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提出口述历史研究的双重主体、三重阻隔和四种真实，以揭示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口述历史是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追求历史真实，它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合作的成果。从历史的客观真实到口述文本的真实，中间经过历史记忆加工、历史叙述呈现、口述文本整理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一道帷幕，阻隔着历史记忆的透过，从而使历史真实大打折扣并有所变形。不仅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之间有阻隔，而且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之间也有阻隔；不仅历史叙述受到口述者多种因素干扰，而且叙述文本整理也受到访谈者的主观参与，从而使叙述文本与口述文本之间仍然存在着阻隔。经过历史记忆加工、历史叙述呈现及口述文本整理三道帷幕的阻隔而形成的口述文本，不仅与历史记忆有较大的距离，而且与历史的客观真实距离更远。口述历史范畴中的真实，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历史之真（客观的历史真实）、记忆之真（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叙述之真（音像文本的真实）、口述文本之真（根据音像整理的口述文本的真实）。从历史之真到口述文本之真，中间经历了三道帷幕的过滤和阻隔：一是从历史之真到记忆之真，二是从记忆之真到叙述之真，三是从叙述之真到口述文本之真。历史之真经过三重帷幕的过滤、筛选和阻隔，能够呈现出来的非常有限。正因口述文本之真与历史之真之间有着多重阻隔，故口述历史应当关注历史之真如何冲破多重帷幕阻隔而得到部分的呈现。这样，口述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挖掘、采集、保存、整理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受其内在机制及自然因素的影响，其真实性很难为口述者所控制，但历史叙述的真实则是口述者能够把握的。故口述历史的主要环节，应该放在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研究影响历史记忆呈现的多重因素，从而将历史记忆完整而准确地以语言表述的方式呈现出来。
口述历史旨在以访谈方式发掘、采集、整理与保存口述者（当事人、亲历者、见证者、受访者、整理者等，本文统称“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呈现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历史记忆是口述历史的基础，发掘历史记忆是口述历史的主要工作，故历史记忆成为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口述历史既包含着真实，也有想象的成分，不仅难以完全还原客观的历史真实，而且还掺杂有口述者的主观成分。正因历史记忆具有“不可信性”，故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不断遭到质疑。有人尖锐地指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1]
雅克·勒高夫在《历史与记忆》中指出：“历史学家应主动出来解释记忆和忘却，对其进行深究，以使之成为一门学问。”[2]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是口述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口述史学界必须从历史记忆的层面对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进行深入探究。[3]口述者的记忆是否可靠？口述历史能否给予“历史真实”？历史记忆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历史真实”？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历史记忆的呈现？为什么会出现历史记忆失真现象？历史记忆呈现为口述历史要经过哪些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对历史记忆及其呈现起了怎样的筛选和阻隔作用？如何看待口述文本之真、历史叙述之真、历史记忆之真与客观的历史本真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
一、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从历史之真到记忆之真
口述历史既然是建立在口述者历史记忆基础上的，口述历史追求的又是历史真实，那么，口述历史与历史真实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这些都是讨论口述历史真实性时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口述历史的真实是建立在历史记忆真实基础之上的，历史记忆之真与历史本然之真是有较远距离的。历史本体之真是全息的，它需要人的记忆来存储。而历史记忆之真能否全息地反映历史本然之真？历史记忆能多大程度存贮历史真实？存贮了哪些历史之真？从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历史文本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之间，要经过三重帷幕（三个环节、三道程序、三次筛选、三层间隔）的过滤。第一重帷幕就是从口述者亲身经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者将历史事实存储为历史记忆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间因记忆的特殊机能而使历史事实有所变形，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都存储为历史记忆。历史记忆的真实经过这重帷幕的筛选和阻隔，已经对历史本体之真打了很大折扣。人脑存储的历史记忆之真，与历史本体之真有较远距离。
记忆是人脑的机能，是人的心理活动本质特性的体现。记忆依赖于外界信息的刺激，同时受制于大脑自身的选择编码机能。它首先是对外界信息刺激的存贮机能，是信息在人脑中的刻录和储存。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能主动地进行编码，将外界信息转变为记忆。从记忆发生的心理机制看，所谓记忆就是人对经验的识记、保持和应用过程，是对信息的选择、编码、储存和提取过程。记忆过程是感性经验摄入之后与经验素材经由意识和潜意识的加工，然后再通过语言组织输出为记忆的过程。[4]记忆不是外界信息的简单复制，而是有所摄取并作筛选。历史记忆以历史事实为原型通过大脑机能对其进行临摹，但同时包涵了某种想象和推测成分。
历史事实要想存活下来，主要途径是进入人脑并成为历史记忆。历史事实成为历史记忆的过程，受记忆本身的诸多特性制约。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事实会发生变形，变成了记忆中的事实，历史之真变成了记忆之真。因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有着很大距离，故历史之真与记忆之真对应着也有很大差异。
记忆具有储存历史事实的功能，这种功能保证人脑能将历史事实储存为历史记忆。但大脑对历史事实的储存，与它对外界事实的识别和认知有关，并非所有的刺激都能在大脑中留下记忆痕迹。历史事实存贮为历史记忆，要经过大脑识别系统筛选，只有通过筛选的部分历史事实才能成为历史记忆。而大脑的筛选功能，来源于大脑的识别机能，能识别认知的东西就成为大脑记忆的亮点，没有认知的东西就成为大脑记忆的盲点。只有识别的历史事实才能在大脑中留下亮点并成为痕迹得到保留，形成历史记忆。记忆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把观察对象的全部细节一览无余地记录下来，而是按照观察中所渗透的特定选择焦点加以记录。由于识别及认知盲点的存在，人们看到的东西是不全面的，反映到大脑中的记忆也很难是全面的，记忆因而具有残缺性和不完整性。仅仅是部分历史事实在大脑中留下痕迹并构成了历史记忆。
