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社会转型，实质上与现代化是同一个问题。所谓转型，无非是指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由以乡村为主体的社会转入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由以家族与宗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转入现代的以个人及由个人的种种组合（职业的、团体的、社区的等等）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由封建专制的社会转入现代的民主社会；如此等等。这些岂不都是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吗？
显然，要实现这些转变，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
中国的社会转型已走过一百六十多年的历程。对于这个历史过程，我们固然可以截取其任何一个时段来加以研究。但在历史研究中，对于一个较完整的长时段做宏观的考察，往往容易把握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我觉得，总结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历程，有两种最基本的趋向，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个对外开放，一个是内部改革。前者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外部条件，我把它叫作世界化。后者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内在机制，其核心问题是解放人，是让每个人充分发挥其创造力。我把它叫作个性主义。
（一）
大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若能经常与外部世界沟通，便容易得进步；若对外封闭，就容易停滞、落后。西方一些较早发达的国家，多半与其发展海洋事业，尽可能多地与外部世界相交往有密切关系。而有些民族，因种种原因，与外部世界隔绝，或甚少交往，便长期陷入不发展的状态。这是非常明显的历史事实。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是各国各民族的交往、联络空前密切了。我喜欢把这叫做世界化的过程。
中国数千年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圈内，除了与周边民族和国家，在朝贡体制下有所来往之外，与广大的外部世界甚少来往。当西方列强闯入中国时，中国人对他们简直毫无所知。经历几多交涉，几多挫辱，比较开明的中国人才认识到，必须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外部世界。早期改革思想家如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等，及一些办洋务的官僚，如李鸿章、郭嵩焘等等，都属此类。李鸿章有一段话，最可反映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化大趋势的认识。他说，泰西各国富强，“皆从各国交好而来。一国的见识无多，聪明有限，须集各国的才力聪明，而后，精日益精，强日益强。国与人同，譬如一人的学问，必要出外游历，与人交际，择其善者，改其不善者，然后学问益进，知识愈开。国家亦然。或者格物的新理，制造的形式，其始本一国独得之秘，自彼此往来，于是他国皆能通晓效法，此皆各国交际的益处。”[①]到了戊戌维新时期，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世界化的认识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康氏主张，对于西方列强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皆应“采而用之，则与化同”。[②]梁启超则已认识到“今日地球缩小，我中国与天下万邦比邻”。[③]故决不可自外于世界大势。他们的追随者们，更有人提出“一切制度悉从泰西”，[④]或“唯泰西者是效”[⑤]的主张。
与此差不多同时，正在奔走革命的孙中山，对西方政治、社会颇有亲切观察，正逐渐形成其效法西方列强，建立现代国家的想法。中国应走世界化的路，在孙中山那里，也已成为自觉的意识。他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梁启超指导的立宪运动，都是基于世界化的眼光，力求建立一个可以与各国平等共处的“世界的国家”。“世界的国家”这个提法，是梁启超在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首先提出来的。但这正如黄遵宪所谓是“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者，恰好由梁启超的笔写出来。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的国家”，实乃是当时略知世界大势，而又力图国家振兴的人们所有之共识。所以，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是中国走世界化之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
近代中国，世界化的第二个重要关节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人关注外部世界的程度较之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此次世界大战与中国之世界化的进程有重要的关系。
第一，中国加入了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战后得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会上虽然受到强国的欺压，但这毕竟是自与列强交往以来，第一次比较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表达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意志。此前，皆是中国完全被动地接受列强所强加的种种不平等条约。此次则最终拒绝了在损害我主权的和约上签字，可算是中国第一次在列强面前说“不”。从此开始了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系列斗争。中国的世界化具有本质上全新的内容。
第二，西方列强耗精力于大战之中，数年之中，使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发展，为中国的世界化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新的起点。
第三，日本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不仅窃夺原德国在我山东的势力范围和种种权益，而且提出廿一条要求。从此，中国人意识到日本是最大最切近的威胁。便改变了自清末以来学习日本的热心，更多地直接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借鉴。留学欧美的学生逐渐取代了从前留日学生在各个方面引领现代化潮流的地位。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世界化进程呈现出新的面貌。
第四，由于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引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次运动唤起了农、工、商各阶层的觉醒，使原已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中国思想文化进一步推上世界化的轨道。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代中国人，都学会了用世界化的眼光来观察国家民族的命运。凡是固守传统，拒斥世界文化的人，都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此后尽管内乱、外患频发，中国仍大体保持了开放的世界化的势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国进一步世界化又一次提供了契机。但因大规模内战的爆发，而丧失了机会，49年以后，因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实处于半封闭的状态。直到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化的轨道。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只有开放，只有与世界各国和平交往，只有努力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使国家发展，进步。这二十多年的开放所造成的发展进步，不但大大超过以往的三十年，而且几乎可以说，超过了以往近百年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所以，70年代以来的20多年是中国世界化进程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二）
