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抗日战争的口述史访谈和史事研究, 近来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但其中也存在某些不够切实与准确之处。以抗战时期的广东为例, 海内外出版的余汉谋、李汉魂、薛岳等人的口述史访谈和回忆录, 对一些问题说法不一, 有的说法明显不足采信。本文就抗战初期广东军队出省作战的规模、余汉谋的个人操守、战时广东的粮荒、薛岳任职九战区的缘由、长沙大火的责任等问题, 作了若干梳理与订正。
关键词：抗战口述史研究;战时广东;余汉谋;李汉魂;薛岳;焦土抗战;
作者简介：左双文,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广州, 510631) 。;
基金：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16ZDA137) 的前期成果之一;
关于抗战历史的回顾与抗战先贤的纪念, 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抗战记忆, 很值得提倡。然而, 史事记录, 不是戏说和演义, 不能信口开河, 随意剪裁, 也不能刻意隐瞒, 或无中生有。记录的详略、文字的优劣, 尚在其次, 最起码的要求, 应该是真实。最近读几种有关粤系军人抗战的书籍和文字, 发现其中一些说法, 颇不可信, 有的相关评述, 太过随意。抗战离我们日益久远, 而人们回顾和谈论抗战的热情, 却日益高涨。此种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以慎重谨严的态度, 来记录和反映这段历史, 不能将我们民族艰苦卓绝、千难万险的悲壮历史, 变成一出出“神剧”或一个个“神话”。下面仅以其中粤系军人的几件史事为例, 谈谈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七七”事变后粤系部队出省作战的规模
关于抽调广东部队出省作战的情况, 陈济棠时期, 广东军队约有15万人, 余汉谋接任后, 经整编压缩, 还有超过10万之众。计有张达62军、张瑞贵63军、李汉魂64军、李振球65军、叶肇66军、邓龙光83军, 下辖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86、187共12个师 (编成时间、番号、主官稍有变动) , 如果加上原张发奎粤系吴奇伟的第4军 (辖59、90师, 不属余汉谋统领) , 抗战爆发时, 粤系总共约有14个师。[1]淞沪战起, 蒋介石令从广东调兵, 余汉谋即派副总司令香翰屏率巫剑虹第154师、叶肇第160师、谭邃第159师、邓龙光第156师、彭林生的教导旅, 合计兵力5万余人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在参战中, 这些部队损失严重。1938年春, 余汉谋部获得相当补充, 増编了2个师、2个独立旅, 但都是新兵, 没有实战经验。1938年5月, 又有李汉魂第64军 (辖陈公侠155师、彭林生187师——原教导旅扩编) 奉命调到河南兰封一带作战, 武汉会战后期, 又再将王德全的156师调到蒲圻作战。[2]
但余汉谋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称他一共派出18个师出省作战:“抗战初期, 广东出兵十八个师北上抗日, 陈辞修说:‘别的省出兵都是有条件的, 只有余幄奇的出兵和拥护中央是没有条件的。’”“抗战军兴之后, 广东部队大部分调往东战场作战, 先后大约出动了十八个师, 因此广东所留下的部队已经不多, 不得不征用新兵。”[3]这就太夸大其词了, 如前所述, 抗战爆发时, 余汉谋部总数也就约12个师, 且只调出一半左右, 怎么也不可能有18个师。⑴余汉谋夸大这个数字的意义, 是为了开脱其弃守广州的责任:“这些新兵驻海南岛一个师, 广州一个师, 惠州一个师, 兵力既少, 也未加训练, 作战经验丝毫没有, 械弹不全。二十七年十月, 敌人在惠州淡水登陆, 攻陷了广州。这时广东没有精良军队, 这些新兵怎能打仗呢?”[4]而且余汉谋调出的部队, 如叶肇、邓龙光、李汉魂等, 多数都是与其有隔阂的将领, 而莫希德等亲信将领则未派出, 守惠州的就是莫希德师, 也不是什么新兵。其实当时已有许多人指出, “军事当局之颟顸植私, 实为广州迅速失陷之大原因”。余汉谋及其部下将领中, 放任走私、贪图安逸、战斗意志薄弱、迷信风水等等现象, 或多或少均存在。[5]但多年之后, 面对专司记录历史的部门和人员, 余汉谋却极力想掩饰误导。