记忆的最大功能是它对任何外界的历史事实进行排序和重构，具有排序性与重复性特点。它通过语言文字和图像等中介将事件的过程进行排列组合，使不可逆的事件可以重复表达。受记忆这种特性影响，储存在大脑中的历史记忆并不是被动地被存放着，而是经过大脑记忆的重新排序和重构方式储存并维持着。历史记忆不完全是历史事实的简单刻录，同时也会进行加工重构，是对历史事实的摹本。储存在大脑中的记忆具有潜伏性，当没有外界唤醒时，它始终处于潜伏的沉睡状态。储存在大脑中的历史记忆，会出现干扰与覆盖现象，即后来的记忆干扰、覆盖前面的记忆，从而导致历史记忆的遗忘、变形、扭曲、失忆、模糊及差错等现象。历史记忆会随着时间的久远而逐渐模糊、甚至遗忘。
储存在大脑中的历史记忆，在外界因素作用下被唤起而成为回忆。回忆是记忆被激活后的再现。口述者回忆就是要唤醒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在被唤醒过程中，会出现整理、重构、选择等多种情况。口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我”为立足点进行回忆，是回忆与“我”有关的历史事实，与自己无关的“过去”很难引起回忆。“我”所亲历、亲见和亲闻的历史事实只有部分内容成为回忆并为“我”记住，记住的是储存于大脑中的部分历史事实，遗忘的则是失去记忆的部分历史真实。历史记忆实际上就是通过回忆记住的那部分历史真实。历史记忆被唤醒过程中，会出现无意的歪曲、变形和差错。这既是后来的记忆干扰与覆盖已有记忆所致，也是回忆所特有的整理性使然。“记忆是无心的经历，而回忆是有心的行走。回忆是经过分析后的重新储存，是一种记忆的归纳与整理，经过整理后的记忆更方便保存。”[5]因此，回忆既是记忆重新被唤醒的过程，也是对记忆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
回忆具有重构性的特性，它不是对“过去”的重复而是对它的重新编织，并非所有的记忆都能被唤醒。唤醒记忆的过程就是记忆再加工的过程，大脑的思维功能很自然地参与其中，将历史回忆变成了对历史记忆的认知活动，使回忆不仅仅是“追溯历史”，而是“思考历史”。口述者站在“我”的立场上对历史记忆进行加工重构，必然渗入主观因素及价值判断。历史事实一旦进入记忆领域，就处于不断被加工状态，成为历史记忆；而历史记忆在“我”的不断回忆中得以重构。经过“我”的回忆重新建构的历史记忆，不复是记忆储存时的历史记忆，而是“我”主动加工后的历史记忆。经过大脑重构机能建构的历史记忆，与客观存在历史事实之间便有了较远距离。
记忆储存及其重构带有明显的选择性。记忆的选择性不仅体现在记忆储存的环节，而且体现在记忆唤起及呈现的环节。哪些东西得到记忆，哪些被遗忘，取决于记忆主体的选择机制。只有那些历史真实的亮点刺激大脑并留下痕迹，才能储存为历史记忆；只有有意义的历史记忆才会被有意识地唤醒并得到呈现。记忆主体选择的过程，就是利用符号将大脑记忆的历史事实有序化的过程，是记忆理性化的过程。记忆在呈现时会把杂乱无章的“过去”条理化、明晰化，变成有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和可以理解的历史往事。人总是有选择性地记忆某些和遗忘另一些，其选择的标准就是对“我”而言有意义的事情。“我”赋予历史事件以“意义”，以“意义”为标准有选择性地储存记忆并呈现记忆。
历史记忆实际上是历史客体的主体反映。历史真实摄入大脑留下痕迹成为历史记忆的过程，既是客体进入主体存储的过程，又是一种历史真实的主体化存在。历史真实要想存活下来，主要通过大脑记忆、口头叙述、文字记录。脑记、口述、文献形成的过程中都渗透了主体因素，都离不开人的主体认知。根据历史记忆而整理的记忆呈现文本（叙述文本），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是主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晶。正因如此，历史事件是全息的，而与之对应的历史记忆则是有限的。历史记忆是历史事件的碎片，通过拼合这些碎片，可以有限度地复原历史事件，但永远不可能复原历史事件的原样。即便历史记忆都是真实的，由这些历史记忆复原出来的也只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是有限的历史真实。虽然历史记忆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导致某些不确定性，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为它是由当事人讲述的，这些当事人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其叙述的是大脑中储存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经过大脑自身的过滤筛选后，仍能保留部分的历史真实。
从历史记忆形成的过程看，历史事件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是大脑记忆机能作用的结果。记忆储存、保持与回忆过程中的选择与重构，是历史真实进入历史记忆的第一重帷幕。记忆存储时的选择与变形，导致并非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能存储成历史记忆，只有部分历史事实进入大脑并构成历史记忆，部分反映了历史真实，形成历史记忆的真实（记忆之真）。记忆的唤醒过程是大脑对记忆进行重构的过程，部分记忆得到唤醒并强化；部分记忆则被后来的记忆覆盖，还有一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减退乃至遗忘。这样看来，历史真实经过记忆存储、保持与回忆诸环节的过滤与筛选而形成的历史记忆，并非全部历史真实的摄入，而是部分历史真实的保存。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只是经过记忆本身筛选和阻隔后的部分历史真实，而不是全部的历史真实。口述者叙述时呈现出来的所谓历史真实，实际上是其大脑中储存的经过重构的历史记忆真实，而不是本体的历史真实。
二、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从记忆之真到叙述之真
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将历史记忆呈现出来的过程，就是历史叙述。历史叙述分文字叙述与语言叙述。语言叙述方式，就是所谓口述。语言是呈现历史记忆的工具并能够整理历史记忆，但同时对历史记忆的呈现具有阻隔作用，构成了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的一重帷幕（历史真实阻隔的第二重帷幕）。通过这道帷幕的筛选和阻隔，只有部分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变成历史叙述；历史叙述呈现的真实，只是部分的历史记忆真实。叙述之真与记忆之真中间仍然有着较远距离。
人脑具有某种摄像功能，能将所见的实物摄入并存储于记忆之中。但大脑记忆的最大问题是记忆的遗忘，记忆信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得模糊甚至遗忘，更会随着大脑的死亡而永远消失。故记忆必须借助语言文字等中介工具才能呈现并保存下来，才能从私密的个人空间进入公共认知领域并具有“意义”。历史记忆以语言文字方式呈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历史记忆之真转变为历史叙述之真的过程。历史叙述是历史记忆真实呈现的方式，上接历史记忆，下连口述文本，是连接历史记忆与历史文本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历史记忆的真实决定着历史叙述的真实，而历史叙述的真实，又决定着口述文本的真实。历史叙述能否真实地呈现历史记忆，是决定口述文本真实的关键，自然也是决定口述历史真实性的关键。
语言、文字是历史记忆呈现的主要方式。通过语言、文字将大脑中储存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就是历史叙述。历史叙述是历史记忆呈现、输出、表达的方式。文字叙述出来的历史记忆结晶是历史文献；语言叙述出来的历史记忆结晶则是口述历史文本。从历史叙述与历史记忆的关系看，口述与文献是历史叙述的两种方式，都是历史记忆的呈现方式，本质上都以历史记忆为基础，其所揭示的真实性都源于历史记忆，两者并无本质差异。所不同的只是两者表现形式的差异而已。
