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彬以书生入仕，翰林加身，先后出入权重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幕中，遂而出任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监督、中国首位华工维权人、中国首任驻美日（西班牙）秘公使。他忠于职守，筚路蓝缕，开创了中美外交史、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篇，谱写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秉正义震慑邪恶、以弱国抗争强权的青史——成如容易却艰辛！
在中美之间斡旋，于中西文化之中调适，由传统向现代探身——陈氏为人低调，处事谨慎，品性“书生”——传统而趋新、趋新而持重、持重而保底，体现了这位使外“掌门人”在两难抉择中主次分明。本文的趣旨试图阐释：陈氏以清朝命官的身份涉外，以社会转型中文化使者的品格展示于世人，这是特殊时空塑制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有其潜在的历史归因。本文企望就陈氏的文化品格作一探讨，聊以对其事功是非的分析作引玉之砖。
出国扬国格 报国有忠臣
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陈兰彬衔命赴美——携幼童、抚华工、使三域，三位一体，于斯人、斯国，均为首途，可谓天下谁人识陈君？堪叹“前路茫茫疑无路”也！无前车之鉴，星使却不失“泱泱大国”之风！在陈氏身上表现出来的“格”，源来有自矣。
文化因于积淀，品格外化内蕴。抹去岁月的风烟，从散见的史料中寻觅，陈兰彬的文化品格，绝非一日之功。
从地域文化考察，孕育陈兰彬的故土，濒临鉴江出海口西岸，乃粤西一个小小的平原，渔耕风物，田园如画，淡泊宁静，波澜不惊。乡人“多渔佃，少商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边陲寄隅，勤劳淳朴，犹存古越遗风，清光绪十四年《吴川县志》曾有如是描述：“龊龊鲜熙攘之乐，士夫亦罕有以显宦著者。故官是邑者，大都苦其落寞，而有海滨荒僻之叹”。 吴川隋时置县，千百年来，这里谈不上是海滨邹鲁，及明末以降，文化始渐见兴，陈白沙的弟子林廷瓛，清道光初年粤西有史以来的状元林召棠，名震一方，他们距陈兰彬的村子不下十里八里。要之，“从古高尚之士，朋风月友，烟霞放情于宽闲寂寞”之风情与“僻”而“小”的海角一隅相谐成趣。从这里走出来的人，囿于“朝上无人”，自是勤勉发奋于功名，而谨小慎微于处世，陈兰彬当也如是。
从家庭背景探讨，陈兰彬生于书香门第，乃父训行，秀才，邑中颇负名望。他自小得儒家经典的浸润，聪颖过人，饱读经书，又加博闻强记，道光十七年（1873）获优贡生，咸丰元年（1851）中顺天举人，两年后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馆纂修。如此算来，陈兰彬35岁中举、37岁入翰林院，仕途一路春风得意。古训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说，此时他正处于“而立”与“不惑”之间，立而不惑也。换一句话说，他人生品格的铸造经已完成对“传统”学问的原始积累——诸如忠君报国、礼义廉耻、修齐治平一类儒家理念，不仅“如数家珍”，且已深入灵魂。《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强调自我反省，“返求诸己”的儒学取向，无疑引导着陈兰彬锻就自己相当程度的心理平衡和人格稳定。这是一种澄澈坦荡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仰止境界。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其价值取向已相对定型。
从陈兰彬的“早年历练”（这里说是入仕后的实践）看，他所耳濡目染是有清以来盛行的经世之学：“自诸生时即务为经世之学，以行优贡京师，名动公卿，闲游秦晋，涉关陇，潜心于古今兵事得失之故，及关山厄塞之要”。 陈氏“居刑部二十年”，其间，于1858年，奉调回粤办理外务，与列强交涉。1860年，告假还乡主讲高文书院，并在高州组织团练，弭平天地会起事，获军功受赏戴花翎，加五品衔。1863年，随刘长佑北上，领命清理积案，伸雪冤屈。1869年，因练达时务，得充曾国藩幕僚。1870年春，黄河泛滥成灾，奉命与李兴锐等主理冀南赈务，抚恤灾民数十万，并撰成《治河刍言》八卷，获赏识。同年，天津“教案”起，积极建言，协助曾国藩善后，亦获赞许。举凡涉外、教育、洋务、赈灾、幕僚等等丰富的“早年”经历以及儒学家底，无疑为他的报国忠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广东人、江苏巡抚丁日昌可谓是善于相马的九方皋，他先是举荐陈兰彬入曾国藩幕，后又荐为留学生监督。曾国藩对陈兰彬则有知遇之恩，始而认准“该员学优识正，练达时务，拟仍带至直隶襄办一切”， 旋而在复丁日昌函中称道：“荔秋胆识俱优，意量尤为深远，久拟屈以外秩，惟闻其宦情素淡，所志似不在此，将来必思得一当以位置之。” 1871年底，曾国藩为出洋事宜未雨绸缪。奏称：