另外广州也是实行“焦土抗战”遭受损失较重的城市之一, 外界多有诟病, 广州弃守时, 广东当局为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 命令广州警备司令部在撤退时对工厂和重要建筑作彻底破坏, 警备司令部人员部分执行了这一计划, 加上汉奸流氓趁火打劫, 人民损失惨重。[6]“闻广州繁华之西关尽付一炬, 系曾命令工人, 每人汽油一听, 纵火至此者。人民何辜, 既遭锋镝, 复被此涂炭耶!”[7]因各界对此反应甚为强烈, 10月29日, 汪精卫也曾致电蒋介石, 认为今后对“焦土抗战”政策应加慎重考量:“此次广州放弃时, 纵火焚烧, 除军事设备外, 民居商店亦一律被毁。虽云不以资敌, 然民怨已深, 将来沦陷区内之工作, 必受影响。利害相权, 利少害多, 告国民书中焦土一段, 应否注意及此, 稍加分别。”[8]然而对此种当时人尽皆知的事实, 余汉谋也予以矢口否认:“我撤离广州, 没有伤害广州老百姓一草一木。我对中央的‘焦土抗战政策’, 始终是难以苟同的。……广东弹丸之地, 人烟稠密, 焦土之后, 于敌损失太少, 而我们老百姓却先无以为生, 我们丧失了民心, 什么都完了。我们不能守土以保护百姓, 已感失责, 怎能摧残民财。……决不能放火烧广州, 像张治中以后的烧长沙。”[9]不但将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而且涂脂抹粉, 自我标榜。
二、关于余汉谋的个人操守及与其他粤系将领的关系
据余汉谋的部下回忆, 余曾数次对其亲信表示:“同蒋阿拉做伙计, 没有自己的本钱是不行的;对于自己的职务过于负责也是不行的。”希图保存实力。同时, “为了应付环境, 免触蒋介石的猜忌, 他表面上唯唯诺诺, 凡事请示遵办”。[10]余部之中高级军官“钱多无心练兵, 无意打仗”, 军队平日“运私包税”, [11]余汉谋“本身在当军长时就是贩卖大量钨矿出口资敌而发财的;当总司令后, 更强制减缩官兵薪饷, 美其名曰‘公积金’, 实际是占为己有;当司令长官时, 竟不惜毒害人民, 贩卖重庆财政部抵销的大批鸦片烟毒冒称是外销沦陷区, 实是在广东内地发卖, 以遂其发财致富目的。”[12]而余汉谋自己则声称:“我带兵决不借军队的势力办合作社或贸易公司等与民争利的事业, 更不利用兵站做生意来谋利, 部队谋利还能打仗吗?……所以抗战中, 我的兵虽少, 仍能打胜仗……我的一团干部发挥了几军人的力量”。[13]只是余之所言与外界之评论相距甚远。
战时广东操有军事实力的是余汉谋, 主持省政的则是李汉魂, 这军政之间是否协调?关系如何?据余汉谋称:“八年抗战中, 我始终拥护国策……对广东省政府的施政, 采取密切合作的态度。我时常对李主席 (汉魂) 说:‘你放手改革政治, 推行你的政策, 我一切都协助你, 我除了请你对军粮能够充分供应外, 可说别无所求。你如果要我在中央替你讲话, 我一定照办。你更不用担心我做军人的干涉政治, 因为我对政治根本兴趣淡泊。在广东省区, 难的事我去做, 容易的事你去做。’因此军政很协调。”[14]而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对于此点, 说法却完全不同:广东方面另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是李汉魂与余汉谋之间的“心病”, “自从他们在陈济棠手下任职起, 他俩从未融洽相处过。”[15]另一当事人李汉魂则回忆:自其回粤任省主席后, 与实际控制广东军权的余汉谋矛盾较大, 粤省军、政始终不能协调, 余、李之间常生龃龉。