借助于语言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就是所谓“口述”。口述，顾名思义就是“口头叙述”；口述历史就是口述者口头叙述的历史记忆及根据这些历史记忆再现的历史。历史叙述要真实地呈现历史记忆，既受口述者个人及社会因素的制约，也受语言表述本身局限的制约。语言是人类交流的最重要手段，是人际沟通不可替代的工具。人脑中的历史记忆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口头叙述。口述语言长期以来因无法保留而不被视为证据（“空口无凭”），但现代口述历史借助录音机（摄像机）可以将口头叙述完备地记录下来，口述声音以音像方式保留下来作为历史证据。
语言不仅是历史记忆的呈现工具，也是历史记忆的整理工具。人的记忆在没有经过语言整理之前，往往处于模糊混乱状态。当记忆需要用语言表达时，潜伏的记忆被唤醒并被条理化，以语言叙述的方式呈现出来。语言成为唤起和整理历史记忆的有效工具。语言是口述者叙述历史记忆的工具和载体，可以传递感情以及文献所无法准确记载、无法明确表现的的感情波动。语言尽管无法做到书面语言那样用词精确、讲究语法、逻辑严密，但可以呈现口述者叙述历史记忆时的真实信息。口述者会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呈现历史记忆。口述者语言的差异性与口头化，给历史叙述带来了丰富性与亲切感。这些均为语言呈现历史记忆的独特之处。
但语言在呈现历史记忆过程中，同样会对记忆进行选择、过滤和阻隔，难以完全真实地表达历史记忆。这便使历史记忆在语言叙述时再次打了折扣，叙述之真与记忆之真之间仍然存在着较远的距离。从历史记忆到历史叙述，要经过语言的筛选和阻隔。语言在呈现历史记忆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词不达意、言过其实、文过饰非”等情况，导致历史记忆变形。口述者用语言来呈现历史记忆，实际上用语言临摹历史记忆中的所谓真实图像。无论临摹的手法多么高明，呈现出来的也仅仅是临摹出来的大致轮廓图像而已。语言叙述无论如何流畅，也难以将历史的真相完全清晰地展现出来，一定会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口述者因感到对历史记忆的临摹过于简单而增加细致的纹路，便会出现“言过其实、夸夸其谈、文过饰非”的情况。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表明语言因自身的局限而无法准确地呈现历史记忆。
历史叙述过程中同时呈现的不仅仅是历史记忆，而且伴有想象、分析、价值判断等。记忆功能与思维功能同时呈现，感性与理性同时发生作用，呈现出感性的理性化过程。用语言叙述的历史细节，未必都是历史记忆的真实，难免有想象的成分。越是用生动鲜活的语言表达的故事，可能离历史的真实越远；越是语言描述细节的部分，可能包含的想象、夸张成分越多。口述者亲身经历与亲眼所见的历史事件，当他随后用语言表述时难免有夸张虚构成分。口述者叙述的历史事实只是口述者记忆中的事实，仅仅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而不是全息式的历史真实。由语言而呈现的历史记忆，因口述者表达能力的差异而大不相同。性格外向者喜欢沟通倾诉，易陷于夸夸其谈、言过其实；而性格内向者则不善表达，易陷于沉默寡言、词不达意。口述者以语言呈现记忆时，既有闪灼其词或夸张之处，又有刻意的修饰、夸张和自我拔高倾向，还有对某些记忆的刻意回避与掩饰。
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的口头叙述，具有即兴性的特点。其口头叙述是即时的、即兴的、临场发挥的，叙述内容并未经深思熟虑和反复推敲，其语言表述带有明显的不稳定、情绪化和口语化特征。口头叙述的过程是利用语言整理记忆的过程，是历史记忆呈现的过程，而这些记忆并非有条理地输出，而是以即兴的语言来表述。这些表述语言因非“深思熟虑”，在很大程度上是混乱无序的，显得比文字表述更无条理。其对事情的叙述不仅没有严谨的纪年时间，时间概念混乱，而且颠来倒去、重复罗嗦。这些口述语言，本身很难说是真实的或虚假的，不能简单地以此作为判断历史记忆内容真伪的依据。或许这种即兴叙述因没有太多的现实顾虑和利害考量，而能直率地无顾及地将历史记忆展现出来，呈现出历史记忆的真实。但这远远不能保障其叙述的内容就是真实的，因为即兴的叙述是根据大脑中已经形成的记忆（实际上是后来经验加工重建后的历史记忆）呈现的，而这种记忆本身是不完整或有偏差的，在即兴叙述时即便没有经过认真推敲，还来不及掩饰某些真相，但其语言表述的不准确也是难免的。主观想象、虚构甚至编造历史情景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依然存在。至于因记忆本身的失误而导致的时间地点人物的错位，更是难免的。故这种即兴叙述的历史记忆，很难简单地判断说就是真实的，其中同样既有真实记忆的呈现，也有虚构的想象成分在内；有历史记忆的部分真实再现，也存在着历史记忆的偏差和重构。但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不准确的回忆，也很可能真切地反映了口述者当时的真实情景；只有在“深思熟虑”之后才能重构出富有欺骗性的假话。但是否可以因叙述经过“深思熟虑”就否定其叙述的真实性？“深思熟虑”的过程，既是唤醒记忆的过程，也是重构记忆的过程，既可以真实地呈现记忆中的真实，也可以根据现实利害而人为地虚构所谓记忆真实。所以，口述者在这个过程中有时间、有能力对历史记忆加以虚构，但也同样有时间、有能力更好地展现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能以是否经过“深思熟虑”来判断叙述内容的真伪，而应靠访谈者以文献、他人口述加以验证。
这样看来，历史叙述与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历史叙述的内容必然少于历史记忆的内容，更少于历史真实存在的内容。历史叙述之真，不仅难以到达历史记忆之真，而且离本体的历史真实更远。所谓叙述之真，只是被记住的部分历史记忆而已，更多没有被记住的历史记忆无意中被遗弃了。叙述之真只是记忆之真的部分呈现。叙述之真经过多重帷幕的筛选和阻隔，与记忆之真确实存在着相当远的距离。当然，不能因叙述的选择性而根本否定记忆的真实和叙述的真实。即便叙述之真打了很大折扣，历史记忆本身仍然蕴含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会发生变形，历史叙述中会出现虚构的成分，但任何虚构都有一定的原型，而这些原型正是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实。
三、从生理心理到社会环境：制约历史叙述的多重因素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来自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与否，决定于口述者叙述内容是否真实，决定于他能否将记忆之真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但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呈现受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自然的客观原因主要源于记忆的自身特性及其呈现方式的局限，体现为记忆的储存、回忆及呈现过程存在主观性、重构性及选择性，及记忆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遗忘现象。记忆的自然遗忘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储存在人脑中的记忆会变得模糊、错误乃至遗忘。但影响口述者记忆呈现的因素，更多来自口述者心境、情绪、动机、信任度、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历史记忆呈现的又一重帷幕，这重帷幕对历史记忆呈现产生了严重的阻隔作用。历史记忆的变形与变声，是人的自身机能作用的结果；而历史记忆的扭曲与伪造，则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
影响口述者记忆呈现的因素，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智能素养及社会环境等。生理因素层面，包括个人年龄、体质、记忆力等因生理差异而导致的记忆呈现差异。记忆是人脑的机能，会因时间久远发生误忆甚至失忆。年龄的大小、身体的强弱、记忆力的好坏，都对历史记忆的储存及其呈现产生影响。口述者追溯的时间越远，流传的时间越久，失忆及记忆误差就越大。口述访谈一般是在事件发生若干年后才进行的，口述者年纪较大，身体虚弱而导致记忆力下降，历史记忆变得模糊不清，容易出现记忆误差，如记错了时间地点，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及记忆失真现象等。经常出现的记忆失真情况有两种：一是记忆前后矛盾；二是对所述情节前后叠加，诸多事体相互交织混淆不清。这种因生理原因而导致的记忆呈现的失误，属年深日久而导致的无意识的记忆偏差。它是人类生理自然局限的真实体现，也是人类无法根本改变的自然属性所致。
