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假出国
去意已决，我便开始请假。
在一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组长会议上，我给坐在我对面、正在做报告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写了一个纸条，大意是说：“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留过学，没有在国外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和学习，我想补这一课。我已经推掉了三四个这样的机会了，岁月不饶人，我再不出去以后就出不去了。”
那天晚上，直属高校司的司长找我谈话，说：“你的意思何主任能够理解，他很体谅你的辛苦和要求。不久前，曲钦岳办了手续，出去三个月，带夫人出去的。何主任的意思，你的事情，就循曲钦岳的例子，你看如何？”我当然觉得这样挺好的。
后来，何东昌因公到武汉，找我谈话。他说：“你还不算老，你比我还年轻，我还要继续干下去。”我说：“我们不一样，您是国家栋梁。”他说：“你先出国，我们来物色人接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你就回来。”我知道不可能物色不到合适人选，他这么说不过是一种客套话而言，于是就答应了。
接着向学校党委请假，并办理相应出国手续。正式成行，是在1990年夏天。刚好香港有一个关于民国历史的研讨会，我便决定在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直接从香港去美国。
虽然酝酿已久，但临到走的时候，还是有些仓促。学校里有些事情需要交代清楚，自己办公室的东西都要彻底清理，有些文件还需要作专门处理。我自己没有任何私密可以担心的，主要是涉及到别人的，诸如一些无中生有的举报材料，多保管在我这里。为了不给他人造成麻烦，我把这些材料都烧掉了。
因为正值盛暑，走前又忙乱，我穿着短裤汗衫就出发了。到了香港，一下飞机，就有会务人员把我接走。我原本以为要先去宾馆的，没有想到直接就去了会场。宾馆和会场之间相距甚远，行李已直接运往宾馆，结果我就穿着一件汗衫、一条短裤，脚踏一双凉鞋出现在会场。学界朋友如赵令扬、张玉法等见了都有些惊讶：“下午还要由你主持会议。”我说：“不回宾馆了吗？”他们说：“来不及回去了。”
我真有点着急。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这幅模样主持会议呀。但在场的工作人员却安慰我：“您别急，先吃饭。”吃完饭，有一位个头和我差不多的会议负责人，给我拿来了已经烫得很整洁的衣服，从西服外套、长裤到衬衣、皮带、皮鞋，一应俱全。我一穿，还非常合身。他们的工作做得真到位，我感激不尽。
下午开会，朋友们见了又一次惊讶：“章先生穿得这么整齐！过去还没有见你穿这么整齐呢？”
我坦白交代：“这是别人借给我的。”
会议结束的时间与赴美航班的时间没有完全衔接起来，我还在校友陈喆家小住了几日。陈喆夫妇对我非常好，尤其是太太，细致入微。陈太太翻检了一下我的行李箱，发现箱子虽然很大，但带的冬天衣服不够，于是跑去给我添置了厚厚的毛衣。原来，走之前，我太太听了马敏夫妇的建议，说最好带一床棉被，那样睡觉会非常舒服。我太太真的为我放了一床棉被，结果占去了箱子的很大部分，必要的衣物反而塞不下了。多亏陈太太，我后来在纽黑文的时候，就是靠她买的衣服过冬。
走的时候，陈喆送我去机场。很不幸，我们谈得太高兴，竟把时间看错，误了航班。等到回过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结果，行李随机走了，我留了下来。经与新加坡航空公司沟通，我坐上了第二天去纽约的航班。但我的行李却去了西雅图，因此，到美国之后，追踪行李费了点周折，一个星期后才到我身边。
就这样，我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海外访学生活，在我的人生中自成一个片段。直到1991年初，校长职务才正式解除。
2、吃饭教学两不误
这次海外访学，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先后工作过的大学有三所：普林斯顿大学（1990年8月到1991年6月）、耶鲁大学（1991年7月到1992年3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1992年3月到1993年6月）。1993年6月，应熊本县和东京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单位邀请访日，8月从日本赴台，1994年3月重返武汉。
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的反华思潮很浓，以致我原本准备开设的中国史课程几乎完全没有人选。那时，普林斯顿集中了一大批大陆逃亡者。台湾方面为逃亡者提供了巨额基金，交由余英时负责发放。美国有一个“人权委员会”，打“人权”牌，专找共产党麻烦。有一回，该组织的一个成员找到我，要采访我。余英时代我严正拒绝：“章先生从一开始就说了，他访学结束之后，是要回国工作的。”我很感激余英时。如果接受了该组织的采访，被他们一渲染，那问题就闹大了。
我平生不喜写日记，但出国那段时间，我写了日记。因为到美国之后，发现环境相当复杂，尤其害怕有关媒体口无遮拦的报道，回国之后无法澄清，写点日记，可为日后查证。
又一次，在林蔚家聚会。林太太“口述”我的“历史”，说1985年到孟菲斯大学访问时，校长请当地一位老年女性名流陪同我参观“猫王纪念馆”。这位女士一边开车，一边讲个不停。我笑道：“你开车和我舅母一样。”她狠狠地望我一眼，质问道：“和你舅母一样？”英文女性长辈没有中文那么多称呼的区别，一概称为Aunt，她说这个词时把前面的重音拖得特别长。我已发觉自己失言，连忙解释：“我原意是说你像我舅母年轻时一样活泼。”她大笑说：“你真会随机应变。”
林太太“口述”完毕，大家哄堂大笑。一个女留学生为了逗趣，对我说：“章老师，请你也‘恭维’我一下吧。”我说：“我其实不会说恭维话，只会说实话。我要说你比小白还要漂亮。”这位女生回应很快：“恐怕我还没有小白那么漂亮吧。”又一次引起哄堂大笑，因为小白确实很可爱，大家都知道我不是骂人。