1942年6月初, 竟发生了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强令李汉魂的省政府迁往连县, 且限于月底前迁移完毕的事情。后虽经各方协调, 行政院也未批准广东军方的方案, 但战时广东军政不谐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后来李汉魂浩叹:他主持粤政7年多, “无日不受挤压, 麻烦天天有, 谣言时时闻, 主粤七年受尽毁谤及闲气。……这种两虎争山的闹剧也不独见于粤省, 四处皆然, 小日本所以横行于大中华, 这种内讧实为祸根。”[16]1944年2月南岳军事会议期间, 因传闻粤省“军政不和亟须调整” (李汉魂亦自称“平心而论, 粤中军政确实不和, 余长官亦放任其部属对我明攻暗讦”) 。为避免两败俱伤, 余、李两人在会上联手表现合作姿态, 共同署名向蒋介石报告广东军政, 才暂时平息外界议论。1945年1月, 日军从南北两面夹击广东战时省会韶关, 1月21日敌军攻陷乐昌, 23日上午余汉谋率部撤离, 稍后, 李汉魂带领省府人员撤往龙川。“自从韶关沦陷, 省府东迁后, 我的处境更是困难。凡有枪者皆有权, 省府形同虚设。2月中旬长官部电令省府:今后国库、省库收入, 及征实、征借粮食, 非军方命令不许动用。后来任命县长, 军方亦插手委派。新成立的绥靖公署也凌驾省府之上, 命令保安团、民团听其调遣, 甚至迳令撤免南雄县长。至于各县的自卫委员会则完全剥夺县府职权, 其总部更无视省府, 他们擅自派粮派款、责成供给, 毁法乱纪, 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至于上下各方的谣言, 更是无日不有。”[17]这种种状况, 到余汉谋做口述回忆时, 却是完全正面, 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余之为人行事, 从其晚年自述中, 似可见一斑。
三、关于粤省粮荒与粤省政府的责任
1943年, 粤省发生严重粮荒, 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陈克文也听到许多有关消息, 其中不乏对粤省当局的指责, 6月26日:“途遇龙大均, 说到广东灾荒, 吃人肉确成为事实。广东省政府无能力, 令人生叹。”6月28日:“朴生来, 又谈广东灾情。广东省政府去年办理粮食征实, 并无实际成绩, 但虚报征实数额, 中央不察, 反而得奖。今灾情严重, 始知去年所报之不实。省政府尚自设法弥缝, 不欲以真相暴露于人。”陈克文且称, 据知情人透露, 粮食部刚查处了高级职员舞弊大案, 而“年来地方各级粮政机关之舞弊营私已成公开之事实, 不谓中央粮政机关, 亦竟有此痛心之事也。”“粮政之弊, 至此而极矣。”[18]到10月听到的消息, 这次粮荒, 海丰县40万人口, 饿死的竟达10万。[19]
那么, 关于这次广东粮荒, 当事人的说法如何呢?在李汉魂抗战阶段的回忆中, 有三个标题分别为:“第一次粮荒”、“第二次粮荒”、“第三次粮荒”, 1943年这次乃是第三次, 李汉魂并未讳言“吃人”之事:阳江米价飞涨, 人心浮动, 秩序已难维持;连平、忠信迭有抢米事件;“台山及陆丰甚至发现食人惨剧!”[20]
据李汉魂称, 广东向来是缺粮省份, 抗战前全省产粮约7600万司石, 而需要的粮食却是9000万司石。⑴不足的部分靠外购洋米、内购邻省余粮解决, 多以所产食盐交换。李称自其上任后, “粮荒”是与“外患”“内讧”并列的令其最头疼的三大难题, “军粮一颗不能少, 百姓顿顿要吃饭, 雨亦愁, 不雨亦愁, 无雨求雨来, 雨多祈雨止, 好不容易盼来雨过天青, 日寇的轰炸机又来了!”[21]1940年发生了第一次春荒, 1942年又发生了第二次春荒, 先是军方的要求加码, “在我已交军粮十万大包之后, 又要省府收购十二万大包粮食。人民已实在无力负担, 而省府高价购进, 低价供给军方, 每年又亏折数千万元……更叫人难以容忍的是, 军方不仅虚报名额, 而且出卖军粮牟取暴利。经我多方周旋、上诉, 委座电令粤省军方不许再向本省征购军粮。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西江四邑“突闹米荒, 粮价暴涨”, 经多方设法后, 始告平息。[22]