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经臣于上年正月奏调来直襄办一切，深资臂助。该员苦心孤诣，智深勇沉，历练既久，敛抑才气，而精悍坚卓，不避艰险，实有任重致远之志。臣九月初六日奏陈海上操兵之法。其要全在船主得人。……该员生长于粤东，留心兵事，若令延揽将才，于轮船操练事宜，必有裨益。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江苏抚臣丁日昌屡与臣言，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且谓携带子弟前赴外国者，如该员陈兰彬及江苏同知容闳辈，皆可胜任等语。……陈兰彬素有远志，每与议及此事，辄复雄心激发，乐与有成。该员系奉旨交臣差遣之员，此次任拟带至江南，于日前操练轮船，将来肄业西洋各事，必能实力讲求，悉心规划。
李鸿章对陈兰彬也信任有加：
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所有携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体重大，拟之古人出使绝域，虽时地不同，而以数万里之遥，需之二十年之久，非坚忍耐劳，志趣卓绝者，不足以膺是选。查有奏调来江之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事，皆能洞烛几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又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均堪胜任，相应请旨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
1872年，陈兰彬携幼童自上海启程，踏上美利坚的国土，开启“中华创始之举”。
知恩图报，滴水泉涌。陈兰彬供职近20年未升迁，能谋得一个留学生正监督的位子也算是很幸运了——尽管在那个官员出国还不是什么荣耀的闭关自守年代。以是，陈兰彬以高度的使命感对朝廷报以忠心，对国家贡献殷勤。他对幼童留美之举寄予殷切的期望，于太平洋航次，赋诗壮怀：“翩翩群小尽英髦，域外驰观兴倍豪。须识百般工艺术，根原还是读书高。”他不失时机对幼童进行“中学”教育，也有诗证：“略把篇章课学徒，光阴复令惜三余。”“诸童聚处笑言欢，一月舟中礼数宽。朔望整衣来拱揖，威仪也耸远人观。”诗中抒发了诗主对幼童行以儒家之礼仪的训导，冀望他们日后不要数典忘祖，以变成倒戈相向的“假洋鬼子”。如是“婆心”，“良苦”何似！幼童对于早岁“中学”教育的影响，曾有这样的回忆说：“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他力主体罚，而且严格执行。但多少年后，幼童们依然怀念他，他们恐惧他手上的竹板，但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在幼童回国后，都能致用不误。”
陈兰彬抵美国不久，拳拳的报国之心跃然纸上，曾向李鸿章写信，谈及日本正从美国买了不少后膛枪，筹备对朝鲜动武。另一信中则强调应关注海外华人问题，并萌发设立驻外使领馆的想法。他还提及日本也向美国派遣了留学生的信息，又特别关注美国的先进武器，为中国购买武器未雨绸缪。
陈兰彬的报国忠心，还体现于对祖国的忧心。目睹美国，放眼天下事，他对中国的前途表示了莫大的忧忡：
西人莫不羡中国富庶。唯古来中国大计，在兵与农。苟尽地力，选车徒，即可安内攘外。今西人大计，在兵与商。甲板轮船所到，网利无遗，其君亦与焉。凡彼中山海，所出煤矿铁木之类，利皆在国。中国则漕盐定款，久已按例罄支；煤铁等矿虽多，而开办即虞掣肘，久办必成漏卮，几令人不敢措意。且彼上下同心，群讲究军国重务，一切常若沛然有余；中国则习虚意虚文，第以名利羁縻，绝少忠诚孚结，遇事欲求满腔热血，忘私忘家，同顾大局者，殆不易得，殊堪浩叹。非有大力者转移风气，除冗滥而务真实，与彼人度长絜短，胜而复发，将何以善其后乎？
方今天下大患，又在游勇望用兵，而迂儒好恃气。我之于彼，非可忘[妄]战也，而非其时也，试思若有战事，关税厘金骤停，饷源立竭，可虑者一；沿海商舶渔舟，悉遭其害，况有漕粮，关系至重，可虑者二；枪炮轮船所需铁木等料，皆不能来，可虑者三；洋药不足，则洋枪洋炮将成废物，可虑者四；闽、沪、天津机器局，皆在海□，可虑者五；中国现成轮船不满十号，未有铁甲等船守港，可虑者六；熟铁火炮，沪局才经开办，炮力较彼远逊，可虑者七；中国军械，计惟淮勇长矛，东莞线枪，非彼所及，似乎陆战可恃，然如所见外国新图，每车排枪十支（大于抬枪），后半压以子箱，一人摇拐，十枪迸发，半个时辰，可发六万子，是岂易敌？可虑者八；洋人电报，捷逾鬼神，亲见上海、香港信息往还，不过半刻，其新闻纸谓调香港兵，四日可至，调新加坡兵，十日可至，殆非夸词，可虑者九；中国轮船现派带勇者、领水者、管机者，凑合数人勉强从事，实未能得量天测海，兼谙机器、明兵法，如外国所谓船主者，可虑者十。其他可虑处，难以枚举。辗转筹思，似必得熟思审处多年，彼中之事，我无不知；彼中之技，我无不能，使彼见我之仁义如此，势力又如此，望而生畏，不敢侵侮，庶几有豸。否则因循过日，状同偾事，虽侮何追乎？现计俄国横亘六七万里，英国开地遍四海，布国崛兴西陲，皆有雄视八荒之志，法虽丧败，意气仍傲睨不群。日本方追逐其间。美与高丽又见仗矣。我之属国，如缅甸（英有意江棉那堆各埠），暹罗（英法有麻六甲、斜启各埠）、安南（法有龙西、柬埔寨各埠），悉有西人占居地方，多者近千里，少者百数十里。英人仍刻刻图谋，欲由印度开路，北通后藏，东通滇蜀。每念及此，耿耿杞忧，曷其有极。
这封信是写给友人的，不作任何遮掩，应是真情的流露，如是，其忧国之心也就素面示人，直抒胸臆矣，何其诚哉！
或许是因为对留美幼童主事的信任，外加“近水楼台”之利，调查美洲华工受虐的重任又落在陈兰彬的肩头。