在美三年，除了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还参加了很多课堂讨论与教学。美国大学教育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们的吃饭与教学两不误。
记得1990年秋到普林斯顿大学不久，社会学系的罗兹曼（Gilbert Rozman）教授邀请我参加他的讨论课。因为他是《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的主编，与我在国内的研究正好对口，加上讨论课的主题又是苏联、东欧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对此我也很感兴趣。但上课却是在午餐时间，与国内教学安排大相径庭。
我的生活一向规律如钟表，睡觉吃饭都有定时，特别是午餐如有延误，就会饿得头昏眼花。因此第一次上课前很犯愁，是吃了去，还是去了再吃？结果还是按老习惯，先吃一碗面条垫底。
但一进课堂我就懵了，附近餐馆“外卖”刚刚送来热腾腾的炒面、炒饭、锅贴；也许是为了庆祝新学期开始，还有两大盆香喷喷的川味炒菜。学生和个别客座老师早已到了，而且都毫不客气地各取所需吃了起来。中国人向来拘谨，又怕是他们自己出钱预订的午餐，加以已有一碗面垫底，没有头昏眼花之虞，所以我就坐在一边翻阅今天讨论的专题报告。但很快就有相识的学生发现了我，并且送来一碟食物和饮料，他笑着说：“罗兹曼公费请客，不吃白不吃。”
不久，罗兹曼来了，也自取一份午餐，坐在中间的位置（课桌椅摆成圆形），稍为介绍本学期教学计划和今天的报告者，也吃将起来。大家边吃边听报告。然后又边吃边讨论，最后由罗兹曼作简单小结。
美国人吃饭多半是为了填饱肚皮，不会细嚼慢咽，从容品尝，所以磨刀不误砍柴工，吃饭教学两不误。不过以后罗兹曼也略有改革，即先吃后讲，层次较为分明。
起初我还困惑不解这笔饭钱如何报销？后来才知道罗兹曼是讲座教授，他有一笔丰厚的讲座经费，上课吃饭属于教学范围，报销饭钱自然是天经地义。
然而吃的丰俭也视各系、所与教授个人的经费状况而异，同样是在普林斯顿，我们历史系，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讨论课就很寒碜，无非面包、奶酪外加生菜、饮料而已。偶尔请外校或外国著名学者来讲座，课后餐馆宴请也只限于少数老师作陪。还有更穷的讨论课，即使是在吃饭时间也毫无供应，但允许学生自带食物、饮料进课堂，依然是吃饭教学两不误。
一年后转移到耶鲁，情况与普林斯顿大同小异。倒是最后一年半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简称UCSD）专职教书，又使我增加若干见识。
1993年春季始业，我与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合开一门新课——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上课时间是上午10时至12时。下课虽是吃饭时间，倒也好办，“拜拜”之后各人自行解决肚皮问题。但周锡瑞教学特别认真，总想多给学生一点知识。有时讲到12时半还兴犹未尽，振臂高呼：“愿意共进午餐的跟我来。”所谓午餐实际是课堂讨论的继续，边吃边谈，弦歌不绝，有时师生虽争得面红耳赤，倒也不伤和气。不过这可是“没有白吃的午餐”，需要各付自己饭钱。学生只要不与其他课程冲突，倒也很愿如此“共进午餐”，因为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教师食堂，并且得到许多课堂上得不到的学术信息，甚至偶尔还可以获得就业的机遇。
周锡瑞是讲座教授，也有一大笔自己掌握的讲座经费，但不屑于开销这些零零星星的饭钱，他另有必要的开支，其中一项即用于经常性的家庭“派对”（Party）。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隔两周便要请一位外校或外国学者前来讲演（列入讨论课计划）。时间多半安排在星期五下午，接着便于星期六上午在周锡瑞家举行简易轻松的酒会，实际上是课堂讨论以另一种方式的外延，学生可以借此与外来学者深入交流。食物是千篇一律的BBQ——烤鸡腿，外加生菜、面包、酒水，在美国属于“普罗”（大众化）层次。周锡瑞是“有事先生服其劳”，把烤鸡腿的活全包了，据说是因为手艺好，但据我观察，多半是借此放松一下连续一周的紧张脑力劳动，同时也让学生与外来的及本校的其他老师有更充裕的时间交谈。酒会的女主人当然是师娘，客厅、花园尽可随处活动，人人手执鸡腿一支、酒水一杯，三三两两，或坐或立，自由交谈，于消闲中授业解惑，此亦人生一大乐事也。
3、接受荣誉博士学位
在圣地亚哥任教期间，还接受了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的荣誉博士学位。该校原为瑞典基督教会创立，历年所授荣誉学位，大多为欧洲、北美知名人士或重要捐赠者，我是亚洲第一个受此荣衔之人。
授予仪式是在该校的毕业典礼上举行的。1992年5月24日上午九点半，该校历史系主任西门斯博士（Symons）来到我和妻子下榻的宾馆，引导我们到学校体育馆参加毕业典礼。
典礼分两部分，上午为礼仪性活动，宗教色彩较浓，有布道、唱赞美诗等。除唱诗班合唱外，还有交响乐团助兴。除全校师生外，家长、来宾观礼者亦复不少，体育馆内外均挤满了人群。学校牧师领导祈祷，讲话充满人情味，有“You are here when you are young．You’ll come back again when you are old”等语。中文大意是：“汝现在此，青春年少；汝将重返，白发苍苍。”
上午仪式结束后，校长与我夫妇短促晤谈并互赠礼品。随后与来宾校友共进自助午餐，按惯例由我与怀玉率先取食就座，其他客人鱼贯跟随自由选取食品。午餐很简单，无其他礼节活动，所以很快结束。
下午为学位授予仪式。首先由德高望重的物理系老教授演讲。随即是西门斯代表学校为我荣获学位致祝词，校长亲手授予荣誉法学博士证书，并在我长袍上套以绶带。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绝，我只有采用演员谢幕方式，分别向不同区位观众鞠躬致谢。
接受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然后，是为本校学生授学位，教务长一一点名并授予证书，校长亦一一握手致贺。学生均着方帽道袍，步态轻盈，进退有节。
下午4时许整个典礼结束。