心理因素层面，包括个人情绪、感情、动机、心境、认知能力等心理差异而导致的记忆呈现差异。不仅人与人之间情感及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并影响历史记忆呈现的差异，而且口述者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所呈现的历史记忆也有差异。因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伴随着理性作用，认知能力的差异也导致历史记忆呈现状况的差异。个人经历对历史记忆的形成和保持有较大影响。因口述者在人生经历上的差别，其对相同事件的感受和述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因怀旧主义与感情机制的作用，历史记忆呈现不可避免地带有感情色彩，口述者会在无意识中扭曲历史事实，使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变形。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感受还难以脱离其民族国家制限，在回忆时会带有自己的民族情感，极力维护自己国家、民族、亲友的声誉，揭露敌对者的罪恶。1982年出版的《撕裂的国家：以色列独立战争口述史》是关于以色列独立战争的口述历史记忆著作。由于这场战争涉及对立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故双方亲历者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有较大差别，口头叙述这段历史时的感情、体验和情绪也就存在巨大差异。口述者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怀着对本民族的同情进行叙述，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民族辩护。作者从同情以色列人的立场出发，主要采访了一些以色列人，附带采访了几个以色列统治下的阿拉伯人，结果全书带有明显的以色列辩护的倾向。作者毫不犹豫地说：“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以色列的同情者，对我来说，要做到客观和公正是绝对不可能的。”[6]由于历史记忆在具体呈现时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民族情绪，对立着的族群很难正视“过去”，故其对相同历史事件有着不同的记忆，其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是矛盾、冲突甚至根本对立的。如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与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之间，人们通常陷于无休止的历史记忆竞赛中。
口述动机是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时的心理状态。口述动机决定着口述者为什么要说、说什么及怎样说，关系到历史记忆呈现的真实程度。口述者对记忆呈现抱着复杂的心理状态，如抵制心、疑防心、迎合心和应景心、羡憎情结、历史泄愤等，心态差异影响着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口述者存在着多种口述动机，如辩诬白谤型、获取报酬型、维护正义型、自我表功型、感恩赞美型、以史明鉴型、公益事业型、历史责任型等。动机的不同影响口述者对历史记忆及其呈现内容的选择，每种动机对历史记忆的呈现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口述者对口述后果的预期，导致其有意识隐瞒或遮蔽部分真相，影响其叙述的真实性。
口述者叙述的历史，是其记忆中的历史，记忆所呈现的并非完全是客观的历史真实，而是记忆中的部分历史真实，并且这种真实是经过后来经验改造和重构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历史记忆是事实与想象的混合体，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象。口述访谈的过程，是重新唤醒历史记忆、呈现历史记忆的过程。但这种呈现不是自然的客观呈现，而是经过口述者主观加工、再构造和再选择后的呈现。哪些“过去”作为历史记忆被呈现出来？这是口述者主观选择的结果。他所呈现出来的过去，并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被重构的有关过去的所谓事实。这种事实是主观化的事实，是口述者经过主观变异而构建后的所谓事实。历史记忆中的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有相当远的距离。口述者总是依据后来的感受编造先前的经验与经历，即便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也不能例外。章太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庚子国变前后，但章氏晚年因坚守民族主义立场，故其晚年向弟子们叙述自己的早年历史时，不断渲染自己从孩童时期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这显然是以后来的意识回溯早期历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来的陈述都有类似现象。
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渗透了随后的经验，其历史叙述的内容是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即不是历史之真，而是记忆之真；而记忆之真是由当时存储的记忆和随后增加的经验共同改造过、重新建构过的历史记忆。口述者的个人偏见、怀旧的情绪、童年的不幸经历、对亲人的情感以及健康的妨碍等，都可能使历史记忆呈现出现扭曲，都难以保障记忆呈现的客观。对此，约翰·托什指出：“但当历史学家从现场消失时，困难也远未消除。因为，甚至受访者也不是在直接触及过去。不管是多么的准确和生动，他或她的记忆都渗透着随后的经验。他们也许会受从其他消息来源（尤其是媒体）获得的信息影响；他们也许会受怀旧之情（那时的时代是美好的）的左右，或为对儿童时期贫困的不满所扭曲，这种不满会影响他们随后的生活。对任何人而言，倾听感受和看法——例如对父母的情感或对工会官员的不信任——通常会深信口述证据的可靠性，然而它们也许只是稍后经历的情感表述，而不是所涉及的那个时期的。”[7]
历史记忆的呈现与“现在”息息相关，受当下情景的影响，受后来经验的渗透。受口述者后来经验的影响，历史记忆通常会将“过去”的历史变成“现在”的历史，将“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口述者以现在的语言、情景和风格叙述过去的故事，呈现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邓小平时代的人们叙述毛泽东时代的故事，故事是毛时代的，但叙述方式则是邓时代的。其对历史记忆的呈现，已经渗入邓小平时代的语言风格、语言词汇和价值判断因素，并且其叙述的历史记忆内容，是根据邓小平时代的现实需要而进行取舍选择后的部分历史记忆，并非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历史记忆，带有明显的“后见之明”色彩。
历史记忆受后来经验的影响，是历史记忆的特性。“不管它依赖的证据是什么样的，与过去直接接触的观念都是一种幻象，但也许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那些源自后见之明的证据。‘过去的声音’也必然同时是现在的声音。”[8]历史学家在评价保罗·汤普森的《爱德华时代的人》时认为，活下来的生活在“爱德华时代的人”后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现在又变成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他们对“过去”的回忆明显受到现时代的影响。故批评者质问：“他们的童年记忆，难道不是有很多是在他们年龄较大时回忆的产物吗？他们后来也许会读到的自传或小说难道不会强化某些印象而弱化其他印象吗？电影或电视节目难道不会对他们的意识产生某种影响吗？”[9]