1874年，陈兰彬风尘仆仆前往古巴调查华工问题，先后视察了哈瓦那以及古巴各地的甘蔗种植园、猪仔馆、制糖厂和囚禁华工的“官工所”。华工境遇之悲惨，令陈兰彬深感耻辱和愤懑。不足50天，调查团收集到大量文字材料和1176份证词，还有由1665人签名的85份诉状，表明80%的华工是被绑拐或诱骗来的，而殖民主义者虐待华工的事实俱在。在撰写古巴华工调查报告期间，陈兰彬写下了一首催人落泪的诗篇：“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随后，陈兰彬携证据回国， 协助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议办华工章程。凭借这些证据，总理衙门最终获得各国的支持，迫使西班牙于1877年重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十六条。十五年后的1889年，张荫桓视察古巴侨务，对陈兰彬赞不绝口：“古巴诸华人既弛官工所之禁，又设官以保护之，苦乐迥异，陈副宪查办之功，诚未可泯，华人至今尸祝之，不忘本也。” 此亦不失对陈氏当年甘苦的体味。
“十六条”签订，外交得胜，史无前例，陈兰彬功不可殁。这是海外华工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清政府的海外华工政策呈现新转机，也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赢来了舆论的关注。“华工”问题的权重，清廷深感未置驻外使臣，常令国家陷于被动，受辱不堪。期间，不少西方使领也建议清廷在古巴设立领事，以便有效交涉殖民当局虐待华工的行径。值中日（斯巴尼亚）会谈《会订古巴华工条款》时，西班牙使臣也屡有要求清廷派驻领事，以便保护华工权益。基于陈兰彬在美洲外交上的“啼声初试”，李鸿章推荐陈氏任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大臣。奏称其“识力诚毅，廉正可靠。驻洋三年筹办要务，均极精详。”请总署在古巴华工定案后，“斟核保奏，俾旌劳贳。”，“该员虽年已六旬，当可勉力一行。” 1875年十一月，奕等总理衙门大臣亦奏请派遣陈兰彬、容闳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
查有四品衔花翎候选郎中前刑部主事陈兰彬，忠奋笃实，本系管带学生出洋肄习之员，嗣经派往古巴，备历艰险，所取各工人口供呈词等件，于虐待情事，历历如绘，该员差旋后，本拟奏请优奖。又查有三品衔同知容闳，于密查秘国华工之役，能殚心竭力，不辞劳瘁，亦应酌予奖励。并据李鸿章称，容闳熟于洋语洋律，办事奋勉，堪备出使之选。所有三国情形，该员等业经涉历，较为熟悉，可否以陈兰彬作为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而以容闳帮办一切事宜。
同月，清政府正式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首任公使，同时准备向古巴派出常驻领事。
在无任何先验可循的情况下，凭着为国争光的使命感，抱着为民请命的责任心，摸索为华工维权的善策良谋，陈兰彬于公使任上提出系列护侨方案，与西方强权霸道抗争，其用心是良苦的，证据是有力的，劳绩是显见的，而作用却是有限的。这是由于弱国无外交，孱弱的国力弱化了外交官对旅美华工的庇护，而政府缺乏协调机制也降低了外交获胜的几率。
陈氏使美期间，在侨民和华工聚集的地区设立公使馆和领事馆，深入华人社区，抚恤华人困难，维护华人合法利益，深得华侨和华工的爱戴。时人赞许其“援公法，据商约，侃侃力争，始议定佣工限期及款待条目，自是侨民脱奴籍，庆生还者，不可以数计，东南洋各岛羁旅，鼓舞讴歌，深知祖国可依赖。” 1921年《外交部公报》称：陈氏“为华侨痛苦解除不少，今称道勿衰，旧时各埠老华侨会馆中陈氏肖像赫然尚在，可见陈氏得民心之深矣。”陈兰彬对保护旅美华工付出的辛劳与贡献口碑俱在，切切不可因为历史和时代局限而对主事人妄加苛求。其披肝沥胆，对沟通和加强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起了开先和推动作用，从而促进了中美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为中美邦交积累了可鉴的经验。
风烟樽俎，何以评说——作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的陈兰彬，为国尽忠，为侨卖力，为中外对话排忧，“本身就是一个标杆”。
西学辅中学 修治而趋新
陈兰彬为传统儒林士子，如果说，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国格”是旗帜鲜明的话，那么，在他思想上体现的“文格”即“中体西用”式取向，也是毫不掩饰的。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先是一个“视痛”的过程，走近西方则是一个“心痛”的过程，陈兰彬是这一过程最切痛的体会者。幼童留美的宗旨本是要造就新一代人才，以适应现代技术的需要，从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现代化的选择，最终要民主与科学观念的重建，也就是要经历一个洗刷灵魂乃至更新头脑的过程。陈兰彬早年已有“经世致用”的实践，踏入文明的异邦，犹感“台上招贤少嗣音，谁将骏骨市千金？敝帷不弃风殊古，瞻望高原感特深。”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招贤之举响应乏人的忧思。
从趋新的视角说，陈兰彬早是热心洋务、探求新知的弄潮者，曾国藩对他“熟悉夷情”的评价，可不是廉价的“馈赠”。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后，将他派往江南制造总局，希望其“于目前操练轮船，将来肄业西洋各事，必能实力讲求，悉心规划”。 1870年夏，王闿运在日记中亦记载，“陈荔秋欲送机器，曾（国藩）、李（鸿章）右之，毛旭初（昶熙）独异议。” 此亦可印证。
陈兰彬其时对洋务事业可谓是“十二分”的投情，“悉心”于“规划”之中。他写给陈钦的私人信件中可见一斑：
