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仰黎澍大名，但说老实话，我早先并不怎么喜欢他的论著。20世纪50年代初，我常在《学习》杂志上看到他写的一些配合干部学习的理论文章，觉得并无多少新意。特别是他写过一篇批评侯外庐文字艰涩的短文，给我留下对长者过于苛求的轻慢印象。
但1961年初夏的首次面谈，迅速改变了我的看法。当时我受湖北省社联的委托，为筹备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到北京与学术界联络，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住在东厂胡同1号近代史研究所，由该所学术秘书刘桂五负责接待。有天桂五说：“你应该见见黎澍，他是我们的新任副所长，是为了加强近代史所的领导派来的。”经由他的安排，我按约定时间前往拜会。黎澍工作虽已变动，但暂时仍住中宣部。我第一次走进这样高层的大机关，心情有点紧张，又不认识路。正在为难之际，有一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找谁。我说找黎澍，她笑着说：“跟我走吧！”于是把我带进一间很大很大的办公室，只见一位矮胖且已秃顶的中年人正在伏案工作，那情景使我感到很像电影里的列宁。中年妇女轻声说：“有客人来了。”便走进内室，事后我才知道这就是黎澍夫人。黎澍让我坐下，随即滔滔不绝讲起来。他好像事先对我的来意已有所了解，所以谈话颇有针对性。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双百”方针，一是实事求是。他反反复复地解释，还怕我理解不深，便打比喻说：“如果一百株花都是一样形状，一样颜色，好看吗？又好比一百只鸟，叫起来都是一种声音，好听吗？”看见我点点头，他才满意地笑了。接着说：“现在学风不好，尽讲空话，空头理论，范老要在《历史研究》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反对放空炮》。中央现在提倡实事求是，你们要开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正好可以借此改进学风。”他还问我准备提交什么论文，我说是结合辛亥革命史实探讨民族资产阶级性格。他对此未置可否，只是强调一定要有大量史料，从历史实际出发，并劝我不必参加当时颇为热络的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争论，切切实实做自己的研究。
我在青少年时代性格比较内向，很少主动与外界联络，加以自幼即离开家庭，可说是不通人情世故，连一些日常应酬礼仪都不大懂。但见了黎澍之后，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加不讲客套的人，这就增添了我对他的亲近感。1961年10月在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吴老（玉章）致开幕词，其内容与此前黎澍对我强调的两点大体相同，原来这篇开幕词就是他起草的。会议期间，他还为年轻学者作了报告，特别强调学习中西哲学以丰富思想的必要，这也对我此后的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1963年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借调，我到北京参与北洋军阀史料征集工作，随后又参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但并未具体过问筹建事务，因为正在主持批驳苏联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种种言论。在此期间，我与他只是偶尔在开会时见面，别无任何私人之间交往。但在其后的漫长灾难岁月中，我们却都沦落为史学界的批判对象，尽管我们原来的地位大为悬隔。因为，历来的政治运动，在学术界也培养出一批“侦破里手”，他们不仅善于“上纲上线”，对别人文章“鸡蛋里挑骨头”，而且善于“上挂下连”，编织种种“黑线”、“黑网”。就连我与黎澍这样平淡的关系，也曾被人追寻其中的“线网”踪迹。1964年秋天，我不满于戚本禹评论李秀成文章的武断专横，在《光明日报》发表《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笔抹杀》的争鸣文章，却不料立即横遭无休无止的粗暴批判。这篇文章是我自己有感而发，而且是在一个夜晚匆匆写成，事先并未与任何人商量过。可是“侦破里手”们却不满足于对我个人的批判，偏偏要“顺藤摸瓜”，追查我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和动机。“文革”期间，在批判我为叛徒李秀成辩护的一次会上，有人揭发说，1963年秋天近代史研究所曾召开过讨论戚本禹文章的座谈会，黎澍在邀请与会名单上特地增添祁龙威与我的名字。可见我“抛出那株大毒草”决非个人行动，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云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幸亏那天我正好有别的事情，确实未曾参加近代史所这次会，使“侦破里手”们的追踪又一次扑空。
