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一本大胆作伪的欺世之作》（刊本报2007年1月26日第五版）发表后，《蒋介石日记揭秘》的编著者在几个场合作了答辩。很遗憾，这些答辩除了回避要害，强词夺理、转移论题外，居然继续撒谎，欺瞒世人。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有必要再次加以揭露。
《揭秘》大量抄袭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却诡称“引用”
《蒋介石日记揭秘》一书上下两巨册，782页，其中所称蒋介石1927年之前536天的日记，除来自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的《参谋长日记》13天，涉及蒋介石个人及其家事的5天，以及编著者杜撰的几天外，其余5百余天均抄袭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编著者不仅抄袭《年谱》条目，而且连条目所附函电等资料也照抄不误。这一部分，共452页，远远超过全书的二分之一。其中，编著者有部分评述，增补的新资料则几乎没有。《揭秘》一书虽号称100万字，以每页1200字计，则编著者抄自毛编《年谱》的字数之巨，读者可想而知。
张秀章在回答记者时表示，《揭秘》和毛编《年谱》的关系只是“引用”关系。他振振有词地说：“既然毛思诚编的《蒋介石年谱初稿》参考了蒋介石的日记，再次引用也谈不上作伪。”（《新京报》）该书责任编辑宋庆光也说：“毛思诚先生的书我也有，这种引用在很多书里面都有。”甚至轻描淡写地说：“《年谱》早已公开，之前的研究者就引用，作者也引用了一些，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南方都市报》）张先生是做学问的，宋先生是做编辑的，应该懂得什么叫“引用”。既称“引用”，就应该郑重说明出处，然而，《揭秘》一书却不在任何地方说明其中大量“日记”、资料和毛编《年谱》之间的关系，这是正常的“引用”吗？不说明其真实出处，却自诩“揭秘”，这不是“欺世”是什么！抄袭量如此之大，却理直气壮地声称“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那末，到了什么程度，人们才可以“大惊小怪”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出版《年谱》时，曾经作过部分校勘，但是张先生将校勘成果移入正文后，却仍然不作说明，以此湮灭《年谱》的一切痕迹。还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在投寄《文汇读书周报》的正式答辩文章（刊本报2007年2月16日第五版）中，列举了他所依据的部分文献，计有《蒋总统秘录》、《蒋介石日记类抄》、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李理、夏潮著《一代枭雄蒋介石》、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宋平《蒋介石生平》、王俯民《蒋介石传》、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等8种，却偏偏不提他“引用”最多的毛思诚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原因何在，岂不耐人寻味？！
毛编《年谱》与蒋著《日记》是两种著作，不能混淆
日记和年谱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体。蒋介石日记是蒋本人的著作，《蒋介石年谱初稿》是毛思诚的著作。毛思诚在为蒋介石编撰年谱时参考过蒋的日记，但是，他并没有照抄；更重要的是，毛思诚还参考了蒋的文稿、电稿以及相关文献，结合当时国内外的相关事件，经过自己的融会贯通，提炼、加工，用自己的语言写成条目。因此，决不能将《年谱》视为《日记》。《揭秘》452页之前（1927年之前）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将《年谱》的有关条目一律视为《日记》。例如《揭秘》所称蒋1915年《日记》：
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要求二十一条。
9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
12月25日蔡锷等组织中华民国护国军，起义于云南。
以上三条，是毛思诚为了说明蒋介石的活动背景作为国内大事写进《年谱》的，但是，张先生却将之视为蒋的《日记》，抄入《揭秘》一书，并且骄傲地声称：“台湾蒋方智怡交给美国的，也只是1917年到1931年。我的书里最早的日记是1915年的。”（《新世纪周刊》）这真是可悲的笑话！再如，《揭秘》本所称蒋《日记》：