到沪以来，觉数事近得端绪者，一则徐雪村造试霎药，幸已有准，可制铜管拉引，并可渐改翎管拉引，向用铜管枪子，亦可望改线管。一则王少云用强水劫制铜板，比亦试准。绘刻地图，可望成书。一则徐仲虎见丹国用中国字作电报，拟议仿行。惟查机器价虽不多，而一米电线需五百圆，恐中国难筹此款，并难禁长途损坏耳！一则月内造成铁壳火轮舢板。从此推展，已得铁壳大兵船规模。即可层累而为造铁甲大兵船先导。缘局中翻译铁甲图说，不能详备，在局洋匠亦未尽了了。已属人向外国作数尺长之铁甲全船式样寄来，以便仿办。惟拟造二十余丈铁甲船，水线上八寸厚、十六尺长、五尺宽之铁板，计须三十余片，每片重一吨，价需千五百金。其余水线下及里面两层铁木，并炮台机器等项工料，通计约在百万以下。又不识将来能有此经费否耳？至于火药，不可不造，拟就近地开小厂，购买机器试办，求精而不求多，生铁炼熟并碾卷大件铁料，前经属人觅寄图说，此项原应就有矿之地为便。但开矿难定何年，亦难得人另起炉灶，拟俟机器图说到日，但觅一半机器，收买生铁，试在上海办理，恐为费已属不赀矣。
此段话语，不难看出陈氏对新式技术是“悉心”有加，以至陈氏每与曾国藩“议及此事（留学计划），辄复雄心激发，乐与有成”。 余恕不赘。
及至客居美国，西方的器物文明令他目不暇接，新诗如泉涌：“通衢九轨净无尘，列坐车中数十人。漆几两行窗八扇，看同游艇泛中津。” 你猜这是什么玩儿呀？“一辆车分十八房，一房上下四胡床。火炉冰桶相陈设，仍有衣椸列两旁。”啊！它叫火车！“一车牵率十车行，方木匀铺铁路平。八十轮开如闪电，云山着眼未分明。”这火车走得也太快了，眼前的景物，恍如闪电般就过去啦！“前车转处后车同，百路中间一线通。首尾门开通槛过，游行恍在五都中。”啊！新鲜，奇妙，不可思议呢，这玩儿不仅首尾通达，而上上下下的数也数不清的游人恍如天外来客，腾云驾雾，穿梭于都市之中……
陈氏所见的新奇何止火车一物，多着呢，只不过是方才踏上“神奇”的土地，少见多怪罢了……
心动鞭策手动。陈兰彬似乎有点儿坐不住了。1873年，他命笔致友人函，陈述西方富强，重视“煤铁”、“机器”，建议官商合股，开矿设厂，以“夺外洋之利而归中国”。函称：
前闻轮船招商局成，心窃喜慰。盖见各国之用轮船，如鸟之有翮、鱼之有鳍，非此不能运棹。兹接上海同乡信，又有林月槎帮招之说，月槎谨慎老实，而非能当一面之才，其所倚之唐景星，似亦非深谋远驭，可肩巨任者，尚望有人树立，此局乃善。
西国所谓富强，以煤铁为大宗。弟于机器虽不甚明了，月来见莼甫所译镕铁变钢等图说，似已得其要领。特利愈大则本愈重，不识能有此力量开办否？莼甫屡谓，以江海地势而论，于江西立局为宜。弟于江西情形向不熟悉，不识沈品翁在彼能为访察、看有人可任此事否？想中国煤铁同产之地甚多，亦不仅江西也。再者，弟前到村间看织呢搓线等机厂，有用水机器者，其法于山泉上流筑坡蓄水，使水力猛而匀，在机厂开大石槽，筑大机轮（弟所见之机，轮阔五丈四尺，计五百匹马力），轮以木为之，两边用铁齿，另安小铁轮，与大铁轮齿相衔系，小轮当中铁轴穿墙，度入机房，诸随之转动，一切同于火机矣。整毛、合条、刮丝、引线上机、梭织染色等类，皆机器为之，工人在旁为之调度。想中国可以作水机器处所甚多，奉天、燕齐、晋豫、关陇，羊毛出产地方办此，大属相宜，是亦夺外洋之利而归中国一事也。大约有廿万银可开得一厂（旁注不清），初仍需洋人数名，为之布置引导，数年之后即可全用华人，未知有富商大贾肯合股为此者否？阁下试留心物色，何如？
1876年，陈兰彬上奏朝廷，阐述轮船招商的功用，提出拓展轮船招商局的策略：“十余年来，洋商轮船日增，中国民船日减”，“招商局未开以前，洋商轮船转运于中国各口，每年约银七百八十七万七千余两。该局既开之后，洋商少装货客，三年共约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余两。”
陈兰彬读书远行，视野日开，所撰《使美记略》， 展现了一个“见多识广又深受传统教育”的中国官员对美国这个“富而强”国家的审视定格。 尤对电报、电话、留声机以及可能用于军事的技术兴趣甚浓：
在辅政司署见传话筒，该署距燕尼士避暑处约三里，以手摇筒旁铜拐起号，即对话筒问话毕，旋闻筒旁钟响，以耳向筒，一一回答。询其何以能然，据言电线能传字，即能传声，厥理甚明，而内中制度未得窥悉也。又言英国已有人做藏话箱，数人分槅说话封之，数万里之远，百十年之久，揭封侧听，口吻宛然，于立约、遗嘱诸大端尤为有用，将来制作尽善，当必传布中华。
庭院设新制电气灯四盏，白光如月，芒焰远映，胜煤气灯，且工费所省倍蓰，他日行用，谅必广矣。
陈兰彬所记“新玩艺”，是电话、留声机和电灯。他惊叹新潮电器的奇效与实用，更感慨西方工业文明与祖国农耕文明的巨大反差，感言 “诸大端尤为有用，将来制作尽善，当必传布中华。” “他日行用，谅必广矣”。此期间，国内不少人视西方器物文明为“奇技淫巧”，或至“洪水猛兽”，陈氏以羡美的词藻呼吁推广，不是先知，但是先声！
相对于中国“中世纪”的乡村而言，西方的城镇建设，也足令早期出洋的外交家感叹万千。陈兰彬一行抵达纽约后，对街道、华民、学校、博物馆、悬索桥、邮政局、电报局、自来水、军事设施等皆有描述。仅举几例，让我们耐着性子去感受当年陈星使的眼福与体味：
二十二日午后由哈富登火车起程。五点零四十五到纽约。歇温沙客寓。此埠街道宏敞，屋宇华丽。有华人约千七八百，住勿除街，以洗衣卷烟为业杂货店不过数间，资本俱小。闻近有凑股数万，拟设广贞祥字号，专由香港贩运中国货物，分通古巴岛、南花旗等处，已回港置货，不日即可开张云。随员接见华商李希龄、伍朝辅、李道华等询，称该处相待较胜金山，虽被埃利士人欺凌，一到官府尚为理断。…又有河名东河，多顽石，其流甚紧，不便舟艇。于两岸岭上高架铁桥，长数十丈，马车来往如行空中。又对海埠名布绿连，现造全铁悬桥，高一百三十五尺，长三千四百七十五尺，宽八十余尺，首尾用径尺六寸大铁缆数条紧之，已费金七百万，工程尚未十七，计再须五百余万，一年后乃成，成则每桥方寸可胜十六万磅之重，诚将来之大观也。…
