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日索赔会
从海外回来之后，我一如既往，从事学术研究。并常为年轻学子做报告，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治学心得。偶尔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或为有关机构提出一些建议，践行自己的“参与史学”理念。研究方面关注的重点，依然在辛亥革命、张謇、教会大学等方面，尤其是在为南京大屠杀取证方面，用力最深。
我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结缘，始于1988年。那年5月，我应邀参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中国民主运动史学术研讨会”。在一次会议休息的时间里，唐德刚、邵子平等友人提出筹建对日索赔会的问题。唐德刚是颇负盛名的历史学者，而邵子平则是一位国际法学者，供职于联合国。他们邀请我参加，我感到义不容辞，爽快答应了。正要提笔签名之际，耳旁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你敢吗？”
抬头一看，是旅美华裔作家从甦。大概她认为大陆学人在国外一般都谨小慎微，唯恐触犯什么“外事纪律”。但我认为此乃民族大义，不必有什么后顾之忧。于是，我笑着回答“死且不惧，何况签名乎？”
摄于“中国民主运动讨论会”期间（1988年，纽约）。右起：高慕柯，章开沅、张朋园、黎安友、唐德刚、胡佛
哥大的会议在5月22日结束。德刚夫妇于23日下午邀请我们一大帮友人到他家做客，似乎可以视作是对日索赔会不那么正式的成立大会。唐太太是国民党高官吴开先的女儿吴昭文，是一位医生，颇贤惠。吴开先曾经领导过上海党、政、军、团地下抗日工作，吴绍文则支持丈夫创立对日索赔会。据德刚在聚会上介绍，他找过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唐树备，介绍索赔会的宗旨不仅是一般性表达爱国热情，而且是以国民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唐总”表示能够理解云云。大家还商议，要在《纽约时报》刊登大幅广告，借助主流媒体扩大影响。也有人建议我回国后向中央政府反映此事，说明大家热爱中国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真诚意愿。
索赔会成立之后，开展了很多活动。我在1990到1993年在美国期间，参加得比较多。会员们活动能力很强，没有经费，就自己掏腰包。令我最难忘的，是1991年末的庄严寺会议。
那年12月14日，我接到邵子平电话，一开口便是“章开沅同志”，很像国内什么熟人。他和我商议，要为南京大屠杀向日本军国主义者举行一场抗议，并通知我，28日将在纽约附近的庄严寺举行索赔会工作会议，核心议题就是来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者一事。后来我才知道，会议地点之所以选在庄严寺，是因为该寺位于深山老林之中，可以避开城市烦嚣，而且食宿也特别便宜。
但那一次天公不作美。26日仍是大好晴天，27日晚间却大雪纷飞。28日下午4点钟，索赔会司库姜医生来接我。姜医生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收入甚丰，但对日本军国主义极为痛恨，对索赔会各项活动颇多经济支持。
美国东部冬季天黑得早，路远地滑，而且曲折回环，我们几次迷路，绕道而行。到达庄严寺所在山麓时，天色已经漆黑。积雪逾尺，山路又陡，汽车无法前行。我们只有把车停在路边，徒步摸黑进山。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来到寺庙，有素菜热饭裹腹。正进餐时，又有几位冒雪进山，其中齐协生教授一家三人轮流开车，冒大风雪行驶了近10小时。
晚饭后，我们与捐建该寺的沈老居士交流了一会，然后到预订的僧房集合。邵子平夫妇早已携两女提前到达，七八岁的小女孩也协同料理会务，天真热情，可爱之至。为节省开支，男女分住两大间空空洞洞的僧房，每人钻进简易卧袋席地而卧。
次日晨起最早的是我和杨学勇。杨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与齐协生一样原籍东北，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更为痛恨。他已年近古稀，孤身驱车，黑夜冒雪入山，精神可感。
早餐后齐集观音殿，首先聆听显明法师说法，随即由邵子平主持开会，讨论1991年12月纪念南京大屠杀活动筹备问题。讨论细致而认真，经常出现争论，但极为注重民主程序与尊重少数，如有坚持不同意见者均记录在案以示保留，绝不含糊了之。会毕进餐，无非粉丝、毛豆、豆腐泡、黄豆芽等僧众大锅菜，每人交5美元（含早餐）。