1943年春, 第三次粮荒发生后, 事态日益严重, 据李汉魂4月29日日记, “告荒之电, 不断而来, 台山及陆丰且发见食人之事, 心中异常难过, 夜不能寐。”[23]张发奎、邓龙光都劝李汉魂“急流勇退”, 使之深受刺激, “心志几为动摇”。其在5月9日日记中称:“因粮荒严重, 心焦事繁”。[24]但对张发奎等的建议李汉魂未予接受, 自认为不能于此最艰难之时一走了之, 李“当即决定拿出省内所存的全部粮食, 分途发放救济。同时急电中央, 请求:一是命令邻省开放米禁。二是命令湘、赣、桂省按照四省限价会议决案, 济粤一百二十万石粮食。三是拨款救济。”期间李汉魂接到重庆电告, “曾养甫在委座会议席上攻讦我省粮政。5月16日, 粮食部派萧炳章来粤视察, 甫至即被各方包围, 某方乘机公开攻击省府粮政, 意在嫁祸于我。湘省乘我粮荒, 坚持盐粮等量交换, 我一担盐换彼一担米, 甚至衡阳民众捐助之米亦不准运粤;桂省则以自顾不暇为词, 置之不理;凡此种种, 真是雪上加霜也!”[25]由于此次粮荒饿死上百万人, 李汉魂受到社会各方的责难, 政敌们更以“救灾不力”掀起倒李风潮, 至新粮上市, 荒情缓解之后, 军方仍抓住粮荒问题不放, 抨击省政府救灾不力, 7月26日, 余汉谋以《第七战区司令官司令部致李汉魂指令》的名义致电李汉魂, 称“此次粤省米荒, 虽曰天灾, 而事前既无准备, 调节复失其宜, 人谋不臧, 已无可为讳, 迨灾荒既成, 饿殍载道, 各县长尤互为粉饰, 不敢上闻, 遂使奸伪有所藉词, 愚民被其煽惑, 而抢案随之纷起者, 又不仅连平一县而已……余粮各县而米价突昂, 灾情最重而延不上报, 田赋舞弊而曾被控告, 征起实物而未能依时拨放军公民粮”, 要求广东省政府切实查明原因, 依法严惩营私舞弊和渎职者。[26]直至1944年2月在南岳会议上, 蒋介石约李汉魂餐叙, 还“问到我省的粮食情况, 我以实情相告”。[27]
从李汉魂本人的回忆看, 他并未讳言 (当然也无法讳言) 其主政广东时曾发生十分严重的粮荒, 确实也引起了高层的关切及各方的责备, 甚至到了要被“劝退”的地步, 他自己对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也做了一些说明。因此, 陈克文在重庆听到各种对于广东省政的议论和批评, 就毫不奇怪了。至于李汉魂所做的说明是否属实, 因缺乏其他资料的比对, 暂时还难于作出评断。
四、关于派薛岳主政长沙的一段“秘辛”
武汉会战结束后, 因广州已沦陷, 需要调整广东的人事, 薛岳提出回家乡服务, 但遭到余汉谋的抵制, 最后未能成行, 而将他派往湖南任职。
《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说, 薛将军因战功调升为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 但心觉此时不宜离去, 故暂留南昌观变。[28]实际情况在陈诚家书中有所透露:1938年10月23日, 陈诚家信称, 广州失守之后“原中央本拟请敬公 (何应钦) 前往主持, 因幄奇 (余汉谋) 无表示, 及广州大势已去, 敬公不愿去送终, 故未前往。我以为送终确不必, 但善后实不能无人。如仍以广东现在的一群东西在胡闹那前途真不堪问矣。昨伯陵兄 (薛岳) 来电, 有不要中央一官半职, 并不与任何人争权夺利, 愿以一死报国, 一身报乡。伯陵长处实多, 但真能谅解他的实在太少。结果广东恐仍须中央选比较强干将领前往, 方能任此巨艰也。”[29]但余汉谋反对后, 11月30日, 陈诚决定去南昌劝说薛岳到九战区去代理他的职务:“因伯陵想回广东, 而先生又已面允, 现又令健生回粤, 使伯陵难看。伯陵来电请假, 又要我前往慰勉, 真不知何苦也。今日会报, 我提议请伯陵代九战区我的司令长官, 原则上已通过, 但不知伯陵之意如何, 故决于明日赴赣一行。”[30]1938年12月6日《家书》:“此次赴赣, 原为伯陵想回广东, 而委座 (蒋中正) 先已允许, 而复改令健生兄 (白崇禧) 前往, 而伯陵不免负气, 向委座请病假, 故委座嘱我前往慰勉。3日上午谈了半天, 责以大义, 动以私情, 使其无话可说, 而打消去意。然仍未能答应代理第九战区职务, 复经我与天翼兄 (即熊式辉——引者) 劝勉, 始说绝对听命。委座兹决定伯陵代理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并预兼湘省主席。”4日下午, 陈诚乃动身离开南昌。⑴这中间, 就是因为余汉谋的作梗才作罢。