1918年9月28日奉总理命回漳。
1921年1月21日复陈炯明删电。
以上两条，《揭秘》均不注出处，但仍系抄自毛编《年谱》。以《年谱》与蒋介石日记原稿本相较，二者并不同。查胡佛研究所所藏原稿本，这两天的日记分别为：
1918年9月28日，“回漳州，请总座亲赴江东桥督战。”
1921年1月21日，“录季陶函。接竞存总司令电，知援桂之计已决，召我为中军指挥，自量不能胜任，故力辞。晚，复竞公函。荣辱不惊，喜怒一致之涵养工夫未到，总为虚荣矜持之心不去耳！机心未息，慌忙不稳，此静敬澹一之功所以不能全也。”
两相比较，二者所记虽有相同之事，但重点、详略、叙述、文字各不相同。《年谱》与《日记》不是一回事。
有位张先生的辩护者声称，张书的重点在于“揭秘”，“是‘日记的揭秘’，而不是‘揭秘的日记’；是对‘日记’的‘研究’，而不是要还原‘日记’的所谓‘本来面目’”。试问，如果编著者“揭秘”的“日记”并非“本来面目”，所作的“揭秘”和“研究”靠得住吗！
《揭秘》作伪种种
我称张书“大胆作伪”，张先生表示“想不通”。这里，不得不再次举例，以毛编《年谱》与《揭秘》本对校，说明张先生是怎样篡改《年谱》，有意作伪的。
《年谱》与《日记》的不同之一在于执笔者的身份与口气不同。《年谱》通常以第三人的身份与口气叙述，而《日记》则无例外地以第一人称的身份与口气叙述。不同之二在于，《年谱》可以跨日、甚至跨月记事，而《日记》则一般必须逐日记事。张先生要让读者感到，他从《年谱》中抄来的条目就是蒋的日记，不得不对《年谱》条目作相应修改。这一方面，张先生采用了多种手法。
其一，《年谱》条目通称蒋介石为“公”，张先生就删去“公”字，如：
《年谱》民国11年7月3日条：“公乃请总统下令攻击，温树德来阻止，公愤极。”在《揭秘》中，两个“公”字都被删。
《年谱》民国14年5月8日条：“汪兆铭偕夫人陈璧君来潮（新自北京回），访公于湖轩。”在《揭秘》中，“公”字也被删。
《年谱》民国15年7月27日条：“次公子纬国亦候站。”《揭秘》中，“公”字被删。
其二，将“公”字改为“我”字、“余”字、“吾”字或“蒋中正”三字。如：
《年谱》：民国11年8月14日条：“自此公在孙邸办事。”《揭秘》改为“自此我在孙邸办事。”
《年谱》：民国12年3月27日条：“公复回甬。”《揭秘》改为“余复回甬。”
《年谱》民国15年1月19日条：“公被（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揭秘》改为“吾被（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年谱》民国14年7月3日条：“军事委员会成立，委员凡八人（公及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是也），主席汪兆铭。”《揭秘》将“公”字改为“蒋中正”三字。
其三，《年谱》有时称蒋为“校长”，《揭秘》就将“校长”二字删去。如，民国14年9月6日条：“下午，军校举行第二期学生毕业式，校长施训话。”《揭秘》删去“校长”二字。
其四，《年谱》称蒋母为“王太夫人”，《揭秘》就将之为改为“母”字。如《年谱》民国11年6月4日条：“阴历五月初九日，王太夫人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也。”《揭秘》改为“阴历五月初九日，母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也。”
其五，凡《年谱》记事跨越两日或多日者，均或改或删。如：《年谱》1919年6月21日条：“公以陈总司令外宽内忌，难与共事，邓铿亦不加谅，志愿多违，愤然求去，乃两致邓书以自明心迹，并邀转达。”在《揭秘》中，张先生除将“公”字删去外，由于蒋致邓函一在6月21日，一在7月9日，因此，张先生便将《年谱》“两致邓书”一语中的“两”字删去。改为“乃致邓书以自明心迹，并邀转达”。同时，则杜撰蒋介石《日记》一条，另列于下：“7月9日，再致邓参谋长书。”
综合上述五种情况，据粗略统计，编著者对《年谱》条目动了手脚然后冒充为《日记》的约近300天。
人们要请问张先生，上述改动有什么版本学上的根据？如果没有，不是“作伪”、“欺世”是什么？
偶尔露出的马脚
张先生以蒋《年谱》冒充蒋《日记》，必须竭力消除《年谱》的痕迹。这一工作，张先生做得很用心，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揭秘》1922年3月3日条：“长子经国考入上海万竹小学高等四年级肄业；王欧声随往，馆公妹婿竺芝珊家。”这一条同样抄自《年谱》，说的是蒋经国到上海求学，住在蒋介石的妹夫竺芝珊家里。张先生在照抄时，忘记删去“公”字，结果就变成蒋介石在称自己的“妹夫”为“公妹婿”了！又如《揭秘》：
1923年1月25日条：“复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邓演达电。（稿佚）”
1923年2月1日条：“致汪兆铭书，主先讨平沈逆，并述目疾不能来沪。（书佚）”
1923年3月21日条：“电请总理整理财政，并归仲恺负责。（稿佚）”