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的筹备事宜，索赔会接受我的建议，在中国委托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代为联络。宪文慨然允诺，并且得到江苏省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据说中宣部已表示同意举办。但是，那一年，日本首相海部要访华，中央外事口的领导遂提出反对意见，纪念活动于是垂成而败。明明是上级没有批准，却又推说南京不具备举行这种大规模国际会议的“接待条件”。这种话，宪文自然说不出口，只有借故到处出差，躲着邵子平等人。我夹在中间也十分尴尬。因为邵老兄们虽然到处找不到彼“张”，但却随时可以找到此“章”。每逢他们问及此事，我也只好含糊应付。
南京的活动没法举行，于是改为在纽约举行纪念。其时，“对日索赔会”已经更名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集会在1991年12月12日下午举行。会场比较小，到会者却颇多，非常拥挤。美国许多媒体和日本电视台均来采访。会议首先用幻灯机放映老照片，接着放映当年与贝德士一道参加救援活动的马吉牧师拍摄的“南屠”电影，最后由唐德刚、熊玠和我以英语演讲，因为到会欧美人士居多也。
这次集会开得很好，影响也较大，会后耶鲁等校均曾放映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影片、幻灯并举办座谈会，但邵子平仍为南京大规模纪念活动的夭折而耿耿于怀。会后他并未向我谈及自己的近期行踪，我也不知道他竟然飞往南京。但12月18日上午我到纽约JFK机场迎接从中国前来探亲的妻子时，却在人群中发现了子平。他行色匆匆，略显疲惫。平日总是西装笔挺的他，那天却穿了一身在大陆“隐退”已久的蓝色化纤旧“毛装”，令人费解。由于机场人多，我还要忙着寻找妻子的踪影，因此未及细谈便匆匆握别。
事后从张宪文处得知，子平这一次在南京捅了一个大娄子。原来，纽约集会结束后，他就飞抵南京，与香港索赔会的少数代表会合，在南京大屠杀历史遗址附近游行并静坐默哀。这些举动显然引起安全部门注意，据说南京很多热心研究“南屠”历史的朋友都被通知不得与邵子平一行接触。子平是个急性子人，有些事情往往是想做就做，风风火火，不顾一切。此类活动在美国本来是不值一提的芝麻小事，但却极端不适合于中国“国情”。
子平夫妇都是非常爱国的海外华人，子平虽是前南京政府驻日本大使的公子，但却对日本侵华罪行深恶痛绝。他为纪念“南屠”的一切活动都是出于民族大义，而且都是自己出钱出力，既无政治背景又无名利谋求，而无端遭遇误解与猜疑，真是天大的误会。好在子平生性豁达，而且精力充沛异常，并未因为这些误解与阻力却步不前。
吴章铨是索赔会的另一骨干。和邵子平的外向不同，吴章铨很沉静。他是学历史出身，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联合国服务，与邵子平同事。他负责索赔会很多具体事务，非常得力。他为索赔会做了大量募捐的工作，自己也捐了不少。90年代，索赔会设立奖学金，鼓励国内年轻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由我物色培养对象。第一个受培养的，出自华中师范大学“文科培养基地”。那一笔奖学金，听说就是吴章铨自己捐的。
2、贝德士文献
我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基于贝德士文献的发现。我之发现贝德士文献，多少有些偶然。
1988年，“中国民主运动史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有一个月时间在国外查阅相关历史文献。由于那时我已开始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正筹备下一年在武汉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会后专程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中国教会大学的档案全宗。
但工作开始不久，我就发现馆内保存了贝德士博士的个人专档。贝德士是我就读金陵大学期间的老师，对于他的相关文献我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于是花了好几天时间，专门浏览这些卷宗。在贝德士文献中，我居然发现了一张我们历史系师生在玄武湖边的合影。更出乎意料的是，贝德士的个人专档中，居然保存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
贝德士