1938年10月27日, 蒋介石日记中记有同意薛回粤, “派薛为前敌总司令”之内容, 11月13日, 又称:“一、薛调粤不甚妥;二、决以健生任代长官, 而以薛岳辅之。”11月16日:“一、伯陵代理第九战区问题;二、第四战区序列与人员暂缓发表。”12月18日:“注意:一、令伯陵组湘府, 暂勿换人”。[31]其中反映了蒋介石对粤省、湘省人事调整变化的过程。
张发奎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 说余汉谋因反对薛岳, 乃提议请他回粤, 但实际上也不是欢迎他, 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思, “起初, 中枢想任命薛岳为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任命我为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反对薛岳的任命, 建议让我取代薛岳, 薛听到此讯十分恼怒。”他到四战区后, 余汉谋仍处处对他掣肘。张发奎到韶关任职后, 1939年1月初, 曾打电报给蒋介石, 要求派员到韶关“指导”党政军机关重组, 并分割各自的权责。因为他知道“余汉谋不会服从我”, 凡涉及余汉谋部的事务, 均不易为:“顺从我的人们只是表面上的。例如, 我想调动一些不称职的师长与其他军官, 但余汉谋不同意。除了四战区的部队, 我不能调查属于我管辖的部队之内部事务。在赏罚方面, 我没有发言权。另一个例子是, 余汉谋统帅的第十二集团军是唯一配置宪兵团的集团军。这个宪兵团成立于陈济棠时代, 理应撤销, 因为中央的组织系统表上规定宪兵团必须直属于中央……可余汉谋不守规矩, 蒋先生竟允许他自把自为。”“当我向蒋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时, 他总是要我就涉及广东省的一切事务”同余汉谋和李汉魂商量, 同李汉魂商量不成问题, “但牵扯到余汉谋时就不够顺遂了。”[32]反之, 余汉谋对张发奎怎么看?余汉谋是否对其部属作严密之把持控制?余本人是这样说的:“以张向华代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是委员长的一片苦心。抗日期间, 不能不想办法安置他, 其实他的部队已所存无几, 委员长深知我识大体, 能够和衷共济与张向华合作, 才作了这样的安排……我的干部对我是绝对服从, 我命令部队归谁指挥就归谁指挥,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别人想另打主意, 他是指挥不动我的部队的。我是军人, 以服从为职志, 更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一点张向华心中很明白。”[33]在这里, 余汉谋讲张发奎“他的部队”已所剩无几, 言外之意, 是他余汉谋的部队还很有实力, 而且对他是“绝对服从”。把部队看成属于某一个人的,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封建军阀的观念, 虽然道出了民国时期军队与某些将领个人之间关系的实情, 但一直到了晚年, 余汉谋还对此津津乐道, 显然反映出他的内心始终就是这样认同的。而在这种前提之下, 没有他的认可, 别人就无法正常地指挥和调动他所控制的部队, 所谓“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云云, 其可信程度到底有多大, 读者自然就不难判断了。