书信馆则为楼四层，俱青石砌造。设驿务官以董其事。有收信所（各处信到记分号盖印），分信所（信印后即统交此分寄），寄信所（接到派来之信即分别远近或专呈或寄递），储信所（专营信箱，有往来信多，恐其延误则定一信箱，编第几号，自带钥匙，每日到开看，有来信即取阅，有寄信亦投其内，彼即代递每箱年须十六圆），遗信所（或有信去查不着人，又忘来信人之住址，则暂存于此，登入新址号，令人递之），搁信所（或信费不足，信内有违例物件，或包封有咸甜食物，恐碍别人信件，则搁暂于此处，函知本人，此物如何难寄，若欲取回，须自给车费，若久无人取，则不论何物，竟行充公）。又有收银所、发银所（系用票汇兑者）。又托寄新闻纸，以及不包封各件，另为一所，用人多少不等，该馆共约千五百人。另电报馆，用工人二千余，分管各电路线。询称该馆，现有电线八千余条，往常所见各处电报皆中设一盘（如罗盘式），分派二十六字母，旁一人执笔照录，彼处一动，此处即看，其字母凑而成为某字。兹则并字母不用彼处所说何语，此处即全句由机轮内印出，当时渠为演看，计纽约到布士顿三百余迈之遥，不过一息顷，有回话渠传去，云中国官员某人到此，答云已知某到，甚为欣悦，如响斯应，巧妙绝伦。该埠水局有二，俱砌以砖石，形似城堡，由东北河引水满蓄其中，然后以机器分注各家。新者尤高峻，可蓄水千兆加仑（每加仑计五斤零）。
陈氏不乏对西方工业城市的描绘，诸如街道“宽阔”“整洁”、交通工具“迅捷”、建筑“华丽”等等：
其街道宽阔形如棋盘，而以街市街为适中之地，生意之大尤在东边，各街俱有长行街车，可坐十数人，略同泛湖小艇，而往来迅捷，又有机汽车，不用人力马力，转动消息自能行走。
到沙加免杜（即所谓金山二埠）计程一百三十八迈，有裕昌号华商送水果到车，询知该埠在沙加免杜河之东岸，屋宇颇华丽俱用红砖为之，街道宽阔如大埠，比大埠尤为整洁，左右树木阴翳，溪水交流，居民约二万二千人……该埠贸易以去年而计，出口货约二千五百四十九万六千二百六十九圆之多。本埠销用不计。
陈兰彬参观毛织厂，感赋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丝轴经纬上绒机，羊毳茸茸满地飞。终日七襄（按：襄字疑有误）输迅速，何虞卒岁赋无衣。”充满对机械化的神往。
他对旧金山的繁荣作如是描述:
其出产以水银面粉为大宗，其余海味药材亦多运出口，盖邦国大势，总以出口货多为兴旺，少为衰弱，此埠殆蒸蒸日上云。
通过实地考量，他对美国商贸的活跃“多次感到震撼”。认为，美国兴旺发达的因由是多方面的，但发展出口贸易是重要的一环。西方重贸易，以商业为“本”，这与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反差悬殊：
在哈富驻经月余，土人柏勒士、梯云等，及旧日相识多来晤叙谈。悉美国地处北亚美利加洲之南，……。美国除各属部肥瘠不等，外各邦地多沃壤，树茂皆宜，迤东一带，尤擅上腴，惟土广人稀，稍垦治，粟麦之利，已足以沽溉别洲，故其人不甚务农，攻矿畜牧之外，商贾最为本务。
《使美记略》，记述了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军事情报、旅美华民等方方面面。陈兰彬不懂英文，信息自然有限，能其如是，已属难得。令人深思的是，陈氏对物质繁荣、社会文明的记实不少，而对国家机构、社会制度着墨不多；对新鲜事物的描述不少，而议论、思考之“我见”不多。《使美记略》洋洋三万余言，“夷”之“长技”何在？又该如何“师”之？作者似乎比较含蓄，缺乏快言快语！这是否有“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指导其中，它留给后人思考的空间可谓多多。
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始初，西方列强以先进的工业文明创造了“坚船利炮”的奇迹，这是世人共睹的。但是“坚船利炮”给弱小国家带来的民族灾难，同样也是触目惊心的。器物的文明显见，而制度的文明是隐见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简单。在积淀几千年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思想界，一下子要接受外夷的“奇技淫巧”、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不能轻率说“重建”就可以像建房子一样垒起来的。 它注定了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接纳必须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
不能忽略的是，派往欧美的第一批驻外公使，多是具深厚“国学”功底的饱学之士，富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忠君”之情。他们对于西方的国情、政体和科技的发展，有特别敏锐的关注，孰优孰劣，了然于心，而他们对于仿效或移植西方模式又有他们那一层次的思考与建议，不便“公诸于众”。他们属于晚清社会的上层，每每言行举止或会给百孔千疮的晚清政局造成“敏感”的社会影响，引起老态龙钟的天朝上国的“精神病”，以是，他们的举止言行就来得特别的谨慎与含蓄。这是后人应该理解的。
存在决定意识。平实而论，“中体西用”理念作为19世纪中后期那个时空的产物，应该厚是，不可厚非。如果硬要超越时空去赶西方潮流，思想上可视为奢谈，行动上则是拔苗助长。因之，我们对陈兰彬以比较“传统”的思维和方法处理留学幼童的问题，许多疑团似可迎刃而解了。
陈兰彬在致密友的函中如是表白心扉：
弟思此次出洋，志期久远，诚以外邦政教远逊中华，特恃艺术精到，驯致富强时生枝节。肄业之举，百二十人为度，即将来有所甄别，尚在百人以外。在洋久习，洋人行径，群得周知，各所畏忌。内中倘得三数十人，中外学术精通，凡彼长技我可并驾齐驱，遇有事端，足与议论上下，得不战屈人，或在于此。大约就洋学节次而论，初数年在小馆，概习重文；再数年进大馆，博求其理。然后审度性质，分门别类，从所造而务致其精，中等天资，殆非十余年不办。刻下续有端绪，岂遂废然而返，不欲观成？