原来，南京沦陷之后，贝德士一直留在南京，参与了保护中国难民、抗议日军暴行的正义事业，亲眼见证了南京大屠杀。当时留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贝德士是该会的最后一任主席。因此，该会的往来公文以及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文稿、备忘录等，都由他保管。50年代回国之际，他将这批文献带回了美国，后来成为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藏品。
粗粗浏览，我便认识到贝德士文献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最宝贵的原始资料。但当时因时间不允许，我只是对这批文献稍作索引，来不及认真阅读研究。
1990年8月，我终于摆脱学校行政事务，应邀到美国正式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第一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仍然顾不上接触贝德士文献。1991年7月，我得到耶鲁大学邀请并获得鲁斯基金资助，专程前往耶鲁神学院，与妻子一道，住在靠近图书馆的学生宿舍中，历经8个月，将贝德士文献系统阅读了一遍，并复印了1000多页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宝贵资料。我还将自己复印的这些文献复制一份，送给“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
在国外访学的那几年，由于工作忙碌，仍然没有时间系统整理、研究南京大屠杀文献。直到1994年回到武汉之后，研究工作才正式展开。此后，便有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屠杀（1937-1938）》、《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书的出版。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系湖北人民出版社主动约稿。时在1994年10月。他们希望能在次年夏季出书以便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但临到出版，却由于“不合时宜”，差点被封杀。多亏该社有一个副总编辑是我妻子的学生，一直以来与我们家有一些交往。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如期印出来，但纸张、印刷都比较差。
《南京：1937.11—1938.5》一书则是应导演汤美如的邀请而编译的，由香港三联书店于1995年出版。其时，我正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香港三联书店负责编辑此书的李素娥，在1995年5月到7月间，不断从港岛过海来沙田与我商讨有关内容、编排与插图等各种细节，有时深夜才踏上归途。多亏她的高效，此书能在极短时间里印制出版，赶上香港书展，并且很快就销售了1000多本。此书出版以后，我才知道，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邀请汤美如和崔明慧两位导演共同制作纪录片《奉天皇之命》，她们乃为此大量搜集资料，在拍摄电影之余，邀请我编译此书。我与汤、崔两位长期并未谋面，直到1998年在纽约参加AJPAP举办的“日本证人访美代表团”报告会，才有机会见面。两位女士虽然都已在影视圈中事业有成，但穿着、语言、举止都很朴素纯真，与国内某些影视界人士大异其趣。
《天理难容》一书出版于1999年。1998年春，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任天石与历史系茅家琦两位，鉴于金陵大学是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南大本部校园就是原金大校园，而1937年冬奉命留守的金大教职员为救援南京难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敦促我为该社编译一本更为完整并更具权威性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英文原始文献。于是，我与妻子在同年5月再次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进一步扩大资料搜集范围，并与该馆特藏室负责人玛莎·斯茉莉（Martha Lund Smalley）女士协商，决定以她主编的《目睹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1937-1938》（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为底本，进一步扩充编译。由于《天理难容》与斯玛丽所主编的那本书在体例上有变化，尤其是内容上多所扩充，后又出了英文版。