口述者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历史事实，必然导致对相同事件的多种呈现和多种声音。对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当事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历史记忆。它们都在述说各自记忆中的事实，表达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意识形态，都在为自己说话、为自己作证。历史记忆的多重叙述呈现，体现了记忆呈现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种记忆叙述呈现的多样性，被称为“罗生门”现象。口述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历史记忆内容差异的根源。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当事人都宣称自己的记忆还原了历史真相，而这些记忆又是矛盾的，就意味着这些相互对立的历史记忆总有偏离真实之处。面对这种“众声喧哗”的记忆呈现状态，尽管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分析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复原相关事件真相，接近历史真相，但这种现象典型地体现了历史记忆的不可靠性，增加了人们对历史记忆呈现方式及其结果的不可信度，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这种“罗生门”现象，“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记忆呈现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的多重呈现，才是历史记忆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对于追求历史记忆的真实性是困难的，但对研究历史记忆呈现背后的意义却是有价值的。[10]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11]历史记忆的“多声部”呈现，才是历史记忆的真实呈现方式。
如果说依据后来的感受回溯先前的活动是历史记忆受到后来经验影响所致的话，那么，有意回避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甚至编造或者隐瞒历史事实，则是受社会现实利害影响而出现的现象。在历史记忆呈现的选择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更为突出。哪些历史事实会进入他的记忆，哪些历史记忆会呈现出来，是口述者主观选择的结果。历史记忆呈现的选择，取决于口述者的价值观及其背后的选择权力。历史记忆的内容庞杂，究竟哪些内容被置于优先呈现的地位？显然是哪些是被视为有价值、有意义的记忆内容。但如何判断记忆内容的价值和意义？社会权力操纵着历史的呈现及历史叙述，影响着历史记忆在内容及呈现方式的选择。既然历史记忆本身及其呈现内容是有选择的，那么历史叙述就必然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是历史记忆的完整呈现。
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在谈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采取回避、推卸或轻描淡写的态度是人之常情。口述者有意删改某些记忆中的真实，遮蔽某些历史事实，仅仅叙述那些对自己（或族群）有益的历史记忆，所依据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势力主导的现实利害关系。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势力，是制约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重要因素。口述者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难以完全真实地呈现历史记忆，或仅仅讲述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相，同时掩盖另一种真相。他叙述的仅仅是对自己有利无害的部分真相，是政治势力许可范围内的部分真相。为了迎合政治权势，他们在叙述时会有意夸大对自己有利的这部分真相，有意回避对自己不利的那部分真相；对敌对者会有意进行贬损，对亲近者会有意褒扬。屈从于政治压力，他们可能会有意伪造历史记忆（“文革”中专案组所谓“黑材料”即为明证），伤害某些人的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使口述者对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回忆很难做到客观，不是其历史记忆中没有关于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正面积极形象的记忆，而是迫于政治压力不敢将其呈现出来。
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对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同样产生较大影响。口述者的记忆建构及其呈现，明显受到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影响。口述历史记忆呈现的过程，是口述者通过回忆自己的经历逐渐趋同所在群体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不断地用群体价值观校正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现为社会认同意识和从众心态。群体记忆既可以促使个人记忆接近历史真实，但也可能为了屈从群体认知、群体价值而怀疑甚至修正自己的记忆，导致偏离历史真实。澳大利亚澳新军团口述者对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便是典型的案例。澳新军团参加1915年的加里波利战役，对澳大利亚国家意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故20世纪20年代以来被官方加以宣传。阿利斯戴尔·汤姆森的研究，揭示了那些在战斗中经历过创伤和无能为力感的人是如何压制其个体记忆，以与有关他们在前线忠诚、勇敢和友爱的公认描述相匹配，直至今天多数澳大利亚人仍然接受这种叙述。这是典型的个体记忆屈从于社会记忆、个体记忆受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的案例。正因如此，约翰·托什得出结论：“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记忆是如何被政治要求所塑造，由此它们经常会与历史学家所确证的对事件的认识产生分歧。口述史能够揭示分歧产生的过程，这样做有助于理解普通人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意识。就他或她的证词而言，言说者的主观性也许是最重要的内容。个体对过去的认识包括了对直接经验的选择，以及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某种认识。”[12]
此外，口述者的人格、信仰、品德、认知能力都会影响到历史记忆呈现时的真实性。王海晨指出：口述者人格对口述真实性的影响是整体的、宏观的和不知不觉的，而口述者与所谈事情的“亲密程度”则是具体的、直接的和感性的。亲历、亲见、亲闻是采访者为口述者“说什么”划定的范围，也是口述者“怎么说”的标准。口述者所叙述的历史记忆，对亲历事情的真实性高于亲见，亲见又高于亲闻；谈政事的真实性低于谈家事，家事低于情事，情事低于心事，至于琐事需要做综合判断。[13]因此，访谈者必须对口述者叙述的真实性保持警惕。约翰·托什警告说：“个人回忆的生动性是口述证据的力量所在，也因而是它的主要局限性所在，历史学家需要谨防陷入被访问者的思想范畴之中。”[14]