我与黎澍的再次见面已是在十年以后，即1975年暑假，我们都去哈尔滨参加一次有关中俄边界史的讨论会。会议的具体内容早已记忆模糊，倒是众多师友在历经磨难之后的重新相晤，其情景的热烈至今印象犹深。黎澍当时还比较谨言慎行，因为“四人帮”仍然把他视为敌对势力，所以他借口牙疼没有在大会发言。我曾借用列宁的话开玩笑，说他恨不得把痛牙与修正主义一并吞下去。他却感慨地说：“以前有能力到处跑，却只愿待在北京；现在很想到各处走走，却已是力不从心了。”其实他当时才62岁，除血压偏高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会后他提议到边境看看，由丁名楠、陈铁健和我伴随。原想沿大兴安岭作边境考察，因当时中俄关系正趋紧张而作罢，改为到镜泊湖参观。镜泊湖原先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以水平如镜得名，为重重叠叠的山峰与森林环绕。20世纪50年代曾经作为苏联专家的休假别墅，因此没有高楼大厦，都是一座一座造型各异的俄罗斯风格的木屋，与自然景观十分协调。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这里改成中央领导人休养之地，但除刘少奇夫妇以外，其他几位高层领导似乎都未曾来过。“文革”期间此地已成被遗忘的角落，连道路和木桥都破损不堪，只有一个管理员、一个厨师和两个女服务员（由牡丹江市北山宾馆轮流派往）象征性地照管。当晚我们住在刘少奇夫妇住过的一座木屋，倒也宽敞、清洁、舒适，据说黎澍睡的就是刘氏夫妇的卧室。客厅墙上有大幅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招贴画，可能是表示以正压邪，也可能是管理人员用以应付造反派，避免无谓的损坏。晚间出外散步，只见无边无际的浓密森林，一片黑黝黝的阴影，偶尔有点点绿光闪烁，女服务员说是虎狼的眼睛，吓得我们毛骨悚然。不过湖水确实清净，在月光下泛出银光，我们忍不住下水游泳，因为浴室已无自来水供应。这一晚，偌大的山庄只有我们十个人（连同工作人员与陪同人员）住宿，分别住在三座木屋中，其余的房屋都是一片黑暗。次日黎明，鸟声悦耳，松鼠不时跳到窗台上，人与自然的距离顿时缩短。我与老丁出外散步，发现有的空房走廊上竟有新鲜的野兽粪便，想必昨晚定有“不速之客”光临。黎澍在整个行程中都兴致颇高，谈笑风生，用餐时偶尔还喝一杯白酒助兴。临别时，山庄工作人员一定要与“中央首长”合影留念，我们不敢招摇撞骗，但他们硬是不依，强拉我们合照了一张相，那老厨师还激动得紧紧与我们握手。我们事后开玩笑说，一定是黎澍太像中央首长了，否则不会有此误会。黎澍则认为，大概过去每次中央首长来此都照例要合影留念，在冷落多年之后，幸而有我们光顾，虽明知不属高层领导，总算聊胜于无吧。那时邓小平还在中央主持工作，大刀阔斧的整顿颇见成效，我们对前途怀有相当信心，没有想到一股新的反动逆流正在暗中酝酿，其中也包括对黎澍的再次冲击。
“四人帮”垮台以后，黎澍精神振奋，思想活跃，除批判“影射史学”外，还率先突破禁区，就历史动力等重大问题勇敢提出独立见解，对史学革新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也因此更加尊敬他、信任他，愿意向他寻求指点与支持。1978年春天筹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他欣然答应担任顾问，并建议一定要加上“中南地区”的限定。他认为中国太大，人际关系由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而更加复杂，办全国性的大学会难处很多，不如办人员精干的小学会反而易见成效。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会一直坚持人员精干、团结务实的优良作风，为推动辛亥革命研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与黎澍的正确建议是分不开的。
黎澍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已经趋于成熟，并且在各个领域成为主要骨干。他对我们期望更殷，要求更高，谈话也更深切。记得在中国史学会重建开成立大会期间，他对某些高论颇为不满，悄悄对我说：“有的人总想以史学领域党的代言人自居，你能代表党吗？史学是党的宣传工具吗？这不仅是玷污史学，也是玷污党！”会间休息时，他又走过来对我说：“我们都赞成说真话，但说真话是有可能杀头的哟！”这些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犹如暮鼓晨钟时时发我深省。此后我们多次在各地学术会议时见面，他都是兴致勃勃，论古道今。尽管其处境已经不甚佳妙，但他仍然对个人、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甚至对于自己的健康，他也充满信心。有次桂五笑着对我说：“黎澍的体检情况最好，下水（内脏之谑称）全没病。”大家都为此感到欣慰。他也显得精力充沛，光彩照人，全无老迈迹象。所以连日本同行学者也称之为“湖南血性男儿”，请他到东京浅草喧闹的小酒店里放大嗓门高谈阔论。
我确实没有想到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会那么迅速离开人间。我不仅为中国学术界惋惜，也为自己惋惜。他是当代中国学人中思想最为丰富、气象最为宏大者之一，属于能开风气的宗师。我与他有那么多接触机会，却未能抓紧向他多多请教，而由于我的疏懒，平时也没有什么书信往来。记得有次他在《辛亥革命史丛刊》上看到沈渭滨写的一篇有关早年孙中山的文章，对其中若干问题甚感兴趣，曾写信给我打听作者地址，但就连这唯一的来信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当黎澍夫人为他编辑文集向我征求函札时，我竟无以为应，内心倍增愧疚。现在更为年轻一代的学人对黎澍大多已不甚了了，但我认为他对史学革新的开风气之功是不会湮没的。他那追求真理的勇气，对史学理论探索的执著，以及对人的肝胆相照、真率热忱，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