《贝德士文献》及南京安全区档案收藏处-耶鲁神学院档案馆，摄于1998年
《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此书可以说是对我从1988年参加索赔会、开始接触“贝德士文献”以来，到2000年止，研究南京大屠杀并参加有关社会活动的一次盘点。全书由三卷组成，卷一为“耶鲁情缘”，卷二为“东京往事”，卷三为“屠城血证”。卷三系收录贝德士等传教士的证言，卷一和卷二则分别记载我在美、日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的经历。
3、纯如之死
我与张纯如（Iris Chang）的交往不算很多，但我知道，她家与邵子平家关系特别密切。在台湾的时候，两家就是邻居。在美国，纯如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时，邵子平提供很多帮助。她正是通过邵子平，得以知道耶鲁神学院收藏的“贝德士文献”。邵子平在纽约郊区有一处房产，纯如在耶鲁神学院查阅档案时就住在这里，子平还将自己的一部车给她使用。在她寻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拉贝的足迹、发现《拉贝日记》的过程中，同样得到了子平的帮助。因为纯如不懂德语，日记的保存者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英语不过关，沟通有困难，而子平留德多年，又长期在联合国工作，所以正好为她们之间的沟通提供帮助。
张纯如在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做了大量口述采访的基础上，撰写了《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Ⅱ）一书，于1997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
1998年6月28日，我偕同邵子平、吴章铨等老友一道出席AJPAP在纽约举办的“日本证人访美代表团”报告会。张纯如也参加了这次报告会，以学者身份，报告了她为什么要写《南京暴行》以及创作时的心路历程。
是日晚，AJPAP与其他一些团体联合宴请日本证人代表团和到会学者嘉宾。参加宴会者相当踊跃，情绪也极为热烈。张纯如还当场签名售书，购书并索取签名者络绎不绝，她顾不上吃饭也应接不暇。
邵子平见了，笑道：“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研究大半辈子南京大屠杀，还赶不上这个小姑娘引起如此轰动。真是叫人跌破眼镜！”他说的是大实话，吾等老朽当然甘拜下风，并且为南京大屠杀真相能通过英文著作为更多西方人士知晓而感到由衷高兴。
晚宴上，又请与会学者演讲。我在演讲结束时讲了一个笑话：“如果日军再次偷袭美国，一定不会再选择珍珠港，而是把耶鲁神学院作为首选目标。他们在炸毁相关藏档之后将会神气活现地说：‘Iris（纯如英文名），我们早就说过你的书是毫无根据的吧！’”
这一笑话在当时引起哄堂大笑，为宴会增添若干轻松气氛。其实，我之所以讲这个笑话，乃是确知张纯如的书出版之后，已经受到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的攻讦，给她带来困扰。2001年，美国夏普公司（M.E.Sharpe，Inc）出版了《天理难容》的英文版，其初衷之一，正是为了使更多西方读者了解，纯如的叙事乃是依据耶鲁藏档中有关“南屠”的大量铁证，真实不虚，不容置疑。
但是，没有想到，2004年，纯如饮弹自尽了。
痛失同道的同时，我不禁追问：何以至此？纯如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热情内敛，婉约沉静，爱情美满，家庭幸福。仅仅是因为日本右翼的攻讦？她的著作有理有据，经得起推敲，没有什么好害怕。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大屠杀事实对她身心的巨大冲击。
她的死，令人想起另一位女性。这一位女性，名字叫做华群（Minnie Vautrin），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大屠杀期间，华群留了下来，金女大成为收容女性难民的收容所。因她保护了大量女性，被难民称为“活菩萨”，或“华小姐”。但是，这位难民心中的“活菩萨”，却因整天面对各种残酷的暴行，精神濒于崩溃。1940年，她因精神失常，被送回美国。一年之后，她打开厨房的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纯如虽不必像华群那样直面日军的暴行，但却是另外一种直面。后世的研究者，在深入阅读那些充满恐怖的文字的时候，都难免毛骨悚然，心境大坏。纯如为了创作，尤其需要自己进入到大屠杀的历史情境中间去。并且，华群面对的还只是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中心的日军暴行与难民呼号，而纯如面对的，则是所有与大屠杀相关的文献，进入的是整个的历史现场，以及大量血淋淋的图片和幸存者的痛苦回忆，她的精神受到的冲击之巨大，恐非常人所能想象。她因直面大屠杀场景而精神抑郁，而最终选择死亡，这和华群女士真有几分相似。