此次学位授予，系西门斯博士一手操作，事先曾广泛征求美、中有关学术单位意见，然后写推荐书经由该校教授会、董事会通过，才发信征求我本人同意，颇为严谨细致。我与他过去并不相识，他却为此花费数月精力，完全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使我们深受感动。以下是他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祝词：
校长先生，章开沅教授：
我很高兴地代表奥古斯坦那学院及其董事会，向章开沅校长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一位著名的美国的中国近代史学者曾经指出：“章开沅教授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位极为重要的学者和教育家，在世界上的历史学者与专家当中，他被评价为辛亥革命的学术带头人；在中国国内，他也是一位知名的深受尊敬的教育家，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曾尽力促使该校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文科学中心。”
章开沅1926年出生于华东浙江省。自幼至成人，他曾目睹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的统一中国，此后日本的侵略并在1937—1945年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以及二战后席卷全国的激烈内战。
1946年至1948年，虽然国内日益混乱，章开沅仍在金陵大学攻读历史。1948年至1951年，他作为研究生在中原大学继续学业。然后他在华中师范大学开始进入历史学者与教师的生涯。
1980年，章教授担任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主任。随后他出版了若干研究这一事件的重要专著。他还发表了许多其他重要课题的论著。
1984年，章开沅被任命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并兼任历史研究所所长。1990年秋应邀作为访问学者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第二年他成为耶鲁大学访问学者。现在他正作为客座教授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作。
在过去的几年里，章教授曾前往澳洲、东南亚、英、法、东欧、前苏联、日、韩和美国各地讲学。在美国期间，他从事教会大学史和1890–1950年新教徒在中国的研究。他还两次获得鲁斯基金会资助，作为主要发起者之一，召开中外学者共同参加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
奥古斯坦那学院深深感激章校长，因为正是在他任校长期间开始了两校之间的互惠交流项目。每年有一至数名奥古斯坦那的学生或教师前往华中师大攻读或执教，而该校则有一位教员或职员来我校教书。
为了肯定他作为学者、教育家、人道主义者的贡献，我们赠予他荣誉学位。那些曾与章校长共事过的人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位“以勇敢的意志去阐明自由的价值”的品格高尚的人。中国和奥古斯坦那的老朋友、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主席文德惠博士认为，奥古斯坦那学院给予章开沅校长的荣誉是他理所应得的，同时，也提醒我们牢记所有奥古斯坦那奉行的那些宗旨。
4、韩国行
在美三年期间，也曾数度离开美国，到别处参加学术活动。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这种出行就更频繁一些，先后去过韩国和法国。韩国之行尤其印象深刻，因为那是在中韩正式建交的前一年。
邀请我赴韩的是汉城大学的闵斗基教授。1981年在日本东京参加辛亥革命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就和闵斗基认识了，发现他的汉学素养很好。后来，我们在美国、新加坡多次见面，却无缘在中国或韩国互访。令人难忘的是，1986年在新加坡参加纪念孙中山的学术会议之后，东道主组织我们夜游“小印度”（印度人聚居区）时，我们两个畅谈。交谈中，他殷切提出希望到中国进行研究，我表示愿意尽力促进，不过心中并无把握。我们谈兴太浓，东道主为外国学者提供的交通车已经开走也未发觉。夜已深，行人稀少，好不容易才拦到一部出租车回到宾馆。
那晚交谈的时候，我还认为，在中韩建交之前，我们是不可能互访的。没有想到，闵斗基很快就获派来华访问，而且数年之后，在闵斗基等学者的多方努力下，又获得韩国政府批准，组织中国现代史料学国际研讨会，邀请骆宝善、张宪文和我三位中国学者参加。
我收到正式邀请函之后，立即持函前往纽约韩国总领事馆申请签证。当时中韩两国仍无正式外交关系，但领事馆人员对我这个大陆中国人好奇而又友善，窗口女职员第一次看到中国护照，都挤过来欣赏，并七嘴八舌地问一些她们感兴趣的问题，诸如“浙江在中国的哪里？”“杭州是否像天堂一样美？”
不久，她们带我到领事办公室。领事李荣很年轻，恰好又是汉城大学历史系毕业，因此显得更加礼貌与热情。他没有循例询问我本人的情况，而是希望了解中国史学界的现状。我们用英语交谈了半个小时，临别时他说：“您的签证没有问题，一周后就可以寄给你。”
真没想到，汉城之行的第一关这么轻易就通过了。
6月12日，我从普林斯顿到纽约乘飞机，前往汉城。由于中途转机略有耽误，13日晚7点（汉城时间）才抵达汉城机场，闵斗基与金容德（汉城大学历史系主任）已等候多时。不久，骆宝善、张宪文也到了，于是一同入住汉城大学的湖岩馆。
湖岩馆是三星财团捐献给汉城大学的，环境幽美，内部结构颇似传统民居，但现代设施一应俱全。闵斗基说：“汉城大学爱闹事，三星怕挨批判，所以捐献一座宾馆，借以改善关系。”大财团居然巴结最高学府，我们觉得挺新鲜。
十四、十五两日为学术研讨，开幕式由韩国汉学界前辈高柄翊做基调演讲，演讲题目是《中国史研究与史料分析》。高柄翊曾留学德国，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多年。他是闵斗基的业师，并且与闵斗基一起在汉城大学创建东洋史学科。现任职政府，为韩国放送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广播、电视等传播事业。但他毫无官气，保持老儒本色，演讲条分缕析，颇具大家风范。
