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老丁（丁守和，1926-2008），还是在上一世纪60年代。那时，我在北京和平门外的北师大附中教书，业余做点研究。偶然在图书馆中见到老丁和人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翻读之下，深为该书引用资料的丰富和论述的深入、精辟所折服。那一段，我正在研究清末、民初的文学团体南社，需要了解五四前后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老丁的书给我打开了一扇宽大的窗户，成为我瞭望那个时代的最好的读物。但是，过了不久，书架上就再也见不到这本书了。向图书管理员打听，说是上面通知，有问题，收起来了。什么问题？我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呀。我照样向管理员商借，照样阅读、学习，仍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直到我1978年调进近代史研究所之后，和老丁熟起来。我问老丁，老丁说，那是因为书中肯定了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康生说，这是利用历史反党，因此就遭殃了。不仅所里斗，还被揪到人民出版社去斗，并且还被造反派打了耳光。老丁愤怒了，立即抗议：为什么打人！当然，“文革”之后，老丁平反了，这本书也平反了。本来嘛，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可以说，没有陈独秀，就没有《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能否在那一时期出现也许是个问题。不管他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然而，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却是铁一般的事实，无法抹杀，也不应该抹杀。老丁的书，还原历史，忠于历史，不因那时陈独秀头上还戴着的种种帽子就不写，或少写他，这是学者的诚实，历史学家的诚实，我们的历史学需要的就是这种不唯上、不媚时的诚实精神。
老丁的这本书是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基础上写作的。为了写作《介绍》，老丁和他的合作者广泛在全国访求资料，能借的借，能抄的抄。80年代，我到中央编译局看书，或者在近代史研究所特藏室看书，常常会发现许多抄本杂志，那都是老丁写作《介绍》一书时留下的。翻着那一页页发黄、发脆的纸张，看着那一个个已经墨水变淡的字迹，我具体而微地感受到了老丁和他的合作者劳动的艰辛，懂得了《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本书为什么占有的资料那么丰富。我原来没有购买这本书，等我想买的时候就买不到了。我向老丁要，老丁说，他自己手头也只剩下一本了，似乎有点舍不得。不过，过了两天，老丁还是将他自己手头的保存本送给了我。这本书，老丁用黄色牛皮纸包了书皮，可见其珍爱。至今，这本书还在我的书架上，书皮自然旧了，有水湮的痕迹，但我不忍舍弃，那是老丁的遗迹呀！
老丁出身贫苦，没有上过几年学。据老丁对我说，他只读到高小，当过木匠。1946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入党，完全靠刻苦的自学成长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中央编译局当办公室副主任，又是靠着自学走进了科学研究的行列，担任研究室主任。1959年，全国“反右倾”，编译局有一位同事被认为右倾，老丁出面为这位同事说了几句话。结果，这位同事无事，而老丁却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安徽，回京后又被迫离开编译局。据老丁说，他因为文化学历低，很多单位都不要，最后还是被黎澍同志看中，才调进了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评职称，黎澍同志为老丁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记得其中有一句话是：“在五四运动研究领域，丁守和同志堪称专家。”
确实，在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中，像老丁这样深入、这样成绩卓著者并不多。老丁的记忆力，很多地方不能算好，甚至可以说很糟糕。广东的一家出版社给他寄稿费，他不记得是多少，也不记得存在哪家银行了。他向我问计。我建议他回忆和自己有关系的银行，一家家去问。于是，就由夫人陪着他，问了许多家银行。果真找到了，但数字和老丁所说差很多。夫人打电话和出版社联系，证明老丁的记忆完全错误。但是，老丁对于学术资料，记忆力却惊人地好。一直到晚年，老丁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五四时期期刊中的原文，听得我目瞪口呆，自愧不如。老丁不仅资料熟悉，而且身体力行，坚持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对于社会中的反民主现象，他深恶痛绝。有个别大人物，老丁不喜欢，他虽被邀请，但就是不去参加相关会议。据说，另有学者参加了会议，得风气之先，及时写了“转向”文章。于是，受到赏识，风光了好长一阵子，但老丁毫不后悔。有段时期，有部戏曲影片，其中有两句话很流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老丁对这两句话持批判态度，认为它体现的还是“为民做主”的“官本位思想”，不是“民做主”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老丁认为应该加上“民主的”三个字，并且要放在最前面。他说，当年张闻天就是这样表述的。老丁很较真。他说要给有关单位写信，还要亲自到院办公室去，找主管的某副院长讨论。我劝他算了，到此为止，可以写文章说明自己的观点。至于写信，找领导，没有什么用。老丁召开学术会议，邀请学者，也是认学问，不认关系，更不管领导是否喜欢。谁有学问，谁坚持五四精神，他就邀请谁。1999年老丁出版《五四图史》，在光明日报社开座谈会，许多名家都特意赶来。龚育之身体不好，心脏、肾脏都有毛病，但也来了，我想，这大概都是为了坚持五四精神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2009年6月15日《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