说“外邦政教远逊中华”，陈兰彬所强调的是幼童学好“外国工夫”，完全是为了捍卫“礼仪之邦”。“留学局谕告”则再次反映这一核心价值。谕告说：
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工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工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若尔等不上等学习，将来考试，岂能争先胜人？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尔等既在外国学馆，功夫有洋师指授，不虑开悟无方。惟到局时候甚少，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濡莫抛。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义。究竟在外国日少，居中国日长。莫待彼时改变不来，后悔莫及也。至洋文汉文，更会融会贯通，方为有用。
毋庸讳言，清政府遣派幼童赴美，乃是培养为己所用之才，造就国家未来建设之栋梁。试想，倘若幼童游学近15年，期间不“兼习中学”，不谙礼仪，岂不完全孵化“西人”焉！即便学成归国，亦恐难适应国内环境，以发挥己之所长。
强化幼童的“中学”教育乃是留美教育的应有之义。这里说的“中学”教育不应仅仅理解为汉文与典籍，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至高无上的“修齐治平”。与容闳后来回国补习汉文不能同日而语矣！ 我们不妨借用由耶鲁大学波特校长执笔的致总理衙门函，以窥视美国人对幼童的评价：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字、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无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
美国友人的措词，自然有过誉的色彩，它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值得美国人尊敬的恰恰是幼童“温顺谨勤”、“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的“中国”品格，“实不愧大国国民之代表”，或许这正是陈兰彬坚持“中学”教育之奇葩。而幼童与陈兰彬在品格上的惊人相似，恰恰又印证了陈兰彬“为人持躬谦抑，平易近人，品行亦端正无邪”，“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事，皆能洞烛几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如是，陈兰彬强调“中学”教育，不但不能视为“保守顽固”，而应该是堂堂正正的旗帜！
克己能自奉 心公亦容人
克己修身，小事见大公。使美期间，陈兰彬从大到外交事务、内部行政，小到与人交往、个人生活，处处谦恭律己，表现出个性人格的特质。
生活悭俭
还在携幼童赴美的航程中，于邮轮上，陈兰彬已感受到美国生活的奢华，又听说金山洗衣的费用比买新衣还贵，他大为惊讶，当即赋诗曰：“挥金如土是耶非，海舶奢华见已稀。闻道金山更糜费，浣衣工价过成衣。” 他把意料不到的西方文明的奢糜记入心田！
踏足美利坚，问价柴米油盐，果然留学生的开销很大，国内的批评者甚至指责留美教育团“浪费钱财，造成腐败，收效甚微”。陈兰彬致函友人书中谈及幼童留学的费用问题，函曰：
此间食用之贵，诚出意外，闻亦由前数年南北花旗打仗，改银用票抽收致然。彼人云，英国债清，当复现银，一切或可平减，此自彼国之事，听之而已，我辈居此，惟有事事樽节，但求正事无误。繁华非体面，悭俭非不体面也。外洋繁华已极，美国尤甚，所以于各童尤切切戒之。弟看至年底将出入之数，统计苟可勉强支柱，断不上渎宪聪。前此诸友各函略为缕陈者，自知实情如此，非亟于筹添也。中国筹添固难，倘添用于不急之务，问心何以能安？弟此行非有所乐而为之，亦非有所利而为之，第如尝胆枕戈，以期庶几一当，阁下所知也。
在迄今所见不多的陈兰彬函稿中，陈氏花了如此多的笔墨去记述其生活之“悭俭”，且从“悭俭”中去陶醉其中之“体面”，委实教人感慨万千！李兴锐曾与陈兰彬一起在曾国藩的幕下同僚多年，李氏的日记，多次提及陈兰彬出国前两人深夜膝谈，他买汗褂裤的钱也曾向陈借取。 这里的“借取”，似应理解为陈兰彬平时节约有余，随时可以支付小钱借贷也。《张荫桓日记》有载：“（驻）美使馆饭食自陈副宪至今，历任均按照俸薪匀派，早晚共食，有事便于商办。” 又载：驻美使馆经费比起国内昂贵得惊人，由于陈兰彬节俭，其任内尚有结余，至张荫桓任终前始告支绌。陈副宪任内每库平银一百两，能易美银一百三四十元，郑光禄任内磅价渐高，“始则有陈副宪移交之项，续则商亏赔款抵拨之项，银价均不吃亏。然则随使风味，亦有幸与不幸，视乎其时而已。此中情形，当详为总署言之。” 从同行人的字里行间，亦可印证陈氏节俭之品行。
在前往古巴调查华工事宜时，陈兰彬函致丁乐山，则是谈及他的下属也是奉行樽节省俭的，从一个侧面反映陈氏团队的精神风貌：“至外洋用度之费，前着叶绪东等四人往返四十余日核算，连弟同到纽约二次，已共用二千两有奇。以绪东之樽节省俭，绝无应酬，尚且如此。此次弟与上下共七人，拟带四千五百两，未知敷用否？已信嘱中途之柳阿连埔粤人蚨来号，回时川费不足，或向彼□行挪借，当可接济。”