4、巧遇东史郎
1981年11月，我随同胡绳一行应邀前往东京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到达的当晚，日本友人北冈先生邀我到浅草一家小酒店叙旧。
由于时间已晚，客人剩下的为数不多，但有位公司职员模样的中年人却自斟自饮自唱《北国之春》，歌声优美而又略带感伤，引发一片热烈掌声。北冈与其他日本客人大概都经常光顾这家酒店，所以彼此较为熟悉。他突然乘兴站起来，介绍我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于是又引发一片热烈掌声。
有一位坐在偏僻角落里的老人突然起立，缓缓走过来向我深深鞠躬，面容凝重、语音低沉地说：“请先生回国时务必带回一个前日本士兵永恒的忏悔，他在战争中到过南京、开封等地，并且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我们紧紧握手，片刻相视无言，正想进一步细谈，却又见老板娘已是泪流满面，凄怆欲绝。原来，1941年她还未度完新婚蜜月，太平洋战争即已爆发，丈夫被紧急征召派往东南亚，从此音信渺然，据说是乘船在海上被盟军飞机炸沉而死。17岁的新娘从此孤身只影，历尽沧桑，艰苦备尝，总算晚年得以在浅草开一小酒店聊以谋生。
目睹此情此景，大家都静默无语，侵略战争带来的损害，特别是精神上的痛苦，其延续的时间是何等长久啊？我与谢罪的前日本士兵匆匆告别，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归途，却忘记与他交换名片。
在那之后，我每到东京必去浅草，并非嗜酒，亦非购物，而是想重温那年深秋之夜的情景，但却始终未能寻得那妇人与老者的踪迹。我与这妇人与老者的缘分大概就仅局限于此吧？
1997年8月中旬，我应邀参加南京市为纪念“南屠”60周年而举办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有幸被安排与东史郎在15日上午同一分组会报告。开会之前，我正坐在会议室靠进口的座位上小憩，忽然进来一位满头银发神清气旺的老人，陪同他的是一位文静俊秀的日本女士，他们循例施礼后便坐在我的旁边。由于语言的限制，而且都在准备自己的发言，所以没有相互交谈。根据节目的安排，我估计这位老人可能就是东史郎。
东史郎的发言安排在分组会的末尾。他徐徐站起，挺胸收腹，腰杆挺直，依然保持军人姿态。讲题是《与“虚构派”挑起的南京战争审判作斗争》，他以低沉然而浑厚的声调开始：“南京大屠杀50周年时，我披露了南京之战的个人经历，以《我的小队》为题出版了日记，之后不断受到‘虚构派’的顽固攻击，他们鼓吹南京事件是虚构的，现在我正在为他们挑起的审判斗争而奋起应战。我认为，述说战争事实是建立亲密友好关系的基础；作为战争的经历者，向人们说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依据，这是参战者的义务。”老人的声调渐趋激昂，面色转赤，目光炯炯。说到愤激处，振臂高呼，仿佛向全世界声讨邪恶、维护正义……全场静默无声，我则陷于沉思之中。心头猛然一震，那面庞，那眼光，那神态，不就是16年前深秋之夜在浅草小酒店诚挚请罪的日本老兵吗？
会议在持久热烈掌声中结束，我起立向东史郎握手致敬，随即坐下稍事叙谈。他首先送给我一份讲稿打印本，并且着力签写“东史郎，85岁”。由于翻译已先行离去，我们只有笔谈。
首先是交换名片，他没带名片，便在一张纸上留下地址：“京都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O联队上等兵，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间人，东史郎，TEL：0072 750070，八五岁。”
我问他在中国哪些地方打过仗？他回答“战斗历：河北省，南京战，徐州攻击，大别山脉战，汉口攻击，襄阳攻战，败战宁波”。
经过反复笔谈，我终于问他是否曾于16年前秋夜在浅草小酒店向一个中国人为侵华罪行悔罪。他对我看了又看，眼睛突然一亮，脸色更加绯红，紧紧握着我的手，确认那个老兵就是他。
人生何处不相逢，世界真是太小了啊！在场的人都深深感动了，热烈鼓掌祝贺中日两个老人16年后的重逢，并且摄影留念。
与东史郎合影（1997年）
5、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东京国际会议