我的发言被安排在14日下午的最后，介绍大陆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并总结其经验教训。辛亥革命史是韩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因此听众提问、评论很热烈。原定四点半结束，却延续到将近六点，可见韩国学界初次接触中国学者时兴味之浓。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会
这次会议，发言用中朝两种文字，翻译朴俊德出生于上海，在中国读完小学之后才回国定居。连续两天，既要中译韩，又要韩译中，而大家的讨论热情又持续不减，把朴先生累坏了。到了最后常弄错角色，对我们说韩语，对韩国学者说汉语，多次引起哄堂大笑。他很有修养，任何时候都显得温文尔雅，为会议顺利进行提供了很大方便。
会议结束后，东道主安排我们参观访问。16日的节目是参观汉城市容和汉城最大的百货公司“乐天购物中心”（Lotte Shopping Center）。乐天购物中心类似北京东安市场，由众多专卖店组成，但建筑高大华丽，具有民族风格，布局设施接近美国大型商厦，且设有游乐园。
中午在江岸进餐，俯视汉江景色，大桥飞架，颇似武汉风光。汉城已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但并不显得如同中国的上海、广州等大都会一般拥挤。城市建设很有章法，注意保持传统与现代的协调。老式屋顶（与中国旧式房屋类似）保存很多，与丛山翠林相映，显得很有历史文化情趣。
十七日参观民俗村。民俗村位于群山之中，风景幽美，布置颇具匠心。有韩国各地农村模型，房屋道路均如原状，且有表演者模仿土著民活动其间，富有生活情趣。
中午在民俗村乡间小店进餐，长桌条凳，简朴无华。每人吃人参蒸子鸡一份，另配小菜数碟，清爽可口。结账每人五万二千韩元，只合7美元多一点，堪称物美价廉。
饭后观赏民间舞蹈表演，与中国朝鲜族乡间庆丰收舞蹈相同，以头舞长缨为特色。绳技表演也很精彩，表演者在绳上飞腾跳跃，舒展自如。地上座有一人击鼓，以节奏配合动作，与绳上人时有问答，不时引起观众鼓掌欢笑。
晚间，高柄翊在朝鲜宫宴请。这是韩国接待国宾之处，建筑宏伟，林木幽深，小径曲折。进入一单间后，大家席地而坐。主人以朝鲜皇室菜肴款待，女服务员着宫装，亭亭玉立，具有浓厚的东方古典文化氛围。
十八日上午参观奎章阁和大学图书馆。奎章阁本是朝鲜李氏朝廷的王室图书馆，为国王与近臣论学之所，旧址已经废弃。汉城大学校园内新建的奎章阁启用才一年多，许多书籍文献尚未解捆上架。
骆宝善和张宪文十九日回中国，而我返美的飞机则在二十日，因此，送走他们之后，我由闵斗基的一位博士生作陪，继续参观韩国独立纪念馆。纪念馆离市区有点远，开车需要两个小时才到。纪念馆建在高山上，造型奇特，气势雄伟。内设很多分馆，陈列内容很丰富。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匆匆参观了最重要的三·一纪念馆。
晚间一人无事，独自到附近闲逛。信步前行，发现一家烤狗肉店，喜出望外。早就听说韩国人爱吃狗肉，湖岩馆山下有专供食用的养狗场，日夜吠声不断。但来汉城之后，东道主从未请我们吃一次狗肉，不知是不是和中国一样，有“狗肉上不得正席”之说？我很庆幸在离开之前找到了一家可以吃到烤狗肉的餐馆，于是走了进去。顾客盈门，烟雾缭绕，香气扑鼻。
令人尴尬的是，我不会说韩语、日语，女老板又不会说汉语、英语，因此沟通很困难。我和她比划了半天，她还是不能明白我想吃狗肉的急切心情，相视无言，哑然失笑。幸好门外有一只作为广告的狗模特，我急忙指了一下那只狗，然后比划进食的动作。老板恍然大悟，马上命令女服务员送来炭炉、调料、小菜，并亲自跪在一旁为我烧烤，盛情可感。
二十日，金容德来，亲自驾车送我到机场。出乎意料的是，航空公司临时要我办理美国再入境签证。金先生与工作人员反复说明，也无效果，只有怅然而归。第二天，金先生陪我到美国驻韩使馆申请再入境签证，很快就办好了，然后参观了一下延世大学，这是韩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之一。
那天晚上，闵斗基怕我一人寂寞，派了一个博士生陪我到附近的黑龙江饭馆吃中国菜。但有名无实，味道一点也不地道，比烤狗肉差多了。晚饭后，我们到一茶楼，饮中国茶，品古典乐。茶楼布置典雅，夜间顾客不多，正好清净叙谈。这位博士生姓金，曾经是学生领袖，“光州事件”后坐牢多年。出狱后师从闵斗基，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人很聪明，中文也很好，两个月就把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翻译成了韩文。
二十二日一早，金容德先生来，再次驱车送我去机场。拿登机牌的时候又别生枝节，说是根据韩国政府的规定，包括大陆中国人在内的若干外国人出境时，须将护照、签证暂时交航空公司职员代为保管。金先生又反复争执无效，只有向我道歉。韩国一向视中国为敌国，虽然那时外交政策已有转变迹象，但相关措施仍然“按老政策办”。
为我携带护照的是韩国航空公司的一位女职员，金容德离去后，由她照料一切。她英语流利，温文尔雅，说话也很有风趣。因为要修理机翼，起飞晚了四个小时。她把我安排在宽大的头等舱候机室，又送来午饭、茶水，照顾得很周到。但我总有点怀疑她是安全人员，因为她与我简直是形影不离。因此我故意开玩笑：“很高兴在贵国得到一位出色女秘书。”她并不生气，老练而又得体地说道：“与你同行是我的莫大荣幸。”
到东京以后，我的“女秘书”终于离去了，我取回护照、签证，登机继续旅行。在肯尼迪机场过关时，移民局职员说：“普林斯顿大学早已为你办了延期手续，你根本不用在汉城又办一次再入境签证。”
我只有苦笑而已。
5、法国行
1991年11月，我去了一趟法国，此行系应法国汉学家白吉尔教授邀请到巴黎人文学院讲学。
这次出行，深刻感受到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当我乘坐机场巴士去纽瓦克机场时，发现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因经济不景气，旅客锐减。登上飞机，发现乘客不到三分之一。机组人员宣布：“随便哪里都可以坐。”到了夜间，大家都躺下睡觉。
