世袭政治权力向竞争政治权力过渡，政治权力公有是显著特点，“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而不是‘最黑暗最反动’时期的历史大倒退”； 3 ，从“以礼治国”向“中体西用过渡”，社会生活逐步民主化，文化传统进步与革新，施政方式、政府结构、社会礼仪等发生变化，文化政策宽松； 4 ，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 5 ，从封建军队向资本主义军队过渡。（郭剑林：《中国近代军阀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学术研究》 1991 年第 3 期）不过这样的论点目前并未得到多数研究者的共识，证以历史事实，这种看法也不无轻率之处。如关于文化政策，北洋时期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文化政策，所谓“宽松”而言，不过是军阀你争我夺，兼之缺乏对现代传媒作用的认识，而使社会文化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无关于政策。但只要这种文化活动影响到军阀的切身利益，他们照样施以镇压，而无“宽松”可言，如惊动一时的林白水案和邵漂萍案。
[66] 王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的趋势》，《近代史研究》 1987 年第 3 期。
[67] 实际上，国外历史学领域不乏这样的著作，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著，三联书店，北京， 1974 ）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洛阳纸贵。在中国，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北京， 1957 ）也曾有过一定的影响。
[68] 在这方面，《近代史研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关于孙中山传记的批评（刘高葆、柏峰、周元：《读 [ 孙中山详传 ] 后的一些看法》，《近代史研究》 1995 年第 3 期），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也有良性的回应（），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