在我的一个笔记本上草草地写着如下一段话：“上午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电话采访。江苏人民出版社杨副总编电话约书稿，将来汉面谈。10时20分去机场（赴日）。”这是发生在1997年12月10日的事情。此次赴日，是去东京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国际会议。动身前接受的采访，也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出版社所约的书稿，还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
从那一段简单的记录，可知我当时确实挺繁忙的。实际上，大概与1997年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有关系，那一年，国内外对这一事件都给予了大量关注，和1995年的“内冷外热”颇为不同，我也因此而接受了国内外大量媒体的采访。过惯了寂寞的学者生活的我，一旦置身热闹场合，顿感纷纷扰扰，颇为不适，一度血压飙升，高到220/110。
那时没有从武汉到东京的直航，我在10日是先抵达上海，在东航招待所过夜，第二天再飞往日本。
到上海之后，才进宾馆房间，行李还未放好，便听见有人敲门。开门后，看见两个陌生人并肩而立，本以为是敲错门，他们却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您是章开沅先生吗？”
我有点惊讶，他们忙递交名片，并自我介绍是TBS上海支部的负责人与资深记者，原来又是有关“南屠”的采访！那天晚上，接到妻子从家里打来电话：香港无线电台也想到武汉采访我。只有苦笑婉辞。
11日上午，乘东航班机，于中午时分到达成田机场。会议事务局长上杉聪先生亲自到机场迎接，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科院的代表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伍正禧。投宿旅社就是我1993年暑假住过的后乐宾馆，所以环境比较熟悉。
晚宴接风实际上是工作餐，主要是让伍正禧、孙宅巍、胡菊容、我同几位翻译会晤，讨论演讲稿中某些词句的译法。因为我在文稿结尾引用了一位死于海上的少年学生兵的遗诗：“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的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同欢乐、共悲伤？”翻译觉得这首诗很感人，但苦于找不到日文原诗，深恐从中文返译有失原意。我手头也没有原诗，只好求教于原诗的提供者东京大学田中正俊教授。
回宾馆后，东京中文《时报》记者徐静波来访。他对我的研究工作兴味甚浓，决定作系列介绍并转载《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的部分章节。
12日下午，上杉聪开车送我们到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在田英夫众议员的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到会记者甚多，会上主要由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夫人与伍正禧发言，并由上杉聪协同回答记者提问。
由于新闻发布会上我没有指定的发言任务，上杉悄悄问我：“能否接受《赤旗报》的专访？”我答应了。采访是在国会议员休息室举行的。《赤旗报》记者古庄智子属于该报社会部，是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士。由于她不知道我对《赤旗报》的态度如何，起初多少有点拘谨。我便借用列宁的话说：“有《国际歌》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同志，我们都是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啊！”旁听的人都笑了起来，她的表情也顿时变得轻松愉快，所以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会后，《赤旗报》发表了她的专访，新华社《参考消息》立即转载。有人以为这是中共与日共两党和解的早期信号，其实我对此类旧时意识形态之争早已厌倦，丝毫也不了解两党关系新的解冻动向，纯粹是为了通过更多的日本媒体让更多的日本人民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13日上午，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东京国际会议正式开幕。