这样看来，影响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因素，除了生理层面的因素外，主要是心理层面和社会环境层面的因素。个人经历、情感及动机等心理因素对历史记忆呈现的影响，是无意识的；现实利害、主流社会价值取向、主流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等社会环境因素，则是有意识的。社会环境因素对口述者选择记忆、叙事角度、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有着难以抗拒的影响。历史记忆的建构和呈现深受社会现实利益、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受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多种因素过滤和阻隔后而形成的叙述文本（音像文本），显然与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有着较远的距离，与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则会更远。
四、访谈者与音像文本整理：从叙述之真到口述文本之真
历史记忆呈现（历史叙述）的成果，是叙述文本（音像文本、音像资料、录音录像、语音资料、声像史料等）。叙述文本的形成，不仅受口述者从生理心理到社会环境诸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口述历史的另一个主体——访谈者主观参与的影响。从叙述文本制作到口述文本整理过程中，访谈者自觉地参与了叙述文本的整理、加工和修改，并在整理过程中增加了主观因素，从而使历史叙述文本与口述历史文本之间存在着一道厚重的帷幕。访谈者与口述者双重努力（合谋）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指最后形成以文字为主的口述历史文本），不仅与历史叙述文本（音像文本）有较大差异，而且与历史记忆有较远的距离。
在现代录音录像设备未发明之前，口头叙述的主要局限是“口说无凭”。因口述者的声音无法记录保存，故难以验证口述者是否说过或准确地说过什么，更难以保留确凿的证据以追究口述者的责任。不仅口述者在叙述后可以比较容易地否定自己说过的话，而且听过某人说过某话者也容易错解、杜撰、篡改当事人的话，从而使人不信任口头陈述，故需要“口说无凭，立据为证”，采取文字的方式呈现和保存历史记忆。自照相机、录音机、摄影机等音像录制设备发明并流行之后，口述声音的保存、整理和传播变得非常容易，“口说无凭”变成“口述有据”。口述者对历史记忆的语言叙述，通过录音录像的技术手段保存下来，形成音像文本，进而为整理转换成口述历史文本提供了基础。
为了保证口述者记忆呈现的真实性，访谈者在对口述者进行历史记忆唤醒、采集时，强调所谓客观的中立性。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作为口述访谈的主导者，访谈者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访谈者的口述过程。约翰·托什指出：“假定口述证据都是代表过去经历的纯精华内容，那是天真的，因为在访问中，每一方都会受另一方的影响。正是历史学家选择了受访者并确定了他感兴趣的领域；即使他不问问题、仅仅是倾听，一个外人的存在也会影响受访者回忆和谈论过去的氛围。最终的结果既会受历史学家相对于受访者而言的社会地位影响，也会受他或她掌握的用来分析过去并能很好地与受访者交流的术语影响。”[15]
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共同完成的。主体的双重性是口述历史的显著特点。作为口述历史的双重主体，访谈者与口述者是缺一不可、无法互相替代的合作关系，但两者在口述历史各个环节中所起的作用有较大差异。口述者是历史记储存及其呈现的主体，因而也是口述历史的最重要主体。口述历史本质上口述者讲述的历史，是口述者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是口述者记忆中的历史事实，而不完全是访谈者认知和撰写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访谈者主体。口述历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口述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度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也许仅仅是口述者零散的叙述片段。因此，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双方共同合作的结果，口述历史文本是经过访谈者与口述者双层主体选择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成果。
作为口述历史的主体之一，访谈者的作用并非可有可无。他是口述历史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处于“导演”地位。他负责口述历史的整体策划、具体问题设计、访谈问题的提问，辅助资料的查找，录音录音文本后的整理，及口述内容的取舍、诠释、口述文本的定稿等工作，在口述历史访谈中占有较大的主动性。访谈者是呈现历史剧情的导演，是音像文本的催生者和整理者，但绝不是口述历史记忆及叙述的主体，不是口述历史舞台上的中心演员。唐纳德·里奇说：“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16]访谈者仅仅是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助产者，而不是音像文本的生产者。
口述者叙述的是其记忆中的历史真实，访谈者对口述者进行口述访谈，旨在发掘、采集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力图完整准确地将其记忆中的历史真实叙述出来，并将其叙述的声音录音录像并加以整理。因此，访谈者在口述访谈过程中可以按采访提纲提问、插话，但更应是历史记忆的采集者，是口述者的协助者，而不是口述者历史记忆的评论者。他不能以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影响口述者，更不能将自己的历史认识强加给口述者，使口述者叙述的历史真实接近访谈者心中的历史真实，使口述历史变成口述者根据访谈者意志呈现的“口读”历史。
访谈者不仅在口述访谈过程中主动参与，对音像文本的形成起了推助作用，而且主导着从音像文本向口述文本的转换。如果说口述者在历史记忆及其呈现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的话，那么，访谈者在从音像文本向口述文本转化过程中则发挥着主要作用。从音像文本转为口述历史文本，是对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出来的音像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这项复杂的整理工作（包括音像录音录像整理成文稿、纠正音像中的错讹、补充音像文本中的史实、核对引文、时间地点人物的考证、添加大小标题、撰写标题下的内容提要、编制各种索引、介绍口述背景等），主要由访谈者负责完成。
对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录音录像进行整理，可以使无序的语音资料条理化和有序化。访谈者整理音像文本资料的过程，是将语言呈现的历史记忆转换为文字记录文本的过程。其最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是口述者历史记忆的文本呈现成果。这个过程是将语言转变为文字，并对转换后的文字进行规范化的过程。录音录像为载体的语音资料转换为文字为载体的文字稿本的过程，就是对口述者历史记忆再次进行理性化、条理化和有序化的过程。访谈者在整理过程中剔除了口述者主观的心理不稳定因素，经过了改造、整理的有意识选择和过滤后，口述文本比音像文本更具有条理性，进而减少了音像文本情绪化的不稳定性。但这也意味着因访谈者的主观筛选而失去许多原始音像信息，因为文字无法将录音录像中所有的信息都呈现出来。它既无法还原口述者的语气声调，也无法还原口述者表情情绪，更无法还原口述者在进行语言叙述时伴有的肢体语言（手势、眼神等）。音像资料中的这些内容会在语音转换成文字时丢失。同时，访谈者会根据文字通顺的基本语法规范，对口述者录音录像进行技术处理。带有个人和地域特色的方言俚语会被整理成普通话；口述者前后重复的内容会被访谈者调换到一处并有所删减；口述者所讲的许多“半截话”会被访谈者增补完整；口述者说错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也会被访谈者改正。访谈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内容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经过访谈者的加工整理，口述者叙述的音像文本转换为口述历史文本。访谈者不仅主动介入了这个转换过程，而且其中渗透了太多的主观因素。