在余汉谋与薛岳、张发奎、李汉魂等人的矛盾冲突中, 蒋介石几次都是留余而调换他人, 即使有惠广弃守的严重失职, 有其后的几次作战不力, 均未动摇。仅仅是因为余汉谋是掌握一定军事实力的人物吗?这种人物多了, 凡为蒋介石所忌恨的, 都千方百计照样撤换, 甚至杀头, 为何对余却如此眷顾呢?在蒋介石日记中, 记录了蒋余之间一个甚少为人所知的秘密:那就是余汉谋早在1932年, 就已与蒋介石暗通款曲, “余汉谋毅然来京, 响义归附。自廿一年以来保守其秘密, 是信义所感召乎?以其于廿一年粤桂称兵入湘时, 彼以密使密电表归, 后以自动退兵, 故其志不得伸, 而余亦退还其密件, 以昭信义也。”[34]而张发奎、薛岳、李汉魂此前却均有直接反蒋的历史。与外界所传的余汉谋“庸懦无能” (王子壮语) 的印象不同, 同属粤军阵营的余汉谋 (幄奇) 在某些方面之奇幄善“谋”、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之机心, 却似为旁人所不能及。
网上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回忆我的大伯薛岳》, 作者是薛岳的侄子薛维忠及李菁 (原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8期) , 该文称:“大伯与余汉谋和张发奎也是好友。张发奎当时长期住在香港, 每次到台湾来一定来找薛岳, 我在大伯家见到张发奎好多次, 我喊他‘张大伯’。余汉谋和张发奎都是‘老四军’的人——国民党的第四军在北伐期间就赫赫有名, 被称为‘铁军’。”其实这也是后人想当然的说法, 如前所述, 薛岳与余汉谋关系之紧张, 几乎是不能相容的程度, 特别是余汉谋容不下薛岳, 余汉谋与张发奎、李汉魂等人亦是貌合神离, 不能合作。
五、“焦土抗战”、长沙大火是中共的阴谋
关于1938年11月12日晚的长沙“文夕大火”, 笔者看到最离奇的说法, 是一本关于薛岳的传记中, 将之算到中共的账上:“长沙大火, 原是张治中、周恩来、叶剑英等之阴谋, 声言日本军队已过新墙河, 应当坚壁清野, 仿照俄共对抗德军之策略。若倭寇进攻长沙, 应采行‘焦土政策’, 烧光长沙再撤退。于是张治中就执行了他们的毒计, 一面秘密命令准备许多放火材料……一面并将警卫团士兵编为三人一小组, 名之为放火小组, 命令如见市区内起火, 便以之为信号, 大家即对市内重要设施目标一齐纵火。”“十二月 (此处月份有误, 应是11月——引者) 十二日晚上十二点半左右, 所谓‘文夕大火’, 街上没有一个行人, 未料此时南门外伤兵医院, 突然失火发生火警。于是警卫团放火小组的士兵, 误认为就是信号, 乃照预定计划纷纷放起火来。加上事先既未对市民预告和指导疏散措施, 军警间也无联系, 以致火舌席卷了整个长沙城。”该书还说, 长沙大火4天后, 蒋介石即打长途电话给薛岳, 说明“张治中、周恩来、叶剑英等火烧长沙后, 社会混乱, 人心惶惶, 请速赶到长沙平乱, 越快越好”。“蒋委员长放下电话后, 并令随员把他自己所用最好性能的座车开往途中迎接薛将军, 使他能顺利赶到长沙。”[35]作者似乎就站在蒋介石旁边, 描写之大胆自信, 颇有点像此前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某些纪实文学作者的手法。
这里有几处是有问题的, 如前所述, 长沙大火是11月13日, 陈诚去南昌对薛岳劝驾是11月底, 12月3日才议定此事, 至少是20天以后了, 如何可能是4天之后?在11月30日的“会报”上, 提议由薛岳代理九战区的是陈诚, “原则上已通过”, 故既不是蒋介石的决定, 也不是4天后即亲自打电话, 更谈不到派座车到途中迎接, 实际上, 这时蒋介石已在桂林, 陈诚离开南昌, 蒋介石即令他直接去桂林会合。⑴