我作基调报告，题目是《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没有采取国内人们惯用的慷慨激昂的愤怒声讨方式，而是以比较平静客观的学术态度，讲述自己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如何由缺乏认知，经过查阅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终于了解历史真相的心路历程，并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及其狂虐残暴性格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
最后，我引用了两位死者的话作为结束。一是贝德士老师在那段苦难岁月说过的一句话：“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另一则是那个死于少年的日本士兵的俳句：“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的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同欢乐、共悲伤？”
我从心底感激翻译鹿野裕实子，她对我的讲稿内容理解得那么深刻，情绪节奏把握得那么准确，翻译真说得上珠联璧合、丝丝入扣。我不懂日语，但从听众的眼神与情绪反应可以看出她的翻译功力，及其所促成的讲演者与异国听众之间的流畅沟通。
基调演讲之后的议题是证言汇集，由伍正禧作被害者证言，东史郎作加害者证言。
伍正禧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1937年冬天全家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只有十多岁的他幸免于难，但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他陈述着一幕又一幕亲眼目睹的日军烧杀淫掠的残暴情景，讲到悲愤之处不禁痛哭流涕，翻译伴随着哭了，许多听众也哭了。
东史郎以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的确凿事实，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与其他各地的暴行，触目惊心，惨绝人寰。东史郎鹤发童颜，声如洪钟，他的慷慨陈词很富有感染力，听众报以掌声与呼号，把纪念大会推向新的高潮。我在台下亲眼看到一个老兵昂首挺胸站立起来，大声用当年军中的粗话痛斥现今日本政府迟迟不肯为侵略战争真正认罪。
那天下午散会以后，与会者手提灯笼（特地从南京制作送来者），列成长长的队伍到大街上游行，为当年惨死于日本侵略军制造的人间地狱的众多中国受害者表达哀思。
游行出发前
对于南京大屠杀60周年，右翼分子自然不会无所动作。第一天他们曾出动20多辆宣传车，以高音喇叭鼓噪干扰会议进行，同时组织游行队伍围聚在会场周围，到处都插着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标语旗帜，气势汹汹，颇有蠢蠢欲动的姿态。但会议组织者早已司空见惯，立即设定纠察线阻止他们进入会场，并且配合维持秩序的警察防止他们蓄意挑起冲突。
过了一段时间，宣传车不见了，高音喇叭不响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群众”，懒洋洋地守护着他们的标语与旗帜。会议休息时，我们好奇地出去观看，会议安排的纠察线早已撤除，只有右派标语、旗帜与为数不多的“群众”还留在原地。我拿出相机为他们“摄影留念”，他们也毫无任何反应。陪同我们出来的会议工作人员笑道，这些都是出钱雇来的，真正的右翼分子早已回去喝茶聊天了。
会议期间，正好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在樱极园举行“忘年会”，我也利用晚上时间应邀参加。新老友人欢乐团聚，野泽丰在致欢迎词时充分肯定了我的“南屠”研究，但轮到田中正俊讲话时却出现了尴尬。他过于激动地说，人们正在东京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我们却在这里欢度新年，真是不好意思！我唯恐因为自己的到来而使举座为之不欢，幸好大家对田中先生的内心隐痛非常理解，况且南京大屠杀毕竟是60年以前的往事，纪念活动与欢庆新年只是巧合，并非互不相容的对立事物，所以“忘年会”仍然延续到深夜才尽欢而散。
会议闭幕之后，我应邀到关西大学讲学。听说大阪右翼分子在12月13日举办了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气焰甚为嚣张，在学术研讨会上亦多次挑衅云云。可见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能量未可轻估。