次日一早，飞机提前到达。事前已经得知，白吉尔委托正在法国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的武汉大学法语系教师李莉到机场接我，因此，出关以后，我便静静地等待。但八点过了，也未见到李莉的踪影。我开始怀疑我发的传真被积压，正好大雨渐停，遂乘巴士转地铁。登车之后，又有些后悔，因为早有耳闻，法国人不喜欢说英语，而我又不懂法语。但很幸运，一路上遇到的都是热心人。特别是一位中年妇女，亲自把我带到最近的地铁站，并详细告诉我在哪里转一次车，直到相信我不会出错才匆匆告别。
到人文学院后，院长大吃一惊，因为按原计划我应该先到旅馆休息。他怕我冷落，临时安排人陪我参观资料室。接近中午，李莉才风风火火赶来，还有一位老挝华人赵先生随同。原来他们接机弄错了楼层，以致他们在楼上等，我却在楼下等。他们起初以为我误了航班，直至向预订旅馆查询才知道我已到人文学院。
李莉陪我在赵先生开的餐馆吃午饭，然后送至旅馆安歇。旅馆名Rue Suger，位于一条古老的小巷里，外表古色古香，内部现代化设施却很齐备，连电话都是最新式多功能的。那天下午，白吉尔来，首先就是教我如何使用这部复杂的电话机，并说很多功能她也弄不清楚。然后陪我办理相关手续。
当天晚上，在传统法国餐馆宴请，菜不多，但很精致。其中有一道是我从未吃过的蜗牛，每人一盘，盘有若干小格，每格一只蜗牛，非常鲜美，油而不腻。另有一道烧腊鸭，农村风味，但做法讲究，烹调程序很复杂，两天才能做好一只，需提前一周预订。同席除白吉尔外，还有巴士蒂、皮埃尔、另外两位法国同事和李莉等人。
白吉尔邀请我赴法，原本安排我做四次演讲，但由于法国外交部的官僚主义（白吉尔语），迟迟未发给我签证，她不断去外交部交涉催促，还是推迟了一个星期。这样，四场演讲被冲销三场，因为相关单位计划性很强，无法临时调整。
我在巴黎的唯一一场报告是在东方语言文化研究院做的，讲题是“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白吉尔准备很周到，事先已请一位研究生译成法文，复印分发，所以效果不错。听者踊跃，提问甚多。白吉尔虽是主持人，但依然锋芒毕露，经常主动出击。当我说到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学者重视社会环境、群体、心态三方面的研究时，她马上笑着插话：“那孙中山呢？孙中山不见了。”白吉尔的批评反映了年鉴学派的新趋向，即又复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
白吉尔为我赴法讲学很费了心思。我到了之后，因演讲只保留了一场，她怕我感到冷落，于是组织博士生每日轮流导游，陪我在巴黎各处游览。当然，我和年轻学人在休闲中也切磋学问，他们也会就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我讨论。这也是白吉尔教书育人的高妙处吧。
巴黎圣母院前
另外两位汉学家巴士蒂和毕仰高还请我到家里吃饭，体味地道的法国学者家居生活。
巴士蒂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为该校副校长。巴黎高师历史悠久，在法国有很高地位，很多政要都曾在此就读。该校学生都住读，每人每月由政府发给6000法郎津贴。房租每月1000法郎，还包括每天早餐，中晚餐每份仅17法郎，所以学生手头比较宽裕，能安心读书，但竞争性也很强。
巴士蒂的住宅在该校著名科学家巴士德住过的小楼上。听说巴士德脾气古怪，与邻人不好相处，学校只好专门为他建了一栋小楼，楼上为生活起居用房，楼下为实验室。
巴士蒂请我吃中餐，是她亲手做的家常便饭，简单然而可口，她的小女儿吃得很香。饭后到附近游览，途中经过一家小点心店，据说始建于1808年，拿破仑吃过它的名点，也正因为如此，价格贵得离谱。巴士蒂为女儿买了一块点心，她就高高兴兴回家去了。我们则进入18世纪末建成的“名人堂”，里面保存着伏尔泰、卢梭、左拉、雨果等先贤的棺柩。随后到巴黎大学图书馆参观，又至一大教室听课，座无虚席，老教授滔滔不绝，听说是讲的现代戏剧。
毕仰高的家宴是另外一番景象。与我同去的，有台湾中研院的梁女士、汉语研究所所长贝罗贝及其女友。
毕仰高住在乡村，离巴黎很远，开车一小时，途中遇浓雾，行驶颇为艰难。毕深爱农家环境，幽美安静，建筑与室内陈设都很古朴，中国古董书画甚多，颇有欧洲老一代汉学家风韵。家中仅老夫妇，羊3只，鸭18只，如此而已。毕爱养鸭，亦喜欢吃鸭，且善长烹调。小园有池塘，为鸭群栖息之所。
法国人爱聊天，饭前有开胃酒，边饮边谈；进餐时边吃、边饮、边谈，不同的鱼、肉，配相应的红酒或白酒；饭后又每人手执一杯，浅斟低酌，谈兴更浓。毕仰高本人尤健谈，纵论古今，品藻学人，滔滔不绝。他引以自豪的是四分之三的学生都是华人。
11时始兴辞，据说11时以前告别是很不礼貌的，这与在美国友人家作客相类似。但夜雾更浓，能见度很差，车开出不久即闯越公路，急刹车，轮胎已破，勉强开至一偏僻土坡上。贝罗贝与他的女友边看手册边修理，忙乎许久，满手满脸油污。女友以华语自嘲：“知识分子窝囊废”，居然北京口音字正腔圆。原来她俩都是1974-1976年在北大学中文的洋工农兵学员。不过女友以后专攻数学，又学过一年机械工程，动手能力比贝罗贝强。
开开停停，凌晨两点才回到旅馆。与贝罗贝及其女友告别，无法握手，拍肩示意而已。
6、夏威夷会议
在韩国行与法国行之间，尚有一次夏威夷之行。这是我在美国参加的学术会议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我在8月28日抵达，在宾馆遇见中外友人甚多，久别重逢，倍觉亲切。当天晚上，中外学者到位于唐人街的旺记饭店聚餐，系兴中会纪念馆所在地。
次日白天，随与会学者一道参观孙中山在夏威夷的活动遗址，景色秀美，史趣盎然。晚间，在夏威夷大学中西文化中心参加招待会，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
30日全天和31日上午为小组讨论会，意见分歧，讨论热烈。31日下午，先开全体会，张朋园、周锡瑞、闵斗基和我相继报告，张朋园的论文尤其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全体会后有自由讨论，主持人系日本学者卫藤沈吉。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副主任陈鹏仁突然发难，数人围攻藤井升三，为孙中山是否签署辱国文件问题，已成政治意气之争，无学理、实证可言。藤井倒很冷静，每次回答都是据事谈理，纯粹学者风度。但个别台北学者则将此事与日本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到会日本学者大多为反对军国主义的左派。卫藤沈吉渐觉不耐且露傲态，数次打断台湾学者发言，会场情绪一度紧张。