更主要的是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问题, 这里暂且不论“焦土抗战”政策本身的是非曲直, 在抗战中是否有必要, 但这个政策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方面蒋介石积极推行的政策, 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除黄河花园口的决堤之外, 在武汉撤出之前, 蒋介石也命令守军进行了激烈破坏, 并对之高度肯定:“上午电令武汉实施爆破, 并转移兵力之指示。”“对敌行动, 切不可留有余地, 对敌态度亦不可稍有消极缓和之意, 必须坚定、简单、明白, 而示我以和战一定之限度则几矣, 否则无异示弱求情, 则败亡矣。武汉之爆烈破坏, 不仅使敌一无所得, 失其攻汉之目的, 且示其同归于尽之决心, 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与痛苦也。”⑵
蒋介石本人对于长沙大火, 也并未说是共产党的阴谋, 而是说是伤兵放火, 地方人员不力:13日, “本日长沙电话终日不通, 据报伤兵放火, 秩序甚乱, 以意度之, 不至于此, 或因修电线无人, 以致延缓也。”14日, “长沙城发火, 焚毁甚惨, 闻之心痛, 地方人员之不力, 殊为浩叹。如武汉非由自我主持至最后一日, 出此意外, 则更贻笑中外, 幸而武汉撤退秩序整然, 更觉自慰也。”[36]蒋介石为此将长沙警备司令、公安局长等三人处决, 张治中革职留任。
关于这次大火, 当事者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则称, 12日上午9时许, 他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传谕”, “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接着即接到蒋介石的电报:“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 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 勿误!中正文侍参。”[37]1950年代, 因郭沫若写文章就长沙大火的事指责张治中, 张治中还特别写信给郭沫若提出更正, 并再次提到这份电报。张治中伪造蒋介石电报以开脱自己责任的可能性较小。但蒋介石日记, 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均闭口不提此事。
而据大火时正在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当时给蒋介石的报告及他后来的回忆录, 则认为张治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1月17日, 陈诚上呈蒋介石称这次大火是“有计划、有组织之暴行”, [38]24日, 陈诚将《处理长沙大火事件之经过》上报蒋介石, 内称:13日中午, 他见到张治中, “当以大火事相询, 彼谓完全不知情, 定系另一系统所为, 令人感触万分!文白兄多年献身革命, 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 今一旦疏忽, 遭此巨变, 吾侪除齐心共赴艰巨外, 更有何策?然文过决非得策”。[39]当时是说“令人感触万分!”在回忆录中, 则毫不客气地说“真亏他说得出口”。[40]陈诚认为, “抗战八年, 有两件最使人痛心的事:一件就是汪兆铭甘心作汉奸, 一件就是张治中长沙放火。”“这场火是有计划放的, 非常明显, 否则不会有全城一齐‘失慎’之理。但是谁是火头?谁是主使者?却成了当时的一大疑案。起初重庆方面传说是共产党人放的, 在军警林立之下的长沙, 事实上无此可能。”[41]
长沙大火, 张治中说是事先奉了蒋介石的电令, 但军警在还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即仓促点燃, 陈诚说是责任在张治中, 但都不是共产党人所为, 却是明白的。
由上可知, 抗战史事, 不可随意转述, 尤不可任意添改。否则, 年深日久, 如无人纠谬, 不知会走样到何种程度!