6、关西巡回演讲
应南京铭心会与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等日本民间团体的联合邀请，我于2000年12月6日中午从上海飞抵大阪。旅日华侨作家徐桂国（笔名墨面）与日本友人黑田等接至新大阪会馆。
晚间，促进会、铭心会负责人林伯耀、松冈环等在重庆川菜馆宴请，南京大屠杀受害人陈文惠等人也在座。
林伯耀祖籍福建，旅居日本已有好几代。他原本攻读高科技专业，毕业后曾想回祖国工作，但因政局变化未能成行，又因专业涉及国防性质难以在日本谋职，于是转行经商，并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公益活动，其中最大一项工作就是揭露日军各种暴行，努力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并索取赔偿。
松冈环是我心仪已久的日本女性社会活动家，精力充沛，快人快语，风风火火。1997年12月，铭心会等在关西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者活动，大阪的右翼势力相当嚣张，甚至扬言要松冈环的脑袋。听友人讲，当时松冈环如同冲锋陷阵的勇士，昂首挺胸走在队伍最前面，振臂高呼抗议口号。
次日上午，林伯耀带着儿子、儿媳与尚在襁褓之中的孙子前来探视。稍稍叙谈之后，就让我们几位来自中国的男士随意逛街，他们一家人却留下来陪同陈文惠女士叙谈。事后才知道，陈文惠曾遭侵华日军轮奸，由于传统观念束缚，尚有若干心理障碍，所以林先生特意利用这宝贵的两个小时，为陈女士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演讲的第一站是冈山。开会后首先由陈文惠控诉侵华日军性暴力罪行。与一般受害者的控诉不同，她的发言表面上比较舒缓轻柔，没有大声怒斥，也没有涕泪纵横，仿佛是老祖母冬夜对儿孙倾诉遥远的往事。
当陈文惠演讲完毕，在掌声中走下讲台，一位日本女学生站起来，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老人。她说自己从小就崇拜周恩来，热爱中国，非常痛恨当年日本侵略战争的侵华罪行。她紧紧搂住中国老祖母哭了，陈文惠也哭了。会场突然爆发一阵又一阵深情的掌声，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与我们紧紧握手并且毫无掩饰地流下眼泪。
待大家情绪稍微平复，接着由我作题为《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讲演。此时此刻作学术性演讲是颇有难度的，因为到会的有许多普通市民。但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周到，讲演稿已经全部译成日文，加以王芳女士的翻译非常流畅且富于感情，因此也获得热烈反应。
离开冈山前，日本友人陪同我们欣赏海景。岛上枫叶流丹，海面风平浪静，附近幼稚园的两位女教师带领20多个幼童在海边草地上野餐。我想为他们照几张童年稚趣的合影，年轻的老师非常热情，马上把孩子们集合起来，坐成三排，并且教他们用中文高呼：“欢迎！谢谢！”我正要拍摄的时候，个别幼童兴奋地向我扑来。我只有急忙后退。老师好不容易让他们再次排列坐好，但正当我重新举起相机时，又有几个孩子嬉笑着向我扑过来，结果这群欢笑的孩子都奔跑着向我扑近。我举着相机，急速后退。没想到背后草地上崛起一块不太高的岩石，将我绊倒。幸好有惯性冲力助我仰身越过岩石，而且是臀部首先落在草地上，否则真有可能当场光荣了。
这次摔倒带来了一点麻烦。巡回演讲的第二站是神户，尚无问题。到第三站大阪的时候，由于下大雨，到达的时候淋了一点雨，演讲现场的暖气又不足，比较冷，因此诱发了扭伤的恶性发作。在演讲完毕，游行结束（我未参加步行游行，而是与陈文惠一道，坐在一辆小车上随行），大家畅饮欢叙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腰部疼痛难忍，不断吃去痛片也无法缓解。
起初我还勉强忍住，以免让大家扫兴，后来因害怕影响明天去京都的演讲，只得据实相告。时已夜深，附近又无医院，大家都束手无策，我也只有强颜欢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为我们开车的铭心会秘书长，一位幼稚园女教师，却毅然出外为我买伤痛膏药。过了大约半小时，正当大家为她担心的时候，她终于回来了，买来一大包日本人习用的跌打损伤膏药。她说由于附近商店都关门了，她只有开车到较远的闹市，找了好几家药房才买到。我非常感谢，回住处后在澡盆热水中泡了很久，然后贴上膏药，感觉轻松多了，居然美美地一觉睡到天亮。那天上午，我又乘机在热水中泡了半个小时。下午到京都参加演讲，居然没有误事，给关西巡回演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