会议结束后，我留在夏威夷游览参观。9月1日，我在南京大学教师陈忠平夫妇的陪同下到Wakiki海滩游泳。2日，又随别的大陆学者一道，在夏威夷大学中西文化中心主任杜维明陪同下参观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
到达中心后，首先观赏独木舟水上歌舞表演，萨摩亚、新西兰（毛利）、汤加、大溪地、斐济、马基色斯及古夏威夷各种文化，浓缩于独木舟上的歌舞，依次缓缓展现于观众眼前。
接着看“波利尼西亚的传说”全景电影，再现波利尼西亚朦胧而又神密的历史，场面壮观，观众似置身其中，诗情画意，使人迷醉。随即又乘独木舟沿曲折小河参观沿岸各族传统村落，眼花缭乱，美不胜收，拍照片多幅。
然后参观Laie城镇，主要看杨伯翰大学夏威夷分校及摩门教堂，杜维明亲自陪同讲解，并看电影“Drums of the Island”。
晚饭也是夏威夷式，热带土著居民特色浓郁。饭后看“这就是波利尼西亚”大型综艺表演，长达90分钟，歌舞在熊熊火山与飞流瀑布的雄伟而又梦幻的场景中进行，洋溢着古老热带丛林中生命的涌动与原始的犷野。
4日，在陈忠平等人陪同下参观珍珠港。先看展览与电影，温习历史，再乘船至展览馆。此馆建于当年被炸沉于海底的亚利桑那（Arizona）战舰残骸上，陈列有沙盘模型与照片、实物等，简单肃穆，朴实无华。战死者名单赫然铭刻于里进墙上，观之触目惊心。此处港湾面积不大，舰只群集，转动空间逼仄，故当年遇日军突袭而遭重创。
下午，与友人乘玻璃底船作海上游。听说此船老布什亦曾乘过，一上船就有人代为拍照留念。船行海上，颠簸摇荡，幸好乘客都不晕船，可以饱餐海上壮丽景色，并从玻璃船底看潜水女孩追赶五颜六色奇形怪状鱼群的表演。还在近处海面看到一只极大海龟，据说已有两百年以上寿命，可能与美国同时诞生吧！
在船上令我尴尬的是着装，我上午因参观珍珠港展览馆，所以穿套服并系领带，下午又无法回住所换装，上船后才发现游客一般都穿泳装，许多西方妇女且有着比基尼者，我置身其间，实在不伦不类。不过大家关注的是景色、游鱼而不是人，所以我很快也就忘乎所以，与鱼同乐于海洋了。
那天下午4时回到中西中心，应邀参加杜维明主持的《渴望》研讨会，刘宾雁亦来，讨论相当热烈。《渴望》是1990年底热播的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电视连续剧，可惜我未看过，大家却硬要我发言，勉强讲了3点：1、渴望知道是什么样的《渴望》；2、渴望知道国内大学生如何看待《渴望》；3、觉得一般中国人精神生活不丰富，只能在有限的空间甚至缝隙里寻求寄托。
散会已过6点，匆忙乘坐出租车赶往机场，吃了一杯冰激凌聊充晚餐，稍事休息，登机返回耶鲁。
有一种传闻，说因为我在这次会议期间整天和台湾学者在一起，引起了某些大陆人士的不满，回国后向有关部门揭发，我的全国政协委员等社会兼职因此被取消。我不知道这种传闻从何而来，但会议期间我和台湾学者接触确实比较多。那是因为，我不是从大陆去的，我的与会经费是由日本方面提供的。大陆去的学者，每天都有统一提供的食宿，而我和台湾学者一样，都是“散客”，每天开完会，要到外面找地方吃饭。这样，我与台湾学者，自然就走到一块去了。并且，台湾学者中，像张朋园等人，是我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我与他们亲近，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我没有“整天和台湾学者在一起”，我和大陆去的金冲及、张岂之、王玉璞、张海鹏等老朋友也有很深入的交谈，并且，我也参加了会前的中日学者会餐和会后大陆学者参观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的活动呀。
我之被取消政协委员，应该与我太不积极有关系，不一定是由于别人“告状”。我虽为政协委员，但从一开始就取消极态度，经常缺席。赴美之后，更是如此。当时华中农业大学的副校长章文才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他曾经不止一次托人带信给我，说：“哪怕在两会期间回来半个月都好。”之所以会如此，肯定是在政协内部已经对我有意见。长期缺席，取消资格也是应该的。
7、滞留日本
结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学之后，我又受邀赴日、赴台。日本方面是一个短期邀请，台湾方面则时间较长。不过，在离开美国的时候，日本方面的邀请已经确定，而台湾方面的邀请却尚未落实。结束日本之行后能否顺利赴台，要依台湾方面办理手续进度而定，因此，离美赴日之际，难免有点忐忑。
日本方面的邀请是由熊本县和东京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发出的。宫崎滔天是熊本县荒尾市人，该县新建宫崎滔天资料馆，开幕典礼上邀请我和日本的卫藤沈吉、岛田虔次、野泽丰等学者做学术报告。我和妻子于1993年6月3日从圣地亚哥机场出发，次日到达成田机场，赵军来接，办理入境手续后转机飞福冈。
开幕典礼于6日举行，地点在荒尾市文化总合会堂。会堂为一多功能综合利用的高大建筑，会场布置简朴而又雅致，背景为张贴在竹框上的“辛亥革命”四个大字，顶天立地，气势宏伟，超脱一般会场布置的俗套。
我进入会场时，报告厅已座满，约有五百ren，多为自愿参加的市民。首先由卫藤沈吉作基调讲演，约一小时，因为带普及性质。下午报告论文，我的《孙中山与宫崎兄弟》列为第一篇，岛田、野泽诸先生亦报告，共八篇。由于发言者都是知名学者，所以听众聚精会神，秩序井然。但因会场太大，提问讨论反而不便进行。
五卷本《宫崎兄弟传》作者上村希美雄先生，是这次盛大活动的主要策动者之一，为会议的组织与接待工作付出很多精力与心血。他既有武士的义侠，又有文士的迂执。他对开幕典礼只安排中山市（中山与荒尾为友好城市）市长参与资料馆剪彩而没有安排我，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官僚、市侩都难以理解宫崎滔天。我劝他不必过于较真，因为这次活动本来就是政府行为。
7日，在熊本县日中友协井上小姐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阿苏火山。火山口浓烟滚滚，如海涛汹涌，确为奇观。途中在镇政府所设餐厅品尝日式烧烤，室内布置典雅而又带有乡土情趣，从楼上窗口可以眺望阿苏雄姿。镇长热情作陪，并请我题字。我盛情难却，书“火山壮丽，人杰地灵”赠之。没有想到，司机也乘机索字。无法，书“滔天雄风，熊本奇士”赠之。服务员们见了，也纷纷过来索要签字留念，我也只有一一书赠。大家皆大欢喜，只有我为拙劣字迹流传东瀛而无可奈何。