访谈者的主动介入及以文献补充修改音像文本，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口述历史文本时可以随意改变口述者的音像文本。某些访谈者为使口述历史文本有“可读性”，在整理过程中采取了某些“灵活”笔法。这种“笔法”是很危险的，将会严重损害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有可能为迁就口述文本的“可读性”而牺牲音像文本及口述者历史记忆的真实性。这种做法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尊重音像文本的真实，是访谈者介入的最后底线。口述历史注重的是史学家特有的“秉笔直书”，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
在音像转换为文本过程中，访谈者固然起着主导作用，带有自己的主观选择，但口述者并非仅仅是冷眼旁观者，而是热心参与者。访谈者整理的口述历史文本，需要返还给口述者确认并进行再次访谈加以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口述者会对访谈者整理过的口述文本进行删改，然后形成新的口述文本。在口述文本整理过程中，不仅访谈者的主观选择起了主导作用，而且口述者再次将自己的主观选择参与其中。故最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不仅是访谈者根据口述录音进行整理的结果，而且也加进了口述者的修改意见，是访谈者和口述者反复修改后的口述文本。口述者和访谈者都有机会有时间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口述文本进行筛选和过滤。面对着自己的录音将以文字形式发表时，口述者会隐去某些人名、改变原来的叙述，这既可能是对历史记忆所作的矫正和补充，使历史记忆更接近记忆中的真实；但也可能是因社会环境因素而作的曲解，有意遮蔽和虚构某些历史，使历史记忆远离历史记忆中的真实。有人叙述自己遇到的这种状况时说：“某人口述讲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请她核实，结果被她大刀阔斧几乎全部改写，该删的删了，该改的改了，改隐讳的隐讳了，受访者担心可能招致的议论、歧视、官司，作出种种删改，当然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核定人名、地名、时间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不真实。”[17]因此，经过访谈者与口述者“合谋”后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与音像文本之间便出现了较大差异；口述文本之真与音像文本之真同样有着一定的距离。这样，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经过历史记忆、历史叙述、叙述文本整理等多道帷幕筛选和阻隔之后，究竟还有多少历史真实被遗留下来？经过多重筛选后的口述文本中究竟还包含有多少真实的历史记忆，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五、四层真实与三重帷幕：从探寻记忆之真到逼近历史之真
真实是历史的灵魂，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探寻求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所谓历史真实，是指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客观历史事件。口述历史是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追求客观的历史真实，其特点是以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为凭据再现历史真实。历史记忆是指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因此，历史记忆是呈现口述历史真实的一种主要方式，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主要取决于历史记忆的真实，而历史记忆储存及其呈现方式的局限，则影响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从口述者亲身经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到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中间经过历史记忆加工、历史叙述呈现、叙述文本整理及形成口述文本等多个复杂环节。每个环节都是一重帷幕，阻隔着历史记忆的穿透，从而使客观的历史真实大打折扣并有所变形。不仅客观的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阻隔和距离，而且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之间也有阻隔和距离；不仅口述者的历史叙述受到多种因素干扰，而且叙述文本整理也有访谈者的主观参与，从而使音像文本与口述文本之存在着较大阻隔。经过历史记忆加工、历史叙述呈现及口述文本整理三重阻隔后而形成的口述历史文本，与历史记忆有较大的距离，与客观的历史真实距离更远。
历史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呈现历史真实，是一个问题；历史记忆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语言叙述得以呈现，又是一个问题；历史记忆呈现出来的叙述文本多大程度上被整理成口述历史文本，更是一个问题。口述历史范畴中的“真实”，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历史之真（客观的历史真实）、记忆之真（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叙述之真（音像文本真实）、口述文本之真（根据音像整理的口述文本真实）。从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文本呈现的历史真实之间，即从历史之真到口述文本之真中间，经历了三重帷幕（三道程序、三个环节、三次筛选、三层间隔）的过滤和阻隔：一是从历史之真到记忆之真，二是从记忆之真到叙述之真，三是从叙述之真再到口述文本之真。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经过了记忆、叙述、整理三重帷幕的筛选和阻隔之后，还剩下多少历史的真实？历史记忆穿过主观叙述和主观整理的多重帷幕之后，还剩下多少接近历史真相的“真实”？经过三重帷幕的筛选和阻隔，客观的历史真实与口述文本真实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当远的距离。
第一重帷幕是从口述者亲身经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者将历史事实存储为历史记忆的过程。历史真实经过口述者的记忆存储、保持与回忆诸环节的过滤与筛选，形成了历史记忆；这中间因记忆特殊机能而使历史事实有所变形。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都存储为历史记忆，大脑中存储的历史记忆之真，与历史之真有较大的间隔和差距，历史记忆的真实已经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打了较大折扣。这种历史记忆不再是全部的历史真实，是选择后的部分历史真实；口述者呈现的所谓历史真实，实际上是经过记忆本身筛选和阻隔后的部分历史真实。
第二重帷幕是将存储的历史记忆，通过回忆的方式呈现出来，表现为历史叙述的过程。历史记忆的呈现是以语言文字为中介的，以语言表述出来的就是口述，以文字表述出来的就是文献。语言和文字整理着历史记忆，将存储于大脑中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受语言的制限和阻隔后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既非记忆的全部，也非记忆的准确呈现。记忆在呈现中既有数量的减少，更有内容的失真和变形。在历史记忆转变为历史叙述过程中，心理生理及社会因素的多重因素影响着历史记忆的呈现结果。