关于人的解放，问题要复杂、深刻得多。盖中国自秦汉大一统以后，君主专制极度发达。历二千余年，在至上君权笼罩下，天地君亲师构成价值崇拜的核心系统，普通的个人，完全被淹没。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是“个人不被发现”。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对个人，对个性的关注。先秦杨朱之“为我”不用说了，秦汉以后，也偶而有伸张个性的人出现。魏晋时期的稽康，唐朝的李白，明代的李贽，清代的戴震等等都是例证。但必须承认，任何张扬个性的主张，在中国一向被主流思想所排斥，为官方所摒弃。到了近代，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屡经挫辱，在尝试变革（例如搞洋务）不获成功之后，才有人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重新觉悟个人、个性的重要。我们首次看到这种觉悟的迹象是严复于1895年所发表的《论世变之亟》这篇文章。大家知道，严复是向中国人比较系统又比较准确地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第一人。他在这篇文章里，在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别时提出，中国与西国最大不同点在“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他又加以申说道：“夫自由一言，直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他特别指出：“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⑥]这里的“存我”，实在是个性主义比较最精确的概括。
经历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梁启超觉悟到，要取得变革的成功，当先从变革国人的精神做起。变革国民精神最首要最核心的问题是必须树立个人独立的意识。他说：“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⑦]稍后，他又进一步发挥：“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⑧] “个人之独立”实与严复的“存我”一脉相承，都是提倡个性主义。梁氏作《新民说》，本质上是提倡个性主义。但在清末内忧外患频频相逼的情况下，梁启超与当时绝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常常又把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与个人自由对立起来，而且更多地强调国家与民族的自由。
在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个性主义最发煌的时期。只有到这时，先进的人们才真正弄清楚个性主义究竟是什么？才真正能把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统一起来。
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肇因在于先觉们痛感到，人们用鲜血和生命争得的共和国，实际上仍不是人民的共和国。人民在民国的招牌下，仍受着种种专制的痛苦。寻其原因就在于人民并未觉悟自己的权力。因此也不知道如何去争取和保卫自己的权力。陈独秀从而得出结论说：“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⑨]要自觉为主人，且能主动地争得和维护自己的权力，就必须能自主，能独立。要能自主，能独立，必得个性充分伸张才行。非常重要的是，这时期，知识领袖们给出了个性主义最平实、最恰当的界定。胡适在他那篇被誉为“个性主义的宣言”的文章——《易卜生主义》里说：“发展个人的个性必须有两个条伯：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⑩]关于第一点，“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这是前人已讲过的，无须解释。第二点，非常重要。个人要对自己出于自由意志而发生的思想言行担干系、负责任。这就是说，要接受社会的裁判。从前人们虽然说过，自由应以不侵他人自由为界。但终嫌笼统。胡适的说法，既通俗，又明晰，使人明白，个性自由，即个性主义，与从前种种所谓“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人欲横流”等等妄加的罪名毫无关系。同时也告诫还不够成熟的青年们，对个性主义必须有一种戒慎的态度，要增强社会责任感。胡适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把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统一起来。他对青年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1]当时有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明确指出，个人自由，个人权力，乃是国家自由，国家权力的本源和基础。如政治学家高一涵指出：“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应是“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而非“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12]陈独秀也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13]蒋梦麟指出：“国家与社会者，所以保障个人之平等自由者也。”[14]其实，这些本都是常识，没有什么深奥难解之处。只因为数千年来专制主义者为便己恣睢暴戾，而编造谎言，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颠倒过来，弄成好像是每个人都是为国家而存在，不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这些专制主义者，把自己打扮成国家的化身，从而达到统治奴役千千万万人的目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功迹，就在于个性主义的提倡，解放了一代青年。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自己对自己的言论行动负责任，学会自己选择生活道路。有的人投身革命了；有的人献身于各项社会事业；有的人专心致志于科学与学术事业；有的则献身于教育事业。总之，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淘洗出来的一代青年，成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中坚和骨干。
我之所以把个性主义看成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因为人的解放，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才是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国家社会所取得的飞速发展，完全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认识到世界化与个性主义是社会转型与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可以更加自觉地推进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就可以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向前推进。
[①]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6卷第13页。光绪戊申年（1908）金陵刊行。
[②] 《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选集》（上）第222页，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③]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67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
[④] 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第22号。
[⑤] 樊锥：《开诚篇》（三），《湘报》第24号。
[⑥] 见天津《直报》1895年2月4—5日。收入《严复集》第1册，见该书第2—3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⑦] 见《国民十大元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6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
[⑧] 见《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4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
[⑨] 见《吾人最后之觉悟》，原载《青年》1卷6号，收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见该书第107页，三联书店，1984年。
[⑩] 《易卜生主义》，原载《新青年》4卷6号，收入《胡适文存》卷4，见该书第35页，亚东图书馆1925年第8版。
[11]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文存》四集卷五，又收入《胡适全集》第4册，见该书第66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2]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1卷2号。
[13]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1卷4号。
[14] 《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教育杂志》第11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