此后，在赵军等人陪同下，我们在京都参观了岚山、比叡山，到神户参观了移情阁，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了学术演讲，与井上清、岛田虔次、陈来幸等旧友新知欢聚之后，于11日到达东京，一边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一边等待台湾方面的消息。先入住中国人经营的后乐宾馆，号称三星级，设施尚可，但管理、服务不好，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差，而房费则很高，每日要12000日元。数天后，迁居亚细亚文化会馆。
因台湾方面迟迟没有消息，在东京的生活开销却很大，我渐感囊中羞涩。这时，野泽丰先生向我们伸出援手，邀请我们入住他位于饭能市美杉台乡间的寓所，我们遂在23日搬了过去。
我们到达野泽家的时候，野泽上课未归，他的妻子后藤绫子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安排卧室，交待日常生活细节。绫子为著名儿童教育、福利专家，早已退休，但仍从事家庭咨询，每日需接很多电话。
野泽夫妇一直住在东京旧宅，此处新宿舍系创建未久的私立骏河台大学提供，因野泽从东京都大学退休后即被该校聘请为名誉教授，每周授两次课。美杉台是饭能市著名风景区，骏河台大学以办高考补习班起家，经费非常充足，所以能在此地购买一批高级住宅。每户一座两层小楼，下层为起居室、书房、厨房、浴室等，上层有和式与西式卧室各一大间。房前有很宽敞的花园，短垣木栅一如日本传统民居，但空间则已接近美国住宅区。
从那以后，我和妻子在那里住了整整两个月。为了不互相干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东京旧宅，野泽丰来学校上课时，我们两家便欢聚一堂。交流要借助笔谈，英文、中文、日文汉字齐上阵。其间有一话题给我印象甚深，那就是所谓“海神一代”。他就属于这一代人，其中许多是尚未成年的中学生，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兵源不足而被征调入伍，前往东南亚作战途中因军舰被盟军炸沉而葬身海底。
野泽丰夫妇除了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外，还动员他许多原来的学生和友人前来为我们做伴。他们之间似有某种默契，如赵军教授负责联络，久保田教授负责埼玉等地历史遗址导游，滨口教授夫妇陪同观赏传统歌舞伎并观光东京市容，邻居长谷山彰教授夫妇就近关照，等等。此外，在这两个月中还安排我们参加多次相关学术活动，并且分别到小坂、宫崎两家，鉴赏所藏梅屋庄吉、宫崎滔天遗存的文献、文物，使我们在温馨友好的交往中增长了多方面的见识。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师生的“合宿”。
入住野泽家后不久，即得到通知，定于8月5日至7日在伊东市温泉旅馆与日本女子大学历史系学生“合宿”，邀请我与太太参加。什么是“合宿”，我与太太都不明白，太太因此坚决不去。我也很茫然，但由于是预定报告人，于理与礼不能不去。
8月5日一大早，东道主久保田文次便从八王子住所赶来，陪我从饭能驿出发，经多次转车，在小田原驿与桑兵夫妇会合，一起经热海至伊东。伊东市温泉资源丰富，满街都是温泉旅馆，教师可以享受减价优待。
到旅馆后，日本友人大都换上随身携带的睡衣短裤，我们则只有穿旅馆提供的浴衣、拖鞋。下午一时半准时开会，大家无须重整衣冠，男女老少都是浴衣拖鞋席地而坐。看见平时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日本教授，霎时间竟像变成另一个人，我不禁暗暗发笑。
合居
会议内容倒是纯学术的。提交论文的有老师也有学生。首先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电信业务的发展，与满洲国的若干历史问题，报告者都有长期的深入研究。
讨论结束后宣布宿舍分配。还好，男女有别。我与藤井升三、小岛淑男、中村义、桑兵同居一室，鼾声大的老师另居一室。女生与女学者合用一室，男生则单独住一大房间，他们要享受自己的自由空间。
我这才恍然大悟，所谓“合宿”者，无非是住在同一旅馆。日本友人说：“合宿”应译为“讲习会”，我则觉得近似西方高校的Workshop，但更为轻松活跃而已。
晚餐是每人一盒饭菜，相当于中国快餐店的套餐，但制作比较精美，酒水则敞开供应，师生自由择座，聚谈甚欢，颇似圆桌会议。
饭后沐浴，男女浴池用墙分隔，已不同于旧式的共浴。均系利用原有自然温泉，添加现代化设施而已。据说有的旅馆完全保持温泉自然风貌，旅客露天沐浴，享受阳光与新鲜空气，但收费则较高。日本友人大多习惯于这种大池混浴，下池前须先洗涤干净，以保持池水清洁。泉水源源流入，不同于我国北方老式澡堂之混浊。入池后，或坐或卧，任意聊天，充分放松，但日本学者亦有讨论专业问题者，堪称学术交流之奇特方式。据日本友人云：同浴可增进友谊，因为全无隐秘，“赤”忱相见，交情更深一层。
次日上午继续开会，弁纳报告华盛顿会议期间中方代表工作之得失，桑兵报告其研究有素的清末社会团体，我则报告有关档案、文献利用的经验（针对个别日本年轻学者论文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午餐后沐浴叙谈。
晚餐之后酒会。围成圆圈席地而坐，以小食佐酒。由于是周末，气氛更为轻松。大家谈笑风生，又要我起立讲话。我就讲自己对“合宿”一词由误解到理解的心路历程，并要求下期《辛亥革命研究通讯》应对“合宿”作名词解释，以免国内同行对我海外行踪有所疵议云云。全场哄堂大笑。
久保田会后解释说：辛亥革命研究会举办“合宿”已有多次，并非限定女子大学参加，此次纯系巧合。
后来我又发现，在台湾高校，也有类似“合宿”的活动，他们叫做“自强”，即利用春假或秋假，各系、所师生集体前往风景佳胜之地，集休闲、联谊、教育于一炉，只是不像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合宿”那样事先有充分的准备。“自强”原与蒋氏父子“反共复国”理念有关，但现今已毫无政治意义，师生可以在一起随便论古道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课堂教学在山林海滨的延伸。