陈兰彬生活节俭，对住房和工作场所要求也不高。张荫桓记述：“使馆在华盛顿国都西北隅，雕攀园之北，颇高敞，门外馀地间植花木，又为暗机喷水，浅草如茵。门内翻译、会客、餐饭、跳舞、打波诸房均备，且华赡宽整，故西人以此为美都广厦。惟楼高三层，绝无院落，吾辈从中国远来，惟深异乡之感而已。曩在总署与荔秋副宪访美使杨约翰，喜其园亭遐旷，广荫嘉木，厅事亦明窗净几。间询荔秋：中国驻美使馆有此畅适乎？荔秋正色曰：有过之无不及。今至其地，知所见不逮所闻，且不独使馆一事。” 陈兰彬感到公使馆已经很豪华了，而张荫桓尚觉不满足。
尽职尽责
陈兰彬在致函友人书中曾谈及调教留美幼童诸事，从他紧凑的日程安排中，可窥视其抚幼童的眷眷之情。
弟二月以前，止附近幼童来寓，复书改文，傍晚两点钟功夫尽可毕事。三月复定轮班章程，四人一班，调到寓所专读华书，每日讲书、复书、背书各二次（大班三千不月可以周转，交人多可以加……），写字二篇，或作“解”或作“论”，为之订改，复讲圣谕，附以律例。自五点钟起至九点钟寝息，中间遂鲜暇晷矣。各童聚集无不华言为便，倘此三二年内，不将各童隔别派开，欲其透熟洋文洋语，先不易易。忆去秋初派时，各童恋恋，弟亦不忍言别，特念聚在一馆，延师束教，数点钟功课外，余悉华言，与在中国课习无异，似非出洋本意耳。当时亦虑其全荒本业，当从洋人订定，每日有一点钟读中国书、写中国字，教习等时往查考。今加上轮班一节，回馆后仍写读查考如常。至此间人情和善，与英法之欺蔑华人者大相迳庭，各童在馆，洋人供保护顾爱，体贴周至，有疑如学工差使者绝不然也。
弟睽别再更裘葛，幼童暨诸同事均幸□康，幼童中如梁敦彦、蔡绍基、陈钜镛、黄开甲辈，于洋课外，华文解、论各百余篇，时有斐然之作。二批幼童，□行轮调，业已一周，有李恩富、吴仲贤、李桂攀、容揆数人亦较易于造就，足慰远注。
陈氏对幼童华文的解读、策论各百余篇即两百余篇进行批改，这里说的“各百余篇”是指第一批30幼童的总数，抑是单指梁敦彦等四个人总数，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已经是一个“满负荷”的工作量，而且还要发现其中的“斐然之作”，而对这些“斐然之作”想必要再事加工一番，此中的劳苦是可以想见的。再者，他对幼童中的得意门生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从这些幼童后来成长的信息反馈——梁敦彦、蔡绍基、李恩富、容揆等人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又印证了陈氏当年“中学”教育的成就斐然。
对待幼童的培养如此，对待华工调查亦如此。19世纪70年代，古巴贩卖、迫害华工的暴行引起了文明社会的关注，遭到了世界正义舆论的谴责，“各国皆深知而痛恶”， 清政府关注华工问题赢得了国际氛围，始与西班牙交涉。西班牙先是矢口否认迫害华工的指控，经英、法、美、俄、德五国公使调停，英国使臣威妥玛称：“日国（即西班牙）既言并无凌虐华工，中国不肯相信，理应派员往，如系属实，中国自无赔补之理。” “干练之才”陈兰彬奉命前往古巴。他在致函友人谈及此事时称：
日斯巴尼亚国在澳门借招工为名，拐卖中国人口，比见总署寄来招工条议照会等件，日国何事违背过半，其凌虐情形，前在纽约面询身经受虐者八九人，众词如一。金山柳阿连等铺来信，亦闻十一月间出洋教习叶绪东等亲到日国属地古巴岛之夏湾拿（哈瓦那）密查问遍中国九十余人，及彼处英美两领事，所言均无不合。兹总署派来之吴、马两税司，尚未来到，未知其意见为何。而由所带通事林英南太守，金山来信说，是太守面询伊云，亦曾（不清晰），交赫总税司拟查条款，多要查按日国律例，已不免歧中有歧，尤难解者，要查助叛华人，不知何意，岂欲就此又生波澜耶？诚思古巴即有助叛华人，谁实招之至此？其招徕叛人之人，该国何不早问？且数年久乱之地，为何去得，为何访查？此如前剿发捻，大□能确查贼队中某府县几人助逆否，现往古巴查华民被虐，已几等入贼境而录难民口词，夫更欲入其境内之贼垒而录贼供，岂人力所能及乎？至欲查体恩犯科一项，细思此等人如日国知其有罪而招之，则与条议相背。若当时尚不知其有罪，岂有此时见中国官员，转旨说身犯何罪之理。又欲查居心刻忍、待下慈祥两项，人有无可指发之案？想来刻忍滋事或者有案，若待下慈祥案何从得？又欲查华工在中国每年挣钱若干，此事人人互殊，事事各异，十余万人各致十岁，如一一询记，亦难了之局矣，其他凌杂累赘看似无关痛痒者不一而足，细玩其语，又多似为彼人故作支蔓纠葛，预开藉口狡辩地步。
弟于赫德，素无来往交涉，其居心是否如此，亦不敢决言。但平时见外洋之人，空洞说话，常具天真，而久惯中国干预公事之洋人，每每爱侮弄中国，故不能无疑耳。即如此件，华工在澳门诱拐而出，大抵逼勒画押，顶名画押，所谓合同，徒有虚文，人所共悉，赫德断无不知。赫德食中国厚禄，如果心向中国，自当以有力之口，确指言要紧弊端，乃犹含糊反复以合同为言，比如若贼官污吏，控写口供逼人画押，援例定案。发觉之后，评议者谓不必从，控供逼押处清究根源，第当从所控之供、所援之例，比对合否，冤情何日得伸乎？此意日夜来所以常搔首踟躇，仰天太息者也。其荐来吴、马两人，现未经共事交谈，自不致预有猜疑，稍存成见，然以崇宫保之位望，前此同洋人出洋，尚多掣肘，弟他日光景谅亦不问可知。弟只有为力之所能为，尽心之所能尽而已，他亦非所计也。
弟用仆人二名，又带绪东，及美国人泰而何约，一香山人陈应芝通传英语，又约一美国晓日国语言文字人那索同行。因前所雇之□超只识日国粗话，又未谙日国文字，故不带去。曾翻译恒忠，杂通英语，而遇事难期得力，且念去后只容元甫教习一人在局，故亦不带。然局中一切仍是交容教习主张，肄业之事，断不致稍有贻误，可以上纾列宪荩怀。惟往查古巴一节，此刻实四顾茫茫，未卜将来如何了结。数月以来参之众见，似必得清理澳门以治其源，或请英领事或美领事在古巴兼办以治其流，他日与其公使辩论，惟执定同治五年招工条约照会，核审遵违，乃简净而有把柄，是否有当，祈阁下密乞伯相裁酌，是为至祷！