第三重帷幕是从叙述文本到形成口述历史文本的过程，是访谈者将音像文本转换为口述文本的过程。口述历史的双重主体特性，决定了访谈者与口述者共同参与了口述历史工作。访谈者在整理过程中的主观取舍，实际上是对口述者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的检验、修订、补充和取舍。经过访谈者这道工序的筛选与阻隔，口述者叙述的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再次打了折扣。经过整理的口述文本与音像文本之间有距离；音像文本与历史记忆之间有距离；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也有距离。历史之真经过历史记忆、历史叙述、口述文本整理三重帷幕的过滤和阻隔，在口述历史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是非常有限的。口述历史所得到的所谓历史真实，是口述者记忆中的历史真实，是部分历史记忆的真实，是客观的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因此，不能过高地估计口述历史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应该坦然承认口述历史存在着某种失真及“不可靠性”。
正因口述文本之真与历史之真之间有着较远的距离，中间有着多重阻隔，故口述历史应当关注历史之真如何冲破多重帷幕的阻隔而得到部分呈现。口述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挖掘、采集、保存、整理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在探寻记忆之真的过程中无限逼近历史之真。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之真和记忆之真，而不应过分纠缠于口述文本之真伪。口述历史不能呈现全部的历史真实，只能反映部分的历史真实，历史学家应该着力发掘记忆之真而减少记忆呈现的阻隔，无限逼近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相或许是惟一的，但对它的记忆及其呈现出来的面相则是多样的。不同的口述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相同历史事件所呈现的历史记忆是不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中以不同的视角所呈现的历史记忆也是有差异的。马克思说：“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18]，对于相同事件有不同乃至矛盾的叙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口述者对历史之真的追寻，很像是瞎子摸象，自以为摸到了历史真相，但他所触摸到的仅仅是部分的真相，是其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相，离客观存在的历史之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口述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无限逼近历史真实而又无法完全得到历史真相的追逐历程。
口述历史研究者无须过度悲观，更不必由此根本否定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及其学术价值，因为作为历史记忆呈现方式的文献资料同样存在着“不可靠”的局限，而应当抱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态度，苦苦探寻记忆之真并无限逼近客观的历史真实。为了保证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必须着力探寻历史记忆的真实和历史叙述的真实。历史记忆受其内在机制及自然因素的影响，其真实性很难为口述者所左右，但历史叙述的真实则是口述者能够把握的。故口述历史的主要环节，应该放在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研究影响历史记忆呈现的多重因素，以口头叙述的方式将历史记忆真实、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为此，必须排除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的多种因素阻隔，使历史记忆能够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这实际上就是口述历史所要做的主要工作。
[作者简介]左玉河，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口述史。
[1]引自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2]（（法）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等译：《历史与记忆·法语版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目前中国学界开始关注历史记忆与口述历史关系问题，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王明珂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刘小萌的《关于知青口述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陈献光的《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郭于华的《口述历史——有关记忆与忘却》（《读书》2003年第10期）、张荣明的《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王海晨的《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杨祥银的《记忆是可信的吗》（《人民日报》2011年3月3日）、金光耀的《口述历史与城市记忆》（《文汇报》2011年10月13日）、陈墨的《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晋阳学刊》2013年第5期）等，本文是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思考。
[4]钱茂伟：《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5]钱茂伟：《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6]引自彭卫等：《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7]（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8]（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9]（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10]“罗生门”及记忆失真现象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目前学界已经开始对其进行研究，本文暂不对此展开讨论，容后专文阐述。
[1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76页。
[12]（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
[13]王海晨：《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14]（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15]（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16]（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7]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6页。
本文原刊：《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