此事令我感慨系之。孔老夫子也并非成天板着脸说教，他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也有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一面。譬如，他命学生各言己志，曾点（曾子之父）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也没有大谈什么圣贤之道，却赢得孔子“吾与点也”的深情喟叹。上述“合宿”也好，“自强”也好，以及美国课堂的教学吃饭两不误也好，似乎也符合孔老夫子的教育理念，虽然已经相距两千多年。师生之间多一点接触，多一点沟通，多一点轻松愉快的情感交流，毕竟是值得提倡的。而放眼国内高校，我总觉得师生关系不仅已不如过去亲密，甚至于也不如特重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这是应该引起我们的反省并力求加以改进之处。
8、讲学台湾
1993年8月27日，我和妻子终于踏上了赴台的旅途。是日台风来袭，暴雨如注。上午9时许，久保田文次乘出租车来（如非预订，街上已无出租车踪影），冒大风雨送至羽田机场。因气候恶劣，飞机延误至下午2时50分始起飞，高空飞行尚属平稳，但到达桃园机场已是晚6时许。
初次入台，又不知手续如何办理，幸张朋园事先领取特别通行证得以入内迎接，亲自引导顺利办妥入境手续并通过海关。时值交通繁忙高峰，沿途不断堵车，行2时许始到木栅政治大学“学苑”客舍。因夜已深，赶紧到附近小餐馆晚餐，蒋永敬闻讯亦赶来作陪，并邀至其家小坐。
回宿舍，见门口停一轿车，表弟萧泰生突然跑来，泪眼相对，默默无言。1949年，他参加国民党军并撤退到台湾。先前离别时还是顽皮少年，如今已垂垂老矣！原来他与女儿也到机场迎接，不料我出关特快，且走的不是通常出口，因此失之交臂。相别四十余年，他急于见面，便守候在“学苑”门口。因时间太晚，侄女已经睁不开眼，遂约定明晚到他家团聚。
第二天晚上如约到泰生家，饭后互叙别后情形、亲人近况，不觉夜深。泰生在“中国石油公司”任职，他的妻子是台湾本土人，有一子一女，生活尚属优裕。原在台湾的亲人还有舅父徐叙贤，经常想念我们，且约定1988年5月在美国见面，不料这年大年初一猝逝，言之不胜伤感。
在台半年，可分为两段。前段是在政治大学，后段是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政大五个月，在近史所一个月。在政治大学有教学任务。我9月18日的日记对上课情形有简单记载，直录如下：
9月18日星期六，晴
政大已上课一周。我系研究教授，不要求教学工作量，原定计划每周只在历史所为研究生授课2小时，但外系要求选课者甚多，遂在中发所（原为三民主义研究所，现改组为中山学说与国家发展研究所）另开一班，亦为每周2小时。都安排在星期六上午，以便在职研究生（较多）按时听课。
晨8时，中发所教学秘书开车来接，8时半开始上课。听课者12人（其中2人系旁听），有好几位是在职副教授或讲师；专业各不相同，如国际关系、政治、新闻、社会学等。所长张亦云湖南人，始终陪同，颇为热情。
上午10时l0分在历史所上课，听课者二十余人（包括旁听者），一副教授专程从高雄前来听课，课室外围观者亦多。我开玩笑说：“你们大概很少见过‘中共’，我就是‘中共’，‘中共’可怕吗？”有调皮女生答曰：“老师很可爱。”哄堂大笑，气氛顿时活跃。
政治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改换门庭，在台湾不是孤立现象。全台本有多所三民主义研究所，但在蒋氏威权统治结束之后，三民主义的影响力日渐衰微，甚至还引起日益增多的反感，各所为求生存与发展，遂相率改名，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整合研究。在台期间，我曾参加在台湾大学举行的由6个三民主义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发现所提交的论文，很多都或多或少离开三民主义，而研究社会现实前沿问题者则不少。台大一位学者谑称：“挂羊头，卖狗肉。”
由于教学任务不重，我在台期间与台湾同行交游比较多，经常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或应邀到各地做学术演讲，足迹遍及全台。
参观乡长选举
1994年初，在“中研院”历史所参加研讨会，讨论国家与认同问题时，我感觉到有些台湾学者的台独倾向很浓，居然对“中国”一词都异常抵触。我也因为口无遮拦而遭侧目。休息时，蒋永敬告诉我：“你讲话的时候，有人用眼睛盯着你。”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说从美国一到台湾就感到又站在中国土地上了。”据永敬介绍，对我侧目而视的那一位，是民进党中的活跃分子。
不过，类此者不多。和台湾学者的交往，整体上还是非常愉悦的。甚至与秦孝仪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十年前在芝加哥会议上第一次见面，彼此心存芥蒂，但十年过去，大家已不复当年心态。他邀请我和妻子参观张大千故居，即非常有名的摩崖精舍，同行的还有李云汉、蒋永敬、张玉法夫妇、张哲郎夫妇。秦孝仪虽略显老态，但脑力体质仍较健旺，亲自导游精舍各处景点。精舍在山水之间风景佳妙处，建筑、园林、布局、藏品均精美绝伦，众人皆赞叹为“神仙世界”。大师虽已仙逝多年，但厨师与原有老工人仍在，精舍维护整洁一如主人生前。大师最宠爱的长臂猿嬉戏如故，时而长啸数声，犹可联想当年主人飘逸神态。秦孝仪邀我与怀玉并肩坐在大师生前画桌前摄影留念，大师蜡像长髯拂胸栩栩如生，仿佛仍在殷勤待客。三对夫妇均在精舍花园连理枝前留影，以示百年偕老。中餐肴馔为湖南风味（因我妻子为湘籍），菜谱的确定与印制均系秦孝仪亲自设计，可以想见他为此次宴请花费多少心力。
与政治大学的学生，也建立了很好的情谊。最后课堂结束时，大家都热烈鼓掌，有些还当场送贺卡、小礼品留念。离台前夕，谢政谕等几位政治大学的学生跑到近史所看望我，并邀我去“京厨”餐叙。餐馆在偏僻小街上，多亏其中的一位曾经去过，否则根本无法找到。大厨原来在蒋经国府邸服务，所以招牌菜均为蒋氏生前最爱，大抵即梅干菜烧肉、红烧蹄髈、狮子头之类浙江家常菜，并无任何奇珍异馐。但烹调精细，颇为可口；缺点是浓腻偏甜，蒋氏最后死于糖尿病，良有以也。据说蒋经国嗜糖如命，虽经医院严禁，但他仍将糖私藏衣裤被枕各处。医护人员亦无可奈何。用餐毕，他们陪我到“中正纪念堂”看灯会。回学术交流中心后，又在咖啡室小坐叙谈，颇有依依惜别之意。
不过，天下无不散之筵席。1994年3月初，我和妻子告别台湾诸友，取道香港，回到了阔别的武汉，回到了桂子山头。