至洋人云此事发端之始，但以同治五年后在澳门招工违约，与之争论即可抵制其澳门合同，如年限、川费、安家现银两之类，查有不合，均可责赔，又云镂公使照会本是铁证，彼不信服，应请彼一同函请镂公使回复，当有力量相帮。若以此为据，将来华工之言、中国委员之言，彼遂肯服乎？所言似亦凿凿有理，然此皆弟所不便上闻者，统望阁下以刍荛之采，密陈伯相宪听。至弟所奉总署委札另纸录出，以备彼人要看初译英文、重译日文。弟衔系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委员，现奉旨往古巴查访事件，顺此布及。
一句“冤情何日得伸乎？此意日夜来所以常搔首踟躇，仰天太息者也。”再加一句“弟只有为力之所能为，尽心之所能尽而已”，其护侨之责任心，谁能比肩！
宽容忍让
探究陈兰彬的性格，这里仅以他与容闳的关系为中心，乃因陈、容共事近十年。
对陈兰彬的性格与为人，时人多有评价，有“学优识正，练达时务”， “胆识俱优，意量尤为深远”， “苦心孤诣，智深勇沉，历练既久，敛抑才气，而精悍坚卓，不避艰险，实有任重致远之志”， “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事，皆能洞烛几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 “识力诚毅，廉正可靠。驻洋三年筹办要务，均极精详” 等等。容闳因西式教育的背景，被视为“洋人”，翁同龢日记中有载：“江苏候补容闳，号纯甫，久居美国，居然洋人矣！” 李鸿章说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 但“熟悉洋情，宜得志正体直者赞助，则流弊较少。” 将陈、容二人比较者，曰“容莼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公也”， “容闳为人诚不如荔秋之颠扑不破，但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 “有广东人容莼甫刺史闳，自上海来商办洋务，留寓中畅谈半日，颇觉明快，然不若荔秋之正也” 如此，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促成了陈、容的“天作之合”， 共同负责留美幼童事宜。
相对于其他传统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陈兰彬算是开明之士，他与容闳的早期合作是融洽的。这在容闳的回忆录中未见记载，但从《李兴锐日记》中能发现蛛丝马迹。1871年1月7日，李兴锐相约陈兰彬、容闳等一起“走谒府学宫墙”。 1873年6月，陈兰彬致函李兴锐，“数月来，莼甫因求镕铸铜铁图说，闻有新式即趋往视，所画图有未了了者，再三覆视，路途来回，动以千百里计。叶树东帮其翻译，两人煞费苦心。……西国所谓富强，以煤铁为大宗。弟于机器虽不甚明了，月来见莼甫所译镕铁变钢等图说，似已得其要领。特利愈大则本愈重，不识能有此力量开办否？莼甫屡谓，以江海地势而论，于江西立局为宜。弟于江西情形向不熟悉，不识沈品翁在彼能为访察、看有人可任此事否？想中国煤铁同产之地甚多，亦不仅江西也。” 此函表明两人共处愉快，陈兰彬对容闳不乏称赞之词。同年11月，李鸿章亦称：“陈主事笃实正派，洵为难得，与容丞极相水乳”
由于陈、容在留美幼童教育目的和方式上生歧，关系开始恶化。容闳在回忆录中写道：“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每值解决此等问题时，陈与学生常生冲突，予恒居间为调停人。但遇学生为正当之请求，而陈故靳不允，则予每代学生略为辩护。以是陈疑予为偏袒学生，不无怏怏。虽未至形诸词色，而芥蒂之见，固所不免。” 可见，陈、容因幼童“西化”冲突，多是由容闳袒护引起的。幼童留美为官派，自然要受到清律和留学章程的制约。陈兰彬为“肄业局”监督，负责主持大局，自然不敢有所疏忽。对于这些冲突，陈氏“虽未至形诸词色，而芥蒂之见，固所不免。”然以留学大局为重，对容闳尚且宽容忍让，对于幼童改换服饰、参与文娱活动，亦是默认。 又，现有资料表明，陈兰彬并不是撤回幼童的首倡者，他是在奉旨调查“肄业局”实情之后，才将吴嘉善的撤局意见上奏的。
容闳与陈兰彬三度使美，风雨一路，容闳认为，“陈亦怯懦鄙夫，生平胆小如鼠，即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予之与陈共事，无论外交方面，教育方面，意见咸相左。” 唯独在可见的所有陈兰彬的言词中，未见贬低容闳的只语片言。1874年陈兰彬奉命前往古巴调查华工事件，信中对赫德表示了猜疑，但对“其荐来吴、马两人，现未经共事交谈，自不致预有猜疑”，依然以大局为重，大度处之。
比较而言，李鸿章认为容闳“性情乖戾，亦难共事”， 容闳自觉与区谔良的关系最为融洽，然而，区氏回国后，即致函李鸿章反映“肄业局”存在问题， 还撰写条陈呈总署，“上年刘坤一来京，代该局前任总办区谔良转递节略一纸，条陈局中利弊，颇为详尽。” 第三任监督容增祥在职时间不长，但任中文教习达七年之久，熟悉“局务”，回国亦向李鸿章申诉容闳，“容元甫来谒，言学徒抛荒中学，系属于实情，由于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谓然。弟拟致函纯甫属勿固执己见，尚祈执事便中劝勉，令其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庶他日该童等学成回华，尚有可以驱遣之处，无负出洋学习初意也。” 容闳与陈兰彬等监督的冲突不断激化，最后不得不请李鸿章出面调解。1878年，李鸿章致函陈兰彬，问“容纯甫尚能和衷共济否？念念！” 。容闳与前后四任上司都有龃龉，而陈兰彬与接任的三位监督未见红脸，此中微妙，可否是中西文化性格所使然？！
从陈兰彬身上体现的国格、文格、人格，或许反映了其时的文化现象。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