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给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战争，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多变。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只有通过讨论、攻错，思想才能发展与进步。其间即使有错误，也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与理论，相对而言则关注较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可以举出以下几种：
（一）经世思潮
清嘉道时期，已从繁盛渐入衰微，内忧外患，积渐而著。部分士大夫，始不满于理学的空疏与考证学之繁琐，心思目力渐渐转向关怀时势民情，究心实务，议论时政。其中既有督抚大吏，亦有学者，以经世致用相为倡导，演为经世思潮。它对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皆有相当影响。
（二）进化论
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较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辩证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三）民族主义
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所以，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极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
民族主义是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四）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于清末传入中国，当时因面临严重的外部危机，先觉者正可借此唤起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革命党因排满革命的需要，一度排斥国家主义。辛亥鼎革之际，五族共和之说盛行，国家主义始渐淡化。五四以后，国家主义再度兴起，乃流为片面强调国家至上主义的一个政治流派。
（五）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则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则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论争并克服他们。
（六）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七）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期，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激进主义与之相对的则应是顽固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
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则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与保守，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八）革命与和平改革
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因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滋生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一切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他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遭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到。我们现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的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君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等等。在这些争论中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的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书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所以本书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书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本文库暂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2012年1月11日初稿，1月13日第一次改稿，3月19日第三次改稿。
文章来源：《史林》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