以上三条，同样抄自毛编《年谱》。其中的“稿佚”、“书佚”等，都是毛思诚的用语，说的是编《年谱》时，这些文献均已不见。张先生将之冒充为《日记》，就变成蒋介石成稿的当天，这些函电就找不到了。宁有是理！
在答辩中继续“欺世”
张书并非通俗著作，所引蒋介石日记据称有1000余则，但无一注明出处，本已不合学术规范。在正式答辩中，张先生列举所据书8种，这是个进步。但是，笔者很遗憾地发现，张先生仍然在“欺世”。
在答辩中，张先生声明有5条日记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但是，这5条都经不起检查。其中，1922年4月3日“总理以陈炯明背约”条，1925年1月26日“总理入协和医院”两条，根本不见于《蒋介石日记类抄》。笔者手头正好有《类抄》的影印件，读者不妨据以检阅。从影印件可见，《类抄》1922年1月12日之后，紧接着就跳到6月14日；1925年1月18日之后，紧接着就跳到1月27日（见上图），何有张先生所说的两条？至于张先生所称1927年4月1日“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条、4月10日“共产党叛逆”条、8月14日“返抵汉口（？）故里”条，就更是撒下大谎了。因为毛思诚所编《蒋介石日记类抄》根本就没有1927年这一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收藏。
至此，张先生的说谎已是铁证如山，这不是再次“欺世”是什么？不知张先生准备如何为自己辩护？
张先生为何会作这样的辩护呢？大概一是想借二档馆之名增加《揭秘》的权威，一是因为拙文曾提到，二档馆所藏“有关资料早就封存，不开放了”。所以张先生就想：“封存”了，那就谁也无法查证了。
关于蒋介石日记“原稿本”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以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本证明张秀章先生《揭秘》本之伪，没有想到，张先生却力图贬低原稿本的价值，甚至否认原稿本的存在，声称杨天石在美国所阅的是陈布雷的誊录、修改本，不足为据。我在这里要声明的是：胡佛所藏蒋介石的五十三年日记确为蒋氏亲笔，我所阅览的则是蒋的亲笔原稿影印本。不错，蒋的日记原稿确有霉烂或水浸之处，根据陈布雷日记记载，1939年5月至6月，陈布雷确曾为蒋修补过日记，其方法是“以白纸另缮，黏贴其上”，但是，并不覆盖原文，也不妄动一字。我在阅读蒋氏日记时，偶尔可以碰到这种情况；将陈布雷所抄与原稿复核，证明两者完全一致。至于陈布雷或其他人的仿抄本，除留存大陆者外，台湾、美国收藏部分，至今尚未提供阅览。张先生怀疑蒋介石日记原稿本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猜想。
蒋介石日记从未出版过，不存在版本学上的歧异。1974年，日本《产经新闻》编著《蒋总统秘录》时，台湾当局曾提供过部分蒋介石日记的摘抄稿，这是蒋介石日记部分内容公之于世的开始。1978年，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出版，其中，选用过部分蒋的日记，但常有修改之处。此后包括黄仁宇在内的学界人士研究蒋介石，所用日记大部分取自上述两书。此外，部分学者所据则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的仿抄本和类抄本。近年来，台湾方面正在陆续出版蒋介石的《事略稿本》，其中也选用了部分蒋的日记，文字也有修改。尽管如此，众流归宗，蒋介石日记的各种仿抄本、类抄本以及不同书籍、不同学者所引用的片断，实际上都源于蒋介石的原稿本。蒋介石研究，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可以也应该百家争鸣，但是，蒋介石日记的真伪却只能以原稿本为准，不能以“各有出处”作为“大胆作伪”的遮羞布。
张秀章先生自云研究蒋介石十余年，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十余年，其精神诚然可贵，然而，大量抄袭、篡改毛思诚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以之冒充蒋介石日记，却是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至于《揭秘》中的其他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论列。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诚”。做人须“诚”，做学问须“诚”，做出版工作须“诚”。愿以此与张先生等共勉。
文章来源：2007年3月12日《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