参考文献
[1]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 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91年, 第33-48页。
[2] 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 《粤桂黔滇抗战》,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 第11、13、3页;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 《广东文史资料》第88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58页。
[3] [4][9][13][14][33]李毓澍访问, 周道瞻记录, 郭廷以校阅:《余汉谋先生访问记录》, 《“口述历史”第7期:军系与民国政局》,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年, 第226-227、230、228页。
[5] 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上, 1938年11月9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年, 第314页。
[6] [12]曾其清:《抗战中的惠广战役》, 《粤桂黔滇抗战》,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 第29、31页 (曾其清时为粤军第65军参谋长兼广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
[7] 《王子壮日记》第4册,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年, 第580页。
[8]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 台北:“国史馆”, 2010年, 第497-498页。
[10] 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 《粤桂黔滇抗战》,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 第3页。
[11] 《徐永昌日记》第4册,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年, 第423、437页, 1938年11月16日、12月15日日记。
[15] [32]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 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年, 第274、270-274页。
[16] [17][20][21][22][25][27]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 《广东文史资料》第88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77-78、86、91、94-95、82、75、76-77、82-83、87页。
[18] [19]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 下,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年, 1943年6月26日、28日, 10月2日, 第772、773、808页。
[23] [24]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 上集第1册, 香港:香港联艺印刷公司, 1975年, 第434、437页。
[26] 《1943年广东旱灾史料》, 《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 1963年10月;郑泽隆:《军人从政——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 第395页。
[28] [35]陈寿恒、蒋荣森等编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 (8) :《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年, 第326、329、332页。
[29] [30]《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 1938年10月23日致谭祥 (字“曼意”) , 1938年11月30日致谭祥, 台北:“国史馆”, 2006年, 第477、485页。
[31] [34][36]蒋介石日记, 未刊稿, 1938年10月27日, 11月13日, 11月26日, 12月18日, 1936年7月11日“本周反省”, 1938年11月13日、14日。
[37]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5, 第263页。
[38] [39]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下, 台北:“国史馆”, 2004年, 第732、740页。
[40] [41]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 台北:“国史馆”, 2004年, 第115、113-114页。
注释
1 口述历史之局限性, 于此可见一斑。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该书访问者李毓澍是山东博山人, 周道瞻是安徽来安人, 校阅郭廷以是河南人, 会不会是对于广东高要人的余汉谋的口述访问, 因为语音上的差异, 将“是八个师”, 记成了“十八个师”, 待考。但以余汉谋整个访谈多处为自己涂脂掩饰的情况看, 可能就是说的18个师。
2 (1) 一份1938年的资料说法与此大体接近:“据一般统计:全省三千多万人, 每年需净米八千三百多万担——这是米的消费量;但米的生产量是多少呢?据农林局凌局长道扬报告, 本省每年产谷总量为一亿一千三百多万担, 约碾成净米七千三百多万担。每年不敷之数量约一千多万担。” (《解决广东粮食问题的积极办法》, 《更生评论》1938年第6期, 第14页)
3 (1)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 1938年12月6日致谭祥, 第488页。关于陈诚与熊式辉劝薛岳赴湘任职事, 熊式辉12月2日、4日日记记曰:2日“晚陈诚由吉到省, 偕薛岳、商震来相会, 谈湘善后事……彼与薛岳为旧日粤军同事, 有素交, 揄扬备至, 嘱余为劝赴湘。”4日“访薛岳, 劝其赴湘。”《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 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8年, 第236-237页。
4 (1) 陈诚对薛岳一直十分支持和关照, 算是最能理解和信任他的同僚和上司, 薛岳到九战区后, 1939年4月, 陈诚评价他:“伯陵之负责与周密, 实可佩。惟性情仍太强, 而各级将领无一不怕他, 即汤恩伯、关麟征亦感头痛, 此彼之缺点也。然以现在之中国将领, 类多敷衍塞责, 非有如伯陵者, 实不能作战。即以第九战区而论, 如非有伯陵, 则我即无法分身兼顾其他矣。”《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 1939年4月19日致谭祥, 第491页。
5 (2) 蒋介石日记, 1938年10月25日。不过对于中国抗战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 包括以“焦土抗战”等极端的方式抗拒日本的侵略, 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最终形成之后, 罗斯福曾表示了高度的肯定和理解, 1942年2月7日, 他在致蒋介石告知美国参众两院已一致迅速通过对华5亿美元借款的电报中称:“在此五年中, 贵国人民历尽艰辛而坚强奋斗, 而贵国人民在战斗中, 不惜将自身拮据经营之成果, 予以彻底破坏, 以免为敌人所利用, 更为最高度牺牲精神之表征。此种牺牲精神, 在所有参加战斗以获致吾人所坚信以求之胜利者, 实均为必要而不可缺也。”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 台北:“国史馆”, 2015年, 第30页)
作者：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刊：《学术研究》2017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