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创刊35周年之际，我想起了梁启超的一首《自励》诗：“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同时，我也想起了已经离开人间的《历史研究》老主编黎澍，他正是以“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的革命勇气与科学精神规范着自己毕生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历史研究》35年来逐渐形成的自己的风格。我认为，《历史研究》今后应该继续完善与发展这种风格。
这些年，《历史研究》在倡导史学新观念、新方法、新流派和传播国内外史学新信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每每在掩卷之余，我多少总有一些不够满足的感觉。其所以如此，就是觉得编者在继续完善与发展黎澍所倡导的刊物风格方面缺乏应有的连贯性，也缺乏足够的锋芒与功力，因此《历史研究》在开创一代良好学风方面便未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在这方面如果仅仅批评编者，那显然是不公平的；对作者与读者也应该提出相应的要求，特别是对整个史学界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也曾经做过编辑，也曾深感稿源与编辑意图不相适应之苦。“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这不仅是对于编者的要求，而且更是对于作者的要求，说得准确一些，则是对于整个史学界的共同要求。近年来，我经常强调“增强主体意识，维护科学尊严”，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历史学家与历史科学都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的品格，如果没有起码的独立品格，则无论是为学术、为政治、为现实，都不可能有较大的作为，大抵是一些小摆设、小点缀，而在某种政治高压与经济诱惑之下，甚至可能堕落成为伪科学。过去，我们长期拘守“史学为政治服务”；当今，一些人又强调“史学为商品经济服务”。但不管为什么服务与怎样服务，史学总是一门科学，总有自己的品格、自己的尊严。正如史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婢女一样，史学也不应该成为商品的附庸。时至今日，不讲商品、不讲金钱，当然是极端的迂腐与荒谬，但是世界上毕竟也有许多超越于金钱与买卖之上的东西，这就是包括史学在内的较高层次的精神世界。我们应当重视与发展商品经济，但是我们千万不可用狭小的钱眼来规范广阔的精神世界。历史学要经得住金钱的诱惑，正如要经得住政治的压力一样。
我们的老祖宗司马迁早就说过，他之所以研究与编撰历史，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且声称自己著史的抱负很高，“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也曾批评过本居宣长、伊藤仁斋等学者，或只知发掘古代陵墓、研究古代语言文字，或沉溺于注解经书，略具己见，但却“茫茫然不懂得宇宙和人生的道理”。他很强调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哲学，“哲学固然不一定有显著的功效可以让人看见或听见，也就是说，哲学对于贸易的顺差逆差，银根的松紧，工商业的发展与否等等，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国家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史学与哲学虽是两门科学，却有相通之处。哲学有自己的历史，历史也有自己的哲学。富有哲理的史学应当与哲学具有相近的功能，可以提高“国家的品格和地位”，可以使人民具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致流于浅薄。前些时，人们曾讨论史学的社会功能，我觉得提高民族的文化思想水平乃是史学的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的相通之处，在建设现代化社会时期尤其如此。
清人龚自珍诗云：“一事平生无，但开风气不为师。”此语貌似谦抑而实际上自视甚高，因为能开风气者已经不是一般的老师，那是能够影响一代文风、学风的真正的大师，也就是名副其实的“百世师”。我希望《历史研究》能够成为史学界“开风气”的导向型刊物，当然这需要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通力合作，更需要政府与社会的理解支持。我是《历史研究》35年的老读者，为它写稿也有32年，其间还曾短期滥竽厕身编辑之列。说来惭愧，我一直未能发表一篇够得上“开风气”的文章，如今工作的繁忙与精力的限制可能使我永远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但我仍然殷切地寄希望于《历史研究》，寄希望于我的师友，更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