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仰慕池田先生的大名，但有机会相遇并开始对话，是在2005年12月13日。初冬晴好的天气，牧口纪念馆周边为群山环绕，远处可见富士山雪峰，树林五色斑斓。我们一见如故，从握手开始便敞开心扉，通过对话而逐步相知。
不到一年时间，我发现我们的国籍虽然不同，但彼此的经历与思想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我们都在战争中长大，而且饱经战祸苦难。
我们都曾少年辍学，在社会底层从事卑微劳动，因而从小就同情劳苦大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我们都曾服过兵役，但却没有打过仗。虽然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但池田先生秉承创价前辈的良知，旗帜鲜明地反对不义战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心灵又是相通的。
我们都爱好文学，崇敬鲁迅；我们都敬仰孙中山、周恩来；都喜欢汤因比，都认识到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的重要性；还有其他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志趣……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都曾得到良师的引导，特别是他们为世界和平与社会公正而奋斗的崇高精神，已经成为我们终生的指路明灯。
把生命作为价值核心的牧口常三郎先生，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与亚洲的侵略战争，并且于二战爆发之年创立创价学会，在1943年被捕入狱，1944年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病死于狱中。当时，已经发展到三千余人的创价学会，在军国主义的白色恐怖下几乎濒于瓦解。与老师同时被捕入狱的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先生坚强不屈地活到了日本战败之年，并且在狱中读完《法华经》，进一步理解“佛即生命”。出狱以后，他重新振兴创价学会，并且在1956年的机关杂志《大白莲华》上宣布自己的“协作与共存”理念：“不能为了日本民众的幸福而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幸福，也不能为了美国民众的幸福牺牲了日本民众的幸福。要实现一个世界人民都能幸福快乐繁荣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也都能幸福快乐。”1957年，即户田先生逝世的前一年，他面向五万青年庄严地发表了《禁止原子弹宣言》，这可以看作创价学会从事和平运动的源头。
池田先生接任第三任会长以后，把创价学会的发展与促进世界和平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认为：“我们要超越国家和体制的壁垒，播种和平与友谊的种子。希望通过对话，通过信义之举，将这个割裂的世界连接起来。”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满腔热忱，不辞辛苦，走遍世界各地，到处播撒和平与友谊的种子，呕心沥血为人间增添祥和。创价学会如火如荼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创价学会国际组织（SGI）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创价学会已经成为世界和平运动的强大支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池田先生为促进世界和平伟业而作出的贡献，已经极为出色地实现了自己老师当年的遗愿。
尽管我为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不能与池田先生相比，但也有一位深受人们崇敬的老师——贝德士博士（Dr.M.S.Bates），他189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传教士家庭。1916年在本地哈莱姆学院本科毕业，随即得到罗兹（Rodes）奖学金到牛津大学专攻近代史，1920年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自愿接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南京金陵大学工作，直至1950年被迫离华返美，前后有三十年之久。1946年至1948年我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有幸得到他的教诲与关怀，印象颇为深刻。
但是，贝德士老师对我的重要影响，并非在他生前而是死后。1988年夏，我利用学术休假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无意之中突然发现贝德士博士的档案汇宗，其中竟然包含他保存的1937年12月至1941年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大宗实录。正是透过这些充满血泪与悲愤的文献，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老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金陵大学于11月全校西迁。贝德士其时尚在日本访问，奉校长之命赶回南京以副校长名义守护校产。他是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Nanking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Committee）的创建者之一，随后曾任该会主席。当日军在南京大肆烧杀淫掳时，他和二十余名外国人士组成的小团体，还有一些与他们同样勇敢献身的中国同事，夜以继日地从事救援工作，把难民接送到安全区，千方百计为他们谋求住所与食物。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努力救援那些在恐怖浪潮中历经苦难的受害者，常常在日军刺刀与华人受害者之间，用自己的恳求、争辩乃至身躯去保护难民。贝德士的信念是：“宗教信仰认为善事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值得去做，即令是在一个邪恶统治的世界。”他曾在南京最为混乱而又悲惨的日子里，对远处的友人倾诉心曲：“我同其他人一样明白整个局势的严重与黑暗，在这里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个人自身的问题早就有了回答。基督徒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只会为自己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愧疚。”
贝德士是真诚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的感情是超越国界的，他热爱中国人民，也热爱日本人民，当然也热爱美国与其他各国人民。他希望中日两国之间友好相处，更希望世界各国之间友好相处。他在日军残暴统治的人间地狱——南京，向全世界发出悲壮的宣告：“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Peace on earth，good will to men）。”他反对战争，但不是不分是非地笼统反对战争，而是首先反对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1937年夏，是他在日本最早发出日本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的信息；1938年初，又是他最早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惨痛信息；还是他在1946年东京审判中作为证人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仗义执言。他面对暴力无所畏惧，鼓励人们“勿被邪恶征服（be not overcome of evil）”，而且还要努力“以善胜恶（overcome evil with good）”。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国际委员会这个小小的群体，为救援数十万南京市民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
贝德士不仅坚决反对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严厉谴责本国（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乃至支持。他在1938年11月给友人信中诉说内心的悲愤：“南京城内美国和平主义者生活的严峻特色之一，是连续几天亲眼看见成百架轰炸机群飞过的经历，有些载着美国装备，而且几乎全部灌满美国汽油。江面上连绵不绝的（日本）军舰是用美国汽油驱动的，公路上数以百计的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美国其他厂家制造的。加以知悉其他在美国的和平主义者正在谴责，因害怕得罪法西斯国家，（美国）断然反对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世界政府蹒跚的第一步，反对取消与侵略者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使世界上的弱国横遭蹂躏。难道善意对于他人还有什么胜于强权的实际意义？富国应该为大家的公益作经济调节，而不应以武力的贪婪掠夺他们弱势的邻居。”
正是贝德士老师留下的宝贵遗训，特别是他那崇高的人格魅力，指引我坚持不懈地从事揭露历史真相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1988年以来，我参与北美对日索赔会的创建及其举办的各项活动。1991年以来，我更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不仅出版了许多重要论著，而且还多次应邀前往日本，与日本及其他各国众多有良知的人士一起，揭露日军战争罪行，维护二战的历史真实，通过多种形式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世界和平。每逢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我都仿佛听见贝德士老师的呼唤：“给世界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我曾多次强调：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在21世纪的今天，和平与发展虽然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战争的根源仍然存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战争在许多地区仍然连绵不断，人类仍然在自相残杀，而迅速发展的高科技更不断推进这种残杀的程度和规模。因此，用历史来教育人民，唤醒亿万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并努力消除战争根源，乃是我们理应承担的时代使命。正是这种共同的使命，驱使我与池田先生殊途而同归，由相遇而相知，携手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社会公正而奋斗。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